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会留任
❶ 今年7月毕业 法本 应届毕业生 12年司考没过 求过来人指点迷津。。。
你也说你你是因为自己比较懒惰了，而且肯定觉得自己是法本的心理上就有点放松。你的两个选择都有相应的风险，个人觉得你还是在职考好一些。很多年纪大的在职还过了司考呢，你那么年轻是吧。在华夏考资网看到的一篇经验贴，正好是法本的，你看看：
一、关于考试难度的感受
考前的时候，跟上一届学长学姐司考交流，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总是通过率很低，很难，要努力坚持，加上作为法科生，给自己的职业压力吧，大家都觉得学法的，如果连司考证书都没有拿到，就业什么的，总之，各种因素堆积在一起，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司考很难。但是，等真正经历后。。。好吧，确实很让人头痛，但是熬过来，发现也没什么。所以，大家一开始要树立一个正确的心态，不要一直去想没有考过会怎样，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拿我们班级来说，确实过了司考，找工作的变得容易些，司考成绩没有出来的，去找公司法务都没有人要，等司考过了，有些公司打电话过来问司考过了吗，要不要再来我们公司面试下。但是，更多的同学将来从事的工作很多都跟司考证书没有关系的。
二、关于是否报班的问题
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报班的好处是：学习氛围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互相讨论，有辅导老师，同时自己不用担心复习材料的问题，不用担心复习进度的安排，比较适合像我这样没有自制力的童鞋。不足:课时紧张，你一拉下来就很吃力，而且遇到你不喜欢或者将不好的老师，自己只能课外自己补习，自由安排空间小。自己复习的好吃：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老师、讲义，同时复习进度自由安排，当然不足也就是你要找材料，不过有学法网，这个没问题的，还有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进度是否合理，复习起来比较辛苦。
三、关于复习教材的选择
其实，一开始，大家似乎都会跟风或者盲目买很多教材，真正到最后其实都没有用上场，或者看完后发现也好不到哪里。因为到后期疯狂复习的时候就是背讲义！我说下我用的材料吧：
①各科讲义。各科的讲义，尤其是系统强化阶段，大家听完录音，做好笔记，这本讲义就要消化成自己的东西了，我到后面两三礼拜，把重点科目的讲义没有背下来，但是也都烂熟于心了，翻到要吐了尤其是商经的讲义。
②真题。那时候我挺早买了分类的历年真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晚点买，我买完不久，人家出版社根据新刑诉修改了真题答案，今年很多新法实施、修改，所以大家要买最新版的，可以等等。还有就是按年份的真题，我是到暑假两个月，才开始练手做按年的。学法网司考题库里面有分科和年度真题，而且不断更新里面的真题及答案。真的要做，培养那个情景，2个小时内做完100道题目真的快疯了，后面就习惯了，1个小时就搞定。学法网司考模拟考场里面的限时真题测试就是用来培养你在规定时间完成真题测试的习惯的。
③法条。怎么说，法条是要有的，但是我觉得吧，大家几个人合买一份也可以。我们宿舍4个人，每个人都买了一套，最后发现都崭新崭新的，因为主要是在需要看法条才翻看，主要是当作字典来查看的。
④专题教材。因为我是报班了，所以有发那个专题教材，这个怎么说呢，我前期就是看这些厚厚的教材，虽然到后面肯定没用用途了，大家自己考虑吧。我也没有完整看完，很多也都是新的。
⑤一些辅导机构的书。我还买了某机构的《卷一突破100分》《卷四突破100分》，最后两本都是崭新的送给下一届了。卷一我就背讲义了，卷四唉，我没有下苦功夫，而且这本书也没有很厉害。我还买了《新大纲送你90分》，这本书主要是把大纲变化写出来重点讲了将，我考前两个礼拜的复习，翻翻看，感觉也还好，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该复习什么，或者讲义背不下去，看这本肯定有用。肯定有考到的。
考研的话分为在职的和全日制的
一、在职研究生分类
在职人员参加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分为两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1、学历教育结束后可以获得双证（毕业证+学位证）。
2、非学历教育结束后只有单证，最终获得的是结业证和硕士学位证书。
二、可以拿双证的在职研究生专业
读在职研究生可以拿双证的只有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律硕士这两个专业。
1，工商管理硕士(MBA)
一月MBA(http://mba.eol.cn/)其报名时间、考试时间及科目与1月全国统考相同，录取后可选择在职读研，可以获得学位和学历。
报考条件：1.大学本科毕业后有三年或三年以上工作经历（以毕业到入学的时间计，如报考2010年MBA的，只要在2007年9月1日前获毕业证书即可）。2.大专毕业后有五年或五年以上的工作经历。3.有研究生毕业学历或已获硕士学位并有两年或两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学习方式：MBA的学习方式主要采用全日制脱产、非脱产（周末或晚班或集中授课）几种方式，学制一般2年－2年半
2、法律硕士(http://fashuo.eol.cn/)
报考条件：除了满足全国统考的报考条件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下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学习方式：采用全日制脱产和非全日制不脱产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脱产学习为二至三年，非全日制学习不超过四年。采用学分制，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为30学分，总学分不得低于45学分。
三、双证在职研究生考试时间
网报时间：10月中旬
现场确认时间：11月10日至14日
考试时间：1月9日-10日（11日）
四、双证在职研究生考试科目
初试有两门：英语和综合，其中综合分为数学、逻辑、写作三部分，英语考试难度大致和四级相当，或者比四级稍稍容易些。
复试一般考政治、英语听力口语、管理知识、管理案例分析等内容。
一般来讲，一月份考研拿双证；十月份考研拿单证。
全日制的话网上报名是在6月份，自己多关注下。
❷ 泷川事件的事件发展
1933年春，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在第64届议会上作出将处分“赤化教授”的公开承诺。泷川事件便开始于此。在此之前的1932年10月，日本发生共产党集体被捕的热海事件。与此同时，九名法官和法院职员也在11月下旬遭受指控。右翼团体借此结成维护国体联合会，指出导致司法官员赤化的原因在于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的赤化，并以此为由发动了驱逐赤化教授的运动。该运动的司令部是政友会干部小川平吉主持的报纸《日本》。
蓑田胸喜，这位过去曾在《原理日本》上一再攻击赤化教授的国士馆教授，将该年11月末起至年末的这段时间在《日本》杂志上连载的论文，于次年的1月汇集成题为《日本全面赤化症状，根绝司法部门丑闻事件祸因的逆缘，昭和维新的正机》的小册子，发送给政界的各个重要人物。小川的女婿，政友会中担任国会议员的宫泽裕收到该小册子之后，于1933年2月1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要求鸠山文部大臣驱逐赤化教授。尽管宫泽在所提要求中并未举出具体名字，但其所指一目了然，这些赤化教授就是指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牧野英一、末弘严太郎、经济学部副教授有泽广巳、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等四人。
其实在此之前，文部当局就已经盯住了泷川教授。前一年的10月28日，泷川教授在中央大学作了题为“从《复活》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的演讲。司法当局认为该演讲内容侮辱法官、鼓吹无政府主义，因此向文部省作了通报。文部当局在接到宫泽的要求之后，开始积极地针对京都大学展开行动。2月23日，鸠山文部大臣向京都大学校长新城新藏以及已内定为下届校长的小西重直表述了对泷川教授所著的《刑法读本》的不愉快感受。接着的3月10日，文部省学生部长伊东延吉向京都大学法学部部长宫本英雄提出了对泷川刑法学说的指责。议会闭会之后，政府就立即决定对泷川教授作出处分，4月10日，内务省作出禁止发行泷川著作《刑法读本》和《刑法讲义》的命令。同月22日，文部次官粟屋谦正式要求小西校长对泷川作出（免职或停职）处分，5月9日，鸠山文部大臣亲自向小西校长传达了作为内阁决定的处分泷川教授的方针。
法学部教授会认为对泷川所作的处分侵犯了学术研究自由和大学自治，因此于1933年5月10日通过校长提出了抗议。13日，针对文部当局公布的处分理由中认为教授虽然拥有研究自由，但并不拥有讲授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观点，法学部教授与其在报纸上展开论战。15日，教授会表示如强行实施处分将全体辞职。18日，小西校长正式通告文部省拒绝作出处分。23日，法学部全体16名教授签署辞呈，表示“只要目的不能达成，无论如何都绝不接受挽留”。
1933年5月25日，政府以泷川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违反《大学令》规定的大学教授所应承担的“国家思想涵养”义务，向文官高等身份委员会提出咨询。次日，政府在接到同意的咨询结论之后，就立即发出处分命令。接到这一消息后，法学部全体教授以及决定追随其后的副教授团、讲师和助教团向校长递交了辞呈。
在议会上被指存在问题的四名教授中，为什么只有泷川首当其冲地成为处分对象？能够判断出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泷川的刑法学说中的罪刑法定主义与法官依据心证进行量刑的《治安维持法》审判相矛盾；同时，他在京都大学反对军事教练等言行尤其凸显出其自由主义的立场。第二，泷川教授在讲课和讲演时所作表达毫不掩饰，加上多年来京都大学一直被认为是“赤化”的温床，这也容易遭致处分。第三，自泽柳事件以来，京都大学一直被视为大学自治的大本营，文部省认为如能使京都大学就此屈服，就此可以易于掌控大学。
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会的抗争不仅完全没有寻求外部的支援，而且与副教授团以及讲师、助教团之间也划清界线，甚至都回避向其他学部和其他大学作出情况说明。这种不怕孤立，拒绝连带的男子汉气概，在战术上也具有正当性。因为在当时，也有声音指责教授总辞职的行为属于罢教行为。如后所见，从其他学部和其他大学冷淡的反应中也可以知晓，如对外开展活动很可能遭致相反效果。进一步而言，教授会自身也并非铁板一块。教授会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其中主流派8人，中老年人5人，年轻人3人。主流派之外的教授对于抗争活动并不持积极态度。最终，只有主流派辞职退出了京都大学。如果教授会开展对外活动的话，很可能会更早导致分裂的出现。
与此相反，学生则积极地行动起来，成为反对对泷川作出处分抗议运动的主力。首先，法学部的学生于5月19日排除教授会的制止，召开了有信会（同学会）学生会员大会，作出绝对支持教授会的决议。其后，他们召开各个毕业高中代表会议（高代会），设置了中央部、交涉部、信息部、会计部、庶务部等组织，在学校内外推动运动发展。5月26日对泷川的处分作出之后，抗议运动扩展到所有学部，各个学部也各自设立了与法学部类似的组织。6月6日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议：（1）支持法学部教授，誓死捍卫自治和自由；（2）声讨文部行政当局；（3）强烈期待所有学部以及全国的教授团结一致，坚决反对妥协；（4）泷川教授不获复职，抗议斗争绝不停止。为了组织抗议运动，学生建立了全体学生的组织，各个学部学生代表共96人组成了作为议决机关的全学代表会议，另外由各个学部中央部代表14人组成执行机关全学中央部协议会。
学生运动如此快速的展开，正是秉承了自大正[③]末年以来京都大学学生运动的传统。尽管共产青年同盟之外的左翼组织当时已遭破坏，但这些组织的许多活动积极分子仍然留在学校之中。他们在背后承担着抗议活动的策划工作，前台则由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学生唱主角。学生组织的运作也极其民主性质。大学当局也并不压制运动，而是允许学生自由使用教室。学生在学校内部诉求各个学部的教授会支援法学部的同时，通过高中同学会的路径，对其他大学，尤其是设置有法学部的帝国大学展开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拜访各个喉舌机关，向父兄寄送信函等方法诉说运动的意义。
尽管学生们热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了，但各个学部的教授会则都没有发表一个支持法学部的声明。与向文部省提出抗议的做法相比，校园里压倒性的气氛是希望事态能以稳健的方式终结。京都大学代表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认为“不能允许为了一个泷川就毁灭了大学”，这一观点象征着当时的校园内部气氛。
在学生不断上升的怒火中，学生力量强大的经济学部和文学部的学生作出了罢课的举动。但是，该项作战策略却适得其反。由于经济学部和文学部已经分别在1933年5月31日和6月14日停课，学生也陆续返乡，6月中旬三分之二的学生已不在学校。6月16日反对小西解决案（后述）的全体学生大会之后，学生运动已经转向退潮。警察当局对在京都大学内重建的共产青年同盟的拘捕活动也导致了学生的不安。学生方面由此转换方式，停止了在京都的活动，转而在家乡展开宣传启蒙活动，但所取得的成果仅限于福冈和广岛两地。
在学校之外，抗议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发动东京大学开展斗争。京都大学的学生通过毕业高中等方面的人际关系，获得了东大方面的积极响应，到6月9日为止，法学、经济和文学三个学部成立了高代会。与京都大学不同的是，东大的共青组织仍然健全，其拥有50名基层成员，还每周发行机关报《赤门战士》800多份。4月26日以来，《赤门战士》积极刊登京大事件的报道，共青组织成员也活跃在高代会的前台。在大学当局和警察当局的取缔之中，东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不断得到发展。6月17日，经济和文学两个学部的学生大会，以及此后于同月21日，法学、经济和文学三个学部联合学生大会，都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强行召开的。
但是，与京大一样，东大各个学部的教授会则都没有动作。东京大学法学部曾在1905年的户水事件和1914年的泽柳事件中与京都大学站在同一战壕，共同与文部省进行抗争。此时尽管也有年轻教授提出应该以法学部的名义发表意见，但该观点受到了长老教授的阻止。据说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法学部出身的东大校长小野冢喜平次与文部大臣鸠山之间缔结了密约，内容为如东大教授不参与抗议运动，则不对东大教授作出如同对泷川那样的处分。是否存在密约姑且不论，但现实中东大各个学部的教授会保持了沉默，议会上被指责存在问题的末弘、牧野和有泽三位教师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此外，东北大学法文学部也成立高代会，1933年6月15日召开了学生大会，决议抵制上课。但由于多数学生反对此项决议，运动以失败告终。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在高代会的准备会议阶段活动就已停止。这两所大学的教授会也都始终保持沉默。
波及各个大学的学生运动本身也催生了大学之间的联合组织计划。7月1日，16所大学代表组成在东京组成了维护大学自由联盟（自联）。受此运动的刺激，7月10日，长谷川如是闲、三木清等人牵头组成了拥有作家、评论家、演员、出版商等四百多名会员的学艺自由同盟。《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大量登载了支援京大的论文。《东京朝日》、《大阪朝日》、《读卖》、《报知》等报纸发表了支持京大的社论，但《东京日日》、《大阪每日》、《时事新报》和《中外商业新报》则对京大提出批判。京都当地的新闻界清一色地对京大表示支持。
在发布泷川停职处分命令的1933年5月28日，京大的小西校长向鸠山文部大臣提交了辞任书。文部大臣对此作了挽留表示，京都大学评议会以及各个学部部长也希望小西校长能继续留任。据此，小西校长于5月29日发表了继续留任直至问题解决的声明。6月8日，300名学生在京都车站声援前往东京的小西校长。6月9日，小西到达文部省开始交涉活动。首先，小西提议文部大臣作出如下的表述：“对于此次事件，文部大臣认为法学部教授所表达之主张妥当，将来在采取措施之时会尊重其主张之精神，准予在《大学令》的范围之内确立研究和教学之自由以及人事进退方面的大学自治”。这段内容是根据法学部的权威佐佐木惣一教授的建议制作，其目的在于让文部大臣承认错误，重新准许大学自治的原则，并考虑泷川将来复职等事项，希望以此控制事态的发展。
针对该项提议，文部省的态度是“对于此次事件，本省将始终坚持不再对泷川问题另行作出处理的原则。因此，对其希望不予受理”。京大方面以解决泷川问题本身为目标，而文部省方面则视为该问题已经解决，接下来只要发布一份抽象的文件作为善后措施即可。两者的立场始终居于根本对立的状态。文部省甚至放出了将不惜关闭京都大学法学部的风声。
1933年6月12日，双方的再次会谈仍因意见对立而告终。正当小西冥思苦想寻找对策之际，在京都的原文部省次官田所美治经与前任京大校长新城英太郎、文学部部长羽田亨协商制作了一份妥协案。小西根据该方案于14日继续与文部省进行交涉。此次交涉的结果是，在京大法学部方面尚不知情时，鸠山文部大臣当夜就正式发布以下内容的解决方案（小西解决案）。
