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冤假错案

1. 我国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还是佘祥林等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办案人员对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多次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漫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是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而这些案件最终又因“亡者归来”、“真凶出现”或“事实证据不足而被推翻”，形成冤假错案。反观之，如果能够切实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毫无疑问，这些冤假错案均不会发生。

因此，“疑罪从有”、“疑罪从轻”、“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等错误刑事司法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刑讯逼供恶习，是绝大多数刑事冤假错案发生的主要根源和成因。

错误理念形成的渊源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刑事诉讼法》是较早出台的基本法律，历经多次修改，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而言，应该说都是比较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按理说刑事司法理念也应当比较先进。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以核心的定罪量刑观念看，传统的、落后的价值观，即“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决”，不仅还普遍存在，而且还相当顽固。这些错误理念形

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传统刑事司法文化因素。中国封建时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刑、民不分，侦查、公诉与审判职能不分。刑事司法在历史上长期缺乏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传统。而且我国传统司法的模式，属于典型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刑讯逼供、有罪推定盛行，缺乏程序正义概念。这些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影响深远，为侦查、公诉与审判相互制约带来了不利因素。

2.新中国成立后的司法“专政”理论、“工具”理论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期，司法功能成为政治工具。重打击、轻保护，“人权”、程序正义被当作资产阶级法学概念和意识形态抛弃，办案不讲基本的诉讼程序。这些给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带来长久负面影响。

3.连续开展的“严打活动”，对程序公正的冲击。“严打”，尤其初期的“严打”，为了突出“从重从快”方针，在定罪标准上，提出“两个基本”原则，对证据制度产生极大损害，更助长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

以上诸多因素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刑事司法理念，不仅长期影响着司法人员，而且影响着广大群众，甚至各级领导干部，并最终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

1.立法上的不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确规定实行“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学者、实务人员只是从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总则和分则的若干条文中推论出这一原则。立法上的含糊其词，是导致整个司法人员及社会认识错误，观念错位的重要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刑事诉讼法虽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立法的不明确导致了公安侦查阶段仍然重口供，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2.刑事诉讼结构上的缺陷。

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抗辩式诉讼模式基本确立，“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初步形成，但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些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强势侦查、优势公诉、弱势审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同西方国家的“审判中心”构造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侦查中心”架构。由侦查中心向司法审判中心转变进程缓慢、阻力重重，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在现实中还存在诸多困难。

3.公检法三机关地位、职能不平衡，制约机制难以有效运行。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既要实行互相配合，也要互相制约，但现实是，公安机关有强大的政府作后盾，具有强势地位，而检察机关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身二任，具有明显优势。而且由于公安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追诉部门在打击犯罪上具有共同的职责，两机关由此形成十分密切的“利益共同体”，两机关之间主要是配合、监督关系而非制约关系。

按照“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司法审判与侦查、公诉职能更主要的是一种制约而非配合关系，但现实中这种制约功能发挥如何呢？笔者在某区法院旁听的一起刑事案件开庭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该区检察院检察员在法庭上底气十足地讲道：“作为国家公诉人对××涉嫌犯罪一案提起公诉，同时对本庭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使法院和法官处在被监督的地位，因担心被找碴儿，也只能“重配合、轻制约”，法院对检察的制约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对三机关的关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三机关的关系本来应该是“魏蜀吴”一样“三足鼎立”，但实际上现在的公检法的关系就像“刘关张”一样，是“桃园三结义”。而我以为公检法的现实关系更像是“张关刘”，即公安是“猛张飞”、检察是“威武关公”，而法院是“柔弱刘备”。正是基于这一颠倒的地位和关系，导致法院对公检制约的弱化。

4.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保障程序正当的制度虽已制定实施，但因缺乏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律师辩护制度薄弱，刑事辩护对控方的抗衡制约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社会环境对刑事司法活动的不当影响

刑事案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容易引发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案发地的党委、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往往对案件处理作出明确具体的批示意见，这些意见对司法职权的正常行使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们长期形成的重大案件公检法联合办案等独立于法律制度体系之外的习惯做法，也干扰了刑事司法职权的独立行使。

