小题1:德政（仁政）法治（严刑峻法）（每格1分）
小题2:孔子强调仁政的重要意义却轻视法治，商鞅强调法治的重要作用却否定仁德礼乐才干的作用，但都有失偏颇。（2分）我们应提倡依法治国，以德辅政。（1分）（孔子重仁德轻视法治，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具有积极意义；商鞅重法治藐视仁德，在乱世时代具有积极意义，但都有失偏颇。（2分）我们应提倡依法治国，以德辅政。（1分）
Ⅲ 如何增强法制观念
一、加强法治建设，提升整体法制观念。推进法治建设，首先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公民自觉学法用法，使公民在参与法制实践中坚定法治信仰，学会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国家和个人的合法权利。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等法治文化建设，广大公民的法制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是法治理念的具体精神还没有深入骨髓、深入民心。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文化层次低、公民法治理念旧的传统模式，固有观念限制了公民只注重“守法”，而忽略了“维权”，加上一些法律法规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严重滞后，导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阻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和可行性产生了片面消极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在做好普法宣传的前提下，兼顾抓好法治文化建设，既要抓公务员队伍，又要抓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的范围，通过法律讲堂、模拟乡村法庭等宣传教育载体，搭建法律直通车、法律宣传周等渠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实践活动。让广大公务员和人民群众在参与法制实践中学会法律，提高依法办事能力，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同时，根据不同对象、人群的需求，大力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建立“城市法治顾问团”、“农村法律援助站”等机制，进一步拓展法律知识普及的覆盖面，提高整体法制观念。
二、改进形式方法，完善执法法治意识。公务员队伍的法治理念、法制方式的改进，是解决当前“民事纠纷、社会治安”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公务员队伍不懂法、工作方式因循守旧、知法犯法者不在少数，一些执法者在行政执法中主观臆断、方式简单粗暴，面对这样的窘境，法治建设这张大网如何发挥实效，值得我们广大公务员共勉。一是要加强执法队伍，培养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能力。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完善广大公务员执法队伍学法制度。通过集中学习、法制讲座、区别指导等形式组织学习行政法规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知识，定期开设执法培训班、执法知识竞赛、执法专题讨论会，并将学习成绩作为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切实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法治素养。二是要做到以法治法，完善领导干部执法法治意识。通过强化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切实使群众“信法不信权”、“信法不信访”、“信法不信关系”，杜绝社会上轻视、无视法治和 “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等无理情况的滋长，真正做到政府懂法、公平执法，百姓知法、自觉守法，形成法律至上的良好氛围。
三、推动管理创新，建立有效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法规和机制是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可靠保障，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服务民生的重要前提，我们必须推动管理创新改革，建立健全有效机制。一是强化行政监督与问责，促进行政公开透明。推行政务公开，把政府的决策、立法、行政和执法过程向公众开放，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充分运用新闻媒体、网络、广大人民群众和纪委进行监督和制约，建立与民联系沟通的公共事务平台，尤其是社会转型期人民群众所关心环保、医疗、养老、拆迁等热点问题，积极推动公民参与，使他们的合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法诉求得到充分体现。二是规范工作机制与流程，深化执法行政问责。通过实践，完善政府决策运行的法规体系，及时修正与实际不符的政策法规，维护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避免“越权行政引起的不合理现象”和“粗暴执法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对违法行政导致群众利益受损的，从严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Ⅳ 怎样加强农村法制教育力度
参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胡锦涛同志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建立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为我们开展农村的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探索新方法、新途径，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实效性，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一、科学的审视和认识我市农村普法工作
经过20多年的普法教育，特别是“五五”普法规划首次把农民作为重点普法对象以来，全市各地不断深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基本形成；教育形式、工作载体不断丰富；重点人员法律培训、民主法治村创建进一步规范，农村普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律意识和素质总体得到提高，维权靠法的风气逐步形成；农村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开始确立，管理农村事务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加强，农民参政议政和民主权利逐步落实；基层依法治理不断深入，农村法制环境逐步改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夯实了基础。但我们也应看到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工作发展不平衡
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局来看，存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城市的普法工作比农村的普法工作开展得要好。从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来说，存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经济较发达地区好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宾县农村普法工作，投入力度大，年平均专项经费5万元；活动形式多样，几年来相继开展了“法律大蓬车”、“小手拉大手”、“法制电影下乡”等活动，促进了全县农村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普法针对性不强
农村普法形式比较单一，采用的方法主要停留在年初定规划，年内组织几次大型宣传活动，办几期培训班，年终搞总结。不少地方存在着“为宣传而宣传”，就法律条文而宣传，不重视农民实际需求和法律精神培育，学用脱节。
（三）机构设置不适应需要
