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谈法治
1. 有谁知道哪里有易中天回答老牛的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文章吗
易中天：“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爱
作者：易中天
有一家媒体问我：你常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这代表你的历史观吗？（注：见新京报6月9日书评周刊“品读历史”封面专题采访报道）我回答说，不能代表。这样一句话，怎么可能就代表了历史观呢？但历史确实可以酿酒。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至于酿成什么，一看目的，二看手艺，三看运气。
媒体喜欢的是直截了当。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只能这样回答。但他们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机会谈谈历史观的问题。
正好，也是这家媒体，连续发表了些批评我的文章。事实上，自从我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在《百家讲坛》开讲《汉代风云人物》，尤其是今年开讲《品三国》以后，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批评。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其实我一直渴望着批评，尤其是那些有分量、能够击中要害、让我深思的公开的批评。
为曹操辩并非“无罪辩护”
就说前面提到的那家媒体，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署名“老牛”。老牛先生认为，我的《品三国》不像是“平民立场，现代视角”，毋宁说是“曹操立场，古代视角”。因为我在讲曹操杀吕伯奢家人一案时，对曹操进行了“曲意回护”。我不否认在讲此案时确有为曹操辩护的意思。但我之所作，并非“无罪辩护”，而是认为《三国演义》夸大其辞，后世评价“量刑不当”。这难道违背“现代精神”吗？我在节目里说得很清楚：“凄怆这两个字很重要”。凄怆这两个字，就是曹操“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的证据。这怎么是“无耻小人”呢？就是“有耻小人”！这样一种心情，和《三国演义》里面那种理直气壮的态度难道就没有区别？难道当时曹操应该到官府去自首，而衙役们则会对他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不过，好在老牛先生是赞成现代观念的。那么，面对诸如此类的批评，我总有权保持沉默。
良心不是顾忌
这位先生提出来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应该回答的。就是我说了曹操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句话，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说，这个常常流行于礼崩乐坏、道理失范时代的判断，其实未必。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怀有畏惧之心，廉耻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还有些顾忌或底线。真小人呢，那就无所顾忌胡来了。
这话说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回避。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三个概念，三个关键词。一个是顾忌，一个是底线，还有一个是社会规范。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抽象地讲要有顾忌、底线和社会规范。我们还要问：什么底线？什么顾忌？什么社会规范？这正是我和许多批评我的人意见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底线是属于内心的。这个底线只能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感。顾忌是外加的，是我害怕，害怕什么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说的“社会规范”。什么规范呢？老牛先生没有说。不过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所谓“廉耻之心”，当然就是道德了。道德真能够使人有所顾忌吗？我的结论是不能。道德是和良心联系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道德的底线也是别人监督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心不是顾忌。
道德不可能真正让人有所顾忌
有所顾忌总比无所顾忌好？也对也不对。因为要看是什么顾忌。“顾忌”二字与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让人有所顾忌。它是一种“软控制”，其常规手段也就是“口诛笔伐”。一个人，在他还觉得“人言可畏”的时候，道德的谴责是会有约束作用，让他有所顾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种人物，谁也说他不得时，那就恐怖了。
我们必须坚持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不能天真地认为，那一定能使恶人顾忌。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说的“道德顾忌”，不是怕别人说，而是怕自己说。这是“良心”，不是“顾忌”；是“真善”，不是“伪善”；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前面已经说过了，道德原本应该发自内心，不能是外在的监督。因此，一旦成为顾忌，就有作伪嫌疑；而一旦作伪，就突破了道德底线。道德的底线一旦突破，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期望的东西，恐怕就没有希望了。
“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爱
这样看来，“真小人”就比“伪君子”更可爱，也更可靠，因为至少他不装，不假，不作伪。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恶。区别也就一个字：装。“伪君子”装（伪装），“真小人”不装（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小人”反倒更接近于善。
这个观点，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可能会不同意。他们会说，不对。“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区别，在于一个廉耻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顾忌，另一个则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所以后者更可怕。这话其实似是而非。首先，“廉耻之心尚存”就不是“伪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顾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没有顾忌便变本加厉，因为他的“善”原来就是装出来的。他付出了“装”的代价，自然要设法“赚”回去。不但要“扳本”，还得有“红利”。第三，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却是明着来，我们至少有所警惕，可以防范。
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们难道就不要顾忌了吗？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么？法律。法律并不万能，法治也是会有问题的，相对而言，如果要让人心存畏惧心生顾忌，法律要可靠得多。看来，老牛先生“打包”提出来的问题，是要分析的。人，确实需要社会规范，但不能只有一种；人，也确实需要底线和顾忌，但不能都交给道德。社会规范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一种是法律。它们也应该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
2.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区别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
首先，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的用法历来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
法治则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主张法治意味着否定人治，赞成人治则意味着反对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们在对立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如孙中山等也倡导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和人治，并有精辟论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中，也同样是在与人治相对的意义上运用法治一词。