另外近年来，公安、检察机关出于政绩考虑，实行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一味追求破案率、有罪判决率、抗诉率。造成办案粗糙，甚至为尽快破案采取刑讯逼供。还有一些刑事案件通过网络传播引发全国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干扰了司法机关正常办案。

防范措施

找到了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我们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采取措施。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下手：

1.切实转变错误的刑事司法理念。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关键是刑事司法主体要转变理念。作为刑事司法程序起始和基础阶段司法主体的公安人员，应当树立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理念；重程序规范，重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尊重司法规律，不一味追求数字、比率。

检察机关应摆正位置，依法行使监督职责，不能利用监督权向审判机关施压，追求有罪判决。

对于审判机关来说，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为关键。第一位的就是切实树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理念，坚决破除“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错误观念；第二位的是要严格证据标准，坚决排除非法证据；第三二位的是要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抵制各种外部干预，坚守法律底线；第四位的是坚持实体程序并重，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理念。

2.完善制度机制，堵塞漏洞。

一是完善立法。考虑到我国“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等错误刑事司法理念的长期性、广泛性和顽固性，《刑事诉讼法》要明确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

二是要真正落实司法审判中心主义，强化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及其对公检的制约职能，打破审判与控诉重配合、轻制约的局面。

三是完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诉讼制度、机制，建立抵制各种不当干预的有效机制。

四是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取证、质证、认证的准确、合法，使被告人的“人权”和各种诉讼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2. 中国历史上五大著名冤假错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了吗

中华上下五千年以来，出现了不少励精图治的统治者，但是残暴不仁、昏庸无道的统治者也不少；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下，使得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一点也不假，什么样的大环境造就什么样的命运，有些忠臣名将就是因为统治者的狭隘残暴而受到无辜的牵连，被冤杀屈杀的比比皆是，也使得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冤假错案，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一、白起被杀案

岳飞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抗金将领，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他率领岳家军挥师北伐，先后收复宋朝都城建康等大片失地，取得了郾城大捷，大有直捣黄龙之意，但是却被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回，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在宋金议和时，遭受奸臣秦桧等人诬陷被捕入狱，为了逼迫岳飞招供，秦桧等人对岳飞进行严刑拷打，还将他的儿子岳云和部下张宪抓起来拷问，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在杭州风波亭，岳云、张宪也一并被杀害；岳飞，一个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却被奸佞小人陷害致死。如今西湖边上秦桧夫妇跪像受到千万人唾骂，他们陷害忠良的行径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一代又一代人的审判。

五、韩信谋反案

韩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是汉朝的开国元勋，与张良、萧何一起被誉为"汉初三杰，因为用兵如神，所以被后人奉为“兵仙”，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也是他领导的。在垓下之战中，设下十面埋伏之计，打败楚霸王项羽，因为功劳被封为齐王。

项羽死后，他被解除兵权，封为楚王，而后有人诬告他谋反而被贬为淮阴侯，此后他装病不出，不再参加朝会，即使是这样依然没有能够逃过“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最后吕后和萧何一起，将他诱骗到长乐宫，被十几名宫女用竹竿杀死，可伶名将被妇女所杀，其实韩信的死，完全可以用这样一个成语去概括“兔死狗烹”。

3. 在中国冤假错案的真凶可以肆无忌惮的逍遥法外！

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本身都不允许真凶逍遥法外，
我国自然也不例外。
其次，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何一个朝代，国家，时期都不能保证，
100%没有冤案或错案，这个有客观原因，人为原因，意外原因等等造成，
有些人甚至直接钻了法律的空子，我记得我自己少年时代，有一部美剧
叫《黑暗的公正》也叫《以毒攻毒》一个白天的美国法官，被法律一次次忽悠
看着犯罪嫌疑人因各种原因脱罪，而苦难，最后赔上了自己妻儿，
然后他亲自执法晚上化身都市英雄，去然后他亲自执法，可见连老美也一样。
如此想来，我国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坚持法治的正义性，法律本身绝对不是在保护违法者。
但无论哪里，无论谁，都不保证法治100%不漏网，
如果你发现线索，请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当然是不是冤案，是不是真凶，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认定的，
也需要严格的法律认定，否则真的很容易出冤案。