针对校长提出的希望文部大臣能在体察法学部教授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之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确立在法令范围内研究教学之自由以及有关教授进退的大学自治原则的要求，文部大臣就此回答如下：
校长提出的上述有关大学之中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以及教授进退之要求，应在法令及历来的处理惯例的范围之内予以承认，期待贵校在领会《大学令》第一条的宗旨的基础上，为能够实现大学本来的使命做出更大的努力。
法学部之外的各个学部对此项解决方案表示了较为强烈的支持，但在16日，法学部教授会认为该方案无视法学部的主张，追认对泷川教授的处分，因此依然坚持辞职请求。全校学生大会也表达了对法学部的支持态度。小西校长也在当日表明辞职意向。
在此之后，佐佐木惣一教授向文部省提出妥协案，要求文部省只需表明京都大学校长将来将努力争取使泷川教授复职，文部省今后也会对此予以考虑的内容即可，但文部省没有予以接受。另一方面，京大毕业的贵族院议员木户幸一、大审院法官细野长良等人也试图促成法学部代表进京与鸠山文部大臣会见，但遭到法学部方面的拒绝，双方的对立依然如故。
刚刚在1933年7月6日的校长选举中当选的理学部教授松井元兴（得票数居第二位的是佐佐木惣一）于10日赶赴东京，将法学部15名教授（井上直三郎已于6月28日去世）的辞呈提交文部大臣。但文部大臣仅仅受理了其中五位强硬派教授，即佐佐木惣一、宫本英雄、森口繁治、泷川幸辰、末川博，以及被认为属于柔软派的宫本英脩教授的辞呈，对其余的则作出了驳回决定。这样的处置方式，显然意味着否定大学校长情况呈报（人事情况呈报）权，但松井校长只是原封不动地将辞呈带回京都，接着便开始对剩下的9名教授展开挽留工作。
此时，宫本英雄担忧全体教授的辞职会导致法学部解体，因此向松井校长建议委托法学部具有长老地位的中岛玉吉教授出面处理相关的事项。中岛教授接手后提出了预先准备的妥协案，松井校长据此与文部省展开交涉，1933年7月18日，松井校长从文部省带回了被称之为松井解决案的方案。该方案是先前小西解决案的加强版，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文部大臣明文表示“此次文部当局对泷川教授所作之处分为非常特殊状态中所采取之措施，对于教授进退之处理，文部当局仍循多年先例，在校长的情况呈报书基础上作出。”
宫本英雄的意图在于法学部全体教授协议会承认松井解决案为不得已之方案，将辞任的教授们全部聘为非在职授课教师，使法学部的课堂教学能够得以持续，同时撤回副教授以下教师的辞呈。但是，出乎预料的是，新当选的法学部部长中岛玉吉教授于1933年7月22日召开了只有留任教授参加的教授会。教授会在会后发表声明，指出文部大臣在松井解决案中新加的内容表明对泷川教授所作出的这类处分仅限于此次范围之内，将来不会重新作出，在泷川辞职已经确定的此时，法学部的抗争目的已经达成，因此，全体收回辞呈。但这些教授中，恒藤恭和田村德治两人认为文部省已变得在“非常特殊状态中”无论怎样都可以处分教授了，因此拒绝留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教授阵营的团结就此瓦解，教授中七人离开京都大学，八人留任（宫本英脩教授于当年底回京大复职）。尽管佐佐木和宫本英雄两人竭力劝说副教授以下的教师应该为重建法学部而撤回辞呈，但十八名副教授以下教师中的十三名坚持辞职。这样，法学部三十三名教师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师离开了京都大学。
声称目的已经达到的法学部新教授会已经不能容忍学生运动继续开展。7月27日，法学部学生大会一发表反对松井案的决议，法学部的中央部就接到解散命令，并不被允许继续使用教室。新闻部部长西田直二郎也发令禁止《京大新闻》刊登泷川事件方面的报道。警察机关也从31日起开始拘捕运动积极分子，至8月2日为止逮捕了“自联”的委员长等十一人。9月份进入新学期后，法学部的中央部就开始兴起辞职教授复职运动，以替代之前采取的罢课运动。但这一运动因理路不通，无论是辞职教授还是留任教授都没有对此表示认同，结果运动无果而终。表示要追从教授而提交了退学申请的少数学生，最终也被挽留下来。9月24日，“自联”因关东支部受到警察拘捕而解体。
除了成为律师的宫本英雄、泷川幸辰和宫本英脩外，从京大辞职的二十一名教师中，十八人于1933年9月18日被立命馆大学聘任。但是，除担任立命馆大学校长的佐佐木惣一教授之外，原京大教授四人退为非在职授课教师，原副教授四人升为教授，其余九人分别被升为副教授或讲师。但是，次年4月，新升任为教授的三人和新升任为副教授的三人又回到京都大学重新担任原来的教职，这是由上面曾提到的细野法官等人发动的“为了母校”的说服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抗议运动没能实现泷川教授复职目的，即未能恢复在人事方面由教授会自治的制度，这意味着该运动的失败。从鸠山文部大臣于第65届议会上的发言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留任教授们对松井解决案做了错误的解释。鸠山文部大臣发言说，“即使没有校长的情况呈报书，最终也可以撤换”违反《大学令》的教授（1934年2月7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着他又进一步说“讲义的内容是否违反了《大学令》，对此可以由作为监督机关的文部省来进行认定”（2月27日，预算委员会）。显而易见，达到目的的确切无疑并非是京都大学法学部，而是文部省。大学自治遭受破坏之后，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便着力于对学术自由本身进行破坏，在泷川事件两年之后发生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
京大方面的失败是不得已的失败。战后有观点认为泷川事件中的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团体所采取的方针属于孤立主义性质，过于丧失政治性。这些观点让人有不着边际的感觉。在泷川事件中，政友会当然支持属于本党的鸠山文部大臣，民政党则袖手旁观。东京大学法学部以及其他部门也没有作出支援行动。在这种形势中，哪里存在取得胜利的条件呢？大学的自由与自治是与大学之外普通国民所拥有的自由与自治连为一体的。作为第一次护宪运动的余波所取得的大学自治，早已在满洲事变下的法西斯化中丧失殆尽。当然，理应受到称赞的是自始明知胜利无望却依然勇于挑战的教授和学生所持有的操守和勇气。
战败之后的1945年11月1日，就任京都大学校长的鸟养利三郎向币原内阁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提出请求，要求将京大法学部恢复至对泷川教授作出处分之前的状态。在此之前，盟军司令部（GHQ）已经发布备忘录，指示优先恢复战争时期被驱逐的自由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教授们的职位。前田文部大臣于11月19日向鸟养校长交付备忘录，承认对泷川教授所作处分的错误，重新确认大学中的研究自由和教授人事自治。伴随这些工作的进展，1946年2月16日，泷川幸辰恢复京大教授教职，并同时就任法学部部长，承担起法学部的重建工作。
❸ 一的中国孩子的呼声
加利的资料:加利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书香门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作为研究学者前往美大学埃及英语非洲犹太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国后，他先后任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委员、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会长等职。 加利于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1980年成为埃及民族民主党书记处成员，1987年当选为议会议员，1991年5月出任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加利长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推荐通过决议，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语国家组织首任秘书长，任期4年。 加利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并用这些文字写作。他一直坚持记日记和拂晓起床进行写作，已有100多本著作问世。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国际法专家，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著述颇丰，成绩卓著，先后获得二十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1995年4月，获希腊奥纳西斯国际谅解和社会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对地中海地区国际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 加利的妻子是位埃及犹太人，他们膝下无子女。 加利曾多次访华。加利在埃及外交界工作期间曾多次访华。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罗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于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并获得了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的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此后直到1977年，他是开罗大学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为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担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1963年至1964年，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担任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他于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间，他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自1980年开始，为埃及执政的国家民主党书记处成员，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在其担任外交国务部长期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和平协议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洲人。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加利的工作引起了众多争议。人们批评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未能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加利在调停上未能统一联合国的意见。在联合国的作用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等问题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质疑。尽管他的支持者们将之归咎于美国对联合国行动的抵制，但加利已渐渐成为空洞的联合国的象征。 有三个非洲国家为首（埃及，几内亚比绍，博茨瓦纳）的10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提议布特罗斯·加利留任第二个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国表示反对。尽管英国，波兰，韩国以及意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国明确表示将行使否决权后，这四个国家就不再支持加利。尽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决的秘书长，但他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没能连任两届的秘书长。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继任者是科菲·安南，这是由于加利没能连任，所以他的继任者须从其代表的非洲选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担任法语国家组织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书长，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担任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布特罗斯·加利出版有两本回忆录：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进程） 《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1999年，有关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于开罗的一个书香门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作为研究学者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国后，他先后任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委员、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会长等职。 加利于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1980年成为埃及民族民主党书记处成员，1987年当选为议会议员，1991年5月出任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加利长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推荐通过决议，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语国家组织首任秘书长，任期4年。 加利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并用这些文字写作。他一直坚持记日记和拂晓起床进行写作，已有100多本著作问世。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国际法专家，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著述颇丰，成绩卓著，先后获得二十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1995年4月，获希腊奥纳西斯国际谅解和社会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对地中海地区国际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 是一个不可遗忘的人！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资料:编辑本段]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s 是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建立的一支跨国界的特种部队，成立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之际。它受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委派，活跃于国际上有冲突的地区。维和部队士兵头戴天蓝色钢盔或蓝色贝雷帽，上有联合国英文缩写“UN”，臂章缀有“地球与橄榄枝”图案。凡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必须被送到设于北欧4国的训练中心接受特种训练，以熟悉维和部队的职能、宗旨、任务和进行特种军事训练。联合国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时跟各国特种部队不同，它必须公开自己的存在，必须行进在最引人注目的公路、广场、热闹地段等公开场合。 联合国维和部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种形式，其另两种形式是军事观察团和多国部队。 （1）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是阻止局部冲突扩大化，或防止冲突再起，并帮助在战争中受害的平民百姓，为最终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 部队成本开销 部队成本花费,自从冷战结束后,就有显著上升. 1993年,年度联合国维和成本些微减少成了36亿美金,反映了在南斯拉夫和索马利亚的花费有多高. 1998年, 成本减少到10亿美金以下.但是不久又发生大规模行动,2001年上升到30亿美金. 2004年,核准预算是28亿美金,但是总数实际更高. 最新的财政年度2006年6月30日结束,联合国维和成本达50亿美金. 所有联国成员国理论上都要根据一特定通过的规定平均分摊所有成本. 虽然有此规定, 2004年7月止还是总共有12亿美金的各国欠款 各国参与情况 联合国宪章规定各国必须参与维和行动, 所有联合国成员都要提供安理会所需的部队和设备. 自从1948年以来将近130国提供军队或警力维和.但是详细纪录哪一国提供多
