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法学

❶ 手机金属贴

一张金属贴片，

只要贴在手机背部的“有效位置”，

就能让信号从1格变成3格，


玩游戏、刷视频流畅不延迟……

真有这么神奇的金属贴片吗？

近期，杭州的程先生，

就被所谓的“手机信号增强贴”

给忽悠了……





号称效果显著的“信号增强贴”↑

最近，号称能“全场景”增强手机信号的“增强贴”热销网络，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还分为“移动通用”、“联通通用”、“电信通用”、“三网通用”，甚至还有“基础版”、“加强版”之分……可是，一张小小的贴纸真有这么神奇吗？这到底是“黑科技”还是在“黑”顾客？



某电商平台上的“增强贴”分类↑

商家称“全场景”增强信号

顾客买来发现“没用”

地下车库信号差、山里旅游信号差、游戏网络不稳定、高层办公楼信号时好时坏……用智能手机时，难免会遇到这些烦恼。多家电商平台热卖的手机信号增强贴，宣称能满足手机用户改善信号的需求。部分商家月销售过千单，甚至还有商家拼单销售数额显示超过10万单次的……

在效果宣传上，商家称增强贴在地下室、别墅、山区、农村等场所均可使用，效果明显。



某商家的“增强贴”效果宣传图↑

据调查，目前电商平台在售的信号增强贴品牌众多，但其中大多非正规商品。通过天眼查App查询发现，不少品牌生产厂家的产销范围并不包括这种“增强贴”，且多个品牌增强贴包装中均未见商品合格证，商家也无法提供。

那么，买到增强贴的消费者，真的觉得它有作用吗？记者发现，许多增强贴商品的评价中“好评如潮”，但只要查阅平台上的“提问”功能，就能看到不少上当受骗的消费者的“吐槽”。





近期消费者们对增强贴实际效果的说法↑

增强贴到底有什么“原理”？是否有实效？来看专业人士的检测实验吧。

专家检测：原理不成立

实验室场景：无明显增强





这一说法是否可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李金新在浙江威力克通信实验室展示了手机信号增强贴的现场实验结果。李金新说，从材质和结构上看，信号增强贴是在 一张塑料片上镀了一层铝膜，铝膜上面还印有一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

对于商家所说的原理，李金新表示： “这从原理上讲不通。”他解释道，首先波长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拉长”；其次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源，而贴纸属于“无源天线”，无法为有效放大信号提供能源。

那么贴纸能通过“共振放大信号”的说法属实吗？李金新说，不同的手机型号、运营商导致各手机信号频率不同，要实现共振就必须与相应手机信号的频率相同。一张贴纸即便能产生某种共振，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机频率，更不可能实现“全场景”应用。



代表手机信号强度的单位是dBm，信号强度dBm的值越大表示信号越好。由于手机信号强度一般较小，dBm一般都为负数。实验室中，手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无贴纸时，其信号强度数值在-81dBm上下浮动；有贴纸时，其信号强度数值在-85dBm至-79dBm之间浮动。

“实验室场景测试，贴纸几乎没有增强信号的能力。”浙江威力克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吕小良说。

“我们还在快速通行的地铁里、开阔场地、电梯里等处进行了测试。 结果是贴上增强贴之后，手机信号不增反降。”吕小良称，如果手机信号增强贴真有“黑科技”效果，中高端手机早就内置此解决方案，不必消费者额外付费购买。

为何“伪科技”频频成网红？

能“包治百病”的“量子”医疗器械、可“修复皮肤松弛”的“石墨烯”保暖衣、预防近视“神器”防蓝光产品、“可降糖70%”的网红“脱糖电饭锅”……近年来不少打着“黑科技”幌子的产品在市场上坑骗消费者。专家表示，伪高科技产品走红有不少“帮凶”。

网络“伪科普”误导消费者。“信号增强只跟手机终端接收的信号强度有关系。”李金新表示，有不少人对通信速率存在误解，信号强下载速率会快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数据下载不仅取决于网络，还取决于输出数据的服务器以及用户数。“网上讲贴上信号增强贴能提高下载速率，这是个伪命题。”而不少平台上都发布过宣传此类信息的“伪科普”视频，其中部分广告痕迹明显。



“脱糖电饭煲”的“科普”↑

商品价格不高，顾客觉得退货麻烦。部分网络商家利用商品“成本低、价格便宜，消费者买回来‘有用就用，没有用也懒得退货’”的心态，半卖半骗，走量牟利。

部分网络电商平台未能压实主体责任。在针对相关商家资质、商品证书等方面，部分平台的检查检测工作仍存在漏洞。对已被媒体和市场监管机构反复曝光并处理的一些产品，部分平台也并未彻底进行清理处置。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当前一些“伪科技”产品，利用公众在养生、便利等方面需求，捏造功能、吹嘘效果，而普通人往往缺乏判断真伪的能力。他建议市场监督、网信等部门联动，加大对“伪科技”产品不实广告的监管，特别应严肃清理以“伪科普”形态出现在网络视频、社交平台的不实广告信息。另外，监管部门对于网络平台的主体责任也应时刻保持高压态势，督促其有效自检自查。

❷ 自由心证

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探讨

自人类舍弃“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非理性的证明方式，采用证据裁判主义以来，历史上出现了两种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先前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后来转为自由心证制度。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只不过名异而已。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制定了庞杂的证据规则，但在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却交由陪审团或法官“自由证明”，故其实行的仍是自由心证制度。我国法学理论界在批判西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事实求是的证据制度。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司法解释生效施行，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初步确立。本文试结合该《规定》的有关内容，对自由心证制度的有关问题做些探讨。

一、西方自由心证制度历史发展之考察

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源自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日文译为“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1〕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具体规定，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所形成的信念，就叫“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叫做“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判决的直接依据。自由心证制度要义有二：一是自由判断原则，即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二是内心确信原则，即法官依据证据，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来判定事实。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区别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首先提出的。1790年12月，议员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认为法定证据制度起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明力的规则，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也不要求法官的内心是否确信，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荒诞的做法。他主张用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制度。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保守议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客观确实性，而自由心证只能使法官主观擅断。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杜波尔的建议获胜。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了杜波尔改革证据制度的草案，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2〕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这种新的证据制度作了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先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发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该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一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 〔3〕继法国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在各自刑民事诉讼立法或证据立法中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司法的法定证据制度而提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经历了两种主要发展形态，即传统自由心证制度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在批判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官具有自由判断证据的职权和职责，其他人无权随意干涉；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行为受到法律规则，尤其是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法则。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彻底摒弃了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是内涵不同。传统自由心证片面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而现代自由心证保留了传统自由心证的合理成份，但否定了法官单方面的自由。它扩展了自由的外延，强调“对等的自由”。它不仅要求法官的心证自由，而且要求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旁听自由”，以及对审判结果（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论的权利。可见现代自由心证已抛弃了传统自由心证绝对的性质，而具有相对性。其次是性质不同。传统的自由心证实质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它要求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有权不公开关于案情的任何看法，除了审判结果。但审判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传统自由心证具有浓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现代自由心证具有公开性，其公开性表现为心证条件、心证过程和心证结果等方面的公开。总之，现代自由心证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心证，一种公开的心证。它一方面保障法官内心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公开其判决的理由。传统自由心证制度发展为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法律技术上说，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既有助于发现真实，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裁判者的主观随意性。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在证据评价方式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二、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之评判

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仅有“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定证据”等原则性规定，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由于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整个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4〕这一证据制度要求司法人员从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科学地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且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其核心和最有说明力的理由是这种证据制度科学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即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

我们认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法律性，是法律原则，非政治原则或理论原则；二是具有指导性，对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具有指导意义；三是具有可操作性。诚然，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将实事求是奉为我国运用证据的基本制度，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科学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只是给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普遍意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的制度原则，不能体现该门科学的制度特点，其结果必然造成证据制度的空洞化。

其次，法院或法官认定案件的事实，是法律事实，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因为民事纠纷总是发生于起诉之前，法官探求纠纷的过程总是处于起诉之后，且案件的真实情况是通过证据的证明而得以反映的。它有时和客观事实相符，有时接近客观事实，有时却和客观事实相反。正如弗兰克所说：“一个发生争执的案件的事实，并不是当事人之间实际曾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法院现在认为发生了的事实。”显然，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任务，在实践中不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它提高了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实际，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将实事求是规定为我国的证据制度，对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都是有所损害的。

再次，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并不能完整概括民事诉讼中法官判案的实情。比如，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材料，法官也没有收集到相应的证据材料时，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他必须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进行裁决，即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理所当然地要败诉。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证据就判，没有证据就不能判。那么类似案件就必须先搁下来，等到有了证据后再行判决。如果这样的话，民事诉讼将产生数不清的悬案。显然，这与民事诉讼的宗旨和目的是相违背的。

最后，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根本没有回答法官是如何形成对客观事实判断的过程问题。实际情况是，法官总有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全知到基本知的过程。随着过程的推进，法官脑海里会逐渐形成一种印象、一个判断。对一种证据制度的命名，基本上应反映法官的这种认识过程。将实事求是的政治术语套在诉讼理论上貌似时髦，实则抽象。它既不能指导理论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显然不能成其为一项证据制度。

其实，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以及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内容的规定过于粗疏，加之内涵不明确，事实上赋予了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审判人员往往依靠审判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实际上不知不觉都在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对此，台湾著名民诉法学者杨建华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大陆学者如何解说其判断证据方法实事求是，讳言自由心证主义，但在审查分析比较各个证据后所为之事实判断，在不采法定证据主义情形之下，仍需视各个法官之学识或经验与智慧行之，最后仍落入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之内，在非唯自由心证之余，仍难免受自由心证主义之影响。” 〔5〕不仅如此，何家弘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的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国的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的自由裁量权。” 〔6〕由于在实践中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限膨胀，有学者干脆将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定性为“超级自由心证”。

三、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构建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在证据制度上基本上是以现代自由心证为主，并在吸收法定证据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大胆地摒弃了以往对自由心证的误解，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1. 《规定》的出台标志着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

自由心证作为一种制度立足于自由心证基本原则之上。《规定》第64条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原则。该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规定》的起草说明中所作的解释，该条所指的“法官职业道德”相当于“良知”、“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当于“理性”、“独立”相当于“自由”。结合前面对自由心证的阐述，可以断言：《规定》第64条涵盖了自由心证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证据审查判断方面实际上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只不过考虑到公众对法律观念的适应性，在名称上使用了中国化的术语：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2. 《规定》对自由心证原则的规范与制约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存在着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危险，因此对自由心证进行规范，也就成为其正当发挥作用的必不可缺的前提。这种尽可能限制法官个人感性因素在证据判断中的影响的制约机制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这些制约在促使自由心证从绝对化走向相对化、由主观化尽可能走向客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试就《规定》的有关内容予以阐述：