4. 冤假错案的成因

形成冤假错案的因素很复杂，最主要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包括非法取证、权力干预、利益驱动、理念误区、排斥律师。
【法律分析】
人身权利是每个人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包括健康权、自由权等，这些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侵权行为属于一种对他人造成损失的违法行为，而人身侵权就是对别人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的一种侵权行为。对于人身侵权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造成人身侵权的行为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有以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获取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或证人证言，是形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也是与现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相对抗的一种顽症。这种顽症至今没有消除。无论是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冤假错案还是仍然在不断生成的新的冤假错案，绝大部分都形成于刑讯逼供。遏制刑讯逼供之所以难以奏效，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无计可施，而是决心不强。决心不强的理由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观念使然，因为有人仍然认为逼出来的口供具有可信性，迷信其效果，另一种则是功利角度上的需要，刑讯逼供可以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权力干预 权力干预司法是司法行政化的体现，也是法治环境不完备的突出问题。权力干预司法多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形成了一种怪圈：人人都在反对权力干预，同时又都在寻求权力干预。这种以权力干预对抗权力干预的现象，客观上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干预的作用，加剧了权力干预的恶果。利益驱动 办案机关基于利益驱动而破坏公平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是中国司法实践中当前存在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特殊问题。理念误区 在形成冤假错按的原因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外，一些刑事诉讼理念上的认识误区，更值得引起重视。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三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5. 解放前的冤假错案 如何平反

