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

① 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什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自上而下改革：

方向从上层政治向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领导力量，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党可以通过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来引导其他领域民主政治的发展或者对其他领域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同时，在推进政治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把改革中取得成效的经验措施制度化，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长期机制。

例如，当前开展的反腐败和转作风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政府机构改革及其职能转变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如果能通过制度或者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可以更有效地巩固改革的成果，并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展开。

自下而上改革：

从基层建设到政治建设。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对中国政治改革起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体系，许多地方还在地方政府创新和基层政治管理创新方面进行了探索。在改革过程中，也要认真提炼基层政治实践好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制度层面，或者在行之有效的范围内进行推广。

(1)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扩展阅读：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参与。

2013年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社论表示，过去三十多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单兵突进的同时，中国不仅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潜在增长率降低的问题，还积累了更多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整个治理体制已经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发展，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正因为改革领域涵盖了经济、行政、司法与社会等领域，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以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单兵突进式的改革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系统性改革必然要求有一个顶层机构决策、协调以及监督落实改革，全会提出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是为完成这个任务而设立。

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朝现代化的方向完善，都要与现代政治文明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必须由全体国民的参与才能完善，因此，除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监督落实之外，自下而上的参与监督更加重要。

通过上下互动，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② 法治政府建设是什么和什么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必须更加深入有力地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更加高度重视有效发挥法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的目标，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坚持依法行政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点。

在我国，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以政府主导推进为基本特征。我国的“强政府”在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法治发展目标任务得以实现的主导性因素。

因此，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要按照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战略部署，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③ 怎样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职能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要努力做到以下要求：
第一，要树立依法办事意识。执行法律是政府及其所有工作人员的首要职责。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提高法律意识的主要渠道是学法。要完善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行政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制度、任职晋升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和考核制度等，促进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律意识培育。
第二，要加强制度建设。要重点加强有关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强法规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确保法规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谨防单方面体现部门意志，谨防小范围体现专家意见；还要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强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第三，要坚持科学决策。各级政府及其行政部门要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还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追究责任。
第四，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危害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违法案件，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秩序。地方各级政府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杜绝选择性执法；排除人情干扰，杜绝不公正执法；排除权力意识，杜绝粗暴执法。各级政府要着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狠抓执法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2013-12-08 03:16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第五，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政务公开首先是信息公开。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要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包括办事公开。所有面向社会服务的政府部门、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都要依法公开办事依据、条件、要求、过程和结果，确保政府提供的服务公正。
第六，要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上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及时纠正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要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加强财政、预算、投资审计和各种专项审计，加强对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的监察和问责，严肃追究违法违纪人员的责任，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勤政建设。

④ 如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建立三级联动政务服务机制

全面实现网上审批

在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方面，《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三个“清单制度”，即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政府责任清单制度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行政权力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利”，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边界。同时，针对市场主体自愿的投资经营和民商事行为，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领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不得限制进入。

在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体系建设方面，《意见》要求所有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均纳入政务服务平台受理办理，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服务机制，全面实现网上审批。

政府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依法决策机制是否健全。《意见》强调各级政府部门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省政府将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和标准，把部门论证、公众参与、民主协商、专家论证、专业机构测评、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必经程序。

同时，要建立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省政府制定《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办法》，明确追责主体、追责范围、追责方式，对决策严重失误或依法应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实行终身责任追究，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要加强行政决策案卷管理，实现决策过程全记录，发生决策失误的，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倒查决策责任。

在政府立法制度建设方面，《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审查论证机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政府立法事项，由政府法制机构委托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开展评估。

建设三级信息共享平台

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面，《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综合执法，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试点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在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方面，《意见》要求，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细化案件移送程序，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现象。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省、市、县三级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与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实现对接。

在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方面，《意见》要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重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应当由行政执法机关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审核。

审核的重点是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程序是否完备、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处罚幅度或强制措施是否适当。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意见》提出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探索建立专门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同时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方式，坚持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主动监督与受理投诉举报、事前监督与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是《意见》提出的重要内容。要求健全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制度，把法律知识考试作为授予行政执法资格的前提条件，把法律素养和依法办事情况作为行政执法人员年度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4)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以学习和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的现实需要。

