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刑法治

❶ 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认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征的观点，至今被不少著述视为“定论”广泛沿用，未曾受到质疑。对于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中国古代在诸法合体的结构形式中，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我赞同中华法系是“民刑有分”、“历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论断，但以为律典的特征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观点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承认中华法系是由诸部门法构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认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时又说律典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属于刑事法律的范畴，是否以刑调整法律关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诸部门法的根本区别。倘若律典是“诸法合体”、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内容在内的话，怎么能把它仅归于刑事法律的范畴呢？倘若历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话，又怎么能把中华法系的特征概括为“民刑有分”呢？显然，这一观点混淆了律典的性质和无限地扩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内容的范围。

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历朝的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单行法，内容极其丰富。从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汉代、明代的行政、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数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内。其它朝代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设置了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行为规范，以“简当、稳定”为编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无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进去。

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
律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认为我国古代始终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这种论点是不符合史实。从先秦到明清，刑事与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是不同的。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吕侯制刑，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刑、礼）相为表里者也”。自商鞅“改法为律”， “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礼的名称虽数千年以一贯之，但其性质却颇有变异。作为行为规范的礼，其内容含盖了包括民法在内的诸部门法。自秦汉以后，还出现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采取“应为”、“不应为”的方式，从正面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生活规范。魏晋以后，大量制令，“令”愈显独立，统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规范在内的法律法规，多归于“令”。礼、令与规定如何处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规定具体的刑罚。正如《晋书》卷三0《刑法志》云：“军事、田农、酤酒，……不入律，悉以为令，违令有罪则入律”。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
在我国古代法律中，虽然没有象现代一样出现专门的民事诉讼法典，但在诉讼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划分，《周礼·秋官·大司寇》云：“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郑注“讼谓以财货相告者”，即为民事诉讼；“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即为刑事诉讼也。民事、刑事诉讼自古有别，历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区分。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类著作，对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规范、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 在阐述历代法制时，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等法律制度 列为专章进行研究的，该书中对包括民事诉讼在内的民事法规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因此，不能仅以刑事法典为据，就断定我国古代是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类法律关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别，这些立法原则古今是一样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现代法学理念看来，应以民事、行政法等调整的社会关系却用刑法处理的问题。出现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是与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儒家礼教、家族观念对立法的影响有关，也与古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有关。历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内容的刑罚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者看来，都是属于"出礼而入刑"的范围，与所谓的"民刑不分"无关。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就不能说其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一样，也不能因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问题，就断定它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类法典的编纂也很发达。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编纂。据史载，晋国赵盾“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是有文字可证的我国古代编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记载，然这部法典当时尚未公布。战国时李悝所撰《法经》，是我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于秦汉；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于魏晋；以会典形式记载典章和法律制度，始于唐而继于明清。魏晋以后的大多数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设范立制”，与律典并行。令典是以行政类法律为主、包括有经济、民事、军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规范在内的综合性法典，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唐六典》和历代《刑法志》记载，魏修律18篇时，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余篇。
秦汉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举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称举例
文献出处

秦
律
秦律除《盗》、《贼》、《囚》、《捕》、《杂》、《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单行律

置吏律 效律 传食律

行书律 内史杂律 属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厩苑律 仓律

金布律 关市律 徭律

赍律 公车司马猎律

藏律 傅律 军爵律

中劳律 戍律 屯表律

尉杂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简

令
焚书令 谥法令

田令 垦草令

津关令

夷三族令
《史纪·秦始皇本纪》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书·惠帝纪》张晏注

《汉书·高后纪》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简

式
封诊式
睡虎地秦墓竹简

课
牛羊课
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

答问
法律答问

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告
语书
睡虎地秦墓竹简

汉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综合编纂类）

傍章 （18篇）

朝律 （6篇）

越宫律 （27篇）
《汉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吕后）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种，综合编纂类）
江陵张家山汉简

2．杂律（单行律）

大乐律
《周礼·春官·大胥》注

尉律
《汉书·昭帝纪》注

上计律
《周礼·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续汉书·礼仪志》注

钱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田律
《周礼·秋官·士师》注

田租税律
《史记·将相名臣表》

左官律
《汉书·诸侯王表》

挟书律
《汉书·惠帝纪》

令
1．以甲乙丙为名（综合编纂类）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区为名（综合编纂类）

乐浪挈令

北边挈令

3．以官署为名（综合编纂类）

光禄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鸿胪挈令

御史挈令
《汉书·宣帝纪》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说文·系部》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0·28