排除干扰，冲破阻力，扫除障碍，亲自纠正一些久诉不决的申诉案件，倘能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笔者长期关注冤假错案，根据18年来的见闻和研究，深知并痛感当下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太多，而且无辜者一旦蒙冤，洗雪冤屈、讨回公正之难简直难于上青天。除了湖北的张在玉、河南的赵振晌 亡者归来 和河南的田志修、内蒙古的赵志红 真凶出现 ，倒逼司法机关不得不改判无罪、道歉赔偿，佘祥林、赵作海、魏清安、呼格吉勒图才侥幸地沉冤得雪之外，依靠司法机关现行的纠错机制主动纠正平反的冤假错案几乎没有。在大量的蒙冤者中，有的早已望而生畏，知难而退，对讨回公正失去信心，不再申诉，听天由命了。有的仍心犹不甘，怀揣一线希望，倾家荡产，饱受屈辱，继续跋涉在艰难、崎岖、坎坷、漫长的申诉途中，但其申诉大多石沉大海，讨还公正的希望几近于零。 周强院长上任伊始，就邀请各界专家学者畅谈 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 问题，直言：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进一步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去年3月11日，周强在参加全国人代会湖南代表团审议 两高 报告时表示，发生冤假错案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影响非常大。去年，全国一共平反了12起冤假错案，有力维护了司法公正。7月4日，周强在长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冤假错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伤害，要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心。周强还说， 让确有错误的裁判依法得到纠正。 他表示，要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刑事、民商事、行政等各个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假错案。要健全完善预防和纠正错案机制，吸取错案教训，要坚持依法纠正错案，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这是司法自信的表现，也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通过依法纠错，使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受害者得到赔偿、责任者受到追究，使纠正错案成为推进公正司法、保障人权的正能量。12月12日，周强在全国法院信访改革暨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法院要依法促进信访法治化。对确有错误和瑕疵的案件，要敢于排除干扰，坚决依法予以纠正、补正。全面推行 阳光信访 ，保障群众依法有序参与，同时倒逼法官提升审判质效。推动建立覆盖全国四级法院的信访数据库，实现信访流程管理与审判流程管理的 无缝对接 。 今年1月21日，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又对进一步做好防范冤假错案工作做出了部署。再次强调，各级法院要深刻认识冤假错案造成的严重危害，坚持依法纠错原则，对冤假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问责一起，必要时可以采取异地复查或者是异地再审。周强表示，要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依法复查、及时纠正机制，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既依法惩治犯罪行为又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他说： 完善刑事冤假错案申诉立案机制，对于当事人或亲属长期反复申诉，服刑罪犯长期拒绝减刑等案件要高度重视，认真复查，使确有错误的案件能够及时顺利进入再审程序。 周强还要求各级法院以敢于担当的精神，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坚持依法纠错原则，对冤假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问责一起。他说： 完善复查和再审程序，明确冤假错案改判标准，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必要时可以采取异地复查或者是异地再审;确属冤假错案的要坚决依法纠正，依法能够公开的要把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公之于众，防止引起猜测和批评指责。 对于冤假错案的复查和纠正，上级法院要加强监督指导，制定周密细致的工作预案，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健全冤假错案依法纠错、依法赔偿、依法补偿和社会救助衔接机制，公正高效，切实、及时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周强院长在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反复地强调纠正冤假错案问题，确实给广大蒙冤者带来了希望。这对于推进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落实依法治国必将产生积极的引导和助推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纠正冤假错案一直是泛泛而谈，停留在口头上，没有落在实处。这是当前冤假错案大量积压、蒙冤者久诉不息、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颇多诟病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笔者认为，司法机关推进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落实依法治国，必须突破泛泛而谈的层面，要排除一切干扰和顾虑，把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实现公平正义的决心与每一个具体的个案结合起来，实现 无缝衔接 。首先从长期申诉不息、社会影响较大、各界普遍关注、专家提出异议的个案入手，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改判的改判，该维持的维持，给申诉者一个公正、明确的答复，真正使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提高政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要求落在实处。 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不能也。在我们共和国的司法史上，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老院长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谢觉哉非常重视对陈年旧案的复查工作，认为这是减少冤案的重要一环。如甘肃省某医院医生张志运，1953年因 破坏民族政策及强奸幼女罪 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屡次申诉都被驳回，维持原判。绝境出怪招，1961年8月，他竟假以 亲戚 的名义给谢觉哉院长寄去一份申诉。谢老读后，既不认识此人，更不是什么 亲戚 ，但他认真地看了这封从甘肃一个劳改农场寄来的申诉材料后，立即亲笔复信，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派专人调查此案。 一段时间后，查案人员回报说： 压力大，平不了! 谢老说： 冤错案虽是整个案件数量的百分之几，甚至是零点几，但对一个被冤的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由于谢老的力挺，此案终于查清了是坏人唆使一个女孩告发张志运强奸的事实真相。谢老亲自签发，纠正平反，并将此案通报全国。 张志运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后，专程进京感谢谢老，他向工作人员恳求见谢老一面。谢老回答说： 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造成了冤案，我无脸见人家。 此案如果发生在当今，法院院长收到假冒 亲戚 的来信必定火冒三丈，不仅不会亲笔复信，而是首先要追究假冒者的责任，张志运的结局将是不堪设想的。他万幸遇到谢老这样的好法官，才峰回路转，沉冤得雪。一个执法官员有无公正和善良之心就是这样的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1962年5月，谢老到陕西视察工作，在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 王为业反革命案 有可疑之处。当地县人民法院一审时认定王为业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十几封信， 谩骂领袖 、 攻击党的政策 ，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王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反而认为判决过轻，加刑一倍，改判为20年。后来又以王 抗拒改造 为由加刑4年。王仍然不服，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省高级人民法院干脆来个一步到位，改判为。 对一个人的处置竟是这样的意气用事，层层加码，草菅人命!谢老深感事关重大，于是反复亲自审阅案卷，表示 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 于是，谢老建议对此案重新审理。有人怕犯 右倾错误 ，更怕将来追查责任。谢老说： 如果不重审，这样的案卷存在档案室，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阅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要加刑，这怎么得了! 最后，王为业被无罪释放。谢老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他谢觉哉主张改判的，以示负责。 谢老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不顾年迈多病，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个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深入调查研究，不仅解决了一些重大的疑难案件，而且还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谢老任职期间正是反右运动不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 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 和 左比右好 、 宁左勿右 的意识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主流。在这样高压的情况下，谢老仍能坚持实事求是，冲破重重阻力，力纠冤假错案，实在难能可贵! 据《谢觉哉评传》载，1959年夏天，他亲自受理 江西保安队迫击炮连连长反革命案 的上诉。江西法院从敌伪档案中查到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一个学生，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江西保安队迫击炮连连长，判定该学生为反革命，归案。该学生及其家属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学生的母亲来北京找谢觉哉伸冤，说 我儿子是反革命，政府不办，我也要办。但我儿子不是反革命，要求政府给我儿子平反