参考资料：网络-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意见

⑤ 如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目标既定，重在践行。各级政府各部门要认真领会、准确把握《纲要》的精神实质，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结合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这一伟大工程。
坚持发展为上，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经济动力和基础。市场经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法治紧密相连。法治要得以坚持，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体制之中，惟有市场经济才能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我国法治也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与市场经济的启动大体同步的，是在改革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时，即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92年，十四大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取向于市场经济后，1996年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目标。这说明，法治是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越发达，对法治的需求层次也越高，市场经济是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的经济动力。所以，要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当前，我市经济结构层次还不高，民营企业发展相对不足。针对我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市党代会提出的宏伟目标，坚持既定的发展思路，大力招商引资，加大市场开拓，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着力治理和优化发展环境。要在加快改善投资硬环境同时，着力加强以法治为主要内容的政务环境建设。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丰富多彩的市场经济主体；要按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要求，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逐步完成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收缩政府权力的覆盖范围，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更多的自由；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平等创造条件，营造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坚持“一切从客商出发，一切为客商着想，一切对客商负责，一切让客商满意”的原则，抓好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着力提高行政服务效能。要树立诚信是兴商之本、依法办事是最大的诚信的思想意识，善于从法律的角度与外商洽谈项目，依法签订合同，依法履行合同，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要以公正执法为重点，强化对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事件的查处和打击力度，严肃处理向投资者进行敲诈勒索和吃、拿、卡、要的人员。总之，要通过多方努力，有效地吸引投资，大力培育市场主体，促进鹤壁经济发展。
坚持民主决策、民主施政，积极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是与民主相生的，是与专制不相容的。没有充分而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制度越发达，它的法治化程度就越高。因此，必须推进和发展民主。当前，我市少数地方、少数单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现象还存在。这是人治观念在实践中的反映。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推进民主建设。今后，各级政府和部门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依法、科学和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要扩大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对一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要完善听证程序，提高听证质量，重视听证结果。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社会影响大的规范性文件应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更好地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使之符合客观规律，体现社会正义，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充分发挥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的作用，充分运用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体现民主精神的方法实施行政管理。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进一步促进政府部门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要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行政策法规公开、岗位职责公开、工作流程公开、收费标准公开、服务时限公开、工作纪律公开、投诉举报方式公开、监督结果公开，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着力打造“透明政府”。真正做到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容，又是建设法治政府的保障。所以，必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我市行政管理领域还存在着交叉管理，多头执法；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以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少数部门、工作人员的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我市行政管理体制。一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继续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三个优先”原则，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下决心交给企业、市场或者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市已完成行政许可项目的清理，除依法保留的234个项目外，凡是没有合法依据的项目一律停止执行。这要作为优化发展环境的一条政治纪律来执行，对违反规定的，执法执纪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二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我市行政执法主体。在加强调研、学习外地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以解决重复执法、交叉执法和执法真空问题，切实推进城市文明创建工作，促进城市管理。三是要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解决“皇粮”、“杂粮”并存的现状，使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彻底脱钩。要全面推行“罚缴分离”和“收缴分离”制度，坚决杜绝“以权生财”、“以权谋利”。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各级政府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带头依法行政。要把贯彻实施《纲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重中之重，摆上重要位置，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解决贯彻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确保《纲要》落到实处。贯彻实施《纲要》，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全局性工作，不单是政府法制机构的事情，而是政府所有部门的共同职责；不仅是主管法制工作的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是所有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按照《纲要》的要求，科学制定规划，落实具体方案，精心组织实施，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真正把依法行政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

