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榷立法

A. 吕陶传翻译

吕陶，字元均，成都人。蒋堂在蜀州做官的时候，引进多名学士讲学，亲自考察他的文章，曾经读到吕陶的文章，召集众多的学生一起阅读，说：“这是贾谊文章的风范啊。”吕陶十三岁，一鸣惊人，于是众人都觉得他很厉害。一天，和众人一起游览僧舍，一起阅读碑文，酒喝完了，蒋堂拿来纸和笔写了十行碑文，缺字断句，拿给吕陶看说：“我不能全部记下来，你为我把它填完吧。”吕陶填完了拿给他看，一字不错。
中了进士，掉到铜梁当县令。有庞氏姐妹三个冒名顶替他年幼弟弟的田地，弟弟长大了，告官一直得不到申诉，贫穷到给人家做庸奴。于是又上诉。吕陶一问，三个人就服罪了，弟弟哭着拜谢，愿意拿出一半田产做福事报答，吕陶听说后说：“你年幼的时候你的三个姐姐恰好为你做主管理田地；不然，也被他人骗取。与其拿出半亩田地来做福事，怎么赶得上赠送给你姐姐呢？”弟弟听完了又再次拜谢。做太原寿阳的县令。帅府的唐介被招为签书判官，闲暇的时候促膝长谈，告诉他创建朝廷侍奉君主的大事，说：“你是朝廷里的人啊。”凭借着唐介的推荐，参加科考。当时王安石参政，改革法令，吕陶历数新法的过失，发榜时，神宗让王安石阅读，读了一半，脸色变得难看。神宗察觉，让冯京读完，说吕陶说的有道理。司马光、范镇等人见到吕陶都说，自从王安石掌权，我们说的话都不再有效了，没想到您能达到这种地步，平生的声望在此一举了。”
做蜀州的的通判。张商英为御史，请求废除永康军，吕陶认为不可以。威、茂夷等倭寇入侵，吕陶召集大户人家暗地守备，城门的开启闭合就像往常一样，因此把永康军等是否废除的意见上报朝廷，于是军队不被废除。王中正作为将领，使蜀周人感到害怕，做事很谨慎，实行的都是错误的，吕陶上奏叫他回来。李讫、蒲宗闵来商讨茶事，引起西周骚动。吕陶说：“蜀州产茶的事，还达不到东南的十分之一，各条路都能通商，而两川却独独被禁。现在立法太严，抽取利息太重，于是使良民白白陷入刑法，没有体现陛下人民爱民的本意。”宗非常愤怒，新法改革失败，责令他监督。有的人去安慰他，吕陶说：“我想假借外都的名义救助蜀州的百姓在实在的想法，哪里敢有荣辱进退的想法啊。”
升迁至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请求屏退左右和史官的人，吕陶说：“屏退左右已经不可以了，更何况是史官呢？大臣上奏事情而史官不能够知道，是说的是私事啊。”下诏令为法令。升迁至中书舍人。奉命出使契丹回来，请求修备边疆。哲宗大喜说：“大臣说到边疆的事，只讲到陕西，并没有提到河北。不知道河北有军队，是陕西的十倍啊！你说的很好。“升迁至给事中。做梓州的知州，知道退休。直到死，年纪77岁。

B. 哪些清朝法律使得清朝落后于世界

（一）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立法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中国台湾抗清势力的联系，粗暴地实行了海禁政策，频繁地颁布了禁海令和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首次颁布禁海令，规定寸板不得下海，违者以通敌罪论处。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后，开始解除海禁，允许出洋贸易，并设立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在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其中浙江和广东海关可接待外国商船，其他海关管理国内沿海贸易。当时并无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不相同。康熙五十六年，再次颁布禁海令，停止南洋贸易，严禁向外国人卖船和出口粮食，并对外国商船严加防范。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海外贸易，阻碍了沿海地区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闭关锁国的恶劣后果。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实行“一口通商”，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港停泊交易，由广东海关征收关税。而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十三行”垄断代理。它既是外商在华贸易活动的担保者，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机构。

（二）专卖制度

清朝沿袭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广泛设立钞关，加重征收商税，推行禁榷专卖制度，对盐、茶、矾等重要民生商品实行官府垄断经营。
这两个算是影响比较大的，除此之外，还大兴文字狱，影响了社会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的发展。重满抑汉，很多政策倾向旗人，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而且在司法上，使用幕友、胥吏，他们往往勾结作弊，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使法制受到很大破坏， 使清朝司法实践状况更为黑暗。

