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法学说

❶ law和laws的区别

law作为名词的意思
n. 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laws 除了作为law的复数形式外，还有专门的意思：“规律; 法则; 定律; 原理；规则（尤指艺术或比赛中的）”，比如说：
the laws of perspective 透视法
the laws of harmony 和声法
the laws of tennis 网球规则
the laws of motion 运动定律

❷ 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 是怎么回事

一方面，惯用演绎法的权威主义法哲学派（注：这里所说的权威主义法哲学派和自由主义法哲学派两种“理想化类型”，只是在某种理论上的抽象设想和夸张化的“观念”或“模式”。在实际政治生活及意识形态中以及社会人类学中，并不存在上述纯粹的绝对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审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职权行为中常常呈现出对两种模式的倾向性。）教条式地推断：所谓法律是被强加于所有法律主体之上的一系列实体性规则。这一传统观念将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实施实体法的辅助性工具，而实体法，正如大陆法系一直强调法律的实体方面一样，则是国家专政权力机构发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注：在这里需要对法律的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并列的观点从程序法的价值上作进一步解释。第一，不要把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之间最显著的区别误认作是理所当然的和不证自明的事；第二，问题在于法律是如何通过实体与程序两种规范而实现的，而不是仅通过其中某种规范单独实现的；第三，问题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真正的职能作出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当的认识。）正如凯尔森所言：法律的职能是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所导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逻辑的、无理性的无秩序的结果所实施的强制性命令。（注：参见凯尔森（kelsen）：《纯粹理论的法律》，加州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义法哲学派（注：参见昂格（ynger）：《知识和政治》，纽约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页。）从不墨守成规，他们以归纳法合乎实际地认为：所谓法律是为了解决各种冲突而使用的救济手段。（注：译者注：自由法哲学派，是对当时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概念法学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学的反叛，其观点的主要特征是：成文法并非法的唯一渊源，重视社会现实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张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允许法官依据正义原则加惯例自由地创制法律规则。）自由主义法哲学派对法律职能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机。它把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作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当前的实体性规则作为诉讼程序次要的铺垫。程序法追随实体规范的同时，也在反作用并检验实体法，以及创造性地或反其道地运用之。只有在这种法律传统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声称：“法律的生命不在于其逻辑性，而在于其经验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仅于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们忽视的职能在于：规范和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程序法具有非依赖于实体法的独立价值。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就法律传统而言，两种法哲学（注：也可以说“两种刑事诉讼模式”。）相比较哪一种更为正确和合理，也就是说哪一种更能充分地体现法律的职能所在。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一个分支，并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义。因为从起源来看，所有法律都源于私人冲突。（注：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冲突才是典型的法律关系。所有的实体法从形成之时起，其职能取向就是为了阻止违反契约等私人冲突的发生和补救民事侵权等行为造成的后果，法的公共职能实质上是从这些原始职能中派生出来的。 （注：参见 von bar：《罗马刑法史》（波士顿1916）。虽然von bar 对此未能专门地说明，但书中显示出罗马帝王，特别是奥古斯都大帝对已建树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结构进行开拓，并以惩处判国罪为开端在其私法中强行植入刑罚功能。而在此之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人身伤害等行为仍被规定为民事侵权行为。具体内容参见h ·伯尔曼（berman）：《西方法律传统的变革》（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而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国家机器的基本要素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并非随着国家产生就具有法律的职能。确切地说，只有当国家在法庭审判的对抗性诉讼过程中，作为一个在程序上与罪犯平等的当事人出现时，它的强制约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职能。在历史上，英国的大宪章（1215年）和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1764年）（注：切萨里·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纽约，1965年）。） 是这一认识发展的里程碑。显而易见，受大宪章等国家宪法调整的民主国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与专制国家的刑法典与刑事诉讼法典相比，虽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国家里，刑事诉讼必然通过对抗性司法程序进行，国家在原则上处于原告的地位，面对法官和陪审团接受审判；而在专制国家里，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只是由国家一手操纵的镇压工具-一个所谓裁决私人冲突的欺骗性赝品罢了。

为了更简单地回答这个理想化问题，我们可以进行如下两种假设，它们分别代表纠问式和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的极端化情形。首先，让我们假设，在一种极端化纠问式模式中，法律是权力至上和万能的上帝主持正义的工具，那么主持正义所依据的实体性规则就代表了一种“绝对道德”，而程序仅仅是执行这些道德规则的工具。显然，上帝对人间的一切事实都能够直接感知和认识，认定事实对于无所不知的神圣权威简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转瞬之间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错综复杂并作出裁决，用代表着“绝对道德”的规则对违反正义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在上帝的裁决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显得多余。其次，与以上极端化的纠问式模式相反，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更接近人类的境况来反映对抗式模式。在斐济岛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里生活着原始共同体，其社会成员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共同体通过让冲突双方进行角斗来解决争端。事实上，此处正义的裁判就取决于体力的强弱。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使社会的群体关系转变成为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必须用一些“规则”对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

国家及其诉讼制度自其产生之时就是为了禁止借助武力解决个人冲突。（注：罗马《12铜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你被传唤出庭，你必须去！”该条款基本的法律含义是：（1）所有冲突应通过合法程序加以解决；（2）禁止采用“自助”，被告人必须出庭经过审判后才能定罪和处罚，这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的程序规则，不允许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论著《法律与马克思主义》（ink links，伦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中，对罗马法这一规则做了生动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证的龚普洛维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权利和社会主义》（innsbruck，1881）中的论断（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产生于个人间的争纷”，这是我们最初的前提之一。作为平等（无武力）的当事人间的对抗程序的民事诉讼是解决社会争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诉讼则是从民事诉讼这种形式中演化出来的。）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这一规则在职能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证明这一点也并非难事。首先，假设国家不复存在，这一规则也被破坏殆尽，社会上的武力就会四处泛滥，出现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次，假设任何冲突都诉诸武力这一社会倒退方式来解决的话，法律程序就会成为多余之物。上述两点也反过来说明了国家必须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时，国家必须制定法律，并依法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冲突，以替代以武力解决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作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开始控制社会，与之相关的是智能、创造力、道德规范等价值观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决冲突将可能使社会文明的发展毁于一旦，所有这些价值观念都会被战争和无政府的混乱所湮灭。换言之，法律本质并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认可的规则，或法哲学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义。反之，法律的本质是否定的。它仅仅是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词所蕴涵的逻辑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逻辑。然而，关键并不在于公正的逻辑，因为即使法律毫无逻辑和正义可言，它也会执行其社会职能。（注：参见凯尔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说国家或世界的和平仅仅是连续宣战的结果。法律，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对社会上那些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宣战。国家制定出对武力有威慑力的各项刑事法律，以法律为武器，象持着德莫克利斯的剑一样向社会上的任何冲突宣战。