多少年来，区、县（市）法制宣传工作名义上是由各依法治区、县（市）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实际上工作职责落实在司法行政部门（我们市也一样）。各依法治区、县（市）领导小组是一个虚设机构，他的办公室与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制宣传教育科（股）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机构设置无论在领导权限、领导力度还是领导威信上都显得欠缺。到乡镇一级一般只有一个主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分管，具体工作由司法所负责。行政村仅有一名身兼多项工作的村委会主任或治保主任组织。对于如此庞大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显然这种机构设置和组织形式极不科学，难以胜任面广量大，任重道远的农村普法工作。
（四）工作机制不健全
近年来，各级普法部门为避免走过场，达到预期效果，先后采取平时抽查、年终检查、问卷调查和考核考试等形式，来检验和督促普法工作。这仅是一个定性考核，表面文章多、形式内容多，很难定量考核，缺乏一部强调性、权威性的法制宣传法律法规。
（五）经费投入偏少
全市10县（市）专项普法经费共计18.259万元，按目前10县农村人口278万人计算，人均普法经费才0.07元，远远不能满足工作开展的需要。就是这些有限的经费，有的地方也不能做到专款专用，影响了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浅析当前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当前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传统文化、传统观念的制约，也有新形势下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方面新情况新问题的挑战和影响。
（一）经济条件的制约
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农村的法治基础就是农村经济。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经济相对薄弱，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处于先天需求的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法制宣传队伍力量不强、装备差、宣传手段滞后，导致宣传活动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在一些“老少边穷”等偏远地区，农民居住分散、消息闭塞，过着较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法律的需求不多，运用法律调节社会生活和各种关系的愿望不迫切，学法的积极性不高，从而造成了法制宣传教育难以有效开展。
（二）传统观念的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根基，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理国家的好坏寄希望于“清官”、“圣君”、“贤达”身上，视法律为统治工具。我国农村深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大量的法律在农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规避，轻视法律的观念盛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中国人的传统通病，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农民整体素质的制约
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难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文化等公共资源，农民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不高、法制教育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没有形成合理的正比关系。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没有随经济的增长和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显增强，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
（四）基层干部观念的制约
由于受到地缘、空间的限制，传统观念影响和自身素质的束缚，农村干部对国家颁布的法律一知半解的不在少数，有“实用主义”的思维和做法。个别村干部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后，反倒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甚至有的人还非常留恋过去依靠“人治”、依靠行政手段、甚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农村事务的做法。一些基层领导借口经济工作，对普法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给普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
（五）普法队伍的制约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投入大，见效慢，这就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具有默默奉献的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感到，经济条件的发达与否，固然对一个地方的普法工作有影响，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实践证明，在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只要普法机构的领导和干部能够振奋精神，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围绕工作大局，积极开展普法工作，以“有为”促“有位”，农村普法工作照样能够收到实实在在效果。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对策
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破原有的惯性思维模式，针对实际情况，创新制度，建立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良性循环。
（一）在理念上，要坚持以人为本
要始终把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提高农村法治化管理水平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针对农民人口众多，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法律素质高低不一的实际，采取重点突破，分类施教的方式。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抓好村“两委”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在内容上，要贴近实际
要针对新农村建设和“法治哈尔滨”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选择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法律法规作为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一要围绕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以宪法为核心，开展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农民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提高依法参与民主管理意识和水平。二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开展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契约自由、办事合法、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等意识和习惯，满足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三要围绕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的要求，开展维护稳定和化解矛盾纠纷、保障合法权益方面法律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民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表达正当的利益诉求，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三）在方式上，要强化针对性