❹ 中国从清末到现在的法律的主要变化过程是什么
从无系统到有系抄统，由人袭治缓慢向法治转变。
清末以沈家本、杨廷芳为主的法治派和礼学派有争论。
临时宪法大纲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时间，被袁世凯改了两次。
后来军阀割据，也立了几个法。
革命根据地主要以土地立法为主。
建国前以人民政协宣言代替宪法。
❺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个人资料
加利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出生于开罗的一个书香门第，科普特人，信奉基督教。他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攻读政治学和国际法，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54年作为研究学者前往美大学埃及英语非洲犹太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翌年回国后，他先后任记者、开罗大学国际法教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委员、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会长等职。
加利于1973年步入政界，1977年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1980年成为埃及民族民主党书记处成员，1987年当选为议会议员，1991年5月出任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加利长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曾多次代表埃及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根据安理会推荐通过决议，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非洲人，1996年12月31日卸任。1997年11月16日任法语国家组织首任秘书长，任期4年。
加利通晓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并用这些文字写作。他一直坚持记日记和拂晓起床进行写作，已有100多本著作问世。他学识渊博，是一位国际法专家，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著述颇丰，成绩卓著，先后获得二十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称号。1995年4月，获希腊奥纳西斯国际谅解和社会成就奖，以表彰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对地中海地区国际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
加利的妻子是位埃及犹太人，他们膝下无子女。
加利曾多次访华。加利在埃及外交界工作期间曾多次访华。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罗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于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并获得了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的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此后直到1977年，他是开罗大学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为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担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1963年至1964年，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担任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他于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间，他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自1980年开始，为埃及执政的国家民主党书记处成员，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在其担任外交国务部长期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和平协议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洲人。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加利的工作引起了众多争议。人们批评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未能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加利在调停上未能统一联合国的意见。在联合国的作用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等问题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质疑。尽管他的支持者们将之归咎于美国对联合国行动的抵制，但加利已渐渐成为空洞的联合国的象征。
有三个非洲国家为首（埃及，几内亚比绍，博茨瓦纳）的10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提议布特罗斯·加利留任第二个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国表示反对。尽管英国，波兰，韩国以及意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国明确表示将行使否决权后，这四个国家就不再支持加利。尽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决的秘书长，但他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没能连任两届的秘书长。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继任者是科菲·安南，这是由于加利没能连任，所以他的继任者须从其代表的非洲选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担任法语国家组织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书长，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担任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布特罗斯·加利出版有两本回忆录：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进程）
《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1999年，有关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
❻ 如何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一、 调整宏观立法模式，合理构架独立董事制度体系
从立法的宏观方面看，目前我国关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明显的问题有：一是从法律效力看，这些规定大多为指引、意见、草案性质的法律文件，法律效力的层级较低 ；二是具体规范的内容仍不够完善、细致，即使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但由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或缺乏强制性，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也不甚明确，这种规定实际作用的发挥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予以完善。
二、 修改微观具体规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 独立董事的资格应适当降低“能力性”标准，严格“独立性”标准
根据各国关于独立董事资格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大都采取从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两个方面进行规定。我国借鉴了这种立法方式。
首先，在独立董事的积极资格方面。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2）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
以上规定是对独立董事的基本要求，即：（1）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首先必须符合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董事资格的要求；（2）对地位独立性的要求；（3）由于独立董事所肩负的特殊职责使得它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这是积极资格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对独立董事的“能力性”要求有两方面值得商榷，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独立董事首要任务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见，能力是次要的。
第一，对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必局限于法律、经济领域。在中国公司治理不成熟的环境下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特别重视法律、经济工作方面的工作经验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其独立性提高公司行为的诚信度，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信用危机。法律、经济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固然有助于了解上市公司的运作情况，但独立董事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并非每一种都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相反，在保证独立董事群体基本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如果能够尽量使其结构多元化，更有利于增强独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社会影响力。第二，对工作经验时间的要求可以缩短。该规定中要求是“五年以上”。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产业的更新换代频繁，诞生很多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每个公司从事生产经营的领域中科技含量大不相同，经营管理的对象各异，要求经营管理者具有的观念、能力、经验和素质也各不相同。已有的思想、观念、经验将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五年的工作经验限制似乎稍长，不符合“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理论。[1]因此，可以考虑将此期限要求适当缩短，具体来说可以定为三年。
其次，在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独立性”标准方面。 根据2001年8月《指导意见》第三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⑴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⑵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⑶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⑷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⑸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人员；⑺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它人员。
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独立董事应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它任何职务。
当然，除此以外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还应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中已有的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相关规定。
这些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界定属于抽象性标准，吸收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使标准比较明确。其中，对影响“独立性”的雇佣关系、亲属关系、服务性业务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一，“非服务性商业业务关系”应予吸收。从《指导意见》的规定看似乎只要该独立董事不存在⑴-⑸条情况即可，而与上市公司发生非服务性的其它商业活动并不受限制。那么，这样一来，它还能保持独立性吗？一般而言，各国公司法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在关联公司中任职都不允许，何况直接与公司交易。美国律师协会规定：独立董事是“与公司或经营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的非执行董事。” 《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客户或供货商”、“不附属于接受该公司重大捐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近5年与公司之间没有与依据条例S-K应予以披露的业务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宽松。仅仅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或股东单位独立开来是不够的。因此，可以将“不得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不是或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供货商或客户”（即可能影响独立董事独立判断的其它商业关系）的内容吸收进来。
第二，一年的限制期太短，可增加至三年。一年的时间不足以使曾经与上市公司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与上市公司发生较大的分离。中国是特别讲究人情世故的，其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不可能做到角色变化后立即立场不同，这也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做到。但即便是在美国类似情况下，对于时间的要求也长得多。《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必须是“在近5年未在该公司担任执行性职务”。 我国的立法者也许是考虑到我国董事资源的缺乏，如果限制过多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员以供选择。但如果选用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对改善公司治理弊端更大。因为，我国往往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一旦这些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人们对独立董事制度产生怀疑，中国证监会再用什么来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呢？所以，应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适当地延长该限制期，具体地可以定为三年比较适中。