可以看到，自然的争斗是程序和实体的有机合成，如：战争、原始竞技等，在程序和实体规则之间没有人为的分隔。对于自然争斗而言，所谓的程序就是战斗或运动本身，而判断输赢的实体标准也是竞技的一部分。

但是国家的建立，自然争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产生，使自然争斗被杜绝。冲突的解决分化为两方面：程序和实体。比如：谁是最好的网球选手，事实上不再是由打比赛决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为的仲裁来决定。这些人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决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实体标准，如，速度、灵活性、耐力等。
当然，一定会有人谴责：“法律并非体育比赛。”但说话的人并未考虑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事实是否是“体育比赛”。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冲突和争斗本质上都相当于一场“体育比赛”。在这种富有试验性的比赛中，当事人双方都各持胜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对峙、争斗。
从某种程度上准确地说，在法理学中，将法律隐喻作“体育比赛”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认为：法律的首要职能是取代以下各种对抗性关系中的“试验性方法”（武力），包括个人当事人之间（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以国际公法取代）的对抗性关系中的“试验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决冲突的某些场合下，我们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优势（协商、调解、裁决、外交谈判）与实体意义的消弱（公正、道德等）。当然，对于解决国际间冲突的实体法标准的缺失，其原由很简单，因为在冲突双方之外没有第三国（超主权国家）来强行维持和平（实体法标准的代理）。

上述内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实体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职能在于达到程序性的和谐，相比之下，逻辑和实体正义的成分处于第二位；第三，事实上，诉讼程序并非“体育比赛”，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实体逻辑通过程序取代了比赛中的武力试验逻辑。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其维护社会安定的实体功效是根据在诉讼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说，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这一首要规则的基础上，替代武力解决冲突的各种法律程序随之产生。而从诉讼程序中衍生出的实体规则（由此也产生了人们对实体“正义”的错觉）则居第三位。给人们以“正义的观念”的实体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实质上，它是人们在运用逻辑方法解决冲突的长期司法程序中的经验积累。
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作为禁止诉诸武力的保证人和武力的垄断者，同时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就事实上来看，国家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为了维护正当的程序，国家必须杜绝使用武力。由此，国家才需要程序法来防止自己成为强权压服者，而反对自证有罪原则便成为制约司法专横的武器。

❸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是的，这有一文：

法学是一门科学吗？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话题，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千百年来却一直挑战着法律人的智慧。“法学”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语“juris prudentia”。这个词是由两个词即juris和prudentia组合而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权利、正义，后者的意思是智慧或实践智慧，两者合起来的意思是法的智慧或法的实践智慧。魏德士在其《法理学》一书中认为，该问题并非无病呻吟、无关宏旨。因为，法学的科学性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我能够信赖法的内容吗”？这实际上就是指法律问题是否具有确定性答案，能否凭借人们的经验和理性思考加以认知。如果有答案，那么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的？

一

法学是一门研究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法学知识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进而作用于社会，人们通过法律规范来建立社会的规则秩序。在现代社会，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研究方法的进步，特别是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运用，经济学实现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人们可能并不怀疑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但同样作为社会科学，法学问题的共识性相对而言，似乎主观性更强，容易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一个问题，往往出现甲说、乙说、折衷说，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的一个争论，即法学是一门科学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取决于对法学及其内涵的科学界定。在对法学的内涵进行界定之后，如果认为法学符合科学的标准，则应当属于科学的范畴，反之则不属于科学。应当承认，“法学”一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是几个世纪以来困惑法律哲人的重大课题。例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曾经从法学受立法者的影响以其固有的本土性等方面出发，认为法学不是一门科学，并提出“人们可以问道，有哪一门科学，竟需仰赖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于明日遭废弃，使于某处为假之事，于他处为真？有哪一门科学，竟需受国家边境界桩所限？”在他看来，一门科学应当具有普适性，就像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法学具有很强的本土性，显然不是科学。我认为，耶林的这一观点失之过简，并不全面。事实上，法学本身也有许多普适性的价值和规律，例如，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民法上对合同的成立与抗辩、对财产权的保护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规则；刑法上对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制度的规定，也是现代国家一致采纳的制度。更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法学所研究的内容、范畴等越来越具有趋同性。即便我们承认法律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是一门科学。如果将科学仅仅定义为一种认识人类社会、包括特定区域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方法，那么无疑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科学的特征。

法学是否是一种科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首先需要对科学的内涵进行界定。知识界历来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类，并依据这种划分标准形成了三套不同的知识体系。人文科学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自然科学注重对客观规律、定律的探索，其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则注重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其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研究者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和生活背景（background）的影响程度较高。这就使得不同研究者在同一问题上的研究结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尤其是在不同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很难说不同的研究结论之间有对错之分。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主要用于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而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形不同，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性较强。有人将其称为一种“本土性知识”(domestic knowledge）也不无道理。法学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不能因为法学不是自然科学就否认其是一门科学，而应当按照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的判断标准来进行界定。

二

方舟子在“科学是什么”一文中，曾经援引了美国学者伯恩斯坦（Root-Bernstein）的观点，即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属于科学，要看其是否符合逻辑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四项标准，缺一不可。我认为，伯恩斯坦的这个判断标准应当是对社会科学的判断方法，可以用于判断法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按照这个标准判断，法学符合伯恩斯坦标准的四个要素，应当是一门科学：

一是逻辑的标准。逻辑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法学具有自身的体系，而该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标准来构建的。现代法学知识和法学论辩也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法学具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和运用一切法律现象活动的集合体，其不仅包括对法律的形式性描述，还包括对法律性质的哲学思辨以及对法律操作技艺的抽象和总结。依据这些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法学学科又可以分为理论法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比较法学等二级学科。这样的层级划分适应了学科对象的差别和“术业有专攻”的社会分工规律。依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各个部门法都形成了自身的规则、逻辑体系。法学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也以逻辑严谨为其重要特征。

二是经验的标准。法学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并可以通过实践加以运用与检验，具有显著的经验性的特点。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可观察性和可验证性，也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可证伪性。我们说法学是一门科学，但必须强调法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美国大法官霍尔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现代社会普遍认可“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网络全书”的论断。在这一点上，法律的实践性明显地区别于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法学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完善。在罗马法中，法学被称为真正的哲学（vera philosophia），或者说罗马人的民族哲学，因为其基础是罗马人在实际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经验。而从自然法学到概念法学、利益法学和自由法学，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学者都在努力探究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当前英美法学研究中的实证法学、法律经济分析等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即便是近几十年兴起的法律现实主义和批判法律运动，也无法否认法律及其发展在很多方面是要受到客观约束的。正是因为法学方法在起源上的实践品性，使其能够被人们以经验和逻辑加以认识、抽象和总结，并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生活。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无论法学怎么分类，其核心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因此非常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分析，强调法律的实际运用。法学工作者的任务事实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构建法律的概念和体系，以及对概念体系进行理论描述，还应当在此基础上对法律这一社会调整工具的实际运用及其方法给予积极关注和深入思考，从而实现霍尔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 in action）。法律的精髓在后者，而不是前者。即便我们对于法律文本的价值做出了准确、科学地判断，但如果不能通过法律适用体现在具体的个案中，那还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形而上研究。与之相类似，即使对于部门法中的每一个具体规范都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不能把握法律适用在实际操作中的一般方法、规律，仍然不能准确、娴熟地将具体的法律条文运用到个案之中，并实现公正裁判。因而，法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其发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从而使法学成为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的学问。