《汉书·燕王刘旦传》

《敦煌汉简释文》982

《汉书·张汤传》

《晋书·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96

《武威旱滩坡出土汉简》8

4．以内容为名（多为单行法）

秩禄令

宫卫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监临令

（以上为职官管理类）
《汉书·文帝纪》注

《汉书·张释之传》注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汉书·哀帝纪》

《汉书·冯野王传》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景帝纪》

田令

水令

马复令

金布令
《后汉书·黄香传》

《汉书·儿宽传》

《汉书·食货志》

《汉书·高帝纪》注

缗钱令 （以上为经济管理类）
《汉书·食货志》

祠令
《汉书·文帝纪》注

祀令
《汉书·郊祠志》注

斋令 （以上为礼仪类）
《汉书·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记·将相名道表》

公令

卖爵令 （以上为军事类）
《汉书·何并传》

《史记·平准书》

狱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汉书·刑法志》

谳狱令 （以上为司法类）
《汉书·平帝纪》

胎养令
《后汉书·章帝纪》

养老令 （以上为养老、胎养类）
《汉书·文帝纪》

科

谳法科
《后汉书·郭躬传》

首匿科
《后汉书·梁统传》

宁告科
《后汉书·陈忠传》

钻钻科

亡逃科

异子科

投书弃市科
《后汉书·陈宠传》

《后汉书·陈忠传》

《晋书·刑法志》

《晋书·刑法志》

品
仪品

守御器品
《汉书·梅福传》

《散见简牍合辑》203简

复作品
《居延新简》EPT56·280-281

就品

赎品
《敦煌汉简》1262简

《居延新简》EPT56·35-37

烽火品约
《居延新简》EPF16·1-17

比
决事比
《周礼·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决事比
《汉书·刑法志》

辞讼比
《东观·汉记·鲍昱传》

法比都目
《汉书·鲍昱传》

嫁娶辞讼决
《晋书·刑法志》

决事比例
《晋书·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晋书·刑法志》

廷尉决事
《新唐书·艺文志》

❷ 翻译 汉书 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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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中国古代哪些朝代用过乱箭射死的刑罚

死囚牢房

清末著名刑法专家沈家本对古代的“刑法之数”做过统计。

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时期死刑数量的变化：

东汉和帝永元时期：死刑610种;

北魏高祖太和三年：死刑235种;

唐朝：死刑233种;

宋朝：依唐刑律，庆历敕增31种，嘉佑敕增60种;死刑总数多于唐朝。

元朝：死刑135种

明朝：死刑249种，另有《杂犯》死刑13种、《问刑条例》死刑20种;死刑总数量多于唐朝，而少于宋朝。

清朝：初承明律，晚清死刑减少。

❹ 汉书刑法志梗概

《刑法志》是《汉书》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汉书》以外，《隋书》，《旧唐书》等多部史书都有这样的篇目。主要介绍的是关于法律刑罚的情况。

《汉书刑法志》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叙述刑法制度发展史的专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辅”的观点，评述了夏商周以来法制及其变革的功过得失。《汉书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对夏商周、春秋战国以及秦朝的法治变革进行了阐述，并未详尽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作者举例时引用的一些文献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礼轻刑、轻视法律的思想。

文章开篇两段对中国中国古代刑法的产生的原由进行了说明，“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人说而从之”，“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统治者在法与礼制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观点，阐述了春秋战国到西汉的刑法的发展过程，由于作者把用兵当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说用兵其实就是阐述刑法的发展状况，但作者秉承仁义用兵（刑）为上，文武（礼治与法治）相配为立法治国的原则，“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而穷武极诈，滥用刑法则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辅”的观点，“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后面几段主要结合“刑新邦用轻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乱邦用重典”的观点，引用西汉以前的一些例证来说明法制对治国理政的负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阅读部分的主要内容，下面来谈谈我的感想。

《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当时儒家思想已经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将其作为西汉的主流统治思想，并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班固作为东汉学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应该看到的是，西汉以后的儒学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所单纯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儒家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个“大杂烩”的思想体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当时汉朝的学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同时，从作者笔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张的是“德主刑辅”的观点，对“刑”与“礼”的地位有着明确的划分，强调“本末有序”，坚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法律在当时只是被看作辅助礼制的工具。同时，我想到了汉朝时重要的一个断案制度——春秋决狱，即在断案的时候依据儒家经典、春秋大义进行裁决，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考虑行为人的内心动机，“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法律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礼制的“辅助者”，礼制对法律的施行有着指导作用，只有在礼制的指导下，法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同时，作者其实是一种兵刑不分的观点，将军事制度看成一种“刑法”，谓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扑”，讲述了远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导百姓及编制军队，立武治国的历史。