2. 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有成熟的职业经理层，他们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他们除了一般自觉地按照其社会角色履行其社会责任以外，甚至出现了专门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独立评估的机构。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相当短，各种人力资源非常缺乏，特别是优秀的企业家，而独立董事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这些人员当中挑选出来的。因此，我国可供选择的独立董事人选是比较稀缺的。同时，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职业经理层行为的自我约束性还较低。所以，培育独立董事首先应从职业经理层及各行业专业人士队伍的培育开始，使人力资源充分市场化 。
3. 保证独立董事在选聘中的“独立性”并有足够的影响力
首先，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应限制董事会或控股股东的深度影响。
独立董事的提名是选聘独立董事的第一步，由谁提名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直接的影响。对该问题的设计必须与设立独立董事的主要目的保持一致性。《指导意见》第四条第1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条第2款规定了提名人的征询、了解义务和被提名人的公开声明义务；第四条第3款规定了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异议程序和证监会的审核权。
国外独立董事的提名均有安排地避免受到公司经营管理层或内部董事的直接影响，这样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好地代表公司总体利益。有鉴于此，从提名制度总体上看，并考虑到公司整体利益和重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指导意见》的规定是积极可行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主要是直接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权不妥。这与《指导意见》的立法本意相矛盾。因为，按《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决定的，而在大股东控股的情况下，如果董事会享有直接的独立董事提名权，大股东就完全可以实现控制独立董事选聘的全过程。 对董事会的提名权可以考虑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未设立或不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不应享有独立董事提名权；第二，在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由该委员会行使独立董事提名权，当然，该委员会应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如：《指导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其次，独立董事的选举应向中小股东倾斜。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一条仅仅原则性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那么，独立董事的选举主要是参考《指导意见》第四条的相关内容。该规定的粗糙性将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我国的主要问题出在“一股独大”导致的权力失衡，大股东有能力通过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控制选举结果，如果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得不到大股东所认同，该候选人就不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选举。提名委员会和中小股东的提名权失去实际意义，应对此加以限制；此外也没有明确规定选举通过的比例要求。
有两种方式可供参考：其一，规定大股东投反对票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或可靠的证据，否则，应同意或视为同意该提名；其二，排除前几位大股东的投票权，因为独立董事主要不是为大股东服务的。在提名和投票的环节，决不能既给大股东（或其代表）提名权又给其投票权，必须进行限制。这样使大股东既能参与选举过程又不至于利用优势地位排挤中小股东的选举利益。此外，由各证券交易所制定规则明确投票的比例要求。
再次，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应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需要多少人数能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国外有些相关的研究（包括实证研究），但还未形成有绝对说服力的结论。从代理理论看，独立董事应当比内部董事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因为，独立董事重视自身的名誉和信用，他们要利用占有的董事职位向人力资源市场传递自身价值的信号，表明他们是决策控制专家，了解分散决策控制的重要性，能够在分散的决策控制体制下作用，在关键的必要时候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撤换公司总经理的决定。Rosenstein和Wyatt在对1981-1985年间的1251次外部董事任命公告的股票价格反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任命一个外部董事通常对股东财富没有负面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从与外部董事任命相关的正的股票价格收益率效应推论出外部董事就比内部董事要好，“此一推论务必小心谨慎”。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David Yermack通过研究认为，独立董事越多，公司业绩反而越差。[2]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大比例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能找到这个比例。但是在美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大部分公司董事会里保持有独立外部董事约60%。
美国法学会《公司治理原则》建议在大型公开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在其它公开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3名独立董事，并认为3名独立董事是在董事会中形成一个有力的批评群体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安然事件后，美国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改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及上市标准委员会向交易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多数。[3]欧盟认为，“单层制”管理机关中的非执行成员“应当能够被3整除，而且大于执行成员的人数”[4]。这与美国法学会的建议很相似。实际上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独立董事人数的要求一般都规定或建议“多数”或“实质性多数”。 鉴于我国虽然采取“双层制”治理模式但监督缺位严重、监事会被架空的现象，我们应更多地考虑“单层制”国家对独立董事的需求。
第四，保持目前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但要关注任期对“独立性”的影响。《指导意见》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它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董事任期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
可以说《指导意见》关于独立董事的任期是充分考虑了美国和欧洲立法经验的。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任期的长短会影响到“独立性”的保持。因为独立董事与其它董事及经理长期共事，即使利益上没有直接联系，在思想上趋于一致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欧盟对此过于宽松，在欧盟公司法指令中规定：“管理机关非执行成员的任命期限应予确定，但不得超过6年。任命期限届满后，他们可以连选连任。”[5]欧盟甚至没有对连任最长时间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某独立董事一直可以被选任的话，他可以一直担任下去。相比之下，美国密西根州的立法就要完善一些，它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不得超过三年，满三年后该董事可以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被选聘为独立董事的资格。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因为这样一方面防止独立董事由于利益固化而产生“内部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增强公司领导层的开放性，新的信息、知识、技术通过独立董事的更替而吸纳入公司的决策领域。
对独立董事的任期作出一定限制是正确的，我国关于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比较适中。但毕竟6年的总限制期是否能防止“独立性”被侵蚀在我国还没有研究结论，因此应予以关注，一旦不行，及时调整。
4．保障独立董事职权行使，形成既监督又合作的机制
由于独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和责任，它应当享有与一般董事所不同的职权，这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必要条件。通常应具备以下权力：一是监督权；二是审核权；三是否决权。
《指导意见》 在独立董事的监督权、审核权及否决权方面立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还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如：累积投票权；公开披露制度；费用公司承担制；独立董事责任险等。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职权的实现，还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指导意见》第七条中规定了独立董事享有以下权利：①知情权；②获得必要工作条件权；③独立行使职权权；④获得报酬权；⑤执业风险保障权等。与以往的规定和指导性文件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但我们也发现，这里同样存在不如人意之处。第一，偏重于独立董事的监督性职权而忽视了创造性职权； 第二，没有赋予独立董事就特殊事项的实质性否决权。除了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才能交董事会讨论，其它方面独立董事表示不同意见最有力的方式不过是公开声明意见。对一些特殊事项独立董事没有实质性的否决权是不够的，这种监督非常乏力；第三，在董事会不尊重或不采纳独立董事的请求、提议甚至干扰其发表独立意见时，没有相关的责任。
所以，立法在设计独立董事的职权时应：第一，根据是否设立专门委员会分别规定使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职权；第二，就一些重大特殊事项赋予独立董事实质性否决权；第三，应增加董事会无正当理由阻碍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此外，对一些关键概念应明确，如：关联交易。
5．使独立董事的义务更为合理
独立董事的义务可以分为：一般义务和特别义务。一般义务是指独立董事作为董事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包括：《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等。特别义务是指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决定的与其它董事所不同的义务，主要包括：①诚信义务，如：代表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地履行职责；②勤勉义务，如：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③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责任。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都是在吸收了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加以引进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尤其是在我国整个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危机的今天，强调诚信和勤勉实际上是反映了道德和法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诚信经济。独立董事要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其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心。
但是，第一，忠实、诚信义务缺乏具体标准。英美法系普遍使用的忠实和诚信义务有大量的判例可以参考进行判断，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没有判例可以遵循，不对这种义务制定一定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对勤勉义务的外在标准规定不够合理。首先是没有工作时间的下限，仅仅规定如果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可以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以独立董事是否能按时参加公司会议为考察勤勉的标准未免太低。其次是兼任上市公司的数量上限（5家）过高。我国还没有职业独立董事，大多数独立董事都是兼职的，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难以保证必要的时间对各公司业务进行了解和研究。
建议：第一，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忠实、诚信义务的判断标准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第二，增加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工作时间的下限要求，并将兼任公司的数量上限减为2至3家。
6．调整独立董事薪酬制度，形成激励机制
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与上市公司是代理关系，为提高公司效益付出了一定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是应当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完全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能够驱使独立董事自觉地为上市公司尽心尽力地工作。任何独立性都是相对的。不过，为了尽量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确定其薪酬时会遇到难题。一方面，报酬不能没有或太低；另一方面，报酬又不能太高以至于它利益关系太大而尚失独立性。因此，在制定独立董事的薪酬时要充分考虑对对独立性的影响和激励的需要。国外一般比较灵活，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①固定薪酬；②延期支付计划；③股票期权。[6]
