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立法兴起

⑴ 近代西方民主发展的特点

现代西方政党体制最早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回顾西方政党政治30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有很多规律性的特点需要梳理和分析，以便于对西方政党制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基于委托—代理和“人性本恶”假设下的监督制约机制

政党分肥制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制度建立的初期曾经被广泛采用过。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T·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他所任命的官员全部是为总统竞选成功而尽力的党派亲信。由于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任人唯亲，很多上任的官员并不能胜任其官职，导致人员任用失当，内耗严重。也正是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美国国会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实行功绩制度取代政党分肥制。英国在更早的1854年推出了《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开创了近代西方以考任制度和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制度的先河。

西方的政党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监督机制不断趋于完善。西方政党制之所以重视对政党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的。其一，按照西方的契约型政府理论，国家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委托，人民与政府之间是权力的委托与受托关系。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政府的条件下，虽然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选举产生的官员去行使，但是权力的主体资格仍然是人民，因此人民是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对权力进行监督应是理所当然。其二，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到近代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等西方政治学者所主导的“人性本恶”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西方政治家在构建近代政府的过程中，也刻意设计了一整套权力制约机制。在西方政党制的条件下，对于政党的监督制约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政党间监督。西方实行的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是竞争性政党。由于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存在，形成了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当一个政党在野之时，它会利用所控制的资源和渠道，对执政党的治理失当之处和存在的劣迹丑闻予以深刻的揭露。这种监督对执政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兢兢业业从政，以避免政权的旁落。在野党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的监督是基于在野党希望上台成为执行党这一动力基础之上的，因此监督效力非常高。二、新闻监督。新闻监督在西方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新闻监督是建立在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评价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时，曾经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①大众传媒是现代政党竞选的主要工具，因此舆论监督也就由此而生。但是也应当看到，西方新闻体制下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制度内监督，它根植于西方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为该制度提供服务。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西方新闻监督也存在着商业化运作、对垄断资本过于依赖等弱点，因此使新闻监督本身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异。三、利益集团监督。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广泛参与政治。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目的与政府、议会等政治机关打交道。利益集团对政治机关的运作流程、政治倾向等都了如指掌，在客观上起到了监督政党决策过程的作用。西方执政党在制定政策时，各种智囊团和思想库成为执政党参考和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各个智囊团和思想库的政治主张和观点倾向是透明的，公众可以通过他们的刊物、网站等媒介了解到这些主张和观点，因此，如果执政党采用了过分照顾某一小部分利益集团的方案，则马上会遭到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四、社会团体监督。在美国有“司法观察”和社会廉政中心等社会监督团体。社会廉政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政策，特别是选举政策。②社会廉政中心等组织长期关注在大选期间美国各主要竞争候选人的政治捐款的来源，并定期向选民披露。同时该类组织还将积累的捐款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揭示各大捐款利益集团的政治倾向。由于有如此多类似的社会团体从事着这样的工作，事实上已经生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团体监督网络。

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化价值取向

西方民主的外化形式就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世俗化，政党是引导政治生活世俗化的一个载体。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扩大民主的范围、保证民主的规范运作提供了一套制度保证。

一、西方政党制度提供了一个表达和汇聚民意、并使之通过民主的程序成为公意并进入立法程序的平台。在西方社会，公民意志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议会机关。西方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由选举产生，各个议员都代表着一部分选民的意志。为了能够保持在选民中的威望，从而争取连选连任、长期占有议员的政治职位，议员一般都会认真倾听选民的意见，了解选民的需求，将选民的要求经过归纳总结，形成正式的议案而提交议会审议。

二、西方政党制度的主要职能就是组织选举，只有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公共权力，才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选举过程中，不同政党的参选人发表各自的施政演说，选民通过了解各个党派的竞选纲领和施政主张来决定将选票投给那一个政党。通过选举，选民将权力授予选举中的获胜政党，委托其代行权力。这种以竞争性的选举产生执政政权的方式，体现了政府产生过程中的民主的外在形式。

西方政党政治主张日趋中性化

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使得传统的一、二产业不断萎缩，第三产业和信息服务业变为主导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开始少于白领人士，社会的中间阶层日益增大，社会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发展态势。

