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依法治理

Ⅰ 澳门问题的由来

她的名字最早记载於明朝史书，叫做“蚝镜”（濠镜），此後还有“濠江”、“海镜”、“镜湖”等多个别名。
约四、五百年前，澳门蚝产丰富，南北两海湾，水静湾圆，有如明镜。後来澳门又称作澳，即“泊囗，外国船只停航寄泊的地方”。各诸侯国认为“蚝镜”就是“澳”，所以又把澳门称作“蚝镜澳”，又因为当时澳门地属香山县，也称为“香山澳”。
一、“门”是中国内河通往海洋的海峡总称，澳门内港的妈阁庙，隔海同湾仔的银坑相望，形成海峡像门，故称“澳门”；
二、澳门南面对开的乙水仔、小横琴、路环、大横琴四岛离立对峙，海水贯流其间，成十字门状，所以亦有“十字门”之称，故称“澳门”；
三、澳门南台山（妈阁庙山）和北台山（莲峰山），两山相封成门，故称“澳门”。
总之，既是澳，亦有“门”，便称“澳门”了
至于外国说macao
是根据当地发音
来的
所以
macao
可不是澳门名称的又来

Ⅱ 澳人治澳的简介

澳人治澳，《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由澳门人自主管理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澳门当地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组成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澳门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原有的特殊行业依法继续运行，居民生活如常，继续保持东西方文化交汇特色。
特区政府高度自治，依法自主处理其各项内部事务。中央政府、中央各部门、中央驻澳机构和各省市，均不干预澳门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体现了“一国”之内“两制”并存，完全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澳门地区的发展要求。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团结港澳各界人士，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再次重申了“澳人治澳”的政策。

Ⅲ 澳人治澳的介绍

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将依法保护所有国家和地区在澳门的经济利益。澳门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始终与祖国人民血脉相连，心心相通。可以坚信，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同胞一定能够把澳门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长期艰苦斗争和奋发图强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祖国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世界正义与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澳门回归祖国，开辟了澳门历史的新纪元，这是继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座历史丰碑。海内外一切爱国的同胞和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都已从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事实中，看到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看到了“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式。

Ⅳ 结合当前海峡两岸的形势,谈谈如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一）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

（二）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

1.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结合起来。

2.必须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

3.必须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

（三）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如何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一）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

（二）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三）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