法学是一门符合逻辑、符合经验和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社会科学，是一种人类通过理性认识事物、且能够为人们所反复使用的方法，即我们所称的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法学也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甚至在大量问题上体现出了较高的确定性。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不可更改的基本规则，例如，遵守允诺、勿害他人、欠债还钱、尊重他人生命、保护人身安全等等。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高度的共识。相反，并非所有的自然科学都具有确定性，或者都能够被理性所验证。哈佛大学昂格尔教授在《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一书中举例到，关于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重要自然科学命题，很难说“大爆炸说”与“渐进扩张说”之间哪一个就是绝对的真理。且这些理论也很难得到科学的证明，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宇宙形成理论”这一问题的科学性。

三是社会学的标准。这一标准是指针对社会生活现象，能够把握认知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根据社会生活的发展提出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显然，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其具备这些功能。法学就是研究法现象的学问，法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从法的运行活动和现象中把握其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知识体系，从而指导特定社会的法律发展活动。具体而言，其一是解决立法的科学性。立法机关意图实现的价值也要通过对权利义务的调整和规范予以落实。而权利义务关系正是法学研究中的核心内容，法学家需要以现行的法律为研究对象，但又不能囿于现有规则，而应有一定的超前意识，从法律发展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的目标以及完善的方向。所谓科学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理论的指导。这些指导可适用于立法的制定与修改、法律适用效果的评估等所有领域。其二是法律适用的规律。法学需要研究文本，并指出这些文本判例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的运用。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通过具体适用法律解决具体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三是法律在整个社会治理中对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产生的实际影响。法学需要认识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及其与道德、宗教、政治等各种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学在认识社会中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

四是历史的标准。一门知识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应当具有历史的演进过程。事实上，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法，欧洲最早的大学即1087年的博洛尼亚大学，其最初开设的主要课程就包括了法学。在中世纪，法学与逻辑、修辞、神学等一起，成为欧洲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科目之一。而中国的法律制度史则可以追溯得更远。由此可见，法学比许多近现代才出现的自然科学要具有更为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会设置不同的法律规则，但各个法律规则并非凭空而来，其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以现代大陆法系民法规则为例，其基本理论框架主要来源于古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学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由此也决定了我们是可以在法学这一历史性知识中寻找规律的。

三

另外，任何科学都应当遵循一定的方法，离开方法的科学就不能称之为科学。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取决于其研究对象。因此，讨论法律科学的方法及其特征，首先需要考虑这门科学到底研究什么。从研究对象上看，法学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性质、制定与执行的学问。法学至少具有两个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法学关注的是那些写在文本上或者表现在判例中的法律规范，包括其形成、解释和适用。所以，法学采用的规范分析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等是法学独有的方法。在第二个维度上，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判例，其背后反映的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规律。在这个维度上，法学研究应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关注社会关系及其规律，包括这些关系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只有在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性和人文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才具有妥当性。为此，法学需要广泛采用伦理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种学科的方法。但是，由于法学本身所要求的“规则性”及“规则确定性”，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必须要服务于法学自身的特征。古往今来的自然法学、社会连带法学、历史法学、功利主义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法律现实主义法学等各大学派都致力于对法律的社会功能及其属性进行研究。虽然各种学说之间存在很大的方法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各学说秉持者相互之间就学说本身形成一些共识。因为这一原因，法学也需要借助多个学科的知识才能够全面的理解和研究法现象，因此其在西方常常被称为“博学的学科（a learned discipline）”。

应当看到，在英美法国家，法学教育是作为一种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ecation）来进行的，其宗旨在于培养职业的法律人，法学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知识话语和体系。但并不能因此否认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毕竟法学教育和法学自身的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二者相互影响，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这就是说，法学形成了自身的科学体系，但如何将其运用于教学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传授，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在英美法国家，也从来并未因为法律的职业化特征而否认法学的理论性，这些国家仍然十分重视对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

魏德士在讨论“法律是否为科学”的命题时，认为应当坚持法律的科学性，其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强调坚持法律的可信仰品质。这就是说，如果认为法律不是科学，那么，法学可能走向法律虚无主义和个人专断主义。如此一来，法律不仅不能经受理性分析的科学检验，甚至可能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通过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来屠杀犹太人，并通过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正是法学虚无主义和专断主义的后果。法学是一门科学，可以带给人们以理性的思考，立法者会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制定法律，而不是将法律完全变成一种纯粹主观的臆断。而司法者则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发现法律的精髓和立法意旨，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而这将使法治文明真正结出丰硕的果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法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学，归根结底，是一门科学制定法律并准确适用法律的学科。法学是一门科学，需要构建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但法学不是象牙之塔，不能仅仅满足于概念、体系的自我周延，更应当以解决实践中具体的法律问题为目标。

❹ 关于法理学的两个小问题

由于现复在世界上各个制法学流派关于法的本质莫衷一是，所以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只能从我国对于法的本质的主流理解回答你的问题，既然是考试，官方说法应该会妥当些。以下是官方说法：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如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认为，法的本质：1、法首先是反映和体现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集体的利益和意志。2、法所体现的意志并非凭空而来，是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3、法所体现的意志具有客观性。
二、法的本质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第二、法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如下：
1、权利和义务是一切法律规范、法律部门，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2、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都是围绕权利和义务展开的。
所以说，权利义务是法的核心问题。

以上意见希望对你的考试有所帮助，如果可以，望采纳该答案为最满意的答案。

❺ 一些关于法律的问题

法的现象是直观的、感性的，又是具体的、丰富的。对法的现象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揭示法的本质，对法的本质对科学抽象又有助于说明法的现象。但是，研究法的现象与研究法的本质有着不同的领域、思路与意义。法学研究有所深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借助现代方法论变革的成就、立足于法的意义，探索、开拓法的现象领域。从法的意义出发．法的现象是综合的、整体的、动态的范畴，而法律的意义则是在法律与其它各类社会规范的比较之中获得的。只有把法律视为并实际作为法的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法律与法的现象的其它要素相结合，才能显示出法律的作用及法的现象的整体效应。我国法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与法的现象观念的整体变革密切相关。