由于农民群众居住比较分散，人员流动较大，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使得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人员难集中、时间难安排、活动难组织。因此，我们必须要针对农村的这些特点，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上下功夫。当前就是要大力推进“法律进乡村”工程和“法律大集”活动，尽可能运用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的典型案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寓法制于新闻事件，寓法制于典型案例，寓法制于百姓生活，寓法制于文艺娱乐，进一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趣味性、导向性，真正使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法制宣传教育中来。要善于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创建“民主法治村”、“平安村”、“文明村”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普法教育和创建活动相得益彰。要充分发挥报刊、电视、广播和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的作用，畅通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宣传渠道。
（四）在力量上，要整合资源
要注意整合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人才资源。充分发挥农村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了解农村、熟悉农村、深入农村的优势，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要注意整合城市人才资源。动员组织广大法律志愿者和有关社会力量到农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良好法制宣传教育局面；要注意整合农村法制教育阵地资源，不断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投入，在乡镇设立法制辅导站，法律图书室等；充分利用板墙报、标语、横幅、小报、夜校等农村传统法制宣传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要注意整合网络资源，将网络法制教育向农村延伸，有条件的地方，可利用法制宣传教育网站、远程教育、法律服务热线等手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多形式、立体化、全覆盖的法制教育网络体系。
（五）在机制上，要加强领导
要努力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各部门齐抓共管，农村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发挥各涉农部门和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事业的参与机制；要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建设，落实包括领导机制、保障机制、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内的各项措施；要着力开拓新渠道，解决村级法制宣传教育经费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农村法制教育要彻底改变“等米下锅”的保守观念，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同步发展。一是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利时机，提高党委、政府领导对该项工作的认识，增加对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财政投入。二是寻求企业赞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筹集农村法制教育经费，如利用普法宣传网络对企业产品、企业形象进行宣传，收取一定的广告费用，达到法制教育工作与企业“双赢”的效果。三是走有偿收费的道路。对一部分产业化经营程度相对较高，生活相对富裕，对法制需求相对迫切的村、镇，法制教育应实行适当的有偿收费，如收取法制宣传资料费、法制教育活动成本费等。
总之，今后我们在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同建设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按照贴近农业生产实际，贴近农民生活实际，贴近农民切身利益的要求，针对不同对象，把握不同特点，不断创新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教育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全方位、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
Ⅳ 求一篇关于法制的作文，要有具体事例
法 治 在 我 身 边
说到法治，你们知道法治是什么吗？法治其实就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政治结构。
你们知道有多少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毁于交通事故之中吗?你们知道有多少条无辜的生命被交通事故剥夺吗?那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完。那么作为小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第一，我们要认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第二，我们要懂交通规则；第三，我们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我们每个学生都必须懂得怎样遵守交通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过马路时，应该先看看两边有没有车，如果有车，就先等会儿，等没有车的时候，再过去。有斑马线时，我们必须要走斑马线。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同学骑自行车上学，更要注意安全。
你们知道吗？现在未成年人的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孩子十二、十三岁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原来我们身边随时随地就有可能会发生犯罪行为，在学校里，常有些同学被大同学敲诈勒索，因为害怕被报复而不敢跟家长、老师说，一次次地让敲诈者得逞，甚至为了交出钱而去偷。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当然除了勇敢之外，还需要智慧，讲策略。据报道：今年4月30日，海南省万宁市17岁学生温某，因持塑料枪打劫被判有期徒刑5年。
我们还是未成年人，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法治就约束不到我们。不！法治离我们很近。那些轻视法治作用的人，我想是没有真正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法治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治，就是实现正义、体现公平、正确规范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当今这个经济社会，人们在不断地淡化道德意识，甚至有人讨论起一些传统美德是否过时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呼吁法律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纽约，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却是犯罪率最高的恶源。有统计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场抢劫上演。
我的感受是：属于你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学会珍惜，学会自我保护，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们呢？（700）