我国《指导意见》仅仅规定了津贴一种薪酬形式，这种规定比较保守。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承认延期支付计划或股票期权计划的薪酬支付方式，但如何使独立董事的薪酬不应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且，该项选择权应赋予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自行决定，因为它更多的属于私权范围，法律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最突出的问题是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提出和决定方式不够明智，容易降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大股东既可以通过董事会控制方案的提出，也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控制投票结果，等于监督者的薪酬完全由被监督者决定，导致独立董事进行行为选择时不得不更多地顾忌与大股东或其利益代表董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法律设计的技术违背了立法的宗旨。所以，应该考虑调整方式，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第一，由监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的方案经修改后如果大股东多次（比如规定三次为限）反对致使方案仍无法通过，则丧失该投票权，由其它股东决定；第二，在不设薪酬委员会的公司由董事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但大股东（或前几位大股东）不参加投票。总之，不能让董事会同时拥有制定方案权和决定权，这样才能相互制约、配合，权力配置才能平衡，才能维护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7．以独立董事的民事法律责任为重点，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
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都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权力的泛滥。独立董事在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自己可以不须受到制约，所以，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应对独立董事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指导意见》第七条第六款仅仅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或许是将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一视同仁，想按照一般董事的责任来约束独立董事。但这两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职权等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完全同等的法律责任加以要求恐怕并不合适。
明确独立董事特定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潜在的法律责任的威胁，可以促使独立董事投入相应的时间与精力勤勉尽职，更好地履行其经营、监管职能。 公司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更有效的是获得民事求偿的救济手段，包括对独立董事追偿。目前，我国更多地是采取由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方式对严重失职的独立董事进行约束。但笔者认为，过多地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十分不妥。因为：第一，面对数量庞大的上市公司证监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所有公司的每一个独立董事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管，而投资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更能发挥监督的作用，这可以弥补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 第二，即使是独立董事未能尽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也并非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预，过度干预有“越权”之嫌，是否需要追究责任更主要的是受损失当事人的权力，这是私权自治范围，证监会没有必要主动干预。另外，设立民事法律责任也要考虑到商业活动中始终存在的风险问题。这是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决定的。在责任承担方式上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应当和其它董事承担连带责任。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现实。独立董事报酬微薄，一旦发生错误，却要与获利丰厚的其它董事一起承担极其巨大的赔偿，显然不公平。而且，独立董事中许多人并非象其他董事一样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没有能力承担连带责任。无法执行的法律是失败的法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第一、应缩小独立董事行政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罚权严格限定在该范围之内；第二、明确独立董事的特定民事法律责任，只要独立董事在正常的情况或条件下，按照其忠实、诚信、勤勉的义务行事，即使是决策错误也不应受到追究。
三、 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及解决的问题
1． 使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独立董事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也是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在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上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严格落实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信息披露义务，确保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其中尤其要注意信息披露必须及时，不及时的信息没有市场价值；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还应强化信息披露不合法或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其法律责任，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独立董事能够在信赖其披露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整个信息披露机制中，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完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必须依赖其它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意见，一旦中介服务机构不能真实地报告信息，在整个市场中必然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必须从政策、法律上不断提高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透明度、公开化，严格规范其服务质量。
第三， 一些机构投资者或者公司经营管理层操纵股市、散布虚假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可以允许独立董事更多地就一些非正常的信息披露发表独立意见。
2． 逐步调整股权结构，推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英美国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都是在公司经历了股权革命以后发生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产生“内部人控制”、中小股东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碍。虽然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但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
3. 培育公司治理文化和诚实信用的基础环境
参考资料：http://www.bcu.e.cn/truekxyj/journal/74/new_page_14.htm
❼ 谁知道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有关资料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指联合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军事人员以恢复或维护和平的一种行动。维持和平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提及，它是在联合国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而来的。
维持和平行动的目的是遏制威胁和平的局部冲突的扩大或防止冲突的再起，从而为其最终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其具体职责视情况和需要有所不同，一般包括：监督停战或停火、撤军；观察、报告冲突地区的局势；监督执行脱离接触协议；协助恢复治安或维持秩序；防止非法越界或渗透等。近年来，维和行动的任务范围有所扩大，已涉及监督大选、全民公决、提供和保护人道主义援助、解除武装、裁军、协助培训民警等。
维持和平行动的建立一般由安理会决定，在历史上联合国大会偶尔也做出过决定。维和行动的部署必须得到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其具体实施由联合国秘书长商安理会决定。
维和行动主要有两种形式：军事观察团和维持和平部队。前者一般由非武装的军人组成，后者由武装的军事分遣队组成。维和行动属非强制性行动，军事观察员不得携带武器，维和部队虽配有武器，但不得擅自使用武力，除非迫不得已进行自卫。维持和平行动属临时性措施，一般均有一定期限，可由安理会视情况决定延期。
联合国最早的维持和平行动是1948年向中东地区派遣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近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呈稳步发展态势，目前执行任务的维和人员约计1.5万人。维和行动的职能日趋多样化，非军事人员特别是民事警察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联合国迄今共实施了54项维和行动。
我国自80年代初调整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以来，对维和行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逐步派人参加了一些维和行动。1988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成员。自1990年中国首次派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以来，迄今共派出千余人次的军事观察员参加了停战监督组织、伊科观察团、西撒特派团、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联莫行动、联利观察团、联塞观察团共8项维和行动，还曾派遣工程兵参加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1997年5月，中国表示原则同意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罗斯·加利 (埃及首相)（1846年—1910年）。加利于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并获得了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的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此后直到1977年，他是开罗大学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为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担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1963年至1964年，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担任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他于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间，他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自1980年开始，为埃及执政的国家民主党书记处成员，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在其担任外交国务部长期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和平协议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洲人。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加利的工作引起了众多争议。人们批评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未能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加利在调停上未能统一联合国的意见。在联合国的作用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等问题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质疑。尽管他的支持者们将之归咎于美国对联合国行动的抵制，但加利已渐渐成为空洞的联合国的象征。
有三个非洲国家为首（埃及，几内亚比绍，博茨瓦纳）的10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提议布特罗斯·加利留任第二个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国表示反对。尽管英国，波兰，韩国以及意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国明确表示将行使否决权后，这四个国家就不再支持加利。尽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决的秘书长，但他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没能连任两届的秘书长。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的继任者是科菲·安南，这是由于加利没能连任，所以他的继任者须从其代表的非洲选出。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担任法语国家组织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书长，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担任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布特罗斯·加利出版有两本回忆录：
《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1997年版，有关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进程）
《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1999年，有关其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
