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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与法治

发布时间: 2022-05-18 00:47:04

1. 学弈.两小儿辨日.郑人买路.关伊子教射.矛与盾的作者和朝代各是什麽

《学弈》选自《孟子·告子》。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现山东邹县)。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被尊称为“亚圣”。后世将他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孟子》是孟子与他的弟子合著的。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个性修养等。全书分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

《两小儿辩日》选自《列子·汤问》。《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国人列御寇(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75)所著,其中保存了许多先秦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民间故事。

《矛与盾》和《郑人买履》选自《韩非子》。《韩非子》是收录韩非及其弟子的作品集。韩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倡“法治”。

“关尹子”只是以官代名而已。关是指老子出函关的关,守关的人叫做关令尹,名字叫做喜,所以称为关令尹喜,后人尊称为关尹子。

相传老子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知道周天子王治不久,所以离开周西出函关。函关守令尹喜久仰老子大名,所以盛情款留,希求指教。老子为留《道德经》五千言,骑牛西去。

关令尹喜研读老予之学,多有心得体会,发而为文,成《关尹予》一书。然而,兵燹灾难,其书佚失。称之为《文始真经》,乃是道教兴起之后的事情,仿佛《庄子》被称做《南华经》一样。因为庄子被封做南华真人,所以他的著作应该称做《南华经》。

而关尹子被封做了文始真人,所以其书也该称做《文始真经》。所谓“文始”,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文明之始。因为他接受了老子的教诲,从而开发智慧,修证大道,得到成就,正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见之《关尹子》,乃是唐宋间人托名之作,系伪书。他的思想片断,保留在《吕氏春秋》、《庄子》中,其主要思想:提出了“常无”“常有”,将“太一”(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作为万物的根本;以濡弱谦下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内心空灵虚静,与万物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静处平静不杂;不为人先,与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相似。