Ⅵ 作文题库我对法制的看法1000字左右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自己儿子刘禅的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是啊，“小恶不治，必然发展”，看看社会中那些犯罪分子哪个不是从“小恶”开始一步一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船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船就会沉没。因此，我们少年儿童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做起。人们常说，家庭是我们的第一课堂，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个教师。记得班里曾做过一次试验。老师问：如果有人欺负你，你怎么办？竟然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回答：打他，跟他拼了。老师接着问：为什么？那些同学便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人在社会上要厉害一些，不能受窝囊气。”我庆幸，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庭里，我庆幸，爸爸妈妈从没用这样不正确的思想教育我。但是，那些同龄的人的话仍让我震惊。大人们是怎样言传身教的啊！难怪因早恋而怀孕的少年犯刘美娜对着她的父亲大声指责道：“你成天在家看那些三级片，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家庭教育的影响，难道还不足引以为戒吗？再看看社会中种种现象吧。有的执法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企业家为谋取暴利将法律抛于脑后，违法生产经营，大肆造假售假，损害国家和人们的利益；有的人为不劳而获，怨恨报复，把法律置之度外，杀人放火、抢劫、横行霸市等等。虽然，这些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这些行为却对社会、对孩子们遗害无穷。试想，假若人人都自以为是，轻视法律，那么那些由于缺少知识而心灵受污的孩子们又怎能做到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呢？“法律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确，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团体，如果我们不从小培养法律意识，养成学法、知法、用法、护法的良好习惯，那么依法治国就将永远是一句空话。未来的社会必然是法制社会，而法制社会只有尊重法律的人民才能创造出来。让我们谨记“法在我心中，我与法同行”，成为一个理性的守法公民
Ⅶ 中国近代制宪史的启示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至今,中国宪政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百年宪政一路走来,确实是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由于从传统体制到宪政的进化必须经过制度和文化上的双重变迁,中国宪政之路的曲折和艰辛其实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制度屡建屡废；一次次令人激动的希望接踵而至,但又迅速令人沮丧地破灭.在纷乱不定的权力格局中,不同派别的政治斗争与妥协也曾产生过类似西方的宪法制度,但是都因为欠缺宪政文化的支持而很快成为过眼云烟.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宪政制度和理想或许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距离中国现实却总是如此遥远.
中国百年历史昭示了宪政改革的难度,而改革困难的最终原因在于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般来说,宪政改革必须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次上同步推进.没有制度实践,宪政文化很难推广；没有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再先进也只能停留在条文层次,很难得到落实,最后或者名存实亡或者索性倒退到旧体制.这就决定了宪政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获得成功,而必然是一个十分漫长和曲折的渐进过程.在理想情况下,要从传统体制和平进化到宪政状态,致力改革的知识分子必须首先从国外引进或创造新的思想,其中某些思想获得开明政府官员的认同和支持,并开始制度实践；老百姓从制度实践中获得了实在的好处,例如通过行政诉讼保护了自己的权益,因而普遍拥护一开始可能极其有限的制度改革,新制度及其所依托的新理念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例如,在行政诉讼实施十年之后,“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被作为普遍拥护的理念进入中国宪法；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学者和民众开始新一轮的互动,逐步将宪政改革推向深入,直至到达各方都认为满意的宪政状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渐进路线走过来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制度和文化交替进化过程中,中国从传统专制逐步走向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宪政 .现代各宪政国家采取的具体制度各不相同,但是普遍共享四个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合理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它们构成了现代宪政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宪政国家普遍践行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设想,民主、法治、人权和(纵向)分权共同构成一个四维坐标系,任何国家可按其在这四个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四维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走向宪政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借鉴和吸收上述四项宪政价值的程度和速度都不尽相同.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的交互作用出发,探讨中国宪政在民主、法治、人权和分权四个维度上的百年进化历程.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宪政要取得进步,必须首先克服“国情论”和“本土论”的误区,虚心吸取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只有人民自觉起来维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中国宪政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宪政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民主：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
毫无疑问的是,民主是宪政的第一要素.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便有宪政,也只能是恩赐的,因而必然极不可靠；更何况除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对人民负责的统治者是不会如此“慈悲”的.英国宪政传统的源头——《大宪章》——是英国贵族和国王斗争得来的成果,约翰王是在屡战屡败后实在无奈的处境下才在《大宪章》上签了字.以后的国王仍不甘心失败,屡次翻悔,而英国的宪政总是在民主战胜专制之后才取得进步.1689年的“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标志着议会对国王的最终胜利,英国宪政才以其独特的方式没有间断、没有悬念地发展至今.美国宪政则是在民主基础上对民主的反制,以防发生“多数人的暴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民主不仅是宪政的基础,也是宪政的制约对象；没有民主与法治,美国联邦宪政就会无的放矢.由此可见,宪政从来离不开民主,两者从来是同步发展的,在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甚至是一回事.