作者葛洪义，1960年生，198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陈年冰，女，1962年生，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法的现象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瞬息万变的。它每时每刻都在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在不断地发展运动中创造和丰富自己。直观并不意味着简单，最具体的常常又是最复杂的。因此，对于法的现象研究，人们理应给予重视，同时，重要的不是探讨现象本身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是探究如何揭示有意义的法的现象。本文仅就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法的现象与法的意义的关系以及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哲学的若干理论与方法问题谈些自己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试图对法的现象研究的重要性及研究方法做些论证工作。

一、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

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既是法的概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它们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法的现象是指能够经验的、凭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法的外部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法本身；法的本质则是深藏于法的现象之后以至凭借直观的方式无从把握的法的内在联系，是人们对可感知的法的外部联系的真实本源的一种主观把握和理性抽象。所以，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作为独立的范畴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科学的法的定义既要能够反映法的现象的最一般的内容与特征，又要能够透过现象的表面关系揭示其深层次的本质。离开了现象，法的本体认知就无所谓意义；离开了本质，法的本体认知就无所谓价值。两者相互制约，构成统一的法的本体认知的两层次。同时，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又是两个相互独立、认识上不宜合而为一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与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法的现象研究既可以用于科学地阐述法的本质，又有自己直接的现实的功利目的；揭示法的本质或许有助于深刻认识法的现象，然而却不能代替法的现象本身的研究。如果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混为一谈．其结果只能是或者将本质视为现象，或者将现象视为本质，从而导致认识上的混乱与错误。因此，法的现象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还遵循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从法学发生学上看，各国法学几乎都出自一个共同传统，即对法的真实本源和假想中的作用的追寻，而作为感性对象的法本身则变成了次要的、派生的。如古代思想家对法即公平正义的普遍认同、经院哲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的支配人法的神意、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性、黑格尔关于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等观点，显然已经都远远超出了感性对象本身的范围，而是试图表征法的深层本质的一种抽象。它一开始就不是感性现象的符合而是对法的现象背后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基始的探究，是试图用某种永恒不变的人类的精神力量去阐释、规范、限制丰富多彩的生动的法的现象世界．这就难怪黑格尔宁愿把法哲学视为哲学的分支。康德则承认了现象研究的价值，他无奈地宣布：本体属于彼岸世界，只能信仰不能认识，现象才是知识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无疑具有变革精神。尽管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因主张法的性质存在于法自身而法又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规范体系以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确实凭借对法的现象的研究推动了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进程，强有力地论证了法的现象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揭示法的本质的。他们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施蒂纳把法归结为自由意志、把现实的法归结为统治者的意志的唯心主义法律观，明确指出：国家权力与法的现实基础是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象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③这些观点一方面指出了以往的思想家们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的错误所在，另一方面也道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必须从法赖以产生、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求法的真实本源，法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是沿着法与一定社会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形成的，但职业法学家在关注法的现象本身的研究时，却应该探求新的恩路、新的方法。

法的现象与法的本质的研究实际上也具有不同的意义。研究法的现象并非仅仅为了揭示法的本质，而研究法的本质也决非只是为了阐明法的观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律观的唯心主义实质，认为施蒂纳等人把法等同于意志、观念，事实上是把现实领域的斗争转化为观念领域的斗争，其结果是，“他只是指出一项道德要求，即人们把‘我’对这种政权的关系在形式上加以改变”，对待现存政权本身，他则没有丝毫的认识，也就完全不打算攻击它，说到底，他只是“在与现存政权的神圣灵光(风车)作斗争”。所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其价值指向是为了揭示法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从而指出一条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与法的特殊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法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它的存在与否，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当施蒂纳提出一种虚无主义法律观时，马克思恩格斯立即指出：“圣桑乔对法的全部批判只限于把法律关系的文明的表现和文明的分工说成是‘固定观念’、圣物的果实，而关于冲突的野蛮表现和调停冲突的野蛮方式，他反而为自己保留下来。”⑥显然，即使是剥削阶级的法律，也有野蛮与文明之别。那么，通过法律现象研究，我们可以使法更好地反映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为进一步研究法的本质创造条件；通过法的现象本身各种问题的研究，亦可以揭示法律关系的文明表现和文明分工，揭示和说明法的现象的独特意义，充分发挥法的现象的价值。法的现象的独特性只有通过观察法的现象本身才能予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法律体现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任务，是为了阐述法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一切社会上层建筑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它不是为了研究法的现象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也就不能就法的独特规律进行深入论述，而是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后人。鉴于此，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发挥社会主义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深入探讨法法的操作层次诸问题，就不能不就法的现象展开研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形式是确定内容之为内容，是此不是彼的全部特点，从而使内容不同于无特征存在的不确定性。”⑦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分忻，我们以为，把法的现象作为相对独立的命题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既有利于法律的实际操作效率最大化．又可以促进法的本质的进一步思考。

二、法的意义与法的现象

法的意义是现代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现代法学的进展不仅体现在运用科学手段揭示法的意义，而且还在于把采用逆向思维即通过法的意义揭示法律现象视为研究的动态手段，进而得出必须综合考察法的现象的社会学结论。实现了对法即规范这一传统法观念的超越。

意义是个关系的范畴，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事物对它事物所具有的产生或能够产生一定后果的独特影响，这时的意义含有价值的意蕴；另一层则是指事物发生作用和作用方式的独特性。借用现代语言哲学的术语，前者表明事物的意义代表事物的一定的意向性，后者显示事物的意义还反映了事物的一定的指称性。从意义的双重性入手，可以认为，法的意向性是指通过依法调整、控制人的行为表明法的显在的或潜在的思想意向，从而反映法的目的性；法的指称性是指法总是表征一种特定现象，它可以通过其现象自身内容的交互作用和形式合理性达到其他社会现象无法企及的目的，表明了法的特殊性。简言之，法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自身的特殊性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确切地说，法的意向性指向法的本质，法的本质决定法的社会效果；法的指称性指向法的现象，法的现象决定法的实效。法的本质研究的直接意义是促使法律对社会发展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法的现象研究的直接意义则是促使法律切实得到实施和实现。

凭借从可验证的事实出发把握法的特征与实效、进而探讨法的内容与本质这种功能分析手段，法律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国，通过法的意义全方位透视法的现象这一富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却尚未得到相应重视和有效把握。法的实效是由法的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法的现象是由彼此相联的各个要素共同构成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要素都不能导致法律实际效果的产生。作为一个整体．法的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特定关系--结构，决定着法的实效。结构不同，法的意义也不同。因此．研究法的现象，不仅要从法的现象内部的各个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皮亚杰(J·Piaget)曾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以语言来说，由词构成句子，句子的意义由其整体决定，而不是由独立的各成分决定。”⑧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经由合法的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合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也仅仅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规范标准，这一标准并不能自然转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它本身并不包含其得以实现的全部必要条件。孤立的规范、尽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根本不足以覆盖法的全部现象，因为它没有法的实际约束力。因此，法的现象是一种系统的社会调整机制，最低限度也应包含它能够护法律的权威机关。法的意义与它的结构密切相联，意义产生于结构之中。

