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以立法
⑴ 家庭教育或将立法，此番操作有利于教父母成为合格的父母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由于父母学历教育水平以及认知的差异，所以不同的父母家庭教育的方式，以及教育的质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也会对子女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影响孩子的接受学习能力，从而也会导致孩子的价值观认知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而家庭教育法或将立法也是为了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做法却有利于教父母成为合格的父母，而且确实很有必要，但是是否应该执行，是否需要立法，也是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总的来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其实不得不说的是，我们会发现家庭教育本身和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同的家庭，对应不同的家庭环境和背景，而如果强制以立法的形式干预家庭教育的方式，也确实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弊端，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通过立法的形式干预家庭教育也确实侵犯了人权。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家庭教育作为人生教育的第1课，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一个人成长学习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我们来说，有些父母确实在认知能力知识水平较低，所以在教育观念上也非常落后，如此的家庭教育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如果确实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家庭教育，确实能够让父母成为合格的父母，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带来侵犯人权的弊端，所以更值得思考。
⑵ 美国中立法的介绍
美国中立法（NeutralityActs）是美国政府于1930年代所通过一系列法案的总称。这些法案是用以回应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和亚洲日益混乱的局面。美国的积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惨重。这间接导致美国本土孤立主义的兴起，希望美国不牵涉在国际的斗争中，从而促成了中立法的制定。中立法的影响通常是负面的。因为条文不分侵略国和受害国，单纯以“交战国（belligerents）”平等地对待她们。这些法例亦限制了美国政府协助英国对抗纳粹德国的力度。1941年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使法案被废除。
⑶ 立法机关与有立法权的机关有什么区别国务院为什么又可以制定法规和修改，不是人大做的事情吗
立法机关是有立法权的机关 但有立法权的机关就不一定是立法机关
在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的情况下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相互分割、互相制约的（政府、议会、法院）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行政权在不断的扩张（毕竟议会要很久才召开一次，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却越来越快），这就慢慢有了行政立法一说
一般来说政府立的行政法规都是涉及行政过程的具体操作层面的 是在不违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法律的情况下所立的下位法
我国不走西方分权的道路，实行的是马克思设想的议行合一，不过国务院的立法实际上和西方的行政立法是一个道理。
政府是人大的执行机关，是服从于人大的 人大不仅仅是单纯的立法机关更是最高权力机关
国务院的所有工作都要经过人大审议 其立法的范围、内容也都是由人大来决定的 其制定的法规以及相应的解释权和修改权都仅限在行政范围内 除了国务院 各级地方政府和一些与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息息相关的机关也享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
不过立法机关所立的法始终是上位法 要优位于行政机关的立法 其实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差别 立法机关颁布的往往叫×××法 而行政机关颁布的则多叫×××条例 ××规章 ××意见等
⑷ 为什么立法有一定滞后现象
有关立法滞后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立法学界已经认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参与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民意对立法的愿望和要求，立法不论在制度上和还是实践中都有所考虑，并开通了多种渠道吸引公民参与，直接体现民主立法，但是发展相当缓慢，成效不明显。这些都表明了立法机关和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循环的缺失，直接导致立法没有以一定的科学方式和手段对民主内容进行必要的集中，也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话语中提炼出能够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立法与民众意愿出现鸿沟，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滞后。
⑸ 知识产权的立法是单独立法好还是统一立法好
我觉得统一立法好！
参考资料：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概况
（一） 国际立法 (564)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实际上只是利用国内法对外国的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它的基础在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对国内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已经无法解决国际间商品流转所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本国应当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外国持有人的利益；二是防止外国对知识产权本国持有人的利益的侵害。
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
1883年在法国首都巴黎缔结，到1993年1月为止，有107个成员国。我国于1985年3月19日正式成为巴黎公约成员国。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缔约国共同组成保护公约产权联盟，联盟组织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局组成。
巴黎公约的基本原则有：
（1）国民待遇原则。
巴黎公约的每一成员国的国民，在工业产权方面，可以享受其他成员国依据国内法已经或将要给予基本国国民同等的权利和利益，而不管他们在要求保护的国家是否有永久住所或营业所。
（2）优先权原则。
成员国国民向一个缔约国提出申请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向所有其他成员国申请保护，并以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作为以后提出申请的日期。巴黎公约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优先权期限是12个月，外观设计和商标的优先权期限是6个月。
2．《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