(一)新民主意识的萌发及其局限
(二)西式民主———文化沙滩上的制度大厦
二、法治———阻力最小的“西化”?
在今天看来显而易见的是,法治是宪政的基础.依法治国的最高阶段就是依宪治国,而没有法治,宪政反而成了无本之末.因此,宪政和法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人治的环境下率先实行宪政,所有国家的宪政都是民主和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当然,没有民主的法治可能是相当可怕的,先秦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法家当政时期之所以民怨沸腾,主要是因为那些铁面无情的酷吏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对社会负责,而儒家却误以为这是法治本身惹的祸.长期以来,儒家虽然并非绝对否定法治,但是重视德治、轻视法治(“德主刑辅”)的传统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中国法治和西方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虽然中国法家早在战国时期就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法治理论,但中国现代法治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尤其重要的是,政府法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分权 ,因而分权成为宪政与法治国家的一项共同原则.虽然法治国家不见得非要采取美国或法国或任何特定国家的“三权分立”,但至少是某种形式的分权.这是因为和德治不同,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它所强调的不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而是人民对官员的控制与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因此,它要求在政府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的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独立,有效的制衡就无法实现：如果议员就是执行官,那就至少不能指望这个议员能有效监督自己的行政活动；如果法官的命运和福利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那也不能期望他们能有效地保证行政法治.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证了分权对保障自由的作用,其实同样的论点也完全适用于分权对法治的保障.由于任何政府都具有立法、执法与司法三大主要职能,因而把这三个机构分开并保证其相应的独立地位,是法治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就宣称：“只要没有保障权利并规定三权分立,那么社会就缺乏一部宪法.”如果没有分权,就不能保障法治,当然也就谈不上宪政；这样即便有一部“宪法”,也必然只是充数的“门面宪法”而已.
然而,在集权传统浓厚的中国,不仅中央和地方没有分权,而且政府内部不同职能也没有分权.集地方决策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县官升堂判案,早已成了中国传统法治状态的一副“标准像”.可想而知,这种高度集权状态下的“法治”和现代法治的差距是何其之大.
(一)法治理念的确立
(二)法治实践的有限成就
三、人权———从手段成为目的?
在以义务为主导的儒家传统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显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儒家伦理和现代人权观念格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你的义务就是你的权利.况且儒家从来高扬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因而可以被认为是“集体权利”的捍卫者.尽管如此,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人权观念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集体权利”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身上.虽然儒家不仅强调“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而且也主张“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但是臣不“敬”、“子不孝”的后果很严重,而如果君不“仁”、父不“慈”,似乎除了道德说教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相比之下,现代宪法权利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利———也就是说,是具有实实在在的法律救济的,而这一切对儒家传统来说无疑是很陌生的.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中国对个人权利的“本土资源”实在不多,而似乎可以预料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其他领域相比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一般认为,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在《原强》中主张“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且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正是因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事实上,严复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的自由主义者.在骨子里,他仍然摆脱不了以集体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影响,因而他的主张实际上更接近社会功利主义者( utilitarian) .当然,社会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发生必然的矛盾；集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不仅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学说,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的利益确实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严复毫无疑问主张“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如果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冲突,则每个人都有义务“舍己为群”.既然连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都这么认为,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适应乃至吸收西方人权观念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清政府显然对“臣民”的权利不感兴趣,但是《钦定宪法大纲》还是“附”上了9条“臣民权利义务”,其中有6条是关于“臣民”的权利,包括担任公职的权利、表达自由、罪行法定、获得法官审判的权利、财产权和居住权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章则专门规定14条“人民”的权利,第5条和第6条还十分科学地区分了平等权和自由权.以后的“天坛宪草”、“袁记约法”、“贿选宪法”也都在国家结构条款之前规定了人民或国民的权利, 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在“总纲”之后就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到民国时期,人权在中国似乎已经从功利主义的手段转变成自身值得追求的目的.
当然,宪法规定是一回事,权利保障的具体实施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因为缺乏司法审查制度,侵犯人权的事例自然是屡见不鲜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保障人权命令.胡适等人借此在自由主义杂志《新月》上发表文章,列举了许多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例子,公开提出保障人权、制定约法、实行民主政治的要求,进而发动了一场人权运动.胡适本人因此受到当局警告,甚至被迫辞了校长职务；杂志总编罗隆基则受到拘捕,《新月》也不断遭到查禁而无法按时出版.由此可见,民主、法治尤其是司法审查保障机制的环境下,保障人权的宪法或法令是完全空洞的.