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的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的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庞德曾经指出，法学家意义上的法的第一种含义是法律秩序，而在发达社会中才出现了法的第二种含义，即“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基础”⑨。实际上．把法的现象的范围扩大到维护法律的权威机关--司法机关及其活动，除了法律必须得到有效实施这一重要理由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即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司法活动予以必要补充。依照自然法的理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便能塑造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机械地运用的完美无缺的法典。”⑩这种观念在我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总是把法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相等同。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法官恪守完美无缺的法典完全是不可能的。首先，法典不可能完美无缺。社会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立法者的预见能力则是有限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各种社会关系设定或正确设定永恒的行为标准。法律内含的稳定性与社会固有的多变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之处。因此，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法律难以完美无缺。而且，从社会的横断面看，规范性调整的对象是一般的人和事，它不可能为具体的各个行为设定行为模式。然而，人与人是不同的、事与事也总存在一定细微差别，正如弗兰克所说：“每个纠纷都是独一无二的。”⑾法律作为一般的行为标准很难直接体现与实现个别正义；其次，法官不可能完全恪守法律。法官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机器，他不可能机械地适用法律。必然在适用法律时掺杂自己对法律的各种理解与认识。所以，对于同一个案件，法官们往往意见相左，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意见一致，才属于非正常。即使能够排除法宫职业能力、道德水准等变量，这种情况也准以避免。哈特曾从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推导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他指出：“由于这些规则本身就是语言用法的一般规则，并且由那些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的词汇构成，它们不能比其它规则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解释”，“语言固有的本质对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导也有一定限制”。鉴于此，这位分析法学的泰斗对传统的实证主义法学进行了批评，指出，“形式主义或概念主义法律理论的人所共知的弊端存在于这样一种态度中，一旦一般规则已制定出来，他们便逐字地解释那种企图隐藏或把这种选择的需要降低到最小限度的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规则的含义凝固化，使它的一般词汇在它的各种应用中出现问题的场合下必须具有同样的含义”。他由此而承认，法律规则存在一个“开放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很多东西必须留给法院来发展”。⑿卢埃林在对司法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那个根据规则审判案件的理论，看来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但把学究愚弄了，而且也把法官给愚弄了”。⒀弗兰克则认为，这种法观念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神话”和儿童“恋父情结”的残余。⒁上述观点，有些可以说是极端偏激的，但就提示注意司法机关及其活动对法律的整体影响而言，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法律毕竟是纸上的规定，而法官对案件的裁决与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则是可能的。

早在70年代以前，前苏联学者就对法的现象做出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他们在研究法的一般概念时存在四种观点，即“规范说”，认为法是一种规范体系；“形成过程说”，认为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必须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社会学说”的观点顿向于法不是规范的总和而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活动。如马尔采夫提出：“法首先是社会生活本身”；亚维奇则指出：“如果在一定条件下，法律规范不能在人们实际行为中实现，那么，它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生命力的，就不是发生效力的法。”显然，“社会学说”的观点对法的现象的理解更为宽泛。在前三种观点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法律制度说”，认为“法律制度的概念(理论)不仅能够包括全部法律现象，而且还能够把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特殊现象的整个法律现象的组织和相互作用看成是有机地联系着的。”⒂法的现象是社会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法的现象的生命力来自于社会生活。应该从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中去认识法的现象，这是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法的现象的重要进展。

在对法的现象的具体内容给予必要关注的同时，结构的观点要求对法的现象内部的结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为了说明结构分析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先假定存在这样一个社会：A．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最具权威性的行为规范；B．司法机关是最权威的法律适用机关，它对任何纠纷都能做出具有最终效力的判决。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具有权威的或者没有权威，而司法机关的判决没有终极效力或没有效力，如果存在比立法机关更为权威或能影响立法机关权威的规则创制机关，又存在比司法机关更为权威或能影响、干预司法权威的法律适用机关，那么，A十B的社会中法的现象的地位和意义必然有所变化。因此，可以推论如下：(1)特定社会法的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的现象的不同组合形式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的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的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的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变革，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的现象的结构性调整。

总之，法的现象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性的范畴，它的意义决定于它的结构。法的意义与法的现象的联结考察可以促使我们有效地把握法的现象的整体而不是侧重其中某一部分。

三、规范：法的要素的意义及认知方式

如前所述，法的现象的内部结构决定着它的意义，研究法的现象应从认识现象的整体入手而不是偏执于构成整体的某个要素。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要素"的意义。换言之，法的现象内部各个要素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这种意义不是法的现象的意义而是要素本身的意义。只有当各个要素按照不同的形式组合为一个整体时，现象的意义才能够被充分地予以展示。要素本身只有在处于与其它要素的关系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作为现象这一整体的部分起作用。那么，要素具有何种意义，应如何探讨要素的意义呢？

意义是通过我们直观和感觉到的外界物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来的，如"公正"的意义存在于与“偏私”的对立之中，“善”的意义存在于与"恶"的对立之中。我们感觉到外界物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种感觉，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从而具有意义。如果说法的现象是有意义的，实际上这种意义正是通过法的现象各种组合形式的差异呈现出来的；如果说法的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也将能够通过对比的方式予以揭示，鉴于法律规范在法的现象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我们以法律规范为例对此加以探讨。

首先，有必要重申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法律规范并不从来都是人们行为的主要标准，更不从来都是裁决纠纷的主要依据。中国法律史研究曾经指出铸刑鼎是中国法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人们更多地是依据习惯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及评价他人的行为。法律、道德、宗教也曾经历了一个由溶合走向分化的过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历代封建主虽很偏爱和擅长立法，但在民事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礼”等封建伦理规范；在刑事领域，儒家伦理规范也经常可以代替法律规范作为官方裁决案件的根据。有趣的是，案件当事人同样能够以儒家伦理规范为依据要求裁判者变通处理，⒃直至诉诸君主的权威。无独有偶，创造了“简单商品经济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典”的古罗马也存在类似情况，即使在法典统治的鼎盛时期，法律规范仍然受到自然法原则的支配。被查土丁尼授予代表官方解释法律特权的罗马五大法学家，在他们所留下的著作中部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自然法的关切。当西塞罗提出“为了自由，我们才成为法律的奴仆”、当塞尔苏斯把法定义为“善良公正之术”的时候，实际上道德原则已经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同的法律效力，甚至具有凌驾于法律规范之上的力量。这种道德原则在欧洲曾长期以自然法的形式直接运用于司法实践中，并可以取代实在法。⒄自然法与实在法相分离的二元思维模式曾导致欧洲一个重要的法律传统和观念的产生，即人们没有服从"恶法"的义务。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仍然在发挥作用并日益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