❽ 联和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先生的资料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11月14日—），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1992年1月—1996年12月）。
布特罗斯·加利出生于埃及开罗的一个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他的家族中有一位前埃及首相布特罗斯·加利（1846年—1910年）。加利于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并获得了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的学位，另外还有巴黎政治研究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的毕业证书。此后直到1977年，他是开罗大学的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教授。1975年，他成为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担任非洲政治研究所主任。1954年到1955年，他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1963年至1964年，担任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到1968年，担任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他于1973年步入政界。在1977年至1991年期间，他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自1980年开始，为埃及执政的国家民主党书记处成员，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1991年5月至同年12月，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在其担任外交国务部长期间，在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和平协议签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1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任命加利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非洲人。被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加利的工作引起了众多争议。人们批评他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未能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另外在安哥拉内战期间，加利在调停上未能统一联合国的意见。在联合国的作用以及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等问题上，加利遭到了更猛烈的质疑。尽管他的支持者们将之归咎于美国对联合国行动的抵制，但加利已渐渐成为空洞的联合国的象征。
有三个非洲国家为首（埃及，几内亚比绍，博茨瓦纳）的10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提议布特罗斯·加利留任第二个五年任期直至2001年。但是，美国表示反对。尽管英国，波兰，韩国以及意大利起初也支持其留任，但在美国明确表示将行使否决权后，这四个国家就不再支持加利。尽管加利不是第一次被否决的秘书长，但他仍然是联合国历史上首位没能连任两届的秘书长。1996年12月31日卸任。
1997年11月16日，加利担任法语国家组织的（La Francophonie）的首任秘书长，任期四年。
加利目前仍担任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
❾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一、 调整宏观立法模式，合理构架独立董事制度体系
从立法的宏观方面看，目前我国关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明显的问题有：一是从法律效力看，这些规定大多为指引、意见、草案性质的法律文件，法律效力的层级较低 ；二是具体规范的内容仍不够完善、细致，即使是《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但由于“有关规定”并不明确或缺乏强制性，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也不甚明确，这种规定实际作用的发挥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予以完善。
二、 修改微观具体规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
1. 独立董事的资格应适当降低“能力性”标准，严格“独立性”标准
根据各国关于独立董事资格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大都采取从积极资格和消极资格两个方面进行规定。我国借鉴了这种立法方式。
首先，在独立董事的积极资格方面。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担任独立董事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2）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条件。
以上规定是对独立董事的基本要求，即：（1）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成员首先必须符合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对董事资格的要求；（2）对地位独立性的要求；（3）由于独立董事所肩负的特殊职责使得它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这是积极资格的核心内容。我认为对独立董事的“能力性”要求有两方面值得商榷，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的独立董事首要任务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意见，能力是次要的。
第一，对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必局限于法律、经济领域。在中国公司治理不成熟的环境下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特别重视法律、经济工作方面的工作经验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独立董事最重要的功能是以其独立性提高公司行为的诚信度，解决我国上市公司的信用危机。法律、经济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经验固然有助于了解上市公司的运作情况，但独立董事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并非每一种都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相反，在保证独立董事群体基本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同时如果能够尽量使其结构多元化，更有利于增强独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社会影响力。第二，对工作经验时间的要求可以缩短。该规定中要求是“五年以上”。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产业的更新换代频繁，诞生很多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每个公司从事生产经营的领域中科技含量大不相同，经营管理的对象各异，要求经营管理者具有的观念、能力、经验和素质也各不相同。已有的思想、观念、经验将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五年的工作经验限制似乎稍长，不符合“新产品、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理论。[1]因此，可以考虑将此期限要求适当缩短，具体来说可以定为三年。
其次，在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独立性”标准方面。 根据2001年8月《指导意见》第三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⑴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⑵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⑶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⑷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⑸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⑹公司章程规定的其它人员；⑺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它人员。
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四十九条规定：独立董事应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它任何职务。
当然，除此以外独立董事的消极资格还应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中已有的关于不得担任董事的相关规定。
这些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界定属于抽象性标准，吸收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使标准比较明确。其中，对影响“独立性”的雇佣关系、亲属关系、服务性业务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还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
第一，“非服务性商业业务关系”应予吸收。从《指导意见》的规定看似乎只要该独立董事不存在⑴-⑸条情况即可，而与上市公司发生非服务性的其它商业活动并不受限制。那么，这样一来，它还能保持独立性吗？一般而言，各国公司法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在关联公司中任职都不允许，何况直接与公司交易。美国律师协会规定：独立董事是“与公司或经营者之间没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的非执行董事。” 《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客户或供货商”、“不附属于接受该公司重大捐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在近5年与公司之间没有与依据条例S-K应予以披露的业务关系”。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规定显然过于宽松。仅仅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或股东单位独立开来是不够的。因此，可以将“不得有任何重大业务或专业关系”、“不是或不附属于该公司主要供货商或客户”（即可能影响独立董事独立判断的其它商业关系）的内容吸收进来。
第二，一年的限制期太短，可增加至三年。一年的时间不足以使曾经与上市公司发生密切关系的人与上市公司发生较大的分离。中国是特别讲究人情世故的，其市场化程度还不够成熟，不可能做到角色变化后立即立场不同，这也许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做到。但即便是在美国类似情况下，对于时间的要求也长得多。《CalPERS治理原则和指南》规定：独立董事必须是“在近5年未在该公司担任执行性职务”。 我国的立法者也许是考虑到我国董事资源的缺乏，如果限制过多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员以供选择。但如果选用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对改善公司治理弊端更大。因为，我国往往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一旦这些不够独立的独立董事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人们对独立董事制度产生怀疑，中国证监会再用什么来树立投资者的信心呢？所以，应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适当地延长该限制期，具体地可以定为三年比较适中。
2. 促进人力资源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经有成熟的职业经理层，他们具有良好的管理能力、丰富的专业技术经验、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他们除了一般自觉地按照其社会角色履行其社会责任以外，甚至出现了专门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绩效进行独立评估的机构。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相当短，各种人力资源非常缺乏，特别是优秀的企业家，而独立董事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这些人员当中挑选出来的。因此，我国可供选择的独立董事人选是比较稀缺的。同时，成熟的社会信用体系还远未建立起来，职业经理层行为的自我约束性还较低。所以，培育独立董事首先应从职业经理层及各行业专业人士队伍的培育开始，使人力资源充分市场化 。
3. 保证独立董事在选聘中的“独立性”并有足够的影响力
首先，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应限制董事会或控股股东的深度影响。
独立董事的提名是选聘独立董事的第一步，由谁提名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有直接的影响。对该问题的设计必须与设立独立董事的主要目的保持一致性。《指导意见》第四条第1款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第四条第2款规定了提名人的征询、了解义务和被提名人的公开声明义务；第四条第3款规定了董事会对被提名人的异议程序和证监会的审核权。
国外独立董事的提名均有安排地避免受到公司经营管理层或内部董事的直接影响，这样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好地代表公司总体利益。有鉴于此，从提名制度总体上看，并考虑到公司整体利益和重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需要，《指导意见》的规定是积极可行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主要是直接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权不妥。这与《指导意见》的立法本意相矛盾。因为，按《指导意见》的规定独立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决定的，而在大股东控股的情况下，如果董事会享有直接的独立董事提名权，大股东就完全可以实现控制独立董事选聘的全过程。 对董事会的提名权可以考虑作如下修改：第一，在未设立或不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不应享有独立董事提名权；第二，在设立提名委员会的上市公司，由该委员会行使独立董事提名权，当然，该委员会应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如：《指导意见》第五十二条规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其次，独立董事的选举应向中小股东倾斜。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五十一条仅仅原则性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选举更换程序、职责等，应符合有关规定。”那么，独立董事的选举主要是参考《指导意见》第四条的相关内容。该规定的粗糙性将影响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我国的主要问题出在“一股独大”导致的权力失衡，大股东有能力通过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控制选举结果，如果被提名的独立董事得不到大股东所认同，该候选人就不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选举。提名委员会和中小股东的提名权失去实际意义，应对此加以限制；此外也没有明确规定选举通过的比例要求。