C. 宋代专营制度改革的原因

专卖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榷”、“禁榷”。禁榷制度在两宋时期达到一个高峰。
宋代禁榷专卖制度发达。按学者所分，那时大致有食盐专卖、茶叶专卖、酒类专卖（“榷酤”）、矿产（如矾）专卖、舶来品专卖、榷场互市等（见薛梅卿、赵晓耕主编，马志冰、臧杰斌副主编《两宋法制通论》）。宋朝廷在京师和地方特设有管理专卖事务的机构，称作“榷货务”。
禁榷收益是两宋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宋代禁榷制度发达的原因很多，师、友亦有论述。笔者也理出几条，略述如下。
一、沿袭前代之制
如唐有“榷茶”，宋承其制；五代禁榷制度已颇盛行，宋代继承之。
二、宋代统治者经济意识较强
宋代君主、官员经济意识较强，不以言商为耻。
如宋高宗赵构曾对市舶有过颇为经典的正面论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统治者有重商思想是政府专卖制度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三、宋代统治者法律意识较强
太祖、太宗皆重法制，于开国之初即召集窦仪、苏晓等人，参照《唐律疏议》，制定出有宋一代基本法典《宋刑统》并诏令刊版印行。同时，又先后编成《建隆编敕》四卷及《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以补律文之不足。其后，仁宗、神宗诸帝继承了这一传统，重视法制，关心律例。如神宗“留意法令，每有司进拟，多所是正。······又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修书者要当识此。’”（《宋史·刑法志》）
纵观两宋，从太祖、太宗到南宋诸帝，大都讲律重法、知晓律令。
四、宋朝廷习于使用法律手段调控社会、经济运行
两宋以法治财政、资国用，禁榷专卖施行有较发达的法律为保证。
南宋思想家陈亮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陈亮《陈亮集·卷十一》）
宋代禁榷立法极其发达。如榷酤（酒类专卖）方面，“史册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赵翼《郂余丛考·宋元榷酤之重》）。
五、抑制富民之设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使社会上形成了一批与官府争夺商业利益的富商巨贾。富民、豪强为封建国家所不愿见者，故政府禁榷以防私人垄断、坐大，与富民争利。
另外，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发达、统治者经济意识较强，但传统的抑商思维仍有市场也是专卖发达的原因之一。
六、对外、军事需要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淳化二年（991年），宋政府开始在北方边镇设置榷场，作为官办贸易场所，负责管理与辽政权的互市贸易。在与西夏的交往中，也曾采用榷场形式进行贸易。至南宋，仍以榷场形式控制管理与金的商品交易。绍兴十二年（1142年）以后，开始在与金交界处广置榷场，并形成了榷场管理制度。
两宋时期的榷场，主要分布于西北沿边地区和淮水流域。宋朝采用这种形式与辽、金、西夏进行互市贸易，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物资交流，获取经济利益，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从政治、军事角度出发，控制重要物资的外流。
七、需求量、供给量、消费量增大
宋代人口增多，经济增长，因而重要物品的需求量、供给量、消费量增大，故宋政府禁榷以管理之。
八、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大力推行禁榷专卖之制使宋朝财政收入的成分较前代有很大变化——农业税居于次要地位，禁榷收入与商税渐成财政收入的主体，成为解决财政匮乏的重要手段。宋朝禁榷物的种类，有盐、铁、酒、茶、矾、香药、石炭（煤）、醋等。真宗时曾诏令三司，“经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增赋敛以困黎元”，推行“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禁榷制度。
九、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宋代比唐代有大得多的中央集权。宋人范祖禹评论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
如视官职分授、差遣常调等为政治上之中央集权，“杯酒释兵权”、文官掌兵等为军事上之中央集权，则禁榷专卖可视为经济上之中央集权。
十、思想相对自由
思想方面，两宋时期，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发展传统，而李觏、叶适、陈亮等发展了变革传统、重视功利的思想。那时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尚未取得统治地位。不耻言商、不耻言利、不耻言财货者不乏其人。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陈亮曾为“义利”问题与朱熹进行过长达三年的辩论。有人总结他的思想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傅良《止斋文集·卷三六》）这种功利价值观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农商并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转弱为强成为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经常考虑的问题。
有如此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故禁榷专卖所得成为政府主要收入之一而官民无异言，不见责弃本逐末。