（1）自由心证与法官职业道德

所谓法官职业道德，是指法官从事法律职业时为了维护法官的职业形象，规范其相关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之规定，法官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包括法官的独立与公正、司法效率、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法官自身素质、约束法官职务外行为等。法官的职业道德即“良知”，可见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亚于法律的素养。法官个人的正义感、廉洁与否、个人的好恶和偏见等因素，对于司法判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司法公正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自由心证由法官秉承自己的“良心”作出判断，而“良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规范，对自由心证的约束一般需通过自律机制予以实现。

（2）自由心证与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

所谓逻辑法则，是指人们能够得以进行正确的思考所必须依据的规则。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矛盾律等。逻辑法则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既知事实推导出未知事实的逻辑推理工具。无论任何法系，任何国家，司法审判都是按照三段论的逻辑形式进行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演绎推理，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惯用类比推理。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逻辑力量和逻辑程序来加以保障。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经验法则具有一般性，它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显然性命题，是法官评价证据的主要依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是对法官的逻辑法则与经验法则的认知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理性”。法官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人，其经验、推理、自由心证都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内在制约。

（3）自由心证与公开原则

公开审判是诉讼制度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诉讼活动采用公开原则的首要意义在于，能够将诉讼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置于广大人民与社会的监督之下，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促进法官依法公正裁决，进而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的诉讼法都将公开原则作为一项根本的诉讼法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主要包括：庭审过程的公开与审判结果的公开。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有关心证公开的要求，在证据评价中具体包括心证过程的公开、心证结果的公开以及心证理由的公开。公开原则不仅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审判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也构成了对法官自由心证的有效制约。

（4）自由心证与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原则在赋予法官在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为了不至于使法官的心证这种主观性的把握为法官个人所滥用，就必须使心证具备客观性、外在性的基础。而证明标准则是自由心证客观化最好的表现形式。所谓证明标准是指“事实认定中法官形成心证的最下限”。〔7〕自由心证是审判行为的灵魂，同时它也是深刻地打上心证主体的经验、学识、情感烙印的主观性活动。当人们意识到放任法官心证的恣意与没有法律一样都会造成秩序的混乱时，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于是被提上了日程。《规定》第73条即为我国民事诉讼确立了“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通过证明标准对心证过程中的客观盖然率的要求，使得法官不再象以前那样仅以自己内心是否获得纯粹的心证为依据，而更多的要考虑心证的获得与客观现实的必然联系。由此可见，在事实探知相对化的理念和现实境况下，以证明标准限制自由心证是实现程序正义的最佳选择。

（5）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即有关证据运用的法定原则与规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证据规则实际上是对人类一般的伦理的、普遍的经验的一种总结，是经验法则的一种法定化形式，但与法定证据制度（狭义的证据规则体系）有质的区别。为把自由心证裁量空间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最高法院结合审判实践，在《规定》中确立了一系列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则。如相关性规则（第66条）、自由排除规则（第67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68条）、补强证据规则（第69条）、最佳证据规则（第70条）、自认规则（第72）条、优先规则（第77条）、证人能力规则（第78条）。这些证据规则一般是对证据能力即可采性进行消极限制，但也有对证明力的大小直接予以规定的，如第77条（优先规则）。证据规则是自由心证原则的例外，当然也构成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制约。

四、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完善

入世后，我国加快对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学习和借鉴的步伐。为完善有中国特色自由心证制度，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法官素质，推进审判长选任，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

自由心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项依赖于法官主观人格、品德、经验运行的法律技术。因此，法官具备良好素质，是公正、准确评判证据的前提，也是其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保证。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言：“法院于事实之真伪，虽有判断之自由，然亦非可率尔以从事，法律之所期待者，是审判官恒为富于学识经验之人。”法官是社会的精英，如今我国离培养专家型、学者型的法官之路还很遥远。在我国当前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以一套公开、透明、科学的方法，将少数道德素质高、专业修养深、审判经验丰富、工作实绩突出的法官，选任为审判长，并赋予他们较大的审判权，使法官与合议庭真正承担起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官没有别的上司，仅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法官的业务素质，从而为法官迅速审查、准确判断证据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2.进一步推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

当事人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让双方当事人的偏见在激烈的碰撞中使真实浮出水面”的法谚。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表现为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各为一方，法官为第三方。为了保证裁判者的中立和程序的公正，法官必须与双方当事人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开展了多年，但当前诉讼模式中的职权主义成份仍然过浓。法官庭外调查取证行为还在延续，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尚不能对法官的裁判形成实质性的约束等。这样就有可能使本来中立的裁判机关，在证据收集过程中丧失中立性，容易对案件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加之当事人的辩论要旨不能对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必要的限制，所以法官形成心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令人质疑。而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在诉讼实体方面保持相对的消极，以实现中立。法官失去了产生先入为主的可能，亦根除了裁判的恣意，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法官形成心证的中立性与合理性。可以说当事人主义既是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也是自由心证原则良好运作不可或缺的前提，进一步推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是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3.加强裁判文书改革的力度，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详尽展示其心证形成的过程，并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

我国法官对于裁判文书的制作重视不够。许多判决书往往单纯列举证据，缺乏具体的分析与论证。一般在列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后，即写明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用“以上事实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证明，来表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有根据的，然而从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根本看不出对存有争议的材料法院是如何评价、如何采信的”。〔9〕针对裁判文书中存在的问题，最高法院院长肖杨曾在全国法院院长座谈会上作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现有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形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作为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而改革的重点则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正是根据这一纲要精神，《规定》第79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裁判文书详尽展示法官心证形成过程，对于制约法官评判证据时的自由裁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法官分析、推理、表达能力的提高，总结司法经验也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为了扩大法官心证接受监督的范围，还应考虑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以便于社会公众知悉案件审判的结果及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

4.完善心证的监督机制，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虽然我国与自由心证制度相关的监督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外部的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但它们的运作方法和效果却并不令人乐观。在现阶段，着力加强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对法官在判决书中拒绝开示其心证理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官所在法院或其上级法院反映，要求追究法官渎职审判的责任。同时，应通过对上诉、申诉、当事人及案例人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投诉的案件实行严格的心证过程审查，对恶意运用自由心证的枉法裁判者，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严厉制裁。

5.加快民事证据立法，科学设定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的关系

自由心证存在于证据体系中，就其孤立的行为过程来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有完善了保障程序，特别是相关的证据制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抑制法官的主观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只有12个条文，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虽然是一部比较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并且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但它毕竟只是一种解释，其全面性、权威性和稳定性都不及于法律。因此，我们应在认真总结我国民事审判实践，尤其是《规定》实施后运用证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定位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的关系，合理确定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目标模式，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契机，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❸ 最反感官话套话的评价

官话套话成了自我保护
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会会长、长宁波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称：
在机关单位，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官员因为讲话直率、缺少“圆滑”而仕途一直不顺。老百姓虽夸他务实、肯为民办事，领导却认为他太自我、说话做事没有水平。
想要升官，得跟圈子里的人步调一致，不偏离队伍。自己的观点，难免有表达上的瑕疵，一旦被人当作把柄，就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于是官场建立起特殊的语汇体系，官话套话成了自我保护。
于是，每个人在开会发言中，都跟着提“重要讲话”、“亲自”、“视察”“落实再落实”等字眼，而缺少了有血有肉的一面。有的领导甚至从不自己写汇报材料，全权交给身边的秘书。而秘书为了“高效”完成任务，就从文件里抄，从过去的发言稿里抄，甚至直接从网上找标准模板来套。
讲官话套话形成了怪圈
陈华兴，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主任称
官场上有一类人，他们只动嘴皮子，点到为止，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要提；或者专说些内容模棱两可、不得罪人的话；处理问题的时候，都是用“再研究研究”、“我们在调查处理中”等应付；凡碰到根本性问题，不随便发表意见，也不承担相应责任。我们称之为官场上的“聪明人”。
他们在当今的官场上大行其道，形成了怪圈，讲空话套话成了习以为常的行为思想、生活方式。
这一切，关键要从政治生态的基础抓起。讲求干实事，少说空话，就事论事。另外在官员的考核机制上也要改革。
要开短会、讲短话、抓要害
冯建波，宁波市委党校副校长称：
官话套话，表面上看是“说话技巧”，实际上折射出党政机关里的“假大空”现象。
在工作性的政府会议上，会上有创新性或启发性的内容值得学习，台下却昏昏欲睡；在企业里，领导反复强调安全生产、内部团结等内容，员工却觉得没意思。
想要讲出大家爱听的实在话，会前沟通很重要。上下信息不对称，就无法了解大家真正关心什么，哪些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只能用空洞乏味的官场话撑场面，说而不作，作而不为。如果做事雷厉风行，大家看到了实际的行动和效果，大家未必听不顺耳，甚至可能希望一遇到难解决的事情，就有这样的声音出现。
有意义的信息最后变得空洞乏味，成了官话套话，还有一点是表达方式的欠缺。作为发言者，就得先学会开短会、讲短话、抓要害。是什么讲什么，几句话能说明的问题，就不在前面做长长铺垫，戴高帽。
建立机制，淘汰‘假大空’
盛刚，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称：
“假大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会阻碍社会进步。”盛刚说，讲官话套话说到底，还是作风问题，做事不踏实，导致说话也不踏实。不调研，不深入百姓，怎么会了解情况呢？怎么讲得出真话实话呢？事件把握不准，对问题看不明白，最终也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是会调研、会学习、会破解问题、有商讨意识的决策人，而不是只会在台上指手画脚、能说会道的领导。
都在倡导学习型、服务性政府。盛刚说：政府应该建立起更健全的制度。比如是否可以尝试倒逼机制，把讲真话办实事作为干部考核的一条重要标准。通过考核，把一些习惯说官话套话的“假大空”官员淘汰出局，把能干实事会干实事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政府形象要提升，政府要有作为，必须依托这些有调研能力和能办实事的领导。
应对事故
刘著民：事故发生后，___高度重视，___当即作出批示，要求不惜___搜救___人员，全力抢救伤员，查明事故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___当晚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搜救，并决定启动___预案，接着连夜赶往___看望伤员。
开会发言
罗密欧：开会发言：不要…不要…不要…！要…要…要…！大力…大力…大力…！深入…深入…深入…！还要…还要…还要…！高举…加快…推进…探索…坚持…确保…要硬…狠抓…奋力…！
乐悟天道：最反感空无一物的排比句式套话，读起来很上口，想起来很无聊！
接待投诉
守护神：这个…法律有规定。我们上面有规定。我们开会说了，不让。我给你问领导。你等消息吧，具体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
ARKIE：按照法律程序，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惺惺作态
胡说：新官上任前说得最多的官话：“请给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阿诺：最讨厌的官话：下面，我再补充两句……结果，半小时过去了，他还在讲。
回应舆论
招遥山狐：你说的是个别现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哥0919：答复网民：将会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下一步将协调、正在进行……
言不由衷
南京女X：大家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苍穹：下面请××作重要讲话。
官样报道
浪花：领导没有不是亲赴现场的。死者家属情绪没有不稳定的。领导交谈没有不亲切的。
孟非：群众都是“不明真相”的，反对都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
高频词汇
苏志强：最常见的是“有关部门”。好事都有具体的部门，坏事就是“有关部门” 。