但是，作者主张“德主刑辅”的思想的同时，没有很好的处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没有正确认识法家思想，作者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论述方式有失偏颇。对外用兵属于一国的“外交”范畴，而一国的法律则属于“内政”问题。当今法学界有关于法律“属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当时秦国的法律也不会对齐国的人民产生约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属于一国的“内政”问题，只对其管辖下的人民有普遍约束力，不能与对外用兵混为一谈。作者将对外用兵作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对其观点进行论述，其所引用的范例也多是涉及军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却没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内政”方面的例子，其论点的说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没有很好的认识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强调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国家并严格执行，强调君主治理国家要将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作者引用的吴起、商鞅等例子，将这些法家学者看成了“狡诈之士”，只看到了他们破坏了“礼制”，“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混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而没有看到“术治”在治理国家、维护君主权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法治”，作者在叔向与子产的对话中也没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样只看到了“法治”对礼制的破坏，而没有对“法治”在治国理政 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引用圣人孔子的话来反对子产“铸刑书”的行为。另外，更为偏颇的是，作者错误地将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对秦国商鞅变法到秦朝重刑治国进行了简要说明，体现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灭亡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正确区分法家思想在秦国时期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在战国时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燔诗书而明法令”，奖励耕战，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威，使秦国迅速成为了当时的强国，为之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一阶段，法家思想是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共识。然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表面上还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种极端的国家主义，同时也没有根据统一全国后社会状况的变化相应的修改其法律，违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导的“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思想。同时，到了秦二世时期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已经背离了法家所倡导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义的要求，完全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因此，秦朝由于严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认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灭亡，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汉书作为官方编著的史书，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出统治者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江山稳固。因此，必然要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找出一个论点，所以，在思想领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法家思想的错误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历史历来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来书写的。

❺ 西汉文帝景帝的刑制改革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是什么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事找出一个我们虽然从史书上见不到而在实际上必然存在的改动理由。问题的关键，不用说就是当时斩右止在什么情况下施用。根据有关文献，我们似乎可以做出第二项推测：

B. 斩右止可能是作为加重处罚或针对累犯而使用的。并且一旦施加了斩右止，可能意味着罪人左止也不复存在。这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罪人在一次的判决中因数罪并罚而被同时斩去左右止。二是罪人以前犯过被斩左止的罪如再犯斩左止的罪，将被斩右止；或因累次犯罪已经被黥劓斩左止，则再犯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时要斩右止。

例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到庞涓妒忌同学孙膑的才能，将其召到魏国，“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又如《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

以上都是先秦时代的例子。能反映汉代情况的，是见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一件汉

初案例。案情说的是：女子符逃亡，后趁自占书名数即自动到官府登记身分户籍时，隐瞒了原来的身分而登记了名数，接着又做了大夫明的女奴。明将她嫁给隐官解为妻。解原先受过黥劓，这时为隐官。隐官是指受过肉刑的刑徒，后因赦免、除罪等原因不再作为刑徒看待，被安排在不易被人看见的处所生活和劳动的人。

本案被提起诉讼是因为符被人（可能是符原先的主人）发现并被送到官府，逃亡一事被告发。隐官解因为娶亡人符为妻，依律：“娶亡人为妻，黥为城旦”，解作为违反这项法律规定的人被判处黥的肉刑和城旦的劳役刑。黥是肉刑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在它上面依次还有劓、斩左止、斩右止等几个级别。但本案受到刑罚的解不是初次被刑，由于解以前已受过黥劓的肉刑，便不再施黥，结果处刑是“斩左止为城旦”。〔3〕

可以推想，假如“解”再被赦为隐官，以后又犯了黥为城旦以上的刑罪，则将会被斩右止。这样来推测如果符合当时的情况，那么“解”至少需要犯三次刑罪才能到斩右止的一级。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一个人多次犯有黥城旦的罪，累积起来则需要犯四次刑罪才到达被处斩右止的一级。即使作为加重处刑的前述最重的一种“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的情况，也需要再犯一次黥城旦以上的罪才到达斩右止的重级别肉刑。以这种情况而论，累犯的次数既多，所犯罪行又都较重，应当是不多见的。