其次，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的内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内涵是指法律以及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与人治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或原则。作为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和人治探讨的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关键问题。“法治论”认为，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并予以充分实施；“人治论”则相反，认为关键在于国家领导人是不是贤明，“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主张法制并不意味着否定领导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认为领导人贤明与否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治国原则，“法治论”主张法律应有极大甚至无上的权威，不能听任个人和组织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论”则相反，它主张或默认组织和个人的权威高于法律的权威，权大于法。
再次，虽然法治与法制具有内在联系，即实行法治必须要有法制。但我们不能说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从人类的政治法律实践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制，但却不一定是在实行法治，如当年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蒋介石统治的中国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实行法治。
最后，即使在动态意义上理解“法制”，也与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去甚远。“法制”的动态含义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简单地说就是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对此，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什么法？“恶法"还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显然，这些都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无法回答的。与此不同，现代“法治”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它不局限于形式或逻辑意义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以“有法”、法律完备为满足，还要求在价值层面上考虑法律的好坏，而且，作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鲜明特征，它还强调《宪法》和法律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现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上贯彻民主原则，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和互相制约，严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
3. 求一篇易中天先生的《我山之石》读后感两千字左右，少点也行，谢谢！
我最近看了易中天先生一本新著《我山之石》。他描述了先秦时期儒、道、墨、法各学派如何解读当时的乱世，并且竞相提出各自的救世之策。保守派的孔子认为社会必须回到周朝的封建秩序，尊重长辈，服从社会等级。道家认为整个体系都是错误的，在乱世之后，事物都会回到自然的规律。墨子则主张社会人人平等。而周朝的统治者拒绝这三种思想采用法家思想，主张法治，赏罚并重，权力集中，最终出现了统一中国的秦王朝。
先秦哲学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真有100家思想在交流融汇，其本质是儒、道、法等三四种思想的争鸣。我觉得可以把先秦道家和法家之间的论战放到今天：道家相当于自由市场主义，法家相当于国家市场主义。前者相信市场有自发秩序，政府干预会破坏市场；后者认为激励机制和政府监管很重要。究竟权力的天平是应该倾向政府一边还是市场一边，是一个需要每一个改革者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部金融危机后的应时之作，然而此文一开宗就提及，先秦诸子救不了我们这个市，而读不读先秦诸子，金融危机迟早也会过去的。我很欣赏易中天先生的直率，因此也就有了将这本书读下去的勇气。
我不知道先秦诸子的书现世有几人通读，大概语文老师觉得这是历史老师的事情，因此我除了课本上曾经摘录的几句论语“学而时习之”和曾心血来潮翻开的《韩非子》，其余也就不甚知晓。因此可以说现世中关于先秦诸子的书就像是聊斋，谁也没见过鬼长什么样，关键就看你怎么说了。还好易中天说的是白话，因此我也只能照着他的思维去想象先秦诸子的鬼样了，春秋战国资产重组，西周公司既管不了诸侯，诸侯也管不了大夫，于是各家各派关于如何救市的想法也就活跃在历史的舞台，儒家认为问题出在人心，因此主张"安心"；法家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因此主张"改制"；墨家认为问题既出在制度，也出在人心，因此既主张"改制"，也主张"安心"。而道家干脆就说，根本就不该有这个市，更不用提救市了。
从个人而言，我倒是比较喜欢读关于墨子的段落，一来神秘，到了唐宋已经是儒道释的天下了，墨家去哪了？是不是真如台湾单机游戏《轩辕剑》所说，墨家被秦始皇给赶尽杀绝了？结果一看，易中天没有说来龙去脉，倒是说有些学说太超前，因此开始时都是一鸣惊人，其后就迅速消亡了。二来就是关于“打左灯，向右转”的比方，按易中天所说，墨子是最讲究平等的，到最后却走到了专制的另一面，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这就有点像计划经济，同时又不能不联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或者《一九八四》。当然，后一点是我自己想多了。
想多了的还有关于法家、兵家和道家的关系。当年读李零的《兵以诈立》时曾隐约记得说先有《孙子》后有《老子》，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而今天人们说法家也多从法家对制度上的改革去说，我想能不能统一起来？道家讲究的是与自然和谐，而法家是在寻求一种与社会更和谐融洽的制度呢？或许我又犯了解读过多的错误吧
4. 春秋战国时期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分别是谁说的
没有这样的原话，是易中天从儒法之争总结出来的，参看百家讲坛易中天-诸子百家-儒法之争
5.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观后感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但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6. 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现在把二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希望能将二者加以区分。
法制一般指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其核心是依法办事。
法治则是指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一整套治国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其核心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
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郭星华）
7. 易中天品三国,天下归心全文
http://laop000.net.com/user1/4810/archives/2006/27560.html
曹操会用人，这在历史上几乎是公认的，他可以说是深知“用人之机”。但问题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术”，而是“道”。那么曹操用人之道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他又为什么能够掌握这个“道”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
在上一集讲到，袁绍与曹操的人才之争中有很多人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其中有一位关键人物——谋士郭嘉。郭嘉从小胸怀大志，在二十岁时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于是隐居以待时机。最初郭嘉投奔到当时势力最强大的袁绍麾下，袁绍也对他极为敬重，并把他作为人才厚礼款待。然而郭嘉却在曹操招贤纳士之时神秘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的帐下。郭嘉可以说是对袁绍和曹操都有独到的见解，那么郭嘉为什么要离开袁绍，投奔曹操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细品曹操的用人之道，《易中天品三国》之“天下归心”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易中天：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前期的五位重要谋士——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贾诩，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个人来自曹操的对手的阵营，郭嘉和荀彧是从袁绍那里投奔曹操的。郭嘉临走的时候跟袁绍的谋士说了一番话，这番话很重要，郭嘉是这么说的，他说：