其次，法律规范在法的现象中重要地位的确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它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观念。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律规范的权威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随着以法制对抗专制的法的观念的产生而形成的。这种权威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角度将自然法学逐出法的领域之后达到了顶点。其原因主要有：(1)罗马法的复兴。由于罗马法适应了资本主义建立统一国家和扩大市场经济规模的需要，它"在各大学中校当作对整个教会帝国具有拘束力的东西来进行讲授"，这就导致了一种"把习惯、道德、法律归结为类似-套制定法规的倾向"。⒅(2)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大规模立法活动。资产阶级变革社会的要求在欧洲大陆是以立法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障的，立法由于分享“革命”的神圣性而获得了自身的权威性。⒆(3)法的理想与法的现实由对立向统一的转化。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在革命前后是不同的，之前侧重于对立，之后倾向于统一。这种法观念的变化要求人们尊重实在法以维护自然法。(4)分权学说的影响。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由民选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体现人类理性的完美法律，这种法律的权威性足以使人民对抗行政、司法权力可能的专横与任性。(5)强调世俗的国家权力。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主权的、独立的、民族的国家的兴起。新兴的民族国家为了从教会手中夺取政治自由需要强化世俗的国家权力。马基雅弗里强调权力对于法的重要性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上述原因，最终引发运用立法形式反映国家意志以设定新秩序的实在法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以强调法律规范的重要性为其基本特征。

第三，法律规范在法的现象中重要地位的形成又是与一定的思想方式的演变相联系的。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便潜心认识现象的性质并依据各种现象性质上的差别把握现象本身。这种思想方式反映在法的研究上．体现为探索法律现象产生的最初原因和最终原因的尝试。结果法被视为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因果关系式线性发展的产物。起初，人们比较倾向于从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权威那里获得对法的彻底解释．于是“自然”、“天意”、“神意”、“君主权力”就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法学的殿堂；其后，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思潮和新教革命的影响，市民等级获得了人对神的政治解放，权威不再是神而是人自身。但是，无论哪一种权威观，“都在法律秩序的背后安置了一个唯一的，终极的和无与伦比的权威。并且把它作为所有法律律令的渊源”⒇。这种思想方式自牛顿时代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伽利略曾给予我们一个有趣的启示：他是通过落体的场、速度、加速度等而不是落体的性质去研究落体的。他的成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思想空间。新的思想方式要求人们不能满足于对现象性质的说明，而倡导以人类经验的领域为研究对象以观察和分析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那个时代被称之为“科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致力于法的"科学"研究。他们提出，法学研究只能以可经验的法的现象为对象，主张将一切先验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论赶出法学领域。由于他们认为，只有实在法规范体系才是可经验的法的现象，所以，法律规范在法的现象中也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法学思潮由于反对法的性质研究，主张限制法的现象范围，而把法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以至于受到后来者的深刻批判。）

上述分析表明，法律规范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行为标准和为司法机关提供审判案件的依据。法律规范的意义存在于与其它各类规范标准和审判依据的比较之中。由于它可以由最权威的国家机构制定，也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最大限度的具体标准，为审判活动提供最强有力的依据，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建立和维护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秩序，因而，它在现代法的现象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与法律规范地位的上升相伴随的则是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在法的现象层次地位上的下降。如果其它的规范标准和审判依据仍然存在并具有重大的法律实践意义，法律规范的作用必然相应减弱。如果其它规范标准和审判依据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就没有必要过分夸大法律规范的作用而绝对排斥其它。同时，法律规范作为社会的一种重要规范形式，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它的地位和作用与它反映社会发展的能力相联系，如果它本身不能尽量完美地体现让会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单纯作为国家权力的产物，那么，人们行为的标准和司法解释的依据也就都会发生新的变化。法律规范并非永恒地发挥它在近代以来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一因素在法的现象中的可变性值得注意。

综上，法的现象：(1)是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2)是个整体的结构的范畴，法的现象的意义存在于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结构之中；(3)单独的法的要素仍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可以通过与同类要素的对比方式来认识，但不应把法的现象的某一个别要素与法的现象相等同，更不能把法的现象及其要素视为静止不动的