以上推论如与文帝时改革刑制联系起来看，那么张苍等人提出将斩右止改为弃市的方案，实际上可能是将累次犯有较重之罪达到斩右止的改为死刑。至于汉代是否有初犯而且是一

罪便被斩右止的情况，现在还不能肯定，我个人的看法是倾向于没有。

受到后人推崇的唐律里，就有累犯加重的法律规定。请看《贼盗》律中的一条律文：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

这虽然只是特指盗罪，并未作为普遍原则使用，但是从疏议解释的立法目的来看，实质上是对多次犯罪不思改悔的人加重处刑。疏议是这样说的：“行盗之人，实为巨蠹。屡犯明宪，罔有悛心。前后三入刑科，便是怙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对唐代的这一法律规定，因为说明的很清楚，因此未必使人反感。如果联系到汉除肉刑，改斩右止为弃市，倘若当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对累犯应处肉刑者改为弃市，以对“屡犯明宪”者峻之以法，以避免废除肉刑并规定刑期后，可能带来的对这类人处罚过轻的问题，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吗？

由于文帝改革受到后人指责的一点就是把斩右止改为弃市，在无法了解当时具体情况的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大合适的做法。但改律时文帝和张苍等君臣都不以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其中一定有不为后人所知的理由。根据新出土的汉简《奏谳书》，我想找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提出以上的看法。据整理张家山汉简的学者所讲，汉简“律令中尚存有大量的肉刑，如黥、劓、府、斩左止、斩右止等，”〔4〕其中“斩右止”的相关条目对解释文帝改革有关键的意义。本文的看法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意义上的假说，希望在张家山汉简全部公布出来后，能从中得到部分验证。

二、对现行说法的反思

对汉文帝除肉刑的评价，国内比较多的一个说法，是从经济着眼，即从破坏还是保存社会生产力的方面加以分析。比如有的学者立论认为：文景之世的刑制改革，明确提出了废除肉刑的具体内容。这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以后，在法律制度方面所出现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作为奴隶制刑罚制度核心内容的肉刑，是一种残害人的肢体，破坏人的生理机能，使人终身残废的野蛮残酷的刑罚。它通过对一部分劳动力的人身伤害，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这已不能适应封建个体小农阶层已成长为广泛社会基础，封建个体小农经济已构成为主要经济成分的封建时代的社会要求，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因此，文景之世废除肉刑的改革，不仅扩大了剥削对象，增加了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来源，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与经济的恢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而且也使刑罚制度由极端野蛮残酷向相对宽缓人道逐渐过渡，从而消除奴隶制残余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消极影响，推动封建法律制度向深入发展。

我个人以前也曾持此说中所主张的、除肉刑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关系的看法。现在看来，如果以汉文帝改革的特定的时点来分析，我们的这一看法也许有些牵强。

文帝改革刑制的时段，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肉刑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情况。在《汉书·刑法志》提到废除肉刑一事之前的一段文字中，班固是这样说的：“及孝文即位，……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里谈到一年之中，断狱即刑事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当然这也许是大约的数量，但既然有确切的四百这一基本数字，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认为这不过是班固的溢美之词，恐怕还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否则难以服人。现在根据这一数字继续往下追问，就要难免出现一些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每年只断狱四百，如果受到审判的罪人所受到的处罚包括死刑、肉刑、徒刑、迁刑、财产刑等所有各类刑罚，那么被判处肉刑的人是十分有限的，只会占四百个案件中的一部分。从劳动力角度去计算，这些人和汉代当时已经拥有的几千万人口相比，不能不说是微乎其微的。再比如说，即使象师古注释时说这四百“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不知师古是有根据还是推测出此种含义），也难以和劳动力问题相联系，因为不要说重罪应包括死刑，就算四百个案件涉及的罪人所受的刑罚都是肉刑，那也不过是四百而已，单纯从劳动力方面讲，保留肉刑也不致出现不能满足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劳动力的剥削需要。还有更主要的被忽略的事，那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即使人们被施加了肉刑，也没有表明就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黥刑应是肉刑中使用量最多的刑种，劓刑一般使用的已经不很多，从劳动能力看，被黥、被劓的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至于斩止的刑罚，我们至少知道斩左止往往并处城旦的徒刑。城旦据汉代人应劭说是“旦起行治城”即一早就要去筑城，不论刑徒是否这样分工，起码城旦也是指重体力劳动。这说明斩左止的人即使身体活动能力受限，但仍然能承受较重的劳动。以前我曾著文提到，受了斩止刑罚的人，可能只是斩去脚的一部分（如果大胆地推测，也可能就是斩去脚趾，受刑者仍能双足站立乃至行走，只是有些行走不稳）。

