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陈柱

① 广州黄大仙是阴庙来的吗

广州的黄大仙祠，故址在珠江南岸的花地村，离河约20米处，地名大凼尾(今属芳村区)。据当地老者忆述，当年神庙颇宽敞庄严。正门当街有一座石牌坊，石柱、门楼顶雠有盘龙、祥云、飞禽、花卉等图案装饰。入门处两边方柱上刻有对联：“洞中别有乾坤，四围烟雨云山，尤增胜概；祠里自成天地，两岸杏花杨柳，仙留灵踪。”署名是：“光绪甲辰仲春三月番禺卢维庆敬书”。“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1904)。庙内另有一副对联是，“叱石传晋代，骑鹤上南天。”此联作者不详。

庙三进。头进大殿所供神像颇为特别：中间是黄大仙，左为吕洞宾，右为魏征。黄大仙、吕洞宾是道家不奇怪，把唐太宗的大臣魏征也列人道教仙家而供奉，就有点奇了。第二进楼上却是佛家天地，一边供如来、弥勒、文殊，一边供观音大士——前有韦驮侍立。从这样的设置看，黄大仙庙早就是道、佛合流的了。第三进住道士及香烛杂工。

黄大仙庙建立之初便兼有慈善机构的性质。庙内常驻有中医生、配药人，还有解签人。对求签抓药的人，实行“随缘乐助”，病贫者可免费。

晚清时期，花地黄大仙庙香火旺盛。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黄大仙宝诞和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更为热闹。陈济棠主粤时，黄大仙地段改作孤儿院，但庙仍保留，且常在庙前空地搭棚演戏，还有别的娱乐，摆卖，盛况不减。后来在长林公园(现松基直街)另建新庙，称为新黄大仙庙，原庙称为旧黄大仙庙。新庙较旧庙略小，
内有中医、配药及解签等人管理，广州一些乐善好施者常给该庙赠衣赠药。

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旧黄大仙庙充作日军宪兵司令部。解放后还可见废碉堡和被害者遗骨。庙早毁，仅存一根方柱，三块石雕门饰，两截圆石柱。新庙在1949年后陆续改作民房。至于南海西樵的黄大仙庙，那是在稔岗村，建庙年代可能比广州的庙还早。据说该届建于村前，有一座大门楼，高悬黄大仙像。占地数亩，香火颇旺，远近村人常来参拜。何时坍废已不可考，原址后来改作工厂了。

广州和南海的黄大仙庙毁弃之后，香港的黄大仙庙却兴旺起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番山(今禺山市附近)有深柳堂，就是供奉黄大仙的，一些大商人在这里设普济坛扶乩，当时香港有七位有名望的大商家亦成为黄大仙的善信。这七位商家就是梁仁庵、郭述亭、张殿臣、陈柱石、唐丽泉、李亦梅、谭杰生，他们均有商号在广州，后来就成为香港黄大仙庙——啬色园的创始人，被称为“啬色园七老”，后在庙内“孟香亭纪念碑”刻石铭记。

1911年辛亥革命后，政局混乱，菩萨不保，深柳堂被占。上述香港七位商家便把黄大仙像接到香港(一说是梁仁庵、梁钧转父子俩自西樵山普庆坛接黄太仙像到香港)。

1921年，在狮子山脚竹园古村择地建庙。当时扶乩得乩语云：“坛号普宜宜悟道，园名啬色色皆空。”于是依乩语命名乩坛为“普宜坛”，黄大仙庙命名为“啬色园”。1968初具规模，1971年又筹款500万元增建。

20世纪70年代，香港地不景气，竹园古村尚无高楼大厦，颇见萧条冷落。但是后来拜黄大仙的人日见增多，一些人就在这里开饭店、香烛店以至旅馆，解签、看相、占卜的摊档也多起来，于是带动了这里的繁荣，其中也有些人因此而“发达”的，因此香港人对黄大仙多怀有好感。其实，黄大仙祠是随着香港的经济起飞而兴旺起来的。而今日的“啬色园”，更寄寓着许多香港人的梦。