伯尔尼公约于1886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缔结。它是著作权领域第一个世界性的多边国际公约。我国于1992年10月15日正式成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未作任何保留。
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有五项基本原则：
（1）作者权利原则。
（2）国民待遇原则。
（3）自动保护原则。
（4）最低保护原则。
（5）独立保护原则。
伯尔尼公约还规定了一些实质性的基本内容：受保护的作品的类型、由各成员国自己决定是否给予保护的对象、公约规定不受保护的对象、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产生的条件、权利内容、著作权限制、著作权的保护期、著作权保护的溯及力。
3．《世界版权公约》。
它是继伯尔尼公约后又一个保护著作权的公约。它于1952年在日内瓦签订，1971年7月在巴黎作过一次修订。我国于1992年10月30日正式成为该公约的成员国。
该公约的主要内容：
（1）保护的对象为缔约各国承认的文学、科学、艺术作品的作者及其他版权所有人的权
（2）保护的权利主要规定了财产权，对作者的人格权未作规定。
（3）保护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25年。
4．《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891年4月14日签订，我国1989年10月加入。协议规定只有巴黎公约的成员国才能参加马德里协定。凡成员国的国民，在本国注册商标后，可以向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申请国际注册。国际注册经批准后，由国际局公布，并通知申请人要求保护的那些成员国，这些成员国可以在1年内声明对该商标不予保护，但需说明理由；申请人可以就此向该国主管机关或法院申诉。如果该成员国1年内未提出声明，则国际注册在该国就具有国家注册的效力。国际注册效力的期限为20年，在国际注册之日起5年内，如该商标在其所属国已全部或者部分不再享受法律保护时，该商标国际注册所得到的法律保护，也全部或部分不再享有权利。
5．《专利合作公约》（简称PCT）。
1977年6月签署，我国于1994年1月1日成为该公约成员国。它是巴黎公约成员国间签订的专门条约之一，也是专利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公约。专利合作公约的基本内容，主要是规定通过国际申请在几个国家同时获取对一项发明的法律保护的申请手续和审批程序。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申请人可通过一次申请即可获得部分成员国或全部成员国的专利，这种专利称为国际专利。申请人在申请时应向受理局，即专利合作公约所指定的7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专利局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可使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俄文和中文中的任何一种文字，申请文件中须指定申请人希望取得专利保护的成员国。
（二）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概况 (805)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开始较晚，但是发展很快。1982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商标法》（1993年修订）；1984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专利法》（1992年修订）；1990年4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著作权法》；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86年4月12日审议全国通过的《民法通法》还专节规定了知识产权。此外我国还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公约。
⑹ 立法程序的立法过程
中国的立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系统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与有立法权的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分工方面还是比较明确的，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自己的常务委员会在实际立法操作方面却没有明确的分工，同样情况存在于政府的立法系统中，各级政府与其职能部门之间在行政立法方面也没有明确的分工，加之授权立法的混乱，使中国当前的立法体制呈多头并进的状况。虽然各立法机构都在积极地履行自己的立法职责，但相互之间的交叉与不协调也大量存在，从而使有些立法重复劳动，有些立法机构内耗严重。立法是一项严密细致、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需要遵循科学的程序。但科学的程序应以科学的立法体制为前提，否则科学的程序将无法发挥作用。健全和完善中国的立法体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立法体制法律化。通过宪法或制定宪法性法律规定中国的立法体制。包括中国的立法职级，各立法机构的权利与义务，立法分工以及授权立法的范围，时限等。中国的立法职级的确定，应以集中而不应以分散为原则。立法机构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粗，这样才能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对立法质量的需求。立法要有一定的超前性、预测性和稳定性，使所立的法律在市场经济下有相对长一些的生命力，这样不仅有助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可以减少立法的数量，减轻立法机构的压力。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立法需求量大，会与上述原则发生矛盾，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高立法的工作效率，立法机关的专门化和立法人员专业化来解决。关于各立法机关的权利与义务，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立法机关在享有立法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对所立法律的解释、修订以及承担错误责任的义务等。立法机关应改变过去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形象，加强立法机关的责任，促进立法质量的提高。把立法机关的立法分工通过宪法性法律确立下来，其好处是可以避免立法的随意性和免受不正常的人为干涉，同时也可以保证立法的质量。授权立法目前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已迫切需要用法律加以规范。这种规范应考虑授权的范围和时间两个方面。有些立法的权利属于专有，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授出。如宪法与宪法性法律的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不可授出。国家的重要行政法规，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不能授权给其他机关。有些立法权在授权时要有范围限制，不可任意授给任何机关。对于所授予的立法权，原则上是不能转授出去的。在被授予立法权后，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超过时限，授权立法应视为无效。