“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郭嘉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要能够善于为自己选择一个好老板。你要是老板选错了，那你这一肚子的学问、知识、谋略，那你就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老板选对了，那你就可以功成名就。第二层意思，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为什么呢？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那么周公是如何下士的呢，“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是说他正在洗头，突然有人通报说有一个人才来了，马上停止洗头，把头发抓住去接见。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通报说人才求见，马上把嘴巴里的饭吐出来，然后出去接见。洗一次头他三握发，吃一餐饭他三吐哺，他非常尊重人才，求贤若渴。郭嘉说，这个样子袁绍是学会了，但是没有学到周公的精髓，所以袁绍的礼贤下士是靠不住的，何况袁绍本人还有一些什么毛病，所以袁绍不是好老板。还有第三层意思，郭嘉没有明说，我们可以猜出来，那就是曹操是个好老板。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谋士郭嘉的眼里，曹操才是一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地离开袁绍投奔曹操。也就是说，人才都是择贤主而归附的，因为人才只有在一个好老板手底下才会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老板呢？易中天先生又为什么认为曹操是一个好的老板呢？
那么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以下几点表现：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 清正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再比方说枣祗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唯才所宜。这个特点，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地合适，都非常地称职，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是用人的一般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疑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叫“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地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操在前期他还是想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它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又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禄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还是效忠他的，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就是曹操阵营复杂，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阵营里面的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地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
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包括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对张绣，对魏种，对毕谌，还有对曾经恶毒攻击他的人，比方说陈琳，对这些人这么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比方说于禁，于禁是曹操自己亲手从行伍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后又反叛了吗，反叛的时候就打得曹操有点落花流水了，这时曹军是很混乱的，但是唯独于禁的这个队伍非常地整齐，一路整理着自己的队伍，一路敲着鼓，有秩序地撤退。撤退的路上碰到几个其他人手下的士兵，衣衫不整狼狈不堪的样子，于禁就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被青州兵抢劫了，青州兵是什么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这个黄巾军投降曹操以后曹操把他们收编为青州兵，曹操对他们特别宽容，这些人一看曹操打败了就起来作乱，就把曹操其他的队伍抢劫了。于禁一看这还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队伍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队伍开过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顿，再往回撤。这时候青州兵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那儿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现在在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公事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么会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百家讲坛》的幕后故事] [网友热评本专题] [流失海外百年的战国青铜鼎回归故土]
＊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与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呢？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曹操下达了一个命令，不得践踏农田，他要保护农民，谁的马如果踩了麦田那是杀头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全部下马步行，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用戈啊什么东西把麦子护住，小心翼翼地走。曹操自己没有下马，结果马惊了，一家伙跳到麦田里面，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马上下马，把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官说，杀头。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唉呦，那怎么可以呢，反正古代有这个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不施于尊者，统帅怎么能够杀头呢。曹操说那没有办法，那就割一把头发吧，自己拔出剑来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过罚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一部对曹擦很不友好的书里面，这个书的名字叫《曹瞒传》，用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虚伪，奸诈，说你下道命令说踩了麦田就要杀头，结果你弄个头发下来。其实不然啊，曹操这个也是受刑的，叫髡刑，髡刑就是把头发剃掉，因为古人认为这个身体肤发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弃的，而且髡刑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个刑罚，所以他还是受了刑的，还是表现了曹操的执法严明。
那么曹操罚得重，赏得也不含糊。曹操奖赏部下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我们知道军阀混战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豪帅，一仗打下来以后，这仗打赢了，来，来，来，哥几个，分了，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随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实没道理。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加码，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考虑得周到，可能周到得连你自己都想不到，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则矣，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