❹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的理事成员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第五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2015年1月24日）
名誉会长（按姓氏笔划排序）
于广洲 海关总署署长、党组书记
王赓武 中大校友、香港大学原校长
韦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原校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冯友松 中大校友、辽宁省原人大副主任
孙颔 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党组书记
许云昭 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宋瑞祥 原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原省长，国家地矿部原部长，国家地震局原局长
李延保 东南大学原副校长，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
陈笃信 东南大学原校长
林玉英 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
黄卫 新疆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黄小晶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原省长
黄镇东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交通部原部长，原重庆市委书记
楚崧秋 中大校友，曾任《中华日报》《中央日报》社社长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东南大学原副校长
名誉理事（地方校友会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其祥 北京电铁通信信号设计院原院长，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方宗涛 东南大学马鞍山校友会原会长，马钢公司副总经济师
冯海晏 安徽省风险投资研究院原副院长
叶厚培 东南大学济南校友会原会长，济南市计委原处长
叶菊华 南京市建委原总工
叶善专 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南京校友会原会长
叶德文 福建省建筑业协会会长，福建校友会副会长
刘道镛 东南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孙华逊 江西省南昌市旅游局原局长
李奉吉 中大校友、东南大学统战部原部长
李相基 东南大学南通校友会原副会长，南通政协秘书长
李樟云 江苏省科委原副主任
杨承祉 东南大学云南校友会原会长
谷容先 东南大学盐城校友会原会长，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邹一诤 东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原会长
陈戊生 东南大学西安校友会原会长
周鹗 中大校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导
周锦清 南汽原书记
吴大元 福建省高速公路公司原总经理，福建校友会会长
吴林奎 上海市地质局原处长，上海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张开荣 南京能源学院原党委书记，校友总会能源分会会长
张乃通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通信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
苏光辉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原调研员，泉州校友会会长
陈光榕 福建省交通厅原调研员，福建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季铁安 南京华飞原总经理、东南大学校董
范学恕 东南大学淮安校友会会长、淮安市人大原副主任、原党组副书记
金洪钦 原南京地质学校副校长
殷国光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宓配乔 温州校友会秘书长
罗德启 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贵州校友会会长
茅汀江 鞍山市科委原副主任，鞍山校友会会长
钱志新 江苏省发改委原主任
赵瑞林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原副会长，东南大学原校长助理
彭沛墀 中央大学成都校友会秘书长
程道喜 哈尔滨市原市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原政协主席
管秋云 上海校友会原常务副会长

会长
易红 东南大学校长
常务副会长
浦跃朴 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主任
副会长（执行）
刘松玉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副会长
林萍华 东南大学副校长
杨树林 东南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
刘京南 东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朱建设 东南大学原校长助理，发展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刘光荣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原党委书记，原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庄宝杰 东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原南京地质学校校长
胡敏强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东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左惟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东南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
理事（校内人员）
易红 东南大学校长
浦跃朴 东南大学副校长
林萍华 东南大学副校长
刘京南 东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保平 东南大学副校长
黄大卫 东南大学副校长
杨树林 东南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
孙载阳 东南大学原副校长
朱建设 东南大学原校长助理，发展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
刘光荣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原党委书记，原南京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庄宝杰 东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原院长，原南京地质学校校长
刘松玉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米永强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姚志彪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李爽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胡焱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原副主任
黄安永 东南大学土木学院原党委书记
张锡昌 东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
曹军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联络部主任
张飒兵 东南大学校友总会综合部主任
理事（校内职务理事-院系）
陆卓谟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
张立武 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朱小良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
李久贤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张星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施建宁 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党委书记
李涛 东南大学数学系党委书记
袁晓辉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党委书记
金远平 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党委书记
王勇刚 东南大学物理系党委书记
洪宗训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封卫东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王珏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陈良华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顾永红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马强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王强 东南大学体育系党委书记
肖健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秦霞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党委书记
王军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王和平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
孟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谭东伟 东南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
蒋羽飞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书记
杨志勇 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原副院长
理事（校内职务理事-相关部门）
毛惠西 东南大学宣传部部长
冯建明 东南大学发展规划部（发展规划处）部长（处长）
任祖平 东南大学保卫处处长
陆挺 东南大学团委书记
李鑫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史兰新 东南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
孙莉玲 东南大学学生处处长
任卫时 东南大学财务处处长
冀民 东南大学审计处处长
钱杰生 东南大学档案馆馆长
陆海 东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徐悦 东南大学无锡分校党委书记
张为公 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小松 东南大学常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乃丰 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党委书记
管平 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原党委书记
周勇 东南大学产业党工委书记
何林 东南大学后勤党工委书记
金志军 东南大学网络信息中心主任
王健 东南大学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江建中 东南大学出版社社长
理事（地方校友会人员，按地区排列）
境外
贾倍思 香港校友会会长
江浩 香港校友会秘书长
徐益平 美国硅谷校友会会长
杨如春 美国硅谷校友会副会长
张波 美国俄亥俄州校友会会长
鲁武 美国俄亥俄州校友会
曹国祥 美国中西部校友会/芝加哥地区原会长
窦文 美国美国中西部校友会/芝加哥地区会长
蔡明东 美南校友会/休斯顿地区会长
陈怀光 美国纽约校友会会长
唐元 美国大纽约地区校友会会长
潘晔 美国波士顿校友会会长
陈飞 加拿大温哥华校友会会长
徐仪 澳洲校友会会长
许言忠 英国校友会会长
北京
刘小明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运输司司长，北京校友会副会长
刘勇 北京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赵民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北京校友会副会长
黄艳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北京校友会副会长
朱立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规划科技部主任
张成 东方园林产业集团总裁，北京校友商会副会长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业投资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裴宏伟 北京市政路桥控股集团总裁，北京校友商会副会长
滕云平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裁，北京校友商会副秘书长
朱文卫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进取融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
张培德 上海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校友会副会长
李华彪 上海华彪(国际)规划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校友会秘书长
张燕 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吴平 上海电力公司巡视员
天津
魏宏云 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天津校友会副会长
包俊义 天津市隆电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校友会副会长
柯顺琦 天津富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校友会副会长
辽宁
江亲瑜 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大连校友会会长
黑龙江
常征 大唐发电集团黑龙江省分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
曲明鑫 华电集团山东分公司党组副书记、工委主任，山东校友会会长
倪志纯 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山东校友会副会长
刘勇 山东省中鲁建筑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校友会副秘书长
施雁石 山东省电力设计院原院长，山东电建一公司总经理
河南
董保华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
刘家俊 黄河水利委员会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河南校友会(筹)负责人
陕西
霍明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西安校友会会长
沈涛 陕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西安校友会副会长
丁小军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西安校友会副会长
安徽
王节 安徽省合肥广电集团董事长，安徽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吴优福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唐海清 合肥新威尔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翱 安徽良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校友会副会长
王晓焱 马鞍山市副市长，安徽校友会副会长
陆友勤 安徽省政府外事办副主任，安徽校友会副会长
张志阳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43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李宗 安徽芜湖供电公司总经理，安徽校友会淮南分会会长
欧庆和 安徽省淮南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安徽校友会淮南分会副会长
张吾胜 马鞍山钢铁股份公司自动化工程公司副总经理，马鞍山校友会会长
浙江
陈继松 浙江省交通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校友会会长
张苗根 江苏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校友会副会长
王金锋 电力工业部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浙江校友会秘书长
王晓宇 浙江六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浙江校友会副秘书长
胡治平 国电能源环境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浙江校友会副秘书长
朱松华 杭州中字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温州分院院长，温州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陈薇薇 温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
湖北
李刚 中央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校友联合会副会长
汪申生湖北荆州江汉石油学院高级工程师，中央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荆州校友联谊会副理事长、副秘书长
熊昱 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湖南
乐根成 湖南凯达集团董事长，湖南校友会（筹）会长
杨建华 长沙一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校友会（筹）秘书长
刘玖林 湖南凯达集团
李定荣 长沙曙光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彭天祥 中航工业湖南南方宇航集团总经理
福建
黄庄松 福州大学土木建筑设计研究院所长，福建校友会副会长
葛松海 福建省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福建校友会副会长
胡金海 神州市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校友会副会长
肖远骈 信泰人寿福建分公司区域经理，福建校友会副会长
王崎 厦门同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校友会原会长
游泳 厦门市开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厦门校友会执行副会长
黄颖峰 福建石狮电力公司总经理，泉州校友会副会长
张志翔 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长，龙岩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宁 南平德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平校友会会长
高国焰 莆田荔源电力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经理，莆田校友会秘书长
广东
何可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广东校友会名誉会长
王亚群 广东润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校友会会长
周鹤龙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广东校友会副会长
王富民 广东省交通厅总工程师，广东校友会理事长
樊群 广州市建设委员会综合计划处处长，广东校友会副会长
詹益华 马成（广州）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校友会副会长
吴海军 新天下集团董事长，深圳校友会名誉会长
闵瑜 深圳爱迪尔电子公司董事长，深圳校友会名誉会长
满志 东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深圳校友会会长
陈映庭 广州市国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钱东郁 深圳市极水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校友会名誉会长
陈佩云 新嘉源投资集团总裁，深圳校友会副会长
广西
覃业传 广西西江航运建设发展公司董事长
周河 广西八桂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传起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四川
张琪 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成都校友会会长
沈骥 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成都校友会副会长
管峰 前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都校友会副会长
李海清 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处长，四川高速公司副总经理，成都校友会副会长
云南
张辉 云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云南校友会会长
刘海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云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正洪 云南省建设厅原副厅长
王建华 云南大学副校长
贵州
程鹏 贵州省建筑研究设计院研究所所长，贵州校友会秘书长
海南
施耀忠 民建海南省主委、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省公路勘察设计院院长，海南校友会会长
陈永富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海南校友会副会长
徐登云 海南省公路学会会长、海南儒艺交通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校友会副会长
郑尚魁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海南校友会秘书长
江西
马志武 江西省人大副主任
任德清 中电投江西分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江西校友会会长
肖利平 中国瑞林公司副总经理，全国人大代表，江西校友会副会长
林一凡 南昌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江西校友会副会长
江苏
南京地区（按姓氏笔划排名）
刁立群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董事长
孔善右 普天高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总裁
王金陵 江苏省安全厅厅长
左惟 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东南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
龙昌明 江苏光一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
刘俊峰 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
朱文俊 江苏中浩投资实业集团董事长
汤晓东 江苏省建设集团原总经理
吴海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总经理
李廉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
杨勇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
沙敏 南京三宝科技集团董事长
肖渡 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省农工民主党副主任委员
邹建平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
陈光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陈万年 三江学院理事长，东南大学原党委书记
陈洪涛 江苏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
胡敏强 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东南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祝力飞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上海路支行行长
徐文宝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徐金法 江苏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洪彬 南京聚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贾小涛 中国电信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
郭宏定 南京市住房建设委员会专职书记
钱国超 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
钱勤元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
游庆仲 江苏省交通厅厅长
董献忠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调研员
谢建明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
熊仁民 南京审计学院原党委书记
缪昌文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蔡龙 南京市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总经理
薛留忠 江苏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无锡
顾韬 无锡市政协秘书长
韩晓江 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陈亚平 江苏建协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无锡校友会会长
於兵 通力电梯无锡公司高级顾问，无锡校友会副会长
王忠东 宜兴市旅游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无锡校友会副会长，宜兴校友会会长
于燮康 中外合资珠海华晶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阴校友会会长
徐州
顾玉华 徐州市工商联主席，徐州校友会会长
钱宏 徐州市工程咨询中心主任，徐州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常州
张跃 常州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常州校友会会长
宋平 常州市科协主席，常州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谢俊辉 常州道康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校友会副会长
赵昔生 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常州校友会副会长
葛维克 常州原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校友会副秘书长
苏州
陆留生 苏州市副市长
周旭东 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苏州校友会副会长
周原 苏州宿迁开发区建设规划局局长，苏州校友会秘书长
王卓君 苏州大学党委书记
肖中伟 吴江区委办公室主任，吴江校友会会长
南通
马建明 南通市城乡建设局局长，南通校友会会长
马啸平 南通市规划局局长
费益民 南通市建设局副局长
连云港
石海波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连云港校友会会长
祁石成 江苏齐天铁塔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连云港校友会秘书长
淮安
田敏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淮安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黄欧 淮安市人民警察学校校长，淮安校友会常务副秘书长
盐城
刘德仿 盐城工学院副院长，盐城校友会会长
杨广才 盐城市电化厂原党委书记，盐城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陈雨峰 江苏高和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扬州
林正玉 扬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扬州校友会会长
龚振志 扬州市邗江区区长，扬州校友会副会长
张彤 扬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劲松 中国移动扬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扬州校友会秘书长
周翔 扬州市扬子江置业公司总经理
镇江
汪天武 镇江市科技局原调研员，镇江校友会会长
罗洪明 江苏粮油集团总经理
张志明 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秘书长
姚志彪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副秘书长
米永强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李爽 东南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曹军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联络部主任
张飒兵 东南大学发展委员会综合部主任
徐悦 东南大学无锡分校党委书记
张为公 东南大学苏州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祝力飞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上海路支行行长
刘勇 北京成业保嘉科技发展公司，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
李华彪 上海华彪(国际)规划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校友会秘书长
陈映庭 广州市国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❺ 简单 经验法则