⑥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强化行政监督，应从哪些方面做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行政法制监督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对行政的监督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数量大、机构多，具有中国特色。尽管如此，政府管理中的问题长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再加大治理力度，却达不到百姓满意的效果？既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逼迫着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寻根溯源，以提出有效对策。
一、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影响
建国后，我国政府体制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发展：1．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府体制的理论构想和基本原则；2．苏联政府体制模式；3．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4．中国传统政府体制和政治文化；5．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这使得我国政府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的特征。这一体制的外在特征表现为：（1）政府时刻“在线”，社会功能萎缩。百姓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都被刷上了行政机关的色彩而不能正常发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自我约束力弱，对不良社会行为的约束主要靠政府，而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很乏力。（2）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即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3）政府职能内容不合理。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功能过强，宏观管理功能过弱；社会管制功能过强，社会服务功能过弱。 （4）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5）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6）行政权力过分集中。
改革前，传统的行政体制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行政管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同时，这一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是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去追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目标。行政手段以权力为基础，层级节制、明确的权威和相应的服从则是其根本特征。手段单一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人治”取代法治，忽略和排斥经济手段、经济杠杆作用，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
其次是政府的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长时间里政府部门追求着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第三是大一统要求。全能的政府追求社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目标。而这个统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靠政府内部各部门的高度统一、协调来实现。实际上深层次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又使得协调统一非常困难。
第四是政府责任的无限与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职能和权力范围的扩张导致政府责任的膨胀。不论是政府自觉主动地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和责任，还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和无限期望。最终是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然而，与政府责任无限性相对立的却是政府能力的有限性。由于受客观条件和资源的限制，政府难以在所有职能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有所妥协，有所取舍。
最后的结果是，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们从怀着良好的愿望出发却很难达到目的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被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行政体制的转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长期处于无限责任环境中，集中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政府，是说一不二的政府，体制转轨中新制度要求政府置身于全面的监督之下，要求政务公开、透明，政府做事要让老百姓评判，要遵规守制，要有服务意识，要接受全面监督。出现的“病症”是不习惯、不情愿、很反感，甚至是不允许。一是一些人和部门尤其是领导者成为新体制约束的对抗者。二是还在建设中或原本脆弱的监督制度、监督体系难以招架、不敢阻挡。三是监督缺少权力和权威。利益和管理，权力和责任，服务与监督总是处在激烈对抗之中，
二、 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监督作用乏力
政府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因而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社会的强化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而看不见的手却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创造。
缺少强大的外部约束力量的体制转轨，结果是旧问题未消除新问题又凸显，普遍的权力失范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腐败现象呈现高发势态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我们不但需要改制转轨，需要建章立制，更需要有力、有效的法制监督。遗憾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着机制方面的缺陷，需要下狠心、花大力气去调整、完善。
三、我国行政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法律监督制度的权力整体配置---不合理
总体看权力机关监督、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对比不合理，体制设计上有所欠缺。监督机关相互间缺乏应有的配合沟通和有机协调，或推诿谦让或重复监督，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影响了对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无论是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还是监察、审计监督等形式上很健全，实际上由于监督的分散，主体在隶属关系上受多重领导的制约，未能真正形成监督合力。司法机关监督力量偏弱，这种事后监督主要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监督内容上较为狭窄，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对抽象的行政行为不受理，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到一定损害。内部监督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像专业监督，即行政监督和审计监督也还未建立高效而相对独立的监督。专业监督部门作为行政系统内部地位相对较低的部门，往往是监督不力，同时，也出现无力监督的现象。社会监督，除了中央纪委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加强之外，其他如新闻监督、人民监督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各监督机构在职能配置方面相互交叉重复，责任不清，在监督运作中彼此缺乏沟通和联系。二是整个监督体系未能形成“主辅匹配，环形封闭”的系统，从而导致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如对一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多层次、多构成的公职不法案件的处理，要么几路人马同时“兴师问罪”，弄得发案单位无所从；要么相互推诿、“踢皮球”，长期拖延不办；要么撒手不管，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和有效性，甚至还有相当一些行政领域处于“监督真空”状态，如：对违宪行为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对于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国家行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和行政机关最终裁决行为的监督。各监督主体之间各自的监督范围、领域、权限划分不清，没有形成疏而不漏的监督网络，存在大量“虚监”、“漏监”等问题，又如对领导班子“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严重空位，实际上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严重影响了监督行政的实效。
（二）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置化
权力机关监督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切实可行的配套监督制度，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宪法赋予了其对“一府两院”进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人大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只是借助于人大会议期间的审议和质询，对日常的政府行为的监督鞭长莫及，总有隔着一层皮的感觉。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这种虚化表现在：1．立法监督方面：（1）缺少违宪审查制度；（2）法律对违宪审查程序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2．执法监督方面：（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人大对此难以给予立法监督，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和执法监督的开展。3．司法监督方面：（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三）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1．纵向看，人大监督作为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层次的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少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由此人大监督往往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横向看，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相互之间的监督关系不顺，权力配置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而且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在当地党政领导管理的体制下，确难发挥监督作用。3．内外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畅，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四）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