（四）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

（五）完善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等相关制度和体制机制。

（六）完善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的体制机制。

Ⅳ 回顾1997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后的历史,13那证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实现香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指导我们完成这一使命的基本方针,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创了崭新的思路,成为我国处理港澳台问题的基本国策,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不配的政治遗产. 一国两制的实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许多法律问题.以香港为便,如何坚持基本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如何坚持单一制,妥善处理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权形式,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国内多种法律体系并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正确地顾几和认识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妥善处理这些法律问题,关系到一国两制的实施和成败,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坚持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台问题,也存在着一个依法治理的问题.这个法就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中的法律问题,说到底就是坚持和实践基本法的问题. （一）基本法全面地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 直到1990年4月以前,“一国两制”还只是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形式出现.虽然宪法第31条有原则性规定,但是它首先由香港基本法,然后由澳门基本法具体化的.这两个基本法以庄严的法律形式,全面地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以香港基本法为例,它以宪法第31条为依据,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中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及香港的实际情况,在第一章总则中集中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其余八章及三个附件,则以总则为依据,规定了“一国两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基本法载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直呈中央政府,外交与防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同时,它又享有高度自治权,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样,基本法一方面强调了“一国”,坚持了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了单一制国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两制”,坚持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从而使“一国两制”的方针获得了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形式. （二）基本法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 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实施的效力,基本法就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保障.基本法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制定颁行,是一部全国性法律,不仅香港居民要遵守,全国人民都要遵守,具有崇高的权威性.香港基本法序言指出,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目的在于规定香港特区衽的制度,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首先,从中央来看,基本法是中央最高国家机关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中央既要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又要依法尊重、保护特区的高度自治,不干预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过程中,中央只能以基本法而不是别的政策或法律为依据来处理特区问题.遇到中央和特区权限划分的争议或基本法的解释、修改等问题,更是必须严格遵循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毫不含糊.中央带头模范贯彻.维护基本法,有利于增加港澳台地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繁荣稳定,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均不得干预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如需在特区设立机构,须得特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其在特区设立的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特区的法律. 其次,对内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而言,基本法也是它们片埋与港澳关系的法律准绳.港澳地区虽然加归了祖国,但是实行高度自治、特殊管理的地区,不能简单视同一般省、直辖市、自治区.基本法是全国范围内生效的法律,对内地同样有约束力,内地不得随意干预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包括在港澳设立机构、派遣人员等事务,都必须严格遵循基本法的规定. 最后,对特别行政区而言,基本法更是具有高于特区其他法律的地位,是它们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依据和准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基本法所赋予的,只能在此范围内行使.不论是特区政府,还是港澳居民,不论处理本地区事务,还是处理和中央或外部了世界的关系,都应视基本法为其利益的根本保证,排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或破坏,自觉地坚持、维护基本法.需要指出的是,港澳特区有义务依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复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港进一步, 港澳特区政治性组织与外国政治性组织建立联系.这不但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需要,也是维护港澳自身繁荣稳定的需要. （三）实践证明,基本法就能顺利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香港后过渡时期,特区筹备委员会和预委会的工作所以能顺利进展,它们的决议、建议所以能获得港人的普遍支持,就在于它们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按基本法办事,把基本法付诸实践.同样,中英之间关于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斗争,也是遵守还是违背基本法的原则问题.香港基本法颁一年来的实践已经将将继续证明,维护还是背离基本法,关系到一国两制的成败,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生命线.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是中央、各地区,还是香港本身,也不论香港问题会出现怎样的风风雨雨,处理香港及与香港有关的问题,都必须坚持以基本法为准绳,严格按基本法办事. 一国两制是一项浩大繁复的社会系统工程,而基本法正是保障其实施的法律手段.只要中央、港澳和全国各地都坚定不移地遵守、维护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宏伟大厦就将岿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 二、坚持单一制,妥善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和特区的高度自治 “一国两制”方针由“一国”和“两制”两方面组成,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偏一不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是实施一国两制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一国两制也就有了基本保证.从法律的触芭考察,一国和两制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问题.一方面要坚持中央对特区的管辖权,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特区的高度纂以,维护其繁荣稳定.下面分三个问题讨论二者的关系. （一）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们 法律地位问题是确定特别行政区与中央关系的前提.作为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新建置,它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特别行政区不是联邦制下的州或邦,不具有州或邦的特征.单一制国家中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立法机关、一部宪法,而不在在所谓“一国两府”、“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问题.（2）香港特区是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也就是说,香港不仅是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是我国的一个地方,不能与中央平起平坐.（3）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 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种自治权要比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大得多,比其他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自治的权力也要大,甚至在一些方面比联邦制下的州或邦的权力还要大.尽管如此,我国的单一制国家[

Ⅵ 全面依法治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吗

包括，因为依法治国指的是整个中国，而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个中国，所以也在全面依法治国范围内