要放弃“测试”，“司法决斗”非理性证明的证据，裁判的证据评估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证据，是历史的证据表明，有两种类型的系统和自由的系统 - 系统评价的证据。国家法律证据的民事法律制度，同时在系统中，然后切换到系统的自由心证。银泰百货的信念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但心里的信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只是以不同的名称。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的复杂性，但开发被移交给陪审团或法官在判决中的证据“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力量，但它仍然是追求自由评价证据系统的西方法律系统和证据系统的一个理论评估证据法，实事求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证据，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系统。指定的方式，进入到力民事证据“（以下简称”条例“），2002年4月1日标志的免费评估证据制度，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本文试图探索相结合的“自由评价证据制度的有关问题。

免费评估证据，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牌制度的历史发展被称为内心的信念，银泰百货在日本被定罪，被翻译成法语的心免费卡“是指”取舍和证明力的证据，法官自由信仰的形成，并发现该系统的优点是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知。“[1]，其核心内容的各种证据，以证明其真实性的力的大小，以及如何确定事实的情况下，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的综合胜利“合理的解释”和自由的良心“的基础上，通过审查的证据，以确定法官，法官认为，信仰，被称为”心卡“，”心脏，让所谓的“信心”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 “内在信仰”，由法官自由判断证据，种内在的信念，精神状态，是直接根据定义判断的自由心证原则的两个方面：第一，法官自由裁量权，证据的法律原则的免费试用，这款电源是不是一个预先指定的证据，法官的心“真诚地相信”，形成了心卡，以确定事实。
<BR /允许系统在传统意义上，首次提出了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学家广播铒证据规则的现代自由心在制宪大会提交的草案，法国在1790年12月，该系统的免费评估证据制度，我们都喜欢首尔的创新实力要求既不应该可以的实际情况以确定是否符合法律的证据证明力，但法官的心也相信这种荒谬的危险的证据向社会免费评估证据，他声称替代的法律制度，但该建议议会保守党议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客观需要证据的性质的法律制度，但只有良好的，以打破法官的主观自由评价证据后一个激烈的辩论在决赛中被广播鲕粒推荐的胜利在1791年1月，法国通过了一个草案广播的制宪附近的证据制度改革大会，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出了牛市正式宣布：法官必须有一个免费的评估的证据裁判的唯一依据。 [2] 1808年，新的证据制度中的经典配方：“法律并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信心，法律不给他们的一些规则，他们必须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在规定的第342这些规则确定的证据是不完整的，全面的法律建议的手段的防御，探索他的良心深处的焦点，什么是的印象被告的证据和被告在他自己的理性的法律没有对他们说：“你应该认为证人证明每一个事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也对他们说：“不要文件，的证人或没有某种形式的记录，看的证据，对尽可能多的证据决定，完全证实了“法律只要求他们总结自己的位置上规模：你真的相信吗？”[3]，仅次于法国，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每一个刑事和民事立法，建立证据的的立法证据或证据系统的免费评估。
评估资产类反对封建司法系统，法律证据的证据，并具有很强的色彩感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模式，免费评估。有证据表明，传统与现代企业制度，自由评价证据制度证据密钥生成器免费评估系统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的自由心证。包含2方面，一方面，在法官自由决定的权力和职责的证据，对他人的意愿有无权干涉;的法律规则的证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在的特殊限制，证据规则，他们的行为必须符合证据的基本规则。系统，评价现代自由主义的证据，彻底摒弃传统的系统的自由评估证据的不合理和不民主的因素，是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首先，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自由心证是片面强调现代自由评价证据保留的心脏传统的自由心证的合理组成部分，对法官的卡，但法官单方面否认自由，它扩展了免费的外延强调，要求法官卡不仅心自由“的自由，以及为保护各方的权利，并保护公众和媒体参加的自由，以及公平审判的结果（心脏调查结果），在评价证据的现代社会，自由评论的权利。可见摒弃了传统的自由评价证据的绝对和相对的第二个不同的属性。自由评价证据制度本质上是一个秘密的心卡，它需要有绝对的把握，内心的想法（卡）的判断，法官的心，不要打开任何视图的优点，除了审判结果的右侧，然而，形成的结果，庭审法官有权拒绝回答。传统的自由心证，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和神秘感的现代自由评价证据制度的开放性，开放性的发牌条件，审查证据的过程中，公众的评价结果证据总之，现代的自由评价证据制度，在本质上，一个开放的心卡，一个开放的心证，它应该受到保护，现代自由的证据，法官的心，思想自由的法律，技术评价，对另一方面，要求法官释放他的判决理由的自由评估证据的证人制度，作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历史的必然性。开发的系统，该系统将帮助您找到真正的裁判的主观随意性，但也一定程度上抑制现代法治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以评估证据，证据评价体系与现代自由。

务实的评价证据制度
BR />传统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之前发现的事实，证据的审查只是更多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的原则和规定，批准由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查证据，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已经采取一个务实的系统的证据，它反映了在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核实的证据，准确地确定真实情况，实事求是的精神，整个系统是最基本的，我们觉得它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 “[4]这方面的证据，这就要求司法人员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关系，确定科学证据的客观事实和主观认识的事实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必须达到的目标，并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最核心的原因，科学的证据制度，以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的。

BR />我们相信，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应符合以下条件：第一，墨守成规，法律原则，非政治性的原则或理论性的原则，以指导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指导操作性。实事求是是真正的的指导思想，我们做的所有工作，但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证据，实事求是，这是不恰当的，不科学的，原因如下：

首先，实事求是的思想行的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只是理解的东西，并以提供他们一个普遍的意义和工作方法的思考和理解。专门的科学理解的原则的普遍意义系统，并做不能反映系统的特性，其结果必然导致一个挖空的证据制度。

，检察机关，法院或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事实，不一定是客观事实。民事纠纷的客观事实，总是发生在起诉之前，法官探索纠纷的过程中始终是真实的，可以体现在证据的情况下。有时是一致的，客观的事实，有时很近，有时又相反以客观事实作为弗兰克说：“的争论，其实，没有发生当事人之间的事实，但在法院对案件的事实。 “明确任务，在实践中，不能充分了解诉讼证明的客观真理不能完全做到以提高认证要求，从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参照民事诉讼超行为的条款，因此，实际和现实的要求，我们的证据制度，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的偏见。

再次，实事求是，从事实，证据制度是无法完成的总结民事诉讼法官的事实，例如，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也没有证据显示材料，法官没有收集证据材料，法官不能拒绝裁判，他必须作出裁决。根据证据规则的负担的分配，举证责任，各方的负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会吃亏，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最后一句的证据，也没有证据，不能判。类似的，必须放置在等待，直到民事诉讼的证据，以确定是否是这样的话，将有众多的未解显然，这是违背民事诉讼的目的，目的。

最后，实事求是，从事实，证据制度不回答法官的事实作出客观的判断。现实的情况下，法官知识的无知， ，不完整的知识的过程中有是总是一个基本的了解法官心中逐渐形成因的持续进步的过程中，法官的印象。证据系统的命名，基本上应该反映这种理解。法官，时尚似乎诉讼现实政治理论的，抽象的，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指导理论的可操作性条款，也显然没有进入系统，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

事实上，由于“民事诉讼法”是明确的证据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在中国的内涵要求相结合的太仔细一看，其实，法官几乎是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往往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审判经验，其实，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的原则，免费评估，以确定证据的审查在这方面，著名的民事诉讼和台湾学者的证据，杨建华先生的情况下，毫不客气地指出：“不管如何评价方法，以确定证据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免费试用的证据，但是，法官应该检讨的分析和比较不同的证据，按照法律的证据是不是我的“仍然取决于每个法官的知识或经验和智慧线去年秋天的免费评估原则，除了非唯一的自由评价证据的证据，它仍然是很难反对的教义免费试用的证据。[5]此外，他嘉宏教授进一步指出：“务实的证据制度在我国多年，该参数已一直强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证据的原则，因此，中国的司法人员享受很羡慕的事实，证据的使用外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 “[6]无限扩大，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做法，一些学者只是民间的超级自由评价证据制度的证据。证据成立

