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滥觞
❶ 求助：孔子思想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❷ 中西方哲学思想对中西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有何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❸ 古代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
❹ 西方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
难道也是考华师大的？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
❺ 滥觞的“滥觞”的使用
“滥觞”一词属于古语词、书面词，但也不算是十分冷僻的词。基本所有的语词类辞书都收录了，且解释基本一致。 《辞源》（1979年版）的解释：
【滥觞】《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又见《韩诗外传》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家语·三恕》。原意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后以指事物的起源。《梁书·钟嵘传·诗品·通论》：“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唐刘知几《史通·断限》：“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的解释：
【滥觞】〈书〉①名江河发源的地方，水少只能浮起酒杯，比喻事物的起源。②动起源：词～于唐，兴盛于宋。
以上两种解释比较有代表性，《辞源》（1979年版）的解释符合词语产生的理据，《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的解释符合词义演变的过程。基本上辞书解释的共同点是，“滥觞”的含义只有一个：起源；而其词性包括名词和动词两类。这在感情色彩上则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指好的事物的起源，也可以指坏的事物的起源。 以下是名词用法的正确用例：
（1）随后，在当地居民李栋梁的带领下，当地民众、环保社团、专家、大学生联合掀起了一场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环保运动。这起事件也成为了台湾环保运动的滥觞。（《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以下是动词用法的正确用例：
（2）文物研究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滥觞于古代金石学；但文物学在中国又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年轻学科，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建立。（《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 日）
比较起来，用作动词的比用作名词的要多。用作动词时，多组成“滥觞于……”结构形式，表示起源的时间、地点或基础。 但是实际上，“滥觞”一词被用错的频率很高。我通过网络搜索所作调查，用错的比例大于10%。
错用最多的是把“滥觞”当作“泛滥”“滥（过多，过度）”，而视为贬义。如：
①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性行为似乎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态势，尤其爱情的纯洁和相互忠诚被一些人刻意淡化，代之的是性的随意和滥觞。（《中国“问题孩子”调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②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中，“分工产生效益”早已被讨论得滥觞了，实际上，“分工之后的结合产生更大效益”则几乎被遗忘。（《新京报》2007年11月3日）
③但不知从何时起，“照顾”日益成为一种制度，照顾至上、照顾太多、照顾必然。县级以上党政干部从“一线”下来，如果什么职务也不安排，反而不正常，因此造成了当前各地“改非”的滥觞。（《廉政瞭望》2007年第11期）
有时甚至被当成“滥用”“滥施”等意思：
④其实，后者的秩序和安全完全可以从市场或农村内部的约束力量那里获得，政府作为外部监管力量介入，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边界意识，更不能借助公共安全之名，行权力滥觞之实，否则这样的政策就是恶的政策，迟早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9日）
有用作“波及”“影响”的：
⑤谟武文苑兴办20年来，不仅走出顺昌，在全市推广，而且滥觞城镇其他行业。（《闽北日报》2006年5月9日）
⑥可能是慈禧太后青睐色彩浓艳的粉彩瓷，而不喜欢这种相比之下色彩淡雅并作诗题跋，带有文人气息的品种，故作品数量极少，在官窑之作中未成气候，但它却滥觞了清末民初的浅降彩瓷。（千龙网2007年12月28日）
还有一些用例则令人不知所云，不明所以。如：
⑦黄石旧岩，流水滥觞。昨日，在江海学院学生宿舍区，一处由中国著名叠石专家方惠设计的叠石假山正式完成。（《扬子晚报》2007年10月15日）
用“滥觞”来形容流水，是说水势小还是大？是说泉水从这儿发源还是从这儿流过呢？
⑧长山洋子很艳，华丽和服登台，长袖翩翩，莲步碎碎，色艺都好。40岁的年纪，滥觞熟女，歌声柔腻婉转，媚声隆隆，不是一般的迷人。（《新民晚报》2007年11月4日）
用“滥觞”这样的古语词来形容“熟女”这样的时尚词，真不知作者是想把它当作什么意思？看来是把它作为褒义词来用的。是当作一个副词，来说明“熟”的程度呢，还是当作一个动词，即“产生”“孕育”一类意思？
⑨本书记录的是青春和岁月的滥觞，我不知道本书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夸张。（《山西青年报》2007年11月29日）
这里的“滥觞”好像是痕迹、轨迹、足迹一类意思，但这有根据吗？
⑩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在《著作权法》和《刑法》中增加“剽窃罪”，也许法律是到了该对道德滥觞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杂文报》2007年11月6日）
这里的“滥觞”到底为何意真令人琢磨不透。首先它是贬义词，好像作者是因音近而把它当作“沦丧”？是不是因为“滥觞”两个字听起来像“烂”“伤”而使人反感从而引起如此误用呢？
“滥觞”的误用和人们不熟悉这个词的来历有关，更和作者、编辑不认真查核辞书、审阅文稿的粗疏作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少数专家的误导有关。
郭灿金、张召鹏合著的《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一书有一节的题目是《“滥觞”到底是何意》，作者认为“滥觞”一词有多种含义：
1.指江河发源处水很小，仅可浮起酒杯。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
2.指小水。例如：南朝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滥觞逶迤，周流兰殿。”
3.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例如：郭沫若在《今昔集·论古代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化大抵滥觞于殷代。”
4.波及，影响。这是“滥觞”的动词用法。例如：宋代魏庆之在《诗人玉屑·沧浪诗评》中评价盛唐诗时这样写道：“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