Ⅶ 澳人治澳

一国两制…小平同志真牛…这都能想到…而且还有效的解决了香港澳门的问题…

Ⅷ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制国家，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而创设的“一国两制”，是单一制国家内部的两种制度。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澳门的主权和治权都在中央，其高度自治权是中央依法授予的。尊重和维护“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一国”是不可挑战的，而“两制”必须在“一国”之内运行。实行“一国两制”的目的，是要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国两制”的法理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些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这些规定，都体现了“一国”的原则性、根本性和“两制”的从属性、派生性。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就必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结合起来，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把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Ⅸ 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模式分别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香港模式”异同刍议
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已经于1997年7月1 日完成， 澳门回归也将在1999年12月20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将在本世纪内获彻底洗刷，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中葡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作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的伟大实践，二者有共性处，亦有不同处。本文拟对此一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香港模式”的异同问题做一初步的比较研究，以见教于方家。
一
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性质是同一的，都是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和强权、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严重破坏中国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利益、尊严和感情的问题，都是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的时代，在没有自主权的时代，在没有“站起来”而任人欺凌的时代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分别。但是，作为中英两国之间、中葡两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它们的肇因和形成过程则明显地表现出多样性。
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香港由香港岛、南九龙和“新界”三部分组成，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陆地隔深圳河与深圳市（原新安县）相壤；澳门由澳门半岛、 凼仔岛和路环岛三部分组成， 面积近20平方公里，陆地隔“关闸”与珠海市（原香山县）相壤。香港和澳门均居中国南海之滨，分立珠江口东西两侧，扼珠江三角洲入海之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方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门户。另外，香港和澳门还是太平洋西岸的交通要道，是欧洲、非洲与澳洲、美洲以及南亚、东亚、东南亚之间海上航道的必经之地和中转站。因此，早在16世纪香港和澳门就已经开始为东来寻找原料、劳动力和工业品市场，寻找中西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以外所谓“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大门口外的陌生人”觊觎。
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是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实现的，并以不平等条约作为掩饰其海盗行径的所谓“合法化”的“文明”外衣。从1837年在香港岛秘密建立“居留地”，到1841年捏造子虚乌有的《穿鼻草约》公开占领香港岛；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割取香港岛，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割取南九龙，到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并通过单方面的所谓《香港宪章》、《九龙敕令》、《新界敕令》、《九龙城寨敕令》和《英皇制诰》、《皇室训令》建立起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
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的历史过程较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远为复杂、曲折和漫长。与英国人在香港始终单方面地坚持依不平等条约之“理”、之“法”拥有对香港的主权、治权的情况不同，葡萄牙人虽然也在澳门建立起了殖民统治秩序，但是以承认澳门为中国的领土、承认中国政府在主权方面对澳门的“最高和最后的权力”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澳门的主权、治权长期处于分离的状态。从1535年明朝政府的广东都指挥使黄庆接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贿赂而“请于上官”将市舶提举司迁入澳门，使澳门成为“中外互市之地”开始，从1553—1557年间明朝政府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接受葡萄牙殖民者的贿赂而擅自应允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舟触风涛”“水湿贡物”“暂借（澳门）地晾晒”的请求，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者在华唯一的“居留地”开始，到1849年的“亚马留事件”结束，在此一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从中国政府那里争取到的不过是传统的对待在华“夷人”的“另类番坊”的权力和传统的对待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土官治土民”的居澳葡人“自治”的权力，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治权全面、完整并名副其实。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根据“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为“上策”的指导思想，在香山县与澳门之间陆路交通咽喉——莲花茎的中央建立关闸，将澳门划列为一个特殊地区进行特殊管理。从“守澳官”、“提调、备倭、巡缉行署”到香山县丞、澳门军民海防同知，从雍陌营到前山寨、前山营，从《海道禁约》到《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从“抽分”、“丈抽之例”的每年二万两白银的商税到每年五百两白银的地租，明朝政府、清朝政府对澳门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并行之有效的行政管驭、军事管辖、司法管治、财税管理的政策和制度。中国政府还在澳门筑“议事厅”，作为对居澳葡人发号施令的正式场所。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虽然也“心蓄异志”时时有“骄悍不法”之行，但是他们在表面上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国政府“怀柔之驾驭”，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治权，自称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另外，从17世纪开始，随着葡萄牙在东方海上霸权的日益衰落，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垂涎葡萄牙殖民者盘踞澳门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频频兵犯澳门，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只能向中国政府告急求援，最后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下，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才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绝对的统治权。