自由评价证据制度在整个世界系统，中国的特点，是基本的现代人文理性的核心证据为基础的评估和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大胆地抛弃以前的误解，提高吸收。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并结合中国的国家条件和司法实践中，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免费评估证据制度。

规则的出台标志着系统的免费评估系统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证据，建立
/>的原则，免费试用，免费证据，64岁，建立自由的原则，其中规定：“法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根据规定，法律规定，遵循逻辑推理和经验来评估的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道德的证据。日常生活中，是否证明力的证据和证明力大小独立判断，和的原因及公众判断的结果。起草指示为法官职业道德的那款所赋予之涵义是平等的“良心”和“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是”合理的“和”独立“是平等的“自由”。自由心证，声称：“自由评价证据的基本要求，64的原则，审查证据，以确定实际的现代自由心证原则考虑到前公法概念，术语名称：法官按照法律和独立判断适应性。
2。法规，规范和约束“的原则，自由评价证据

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法官规范自由评价证据的证据的原则，免费评估潜在的危险是合法的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法官个人情感因素的限制，因为可能的证据，以确定约束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这些详细的限制，记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促进免费评估的证据，绝对是尽可能接近目标，“主观规定：

（1）自由评价证据和法官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的法官，法官应遵循的基本规范的法律界人士，以保持一个专业的图像，以确定他们的行为伦理的代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于10月18日的总统的规定，二○○一年发行的人民共和国的法官职业道德，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司法效率，清正廉洁，和道德遵守司法礼仪的基本准则，加强对审判的职责，法官的法官自身素质的限制。 “良心”，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法律知识，法官，因为法官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以确定的个人评价的证据的自由的意义的影响因素，可以不被忽略只是司法判决，信仰或个人喜好和厌恶和偏见的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正义的条件。法官，秉承“良心”作出判断，“良心”的道德守则，约束自由心证，一般需要执行的自律机制。

（2）免费提供的证据和法律评价的逻辑和经验法则

所谓的逻辑规律，意味着人们能够进行按照规则的正确思想。他们的身份，法律独家矛盾的法律逻辑的法律，主要作用是根据逻辑推理工具，从生物学的事实，对未知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法律制度，司法行政，按照经验法则逻辑的三段论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演绎推理的形式，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是类比推理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逻辑和逻辑程序，只是需要保护的力量。形成所谓的经验法则，一个理性的认识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常见的现象，客观的科学实验外的一般法律。一般的经验法则，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清晰的倡导者，法官评价证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认知逻辑，判断和经验，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这个要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理性”的。法官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们的经验，推理，合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系统，应根据法律的自由心证。逻辑和经验法则的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
公共
固有的局限性审判诉讼活动的证据在诉讼制度的文明与进步的免费评估的原则是开放的
>
（3）诉讼法律公平的标志。打开这个特殊的社会活动，行动原则可以放在大多数的人与社会行为的监督下进行，，以提高透明度，促进法官的裁决，这是有利的推广和维护司法公正因为这个过程中，现代国家的开放原则的基本原则，程序法，程序法开放试验系统在中国的民事法律包括：开放给公众在测试过程中，测试结果基于的原则，免费评估证据，关注许可证的要求开开公众评价的证据，包括公众的认证过程的核心，评估证据吗？在地面上的证据，以及评估的结果，不仅有利于有效监督的公开审判，也构成原则的自由开放的事实的结果（4）

自由评价证据，以证明的原则证据，免费的评估标准，并在同一时间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它并不能有效控制的判断。

法官卡，如滥用的法官个人的主观确定性的心，心卡必须是外部的客观的基础上的自由心证制度的目的世界标准的证明是最好的体现所谓的证明标准是事实，进行调查的法官评价证据的下限。 [7]免费试用的试验证据的行为，但也深刻的显着证据的经验，知识，品牌的情感体的主要活动是企业的灵魂，当人们认识到有有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肆意放任法官证明的客观标准评价会导致混乱，他们被提上议事日程。建立的73目标利率的可能性，该标准的证明标准要求法官在民事法律程序中的证据评价的过程中，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有在他们的心中纯净的心。卡占主导地位的客观证据的实际评估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的必要环节高度的可能性。这表明，发现的事实相对的概念，在现实中，限制自由评价证据的证明标准，程序正义是最好的选择。

（5）免费试用的证据

规则的原则和规范的法律证据规则的证据的证据表明，使用的范围很广证据的广义和狭义之规则，一个普遍的道德事实，一般的经验总结，它是一个法律形式的法律，但法律证据的评价（狭窄的制度体系最高法院的质的区别的自由裁量权证据）证据的审判实践中，建立规则和规例“（第66页），非法证据的审查和批准了一系列的规则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证据排除规则的自由（67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68）和（69），补强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70），因为公认的规则（72），优先级规则的证人规则“（78）（77）的能力。这些负面的证据可采性的证据规则的限制，但能力的大小也奠定了直接的证据力，如规则77（优先级规则）。证据是一个例外，自由评价证据的原则，构成自由心证原则的约束。

4免费评估证据制度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学习。

特点，一个完美的自由评价证据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法官素质，促进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法官独立的司法系统，并严格执行

自由评价证据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这取决于法官的主观个性，性格，经验，运行法律上的技术性细节。法官有优良的品质，公平，准确判断证据的前提下，是一个合法行使的自由裁量权的保护，自由的判断，和那么整个不能武断地决定从事的事实，在该法庭由于中国的台湾学者说：法律预期的真实性，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不断的判断。 “法官是社会的精英，我们国家现在在文化研究专家，学术法官路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的情况下，法官素质，一组开放的，透明的，科学的方法，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深厚的专业精神，审判经验，的优秀工作的法官，主审法官被当选为一小部分，他们是，他们被赋予其更大的司法管辖区的，在实际需求的主审法官的功能和的全法院的人民法院，这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说，很长一段时间说：“法官没有其他的老板，只是解释法律，”根据他的真诚的理解，法官严格执行法律，独立的司法系统，以帮助提高的法官法官，意识和使命感，快速，准确地感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审查判断证据的法官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2。进一步促进对手的诉讼模式改革
BR />各方的哲学基础，“让我们的偏见，有关各方的激烈碰撞的真实浮出水面的座右铭。诉讼对手一个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法官的第三方程序，以确保裁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结构性能，法官必须维护司法的距离等于有关各方。在中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但在目前的诉讼模式“的成分或太厚的参考。法院的法官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的行为还在继续，两者之间的辩论结果双方仍不能评论裁判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这使得它可能使其他中立的裁判机关的中立性亏损收集到的证据，很容易先入为主的印象，这种物质不能被除由当事人约定免费评估系统辩论的证据必要限制这样的判断形成一个心脏证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手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诉讼实体保持相对消极中立的。失落的先入为主的裁判也把结束肆无忌惮判断保持的最高法官，在的原则，自由评价证据的要求，形成一个中立的证据和合理的评价。反对者系统的良好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它是自由心证的原则，可以说，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当事人的诉讼模式下，时间越长，我们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3。加强改革力度，需要法官应审查的证据显示详细的形成，并建立系统的开放

我们的法官，裁判官的生产工具引起足够的重视。许多判断往往简单列表的证据，没有列出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一般投诉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州法院的情况下，法院的上述事实，书证，物证，证人的证词证明事实上，法院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但法院有争议的材料的评价，他猜鑫。否则提供[9]，最高法院院长肖杨，在全国法院论坛主席批评的字眼 - 成千上万的党是没有说服力的，严重地影响司法的形象。“出于这个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将“加速的裁判仪器增加改革的步伐，提高质量的判断文件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改革的重点是加强的交叉，检查的在有争议的证据。认证，提高决定是合理的。“这是根据这个纲要，79精神，指出了：”人民法院应被澄清是否到承认的证据应该是“证据的详细评估显示，在形成过程中在地面上的法官，法官在判断证据的自由裁量权限制的权利是明确的，判断，推理能力，总结司法经验是非常有用的。

5。

❻ 理财专家,如何购买基金.求大神帮助

2008年基金发行时间表 添富债券519078 债券型 1元 2008-01-21 － 2008-02-29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机构:工行,建行,农行,交行,招行,上海浦东发展,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深发展,广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东方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中国银河,海通,中信,安信,长江,招商,兴业,联合,光大,平安,中信建投,齐鲁,华泰,广发,湘财,东北,山西,德邦,国都,恒泰,中信万通,中信金通证券 王珏池先生，管理学硕士，14 年债券研究投资经验，曾参与上交所买断式回购及债券做市商的制度建设，对宏观经济和债券有深刻认识和理解。曾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总部投资部经理。2005 年4 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交易主管，现任汇添富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及固定收益主管。 陆文磊先生，金融学硕士，5年证券从业经验，对宏观经济、债券市场、货币政策有深入研究，荣获2006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2003年证券业协会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等荣誉。曾任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固定收益资深高级分析师。2007年8月加入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固定收益高级经理。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 121008 股票型 1元 2008-01-11 － 2008-02-0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工行,中行,建行,交行,邮政,招行,深发展,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银河证券,中信建投,招商,华泰,国泰君安,光大,海通,中信万通,国都,长江,兴业,联合证券 靳奕女士，工商管理硕士，10 年证券投资与研究从业经验，2007年2月1日起任融鑫证券投资基金和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曾在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从事企业收购与兼并和投资分析工作，曾就职于澳大利亚西太平洋银行和BT 资产管理集团的投资管理部门从事基金风险回报分析和资产配置管理，曾在招商基金从事投资研究和基金管理工作。 工银全球 486001 QDII 1元 2008-1-3 － 2008-2-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机构:工行,中行,建行,农行,交行,邮政,招行,深发展,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银河证券,中信建投,招商,华泰,国泰君安,光大,海通,中信万通,国都,长江,兴业,联, 曹冠业先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材料科学和技术经济双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法国马赛经济科技法律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学硕士学位；并获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和金融风险管理师（FRM）资格。先后任职于中海信托、法国雷诺机车集团从事投资研究工作；2001年至2006年，任职于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巴黎总部和香港公司，历任国际协调发展部亚太区主管、结构基金部基金经理，亚太结构基金投资主管、亚太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2006年10月起，任职于香港恒生投资管理公司，担任香港中国股票和QFII基金投资经理。2007年8月底加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11月30日起担任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科讯110029 股票型 1元 2007-12-24 － 2008-01-2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侯清濯，男，工学硕士，6年证券从业经历。历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自2006年1月1日起任科讯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07年7月12日起兼任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基金经理。 大成景阳519019 成长型 1元 2007-12-17 － 2008-01-1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机构:渤海,农行,中行,工行,东吴,建行,邮政,交行,招行,深发展,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长江,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招商,广发,中国银河,联合,山西,申银万国 基金经理杨建华先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监、研究主管。具有10年证券从业经历，曾任光大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启明星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2004年4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2月起开始担任景阳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06年1月起同时兼任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国投稳定121009 债券型 1元 2007-12-17 － 2008-01-16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销机构:国信证券,中信建投,中银国际,申银万国,招商,广发,湘财,平安,国盛,国泰君安,光大,联合,海通,华安,中信金通,兴业,华泰,中信万通,中行,工行,建行,交行,邮政储蓄,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深圳平安银行,银河证券 基金经理芮颖女士，中国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硕士和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哲学硕士，6年证券从业经历。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货币政策司，瑞银（香港）企业融资部，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固定收益部工作。2006年7月加入本公司，任固定收益总监。2004年1月16日至2006年6月30日，任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07年7月17日起任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❼ 关于基金管理公司 考研