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下，西方政党为了确保选举获胜，就必须要获得广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持。西方国家的中间阶层是一个人数众多、价值观念杂陈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阶层。尽管中间阶层的成分较为复杂，但是它还是具有很多共同特点：如政治上崇尚自由民主、求稳怕乱，反对社会变革，希望保持现状等。庞大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得在现代西方社会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样明显的左右分野了。西方政党为了吸引中间阶层的眼球，普遍采取了淡化左右政治界限的政策主张，试图在国家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并积极吸取其他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反映广大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风行，也对政党主张中间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指在后工业时代，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等与阶级冲突毫不相关的后物质主义价值。由于物质生活富裕，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日趋减少，以阶级冲突为基础的政治分歧日益淡化，选民之间的价值观和利益观逐渐趋同。在后物质主义的语境下，政治领域的论争已经转向关注自然环境、妇女地位、制止核扩散等人类所面临的更加共同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压倒其他问题，因此西方政党的政治主张开始“超越左与右”，寻求走中间化的道路。

政党功能的制度性日益增强

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E.Buck)指出，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巴托里尼(Bartolini)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按照这一思路将政党的功能划分为代表性功能和程序性功能两种。代表性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党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即进行选民利益的表达、整合和政策的制定等。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主要表现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对国家领导人的确定、议会和政府如何构成等方面。

一方面，二战以来，西方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弱化趋势。这种弱化表现为：公民的党派认同感和信任程度降低;传统政党的党员数量日益减少;各类选举中选民的参选意愿屡创新低;新兴的小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政党代表性制度弱化的同时，政党的制度性功能逐步强化。由于议会是西方政党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控制社会和公共权力的根本途径。因此，西方政党普遍重视对议会控制的主导权，通过政党控制议会，以议会这一制度性机制来实现政党的政治意图。政党在议会议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等程序性细节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政党在处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也是不断丰富其制度化的内涵。从外在表现上来看就是政党与政府的结合更加紧密，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由党派控制的政府来做出。

西方社会能够长期保持其制度稳定，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政党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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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以美国总统为例，分析现代西方国家行政权利扩大的趋势

许多国家现实的政治体制，其形成和发展总是以特定的历史条件为背景，并且与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执政当局的统治需要以及多党制的具体实行情况都有着很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行政、立法、司法分立政治体制的国家有50多个，既有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强调行政、立法、司法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却几乎从未真正实现过。首先，在不同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的具体表现形式、结构和权重是不同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堪称行政、立法、司法的标本，但目前，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力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超越甚至部分取代了其他两权。例如，美国85%以上的国会立法都由行政部门动议和起草，形成“委任立法”现象，国会更多的是对总统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而法院的制衡作用也仅仅体现于具体的诉讼中。

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议会地位最高，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执政党领袖出任政府首相。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不但全部来自议会，而且实质上只能算作“两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是合一的。

在法国，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也有完全不同的内涵。由于普通法院属于司法机关，而行政法院被列入行政系统，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截然分开了。实际上，法国的司法独立意味着普通法院或法官不能干预立法和行政事务，这与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所追求的权力制衡完全无关。

二战后，日本虽然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也存在着行政权力过大，而立法权、司法权相对较弱的情况。可以说，实行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三权失衡、难以有效制约的情况。

其次，政治体制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产物。欧洲封建统治者滥用权力的种种弊端，引起欧美资产阶级的极大警惕，是其谋求建立分权、制衡权力体系以防止滥权、专权的初衷。

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也反映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变化和转型。美国在19世纪末之前的一个较长时期里，政治体制中“立法至上”的特点十分突出。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逐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自由资本主义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国性的经济问题、阶级矛盾和社会对立日益增多，而缺乏效率、各行其是的国会却难堪大任。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权上升为权力的中心，形成了新的权力格局。

第三，行政、立法、司法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一是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不可忽视。欧洲宪政历史悠久，美国早期的公民多为欧洲移民，欧美国家多有尊重法律、崇尚民主、认同权力有限和主张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是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得以形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

二是反映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权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也是垄断资本与行政权力紧密结盟的过程。从20世纪初开始，垄断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并为掌握全美市场和面向世界扩张而寻找政治代言人，他们成功地操纵两党竞选，以确保总统和政府维护其利益。

三是取决于多党制的具体实施情况。以日本为例，自民党长期执政、“一党独大”，不但把持行政权，而且凭借优势控制议会特别是众院。执政半个世纪，直到今年才被民主党取代。

长于监督短于效率

一方面，三权分立的体制一定程度地防止了权力滥用，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由于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分工，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有限的。三权分立突出了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差异，做到了机构分离、职能划界，以保证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相互形成牵制，从而“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当尼克松总统试图动用国家行政机构为个人利益服务的“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国会可以立即启动弹劾程序，迫使尼克松辞职。