（2）立法机关专门化。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效率，除授权立法外，立法应由专门的立法机关进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立法机关专门化的要求只能是将立法作为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不能要求这些机关演变为单纯的立法机关。但在这些机关的内部可以设立专司立法的机构。例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设立的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国务院中设立的法制工作局，主要的立法事务由这些专门机构去实施。立法机关的专门化还应包括对于没有专门立法机构的机关的立法权的限制，对于授权立法的限制。中国的立法机关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两个系统，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由人民代表大会系统负责法律的制定，由政府系统负责行政法规的制定。由中央 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行政法规，由地方制定地方性的法律、行政法规。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立法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一些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立法机关包括国务院以及各部委，省、地（市）、县（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机构。如此众多的立法机关，其中多数又没有专门的立法机构，立法质量很难保证，立法工作效率也不能保障。从立法机关专门化的角度考虑，就应减少现有的立法机关，但同时对于保留下来的立法机关进行加强。具体的做法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只保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级（包括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与民族自治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这些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都要设立法制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立法事务。如果下级人民代表大会确实需要立法权，通过授权立法方式解决。在政府系统中只保留中央和省、地、县级政府以及特别行政区和经济特区政府的立法权，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级政府的职能机构的立法权应在原则上取消，如果实在需要，可以通过授权立法方式解决。此外对于授权立法也应严格限制，不仅要有时间、范围的限制，而且应考察授权的必要性、被授权机关的立法能力和立法条件。 目前中国制定一部立法程序法已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法律来加以规范，而中国目前的立法状况明显滞后。鉴于此，中国加大了立法进度。但随着立法进度的加快，立法中的种种缺陷也逐步暴露，如立法行为不规范，管辖混乱，法律体制不规范，导致立法质量下降。可见要提高立法的效率，保障立法质量，在立法程序方面规范化、法律化已经是非常必要的了。其次，中国目前制定一部立法程序法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近年来在立法程序的规范化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立法程序，程序的某些方面已在立法中有所规定。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的议事规则。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目前所适用的立法程序，还不是立法程序法。作为一部规定立法程序的法律，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参考国外的立法经验和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国的立法程序法应包括如下内容：
（1）确立立法程序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立法程序法的调整对象不应仅仅包括法律，还应包括各级政府（县级以上）的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县级以下政府、乡村的乡规民约以及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内部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不应包括在内。法律的制定与行政法规的制定虽然同属于立法的范畴，但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法律规范。立法程序法应对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不同的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程序要比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复杂一些，但制定行政法规决不是没有程序，而目前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立法程序法在完善法律的立法程序的同时，应将重点放在对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的制定方面。立法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立法的一些基本指导思想的法律化。
（2）确立立法程序法的管辖范围与权限。所谓立法管辖，是指各立法机关关于立法的范围与权限的分工。立法管辖与立法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立法体系分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两个系统，中央和地方两个级别。其中人民代表大会系统又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政府系统又包括中央政府（国务院）、省、地、县政府几个级别。立法管辖，就是要在立法程序法中确立所有立法机关各自的立法范围与立法权限。中国立法程序法中立法管辖的具体内容包括：
在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中，由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法律的立法权。具体分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制定和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国家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人大委员会负责解释宪法，制定和修改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外的其他全国性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补充和修改，解释法律，并对国务院、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法律进行监督、审批，决定撤销其与宪法、国家法律相抵触部分。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包括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地方法律的立法权，并对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审批，但地方法律制定后，应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在政府系统中，国务院负责制定和修改全国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或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省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全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和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地区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全地区（包括地级市、自治州）性的行政法规，并有权批准或撤销下级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县级政府负责制定和修改本县（包括县级市、区）的行政法规。