你肯定是想看哪家大学生产的最多，好进去改造一下，将来也进基金或证券公司吧：下面有12家基金公司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清华、北大这些名流校府，你也不妨选择一下，反正读清华、北大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北京大学：

夏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与金融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博时价值增长、博时价值增长贰号混合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余洋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博时精选股票基金经理

杨军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基金经理

杨建华先生，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长城久泰中信标普300指数基金经理

王宁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长盛同庆股票基金、长盛成长价值基金经理

曹雄飞先生，北京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硕士，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基金经理

占冠良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大成2020生命周期混合基金经理

付勇先生，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会计学硕士，数学学士，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基金、东方精选混合基金经理

郑军恒先生，北京大学理学硕士，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基金、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基金经理

杨林耘女士，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基金经理

杨建勋先生，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基金、工银瑞信红利股票基金经理

清华大学：

邓晓峰，清华大学工商管理，获MBA学位，博时主题行业股票(LOF)基金经理

刘 海先生，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基金经理

刘海先生，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长城货币市场基金经理

侯继雄先生，清华大学博士，长盛基金同盛经理

于鑫先生，清华大学MBA，CFA，东方龙混合基金、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基金、东方金账簿货币基金经理

曲丽女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技术经济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基金经理

胡文彪先生，清华大学理学硕士，工银沪深300指数基金经理

复旦大学：

周力先生，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基金裕阳基金经理
杜海涛先生，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工银瑞信货币基金、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基金经理
江明波先生，复旦大学理学硕士，工银添利债券基金经理

中央财经大学：

刘静女士，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管理系经济学学士，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长盛货币市场基金经理

蔡宾先生，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学位，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经理

中国人民大学：

杨毅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基金经理
温震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南开大学：

赵龙先生，南开数学研究所金融数学专业硕士，宝盈策略增长基金经理
杨锐先生，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邹志新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注册会计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博时第三产业股票基金经理

陈硕先生，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南开大学生物化学学士、美国乔治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硕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应用计算机硕士、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久嘉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陈尚前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大成债券基金A、B、C、大成强化收益债券基金经理
维钢先生，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韩刚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司晓晨先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工银瑞信精选平衡混合基金经理

中南财经大学：

张文女士，中南财经大学金融本科，长信利息收益基金经理
许万国先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长信金利趋势股票基金经理

上海财经大学：

张伟先生，上海财经大学MBA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香港中文大学：

陈若劲女士，香港中文大学金融MBA，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山东中医药大学：

陈茂仁先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博士，鸿阳证券投资基金经理

中南工业大学：

欧阳东华先生，中南工业大学硕士，宝盈核心优势基金、宝盈资源优选基金经理

天津大学：

白仲光先生，天津大学博士，长盛中证100指数基金经理

南京审计学院：

张勇先生，南京审计学院金融学专业，工学学士，博时现金收益货币基金经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孙占军先生，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基金裕隆经理

重庆大学：

李硕先生，重庆大学工学硕士，长城久恒平衡基金经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曾芒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基金经理

重庆工商大学：

李硕先生，重庆大学工学硕士，长城双动力股票基金经理

南京大学：

胡志宝先生，南京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经济学硕士，长信银利精选基金、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经理

华南理工大学：

李小羽先生，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研究生毕业， 管理学硕士，加拿大特许投资经理资格（CIM），长信利丰债券基金经理

中山大学：

徐九龙先生，中山大学理学硕士，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基金经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丁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基金、基金同盛经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肖强先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士学位，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厦门大学：

黄瑞庆先生，厦门大学博士，长盛同庆股票基金经理
詹凌蔚先生，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基金经理

澳门大学：

倪明先生，澳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基金经理

武汉大学：

冯耀东先生，武汉大学硕士，长盛基金同益经理

山西农业大学：

邓永明先生，山西农业大学学士学位，长盛动态精选基金、长盛创新先锋灵活配置混合
经理

下面是英雄不留出处的：

陆万山先生，工商管理硕士，宝盈鸿利收益、宝盈泛沿海基金经理
黄健斌先生，金融学学士，EMBA，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张晓军先生，博士，博时裕富指数基金经理
李培刚先生，硕士，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刘彦春先生，硕士，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陈亮先生，硕士，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基金、基金裕泽经理
过钧先生，工商管理学硕士，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会员（CFA），博时稳定价值债券、博时信用债券基金经理
吴达先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经济学硕士，CFA，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经理
何光明先生，工学硕士，大成价值增长混合基金经理
施永辉先生，理学硕士，大成蓝筹稳健混合基金经理
杨丹先生，理学硕士，大成沪深300指数基金、大成景福封闭基金经理
杨建华先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基金经理
周建春先生，管理工程硕士，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基金经理
王立女士，经济学硕士，大成货币A、B基金经理
刘明先生，硕士，大成优选封闭基金经理
袁青先生，硕士，大成景宏封闭基金经理
魏立波先生，管理学硕士，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基金经理
王炯女士，硕士，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基金、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基金经理
任壮先生，管理学博士，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基金经理
徐嵩先生，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基金经理
李为冰先生，管理学博士，富国天源基金经理
饶刚先生，硕士，富国天利基金、富国天丰基金经理
陈戈先生，硕士，富国天益基金经理
宋小龙先生，硕士研究生，富国天瑞基金、富国天鼎基金经理
朱少醒先生，管理学博士，富国天惠基金、基金汉盛基金经理
杨贵宾先生，经济学博士，富国天时基金经理
周蔚文先生，管理学硕士，富国天合基金经理
毕天宇先生，工商管理硕士，富国天博基金经理
于江勇先生，硕士研究生，CFA，富国天成基金经理
钟智伦先生，经济学硕士，富国天丰基金经理
常松先生，管理学博士，富国天鼎基金经理
许达先生，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富国基金汉兴经理
张翎先生，英国利物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基金经理
曹冠业先生，法国马赛经济科技法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和法学硕士；并获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和金融风险管理师（FRM）资格。工银瑞信核心价值股票基金、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基金经理
郝康先生，澳大利亚莫纳西大学哲学博士，工银瑞信中国机会全球配置股票基金经理
陈守红先生，金融学博士，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基金经理
袁宏隆先生，硕士，光大核心基金经理
于海颖女士,硕士，光大货币基金、光大增利债券A、C基金经理
许春茂先生,硕士，光大红利基金、光大精选基金经理
钱钧先生,硕士，光大新增长基金经理
高宏华女士,工商管理硕士，光大优势基金经理
江涌先生，经济学、法学双学士，广发聚富混合基金经理
许雪梅女士，管理学硕士，广发稳健增长混合基金、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基金经理
冯永欢先生，经济学硕士，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基金、广发稳健增长混合基金经理
陈仕德先生，经济学硕士，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基金经理
谢军先生先生，金融学硕士，广发货币A、B基金、 广发增强债券基金经理
易阳方先生，经济学硕士，广发聚丰股票基金经理
李琛女士，经济学学士，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基金经理
邱春杨先生，金融学硕士，广发沪深300指数基金经理

❽ 当代商法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国际商法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中开设多年。[1]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对外经济工作的不断扩大，不仅一些大学开设了国际商法课程，而且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国际商法已成为许多行业和部门人士学习法律的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重视。与此同时，“国际商法”一词在各种场合被频繁使用，冠以国际商法名称的书籍也屡见不鲜。[2]于是，不断有对国际商法感兴趣的大学学生、研究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问题：什么是国际商法？怎样理解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国际商法是否同国际法、国际经济法或民法、经济法一样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对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新的要求。而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课题，推动和繁荣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正是我们法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职责所在。鉴于此，笔者拟对国际商法的概念从理论上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国际商法概念的研究，综合考察国内外学者散论于各种著作中对国际商法概念的说明，笔者认为国际商法的概念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下文分别予以阐述。

一、从广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第一，按照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3]国际商法就是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指某种商事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用以调整所有这些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具体将，举凡涉及商事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冲突法规范，国际商事公约或条约，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都应包含在内。

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除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依据和主要的标准外，由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法律调整方法的异同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标准。举一个明显的例证，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从未引起过争议，但刑法显然不是调整同一种类的社会关系的，而是调整由于犯罪所破坏的多种社会关系的，几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但其调整方法却是单一的刑罚手段。这是其它法律部门所不具有的调整方法。同样，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是多样性的，有不同于其它法律部门调整方法的显著特征。国际商法的调整方法，既包括协商与调解等调整方法，也包括仲裁与诉讼等调整方法，既包括国内法的调整方法，也包括国际法的调整方法。因此，从法律调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说明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讨论国际商事法律问题时，有必要对国际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词进行说明。“商事”一词是国际贸易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的惯常用语。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或国家都对“商事”一词尽可能做广义的解释。如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4]，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贸易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或其它形成的工业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法典》则仿照《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罗列了18种属商事关系的事项：（1）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2）销售协议；（3）商事代表或代理；（4）开采协议或特许权；（5）合资或其他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6）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7）建筑；（8）保险；（9）许可；（10）保付代理；（11）租赁；（12）咨询；（13）工程；（14）金融；（15）银行；（16）资料或技术的转让；（17）知识或工业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版权和软件程序权；（18）专业服务。[5]另根据我国加入1958年订于纽约的《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时作出的商事保留声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国关于“商事”一词的解释也是一种比较广义的解释。国际商法就是规范各种商事主体在上述国际“商事”领域活动的法律。

第二，从国际商法的产生看，国际商法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的。它最初所调整的商事关系就不是一国国内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而是跨国界的、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国际商事关系。