同时，三权分立“以权制权”的原则，也为实现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可行的机制。目前，多数西方国家都建立和形成了以议会监察和司法监察为外部监督、以政府内部行政监察和人事监察为自律监督的系统化权力监督机制，较好地防止了国家权力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垄断。

但另一方面，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权力的分立有余而协调不足，低效、扯皮和责任推诿现象层出不穷。首先，三权分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基本矛盾，难以形成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化机制。

其次，三权分立体制最受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其重权力的分工与分立、轻协调合作，这常常导致权力间的相互牵制，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是与多党制结合在一起，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及其原则甚至沦为党派斗争工具。在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美国，三权制约的效果常常富有戏剧性。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当政期间，共和党控制国会，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属不同的两党。这一时期，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衡过程中被注入了政党政治因素，克林顿政府的施政动议经常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阻挠，甚至政府因年度财政预算案无法通过而几度关门。

行政权的膨胀与修正

二战结束以来，出于治国理政的各种需要，西方国家行政权的发展日益稳定而集中，逐渐取代了立法权在三权中的主导地位，出现了行政权膨胀、其他两权削弱的情况。从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的严重后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行政权，限制和缩减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

其主要思路包括：一是转变和缩减政府的行政职能，限制行政权力。通过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既提高了政府效率，也一定程度地避免了因行政权过度扩张而产生的腐败问题。二是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三是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引入社会力量，把一部分原本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力，使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

在具体的调整和修正中，一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是通过立法等法律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修正性、补充性的约束和重新界定。如美国国会在罗斯福连任四届之后提出了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防止无限连任可能导致的个人专权。丹麦在1953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引入国会监察使制度，监督军队和行政系统，旨在修正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蚀，防止和治理行政权膨胀带来的贪渎腐败行为。

二是以严格的程序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20世纪40年代以后，行政程序作为约束行政权力的一个手段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奥地利、荷兰、日本、韩国等也相继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的兴起导致了控权机制的变迁，对行政权的约束从传统的事后司法审查，转变为对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控制。

三是加强社会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一方面，通过立法将一部分行政权力交由介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组织行使，使行政权力向社会转移。另一方面，让公民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政府的行政管理，如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或提交书面资料、书面意见，或通过书面或口头辩论等方式参与行政立法和行政决策；通过陈述、申辩、取得行政咨询和听证等形式参与实施各种具体行政行为。

需要认清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不能简单认定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三权分立的。一是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也是多样化的。如瑞士就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而是采取了委员会制。

二是三权分立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三权分立体制。即使在三权分立最具典型意义的美国，也从未做到过三权的真正分立。三权之间相互渗透的情况十分普遍。如美国的总统拥有否决立法的权力，拥有立法倡议权，可以通过委托立法部分地行使议会的立法权；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违宪调查权参与行政机构的政策制定；国会则能够利用拨款权广泛地参与行政决策等。

三是三权分立体制在西方国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面提到的行政权膨胀倾向。

其次，三权分立并不能完全有效制约权力，更不是制约权力的唯一途径。经历了从立法至上到行政权力膨胀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行政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问题。小布什当政期间，以莫须有的证据瞒骗国会与公民，发动伊拉克战争；授权情报机关，无须法院许可，即可窃听收看任何嫌疑人的电话、电传，使立法、司法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形同虚设。

制衡也不应局限于三权制衡，既可以两权，也可以是四权、五权，核心是确保权力受到制约和平衡。如葡萄牙宪法规定，总统、议会、政府和法院是国家权力机构。

与此同时，制衡既可以在政治体制内形成，也可以借助体制外的力量完成。如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制约力量就来自政治体制之外，不属于三权中的任何一权，因此制衡是超越三权分立而存在的。

现阶段，之所以制衡在一些国家以三权分立的面目存在，是社会变迁、政治力量斗争演变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也将随着形势发展而继续演变。这决定了三权分立不会是制衡的终极范式，更不会等同于制衡。

⑶ 急！西方行政制度的案例和分析

行政制度，是指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规范和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关系模式的产物，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下的中央行政体制、中央行政机关对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关系以及地方各级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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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政府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观念作知道的，忧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能、权限、组织结构、领导机制、活动规程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力主题的关系形式。