（3）确立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具体立法程序。由于行政法规的规范内容、效力、制定的机关不同，所以在立法程序方面也不同，对此在立法程序法中应分别加以规定。中国法律的立法程序包括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立法议案的提出。包括提案的种类，有权提出立法议案的机构和人员，提出立法议案的限制，立法议案的撤回。第二，立法议案的审查与列入立法议程。包括立法议案的审查机关，立法议案的审查程序，立法议案列入议程，立法议程的编制与变更。第三，立法议案的讨论。包括讨论立法议案的程序与规则，讨论立法议案所使用的语言、方法与 时间。第四，立法议案的修改。包括修改的时机，修改的限制条件，修改的技术以及对修正议案的处理。第五，立法议案的通过。包括表决的原则，表决的方式，表决的法定票数。第六，新法律的公布。包括公布法律的机关，公布法律的方法、期限，法律生效的期限。
中国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编制行政立法规划。包括中央的行政立法规划和地方的行政立法规划。中央的行政立法规划首先由国务院各部委或主管部门提出立法建议，由国务院法制局协调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地方行政立法规划由地方政府的法制机构编制立法计划，报请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法制机构批准。第二，行政法规的起草。起草行政法规要有专门的机构、专业人员负责。对于专业性很强的行政法规，可以委托专业、技术部门起草，也可以聘请专家参与起草。起草行政法规时，应广泛地调查和征求意见，并及时将基本内容公告于社会。第三，行政法规草案的协商、协调与修改。行政法规草案除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外，还要广泛与有关行政机关协商与协调，进行必要的修改。如果协商与协调不成，可以报请上级政府裁定。第四，审查、审议和批准。行政法规草案完成后，应先由政府的法制部门审查，如查通过，即报请政府常务会议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应履行批准手续，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应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应报请上级政府和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批准。第五，公布和备案。经批准的行政法规要由政府最高首长公布，同时公布其生效时间。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公布的同时，应报请上级政府备案。
⑺ 家庭教育将立法，谁来教父母成为合格父母
其实不得不说是家庭教育如果一旦立法的话，确实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明文规定父母如何救孩子，而且也可以规范一些父母的教育行为，能够更好的让父母成为合格的父母，但对于我们来说，谁来教如何教，如何让父母更好地作为合格的父母，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来思考问题。
其实对我们来说，家庭教育的本质就是让父母更为高质量的教育孩子，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教育的方式教育的质量，都是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对于我们来说，父母如何教育孩子以何种方式来教育孩子，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人需要思考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单纯依靠法律强制性的执行来让父母强制的学习都是不能够实现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也是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父母的教育方式，确实能够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水平和认知，但对我们来说，如何教育孩子如何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父母的行为，这些都是我们全社会需要思考的。
⑻ 立法制度的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在中国现阶段，指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地方国家机关，以及根据授权可以立法的地方国家机关。依法，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授权决定规定的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要求。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与“在本行政区域范围”不尽相同。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的部分区域有效；后者则可以被人误解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有效。由于事实上不是每个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后者确当。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及于一定地方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个体系，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构成。中国地方立法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对中国地方立法的含义，至今仍然有一些较为普遍的误解。一是对地方立法的主体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的活动，或是把地方立法主体扩大到所有的或过多的地方国家机关。二是对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作产生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活动，或认为所有地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三是对地方立法的行政区域范围、法的效力范围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或限定在省一级，或扩大到县一级。为正确理解地方立法的含义，应当消除这些误解。 第一，地方立法具有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主体只能是地方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不能是地方立法的主体，即使中央国家机关制定专门解决地方问题的法律、法规，如全国人大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的立法活动也不属于地方立法的范畴。地方立法的任务是解决地方问题，尤其是注重解决应当以立法解决而中央立法不能或不便解决的问题。地方立法可以有或应当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基本原则之一是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保持地方特色。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本地行政区域内。
第二，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从总体上说，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首先，地方立法有更多的关系需要处理。在中国，制定地方性法规，至少要处理六种关系：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与行政法规的关系；与部门规章的关系；与地方政府规章的关系；与上级或下级地方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还要处理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关系。
其次，地方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具体，在总体上规定的事项更多，许多不宜由中央立法解决的问题便由地方立法解决，这也增加了它的复杂性。
再次，各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使地方立法异彩纷呈的同时，也使地方立法复杂化。当然，地方立法更具复杂性，是从地方立法的总体情况来说的，不是任何一种地方立法，都比中央立法更复杂。