2. 节选自 明史 王治转 文言文答案

试题你没有发上来,很难帮你解答。找到《明史王治传》的原文和参考译文,供你参考。
明史王治传
【原文】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除行人,迁吏科给事中。寇屡盗边,边臣多匿不奏;小胜,文臣辄冒军功。治请临阵斩获,第录将士功;文臣及镇帅不亲搏战者止赐赉。从之,再迁礼科左给事中。
隆庆元年,偕御史王好问核内府诸监局岁费。中官崔敏请止之,为给事中张宪臣所劾。得旨:“诏书所载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听治等详核。不载者,已之。”治等力争,不许。事竣,劾中官赵廷玉、马尹干没罪,诏下司礼监按问。寻上疏陈四事:“一、定宗庙之礼以隆圣孝。献皇虽贵为天子父,未尝南面临天下;虽亲为武宗叔,然尝北面事武宗。今乃与祖宗诸帝并列,设位于武宗右,揆诸古典,终为未协。臣以为献皇祔会太庙,不免递迁。若专祀世庙,则亿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议,务求至当。一、谨燕居之礼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窥伺百出,或以燕饮声乐,或以游戏骑射。近则损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则妨累政事,危乱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谓陛下燕闲举动,有非谅闇所宜者。臣窃为陛下虑之。”其二,请勤朝讲、亲辅弼。疏入,报闻。
进吏科都给事中。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职,于拱遂罢。山西及蓟镇并中寇,治以罪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偕同官欧阳一敬等劾之。诏罢乾,贬凤翔三秩视事。部议恤光禄少卿马从谦。帝不许,治疏争。帝谓从谦所犯,比子骂父律,终不允。治又请追谥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锻成夏言、曾铣狱,宜追夺其官。咸报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胜者,帝将往幸。治率同官谏,大学士徐阶、尚书杨博、御史郝杰等并阻止,皆不听。至则荒莽沮湿,帝甚悔之。治寻擢太仆少卿,改大理,进太仆卿。忧归,卒。(《明史列传第一百三》)
【参考译文】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取进士。授职为行人,升任吏科给事中。敌寇屡次骚扰边关,边防大臣大都隐瞒不奏报;稍获小胜,文官就冒领军功。王治请求临阵斩寇俘敌,按等差记录将士们的功勋;文官和镇中主帅不亲身参战搏击的不做赏赐。皇帝听从了建议。他又升任礼科的左给事中。
隆庆元年(1567),与御史王好问一道核实内府各监局的年度开支。宦官崔敏请求终止此事,被给事中张宪臣弹劾。获圣旨:“诏书所言,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听从王治等人详细核查。诏书没有提及的,予以终止。”王治等人极力争辩,没有被同意。事情办完了,弹劾宦官赵廷玉、马尹侵吞国家财物的罪行,诏令司礼监负责查问。不久他上疏陈述四件事:“一,确定宗庙的礼仪以便隆肃圣上的孝道。献皇虽然贵为天子的父亲,却没有登基做皇帝;虽然亲为武宗的叔叔,但曾经尊奉武宗。现在却与各祖宗先帝并列,位置安排在武宗右方,考察诸多典制,终究没有与此和洽的。我认为献皇附祭于太庙,未免有僭越之嫌。如果专门祭祀世庙,就永世不做更改,请求敕令朝廷大臣广做评议,务必要使此事办得妥当。二,谨慎退朝而处的礼仪,以澄清教化之源。皇帝深居禁宫,左右奸佞之人就会窥伺时机百般讨好,或者宴饮声乐,或者游戏骑射。近者损耗精神,由此滋生疾病。长久看就妨害政事,由此滋生危害与祸乱。近来众人议论纷纷,称陛下宴饮消闲的举动,并非居丧帝王所适宜的。我暗暗替陛下忧虑。”其他二件事,请求皇帝勤于朝讲、亲近辅佐者。奏疏呈入宫中,皇帝答复知道了。
升迁为吏科都给事中。弹劾蓟、辽总督都御史刘焘、南京督储都御史曾于拱不称职,曾于拱被罢免官职。山西与蓟镇同时受敌寇侵扰,王治归罪于兵部尚书郭乾、侍郎迟凤翔,与同官欧阳一敬等人弹劾他们。皇帝下诏书罢免了郭乾,将迟凤翔贬职为三秩视事。部议抚恤光禄少卿马从谦。皇帝不同意,王治上疏争辩。皇帝称马从谦所犯罪行,如同儿子辱骂父亲,最终不同意做抚恤。王治又奏请追封何王唐的谥号,为夏言昭雪平反,并且申诉说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同捏造了夏言、曾铣的冤案,应该追夺他们的官职。皇帝都答复同意。第二年,左右大臣中有人称南海子为胜景地,皇帝即将前往。王治率领同僚劝阻。大学士徐阶、尚书杨博、御史郝杰等人一道阻止。皇帝全然不听。到了目的地眼见一片低湿荒凉苍莽之地,皇帝非常懊悔。王治立即被提升为太仆少卿,改任大理职,晋升太仆卿。奔父母丧事归乡,直至去世。
参考:http://yw.eywe.com/24/24/mydoc531.htm

3. 历史好的进。~

早在13世纪时,势力强大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限制王权,迫使国王成立了议会,参加者还有贵族、教士、骑士和市民的代表。议会有决定征税、颁布法律等权利。125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男爵武装闯宫,迫使亨利同意召开会议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根据牛津条例,国家权力由贵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员会掌握。为此引进了新名称——Parliament。词出自法语,意为“商议”,后在英语中,表示议会。1265年,召开了第一次议会,这标志着英国议会的产生。14世纪上半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下院又称平民院。17世纪,许多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成为下议院的议员。