行政制度与行政思想、行政主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核心内容是腥味权力机关的法定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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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关于政府制度的分类：可以以“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人数的多寡为标准，把政府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

君主制：君主制作为一种政体，是指以君主（国王或皇帝）为国家元首的政权组织形式。

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又称有限君主制，是指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君主（国王、皇帝、天皇等）为世袭国家之首，但其权力由宪法规定，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多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资产阶级还不能取得全部统治权，封建地主阶级势力较大、资产阶级需同封建贵族进行妥协的国家中，盛行于19世纪。历史上的德意志帝国、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本等均属这种类型。它的特点是：君主拥有全部统治权，国家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是真正的权力中心，他的行动不受议会约束。立法权属议会，但君主有解散议会，否决议会决议的权力。议会仅享有在宪法上明确规定所赋予的职能，如果议会的职能同君主的权限发生抵触，则以君主的权限为准。内阁及各部部长都由君主任命，并仅对君主负责。因此，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君主和议会分掌国家政权，君主拥有实际权力，政权只对君主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共和制：共和制是君主制的对称，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具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采取这种政体的国家称为共和国。

单一制：单一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单位构成单一主权国家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最高统治权集中于一个或一组机关，因此单一制政府又称中央集权制政府。

影子内阁：在西方国家中有一种形式，称为“影子内阁”，或称“预备内阁”、“在野内阁”。它是指实行责任内阁制的议会反对党按照内阁的组织形式组成一个准备上台的执政班子。20世纪初由英国保守党首创，后来形成宪法惯例。影子内阁一般由下议院反对党领袖指定本党有影响的议员组成，有的由反对党全体议员选举产生。其任务是领导下议院中本党议员的一切活动。

法国式半总统制政府：

它是一种兼有议会制特点的总统制，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半总统制”一词首先是由法国政治家莫里斯•迪米尔热在他的《政治制度与宪法》中使用的。1958年6月戴高乐上台，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戴高乐为了求得政局的稳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宪法一方面扩大总统的权力，另一方面削弱议会的权力，从而使法国成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采用过总统制的国家有：1919－1933年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当代的奥地利、法国、芬兰。冰岛、爱尔兰、葡萄牙和斯里兰卡。

半总统制的特点是：

（1）半总统制政府体制在形式上设有两个行政首脑，经全民投票当选的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大权，政府还设总理。

（2）政府不对总统负责而对议会负责，议会可以谴责政府，当议会通过谴责案即不信任投票案或否决政府的施政纲领或总政策声明时，总理必须向国家元首提出政府总辞职。从这一点看，这种政府具有内阁制的特点。

（3）总统掌握实际统治权，成为国家机构的核心，他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总统除实际享有召集议会特别会议、签署法令、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和外交决策等权力外，还享有下列特权：任命总理和政府部长，主持内阁会议，可以不经总理的附属直接颁布紧急命令，实行非常权力，发布总统咨文，相对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重要法案提交公民复决、解散议会及统率军队等。由此可以看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其总统的权力比一般总统的权力还大，而议会的权力相对较弱，并受到严格限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体，在总统掌握重要权力这一点上具有总统制的特点，但政府向议会负责这一点又具有议会制特点，所以称其为介于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一种政体。

委员会制政府

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权不是集中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人手中，而是由议会产生的委员会集体行使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这种政府形式以瑞士为典型代表，它是唯一长期实行委员会制的国家。瑞士选择委员会制的政府制度体现了瑞士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色，贯穿了民治政府的理想，它是一种比较适合瑞士国情的制度，在西方国家政府制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委员会制政府的特点是：

A、政府（即7人委员会）由议会选举产生，不一定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或党派联合产生。委员不得兼任议员，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委员会实行4个党联合执政（激进党、基民党、社会党各2人，中间民主联盟1人）。

B、采取合议制。政府一切决定均由7人委员会合议决定。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所有命令不是以总统名义发布，而是以委员会全体名义发布。7名委员地位平等，权力相当，皆为行政各部部长。委员会主席实际地位和其他委员相等。一切重要政务均由集体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负责的原则。委员会作决定时，至少必须有4名委员同意，方能生效。每个委员虽然分别担任某一部的部长，但无权对本部的重大问题作出单独决定，必须经过联邦委员会指定的三人小组（均需联邦委员）研究决定。