权力机关的监督表面看独立性很强，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因素所困扰，不能真正独立的行使监督权力，平时主要靠人大会议及人大常委会的事后监督。由于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对行政机关不能有效行使弹劾，罢免、质询等权力，因而监督工作不能落实到人而切实可行。
虽然宪法和诉讼法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但实际上司法独立未能真正实现，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司法的依附性，作为社会最后的救济权力和公平正义象征的司法权很难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
行政内部监督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独立性。上、下级之间的一般监督，由于隶属关系导致下对上的监督力度微弱。 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监督是“同仁”间的监督，往往是你好我好，难动真格。专门监督虽有专门法律规定，但因监督部门的人员隶属于行政系统内部，受双重领导，财物由政府提供，实际上相对独立性缺失，监督空位。
社会监督中，舆论监督的多数新闻媒体受控于政府，与之关系密切。虽然一些电台的节目起到一定的监督效果，但自上而下，广泛的、无缝不入的新闻监督还尚未形成，尤其是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模式，使得批评报道由次要降至更低，时代和人民代言者的作用难以奏效。
公民作为人数最多、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作用却极其微弱，监督渠道不畅，积极性不大，很难形成合力。
（五）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做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至今人大法律监督程序仍无专门立法，即使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也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正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
（六）监督对象——缺乏制衡性
1．行政法制监督对象缺乏均衡性。从法理上说，行政法制监督应当均衡地作用于对象，但在我国往往对行政工作人员监督多，对行政工作机关监督少；对一般公务员监督多，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监督少，把监督的着力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漠视甚至放弃了“防范于未然”的工作。其结果是使监督主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窘境，监督的路子越走越窄。监督滥用权力者多，监督失职不作为者少；自上而下监督多，自下而上监督少；内部监督多，外部监督少，尤其对“第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出现“漏监”，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监督重点的监督机制。
2．在监督手段和监督方式上效果差。许多监督没深入到内部去，做表面文章，走过场甚至是做秀的监督，令人失望。等待有人上门反映问题多，主动出击进行监督少。在查阅手段、控制手段上，未能采取先进科学手段；在监督方式上，经常采用定期监督，而专项监督、全面监督、临时监督等方式没被充分使用；在监督过程中，监督部门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调查取样工具、强制执行手段、档案管理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其结果便是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3．监督程序缺乏透明度，不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监督部门对行政的监督在立法上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程序，未能形成制度化、具体化。一是一些重要的规范如《行政程序法》、《行政行为监督法》、《人民监督法》等未能推出，使一些重大的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一些监督规则措辞笼统，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公开监督的程度也低，往往习惯采用“暗箱操作”。
四、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具体设想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笔者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法律监督权进行重新配置方案：设置法监院，专司法律监督权 。法监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平行国家机关，共同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其法律监督权授予法监院专司，法监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大监督的重点定在工作监督，而由法监院具体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二）整体协调法律监督机制。科学合理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合理设计，理顺各种关系，达到良性运行，同时，也需要在操作层面上构建与之相关的措施，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动态体系。
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需要从体制上重新进行调整设计，具体做法：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监督作用。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是根本的监督，鉴于我国目前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乏具体操作手段，而且权力机关监督的力量不是十分明显，借鉴国外成功的监察专员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设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设立行政监督委员会。
权力机关监督专员制度起源于瑞典，随后，芬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挪威等国家相继效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多数国家的议会专员，除了议会指令外，专员独立于议会，自主行使职权，作为议会代表行事，如挪威制定的《挪威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第一条规定，议会可以就专员的职责发布一般性指令，除了议会的指令外，专员独立于议会，自主履行职责，以此确定其与议会关系和独立至高的地位，并在工作方法、专员产生、专员的待遇、退休保障上予以切实充分的保障。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产生于人大，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人大进行听取政府报告、质询、评议等监督，但效果不尽人意。如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向百家大型国有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可以作为专员制度的一个雏形。我国是否应尝试在人大设立监察专员，以实现有效的监督，更加体现宪法确立的精神和政治体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监察专员的职能范围包括：第一专员是行政监察专员；第二专员是公检法司监察专员；第三专员是武装部队监察专员；第四专员是企事业单位监察专员。分别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其中第一专员应是这一制度中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专员的产生、权力范围、监督程序、监督责任、专员的权利保障等应在立法上进行明确规定。在我国，人大的监察专员应归属于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监督，但只对人大负责、报告。人大监察专员，只设一个等级及派出机构，不设中央与地方两套体系。人大监察专员的监督重点主要是行政系统。应加强人大监察专员的监察裁判力度和所拥有的处理案件的权力，使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大大加强。人大监察专员的监督权力起码应包括通报权、建议权、处置权，以至于送交司法机关提起公诉及送人大会议讨论。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作为一种较高地位的权威监督而存在，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其它权力对监督工作的干预，也能体现精简高效的监督原则，是对监督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
（三） 扩大监督范围。逐步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扩及全部抽象行政行为。在加强对羁束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时，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这也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在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具体体现。同时，要着重加强对行政工作机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对失职行政、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同级不相隶属行政机关公务员互相监督制度，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达到监督均衡。
（四）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一般行政监督。一般行政监督，即上下级政府的法制监督。政府的法制监督是一种对全部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是具有行政强制性的监督，可以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为增强监督责任心，可设立政务公开制、重大事项报告制、行政失察责任制等，在监督中有过错的应予行政处理。
（五）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立法上已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于提高。目前把这两个部门置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权归同级政府控制，故很难有效的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案件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更是无法实施监督，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实践中需要相对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鉴于我国的情况，可以将审计机关移交人大设立，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体制设置，只对人大负责，才能真正做到审计独立，充分发挥审计在防止官员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应明确监督权责，建立监督责任制。而且也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监督的程序。监督工作的实施应依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不得越权监督，越出职权范围监督。
（六）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广泛性、公开性、权威性、及时性、后果严厉性、渠道畅通等优点，是一种有极大影响力而灵活的监督力量。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难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地实施监督，不得实行其它职务。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总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⑦ 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