5.泛滥；过分。例如：《明史·史可法传》：“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宜慎重。”
这本书的意见影响很大，但它实在是误导。对这个词我一直关注，多年来，我阅读《读书》《书屋》《文史知识》《中华读书报》等读者层次较高的报刊上所发现的该词的用例，从来没有一个是“起源”以外的意义。上述5种含义，1、2两种只是它的初始义，与今天的使用无关，可以忽略不计，即如该书所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波及，影响”“泛滥”的用法，在现当代经典或典范作品中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已经淡出了（否则作者理应举出现当代的用例）；而在今天人们的语用实践中，“滥觞”的含义仅剩下了“起源”。如果不是这样，所有的语文辞典都无一例外地作同样的解释，就没法解释了。
❻ 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及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❼ 如何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看西方哲学和西医学
其含义是有巨大区别的.西方哲学的本体概念常被做知性化、形式化与心灵化的理解,更多地被赋予认识论、知识学、心理学的意义,而并不经常是一个宇宙实体.但在中国哲学中,本体概念往往都被解释为一种实存化的本真之物.老子、庄子哲学里,道即本体,道即物自身.得道的惟一途径在
于将意义世界不断消解的“损之又损”.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体,都有自己的道,所以,才可能道在瓦砾,道在屎尿.佛教哲学中,尤其在禅宗,佛性就是本体,就是物自身.成佛的实质就是抛弃人心强加于佛性之上的一切知识、理解即所谓“分别心”,而返回到物自身.至于本体的体验,中西哲学之间亦颇有分殊.西方哲学尤其在康德那里,物自体是人心经验认知的界限,不可跨越,于是乃滥觞出道德、信仰领域里的绝对法则和彼岸上帝.而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儒家哲学形成之后,本体一定不与人相分离,甚至就在“日用纲常”之内,天人合一,体识不二,即道心即人心,即理即气,即良知即天理.于是乎,“涂之人可以为尧舜”,人人可以得道,人人都想做皇帝.【】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理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❽ 孔子主要有哪些思想观点
君子谋生不某食
君子不器
人要好学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专门阐发为人之道的大学问。古今中外，解释儒家学说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为什麽还要来凑热闹？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虽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兴夜寐，“博览群书”，总是茫无头绪、不得要领。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一
孔门儒学的 “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 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 （《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二
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 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 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后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 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 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 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 （ 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 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惜破坏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者就是坏、恶、负了。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 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 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后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后、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❾ 监觞是什么意思
是滥觞吧？最常见的意思就是指事情的起源发端，具体解释如下：
“滥觞”一词属于古语词、书面词，但不能算是十分冷僻的词。所有的语词类辞书都收录了，且解释毫无二致。
以下是《辞源》（1979年版）的解释：
【滥觞】《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又见《韩诗外传》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家语·三恕》。原意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后以指事物的起源。《梁书·钟嵘传·诗品·通论》：“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云：‘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唐刘知几《史通·断限》：“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
以下是《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的解释：
【滥觞】〈书〉①名江河发源的地方，水少只能浮起酒杯，比喻事物的起源。②动起源：词～于唐，兴盛于宋。
这样的解释有代表性，它既符合词语产生的理据，又符合词义演变的过程。所有辞书解释的共同点是，“滥觞”的含义只有一个：起源；而其词性包括名词和动词两类。在感情色彩上则是中性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指好的事物的起源，也可以指坏的事物的起源。我翻阅了十几部辞书，没有一个例外。
以下是名词用法的正确用例：
（1）随后，在当地居民李栋梁的带领下，当地民众、环保社团、专家、大学生联合掀起了一场台湾历史上最著名的环保运动。这起事件也成为了台湾环保运动的滥觞。（《南方周末》2007年12月20日）
以下是动词用法的正确用例：
（2）文物研究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滥觞于古代金石学；但文物学在中国又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年轻学科，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建立。（《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 日）
比较起来，用作动词的比用作名词的要多。用作动词时，多组成“滥觞于……”结构形式，表示起源的时间、地点或基础。
但是实际上，“滥觞”一词被用错的频率很高。我通过网络搜索所作调查，用错的比例大于10%。