C、不实行权力分立。不设总统和总理。委员会主席即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由联邦议会两院从7名委员中选出，任期一年，不得连任，一年届满后，由副主席升任主席，同时选出另一名副主席。实际上主席职务由7名委员轮流担任。主席的职权极其有限，对外作为礼仪上的国家代表，对内负责主持联邦委员会的会议，不得行使联邦委员会的职权，无权任命官吏，无权否决议案，无权解散议会。

委员会的委员不是议员，但可以随时出席议会，参加讨论。他们可以向议会提出法律案，并可将他们的政策随时提交议会讨论，但他们不能参加议会表决。凡议会通过的法律案或其他决定，他们不能要求议会复议，必须执行，并对议会负责。他们的任期是固定的，在任期届满之前，不能因他们提出的重要议案未被议会采纳而辞职，议会也不能投不信任票而促使他们提前解职。委员会无权解散议会，对议会不负连带责任。这种委员会实际上是议会的一个执行机构。议会可以变更或撤销委员会的决定和措施，委员会必须服从议会的决定。

⑷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进行行政改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 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主要围绕国家创新、技术发明以及人文制度进行改革。
二 主要内容有：
1.创新理论。20世纪的创新理论以美国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代表。虽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涉及到经济体制、国家制度、市场运行、人力资源等许多问题，但是，相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期的国家战略理论而言，熊彼特创新理论最为特色的主张，是关于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条件下建立技术阶层、提高技术阶层社会地位、迅速推动技术进步、实施特殊的技术政策等。也可以这样说，熊彼特创新理论是整个20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国家战略从资本战略向技术战略转变的理论依据，是世纪转变时期世界技术革命的先导。
2.国家创新体系。综观20世纪中后期西方世界的战略实施过程，可以明显看到，整个西方世界国家战略的决策、实施、调整等都基本上是由政府推动的，虽然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具体事情大多数是由企业来完成的。但是，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宏观事情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完成的。而在政府所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国家创新体系”问题的提出和实践。所谓国家创新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弗里曼首次提出的，这个理论侧重于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实绩的影响，强调在一国内应协调好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及中介机构这些不同机构，使其发挥最大效应，促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3．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是指某业界或某领域同类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一种或多种技术。核心技术决定核心竞争力，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独特的获取利润、谋求生存、持续发展的能力。
核心技术又可以分成多核心技术和次核心技术。所谓多核心技术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在世界市场上有垄断、领先和支配功能的多个新技术。而次核心技术实际就是指一个特定国家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在世界市场竞争当中的相对性。从目前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掌控的格局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总体上掌控着大多数核心技术，属于多核心技术国家，而部分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属于次核心技术国家。
4.核心技术能力。所谓核心技术能力是指企业通过特有的技术要素和技能或各种要素和技能的独特的组合来创造具有自身特性的技术，以产生稀缺的、不可模仿的技术资源（包括技术和知识等）的企业能力。核心技术能力的特性与一般技术能力相比，核心技术能力一般具有独特性、关键性、刚性等特性。核心技术决定核心竞争能力，核心技术能力是原因，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是结果。因此，核心技术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情况下，它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产业发展只能依赖发达国家。