从1849年葡萄牙澳门总督亚马留拒绝向中国政府继续交纳商税和地租，驱逐中国政府的官兵出澳门，捣毁竖立于“议事厅”内铭刻中国“治澳夷之法”的石碑开始，葡萄牙殖民者乘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走向全面衰落之势，排斥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绝对统治权，攫取澳门的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和财税权，在澳门建立起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秩序。并相继于1851年、1864年将其殖民统治秩序扩张至凼仔岛、路环岛，此后，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处心积虑地为其占领澳门的“既成事实”谋求所谓的“法律保障”，压迫清政府签订一纸不平等条约来承认其在澳门殖民统治的“特殊地位”的“合法化”。在1862—1864年间迫签使澳门脱离中国有效管辖的不平等条约未遂后，葡萄牙殖民者终于在1886—1888年间抓住清朝政府实行“厘税并征”而需要其在澳门配合鸦片缉私的机会达到了订约的目的。1887年3月26日， 清朝政府的代表金登干与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罗果美在果斯本草签《中葡会议草约》，12月1日， 清朝政府的代表孙毓汶与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罗沙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1888年4月28 日经清朝政府的代表李鸿章与葡萄牙政府的代表罗沙在天津换文生效。此一不平等条约规定“澳门地位”如下：“定准由中国坚允，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定准由葡国坚允，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据此，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获取了“永驻管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力，其自陈对澳门的殖民统治开始有了所谓的“国际条约”的“法律保障”，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所规定的“澳门地位”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所规定的“香港岛地位”和“南九龙地位”不同，是“永驻管理”而不是“割让”，当时的葡萄牙外交大臣就明确表示“我们从未指明也不拟指明这是割让领土”，《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缔结双方都没有否决澳门固有的中国领土地位。虽然，此前、此后的王权时代、共和国时代的葡萄牙政府曾经多次在其宪法和基本法律中不顾历史事实单方面地将澳门划列为葡萄牙领土之组成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或“海外省”，然而，从1974年“四·二五”革命以后，葡萄牙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正式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由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1979年中葡建交，双方重申“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此一原则立场，也就成为后来中葡两国政府通过短短九个月仅仅四轮的外交谈判即顺利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共识基础。这与英国政府始终单方面地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坚持香港是英国的“割占地”和“租借地”，而使中英两国外交谈判延滞二年长达二十二轮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基于“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同的历史背景，1988—1999年“十二年过渡时期”的澳门回归以中葡合作为主旋律，而1985—1997年“十二年过渡时期”的香港回归则以中英对抗为主旋律，也就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了。
二
英国人在香港156年、葡萄牙人在澳门446年，都在当地建立起了殖民统治秩序，都把宗主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移植到当地社会，但是，由于英国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门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因此其在当地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英国人在香港的殖民统治虽然先后经历了旧殖民主义时代、新殖民主义时代和“非殖民主义化”时代，但是其基本的政治架构和运作程序始终保持稳定，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1843年第一任英国总督朴鼎查开始到1997年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基本是以总督独裁和“行政主导”为主要特征的“金字塔型”的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模式。
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东方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伊始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80—9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5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
与英国人在香港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架构和运作程序比较，葡萄牙人在澳门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则始终处于变动中。从1557年第一任兵头（总督）马尔廷斯开始到1999年最后一任总督韦奇立，澳门的政治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自16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以对中国政府和葡萄牙印度阿亚殖民地政府双重效忠的兵头（总督）、主教和“议事会”为政治架构和运作程序的主体的所谓“自治”时期；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对里斯本直接负责的总督和政务委员会为政治架构和运作程序的主体的脱离中国政府有效管辖的所谓“殖民地”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以葡萄牙总统、议会、政府的代表总督和立法会为政治架构和运作程序的主体的所谓“三权分立”的“葡萄牙管理中国领土”时期。
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与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比较，无疑是缓慢的、落后的。
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澳门，是为了建立一个与东方、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桥头堡”，英国殖民者占领香港，虽然同样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与东方、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桥头堡”，但是16世纪葡萄牙人的动机是商业文明的扩张，仅仅是为了商品交换，而18世纪英国人的动机是工业文明的扩张，不仅仅是为了商品交换。澳门开埠后以转口贸易为经济发展的起点，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几乎垄断了中国全部的对外贸易，澳门成为里斯本、果阿、广州、马尼拉、长琦之间的黄金航线的交通中枢，成为太平洋西岸最重要、最繁华的国际贸易港。但是，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葡萄牙人对东方转口贸易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澳门经济开始走向衰落。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香港开埠和五口通商，航海业由帆船时代进入轮船时代，丧失了垄断地位又受制于没有深水港的澳门转口贸易一蹶不振，从此不复有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图存，澳门经济走上了依靠特种行业藏污纳垢虚假繁荣的畸形发展道路：从最早的鸦片走私中心、苦力贸易中心到黄、毒、赌三业并举直到最后的“东方的蒙地卡洛”、“东方的摩纳哥”。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从60年代开始，澳门的经济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经济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工业化、现代化和多元化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由传统的铸炮、造船业，神香、爆竹、火柴业发展为现代新兴的成衣和纺织、玩具和塑料、电子业，已经成为澳门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地产建筑业、旅游博彩业并称澳门经济的四大支柱，澳门社会已经逐步由一个完全依靠特种行业的单一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经济结构趋于合理的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和旅游文化城市，但是，赌博业在澳门经济中“主导性”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并没有任何改变，相反还不断得到加强，成为澳门经济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这一现象，是澳门经济几百年历史演变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包括“九九”回归前、“九九”回归后，而是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规范其比较“健康”地发展。
“九七”回归前，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九九”回归前澳门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香港、澳门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是其经济角色、经济功能，而非政治角色、政治功能，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服从、服务于经济繁荣。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规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亦必然是遵循“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大思路——包括香港、澳门“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千差万别”的“传统和特色”。
三