D. 什么是盐铁官

盐铁官 ：古代掌管盐铁的官员。
盐铁专卖制度：专卖制度，即由国家对某项产品的生产、买卖进行垄断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专卖往往被称为“禁榷”。禁榷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家控制工商业的最主要的法律工具。利用这一法律制度，国家得以垄断一些日常工商用品的生产、销售，利用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利润。其中盐、铁是中国古代专卖立法的最主要对象。

E. 明朝主要的民事法律规范有哪些

（一）所有权的规定

明朝从保护君主专制所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保护官僚、贵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宋元以来，土地国有制打破，土地自由买卖，也不再实行均田制，所以明律废除了唐律以来的“占田过限”的条款。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经济发展的结果，但也致使明代的土地兼并更加严重。目洪武至孝宗一百四十年间，自耕农士地亩数减少一半。

明初，通过核实田亩编造“黄册”和“鱼鳞册”，确认了各种形式的上地所有权。明律禁止盗种、强种土地，以此保护土地的所有权。不论官田还是民田，都在保护范围之内。“凡盗种他人田者，一亩以下答三十，每亩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减一等，强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归官、主”。另外，明律规定，盗卖、换易、冒认及侵犯他人田宅者，分别答五十至徒二年。为保护土地、房屋交易的合法性，以及双方的权利，又规定，典卖四宅应税契，不税契者，分别笞杖，罚没一半价钱人官。

明律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比唐律明显要宽得多。

（二）婚姻家庭制度

明律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规定，基本沿袭唐宋旧律。如父母的婚姻决定权，婚姻缔结的要件，离婚条件的“七出”等。但明律所确认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基于时代的演进而有所发展。

其一，定婚时，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要明确告知，然后再立婚书，依礼聘嫁。

第二，府州县长官不得于任内娶所辖地区民女为妻、妾。

第三，不得收留在逃女囚为妻妾，否则治罪。

第四，不得强占良家妻女为妻妾，如强夺、奸占、或卖与他人为妻均处重刑。

明律在继承方面强调嫡长子继承制，立嫡违法者，杖八十。对财产的继承，不论嫡庶，诸子平分。只有对户绝财产，才由所生亲女承受。寡妻无子守志者，继承属于亡夫份额。明继承法较前朝详密，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财产关系上的复杂性。

四、明朝主要的经济法律规范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安生养息”，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措施，如严禁略卖良民为奴，解放劳动力；招诱流亡，移民开荒；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实行屯田；开发边疆等等，由于得到法律的强制保证，这些措施推行得比较顺利，封建经济也因此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明代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了许多相关立法，以加强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富有特色的如下：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继承前代传统，对盐、茶采取买卖控制原则，《大明律》中规定有明确的《盐法》、《茶法》。

盐法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统销，须专卖许可贩售，严禁私盐，不但禁私煎（制）、私贩，买者亦有罪，罪止杖一百。特别注意惩办监临官吏等参与破坏盐法的行为。

明中叶后制定的禁私茶的条例、比照私盐条例处理。

（二）金融税收制度

明律中专列有“钱法”和“钞法”，以保证货币正常流通。

明政府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对投入流通的产品都依法征税，并对匿税者规定了刑事责任。明律中还对外贸往来的税收有明确的“十税一”的规定，这表明了维护国家税主权的严正立场。

此外，明律对借贷、买卖及市场管理都有具体规定，并且大体内容与唐律基本相同。

明朝的经济立法，反映了统治者力图运用法律调整手工业和商业的意愿，这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明初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为中央集权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质基础，具体表现为削弱和打击足以构成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力量，同时也贯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不可能形成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在明朝的经济立法中，还经常以刑罚的手段处理违反经济法规的行为，这也反映了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制特点。

F.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探索经济立法的历史由来和现实需要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前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全会公报全面分析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明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全会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决定保障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问题。
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G. 概括清政府编订法院编订法的特点