⑸ 西方政治及宪法制度（围绕行政，法院，公民分析）

就政治体制而言，西方所有国家都是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不同国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的总统制模式、英国、德国的议会内阁制模式和法国的半总统制模式。
一、美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总统制的国家，在其早期的权力构架中，并没有政党的因素，只是在后来政治角逐中，政党不断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特点是：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推荐产生，总统在全国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间接选举产生，当选总统并不一定是得到绝对选票多者，而是为获得选举人票更多者，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只要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即当选美国总统。当选总统所在的那个党即为“执政党”，上台组阁行使行政权。总统还是行政首脑，直接控制着行政机构，并且还是三军总司令。
2、美国的政党体制相当松散，政党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各类选举的工具，选举之后，政党作为一种组织体系作用相当微弱，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选举党”。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但它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两党制，它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而是按照区域和利益集团来划分，两党从本质上讲都是代表不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美国的权力体系中，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绝大部分权力都由两党人士掌控，第三党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对共和、民主党构成实质威胁。
3、美国的国会即众议院、参议院议员一般由政党推荐参选，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拥有立法权。除个别当选议员是第三党、独立人士外，大部分议员都由共和、民主两党所得，并组成各自的党团。众院议长由多数党资深议员出任，参院议长由副总统兼任，另设临时议长。与西欧国家不同，即便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席位也未必是执政党，只有总统所在的党才是执政党。在总统任期的中间，还有中期选举，主要是改选部分参议员和众议院全部改选。
4、美国的总统尽管名义上是所在党的领袖，但当选后更多的是以“全民总统”的面目出现，其政党背景和痕迹淡化，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全面领导过一个党，他难以通过党组织来控制国会、州和地方公职人员。美国总统不由国会选举产生，他不对国会负责。
5、这一政治体制模式的优点是：美国总统的权力较大，总统受政党的约束小，独立性较大，有利于较快地作出政治决断，提高执政效能。其弱点是：美国三大权力体系的相互制约与牵制明显，造成一些体制消耗。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但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国会可以弹劾总统；总统可以任命最高法官，最高法院又可以裁决国会和总统的法律、决定是否违宪。
二、英国、德国等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这类国家的政党政治及政权构成模式在西方较为普遍，包括如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西欧大陆的多数发达国家。它们基本上都是属于责任内阁制政体，是典型的议会民主制政体，其基本特点是：
1、政党获得权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即获得下院即众议院议席的多数。议员候选人大都由政党推荐或具有政党背景，多党参加的竞选是体现其所谓民主制度的重要方面，一般都设定了3－5％的门槛票，并实行以多数代表制为主的选举制度，更有利于大党获得多数议席。一般是由获得下院相对多数的党领衔组阁，并由该党的领袖出任政府首脑。但也有议会的少数党组阁的现象，这尤其是在多个党进入了议会，且无一党获得议会相对多数的情况下更有可能。
2、国家的权力体系以内阁为核心，内阁拥有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制约。内阁不仅拥有行政权力，而且具有立法建议权，由执政党所控制的议会多数保证立法的通过。内阁总理或首相有很大的权力，他不仅能够挑选阁员，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甚至可以解散议会，宣布提前进行大选。
3、总统或国王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职位，并无真正的实权。在这一政体中，国王均为世袭制，总统多为间接选举产生，如由国会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总统或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性、礼仪性意义，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介入政党间的权力调解，平常较为超脱，不承担具体责任。
4、政党大都是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但右翼比左翼要松散。政党无论是作为群众党还是精英党，大都有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乃至还有一套党的外围组织如工会、青年、妇女组织，对本党执政起着一种辅助作用，甚至可以对政府形成某些牵制。
5、这种政权模式的优点是，无论是体制形成还是实际运作都相对民主、公正，更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和周全。但缺点是，体制或制度容易模式化，导致官僚主义，影响执政效率。
三、法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基本特点
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法国的政权模式是一种“半总统制”模式，既有总统制的特点，又有议会制的特征，其主要特点为：
1、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推荐，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从原来的七年减为五年，同议会、政府任期同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权力不如美国总统大，但又远远大于内阁制国家的总统或国王。他掌管着国家的外交和国防大权，决定包括经济社会事务在内的各项大政方针，实际上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但他不是行政首脑，也不具体负责经济社会事务），主持内阁会议，享有对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并有权解散议会，宣布提前大选，还可施行宪法第16条规定的非常权力。
2、政府由获得下院即国民议会多数的政党组成，总理也由该党领袖出任，并由总统任命，政府主要职责是管理经济与内政事务，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议会可以质询并弹劾政府。
3、法国的总统和议会一般都实行两轮投票制（总统如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超过50％的多数，就不必再进行第二次投票），总统、议员都是由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相对多数的候选人出任。如果总统与获得议会多数的党不是同一个党，便会出现“左右共治”的政治现象，但一般都把在政府中当政的党视为执政党。近20年来，法国几次出现了这种“左右共治”的现象。
4、这种政治模式的优点是，权力相对分散，不易于导致专制和专权，总统握有一定的实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其缺点是，行政权力的分散使得政府权威较弱，不利于国家管理，而且“左右共治”现象又导致了政党间的争权夺利，损害了政党的形象，也不利于社会问题的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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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从20世纪多少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进行行政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行政改革，然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市场化也进行不同程度改革。

⑺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政府面临的问题以及政府职能的趋同化，使得西方各国超越了国情特点、历史文化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在行政机构改革模式、途径与方法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和特点。