第四个特点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曹操是虚心纳谏的，这也是吸引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华，自己的建议、策划能得到采纳。我们读史书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记载，太祖听之，从之，善之，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也有太祖不听，如果不听而决策错误，曹操一定检讨。有一次曹操打孙权的时候，曹操就做了一个决定，就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去，当时有个叫蒋济的人就不赞成。曹操说你看上次我跟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的老百姓迁移到延津，蒋济说，曹公，现在这个情况和你跟袁绍打白马的时候不一样了，再说老百姓他都是恋土的，恋家的，谁愿意搬来搬去，不要迁移他们。曹操不听，不听以后这些老百姓一听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去，呼啦啦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所以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以后马上出门迎接，然后呵呵呵地笑着，拉着蒋济的手说，哎呀蒋济，你看你看这事我弄得，我本来是想让他们躲避一下孙贼的，谁知道把他们都赶到孙贼那去了，你看我干的这事，检讨。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总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了错误不愿意检讨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检讨也有各种感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
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
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
令行禁止，依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责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伴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人之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因此有“以功归人，以奖励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也都是有缺点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宽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术，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在于他的道，而在于他对人心、人性的透彻地理解和把握。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官渡之战之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这些信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地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是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我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这一仗，何况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这手做得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弄不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连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当着你的面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有谁在勾结袁绍，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着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做得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的人，全讲真话那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了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这叫做聪明。
第二个原因就是随和，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他身上既有军事将领的素质，他也有诗人的气质，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正式作战的时候，他为人是很随和的，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开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种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了，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了也不好，太随便了你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被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给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吧，非常好玩儿。
第三个原因，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翻译过来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衿啊，悠悠的是我的爱心，只是由于你的原因啊，让我思念到如今。思念着谁？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够帮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这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真诚。
第四个原因是深沉，曹操是一个很深沉的人，我们去看一下这首《短歌行》，他的开头的句子是什么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是很短的，我们应该利用这短暂的人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因此需要有大量的人才、朋友来帮助我。所以他的用人之道是站在这样一个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的高度产生出来的，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用人之道，所以曹操这个人是很随和的，也是很深沉的。郭嘉对曹操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外易简而内机明”，就是表面上看着他随随便便，实际上里面内心深处很深很深，他可以和你握手言欢，他可以和你谈笑风生，他可以和你嘻嘻哈哈，他可以和你勾肩搭背，但是请你注意，当他和你握手言欢嘻嘻哈哈的时候，他在观察着你，而且看人看得入木三分，他会把他对面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然后他知道怎样来对待你，或者说怎样来对付你。曹操看人是很厉害的，袁绍那么气焰嚣张，袁术那么不可一世，曹操都没有放在眼里，唯独对于那个先前卖草鞋，后来寄人篱下的刘备另眼相待，曹操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刘备是不是英雄？如果刘备是英雄，那么曹操说这句话等于明说争天下的就是我们俩了，不该说啊，应该烂在肚子里。那么如果刘备不是英雄的话，那曹操说这个话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曹操看刘备看得准不准，刘备是不是英雄？曹操有没有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请看下集——青梅煮酒。
8. 法制和法治有什么区别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
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
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拓展内容：
法制：