国际商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商法的形成来源于实践，它的系统化过程不是由于国家的立法或学者的传播，而是由于其适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国际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它在十一世纪出现于威尼斯，后来随着航海贸易的发展逐步扩大到西班牙、法国、德国及英国，甚至北欧各国和非洲北部。这种以商人（主要是从事两国或多国间贸易，并须经船舶运送的商人）间为规范对象的国际商法，属于商人习惯法，是以当事人自治原则为最高原则，经由交易常例、习尚、习惯而形成的法律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货物买卖合同的标准条款、两合公司、海上运输与保险、汇票、破产程序等方面的规范。这种商人习惯法是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业惯例，它与当时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具有国际性，是国际商法，普遍适用于各国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释和运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专职法官来执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组织的法院来执掌，其性质类似于现代的国际商事仲裁或调解；（3）其程序较简单迅速，不拘泥于形成；（4）它强调按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案件。[7]

第三，由于当代国际商事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国际商法发展到今天，已经由单一层次的国际商事惯例演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商法，是一个以国际商事惯例为主体内容的，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的综合的法律部门。

由于国际商法是用来调整从事跨越国境商事交往的各种公、私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所以，它的内涵和外延，早已大大地突破了国际商事惯例体系，而扩展到国际法、国内法、甚至还包括难以归属上述法律分类的其它各种法律规范。国际商法是一个多门类、跨学科的综合的法律部门。

而且，上述国际商法体系中的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原本的国际法规范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适用；国内法规范也可能上升为国际法规范而被国家或国际组织所适用。在当代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实践中，不仅单靠任何一种传统法律规范都已不能完全客观反应国际商事关系对法律调整的需要，而且各种法律规范和体系之间往往互相依赖、互相交叉、互相转化、互相作用。[8]国际公法规范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际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商事领域的国际公法规范对我国公民、法人是有直接约束力的。例如我国签署并核准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该公约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从这一天起，我国公民或法人与任何其他缔约国公民或法人之间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其订立以及卖方、买方因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都必须适用该公约的规定（除非双方当事人决定不适用该公约）。对我国公民、法人适用国际民商事公约和惯例，我国法律有明文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票据法》第9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9]

换个角度来说，有关国家和私人、法人之间的合同是可以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国家化的。例如，海特认为，任何准国际法庭或跨国法庭无法否认因政府与外国人之间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仲裁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并且有必要衡量适用国际法的适当性。他指出：“在私人投资者同外国政府间订立开发协议的情况下，……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外国人的契约权利，是可以通过其本国政府提到国际法高度来要求的。”[10]

此外，国际法协会在其关于“国际组织与私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和“国家与外国人协议中的合同准据法”的两个文件中，也接受适用国际法或适用一般法律原则。[11]

实践中，适用于一方当事人为国家或国家实体的合同不乏其例。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终裁决，就是选择国际法作为裁决的准据法的。中东国家的一些石油法也规定可选择国际法作为仲裁的准据法。

因此，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既可适用国际商事惯例，也可适用国际法，还可适用国内法，它们之间没有固定界线，当事人究竟采取何种法律手段，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具体来讲，用以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商法规范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为数众多的，普遍适用于各种国际商事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惯例，如《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等；第二个层次是有关各国或国际组织之间签订的对国际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商事公约或条约，如日内瓦票据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等（上述两个层次的国际商法概念同大陆法系商法中广义商法中的国际商法概念相同）；[12]第三个层次是有关国家用以调整本国境内商事往来关系规范中具有国际性的规范（或称涉外商事法律规范）。这里所说的各国用以调整本国境内涉外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既包括同时适用于国内某种商事关系和国内同类涉外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如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等，也包括只适用于国内某种涉外商事关系的法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第四，从广义上探讨国际商法概念，并非只是纯学理的说明，更是为了国际商法的综合运用和实际效益。

如我国公司到外国从事商事投资活动要受到多种不同层次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调整。首先，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我国公司在外国的商事投资活动要直接适用外国私法中有关涉外商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和规范，如要适用《外国人投资企业法》等；其次，我国公司要适用外国有关管理涉外商事活动的法律，如适用《海关法》、《外汇法》等；第三，要适用该外国认可或参加的国际商事惯例或国际商事条约、公约，如《托收统一规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第四，要适用我国与该外国签订的有关双方商事协定或条约，如《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等。同样的道理，外国公司到我国从事商事投资活动，在适用法律和选择法律方面也会遇到各种实际问题。

如果在上述选择法律过程中，仍然把视野局限在传统的法律部门或学科，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定义界说，[13]就很难对国际商事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采取最适当和最必要的途径加以妥善解决。如世界银行对私人公司贷款的合同，属于政府间机构与企业订立的契约，当选择契约的准据法时，尽管当事人中的一方不是私人，仍应适用国际私法；又如，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发达国家私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尽管当事人并非双方同是国家或同是私人，却非同时适用国际法和国内法（包括公法和私法）的各项原则不可。因此，对于国际商事交往中因范围、国家、法人、个人相互交织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必须同时运用与国际商事有关的国际法及与国际商事有关的国内法，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正确的处断。[14]

综上所述，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是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商事交往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国际商法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法律规范，它的内涵以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为主，其外延早已打破了国际法体系和国内法体系，而扩及到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国际私法规范、各国民商法的国际性规范（即涉外部分）。虽然国际私法和各国商法的涉外部分本质上都是各国的国内法，但是，既然它们都在各个主权国家的领域内调整着和制约着跨越国境的商事交往活动，从宏观上看，也就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国际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归属于国际商法的范围。

国际商法不仅包括规定国际商法主体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权利和义务的实体性规范，也包括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程序性规范，不仅包括国家对国际商事关系进行调整的强制性规范，也包括国家对国际商事关系进行调整的任意性规范。

因此，国际商法所研究的对象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往往要牵涉到现有的几十个传统法律部门的部分内容，要涉及到国际法、冲突法、民法、商法、税法、民事诉讼法、产品责任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诸多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

笔者认为，当前的问题不在于不合时宜地强调传统的法律分科，而在于寻找新的适应时代的制衡形式。[15]当代国际商事交易需要的不仅是某一特定的法律体系，还需要适应时代的新的调整方式。国际商法将满足国际商事的需要，如同习惯商法满足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商人的需要，和习惯法的颁布满足了14世纪中东的航海者和商人的需要一样。

二、从狭义上看，国际商法是调整国家之外的，主体平等的商事组织及其商事交易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门。

如冯大同教授等认为，在国际上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主体基本上是公司、企业等商事组织而不是国家，它们之间的交易属于不同国家的主体平等的商事组织之间和个人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易，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易。所以，在“国际商法”这一概念中，“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的含义并不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意思，而是指“跨越国界”（Transnational）的意思。国际商法是调整国家之外的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个新的尚在形成中的法律部门。[16]

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还认为：随着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往来的扩大和频繁，国际商事关系呈现得更加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国际商事活动方式，如国际投资、国际融资、国际租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合作生产、国际工程承包、工业产权与专有技术许可贸易，等等。这些活动方式或者说交易方式，已超出了传统商法调整的范围。国际商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越来越广泛。但与传统商法相比，国际商法尚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不仅上述这些新型的国际商事交易方式大都是从传统商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传统商法历史悠久、无所不包，涉及买卖、合同、担保、公司、代理、居间、票据、保险、破产、海商、仲裁、竞争、信托、证券、期货等社会商事关系的各个方面，而这些内容，国际商法大多还未涉及到。因此，国际商法的体系和内容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以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除上述国际商法的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外，国际商法还可作为一种比较研究各国商法的研究方法的概念而存在。

三、国际商法的“并存法（Concurrent laws）”概念。[17]

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为了避开不同国内法体系之间的差异和难以预测的变化，将国际法、国际商事惯例及国内法三者结合起来，以一种统一的法律体系的形式，即创立一个可适用的三者并存的法律体系来调整国际商事交易的作法在各个国家呈发展趋势。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是采用并存法律体系的一个较典型的例子。该公约明确规定：“仲裁庭应依据争端当事人间协议的法律准则裁决争端……”。如前所述，该条款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当事人可以选择国内法，或选择国际法，或选择国际商事惯例；其二，当事人还可以既选择国内法又选择国际法和国际商事惯例，三者并用。该公约在同一条款中还规定，在当事人缺乏选择时，仲裁庭“应适用争端一方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关于冲突法的规则）以及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18]可见，不仅当事人选择法律是多轨制，仲裁庭在选择适用法律上也是多轨制，既可适用国际法体系，也可适用国内法体系，还可适用不属于这两种体系的国际商事惯例。

并存法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争论的产物。这种体系的作用在于，一方面适用国家当事人的国内法，承认国家当事人主权地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参照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商事惯例，为合同私人当事人一方提供一定的保护，保证国内法对外国投资者或其他人的待遇不低于最低国际标准。其实质就是在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掺入一种平衡力量。笔者认为，并存法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广义的国际商法的独立存在。

【注释】
[1][7][16]参见冯大同主编：《国际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页，第4页。
[2]参见关安平主编：《国际商法实务操作》一书，海洋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徐显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205页。
[4]A.Redfern M.Hurter，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1986，PP.13-16.
[5]美国加利福尼亚《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法典》，第1条第1297节第16款。
[6]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4月10日《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
[8][15]赵威著：《中外合作开发煤炭资源的法律问题》，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1页，第18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5章第96条，1995年5月10日第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
[10]George W.Heght，The choice of Publie.Lnterational Lawas theApplicable law in Development Contract with Foreigr Government，in Intermational Financing and Development，J.F.Mcdaniels ed.1964，p.556.
[11]（美）汉斯？史密特主编：《国际合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12]杨建华著：《新版商事法要论》，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1页。
[13]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4页。
[14]樱井雅夫：《国际经济法研究——主论海外投资》，1977年日文版，第1章。
[17]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244页。
[18]《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42条第1款。