4. 芜湖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

1.芜湖市律师协会(北京路48号)
2.安徽铭诚律师事务所(申元街1-1)
3.芜湖司平律师事务所(北京路48号)
4.安徽春谷律师事务所(城关镇籍山路)
5.安徽维宁律师事务所(赭山西路香山商务楼四楼)
6.芜湖先锋律师事务所(劳动路8号)
7.安徽深蓝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170号物资大厦宾馆10层)
8.安徽安江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66号)
9.安徽繁阳律师事务所(城关镇金峨南路)
10.安徽兄弟律师事务所(张家山西7幢)
11.安徽方振律师事务所(上二街亚联商城三幢三单元302室)
12.安徽申腾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78号)
13.安徽仝人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302号)
14.安徽纬纶律师事务所(银座大厦11058室)
15.安徽卓人律师事务所(四褐山长江路西侧)
16.芜湖安然律师事务所(北京路53号)
17.芜湖方正律师事务所(上二街亚联商城306室)
18.安徽闻海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54号)
19.安徽真见律师事务所(银湖南路39号)
20.安徽竞诚律师事务所(九莲塘华联商城二幢三楼)
21.安徽陵阳律师事务所(城关镇陵阳路108号)
22.安徽正斌律师事务所(渡春路37号)
23.芜湖辰光律师事务所(九华新村7幢8号50A室)
24.芜湖国盛律师事务所(芜湖市人民路187号)
25.芜湖衡平律师事务所(中山路119号)
26.安徽平乐律师事务所(湾址镇延安东路)
27.安徽宇浩律师事务所(二街居之安34号三楼)
28.安徽江声律师事务所(北京东路谊和大厦四楼)
29.芜湖正源律师事务所(劳动西路扬子山庄)
30.芜湖宇浩律师事务所(黄山路142号)
31.安徽振宏律师事务所(城关延安东路)
32.安徽平衡律师事务所(三泰国际大厦写字楼9楼)
33.安徽青弋江律师事务所(外贸公司三楼)
34.安徽天谛律师事务所(九华山路166号)
35.安徽兴皖律师事务所(赭山中路76号中茗大厦6楼)

5.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演变的原因

户籍起源很早。春秋时发展为书社制度,25家为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即户籍。战国时,强国“少料其民”,并实行上计制度,地方长官每年要将境内户口登记状况和赋税收入预算呈报国君。秦国商鞅变法后,严格户籍管理,又将之与军事编组相结合,五家为保,十家为连,行“什伍连坐法”。

秦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遂系田亩于户籍。汉代定户律,各地八月“案户比民”,将各户占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记入户口登记册内,作为征收人口税和分派兵役、力役的依据。户籍这时是人口、土地、赋役三种册籍的合一。汉户籍三年一造,谓之“大比”,并三年上计一次;每年征赋前的校核谓之“小案比”,属经常性登记统计。

唐代也是三年一造户籍。由民户自己申报户口、田地,记入“手实”;里正据手实造籍。官员按各户资产多寡、丁口强弱量定户等(户分九等),据以征收户税。

上计已改为一年一次,两次造籍中间年份按各年呈报的手实注于籍册,相当于异动登记。又为防止低报丁龄、伪报病老等,由官员检阅人丁形貌,称“团貌”(三百家为一团)。户籍制度趋于完备。

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征收赋税渐以田亩为主,户籍遂按有无土地分为主户、客户,并按土地多少分别户等(农村分五等)。

同时,设置各种单行的田亩帐册图簿,地籍逐渐从户籍中分离出去。宋取消人口税,仍征丁口之赋,差役也按丁抽派,因又有丁帐、丁口簿、五等丁产簿等单行户籍,均只计男口。王安石主政时行保甲、完税诸法,许多地方又取消丁帐等,改设甲册,并作抽练兵勇之用,亦常作为催科、征赋之据,但亦限于男口。