有两种方式可供参考：其一，规定大股东投反对票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或可靠的证据，否则，应同意或视为同意该提名；其二，排除前几位大股东的投票权，因为独立董事主要不是为大股东服务的。在提名和投票的环节，决不能既给大股东（或其代表）提名权又给其投票权，必须进行限制。这样使大股东既能参与选举过程又不至于利用优势地位排挤中小股东的选举利益。此外，由各证券交易所制定规则明确投票的比例要求。
再次，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应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需要多少人数能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目前国外有些相关的研究（包括实证研究），但还未形成有绝对说服力的结论。从代理理论看，独立董事应当比内部董事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因为，独立董事重视自身的名誉和信用，他们要利用占有的董事职位向人力资源市场传递自身价值的信号，表明他们是决策控制专家，了解分散决策控制的重要性，能够在分散的决策控制体制下作用，在关键的必要时候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是撤换公司总经理的决定。Rosenstein和Wyatt在对1981-1985年间的1251次外部董事任命公告的股票价格反应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任命一个外部董事通常对股东财富没有负面的影响。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从与外部董事任命相关的正的股票价格收益率效应推论出外部董事就比内部董事要好，“此一推论务必小心谨慎”。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研究结果。David Yermack通过研究认为，独立董事越多，公司业绩反而越差。[2]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大比例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能找到这个比例。但是在美国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大部分公司董事会里保持有独立外部董事约60%。
美国法学会《公司治理原则》建议在大型公开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在其它公开公司董事会中至少要有3名独立董事，并认为3名独立董事是在董事会中形成一个有力的批评群体的最低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安然事件后，美国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改进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2002年6月6日纽约股票交易所及上市标准委员会向交易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要占多数。[3]欧盟认为，“单层制”管理机关中的非执行成员“应当能够被3整除，而且大于执行成员的人数”[4]。这与美国法学会的建议很相似。实际上在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独立董事人数的要求一般都规定或建议“多数”或“实质性多数”。 鉴于我国虽然采取“双层制”治理模式但监督缺位严重、监事会被架空的现象，我们应更多地考虑“单层制”国家对独立董事的需求。
第四，保持目前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但要关注任期对“独立性”的影响。《指导意见》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它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董事任期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
可以说《指导意见》关于独立董事的任期是充分考虑了美国和欧洲立法经验的。一个普遍的认识是任期的长短会影响到“独立性”的保持。因为独立董事与其它董事及经理长期共事，即使利益上没有直接联系，在思想上趋于一致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欧盟对此过于宽松，在欧盟公司法指令中规定：“管理机关非执行成员的任命期限应予确定，但不得超过6年。任命期限届满后，他们可以连选连任。”[5]欧盟甚至没有对连任最长时间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如果某独立董事一直可以被选任的话，他可以一直担任下去。相比之下，美国密西根州的立法就要完善一些，它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任职不得超过三年，满三年后该董事可以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被选聘为独立董事的资格。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因为这样一方面防止独立董事由于利益固化而产生“内部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增强公司领导层的开放性，新的信息、知识、技术通过独立董事的更替而吸纳入公司的决策领域。
对独立董事的任期作出一定限制是正确的，我国关于独立董事任期的规定比较适中。但毕竟6年的总限制期是否能防止“独立性”被侵蚀在我国还没有研究结论，因此应予以关注，一旦不行，及时调整。
4．保障独立董事职权行使，形成既监督又合作的机制
由于独立董事的特殊地位和责任，它应当享有与一般董事所不同的职权，这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必要条件。通常应具备以下权力：一是监督权；二是审核权；三是否决权。
《指导意见》 在独立董事的监督权、审核权及否决权方面立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还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如：累积投票权；公开披露制度；费用公司承担制；独立董事责任险等。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职权的实现，还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指导意见》第七条中规定了独立董事享有以下权利：①知情权；②获得必要工作条件权；③独立行使职权权；④获得报酬权；⑤执业风险保障权等。与以往的规定和指导性文件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但我们也发现，这里同样存在不如人意之处。第一，偏重于独立董事的监督性职权而忽视了创造性职权； 第二，没有赋予独立董事就特殊事项的实质性否决权。除了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认可后才能交董事会讨论，其它方面独立董事表示不同意见最有力的方式不过是公开声明意见。对一些特殊事项独立董事没有实质性的否决权是不够的，这种监督非常乏力；第三，在董事会不尊重或不采纳独立董事的请求、提议甚至干扰其发表独立意见时，没有相关的责任。
所以，立法在设计独立董事的职权时应：第一，根据是否设立专门委员会分别规定使独立董事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职权；第二，就一些重大特殊事项赋予独立董事实质性否决权；第三，应增加董事会无正当理由阻碍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此外，对一些关键概念应明确，如：关联交易。
5．使独立董事的义务更为合理
独立董事的义务可以分为：一般义务和特别义务。一般义务是指独立董事作为董事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包括：《公司法》规定的忠实义务等。特别义务是指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决定的与其它董事所不同的义务，主要包括：①诚信义务，如：代表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地履行职责；②勤勉义务，如：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③各专门委员会中的责任。诚信义务和勤勉义务都是在吸收了国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加以引进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实用性，尤其是在我国整个证券市场面临信用危机的今天，强调诚信和勤勉实际上是反映了道德和法治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诚信经济。独立董事要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其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心。
但是，第一，忠实、诚信义务缺乏具体标准。英美法系普遍使用的忠实和诚信义务有大量的判例可以参考进行判断，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没有判例可以遵循，不对这种义务制定一定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困难；第二，对勤勉义务的外在标准规定不够合理。首先是没有工作时间的下限，仅仅规定如果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可以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以独立董事是否能按时参加公司会议为考察勤勉的标准未免太低。其次是兼任上市公司的数量上限（5家）过高。我国还没有职业独立董事，大多数独立董事都是兼职的，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的工作难以保证必要的时间对各公司业务进行了解和研究。
建议：第一，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忠实、诚信义务的判断标准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第二，增加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工作时间的下限要求，并将兼任公司的数量上限减为2至3家。
6．调整独立董事薪酬制度，形成激励机制
独立董事在本质上与上市公司是代理关系，为提高公司效益付出了一定的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是应当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完全没有任何物质利益能够驱使独立董事自觉地为上市公司尽心尽力地工作。任何独立性都是相对的。不过，为了尽量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确定其薪酬时会遇到难题。一方面，报酬不能没有或太低；另一方面，报酬又不能太高以至于它利益关系太大而尚失独立性。因此，在制定独立董事的薪酬时要充分考虑对对独立性的影响和激励的需要。国外一般比较灵活，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①固定薪酬；②延期支付计划；③股票期权。[6]
我国《指导意见》仅仅规定了津贴一种薪酬形式，这种规定比较保守。 虽然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承认延期支付计划或股票期权计划的薪酬支付方式，但如何使独立董事的薪酬不应拘泥于单一的形式，而且，该项选择权应赋予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自行决定，因为它更多的属于私权范围，法律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最突出的问题是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提出和决定方式不够明智，容易降低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大股东既可以通过董事会控制方案的提出，也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控制投票结果，等于监督者的薪酬完全由被监督者决定，导致独立董事进行行为选择时不得不更多地顾忌与大股东或其利益代表董事保持良好的关系。法律设计的技术违背了立法的宗旨。所以，应该考虑调整方式，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第一，由监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的方案经修改后如果大股东多次（比如规定三次为限）反对致使方案仍无法通过，则丧失该投票权，由其它股东决定；第二，在不设薪酬委员会的公司由董事会制定预案交由股东大会审议，但大股东（或前几位大股东）不参加投票。总之，不能让董事会同时拥有制定方案权和决定权，这样才能相互制约、配合，权力配置才能平衡，才能维护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7．以独立董事的民事法律责任为重点，建立合理的约束机制
任何没有监督的权力都是危险的，它可能导致权力的泛滥。独立董事在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方面拥有较大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自己可以不须受到制约，所以，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应对独立董事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指导意见》第七条第六款仅仅提到：“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或许是将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一视同仁，想按照一般董事的责任来约束独立董事。但这两者在公司中的地位、作用、职权等方面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以完全同等的法律责任加以要求恐怕并不合适。
明确独立董事特定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潜在的法律责任的威胁，可以促使独立董事投入相应的时间与精力勤勉尽职，更好地履行其经营、监管职能。 公司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对于广大投资者而言更有效的是获得民事求偿的救济手段，包括对独立董事追偿。目前，我国更多地是采取由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方式对严重失职的独立董事进行约束。但笔者认为，过多地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十分不妥。因为：第一，面对数量庞大的上市公司证监会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所有公司的每一个独立董事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管，而投资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更能发挥监督的作用，这可以弥补行政监管力量的不足； 第二，即使是独立董事未能尽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了损失，也并非都需要行政力量的干预，过度干预有“越权”之嫌，是否需要追究责任更主要的是受损失当事人的权力，这是私权自治范围，证监会没有必要主动干预。另外，设立民事法律责任也要考虑到商业活动中始终存在的风险问题。这是经济规律的复杂性决定的。在责任承担方式上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应当和其它董事承担连带责任。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现实。独立董事报酬微薄，一旦发生错误，却要与获利丰厚的其它董事一起承担极其巨大的赔偿，显然不公平。而且，独立董事中许多人并非象其他董事一样是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没有能力承担连带责任。无法执行的法律是失败的法律。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第一、应缩小独立董事行政法律责任的适用范围，将证券监管部门的处罚权严格限定在该范围之内；第二、明确独立董事的特定民事法律责任，只要独立董事在正常的情况或条件下，按照其忠实、诚信、勤勉的义务行事，即使是决策错误也不应受到追究。
三、 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制度及解决的问题