“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其一，狭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广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过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国家都有法，但并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
法治：
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
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
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9. “法制”跟“法治”在用法上有什么区别
一、法制的概念 （一）法制的含义 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含义、用法不一.通常有两种意义上的理解和作用： 第一,把法制同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对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又有两种理解和使用方式. （1）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简称.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法制一词多指此义.董必武亦说：“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 （2）指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简称,包括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方面的制度.这两种意义上所说的制度有所不同,一指国家依法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一指法律规定的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制度. 同法律、制度相联的法制,其前提和基本要求、基本内容,是要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有法律和制度的国家都有这种法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法律和制度,因而都有这种法制.对这种法制的作用,有不同说法.我国古代典籍一般认为法制有禁奸、止邪、去私、明分、罚罪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也有这种作用,但本质不同.社会主义法制所“禁”、“止”、“去”的,是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的“奸”、“邪”、“私”；所“明分”的,是法律确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所“罚罪”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律构成犯罪依法应受处罚的行为. 第二,把法制同民主制联系起来.这种法制指掌握政权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管理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制度.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法律和制度,但并不都有法制,只有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才有法制.因为这种法制是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同时又体现民主,保障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这种法制的基本要求和内容,不仅在于制定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而且更在于严格实施法律、遵守制度.在实行这种法制的国家,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地执行法律,平等地遵守法律和制度.同民主制相关联的法制是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般不存在这种法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形式上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存在这种法制.以民主制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制,一般都要求贯彻合法原则,即一切组织和个人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贯彻平等原则,即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贯彻统一原则,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嫠制度.但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法制中往往不可能贯彻到底,只有在社会主义法制中才可能贯彻到底. 不论哪一种意义上的法制,或哪一种历史类型的法制,其共同本质、根本 作用和特征都在于： （1）反映一定社会中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规定和维护对掌握政权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2）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又转过来对经济基础起重要作用.当这一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时,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当这一基础本身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阻碍以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3）由一定的政权制定,并以政权作后盾保证实现,具有政权的强制性和效力的普遍性. （二）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内容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诸方面的法律制度.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指国家应高度重视和加强立法工作,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适时地逐步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制度,使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得到法律调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重要方面都有法律制度可以遵循.不重视立法,各方面无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无从谈起,因此,有法可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首要任务. 有法必依指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公民 ,都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制度,依法办事.有法不依,法再好再完备也不行.同时,有法可依的目的是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是有法必依的逻辑结果.只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切实依法办事,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的作用.从我国近些年来的法制实践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有法必依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 执法必严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一要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切实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精神和程序办事；二是执法严明,一丝不苟,忠于事实真象和法律制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权；三要严肃、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在刑事案件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的界限.不能把执法必严理解为对任何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理都必须从严,也不能把执法必严和严刑峻罚相混淆.执法必严,才能确立和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证法律制度得以实现.