❻ 法律现象的法的意义与法律现象

法的意义是现代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现代法学的进展不仅体现在运用科学手段揭示法的意义，而且还在于把采用逆向思维即通过法的意义揭示法律现象视为研究的动态手段，进而得出必须综合考察法律现象的社会学结论。实现了对法即规范这一传统法观念的超越。
意义是个关系的范畴，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一事物对它事物所具有的产生或能够产生一定后果的独特影响，这时的意义含有价值的意蕴；另一层则是指事物发生作用和作用方式的独特性。借用现代语言哲学的术语，前者表明事物的意义代表事物的一定的意向性，后者显示事物的意义还反映了事物的一定的指称性。从意义的双重性入手，可以认为，法的意向性是指通过依法调整、控制人的行为表明法的显在的或潜在的思想意向，从而反映法的目的性；法的指称性是指法总是表征一种特定现象，它可以通过其现象自身内容的交互作用和形式合理性达到其他社会现象无法企及的目的，表明了法的特殊性。简言之，法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自身的特殊性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确切地说，法的意向性指向法的本质，法的本质决定法的社会效果；法的指称性指向法律现象，法律现象决定法的实效。法的本质研究的直接意义是促使法律对社会发展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法律现象研究的直接意义则是促使法律切实得到实施和实现。
凭借从可验证的事实出发把握法的特征与实效、进而探讨法的内容与本质这种功能分析手段，法律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我国，通过法的意义全方位透视法律现象这一富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却尚未得到相应重视和有效把握。法的实效是由法律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法律现象是由彼此相联的各个要素共同构成的，任何一个单独的要素都不能导致法律实际效果的产生。作为一个整体．法律现象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特定关系--结构，决定着法的实效。结构不同，法的意义也不同。因此．研究法律现象，不仅要从法律现象内部的各个要素去认识它，更要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它，要从结构的整体去认识。皮亚杰(J·Piaget)曾举例说明这一问题：“以语言来说，由词构成句子，句子的意义由其整体决定，而不是由独立的各成分决定。”⑧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经由合法的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合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也仅仅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规范标准，这一标准并不能自然转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它本身并不包含其得以实现的全部必要条件。孤立的规范、尽管具有法律效力，但它根本不足以覆盖法的全部现象，因为它没有法的实际约束力。因此，法律现象是一种系统的社会调整机制，最低限度也应包含它能够护法律的权威机关。法的意义与它的结构密切相联，意义产生于结构之中。
以结构的观点分析法律现象虽属鲜见，但对法律现象的全方位考察却由来已久。庞德曾经指出，法学家意义上的法的第一种含义是法律秩序，而在发达社会中才出现了法的第二种含义，即“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基础”⑨。实际上．把法律现象的范围扩大到维护法律的权威机关--司法机关及其活动，除了法律必须得到有效实施这一重要理由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即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要求司法活动予以必要补充。依照自然法的理论，“只要通过理性的努力，法学家们便能塑造出一部作为最高立法智慧而由法官机械地运用的完美无缺的法典。”⑩这种观念在我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总是把法与规范性法律文件相等同。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法官恪守完美无缺的法典完全是不可能的。首先，法典不可能完美无缺。社会本身是发展变化的，立法者的预见能力则是有限的，因而，也就不可能为各种社会关系设定或正确设定永恒的行为标准。法律内含的稳定性与社会固有的多变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之处。因此，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法律难以完美无缺。而且，从社会的横断面看，规范性调整的对象是一般的人和事，它不可能为具体的各个行为设定行为模式。然而，人与人是不同的、事与事也总存在一定细微差别，正如弗兰克所说：“每个纠纷都是独一无二的。”⑾法律作为一般的行为标准很难直接体现与实现个别正义；其次，法官不可能完全恪守法律。法官是人不是神，也不是机器，他不可能机械地适用法律。必然在适用法律时掺杂自己对法律的各种理解与认识。所以，对于同一个案件，法官们往往意见相左，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如果意见一致，才属于非正常。即使能够排除法宫职业能力、道德水准等变量，这种情况也准以避免。哈特曾从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推导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他指出：“由于这些规则本身就是语言用法的一般规则，并且由那些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的词汇构成，它们不能比其它规则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解释”，“语言固有的本质对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导也有一定限制”。鉴于此，这位分析法学的泰斗对传统的实证主义法学进行了批评，指出，“形式主义或概念主义法律理论的人所共知的弊端存在于这样一种态度中，一旦一般规则已制定出来，他们便逐字地解释那种企图隐藏或把这种选择的需要降低到最小限度的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规则的含义凝固化，使它的一般词汇在它的各种应用中出现问题的场合下必须具有同样的含义”。他由此而承认，法律规则存在一个“开放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很多东西必须留给法院来发展”。⑿卢埃林在对司法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那个根据规则审判案件的理论，看来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不但把学究愚弄了，而且也把法官给愚弄了”。⒀弗兰克则认为，这种法观念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神话”和儿童“恋父情结”的残余。⒁上述观点，有些可以说是极端偏激的，但就提示注意司法机关及其活动对法律的整体影响而言，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法律毕竟是纸上的规定，而法官对案件的裁决与它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不一致则是可能的。
早在70年代以前，前苏联学者就对法律现象做出了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他们在研究法的一般概念时存在四种观点，即“规范说”，认为法是一种规范体系；“形成过程说”，认为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必须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社会学说”的观点顿向于法不是规范的总和而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活动。如马尔采夫提出：“法首先是社会生活本身”；亚维奇则指出：“如果在一定条件下，法律规范不能在人们实际行为中实现，那么，它就是没有用的、没有生命力的，就不是发生效力的法。”显然，“社会学说”的观点对法律现象的理解更为宽泛。在前三种观点的基础上，还形成了“法律制度说”，认为“法律制度的概念(理论)不仅能够包括全部法律现象，而且还能够把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特殊现象的整个法律现象的组织和相互作用看成是有机地联系着的。”⒂法律现象是社会现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现象的生命力来自于社会生活。应该从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中去认识法律现象，这是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现象的重要进展。
在对法律现象的具体内容给予必要关注的同时，结构的观点要求对法律现象内部的结构关系给予高度重视。为了说明结构分析的地位和意义，这里先假定存在这样一个社会：A．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最具权威性的行为规范；B．司法机关是最权威的法律适用机关，它对任何纠纷都能做出具有最终效力的判决。如果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是最具有权威的或者没有权威，而司法机关的判决没有终极效力或没有效力，如果存在比立法机关更为权威或能影响立法机关权威的规则创制机关，又存在比司法机关更为权威或能影响、干预司法权威的法律适用机关，那么，A十B的社会中法律现象的地位和意义必然有所变化。因此，可以推论如下：(1)特定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性取决于其内部的组合形式；(2)法律现象的不同组合形式决定了法在不同的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3)法律现象是一个自律体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法律现象的结构性变化，决定了法的意义的变化；(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应是一种法律现象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变革，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法律现象的结构性调整。