对肉刑本身的分析，应当说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更能揭示其实质。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在中国的上古时代，“受肉刑者已不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都无人关心，与最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可以认为这就是肉刑的本来目的。也就是说，与死刑一样，肉刑所追求的目的，在本质上与放逐是相同的。刀斧之痛、伤残之苦都不是肉刑的主要目的，肉刑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加之于肉体的毁伤，是社会废人、市民权被终身剥夺的象征。”而让刑人充当贱役，可能是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难以生存，因此照顾性的给予其度过残生的谋生条件。后来认识到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才逐渐发展出针对刑人的相关制度。滋贺先生对中国早期刑罚的起源还提出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即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从“驱逐出社会”的角度，一元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5〕

所以，判断肉刑属于严重破坏生产力，或者说废除肉刑有扩大剥削对象的意图，似乎分析的都不够到位。如果就事论事，应当承认汉文帝除肉刑的本意，还是文帝自己说的，是要实行德政，为罪人开通改行为善之路。

汉末曹操执政时期，曾经考虑恢复肉刑，但这时任少府一职的孔融坚决反对复肉刑。他提出的主要意见是：第一是时代变了，当今与古代社会条件已不同，复古刑不合时宜。第二是肉刑残酷，容易让人联想起商纣王，纣王曾砍开朝涉者的小腿研究为何这些人不怕冰冷的溪水敢在早晨涉水过去，天下因此评价纣王无道。肉刑中的刖也是砍下人的脚，“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想求得天下祥和怎么可能呢？第三是从历史上来看，受过肉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一些人如赵高、黥布之流反倒往往“为世大患”。说明肉刑的使用并不能阻止人再做坏事。而一些好人受了肉刑，“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他们虽然都有令人佩服和感叹之处，但作为刑余之人，由于身份低贱而永远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也失去了进取的机会。“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也就是说汉除肉刑有利于受过处罚的人们不失去对未来的希望，刑罚的目的是使人复归社会而不是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孔融的这些话等于为以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提出了有力而详尽的论据。他举出的例子有的也不是很恰当，但是，中心论点如肉刑的残酷无道，肉刑不能阻止恶人作恶反而有时会伤害好人，以及肉刑断绝了人们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都很有说服力，因此他的意见被听取了，刑罚没有改动。（见《晋书·刑法志》）

孔融的论点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所说的“一罹刀锯，没世不齿”，以及汉除肉刑是为了“开改恶之路”。滋贺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文帝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开辟改过自新之道，而肉刑是一旦受之、终身不改的，所以被废止了。废止终身劳役刑，规定劳役刑的期限，对开辟改过自新之道，同样是必要的措施。”〔6〕

我完全赞同滋贺先生的上述观点和看法。基于这些基本的观点和看法，我想做出进一步的推论：也许我们可以从“排除出常人社会”的角度，来认识秦汉时期肉刑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也就是说，滋贺先生重点分析的是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刑罚的起源和目的；同时又和补充，以具体研究秦汉的肉刑将会对受刑者造成哪些直接和间接、明显和不明显的影响。 三、肉刑造成的综合性后果及废除肉刑的意义

孔庆明将秦代的黥刑归类到侮辱刑，认为是“在面上作犯罪的标志，以侮辱之”，把它放在肉刑之外去考察；在论汉代刑罚时又将其列入肉刑之内，但又同时认为黥和劓也是侮辱刑。〔7〕这似乎和古代人的看法不大一致。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把黥劓视为侮辱刑的命名方法，但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些肉刑乃至所有肉刑都会带来的“辱”的性质。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辱”，和“侮辱刑”所表示的含义有本质上的不同。

秦汉的肉刑，如果从刑徒的意义上分析，可以认为对受刑者造成一系列的综合性后果。如人们所熟知并经常谈到的，第一，身体受到伤残，并且永远不可能恢复原状。第二，除奴隶外，一般还要并处劳役刑。不过，更为重要的第三点往往被我国当今的学者所忽略，那就是被处肉刑的人，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正常人身分的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其认为肉刑是一种侮辱刑，不如说它是一种因身体受到外部伤残而同时具有的身分刑。对于他本人的影响，正象孔融所说的是“没世不齿”，或者更具体的，如滋贺先生所说的因身分低贱受到卑视，以及只能操贱役和被人视为不洁不祥之人。不过我进一步认为，可以说肉刑所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包括1、由于伴随而来的个人身分性原因，对后人也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常人一旦受肉刑，是上有辱祖先，下遗害子孙。2、即使被释放，个人的自由权也有相当一部分永久性地丧失。3、根据新出土的汉简所示，秦和汉初的罪人一旦受肉刑，他此前拥有的个人的小家庭也随即被破坏。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案例一七，谈到乐人讲因被人诬指合谋盗牛而被黥为城旦，判决后他的家因此被收，即他的妻子等家属被收孥罚没为奴隶并被卖掉，他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也被没收。这些表明，他不仅遭受肉刑的伤残之痛和刑徒的强制劳役之苦，而且他的家也是人财两空。虽然讲后来被平反，但却因当初判决黥城旦即受过黥这种肉刑的事实无法更改，释放后不能恢复原身份（平民），而只能做低贱的隐官。〔8〕