清朝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变化
1．改变五刑制度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制度，但具体适用往往有一些改变。笞杖刑可折为板责，每十下折责四板，再除去不足五板的零数。笞十至五十，依次折责为四、五、十、十五、二十小竹板。杖六十至一百，依次折责为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大竹板。[⑥]徒刑一至三年五等，分别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每等递增十杖。流刑二千里至三千里三等，每等附加杖一百。死刑仍为绞、斩两等，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执行方式。立决属决不待时，立即执行。监候适用于罪行相对较轻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后，经秋审或朝审最终裁决。《大清律例》对适用立决或监候的罪名都有明确解释，对“杂犯死罪”也有一些变通处理，因过失杀人、误杀人及某些职务犯罪被判处死刑者，往往减等执行徒刑五年。

2．增加法外酷刑
清朝除以上法定五刑外，还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军、发遣、迁徙、枷号、刺字及凌迟、枭首、戮尸等。充军创立于明朝，重于流刑，是将罪犯发配戍边，分为附近（二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极边（四千里）、烟瘴（四千里）五等。发遣为清朝新增，又重于充军，是将罪犯发配东北、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充当驻防官兵的奴隶。迁徙是将罪犯强制迁往千里之外安置。充军、发遣及迁徙等罪犯可以带家属前往服刑，不遇恩赦准许，终生不能返回原籍。枷号是一种侮辱体罚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犯奸、赌博、逃军、逃流或窃盗再犯等罪，是让犯人带上重枷，在城门、衙门等公众聚集或来往之地示众。枷重者达35斤，枷号时间由三日五日至半年一年。刺字也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附加刑，主要适用于窃盗、逃军、逃流等罪，即在犯人的臂或面部刺以特定标记或发配地名、犯罪事由等。此外，清朝还沿用了前代的凌迟、枭首、戮尸等极其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
3．调整刑罚适用制度
在继承前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清朝对刑罚适用制度有所调整，主要有：（1）扩大自首适用范围。如康熙时的《督捕则例》鼓励逃人“自回自首”，逃亡三次自首仍可免罪；嘉庆时规定，在监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归者，按原罪名减一等处置。（2）加重处罚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盗杀伤之罪，不分首从，一律按首犯论处。（3）实行类推报批制度。清律对唐律的法律类推加以限制，规定“断罪无正条”者，虽可使用类推，但必须上报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裁断。（4）化外人案件属地管辖。对“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弃唐律分别适用属地、属人的原则，改为“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⑦]。
4．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压制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清情绪，极力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首先，清律加重对谋反、谋大逆和强盗等罪的处罚。凡反逆案犯，不分首从，共谋者凌迟处死，十六岁以上同居男子斩决，十五岁以下男子及女性家属罚没功臣之家为奴。凌迟犯子孙实系不知情者可免死，但均解交内务府阉割，发新疆为奴，十岁以下幼童亦监禁至十一岁时阉割。清律还扩大反逆、谋叛大罪的范围。例如：上书言事不当或犯忌讳，常按大逆重罪处罚；“倡立邪教”、“编造邪说”者，比照反逆及谋叛定罪；异姓人歃血订盟，结为异姓兄弟，也比照谋叛定罪。对于强盗罪，清律规定，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同时又有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奸污人妻女、打劫牢狱仓库、侵犯城池衙门等行为，积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财与否，一律枭示（悬首示众）；响马强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不分人数多寡，枭示；越城入室行劫，伙盗行劫官帑、漕船，粮船水手行劫杀人等，也都枭示。
其次，清朝统治者还大量制造文字狱，以语言文字定罪，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据不完全统计，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即达一百多起，常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无辜。例如：康熙朝著名的庄氏明史案：浙江人庄廷钱私修刻印明史，使用南明年号，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被人告发，认为其不奉清朝正朔。案发时，庄氏本人已死，仍开棺戮尸，株及家属，作序、刻印、买书者及未查觉之地方官等七十余人也全部处死。雍正朝有名的查嗣庭案：江西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为科举考题，被认为是诅咒“雍正去头”，论罪处死。乾隆朝胡中藻诗案：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被认为是讥讽朝政，也被处死。可见，清朝的文字狱案绝大多数都是牵强附会、猜忌罗织而成。造成文字狱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加强专制独裁所致，其中多数案件都涉及到他们最忌讳的“夷夏之防”问题，唯恐汉族士人把他们当作入侵的“异族”。其结果是扼杀了思想、文化、舆论，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二）旗人特权的维护