6. 分析呼格吉乐图冤杀案件，谈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纠正呼格吉勒图等冤假错案，我认为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敢于认错、敢于负责的精神，体现了司法进步。当然，发生冤假错案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有关部门应当引以为戒，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制度、堵塞漏洞。
当初此案在短短61天时间里，就走完了刑拘、批捕、起诉、一审、二审、死刑执行的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没有得到保证，在证据严重存疑的情况下，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匆匆处决。
这次《决定》再次重申：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这些字，不是普通的字眼，字字后面都有难以计数冤案的教训和无辜者的血泪；守住了这几个字，就能杜绝冤案，否则就是公正底线的崩溃。这些年从赵作海案到浙江叔侄冤案，再到念斌案，案情虽然不同，但总还是法官没能坚持“疑罪从无”这四个字。
其次的问题是，司法底线没能守住，“冤案”发生了怎么办？《决定》明确“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但此案中从“真凶出现”到如今已经有9年，却刚刚等到重审的机会。这次《决定》也提出“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但我们希望此案在重审的之后，尽快启动责任官员的问责机制。
更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呼格吉勒图的亲属目前一直在上访。这给亲属本人、给信访机关都带来了压力。“诉访分离”也是这两年明确的改革目标，这次《决定》也予以重申。但“诉访分离”的前提，是司法机关要做好分内的事。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时就应启动重审程序，所以本案早在2006年“真凶认罪”时就应重审，而此案却一直处于在法律程序之外的“重新调查”中，这说明法律有被架空的可能。司法不能起到终局解决的作用，上访就是必然的结果。不肃清司法积弊、不解决“存量问题”，诉访分离的改革目标就无法实现。
愿呼格吉勒图案的重审，成为落实依法治国精神的最新案例。

7. 白岩松谈张玉环案，张玉环案为何备受社会关注

张玉环案件闹得沸沸扬扬，这是第二个冤假错案震惊了全国。第一个是16年聂树斌案，现在第二个冤假错案让白岩松发声，十分的吸引社会关注。张玉环案件受到社会关注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张玉环本身27年的监狱生活，第二点就是张玉环和前妻的关系。

张玉环的案件，仅仅凭借着这两点就已经备受社会关注，希望以后我国可以健全我国的司法制度，减少冤假错案的产生，同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家庭无私奉献，就像宋小女这样，帮助自己的丈夫平反昭雪。