到汉文帝元年废除了收孥相坐律令，那时象讲这种类型的人不会再受到附加的亲属和家庭财产被收没的处罚了。但这只是使无罪的家属不再从坐，而受过肉刑的罪犯本人即使被释放，恐怕还是只能成为隐官。作为一个隐官，本人的自由显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既不能自由择业，又不能在人前露面，特别是行动上受到的限制，使他可能还不如奴隶，因为奴隶大概不会被禁止在人们面前露面和去某些公共场所。前述庞涓的恶毒计谋，正是利用“欲隐勿见”这一身遭肉刑之人所受到的限制，使孙膑不仅永远失去进取的机会，而且永无出头露面的可能。

更糟糕的是受过肉刑的人在身分方面所伴随终生的低贱性质。前面谈到的，隐官解娶明的隶名叫符的人为妻，如果最后我们能确认“隶”是指奴隶，那么，隐官社会地位的低贱，等于已经降到和奴隶属于一个阶层，因此才有这种婚配的情形出现。甚至象已经被齐国使者偷带至齐、因卓越的才能受到齐王重用的孙膑，当齐威王打算任命他当领兵打仗的将时，也不得不加以辞谢，原因是他所说的“刑余之人不可”。至于为何“不可”，史籍中没有说。联系到其他文献对刑人社会地位的描述，估计就是因为受过肉刑的人不能象常人一样立于众人之前，更不要说对众人发号施令了。在滋贺先生文中曾举出《《左传》所记如下例子：齐

鲁之间交战，鲁国的臧坚受伤被齐俘虏。齐灵公派阉人夙沙卫去看望臧坚，目的是告诉他不要因被俘感到羞愧而自杀。臧坚一面表示拜谢，一面又因不满于齐灵公“使其刑臣礼于士”抉伤而死。可能齐灵公本来出于一种贵族风度的好意，只不过一时疏忽派了亲信阉宦传话。结果同样讲究贵族风度的臧坚，不是因被俘而是因齐君居然派来一个刑余之人，反而无法忍受这种耻辱而选择了自杀。联系到这一事例，我们很容易就能猜想到，前面所讲的孙膑不当将帅，不仅是考虑各种不利的表面影响（因为这些也许并非不可从权，否则齐王就不会考虑这项任命），而是和战场指挥、战争胜负等这些最实际的问题密切相关。试想，假如军中有人羞于接受孙膑这样刑人的号令，宁死也不接受孙膑的指挥，那仗还怎么能打呢？总之，“没世不齿”，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些刑人的头上，使他们不得不比常人矮上老大一截，受到诸多的限制并且几乎是任何情况下也无法改变的。肉刑的影响不仅及于自身，还会对后人产生影响。

如《左传·庄公十九年》记载：“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不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鬻拳本来出于耿耿忠心，才采取强谏的方式。由于楚君不听，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用武器威胁逼迫楚君按他的主张去做。楚君因害怕而听从了，但鬻拳认为自己对君主犯下大罪，然后自己给自己处以斩足的刑罚。因为受过刖刑的人往往从事守门之事，所以他被人们视为头号守门人。守门如果普遍由刑人担当，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差事而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可是，他的后代也成了这种职业掌门人，不能不说是因他受过肉刑所致。

又如《史记·蒙恬列传》说的赵高的情况：“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这里的“隐宫”二字，有的学者认为应改作“隐官”，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贱。”只是由于“秦王闻赵高强力，通于狱法”，按当时的标准等于即有武又会文，可能才特别给予任宦的待遇。其实到赵高这一辈已经是受过肉刑之人的后代了，但还是不能免于列入卑贱。甚至到后来秦二世登上皇帝宝座，已经重用赵高，和赵高商量如何解决“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等问题时，赵高还是不免需要说到自己的身分。赵高当时回答：“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这时当上郎中令，官职已经很高，但“今高素小贱”一句，仍然表明他作为刑人的后代这种低贱的身分永远不能抹去。