园名“啬色”，颇堪玩味。“啬”字源出于道家始祖老子的《道德经》：“治人事天奠若啬。”韩非子解释说：“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引申开来，即“以德化礼教劝善”。说得通俗明白些，就是“普济劝善”之意。至于“色”字，按道家学说，“色”是“天玄地黄大自然之本色”。《太原经》说：“从玄立德。”玄为道藉，乃道家本色。啬色园寓道、释(佛)、儒三教于一家，其宗旨是：“以道家本色，兼奉儒家之仁礼、释家之慈悲，以笃行普济劝善之事功，而实现其本色焉。”(据余也先生解释)

黄大仙的名气越来越大，关于他的身世传说也多起来。黄大仙究是何人，仙乡何处，又是怎样成仙的，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黄大仙乃是《史记·张良传》中的“赤松子”。张良晚年，“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所指赤松子，就是那个早年曾一再要张良抬鞋穿履而终于赞他“孺子可教”的黄石公。而《列仙传》则云：“赤松，神农时雨师。”“神农时”和张良所处的秦汉之交相距很远，这样就有两位“赤松子”了。张良所要从游的当是后一位赤松子。

一说黄大仙是晋代术士黄初平，家乡在浙江金华。据《金华府志》卷二十二“仙释”条云：“晋，皇(黄)初平，兰溪人，牧羊遇道士，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兄初起寻之四十余年，一日逢道士，引入山相见。问羊安在?初平曰：在山之东。初起视之，但见白石。初平叱之，石皆成羊。初起遂绝粒，服松柏、茯苓，亦得仙。后还
乡，其族尽亡，乃复去。初平别号赤松子云。”

黄初平叱石成羊的故事，至今在金华地区流传。又，金华北山有地名二仙祠，那儿原建有一座“赤松观”，供奉初平、初起兄弟二仙。《金华县志》载：“赤松观，一名宝积观，在县东北二十里。西晋时皇(黄)初平、初起叱石成羊、白日飞升之地……”据说这座道观“宫殿、亭宇，廊庑、碑碣、诰敕，御墨及名公巨卿题跋为江南道流冠冕”。这大概是最早的黄大仙庙，可惜早巳荡然无存了。

这个说法，和香港黄大仙庙内有关碑记吻合。碑上绘着“威灵感应赤松黄大仙宝像”——大仙盘坐于古松下，右边下端有五只小羊。碑文《赤松黄大仙师自述》云：“予(余)初乃牧羊之孩，牧羊于浙江金华府城北之金华山。少时家贫，炊糠不继。八岁牧羊，至十五岁幸得仙翁指示，引至石室中，药炼回生，丹成九转……予本姓黄，名初平，晋丹溪人，因隐于赤松山，故号曰赤松仙子……”

还有，黄大仙庙门口牌坊上赫然有“金华分迹”四个大字，庙内有“叱石成羊仙灵卓异传千古”的联语，这些都说明：这个黄大仙就是金华那个牧羊人，他是在金华山成仙的，金华的黄大仙庙该是“祖庙”，而此地的庙乃是从金华分支来的。

另有一说，谓黄大仙即是东晋炼丹大师、著名化学家葛洪的弟子黄野人。有人说黄野人就是黄初平，“葛洪经金华赤松山，见初平在牧羊，虽饥困劳顿而不掩其聪敏，便收为徒弟，并称之为黄野人”。另有人说，黄野人是广东人，家乡就在东莞石龙附近的水南乡，得道成仙后被建庙祠奉，称为黄大仙——这么说他就不是曾在金华牧羊的黄初平了。近读黄雨先生新作《神仙传》(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内有《黄野人》一篇，是据《罗浮山志》和《广东新语》有关记载敷衍成篇的，所记黄野人，自称姓江名夏，并非黄初平，也没有提到黄野人就是黄大仙，当然也无提及“叱石成羊”及隐于赤松山的事了。

看来，“黄大仙即黄野人”之说，一是由于二者都有个“黄”字而附会出来的。有些人因见黄大仙名气大，就把他说成是本地人，把他地方化了。

② 有没有学术上的《道德经》注解，名家的，深层次、详细的解读。

给你推荐几个经典注解：1、台湾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2、任继愈《老子绎读》回；3、高答亨《老子注译》。这几位都是大师级别，学老子者不可不读。如果是初学者入门，首选南怀瑾《老子他说》。至于你说的市面上那些原文+译文+小故事之类的老子书，是沿用了成功学的套路，七拼八凑而成，没有解读者自己的原创性见解。这种书，可以说，百分百都是垃圾，纯粹骗钱的书，读了完全是浪费时间。读这种书，还不如直接去读老子原文。