但是,即便如此,这些事件仍然表明中国当时对自由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例如,罗隆基曾精辟地指出：“压迫言论自由的危险,比言论自由的危险更危险.”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言论自由重要性的把握基本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少数杰出法官的水平,而且和美国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相比,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下仍然针锋相对、直言不讳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胡适曾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其对国民党鞭辟入里的批判可以说超越了当代学者的境界：一党专制“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主义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但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同时,他准确地预见到：“现在的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
国民党政府漠视人权、弹压言论的行为,使其丧失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丧失了政权.一个政府可以压制人民对它的批评,却不可能强行获得人民的拥戴.当然,这些尖刻的言论当时仍能公诸于世,确实表明言论自由并非完全丧失了公共空间,只是发表政治言论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外面临日本侵略,对内受到共产党的制衡,党内也各路派系林立,因而无暇顾及所有对其不利的言论.但是,正像没有制度化的地方割据不是“联邦制”一样,没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或其他任何权利也配不上“权利”的称号.如同民主与法治一样,民国宪法文本中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是不能兑现的“口惠”( lip service) .事实上,在欠缺民主和法治的非常环境下,权利也不可能受到切实保障.
四、中央与地方分权———难以摆脱的集权传统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和其他宪政要素相比,中央集权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固然,由于中国地域巨大、地方差异显著,在交通和交流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中央集权必然有力不能及的地方,从而为地方自治留下了有限的空间,但是,这种有限的自治只是中央恩赐或疏漏的结果,当然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制度”.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提倡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分工,例如,乾隆年间秦蕙田提出：“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但是,只有到近代才真正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也只有到近代,有关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讨论才真正展开.
(一)联邦作为制度博弈的工具
(二)联邦试验的兴衰与启示
五、代结论：中国“国情”与普世价值
余英时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激进的,“进步”代表着整个近代史上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但从“中体西用”等不同版本的“国情论”来看,中国对西方理念的接受和吸收显然不是无条件的.事实上,不仅传统卫道士抵制现代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度,即便民国时期造访中国的外国法律专家同样认为先进的西方理念不合乎落后的中国现实,因而屡屡建议中国采取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因此,虽然日本宪法学家有贺长雄明知“超然内阁”在法国以至其本国试验失败,却仍然建议中国研究这项制度.美国行政法学权威古德诺先是认为英国内阁制不如大总统制更适用于中国, 后来又主张民选总统制不如立宪君主制,结果直接为袁世凯恢复帝制所利用.哈佛法学院的庞德院长则更明确主张中国宪法“本土论”：“中国需要一种具有中国性格,合乎中国国情之中国宪法,不必抄袭外国.制定宪法时最应注意之点,乃使宪法之内容配合一国之历史与文化背景及社会环境.?立宪政府必须出一国之人民原有之文化制度及传统之理想中逐步形成发展,决非一种长成后可任意由一国移诸他国之物.”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既不需要采取分权制度,也不应采取联邦制；至于是否应该像美国那样实行司法审查制度,对违宪的法律提供司法救济,还得“视中国之环境而定”.问题在于,形形色色的“国情论”并没有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方案,反而往往成为阻碍改革的借口.至于究竟什么才符合中国“国情”,国情论者一般也是自说自话,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便统统斥之为“不合国情”.这种主张在今天听起来何其熟悉,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又何其渺小.其实审视百年来中国法治的历程,几乎没有哪一项成就不是在克服“国情论”或“本土论”的保守和惰性之后才取得的.保守理论固然有助于避免盲目照抄外国经验,但是更容易助长夜郎自大并成为既得利益阻碍社会变革的工具.正是在超越“国情论”的封闭和狭隘的基础上,中国宪政不断走向世界并逐渐融入世界宪政的大家庭中.