（1）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2）减政放权，政府权力“瘦身”，职能定位更清晰；建立权力清单，清晰划定行政权力范围，激发市场活力；

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制度反腐迈出重要步伐，用改革的办法和法治的思维规范权力运行，清洁党的肌体，提升执政能力。

（3）化解当下社会复杂矛盾，必须紧紧依靠法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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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

（1）党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

（2）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3）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

⑧ 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重点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法履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强化省政府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区）政府执行职责。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高行政决策水平。着力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加快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三、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推进公正文明执法。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全面梳理各部门执法权，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大幅减少执法种类，积极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多层执法的问题。

四、强化行政权力制约，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强权力运行监督，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权利；高度重视舆论监督，认真对待网络监督。

五、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透明政府。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体制机制，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六、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完善行政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建立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推动各级行政工作人员带头学法、用法、尊法、守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8)自下而上的力量通过公众参与建设法治政府扩展阅读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实施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⑨ 如何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6个要点：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一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二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对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能够行使的职权范围，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三要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合理、清晰界定政府间事权，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促进政府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能，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一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二要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抓紧建立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机制，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坚持“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各类决策主体的责任，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切实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一要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事权和职能，按照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的原则，合理配置执法力量，加快推进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向市县下移。
二要推进综合执法，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加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构建设，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
三要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
四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努力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能力。
五要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严禁收费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钩。对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业务经费、工作人员福利挂钩的，依法严格追究责任。
六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建立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建立衔接工作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对衔接工作的监督，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四)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要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征地拆迁、劳动保障、医疗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
二要完善执法程序，通过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明确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的具体操作流程，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及时发现、解决和有效预防执法中的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等问题，有效规范执法活动。
三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为执法活动提供明确依据，从制度上解决执法不公现象。
四要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建立运行执法信息平台，推行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
五要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确定不同部门及机构、岗位执法人员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一要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和积极性，完善监督体系，科学设定监督职责，严密监督程序，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二要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
三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四要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切实提高审计机关的履职能力和水平。

(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一要完善政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二要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推进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监管，防止行政权力肆意膨胀。
三要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
四要将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五要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依法公开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六要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丰富公开内容，创新公开方式，提供便捷的行政管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