宋以后,金的户籍登记包括男女老少,较宋为全面。元代则户类、户等复杂,户籍制度颇乱。

明初整理户籍,进行人口普查,颁发户帖,登记户种(民户、匠户等)、原籍贯、现籍贯、居住地、各口姓名、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等,相当完备。又在户帖的基础上建立黄册,除记录户帖项目外,并列徭役税粮科则。

黄册十年编造一次,十年内的变动也登录,借以调整赋役。地籍则另有鱼鳞册,与黄册并行。明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大部分赋税都按田亩征课,鱼鳞册更为重要,黄册改以户籍为主,但这时仍有部分税银按人丁征收。

清初,户籍散失。顺治初,为征收丁银,行户籍人丁编审制度:将户籍分为军、民、灶、匠四类,以户为单位核登丁口,三年(后改五年)一造丁册,其他人口不备载。

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以后滋生人丁不再加征丁银,其后逐步实行摊丁入地,丁银全部并入田赋,人丁编审作用消失。乾隆五年(1750)首令岁奏民数,次年规定通过保甲系统统计男女老少全部人口,保甲成为户籍管理的基础,一直沿用下来。这时,户籍已与赋役无关了。

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是维护政权统治和征课赋役的基础,故历代都十分注意户籍。中国的户籍历史甚久,记录丰富,制度日趋完备。但是,在封建社会前期,依附农制盛行,世族、豪强与国家争夺农民,荫庇丁口,户籍制度并未能顺利执行。

而役重于赋,以及课人口税,亦造成人民流亡,使户籍失实。后期,赋役征课渐从以人丁为主转为以田亩为主,分租制下的佃户减免直接负担,客户入籍为户籍制度注入了新的内容。但地方官为了保留地方财力和层层贪污自肥,也多方隐瞒户口,假报名姓。

如明代上报户籍用黄册,许多州县征收税粮则用白册(亦称实征册),两不相符;一些胥吏手中又自有私册,乃至州县长官亦不能过问。清初之丁册,只是当差人数,实际丁口数并不只此。摊丁入地以后,户籍与赋役完全脱钩,登记的户口才比较接近实际。但又因保甲制度本身流弊,以及失去征课作用后官吏更自因循,仍难精确。

(5)王治与法治扩展阅读:

户籍制度是指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家族、宗族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

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目前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而据了解,世界上尚存朝鲜、贝宁两个国家参考学习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但这两国也没有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划出差异性鸿沟。

6.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7. 影响中国文化的因素有哪一些

经济基础,地理环境、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文化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一、小农经济的特点,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是儒家思想,
程朱理学思想等的经济基础。
二、地理特点。中国依傍地球上最大的大陆,
最大的大洋,这也是古代中国建长城的原因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只要防住来自自亚洲腹地的游牧
民族侵略与骚扰,就国泰民安。明朝防倭寇,清朝防列强。
三、中国自秦统一之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地区性大国,中国人
一直以天国上朝自居。并辐射影响周边国家。

8. 高分求金圣叹《水浒三序》第一序的翻译及赏析。

序一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崤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

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候,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好疼的金圣叹啊。

9. 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学术主张.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颜子、朱子等,代表作品:《四书》、《五经》、《十三经》,学术主张:互敬互信,仁而有序,微言大义,重义轻利,格物致知。

2,墨家,代表人物:墨翟、禽滑厘、田鸠、孟胜等,代表作品:《墨子》、《胡非子》等,学术主张:非攻、非命、天志、明鬼。

3,道家,代表人物:黄帝、老子、列子、庄子、鬼谷子,代表作品:《太公》、《老子》、《列子》、《庄子》、《管子》,学术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应物变化。

4,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代表作品:《商君书》、《韩非子》,学术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5,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代表作品:《鬼谷子》、《战国策》,学术主张:主要为纵横,或合众弱以攻一强,此为纵;或事一强以攻诸弱,此为横。

前者主要以连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联合团结,是为阳谋多阴谋少;后者主要以破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制造裂痕,是为阴谋多而阳谋少。