❾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名单

中国共产党西华师范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分团）名单

教育学院代表团（17人）
团长：冯涌
副团长：冯文全
成员：冯涌冯文全李赐平王迎丰杜永红李勇郑国
刘桂芬范琐哲曾彬韦油亮贾云鹏杨海茹姜伟（学生）伍龙娇（学生） 楚昌秀（学生） 芦亚柯（学生）
文学院代表团（30人）
团长：陈树生
副团长：程丽蓉
成员：陈树生程丽蓉杨红旗王胜明陈玉清何希凡孟川
邱月邱永旭杨勇张琳郑银凤周晓琳查中林
曾晓舸傅学敏翟启明龙彦竹叶云佳李新道吕雪梅
任军朱力廖俞王增婷（学生） 王毅（学生）
代青（学生） 李思军（学生）李玉婷（学生）周国围（学生）
新传、法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周道春
副团长：孙益全
成员：周道春杜刚杨敏汪莉陈欢（学生）
古晓芳（学生）孙益全刘永红肖红冯强张洁
李敏（学生）
政治与行政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高青兰
副团长：任中平
成员：高青兰王雪峰任中平吴晓燕赵永行马桂瑛
毛玉楠朱开君杨绍安周岚（学生） 郑华（学生）
杨斌（学生）
历史、管理学院代表团（17人）
团长：邱鑫
副团长：李敏
成员：邱鑫吴敌吴勇刘长江李其原文薪燚朱丽娟（女）
李倩（学生） 王敏（学生）李敏（女）蔡东洲朱华
左平蒋晓春王伟伟龙娟（学生）黄传荣（学生）
外国语学院代表团（20人）
团长：张效赤
副团长：杜平
成员：张效赤杜平寇荷超陈文存何木英文德宁
王翠婷邓静刘长缨朱莎莎许会荣何华清
杨剑英陈正伦赵科安韩伟张姝（学生）
周丽（学生）曹丽霞（学生）彭毅（学生）
数学与信息学院代表团（16人）
团长：龙汉武
副团长：邓鹏
成员：龙汉武邓鹏陈豫眉李军王庆平孙海汤强
何鹏光高明程绩陈瑶吕燕（学生） 来伟（学生）
张天涯（学生）周瑞（女）盛元（学生）
物电、计算机学院代表团（14人）
团长：任维义
副团长：王锦
成员：任维义罗志全陈玲赖春红兰小刚张洁 杨辉（学生）严风华（学生） 王锦 陈金祥 李明生 毛嘉莉（女）王淋娇（学生）高媛媛（学生）
化学化工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王心良
副团长：杨秀培
成员：王心良杨秀培廖运文山桂云何晓英李进苟兴龙
秦大斌廖钫刘冠峰（研）张婷（学生）金开芳（学生）
生命科学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李艳红
副团长：黎云祥
成员：黎云祥李艳红张君冯昌琼甘小洪石爱民米志平
杨军杨艳孙宏伟（学生）袁智勇（学生）曾雪（学生）
国土资源学院代表团（13人）
团长：周申立
副团长：翟有龙
成员：周申立翟有龙陈利张斌周旭罗明云林玲罗培?
贾春蓉蒋良群江林（学生）刘英（学生）严磊（学生）
商学院代表团（10人）
团长：冯开甫
副团长：曹敏
成员：冯开甫曹敏任丽平刘丁豪孙加秀刘恩华牟进洲
邓晓霞任彬蔡朝霞（学生）
美术、音乐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唐柏林
副团长：魏胜
成员：唐柏林刘清扬李浥向新元李顺利（学生） 张莉莉（学生）
魏胜曾晓安赵大刚何玉李佳（学生） 付应洪（学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附小代表团（10人）
团长：卢英
副团长：邹波
成员：卢英龚平黄元全王成光张思军曹均学
崔青青张慧芬（学生，女） 邹波何阔
体育、高职学院代表团（12人）
团长：张驰
副团长：朱成勇
成员：张驰张翔李平郑志刚王永安李丽陈彩霞（学生）
罗朝军（学生）朱成勇范怀超谌家军秦天梅（学生）
机关第一代表团（14人）
团长：赵倩
副团长：陈涛
成员：杨树政陈宁聂应德王安平佘正松徐远火赵倩
孙洪波周勇宋小兰李鸿生杜维彦陈涛赵国强
机关第二代表团（10人）
团长：姚龙
副团长：张为
成员：李健张为刘利才冯晓桦唐伟蒋河
姚龙宋全德周明友谭劲
机关第三代表团（13人）
团长：苟国旗
副团长：郭黎康
成员：彭正松刁永锋苟国旗周材权赵炳美冉红梅 刘莹
张励赵鹏程徐邓耀魏勇杨和平郭黎康
后勤代表团（10人）
团长：何永宏
副团长：石六山
成员：刘玉平何永宏石六山曹同刚贺钢贺敏
李惠君熊海涛罗东升张淑芳
离退休代表团（28人）
团长：贾宁
副团长：刘政
成员：贾宁刘政文崇光王国晖王治权王辉中韦俊侠
冉元辉冯恩溥田凤清宋东张虎张洪德李子荣
杨世德杨业瑞杨正业杨建华肖昌义林国政欧明芳
罗大荣夏承光秦自生崔吉甫曹智英黄天均谭幼华

附件三：

中国共产党西华师范大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名单

章润瑞梁德玺陈正安汤泽生康纪权蔡铎昌肖泽骠
龙显昭张明德段明安徐安兴马明远刘长春李崇英
汪佐春王明阳李佳孝李章科何金泉唐孝奎唐赟
侯万儒唐晓平杜学元杨光邹霞傅宗洪王远舟
刘全忠李明东冯明义王朝斌何定李文生张天儒
何良光李智刘钊蔡茂华李永洪秦华王仁蓉
段立波曾庆亮丁光泮邓署燕吕勇赵玲李化树
雍景琼林为理刘钰冯庆煜康大寿崔泽建陈亚军
蒋晓惠赵义山唐绍洪李蜀果田佳佳雷金蓉江玲
赵正陆敬让黄德明陈玉升杨志刚罗凯

❿ 何为我国的地域管辖制度

地域管辖是指确定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某些规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当事人经济、便利地进行诉讼和法院公正、高效审理的需要。因此，对我国地域管辖的某些规定进行人性化的完善势在必行。

一、科学界分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与专属管辖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通常将地域管辖划分为三类，即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与专属管辖。其中，一般地域管辖在性质上为属人管辖，以法院辖区与当事人的隶属关系为标准来确定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在性质上属于对物或对事管辖，其以法院辖区与诉讼标的或法律事实的隶属关系为标准来确定管辖。其设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体现“两便原则”，即便于当事人经济、快速地进行诉讼，便于法院更好地审判、合理配置资源。由此可见，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是两种不同的地域管辖，两者系竞合关系，在适用上并无先后之分。也就是说，适用特别地域管辖的案件，依诉讼标的诸要素所确定的法院固然有管辖权，被告住所地法院也同时拥有管辖权，两者之间实际上为一种选择适用的关系，而具体选择向哪一个法院起诉，则完全取决于原告的意愿。专属管辖则是指法律强制规定某类案件只能由特定的法院进行管辖。它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不仅排除对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适用，同时还完全排除了当事人对管辖的协议变更。其实质在于对法院管辖权的确定一律适用法律的规定。

具体到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二十七条、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合同纠纷案件、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侵权行为案件、交通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案件、海事损害事故请求损害赔偿案件以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农业承包合同案件、产品质量损害赔偿案件，这九种特殊地域管辖都将被告住所地作为法院管辖地。而对于海难救助费用案件、共同海损案件、联营合同案件、债权人申请支付令案件、诉前财产保全案件以及担保合同这六种特殊地域管辖案件则没有将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联接点。显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逻辑不清，比较混乱。我们认为，在民事诉讼法修订时，有必要删除特殊地域管辖中关于“被告住所地”作为管辖联接点的规定，以便科学界分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与专属管辖的关系。

二、在地域管辖中要确实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合同纠纷案件是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意味着对于异地消费所引起的合同纠纷，消费者只能向异地的厂家所在地或购买地所隶属辖区的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无法获得司法救济。这种规定大大加剧了弱势群体——消费者与强势群体——厂家之间力量的鸿沟，增加了消费者进行诉讼的风险和成本，阻碍了消费者接近法院，尤其对于通过网络的形式购买异地甚至国外产品的消费者而言，更是一种实质的阻碍，而迫使其不得不打消进行诉讼的念头。因此，我国地域管辖的规定不能一概而论，还须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具体来说，在消费者合同、个人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这三类合同中，由于消费者、被雇佣者、被保险人均是弱势群体，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倾斜性保护，即对于这三类合同纠纷案件，民诉法可规定：消费者惯常居所地、受雇者惯常工作地、保单持有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住所地法院也享有管辖权。这既是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求，同时也是诉讼实质公平正义的体现。

三、进一步完善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是指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民事争议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选择处理它们之间争议的管辖法院。协议管辖是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体现，它的设立意味着当事人的处分权进一步扩大，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民主性的进一步增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现有协议管辖的规定显得有些保守，很多方面还亟待完善。

（一）扩大协议管辖的范围

1、扩大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非涉外诉讼中当事人只能对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协议管辖，其他案件不能适用协议管辖；而在涉外诉讼中当事人则可对各类财产权益案件适用协议管辖。这种双轨制的处置办法使得协议管辖区分为国内案件的协议管辖与涉外案件的协议管辖。这种规定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不同规定显然是落伍了，市场经济要求市场的统一，市场的统一又要求市场规则（包括权利救济规则）的统一。因此，为更好地扩大与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维护诉讼规则适用的统一性，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将国内案件与涉外案件协议管辖统一起来，即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的财产权益案件。

2、扩大协议管辖的法院范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内民商事合同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仅限于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这五个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于此立法规定，大多数的学者都要求进一步扩大协议管辖法院的范围，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设立协议管辖的立法本旨，主要就是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够将其争议提交他们依赖的且方便的法院审理，抑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如果将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仅限于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就会影响民事诉讼法立法意图的实现。因此，主张取消这五个与案件有实际联系的可选择法院的限制，认为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国内的任何法院。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明示协议管辖选择的范围既不以与案件有密切联系为限，使之不同于法定之地域管辖，体现自己的特色，又不能宽泛到选择任意第一审法院均可之程度，其范围可限定在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即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协议管辖法院的范围，同时又并非漫无边际，即必须与案件有实际联系，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选择自由，确保了当事人的便利，同时也避免与案件无任何联系的法院在审理上的不便。

（二）承认默示协议管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了涉外合同的默示协议管辖，即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我国非涉外诉讼却没有默示协议管辖的规定，而是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案件不属于其管辖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以及当事人有权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在审判实践中，法院若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其他原因未依法移送案件，且当事人并未提出异议而应诉答辩，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受诉法院是否取得管辖权，若取得管辖权，依据何在？因此，在非涉外诉讼中有必要承认默示协议管辖来解决立法的漏洞，确保涉外诉讼与非涉外诉讼的规则统一。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有条件地承认默示协议管辖的方式，即在第一审国内或涉外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向无管辖权的一审法院起诉，则该受诉法院应当将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告知被告，被告知晓了管辖错误及后果仍同意应诉答辩或提出反诉的，视为其承认该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被告权益的保护，平衡了其与原告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法院办案，提高诉讼效率。

（三）对协议管辖的限制

当然，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不是毫无限制的，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权利也是如此。对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辖协议，法律须作必要的限制，规定其无效。因为消费者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信息占有优势上，相对于经营者，都是处于弱势。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平衡两造的诉讼武器，避免经营者利用格式合同的方式来选择对消费者非常不方便的管辖法院，明确经营者与消费者依格式合同成立的管辖协议无效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