❼ 什么是法学

法学（又称法律学或法律科学）是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是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思想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一词，在中国先秦时被称为“刑名之学”，自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在西方，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us）对“法学”（古代拉丁语中的Jurisprudentia）一词的定义是：人和神的事务的概念，正义和非正义之学。现代的法学，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学。但是关于法学与科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涉及价值论的研究是不是科学的问题。
1、法学（英文：law，science of law）
2、法学的研究对象(object of law)
2.1 法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法。
这里的“法”包括通常所说各种意义的法。
从法的形式角度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成文法(statute law)和不成文法unwrietten law,common law)；
从法的体系角度说，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以及其他各种部门法；
从时间角度说，包括古代法、近代法、现代法和当代法；
从空间角度说，包括该国法、外国法、本地法、外地法；
从历史类型角度说，包括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社会主义法；
从一般分类角度说，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根本法和普通法、一般法和特别法、实体法和程序法；
从表现形态角度说，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具体法和抽象法、纸面法和生活中的法、理想法（如自然法）和现实法（如实际生效的法）等等。
法学只有将所有这些不同意义上的法尽收眼底，加以研究，才算是名副其实的法学。
2.2法学还要研究各种“法的现象”。
即基于法产生的各种现象，如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的起源、发展、移植、继承、现代化；法律秩序、利益、正义；法律观念、思想、制度、事实、规律等等。
2.3法学还要研究“与法相关的问题”。
法和法的现象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同其他事物特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这些相关问题可以更好地研究法学的主要问题。
3、法学词源
1．“法学”这一用语的拉丁文Jurisprudentia ，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共和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该词表示有系统、有组织的法律知识、法律学问。古罗马法学家曾给“法学”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德文、法文、英文以及西班牙文等西语语种，都是在Jurisprudentia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指称“法学”的词汇，并且其内容不断丰富，含义日渐深刻。
2．关于法律问题的学问，在中国先秦时期被称为“刑名法术之学”，或者“刑名之学”。据考证，虽然“律学”一词的正式出现，是在魏明帝时国家设立“律博士”以后，但是，自汉代开始就有了“律学”这门学问，主要是对现行律例进行注释。中国古代“法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代，然而，那时所用的“法学”一词，其含义仍接近于“律学”。中国古代的“法学”一词与来自近现代西方的“法学”概念有着很大区别。
3．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最早由日本输入。日本法学家津田真道于1868年首次用来对应翻译英文Jurisprudence,Science of Law以及德文 Rechtswissenschaft等词汇并对之作了详细说明，该词于“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传入中国。
法学与科学
近代德国人把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对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学以来的现代大学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法学被理解为科学与这一背景有关。 法学以价值论为主要核心内容，实质上，法学的核心仅仅是思维上的中心，而不是说法学的本体是价值的，法学最大的特点是要论证实践中如何体现价值（或者说怎么证实价值已经实现），这一论证形成了所有的法学部门分支。法学价值是否实现或者怎么实现的论证，是经验性的，可验证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价值推导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论。
在诉讼研究方面，法学需要认知心理学这样最微观的支持，譬如，对抗制为什么在认识论上是合理的 ，认知心理学会揭示所有的人都有可怕的人类弱点 法学是不是科学，最容易提出疑问的是法理学，法理学是处在价值核心部位，但这也只是某种法理学。法理学的形而上，可以藐视科学，但是法理学的形而下（解答部门法）必须诉诸综合分析，价值只是要素之一。
科学的传统意义，是指经验科学。什么是科学，在传统意义上，并不难确定。其基本特征是，诉诸实验，可观察和可验证，卡尔·波普尔则说是可证伪。按照波普的观点，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是科学。
法学在本体上是科学，在核心问题上，不是科学。或者说，法学的本源精神论证，不是严格的科学，但是法学的应用性论证是科学。
在法学被理解为科学的那些领域，经验可以证伪理论。譬如，对抗制必然是现代流行的诉讼制度，不这样做，司法独裁就是随处可见。
特征
阶级社会中，法学有阶级性和实践性两个特征
历史上 ，出现过4种为不同阶级利益服务的 、体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即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 法是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以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 ，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即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又转过来为社会实践服务。
法学特征的另一类表述（根据高教法理教材）
2.1法学是历史和国情的范畴 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法学，总是印有特定的痕迹，其内涵和外延、内容和体系是有差别的。 2.2法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首先，法学可以对社会发生直接和间接和影响。第二，法学的对象、分科、方法都是实在性的。第三，法学是在实践中产生，其发展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编辑本段分科
法学划分分支学科的应坚持的标准
1.1对象和方法的结合 1．2类别和层级的结合 1．3现实和理想的结合
法学体系中的四大类分支学科
2.1理论法学 即：从总的方面探求法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理论法学主要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划分出来的结果，而是依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划分出来的。那些研究对象比较抽象、研究方法偏重于理论分析的分支学科基本都可列为理论法学，其主要代表是法理学。如果一国法学体系中不设综合法学这个大的部类，那诸如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等也可视为理论法学。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理论研究的也可列为理论法学。 2.2应用法学 即：旨在直接服务法律实际生活、帮助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应用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材料，其比之理论法学更具有实践性，它是理论法学的具体化，也是理论法学的资料渊源。但应用法学并非没有理论，其产生的理论不是用来起跨学科的普遍指导作用，而是为解决本应用学科的实际问题服务的。应用法学的代表性学科是各种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程序法学等等，有关法律实务的分支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中侧重于解决实践问题的分支学科也可列入应用法学。 2.3历史法学 即：专门研究法、法的现象以及与法相关问题中的历史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历史法学之所以作为法学体系中的一个专门的类别，主要因为它既包括理论内容（即论从史出），也包括应用内容（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历史法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研究研究这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的实质、内容、形式、特点及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等。它主要包括中外法律制度史学、中外法律思想史学、法学史学。 2.4综合法学 即：具有相当大的跨越性的法学分支学科的总称。 注：综合法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它的研究对象跨越多种甚至各种法学分支学科；其二，理论、应用和历史不是各有侧重，而是三者兼容并包。法学总论或概论之类是典型的综合法学。同时也包括立法学、法社会学、法解释学、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
法学的具体分支学科
法学可以分为很多分支学科，主要有： ①理论法学，又称基础法学。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中国法律院系为这个学科开设的课程称为法学基础理论（简称法理学）。 ②法律史学。可分为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 ③国内法学。指一国各部门法学，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程序法学以及军事法学等。宪法是一国的根本法，因此，在国内法学体系中，宪法学占有主导地位。 ④国际法学。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等。 ⑤立法学。研究立法原则、规划、立法体制、立法风格、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以及法律汇编、立法评价等问题。 ⑥法律解释学。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文字进行阐释，相当于中外历史上所称的注释法学。 ⑦法社会学。通常指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实行和效果等问题。 ⑧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比较法学是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法律（包括该国法和外国法之间，外国法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此，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密切联系。 ⑨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些边缘学科。如科技法学 、 法医学、司法鉴定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律统计学等。 在每一独立的分科中，又可再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较低的分科。而在各分科中，每个国家的法学都总是以研究该国现行法为重点的。
附注：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820
理论法学 法理学 法哲学 法律逻辑学 法律社会学 立法学 法律心理学 法律教育学 法律史学 法制史 法律思想史 法律解释学 比较法学 外国法学 部门法学：六法全书 宪法学 行政法学 民事法学 民法学 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 环境法学 婚姻法学 知识产权法学 金融法学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行政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刑事法学 刑法学 司法鉴定学 刑事侦察学 军事法学 安全法学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学 国际私法学 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刑法学 国际环境法学 国际知识产权法学 国内法学 诉讼程序法学 边缘学科 法律信息学 法经济学 科技法学 法医学 司法精神病学 法律统计学 犯罪侦查学 证据学 刑事证据学 民事证据学 行政证据学 法律系统工程学 交叉学科 网络法学 新闻法学 交叉法学科专题

❽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可否成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对象的法学透视

按照现在司法实务的观点，鉴定结论属于证据，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❾ 法律透视是什么意思

据本人了解，“法律透视”是就是以法律角度分析和讨论某些事、问题等。如：“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透视，<<法律透视:婚姻家庭暴力>>，《定罪量刑之道——当代成功案例、公诉、辩护等法律透视》。

❿ 简述什么是广义的国际经济法学说

广义说认为抄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国内法的边缘性综合体。它是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经济交往的法律规范，调整的对象不仅限于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可以说，广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广泛的适用于调整一切跨越国际而发生的事件和行为的法律，不仅包括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而且包括国内法中的民法和刑法以及其他公法和私法，乃至不属于上述标准范围的其他法律。广义说注重从实际出发，注重事物间的联系，强调调整跨国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的相互联系与不可分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