③ 道冲，而用之久不盈。深乎！万物宗。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

四章
道冲，而用之久不盈。
谦之案：“冲”，傅奕本作“盅 ”，“盅”即“冲”之古文。说文皿部：“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郭忠恕汗简（上之二）“冲”字，引古老子作○ 。毕沅曰：“说文解字引本书作‘盅’，诸本皆作‘冲’，淮南子亦作‘冲’，并非是。”盖器中之虚曰盅，盅则容物，故庄子应帝王篇曰：“太盅莫胜。”

严可均曰：“久不盈”，各本作 “或不盈”。
罗振玉曰：景龙本作“久”，敦煌本作“又”，乃“久”之讹。

俞樾曰：“道盅而用之”，“盅 ”训虚，与“盈”正相对，作“
冲”者，假字也。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冲”亦当作“盅”。又按“或不盈”，唐景龙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为盅，殊胜今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训或为常，古无此义，疑河上本正作“久”也。

谦之案：作“久”是也。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二引墨子曰：“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有弗盈即又不盈。贾昌朝群经音辨曰：“有，又也。王弼注：‘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是王本亦作“又”，不作“或”。有、又、久古通。马叙伦曰：“墨子引作‘有’，河上作‘或’，易州作‘久’，四字古皆通。‘又’‘有’ ‘或’古通，具见经传释词，譣义则‘久’字为长。‘ 又’‘有’‘久’亦通。庄 子至乐篇：‘人又反入于机。’列子天瑞篇‘又’作‘久’ 。列子天瑞篇：‘精神者天之久。’殷敬顺、陈景元释文曰：‘久音有，本作又。’汉书杨王孙曰：‘精神者天之有。’即本此文，并其证。盖‘又’‘久’‘有’ 三字声，并属之类也。”

谦之案：傅本“盈”作“满”，陆德明曰：“‘盈’，本亦作‘满’。”盈、满同义。一切经音义卷十三引说文“盈”作“器满也”。二徐本作“满器也 ”。田潜曰：“案水部‘溢’下云：‘器满也。’器满即溢，亦即盈也。故‘满’下云：‘盈，溢也。’训义甚明。”可证“盈”“满”可互用，惟原本当作“盈” 。马叙伦曰：“‘满’字诸本作‘盈’者，荀悦曰：‘ 讳盈之字曰满。’盖汉惠帝名盈，讳之改为‘满’也， ‘盈’字是故书。”

深乎！万物宗。

严可均曰：“深乎”，御注作“ 渊似”，河上作“渊乎似”，王弼作“渊兮似”。“万物宗”，河上、王弼“物”下有“之”字。

罗振玉曰：敦煌本作“渊似万物之宗”。

谦之案：释文出“渊○”，云： “河上作‘乎’。”毕沅曰：“○，古兮字。”卢文弨曰：“‘○ ’，今本皆作‘兮’。”

又傅、范本：“渊兮似万物之宗。”范“万”均作“万”。玉篇：“‘万’，俗‘万’ 字，十千也。”举此一例，知范本多古训，亦存俗字。又案“深”与“渊”义同。玉篇：“‘渊’，水停又深也。”小尔雅广诂：“‘渊’，深也。”劳健曰：“景龙作‘深乎万物宗’。当是唐人避讳改‘渊’作‘深’ 。”

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

俞樾曰：按释文，河上公本“纷 ”作“芬”；然“芬”字无义。此句亦见五十六章，河上公于此注云：“纷，结恨也。”……于彼注云：“纷，结恨不休。”注文大略相同。则河上本“芬”字当读为“忿”，若以本字读之，则注中结恨之义不可解。……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争原也。”则亦读为忿矣。顾欢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纷”并假字耳。

武内义雄曰：“解其纷”，河上作“芬”。按“芬”当作“忿”。此句在四章，又见于第五十六章。旧钞河上本，彼章作“忿”，此章作“纷 ”。王本于彼章作“分”，据其注，则“分”者“忿” 之讹。此章与旧钞河上本同此，王、河两本字亦同。至景龙碑及敦煌本此章之“纷”，皆改为“忿”，此以假借字而还为正字者也。