肉刑这种伴随终身的身分性，以及对后代所产生的不能消除的影响，应当说对人的长期伤害才是最重的。因为肉体所遭受的伤痛只是暂时的，甚至并处的劳役刑也不是没有终止之期，伤残有时也只是一种外表的畸形化或造成行动的不便。“哀莫大于心死”，只有受过肉刑以后所具有的卑贱的身分，才是让人没有了希望、使人永远丧失改悔从善之机会的关键所在。在分析废除肉刑的意义时，似乎不能忽略这一主要之点。废除肉刑和规定刑期的最大意义，是开辟改过自新之路，使罪人有可能复归社会，使其本人和其后代不致被社会长期歧视。《汉书·刑法志》记载缇萦所说的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的凄切话语，能够使文帝受到触动，难道就不能使我们今天的研究家受到些许触动，而非要从扩大剥削对象等经济角度着眼，去认识废除肉刑的意义吗？

西汉文帝废除肉刑一事，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举措而引人瞩目。前人和今人的评价很多，而在成为一门学科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各种评价基本对文帝改革刑制持肯定态度。本文作者和诸位学者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提出再评价，只是考虑到，由于文献记载不足，有些问题尚未得到适当的解释；有些评价其本身则也需要评价；还有对一些学者的卓见虽然十分敬佩，但觉得似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分析并予以补充。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求新免不了出现失误，深析也并不能保证正确，本文不过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以期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对斩右止改入于死的推想

沈家本在他的《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五“议复肉刑”条中，列举了汉魏晋等时期有关议复肉刑的各种主张及观点之后，在最后的按语部分说到：

汉文帝除肉刑，千古之仁政也，班固首议其非。……盖自班固创于前，自此推波助澜，至东晋之末而犹未息，可为法家中之一大争端矣。推求其故，则张苍定律改斩右止为弃市，系由生入死，人遂得据此以为言耳。在当日，定律之本旨必非无因，特其说不传，论者不察，并一切肉刑而亦议之，纷争不已，何其固也？〔1〕

沈家本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果我们根据散见的各种文献，同时发挥一些想象力，追寻文帝改革时可能面对的现实情形，也许多少能够发掘出当日定律之本旨。

在肉刑存在的时代，如参考睡虎地秦简中《法律答问》所记载的有关加罪的解释，可以看出在一罪的情况下，最高只判处到斩左止黥为城旦：

何谓“加罪”？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2〕

从这一秦法，我们可以猜想，如果盗罪的最高处刑是斩左止黥为城旦，则秦时对以赃物计算的普通盗罪并不处以死刑；另一种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如果盗罪最高处刑不属于加罪，因而可能在赃额达到一定数量后处以死刑，那么，作为一个罪名而言，盗罪的加罪最高也只加到斩左止的一级，再往上已经不属于加罪而是直接入于死刑。无论事实是上述情况的哪一种，因此可以首先作出以下推测：

A. 斩左止一般是作为加罪来使用的。

其次，作为文帝改革中难于被后人理解的改斩右止为弃市，考虑到文帝并非一位庸主，不可能不知道把生刑改为死刑，如果没有较充足的理由，定会遭后人非议。丞相张苍等一批经验丰富的朝廷大臣议定此事后提出的改革方案，如果毫无道理就将斩右止随便改为弃市，肯定当时参与议律的众人就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更不要说如不做出恰当的分析解释，汉文帝这最后一关也难获通过。可是，明显有悖情理的事情，文帝竟没有提出意见，而是“制曰可”即丝毫没有窒碍地予以批准，那么，我们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此

❻ 汉书刑法志 秦始王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楼主想要问什么啊？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到了秦始皇时，统一了七国，制定了新的法律，改变了周朝时制度，以法家的思想治理天下。腰都累弯了还拿着笔忙着处理文件，白天断的案件晚上就处理了案件的文书…………
这一段描写欲抑先扬，秦朝法家制天下，以吏为师，秦始也是一个勤于政务的帝王，但是效果却是天下大乱。

❼ 求《汉书刑法志》原文及翻译

请问你是法几的同学 如果找到了 请贴出来 谢谢

我先给你原文嘛 你找翻译
汉书•刑法志
汉书 汉•班固 卷二十三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昂，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棰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棰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C224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B064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