1．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
清朝官制形式上标榜满汉一体，中央六部长官设满汉复职，但实权操于满官之手。为了保证满洲贵族统治地位，清朝特设“官缺”制度，所有官职岗位分为满官缺、蒙古官缺、汉军官缺、汉官缺四种，不同官缺只能由本族人出任或补授。作为要害部门的重要职位，如中央理藩院、宗人府及掌握钱粮、火药、兵器的府库全部为满官缺，各省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盛京五部侍郎等也全部是满官缺；而地位卑微的小官职，如迎来送往的驿丞全为汉官缺，不得任命满人担任。地方督抚、司道、总兵、提督等虽满汉兼用，但近畿和要隘多用满官。康熙时汉人督抚“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都是满人”[⑧]。直到咸丰以后，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力量得以壮大，汉官在地方大员中才渐居多数。
2．保护旗地旗产经济利益
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及八旗兵丁大肆圈占汉人土地作为私产，得到清廷肯定和法律保护。由于八旗子弟不事生计，奢侈堕落，大量旗地旗产又逐渐流入汉人手中。为了维护旗地旗产等经济利益，清廷多次申令，禁止汉人典买旗地旗产，并由官府出资予以赎回。仅乾隆时期就四次定例，禁止民人典买旗地旗产；如有违反，没收其地产房宅，并按律治罪。这些规定反映了清律对旗人经济利益的特殊保护。
3．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清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赋予满人各种司法特权。凡属满人违法犯罪，一般可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殊优待。例如：笞杖刑可换折鞭责，变相减等；徒流刑可换折枷号，免予监禁服役或发配远乡；杂犯死罪和仅次于死刑的极边充军，也可换折枷号；死刑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窃盗罪可免予刺字；重罪必须刺字者，则刺臂而不刺面。对满人案件的审理，由特定司法机关管辖；对满人的监禁，也不入普通监所；宗室贵族入宗人府空房，一般旗人入内务府监所。
（三）经济立法的主要内容
1．赋役立法
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难以保障。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2 462万）征收丁银，今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两千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2．工商立法
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康熙六年（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康熙二十五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不过，这些工商立法并没有改变其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清朝仍是极力压制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当时，除对重要商品继续实行官营禁榷制度外，还以法律禁止或限制民间私自采矿，并由户部和工部广泛设立征税关卡，高额盘剥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
3．海外贸易立法
清朝初年，为了阻断沿海地区与台湾抗清力量的来往，曾多次颁布禁海令与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颁布禁海令，规定寸板不得下海，违者按通敌罪论处。顺治十八年、康熙元年（1662年）和十七年，又三次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越界立斩，致使海外贸易遭到彻底禁绝。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以后，开始解除海禁，允许出洋贸易，并设立广东(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四个海关，负责征收关税。但是，没有统一的海关法规，税率也各有不同。
其中浙江与广东海关可以接待外国商船，其他主要管理国内沿海贸易。至康熙五十六年再颁禁海令，停止与南洋的贸易，并严禁卖船给外国和运粮出口；违者，造船人与卖船人皆立斩。如出洋人留在外国，要将知情同去人枷号三个月，并行文外国，将其解回立斩。外国的商船也需由地方官员严加防范。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规定“一口通商”，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十三行行商既是外商在华行为举止的保证人，也是中国官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外国商人的一切请求均由行商转达，而中国官府对外国商人的一切政令要求也由行商传达。十三行还在广州城外开设“商馆”，供外商作为来华贸易的办事处和住所。以上海外贸易立法，束缚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阻挠中外正常贸易的进行，影响了社会经济顺利发展。
（四）行政立法的主要内容
1．行政管理体制
在清朝行政管理体制中，皇帝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军政事务由其“乾纲独断”。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和臣下结党营私，清律严禁宦官参与政治，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及内外官交结，犯者按“奸党罪”处斩。在皇帝之下，仿明制设内阁“赞理机务，表率百寮”[⑨]，代拟批旨，呈进奏章。内阁大学士名额不定，康熙时多用满汉大学士四员，雍正时六员，乾隆时增协办大学士一至二员。内阁大学士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但实权远不及明朝，仅仅具有上传下达的职权。内阁之外，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等辅政机构。雍正即位后，因西北用兵而设立军机处，取代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并侵夺了内阁的部分职权。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只服从皇帝命令，是清朝君主专制极端化的标志。