第三，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
一方面，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相比，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一般要以中央法律、法规为依据，或不能与其相抵触。在立法功能方面，地方立法一般都负有贯彻实施中央法律、法规的责任。在中国，地方立法还有补充中央法律、法规以及先行一步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的任务。一国法制统一原则还要求地方立法的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有关方面，应当与中央立法保持一定的协调性。
另一方面，地方立法作为一国立法体制的组成部分，也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地方立法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调整地方社会关系、解决地方问题，它可以在不与中央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地立法，积极地解决应当由自己解决的问题。地方也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在坚持或顾及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在法的体系、法的形式或渊源及其他方面，自主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有的国家，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在另一些国家，自主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还有些国家，这两重属性平分秋色。在中国现阶段，地方立法对中央立法的从属性，下级地方立法对上级地方立法的从属性，是更主要的属性。认清地方立法具有从属与自主两重性，就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是只看到地方立法从属于中央立法的一面，把地方立法当作单纯是为执行、补充中央立法和为中央立法积累经验存在的，在地方立法问题上视野狭窄，认识保守，缺乏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一是过于强调地方的特殊性，把地方立法看成是可以脱离国家法制大局的一种纯粹的地方性活动，陷入偏狭的地方主义泥坑。
第四，城市立法在地方立法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城市尤其是重要城市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们应当行使地方立法权。城市的发展状况是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标志。在现代社会，城市承担着比一般地方繁重和复杂得多的组织、管理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事项的职责，日益成为整个政治、经济、法制、科学、文化、教育和居住的中心。城乡融合的过程，城乡差别消灭的过程，主要是更多乡村实现城市化的过程。美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英国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些情况，再加上城市自身的人口密度大、社会分工细、生活节奏快、矛盾和复杂问题多的特征，决定了应当注意给予城市特别是重要城市地方立法权。西方国家的市议会一般都有地方立法权。中国虽然自古以农立国，但今天城市的发展速度也颇为可观，居住在城市（包括市辖县）的人口已近4亿，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总额的85%以上。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尤其是这些年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状况如何，渐成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而城市地方立法也十分必要和重要。
⑼ 立法是指制定法的活动 对否
“立法”（Legislation），一般又称法律制定.立法是通常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认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活动。
我国当今法学中，对“立法”一词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从狭义的解释来看，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制定法律.从广义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在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也有在制定地方行政法规规章的权力， 呵呵呵，刚学法学，显示一下
⑽ 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1．以美国为代表的行业自律模式。1996年底，美国政府发布《全球电子商务政策框架》一文，其中关于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观点是:只有当个人隐私和信息流动带来利益取得平衡时，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上的商务活动才可能兴旺起来。“政府支持私人企业开发有意义、使用方法简单的隐私权自律机制。对于自律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将与产业合作，共同研讨解决策略。”该文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商业活动中隐私权保护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减少法律限制的态度。美国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为了鼓励和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避免给网络服务商施加过多压力。
2．软件保护模式。这主要是采用技术的手段，，由互联网消费者自己选择、自我控制为主的模式。该模式是将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希望寄托于消费者自己手中，通过某些隐私保护的软件，来实现网上用户个人隐私材料的自我保护。
3．以欧盟为代表的立法规制模式。这种模式由国家通过立法从法律上确立网络隐私保护的各项基本原则与各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司法或者行政救济措施。如欧盟1995年10月通过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要求欧盟各国根据该指令调整制定本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法。
以上三种保护模式各有利弊，行业自律模式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有关国家的隐私权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其有利于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但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却容易引发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而软件保护模式依赖相关技术的发展，其安全性和可信度有待考察；立法规制使网上用户的个人隐私更容易得到保护，但另一方面增加了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定义务，有可能伤害其进行网络服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学者认为可以采取三者相结合的保护模式：以立法规制为主导，辅之以行业自律和技术。 从目前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来看，隐私权并未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