谭献曰：五十六章亦有“挫其锐 ”四句，疑羼误。

湛常存。

严可均曰：河上作“湛兮似若存 ”，王弼作“湛兮似或存”。
罗振玉曰：景龙、御注二本均作“湛常存”，敦煌本作“湛似常存”。
武内义雄曰：敦本此句作“湛然常存”，遂州本“湛似常存”。
王昶曰：邢州本“湛似或存” 下句“谁”下有“之”字。

谦之案：傅、范本与王弼同。邢州本旧谓即遂州本，今知非是。又十四章“是谓忽恍” ，王昶曰：“诸本并同，邢州本无此句。”案今遂州本实有，作“是谓忽恍”，此亦一证也。又“湛”，说文：“没也。”小尔雅 广诂：“没，无也。”此云“湛常存”，言其虚灵不眛，似无而实有也。

吾不知谁子？象帝之先。

严可均曰：“谁子”，河上、王弼作“谁之子”。
焦竑曰：“谁之子”，陈碧虚司马本无之。
罗振玉曰：景龙、御注、敦煌三本均无上“之”字。

谦之案：室町本“谁”上有“其 ”字，下有“之”字。案无“之”字是也。广雅释言： “子，似也。”“吾不知谁子”，即吾不知谁似也，语意已足。此段意谓神耶帝耶？此世所称生杀之主，而道独居其先。道者疑似之间，若不知其谁子；然而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也。

【音韵】此章江氏韵读：纷、尘、存、先韵（文部，先，思殷反）。姚文田、邓廷桢同。邓曰：“‘先 ’，古音读若‘诜’。”

谦之案：盅、盈、宗亦韵。奚侗、陈柱、高本汉说同。
姚鼐曰：“道冲”为句，与“宗”为韵，言道之体至冲也。

奚侗曰：盅、盈、宗为韵。东、庚之变，如二十四章以“功”韵“
明”，庄子在宥篇以“虫”韵“情”“成”“鸣”也。又纷、尘、先为韵。素问八正神明论“先”与“神” “存”韵，楚辞招魂“先”与“纷”“陈”韵。

钱大昕曰：说文“冲”读若“动”。书“予惟冲人 ”，释文：“直忠反。”古读“直”如“特”，冲子犹动子也。

谦之又案：“湛常存”，河上、王“湛”下有“兮 ”字，“兮”字为楚辞最常见之助字，老子书已发其端。孔广森诗声类七曰：“‘兮’，唐韵在十二齐，古音未有确证。然泰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似‘兮’‘猗’音义相同。‘猗’，古读 ‘阿’，则‘兮’字亦当读‘阿’。”

右景龙碑本三十七字，不分章。河上、王弼、傅奕本四十二字，范应元本四十三字，敦煌本三十九字。（武内本云“三十七字”，实三十九字。罗卷注“四十九字”，“四”乃“三”字之误。）河上题“无源第四 ”，王弼题“四章”，范应元题“道冲章第四”。