中国宪政已经走过百年,最终要到达什么状态? 虽然中国宪政和西方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显然是不需要照搬西方宪政的.毫无疑问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及其所对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不论西方宪政制度和理念对中国产生了什么程度的影响,中国和任何国家一样都注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宪法制度,各国宪法制度最终也确实是各国在特定政治与文化环境下自我决定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百年宪政之路清楚表明,中国只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员,和其他民族与人种分享同样的人性需要和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必然具有世界各国宪政的某些共同特点,并为了共同的人性目的而遵循某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统治规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程尤其表明,中国宪政并不是世界宪政的例外,而是日益融入世界宪政大家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经过2004年修宪之后,中国宪法所表达的理念和西方乃至世界各国宪法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中国宪政对西方宪政的借鉴和吸收过程仍在继续并还将继续下去.和百年前截然不同的是,很难想象今日中国还有任何人反对民主、法治或人权,而这些也正是世界各国普遍拥护的基本宪法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盲目乐观地相信,中国宪政必然会通过渐进改革自动达到理想状态.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不排除统治集团和社会的利益发生根本的冲突,以至难以达成双赢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统治集团患得患失,那么很容易致使改革半途而废；和平渐进的制度改革是否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觉悟、意愿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更普遍、更自觉、更强烈地拥护宪政理念并主动产生制度建设的诉求.只有这样,中国宪政才能融入世界并为世界宪政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Ⅷ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发无天） 的含义
解释
法：法纪;天：天理。旧指不顾国法和天理;任意干坏事。现多形容违法乱纪;不受管束。
出处
清 曹雪芹《红楼梦》：“珍大奶奶是个老实头，个个人都叫他养得无法无天的。”
用法
联合式;作谓语、定语、补语;含贬义。
(8)轻视法治扩展阅读：
通俗简单的讲就是除了自己，目无一切不把任何人任何事情放在眼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做，只要自己愿意就做，一切后果通通不管。
通常指的是为人处事，没有规矩，没有法规，没有道德标准，安全是按自己的意识和喜好行事！
出处与详解
目无法纪，不顾天理。形容肆意妄为，毫无顾忌。
1、明 月榭主人《钗钏记·会审》：“﹝ 史直 ﹞背却前盟，立意退婚……诬告枉罪，无法无天。”
2、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无法无天的事来。”
3、清·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2]：统领的兵，一个个无法无天，我们的苦头也吃够了，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字。
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二回:“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就把他惯的无法无天的了。”
5、清《三侠五义》第三回：这金龙寺自老和尚没后，留下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
6、邹韬奋《患难馀生记》第一章：“在这种无法无天的黑暗情况之下，有用的人材和无辜的青年被牺牲的不知多少！”
7、老舍《四世同堂》十五：“我不晓得由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儿无法无天的人。
Ⅸ 民愚则易治：秦国商鞅变法暗藏哪些
一、去礼乐，尚法治。在儒家学派看来，礼乐是立国、治国的根本，所以孔子虽然生当“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但仍向往西周的礼乐制度。商鞅的礼法观却完全不同于儒家，他认为“礼治”并不能达到使人们归心于农战的目的，而只会使人们更加巧伪、更加轻视法制，因此礼乐与法治是绝对对立的，所以靠德治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而必须将法制放在首位，加重刑罚，依法去民之巧伪智谀。主张除去礼乐，通过以重刑的手段来压抑人们的智慧、禁锢人们的头脑，使他们顺服于君主的淫威，俯首听命于君王。作为君主，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就不能效法古代、保守现状。在他看来，由于古时的民风厚朴，所以古时的君王“因事而制礼”，以德权就可以治理好天下，因此礼乐是当时的治国之本。而今世则是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风巧伪。在这种形势下，诸侯国君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壮大国家的力量，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像儒家那样讲什么“以德服人”的“王道”，不能以礼乐治国，而应以法制来治国。
二、禁《诗》《书》，贱学问。与儒家将《诗》《书》作为治国经典不同，商鞅认为《诗》《书》对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扰乱、蛊惑民心，增长人们的智巧和力量，破坏国家法令制度的推行。
三、废好恶、去享乐。商鞅根据其重视农战、弱民强国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了要反对人们有所好恶的主张。人们一旦有好恶享乐之心，就必定会产生忧虑、思考，而人们在忧虑思考过程中，就必定会产生邪乱之心。因此，为了防止人们出现淫乱之心，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商鞅认为，不仅必须要从精神上摒弃人民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要废除人民在物质上的享受。
四、遗贤弃智，按功而赏。与废《诗》《书》、贱学问这一主张相联，商鞅还主张国君在任用官吏时要“任其功而不任其德”。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