1． 使信息披露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独立董事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也是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在与独立董事制度的协调上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严格落实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信息披露义务，确保独立董事的知情权。其中尤其要注意信息披露必须及时，不及时的信息没有市场价值；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还应强化信息披露不合法或违规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完善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其法律责任，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使独立董事能够在信赖其披露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整个信息披露机制中，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完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必须依赖其它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意见，一旦中介服务机构不能真实地报告信息，在整个市场中必然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必须从政策、法律上不断提高中介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透明度、公开化，严格规范其服务质量。
第三， 一些机构投资者或者公司经营管理层操纵股市、散布虚假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可以允许独立董事更多地就一些非正常的信息披露发表独立意见。
2． 逐步调整股权结构，推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
合理的股权结构是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英美国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都是在公司经历了股权革命以后发生的。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产生“内部人控制”、中小股东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碍。虽然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但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必须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
3. 培育公司治理文化和诚实信用的基础环境
❿ 我国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和检察官独立吗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
先看司法的定义，司法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审判案件的专门活动。从西方理论上来看司法权就是审判权，也就只有审判机关即法院行使司法权，而我国司法权还包含有检察权，本文暂且从司法权只包括审判权入手分析。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及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西方三权分立的产物。17、18世纪针对封建君主大权独揽，权利异常集中等现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的主张。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应该将立法、司法、行政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西方国家现行政治体制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司法独立得到很好的运行。在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在法律上被具体化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但这一原则在不同的时期表述并不相同。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诞生。它首次肯定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地位。该法第78条、第79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1954年宪法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果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院作为公安机关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织，根本就没有独立地位，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及。而且，这一时期通过的1975年宪法也取消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着手恢复法制建设，但直到1982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才得以作为法律原则重新确立。1982年3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最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规定。接着，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82年宪法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1954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的规定更为细致、具体，但同时也缩小了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并不在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之列。因此在我国推行司法独立是有宪法依据的。笔者以为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一个法学理论，不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性。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想实现真正的法治，司法就必然走向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由于司法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很多案子尤其是有重大影响力的典型案子，得不到法律的公正审理，也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从建国后第一起刀下留人的安乐三死刑冤案，到文革时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冤案，忠臣良帅彭德怀蒙冤案，女烈士张志新被残忍割喉处死冤案，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佘祥林杀妻冤案，青年孙志刚被残害致死冤案，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执行死刑冤案，云南滕兴善没有死者的杀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枪杀妻子冤案等等。无不渗透着另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震撼。中国还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等等。还有很多打着维护大局的旗号，粗暴干预司法， 2010年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斗殴事件，发生在山坳里的这一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矿权纠纷案，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司法不独立导致的，因此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司法独立的意义
1．从法的运行程序来看司法是最后一道程序，法所倡导与保护的价值都是通过司法来体现与确立的。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公正性是司法的精髓，也是司法的生命。没有公正性，司法就不会有公信力，就不会有权威性。因此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必须保持独立。
2．司法独立还能保证司法的效率。司法也要讲究效率，有句法律名言说的好：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而且高效的司法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迟迟不出结果的司法还会促使当事人放弃司法救济，而转向自力救济。这样法院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会大打折扣。而司法独立能很好的保证司法的效率。当然司法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要在遵循正当程序的基础上追求效率。
3．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就现在来看行政权受到的约束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更是无法无天，以权压法是常事。就拿拆迁来说，有几个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拆迁的，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有法院来强制执行啊？现在我们的公民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行政人员依然是置法律于不顾，贸然行事，造成一个个悲剧的发生。尤其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行政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其权钱交易更容易发生，所以急需一种权力来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多数人的利益。司法权的独立能很好的约束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运行还能起到支撑中国宪政的作用。贺卫方教授曾做过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的报告，司法独立就是其一。宪政对一个国家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被证明正确了的。
四、完善司法独立的方法
1．笔者以为司法独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经济独立，也就是法院的运转资金和法官的薪金需要单独在预算中列出，而不是受困于行政部门。农村有句彦言：吃谁的饭，服谁的管。现在的司法机关的财产来源于行政部门，就会当然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压力，民告官和涉及到当地政府利益之类的案子肯定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2．法院组织独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来说，第一，司法机关必须与行政机关相分离，司法不能隶属于行政，行政不能领导和代替司法。第二，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不应干预司法审判事务，妨碍司法机关正常行使职权。第三，司法权必须保持统一，而不应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法院院长确定及法官的人选等方面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控制或由行政机关管理。
3．法官的独立，法官是行使司法权的具体，每个案子必然由法官作出审判，因此法官独立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维护的价值也是从法官的判案中得以体现的。培根直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法官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应给法官独立行使其权利以特权，如法官高薪制，这会保证法官不因别人的财产贿赂而作出有违法律，有违公正的判决。在一些地方法官薪酬太低，这就容易使他们为财枉法。既然法官享有一些特权，那法官的选聘就要严格把关。而且对于违反法律的法官还应从严处罚，不仅因为他们知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违法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大，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要大于一般人。在推行司法独立的过程中要保证法官素质，不仅有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还要有其对法理的认识。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应让全国所有没有司法考试证的法官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拿到证的才可继续留任，如果不合格应进行学习，还不合格请下岗！让类似于山西三盲院长的法官离开岗位。对于法官不能一次合格终生免检，因为法律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新的法条、解释在不断颁布，所以法官应不断学习，对他们的考核也应是不断进行的，比如可以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但这个考核可以缩小范围，刑庭的只考刑事的。如果没有上述措施，司法的独立会导致很坏的结果。因为在2002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前，大批转业军人、党政干部、教师调入法院系统，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即开展审理工作，但其业务水平不能适应案件审理的需要。对于现在法院里的审判委员会应予取消，因为这一委员会会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坏局面，也严重影响法官的独立性。
4．群众基础，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官本位”“金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民众普遍崇尚“青天”“明君”，很少相信法院判案的独立性。公民对司法独立既不信赖也不会去自觉维护，因此我们需要对司法独立进行宣传，培养公民对司法的信任，对司法独立的认可与维护。
5．完善律师制度，江平教授曾言：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现在律师用当事人的钱贿赂法官，法官用手中的权力为律师谋利益的现象很常见，这就必然导致司法的腐败。其实这一结果的发生双方都抱怨，法院说这是律师勾引法院，律师说法官掌握司法权不走后门没办法。我认为律师的抱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就是律师的地位确实太低，在法官与检察官面前确实是弱势群体。律师制度的完善对于司法权的监督效果会很好的，这也回答了司法独立后无人监督的疑问。
结束语：在我国宪法中也作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但现实却是检察机关掌有很少的独立权。最高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检察机关不敢抗诉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没有独立权！而且我国的检察机关掌握着批捕权，也就是只要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就可以不予批捕。这样的话佘祥林式、赵作海式悲剧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