8. ＂冤假错案＂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真的无法避免吗

确实是无法避免的，现在的司法界的秩序依然不是很好，贪污腐败、给人好处或者给别人留后门的事情比比皆是，要想做到公正法治社会，建立中国的特色司法秩序非常困难。

9. 国家对于冤假错案所涉及到的被害人有怎样的赔偿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行政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三章刑事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六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第二章行政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
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八条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
第十条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
第十一条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
第十二条要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
（三）申请的年、月、日。
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
赔偿请求人不是受害人本人的，应当说明与受害人的关系，并提供相应证明。
赔偿请求人当面递交申请书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并注明收讫日期的书面凭证。申请材料不齐全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赔偿请求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十六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刑事赔偿
第一节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八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第十九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二十条赔偿请求人的确定依照本法第六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三节赔偿程序
第二十二条赔偿义务机关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适用本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应当充分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并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规定进行协商。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赔偿请求人。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第二十四条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的，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赔偿请求人可以依照本条规定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五条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第二十六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第二十七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赔偿请求，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情况、收集证据。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对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有争议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听取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陈述和申辩，并可以进行质证。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
第二十九条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三名以上审判员组成，组成人员的人数应当为单数。
赔偿委员会作赔偿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
第三十条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
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生效后，如发现赔偿决定违反本法规定的，经本院院长决定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指令，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也可以直接审查并作出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发现违反本法规定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一）有本法第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
（二）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第三十二条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
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第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第三十四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第三十五条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三十六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第三十七条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
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
赔偿费用预算与支付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
第三十九条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有关时效的规定。
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第四十条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的，适用本法。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实行对等原则。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第四十二条本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1]国家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的范围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它是指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它要解决的是国家对哪些国家机关造成的哪些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对相对人来说，国家赔偿范围意味着其求偿权的范围。国家赔偿范围确定的大与小、宽与窄，直接关系到国家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赔偿范围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尺度之一。由于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只涵盖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所以，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包括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不包括立法赔偿和军事赔偿。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
司法赔偿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职权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司法赔偿又可分为刑事赔偿和其他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其他司法赔偿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除刑事司法职权以外的其他司法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
行政赔偿在国家赔偿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约80%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实施的，因此，在国家机关中，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最直接、最广泛、最经常。如果他们违法行使职权，必然直接侵犯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负面影响也很大。所以，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点。
在行政赔偿中，行政机关的违法致害行为包括两类：一类是具体行政行为，一类是事实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只对这两类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属赔偿范围。
另外，国家赔偿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只限于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由于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政治实体，受害人不可能直接请求抽象的国家承担具体的赔偿义务，这就需要有一个义务主体来代表国家履行赔偿义务，这个义务主体就是赔偿义务机关。所以，赔偿义务机关就是具体履行国家赔偿义务的组织，它代表国家接受国家赔偿请求，参加国家赔偿程序，支付赔偿费用。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时，基本采用的是谁致害，谁负责的原则。即实施侵害的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负责赔偿。
国家赔偿方式和标准
国家赔偿的方式，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各种形式。由于损害的性质、情节、程度不同，赔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由于国家机关承担着国家运转的各项职能，为保证公务的正常履行，赔偿的方式应力求便捷易行，以避免国家机关陷入繁琐的个案纠缠之中而贻误公务。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是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补充。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指国家支付赔偿金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时适用的标准。由于国家侵权损害的类型多种多样，损害造成的结果也各不相同，设定一个计算标准尤为重要。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其赔偿标准大致有如下三种：
1.惩罚性标准。侵权主体除向受害人补足其实际损失的费用外，还应支付额外的费用，这种额外的赔偿金超出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带有惩罚的性质。
2.补偿性标准。侵权主体支付的赔偿金仅仅是填平补齐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3.抚慰性标准。国家赔偿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仅仅是象征性、安慰性的给予一定的补偿，这种赔偿的数额往往少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由于赔偿标准与国家财力直接相关，基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我国的赔偿基本采取的是抚慰性标准。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您有所帮助。

10. 谈谈为什么要为平反冤假错案点赞

因为冤假错案的平反是对依法治国的最好诠释。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提高司法公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使社会对法治燃起信心，同时对司法系统人员也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作用。当然，后者需要在重审过程中伴随追责机制的启动。对冤假错案，不能只平反，不追责，应做到有责必究，有错必罚，通过纠错的方式来规范司法行为，让司法人员特别是具体办案人员认识到枉法办案对自身会产生何种后果。有了这种惩罚机制，司法人员才会基于事实和法律，而非根据政治权力和人情关系去办案。再者，平反冤假错案，让人民看到了司法公正的曙光。法治的建立，就是通过一桩桩具体案件依法公正的处理来体现的。这样的案件多一起，中国离司法公正和法治社会就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