（1）行政职能扩大。

（2）政治职能中的暴力职能相对减弱，保持社会稳定的调节职能趋于加强。

（3）政府宏观调控、综合协调职能强化与行政职能社会化同步进行。

(7)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立法兴起扩展阅读：

发达国家的特点：

第一，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先进，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大于60%。

第二，经济运行机制比较成熟，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健全，并有比较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保障水平较高。

第四，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外贸依存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跨国公司高度发展。

⑻ 西方行政制度哪些方面对我国的行政制度有可以借鉴之处

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主体走向无疑为世界其它各国的行政改革指明了一种趋势。毕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里，世界各国不可能再独自发展，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必须得开放国门，与其它国家交流、合作，这样才能生存，才能发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因此，当今各国行政改革必须得重视西方行政改革，从中获取对自己国家有用的启示并汲取其改革中一些失败的教训，少走弯路。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然而，当前我国行政改革却相对滞后，因此，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如此一来，研究西方行政改革对我国行政改革不无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西方行政改革的诸多问题，诸如如何掌握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取向问题？如何解决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西方各国行政改革中都有所涉及，我们可以从中获取经验，在此，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以"任务驱动的政府"取代"规章驱动的政府"具体来说，解决传统官僚制下，官员的按部就班、不积极行为，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方式进行一个新的定位，让官员充满使命感。长期以来，大多数公共组织制定出无数的规章来防止可能发生的错误，然而，规章制度过多，难免使政府的活动缓慢，也不足以应对多变的环境。现在，我们只要简单的界定他们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再据此制定必要的规章和预算，然后就放手让政府官员去履行各自的责任。
（二）引入竞争机制，建立竞争性政府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政府和市场分别做好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内的工作，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借鉴西方的做法，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从而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瓶颈"现象。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竞争是需要规范的，不经规范的竞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可能导致垄断或其他不公平。比如，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可能拒绝一个没有社会保险的患者。必须强调政府在竞争中的责任。
（三）转变政府理念，具备"顾客意识"，重塑政府形象
传统上，由于政府的钱来源于拨款，而非企业那样，是直接来源于顾客的，因此政府是个"顾客盲"。所以，政府的"顾客"--公民常常在被动地等待政府为其提供服务而不受重视。而当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转向注重实际工作绩效、特别是顾客的满意程度。这被视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更为成熟的一种标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归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更应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取向，贴近公众的需求。因此，我国行政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强调顾客导向的做法，通过建立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形象。当前，我国行政改革就出现了一些在办理行政许可手续中的"一条龙"服务现象，大大的便利了需要办理相关许可证的"顾客"，得到了一致好评，也增添了人民对政府的好感，获取了人民更多的信任。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我国政府在借鉴西方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见解、做法时，也必须注意结合本国的国情。毕竟，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不是一致的，而且时代差异诱发的社会环境更是有着巨大差别。因此，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传统的科层管理体制以其优势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将长期存在，西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种改革的趋势，并非要完全取代已有的行政体制。换个角度而言，就是改革要有"度"，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度"，把握好界限。当代西方行政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与困境。所以，掌握改革的"度"，处理好继承与发展、创新与替代的关系，无疑对政府行政的平稳过度，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⑼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使他们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政治的发展模式一般是两党制向美国，分别民主党和共和党。

许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推动的，它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政治发展不单是不发达国家的任务。

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由于政治发展与经济制度、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及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影响、制约，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只是单一的西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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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大多数政治学家都承认，政治发展的研究难以摆脱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政治学者对于政治发展内容和标准的表述，或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参照，认为发展就是不发达国家趋向西方国家模式的过程；或者是研究者依据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提出的主观构想。

或是二者的结合。个别学者把符合西方国家模式的发展称为“积极发展”，把方向与之相反的发展称为“消极发展”。由于西方文化倾向的阻碍，30多年来，政治发展研究尚未取得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说服力的成果。

⑽ 从20世纪什么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进行行政改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开始进行行政改革,然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市场化也进行不同程度的行政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石油危机以及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等因素,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衰退,公共财政也因收入减少和福利开支过大等因素出现了持续的赤字,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紧张的困境。其次,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第三,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种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行政与组织的内在变革。通过在政府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理,以顾客为导向引进竞争机制,推广民营化等改革措施,西方国家普遍掀起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这些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国家普遍进入了新公共管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