❽ 《汉书 刑法志》

D假借义
“止”在古汉语的意思中有脚；脚趾头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斩去左脚的版犯人改为鞭笞五百下权。这个“止”是通假字，是假借义。
zhǐ
(1) ㄓˇ
(2) 停住不动：～步。截～。
(3) 拦阻，使停住：～痛。禁～。
(4) 仅，只：～有此数。不～一回。
(5) 古同“趾”，脚；脚趾头。

可以的 [止] 的网络看一下
http://ke..com/view/324093.htm

❾ 汉书·刑法志的原文

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
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用仁智而不恃力，此
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
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为君矣；
归而往之，是为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
名，而谓群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
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
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也。《书》云“天
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繇来者上矣。
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定水害。唐、虞之际，至治之
极，犹流共工，放讠雚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
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
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
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
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
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
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
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
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
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为州，州有牧。连
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公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
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而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于
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军政成虖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
生同忧，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日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
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齐桓既没，晋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庐
之法，总帅诸侯，迭为盟主。然其礼已颇僭差，又随时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
充王制。二伯之后，浸以陵夷，至鲁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赋，搜、狩、治兵、大
阅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书而讥之，以存王道。于是师旅亟动，百姓罢敝，无伏
节死难之谊。孔子伤焉，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子路曰：“由也，
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国，摄虖大国之间，加之以师
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赋兵教以礼
谊之谓也。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
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
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
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
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曰：“彼孙、吴者，
上势利而贵变诈；施于暴乱昏嫚之国，君臣有间，上下离心，政谋不良，故可变而
诈也。夫仁人在上，为下所卬，犹子弟之卫父兄，若手足之扞头目，何可当也？邻
国望我，欢若亲戚，芬若椒兰，顾视其上，犹焚灼仇雠。人情岂肯为其所恶而攻其
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诗》曰：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言以仁谊绥民者，无敌于天下
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敌脆，则偷可用也；事巨敌坚，则焕然离
矣。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
上，冠胄带剑，嬴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如此，则
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
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使其民所以要利于
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世有胜于天
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故虽地广兵强，
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己也。至乎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
然犹未本仁义之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
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
故曰：“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夫舜修百
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轨”，而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陈者也。
汤、武征伐，陈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陈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
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
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
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二国并力，
遂走吴师，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
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
之徒，还为敌仇，CA76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
除害也。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商、周并。至于末世，苟任诈力，以快贪残，
急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
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
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天下既定，
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
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鞭扑不可弛于家，
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
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
错兵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
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
杀罪五百，所谓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杀人者踣诸市，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
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凡有
爵者，与七十者，与未B062者，皆不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时作刑，以诘四方。黑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
髌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盖多于平邦中
典五百章，所谓刑乱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晋叔向非之曰：“昔先
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谊，纠之以政，
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
也，故诲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
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郑国，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
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货赂并行。终子之世，郑
其败虖！”子产报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材，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偷薄
之政，自是滋矣。孔子伤之，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
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
而勿喜。”
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
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
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
愁怨，溃而叛之。
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
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
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
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
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
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
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
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
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
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
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
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
《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
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具为令。”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
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
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
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
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
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
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臣昧死请。”制
曰：“可。”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
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
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狱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
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
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
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
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
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
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
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
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
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
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
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置谏争之臣
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
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
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
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
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
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
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其
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
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
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
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
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举汉兴以来，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
者。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
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袄言令。
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
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
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
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帝复曰：“朕
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夫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
“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
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由是言之，
风俗移易，人性相近而习相远，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犹有过刑谬论
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于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
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八议：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
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
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
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
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
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当报。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
傅所当比律、令以闻。”上恩如此，吏犹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
狱疑，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其后狱吏复避微文，遂其愚心。至
后元年，又下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令谳者已
报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自此之后，狱刑益详，近于五听三宥之意。三年复
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
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
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
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
它皆勿坐。”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
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圣
王承衰拨乱而起，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至于善人，不入于
室，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此为国者之程式也。今汉道至盛，历世二百余载，考自
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间，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
三倍有余。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
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
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
未洽者也。
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
狱不平之所致也。《书》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
防溢水也。今堤防凌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
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
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
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
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患害。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
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
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
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
可谓清矣。然而未能称意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者无肉刑，有象刑、墨
鲸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未也。
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
凡爵列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
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
罪故重，犯乱之罪故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所谓“象刑
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屦赭衣者哉？
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
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鞿而御駻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
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
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臧，若此之恶，髡钳
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
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
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
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
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
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
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顺稽古之制，成时雍
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诗》云“宜民宜人，受禄
于天”。《书》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为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则受
天禄而永年命，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