尽管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肇因和形成过程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香港社会、澳门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但是，二者的政治地位和性质却完全一致，都是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和强权、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都是中华民族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因此，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包括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权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都未敢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公开或秘密“继承”这份丧权辱国的外交“遗产”，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政府曾经多次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交涉，企图在“倾斜的谈判桌”上实现“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政府几度幻想以“战胜国”的身份享受“和平红利”，向西方列强倡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结果均告失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是出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保留香港、澳门这一与外部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传统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营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及出于新中国统一问题宜先“易”（“内政”的台湾问题）后“难”（“外交”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考虑，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对中英之间、中葡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奉行的是“暂时不动”、“暂时维持现状”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于预先设定的第一目标台湾问题上迟迟没有取得应有的实质性进展后，新中国的和平统一工程将突破口重新定位在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上正式启动。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外交谈判，基本上都是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为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进行的，即“恢复行使主权、保持稳定繁荣的”统一和“剔除殖民主义、保持资本主义”的统一。谈判的前提条件是“主权问题不能谈判”，中国政府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定要在1999年收回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此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言“九七”香港回归、“九九”澳门回归以后“怎么办”。邓小平在香港、澳门“保持稳定繁荣”、“保持资本主义”的具体思路是：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国防事务交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保留有高度自治权，即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不向中央人民政府缴税，港币、澳元作为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和自由兑换；照顾英国在香港、葡萄牙在澳门的经济利益；特别行政区可以以“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名义单独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除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外，还可使用区旗和区徽，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葡文。由于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时期、葡萄牙在澳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不同，具体差异如香港属于普通法系主要适用习惯法，而澳门则属于大陆法系主要适用成文法，更由于中英两国之间对于香港问题和香港的“政治地位”、中葡两国之间对于澳门问题和澳门的“政治地位”的认识不同，原则区别如英国坚持“永久性改变”或“阶段性改变”香港“主权、治权归属”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而葡萄牙则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的中国领土”，因此，同样为落实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中英谈判、中葡谈判，其推进之难易、繁简、快慢的反差十分明显：中英谈判是“马拉松”，漫长、复杂、曲折，正式会谈前英方即有“以主权换治权”和“三方会谈”之梗，正式会谈中英方又制造了“驻军风波”和找“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麻烦，最后，由邓小平“如果中英谈判失败，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地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和对香港的政策，将被迫考虑改变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的“最后通牒”才打破僵局。中葡谈判是速战速决，除了中葡双方一度在澳门交接的时间问题上各执一词外（一曰“本世纪”，一曰“跨世纪”），后又通过“紧急磋商”互谅互让而很快趋同（1999年12月20日），基本上是波澜不兴，十分顺利。另外，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在体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总的精神、总的原则以及基本结构和主要条款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是有所分别，各有侧重的。如中国政府对香港1997 年7 月1日、对澳门1999年12月20日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中英“联合声明”采取的是双方分别宣布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有异；而中葡“联合声明”则采取的是双方共同宣布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立场无异。如中英“联合声明”针对“国际金融中心”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义，单独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而中葡“联合声明”则针对“旅游博彩业”在澳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义，单独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技政策，并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如中英“联合声明”用三个附件分别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而中葡“联合声明”则用二个附件分别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将“关于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中葡土地小组”二项合并，等等。
四
中国政府在香港“十二年过渡时期”和澳门“十二年过渡时期”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
由于“九九”澳门回归后建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与“九七”香港回归后建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完全相同，都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示范”，所以1993年出台的澳门“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从基本结构到主要条款均以1990年出台的香港“基本法”为参考，保持了高度一致（两个“基本法”都是由序言加九章的正文、三个附件和四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决定组成），但是，澳门“基本法”毕竟不是对香港“基本法”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根据澳门的情况充分体现澳门的特点。比较两个“基本法”，相同之处不论，相异处具体而言主要有：
1.关于“序言”部分。澳门“基本法”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范围作了列举式说明，即“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而香港“基本法”则因为“新界”一词的争议性而没有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范围作列举式的说明。
2.关于“总则”部分。澳门“基本法”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确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而香港“基本法”在“土地和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方面没有任何特殊处理。
3.关于“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部分。澳门“基本法”在驻军问题上未作明确规定，有“驻”与“不驻”的弹性，而香港“基本法”则不仅原则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并且还具体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在驻军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