(9)王治与法治扩展阅读

儒家由来:儒家“知天文、识旱涝”(章太炎语),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

10. 儒家代表作

儒家:孔子 《论语》 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墨家:墨子 非攻 《墨子》 其思想主张为:兼爱,非攻,沿、尚贤,尚同,节用等。
道家:老子 《老子》在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其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体现尊重客观规律、保护自然的思想。
法家:韩非子 《韩非子》 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
纵横家:苏秦 中国战国时期的一个以政治游说为特点的谋士集团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中的两个主要流派。
这是经过长期演化的结果。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末,儒道两家只是许多互相竞争的学派中的两派。在这时期中,思想流派多到如此程度,以至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诸子百家”。
司马谈和六家
后代史家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首先进行这种尝试的是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年),他是司马迁的父亲;父子二人著述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史记》。在《史记》最后一章,司马迁援引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其中,司马谈把在他之前几个世纪中的哲学家分为六家。
首先是阴阳家。它是讲宇宙论的一派,由于它把宇宙的原理归结为阴阳两个主要原则,因此被称为阴阳家。阴是代表女性的原则,阳是代表男性的原则,两者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了中国人心目所见的宇宙一切现象。
第二个学派是儒家,儒字的本意是读书人(儒生)或思想者。在西方称之为“孔子学派”,这个名字没有指出,它的队伍主要是由学者和思想家所组成。他们讲授古代的经书,因此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孔子无疑是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也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但这一学派之称为“儒”,还有更广的含义。
第三个学派是墨家。这一学派在墨子领导下,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这一派已经自称是“墨者”,所以,它的名称不像其它有些学派的名称,是司马谈的发明;“墨者”的名称是原来就有的。
第四个学派是名家。这一派的兴趣是分辨名实,究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五个学派是法家。在中文里,“法”的含义是规范或法律。这一学派源自一些政治家,不赞成当时一些儒生强调政府要以德治国,他们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必须建立在一个成文法典的基础之上。
第六个学派是道德家或称道家。这一派人的形而上学和社会思想都“尚无”,也就是“道”,并认为它是人天生的本性,也就是“德”。“德”是“道”在任何事物内的具体化,成为事物内含的能力,如果把它译成英文,或许译作“能力”较妥。司马谈把这一派称为道德家,后来简称为道家。在第一章里,我曾指出,道家和道教必须加以区别。
刘歆和他关于各家缘起的理论
试图对“百家”进行分类的第二位历史家是刘歆(约公元前46年-公元后23年)。他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和他的父亲刘向一起,对宫廷所藏图书进行整理,分类编目。这个附有说明的分类编目名为《七略》。后来,另一位汉代历史家班固(公元32-92年)便用《七略》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从《艺文志》中可以看出,刘歆把诸子百家分为十类,其中六家同于司马谈所列出的六家。另四家为:纵横家,这是当时的外交家;以及杂家,这是当时不拘于一家之言的折衷派;还有农家和小说家。刘向在结论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意思是说,小说家不如其它九家重要。
在这个分类中,刘向并没有比司马谈深入多少,但他系统追溯了各家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刘向的理论经后来的学者,特别是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章炳麟(公元1869-1936年)予以发展。刘歆的理论主要是说,在周朝(公元前1122?-255年)礼崩乐坏(即社会动乱政制解体)之前,即周朝前期,吏与师不分。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因此,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这就是说,当时没有任何私人教师;担任教师的都是政府的官吏。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刘歆这段分析的原文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数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
以上是刘歆关于十家来源的陈述。他对于各家意义的阐述并不充分,对有些流派所由来的官职,也有任意牵强之处,例如:关于道家,他只说到老子的思想,对庄子竟全未涉及。尤其是说到名家时,没有注意到它的主张与礼官职司并无相近之处,只不过它们都注意各种名分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着书不止一种,故称之为“诸子”,又谓子“诸子百家”,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孙子(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战国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时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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