因此,执法必严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条件. 违法必究指对一切违法犯罪分子都依法予以追究和制裁,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享受法外特权.违法必究是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引申出来的要求,也是实现立法目的和法的普遍约束力所必需,并关系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取信于民、是否具有尊严和权威.因此,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实现的一个保障.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有重大区别； （1）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而资本主义法制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 （2）社会主义法制反映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法制则主要反映资产者的意志和利益. （3）由于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因而在根本上具备了把法制原则贯彻到底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法制,由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体现少数人意志,难以真正贯彻.这些区别的存在,表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先进性、优越性. 社会主义法制具有贯彻到底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法制一定能贯彻到底.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 须作一系列努力,特别要注意三方面： （1）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这样才谈得上把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制定为法律制度；才能为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提供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2）党要模范地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要使社会各方面依法办事,首先要求执政的、领导人民制定法制的共产党自己依法办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法制能否得以加强、健全和实现的决定因素. （3）要加强法律监督,以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得以切实贯彻执行.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群众,都有权利和义务监督法律实施. 二、法治的概念 同法制概念一样,法治这一概念也是古已有之,其含义和用法也不一.通常主要在两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一种是作为与“法制”通用 的概念.例如,1959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出版的《自由社会的法治》所载英国法学家马什的报告指出：对大多数法学家来说,Rule of Law（法治）这一词组对一切配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来说,是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东西.受过英国法律教育的人,称之为“法治”；一个美国法学家则称“法治政府”；一个法国法学家则称“法制原则”或“法律规则至上”；在德国通用的同样内容的概念是“法治国”.另一种是作为与“人治”对应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执政者严格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 首先提出法治主张的是古代思想家.我国先秦法家就是强调建法立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学派.他们认为人生而好利恶害,人的这种本性一方面使人们必然要发生相互争夺要抑制争夺就要“定分”,使民皆在自己“分”内活动,而定分、止争都需要实行法治,以具有特殊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作定分、止争的标准；另一方面也使得执政者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义恩爱的手段来进行统治,行赏才能使好利的人们自愿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惩罚才能使恶害的人们不得不按执政者的要求去做,这就需要实行以赏罚为内容的法治.他们认为实行法治也是避免人治的弊病所必需.人治实际上是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其弊病甚多,如“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而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所以韩非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倡言法治,反对人治,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认为法治比人治理智、公正,比人治正确、高明,比人治稳定、可靠,并给法治下了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强调实行法治时,中外古代思想家并不否定人的作用,相反,认为法治与人治应是统一的,法治不排斥个人的智慧.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革命时期,其思想家一般也都强调法治,这种法治通常也称法制.它强调按资本主义民主原则立法,一切以法为治.“它意味着所有权力,立法、执法、司法等等权力,都服从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被视为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正常程序的观念.它意味着尊重个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法治的意思是不仅政府维护和执行法律秩序,而且政府本身要服从法治,决不能无视法律或任意更改法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也提出了法治主张.但我国要实现的法治,是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律作为国家、社会、机关、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三、法治与法制的区别和联系 作为与人治相对应的法治,它与法制有如下区别： （1）法制既指一国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也可指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方式、制度.而法治概念的含义则主要在于主张执政者严格依法治理国家. （2）当法制作为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时,它指的是具有实体性的法律、制度,属于制度的范畴,强调加强法制是强调要有治国的工具.而法治是一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相对人治而言,强调法治就是强调法律、制度这种工具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国执政者特别看重法律、制度的作用,以法治国,即为通常所说的法治. （3）法制既强调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也强调每个公民守法.而法治强调的主要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在近现代,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亦即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法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以法治国,都有法治. 但法制与法治又有密切联系.不仅当法制意指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时,与法治含义相同,当法制意指一国法律制度简称时,与法治也有密切联系.因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健全需要有法治理论指导,执政者没有法治观念,不重视法律制度在治国中的作用,不重视对法律制度的执行和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加强法制.同时,法治这种治国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实现,又需要以健全法制为条件,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