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依据仅是《宪法》所确立的保护公民人身权的基本原则和《民法通则》中所规定的个别条款。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以及199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未直接规定隐私权的不足，但其所采用间接保护的方式明显不能全面保护个人隐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隐含关于隐私权保护的内容，这不失为一种立法的进步，但仍未从法律上明确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关于我国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12月8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布施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7条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2000年10月8日信息产业部第4次部务会议通过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 第12条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上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密，未经上网用户同意不得向他人泄露，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关于网络隐私权比较成形的法律，仅是在一些部门规章中有所涉及。因此，目前我国对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基本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状态。
学界对我国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完善的建议：
1、采用综合模式，制定一些行业标准
从网络隐私权的立法趋势上来看，现今主要有立法模式和行业自律模式两种。立法模式可以较好地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但单纯的立法模式又可能束缚网络经济的发展。我国网络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尚不成熟同时考虑到我国的法治体制和一贯的法律传统，应采用综合模式兼采两种模式之长处。可以先由行业自律组织制定一些行业标准。
2、制定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
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由法律明文确定下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立法一直忽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宪法》也只是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权受保护。《民法通则》也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司法实践中侵犯隐私权的案件也是侵犯名誉案件处理，公民不能单独以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犯为由进行起诉。应加强针对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法，我国现有的法规都是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制定的，法律位阶较低，不能有力的保护公民的网络隐私权。另外全国各地方也大都有地方性的保护网络隐私安全的法规或规章制度，但我们知道网络是没有区域限制的，很多网络侵权案件甚至是跨国界的，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对公民的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根本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急需一部全国性的针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使得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有法可依，同时也使得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补偿。
3、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使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切实可行
首先，在侵权法律责任中增加相关条文，规定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民事责任，任意或者不法侵害公民的隐私权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特别要规定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其次，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侵犯隐私权罪”这一罪名，使严重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受到刑法的制裁以增强其威慑力。最后，行政法律法规应强化工作人员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工作的原因，行政机关很容易收到公民相关的个人信息，所以强化行政人员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意识尤为重要，对其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应予严惩。
4、加强行业自律和政府管理。由于网络信息的虚拟性，以法律法规的刚性去管理必然会影响到网络的顺利发展，所以，在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以政府的管理促成行业自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一方面，经营者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负有绝对的义务，其内容应该包括信息收集者的告知义务，合法收集义务，依法使用义务和防范泄密义务。经营者应切实贯彻实施，即一旦违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样从制度上保证网络用户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建立一种真正的互信关系。另一方面，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构架促成市场自治和行业自律的主导型与服务型相结合起来的政府。从政府管理的性质和方式讲，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是管理而不是干预，是作为一种内部力量，且是作为一种内部领导力量进行管理的，而不是从外部介入干预的，所以，政府重在引导，培育和规范，是站在经济全球化的高度看待中国的网络行业的，以网络的方式管理网络，从而实现科学的，经济的，互动的和可操作的管理，实现合法自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11月26日一致通过了一项保护网络隐私权的决议。这项决议由巴西和德国发起，在美国被曝大规模监听各国的背景下提出。
巴西大使表示，该决议第一次确立了人权在网络上也需要保护。德国大使则反问道：“在数字技术的世界里人类隐私权还受到保护吗？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就应该被允许吗？” 德国与巴西稍早前共同向联合国提交有关反对大规模监控的决议草案，要求结束大规模监控行为，同时保障民众享有通信的隐私权。草案呼吁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大规模监控造成的侵害予以关注。
这份决议草案没有指明针对任何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该决议草案是针对美国近来被不断揭发的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监控行为的愤怒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