内阁与军机处之下，沿袭明制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下置郎中、员外郎等属官。六部长官对皇帝负责，只能奏请皇帝颁发必要的诏令，无权向地方直接发布命令。六部之外的院、寺、府、监均有较大裁并，九寺只剩下审理刑狱的大理寺，管理祭祀的大常寺，管理马政的太仆寺，以及管理典祀筵宴朝会的光禄寺和鸿胪寺；五监仅剩下掌国学政令的国子监；只有培养封建统治人才的翰林院仍维持明朝时的地位。
地方政权机关分为省、道、府、县四级。明朝临时派遣的督抚已成为固定的省级长官，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但必须秉承朝廷指示行事。布政使和按察使失去了明朝时行政上的独立性，成为隶属于督抚的分理地方民财和刑狱的两个机关。与省平级的行政单位有顺天府、奉天府和东北、外蒙、新疆的各驻防将军辖区以及西藏办事大臣辖区等。省下设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负责联络省与基层的关系，由道员主管政务。道下设府，由知府主管行政、经济与司法等事务。与府平级的机构有厅和直隶州。府下设州和县，州置知州，县置知县，由中央直接派遣。县下设有征收赋税钱粮的里甲和防范盗贼的保甲。
2．职官管理制度
在职官选任方面，清朝仍以科举取士为正途，每三年一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在省城举行，由取得秀才资格者参加，通过以后成为举人。会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由取得举人资格者参加，合格后再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通过以后成为进士。科举考试的内容，仍然采取明朝时的八股文，用以禁锢士大夫的思想。取得举人或进士出身者，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清朝规定，满、汉官员均须经过科举考试，但满人做官往往凭借特权。科举考试只是为汉官铺设的一条参加政权的阶梯。正途之外，还有“特简”、“会推”、“捐纳”、“荫生”等制度。“特简”即由皇帝直接任用；“会推”是由大臣互推任用；“捐纳”是捐钱买官；“荫生”又分恩荫、难荫和特荫三种：恩荫主要用于三、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子孙。早在顺治时便规定：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期满后，按其父辈的品级授予官职。
在职官考核方面，清初沿用明朝的考满法。康熙四年（1665年），废除考满法，实行“京察”与“大计”。“京察”是对京官和地方督抚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京察结果分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按考核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对督抚以下外官的考核，也是三年一次。大计分卓异与供职两等，按等予以奖惩。京察与大计的标准是统一的，即“四格六法”。四格是从守(廉、平、贪)、政(勤、平、怠)、才(长、平、短)、年(青、中、老)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具体作法是不谨、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调，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优异者可以得到引见、升官、晋级、赏赐、封赠等奖励，考核差劣者则给予罚俸、降级留任、革职等处分。
在职官监察方面，清朝基本沿袭明制，中央仍以都察院为监察机关，长官为左都御史。为了集中皇权，雍正元年（1723年），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与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纠弹，使监察机构实现了一体化。当时有科道官密折言事制度，将军机处以外的所有机关和官员都纳入监察稽违的范围之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令左都御史为议政大臣，参与朝政决策，充分发挥科道官作为皇帝耳目的作用。地方则由省按察使派出的“分巡道”和省布政使派出的“分守道”分别对府、州、县官员进行监察，同时废除了巡按御史制度。

H. 什么是禁榷律法

禁止民间私自贸易盐铁茶酒等物资而由政府专卖。

禁榷(jìn què)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限制民间商业贸易，借以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法。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宋代还把矾、铁、煤等列入禁榷物品。
禁榷(jìn què)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限制民间商业贸易，借以扩大财政收入的一种方法。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宋代还把矾、铁、煤等列入禁榷物品。禁止民间私自贸易盐铁茶酒等物资而由政府专卖。《宋史·食货志下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

I.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J. 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特点和影响

盐铁专卖制度：专卖制度，即由国家对某项产品的生产、买卖进行垄断的制度，在中国古代，专卖往往被称为“禁榷”。禁榷制度是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国家控制工商业的最主要的法律工具。利用这一法律制度，国家得以垄断一些日常工商用品的生产、销售，利用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利润。其中盐、铁是中国古代专卖立法的最主要对象。
①专卖品的生产、收购、调拨、销售由国家设立的专卖机构或特许的单位、个人经营。
②专卖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
③专卖利润归国家所有。
④运输专卖品必须有专卖机构的证明。
⑤对违反国家专卖制度的，要给予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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