错用最多的是把“滥觞”当作“泛滥”“滥（过多，过度）”，而视为贬义。如：
①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性行为似乎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态势，尤其爱情的纯洁和相互忠诚被一些人刻意淡化，代之的是性的随意和滥觞。（《中国“问题孩子”调查》，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②在当今经济学领域中，“分工产生效益”早已被讨论得滥觞了，实际上，“分工之后的结合产生更大效益”则几乎被遗忘。（《新京报》2007年11月3日）
③但不知从何时起，“照顾”日益成为一种制度，照顾至上、照顾太多、照顾必然。县级以上党政干部从“一线”下来，如果什么职务也不安排，反而不正常，因此造成了当前各地“改非”的滥觞。（《廉政了望》2007年第11期）
有时甚至被当成“滥用”“滥施”等意思：
④其实，后者的秩序和安全完全可以从市场或农村内部的约束力量那里获得，政府作为外部监管力量介入，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边界意识，更不能借助公共安全之名，行权力滥觞之实，否则这样的政策就是恶的政策，迟早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9日）
有用作“波及”“影响”的：
⑤谟武文苑兴办20年来，不仅走出顺昌，在全市推广，而且滥觞城镇其他行业。（《闽北日报》2006年5月9日）
⑥可能是慈禧太后青睐色彩浓艳的粉彩瓷，而不喜欢这种相比之下色彩淡雅并作诗题跋，带有文人气息的品种，故作品数量极少，在官窑之作中未成气候，但它却滥觞了清末民初的浅降彩瓷。（千龙网2007年12月28日）
还有一些用例则令人不知所云，不明所以。如：
⑦黄石旧岩，流水滥觞。昨日，在江海学院学生宿舍区，一处由中国著名叠石专家方惠设计的叠石假山正式完成。（《扬子晚报》2007年10月15日）
用“滥觞”来形容流水，是说水势小还是大？是说泉水从这儿发源还是从这儿流过呢？
⑧长山洋子很艳，华丽和服登台，长袖翩翩，莲步碎碎，色艺都好。40岁的年纪，滥觞熟女，歌声柔腻婉转，媚声隆隆，不是一般的迷人。（《新民晚报》2007年11月4日）
用“滥觞”这样的古语词来形容“熟女”这样的时尚词，真不知作者是想把它当作什么意思？看来是把它作为褒义词来用的。是当作一个副词，来说明“熟”的程度呢，还是当作一个动词，即“产生”“孕育”一类意思？
⑨本书记录的是青春和岁月的滥觞，我不知道本书哪些是真实哪些是夸张。（《山西青年报》2007年11月29日）
这里的“滥觞”好像是痕迹、轨迹、足迹一类意思，但这有根据吗？
⑩去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在《著作权法》和《刑法》中增加“剽窃罪”，也许法律是到了该对道德滥觞有所作为的时候了。（《杂文报》2007年11月6日）
这里的“滥觞”到底为何意真令人琢磨不透。首先它是贬义词，好像作者是因音近而把它当作“沦丧”？是不是因为“滥觞”两个字听起来像“烂”“伤”而使人反感从而引起如此误用呢？
“滥觞”的误用和人们不熟悉这个词的来历有关，更和作者、编辑不认真查核辞书、审阅文稿的粗疏作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少数专家的误导有关。
郭灿金、张召鹏合著的《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一书有一节的题目是《“滥觞”到底是何意》，作者认为“滥觞”一词有多种含义：
1，指江河发源处水很小，仅可浮起酒杯。例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
2，指小水。例如：南朝谢灵运《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滥觞逶迤，周流兰殿。”
3，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例如：郭沫若在《今昔集·论古代文学》中指出：“中国文化大抵滥觞于殷代。”
4，波及，影响。这是“滥觞”的动词用法。例如：宋代魏庆之在《诗人玉屑·沧浪诗评》中评价盛唐诗时这样写道：“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
5，泛滥；过分。例如：《明史·史可法传》：“今恩外加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宜慎重。”
这本书的意见影响很大，但它实在是误导。对这个词我一直关注，多年来，我阅读《读书》《书屋》《文史知识》《中华读书报》等读者层次较高的报刊上所发现的该词的用例，从来没有一个是“起源”以外的意义。上述5种含义，1、2两种只是它的初始义，与今天的使用无关，可以忽略不计，即如该书所说，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波及，影响”“泛滥”的用法，在现当代经典或典范作品中也是不存在的，或者已经淡出了（否则作者理应举出现当代的用例）；而在今天人们的语用实践中，“滥觞”的含义仅剩下了“起源”。如果不是这样，所有的语文辞典都无一例外地作同样的解释，就没法解释了。
❿ 孔子思想的影响和认识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专门阐发为人之道的大学问。古今中外，解释儒家学说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为什麽还要来凑热闹？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虽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兴夜寐，“博览群书”，总是茫无头绪、不得要领。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泽东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一
孔门儒学的 “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 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 （《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二
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 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 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后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 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 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 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 （ 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 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惜破坏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者就是坏、恶、负了。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 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 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后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后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后、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