④ 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请问这句话出自何处

是孔子的话，是孔子跟老子见面后跟弟子说的话

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⑤ 为什么忠臣的危害往往大于奸臣

天道自由主义系列谈 天堂茶话第十八章忠奸之辩 孔子：我们儒家跟您一样是追随天道的。可是，似乎我们儒家崇尚的，您都不以为然，对仁义、智贤、孝慈、忠君等等都持十分负面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还很反感。要不是您的《道德经》写在我的《论语》之前，我还以为您的这些看法是冲着我来的。 老子：你说的对，我真的不是冲着你去的，因为我是早就有言在先。我也的确对你所提的这几条不甚以为然。其实，我也不是反对这些，只是认为它们都是天道畅行以后的副产品。如果天道得到了落实，仁义、孝慈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反对的是倒果为因，把天道抛在一边，去孤立地追求什么仁义、孝慈。如果恪守天道，这些是不需要特别提倡的。如果抛开了天道，越提倡仁义与孝慈，仁义与孝慈越短缺！ 我并不是不讲仁、智、孝和忠，而是主张应该在遵循天道的基础上谈这些。仁义忠孝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那种药方。几千年来的临床结果证明，这些药虽能暂时缓解症状，却无法除去病根，是治标不治本的。不守天道，才是最严重的背仁弃义。真正的“仁”是执政者关爱百姓，真正的“义”是执政者为民谋利。执政者若真想施仁义，根本用不着去倡导别人行仁义，自己做到轻徭薄赋、无为而治就是最大的仁义。民众有了生存的条件，自然会对老人尽孝，对子女慈爱。如管仲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老子：你一提到“忠臣”，我就想到了“忠君”。这两个词，看上去很接近。从语法上来看，差别很大，忠臣是偏正结构，意为忠诚的臣子，就是你说的，“臣事君以忠。”；忠君是动宾结构，意为效忠君王。忠臣是臣要忠君，忠君是君要臣忠。忠臣强调对君王的效忠，而不是对全体民众和国家的效忠。从逻辑上看，忠臣必然通向忠君。 大家都说奸臣祸国。其实，忠臣也祸国。忠臣也罢，奸臣也罢，他们都是君王的臣子。一个敢谏的忠臣，一个分文不贪的清官，他们都誓死维护无道的昏君暴政。这样的忠臣与清官要得吗？另一方面，忠臣与奸臣都是暴君的牺牲品。忠臣千言，不及昏君一念。说远的，在宋高宗赵构的昏庸统治下，岳飞与秦桧都不得好死。说近的，周恩来与林彪，谁又死得其所呢？忠君与奸臣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忠君，君王越是昏庸暴虐，忠臣与奸臣的忠贞越凸显。如果忠臣与奸臣忠于的都是昏君暴君，那不都是为虎作伥吗？从后果上讲，忠臣与清官延长了不道政体的寿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贪官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甚至，连奸臣都主张造反了，对暴君不离不弃的忠臣还在那里誓死维护暴政。 老子：如果世上真的有明君、贤君，那就根本不需要忠臣，而奸臣也无法立足。所以，忠臣与奸臣都是多余的。但是，我从来认为世上不可能有什么明君、贤君。君王的明与贤，都是相对而言。汉朝的高祖与文景二帝，唐朝的高祖、太宗，不可谓不贤，但他们动辄夺人性命的事例也多的是。只要是君主，只要用暴力强迫大家做他的臣民，在我看来就是专制者，就是潜在的昏君、暴君，在本质上就无明与贤可言。 孔子：难道忠臣的出现，于国于民，不也是幸事吗？ 老子：表面上，忠臣对国家对社稷都是好事。但是，在我看来，忠臣是暴政的寄生物。可以说，忠臣是暴君脸上贴的金。要想忠臣辈出，办法很简单，先行暴政。君王腐败昏庸暴虐，他身边一定就会有忠臣涌现出来。有人说，忠臣的最高境界是“文死谏，武死战”，这种忠臣必死的政体怎么可能是好政体呢？忠诚的文臣必死于谏，这种杀绝忠臣的昏君还值得效忠吗？所以，有人说，忠臣之祸甚于奸臣之祸，清官之祸甚于贪官之祸。这话虽然不悦耳，但是也不无道理。奸臣与贪官为害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忠臣与清官的危害更隐蔽，其对暴政的寄生是大家不容易看见的。暴政的寿命，是奸臣与贪官缩短的，是忠臣与清官延长的。 孔子：听您的意思，您对奸臣还颇有同情之心。 老子：你不会说我要为奸臣翻案吧？奸臣做的坏事是很可恶的，但是奸臣的命运有时也是很可怜的。在浙江杭州的风波亭，后人把秦桧夫妇一直罚跪在岳飞墓前至今！可是，如果不是宋高宗赵构有杀岳飞之心，秦桧敢吗？跪在岳飞墓前的应该是赵构。而现在却有秦桧来替赵构代过挨骂。不追问君王的昏庸，而一味辨忠奸，能辨得清楚吗？陈柱说得好：“太平之世，安有忠臣？安乐之家，岂有孝子？然则睹忠臣之可贵，必国之昏乱矣；睹孝子之可贵，必其家有不和矣。然则知仁义之可贵，则天下必不仁义者矣；是犹鱼知水之可贵，则必已有失水之患者矣。” 老子：依我看，忠君与忠于王道是一回事。王道不是天道，而是君王之道。王道让我想起：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于王道，其目的和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君王的统治。民众只是统治者赖以汲取的资源，而不是服务的对象。此外，人治才需要忠臣，因为忠臣是否得志，主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清醒与否。而对于清醒与否，法律是毫无办法的。这样的统治者，不论清醒与否，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最终必然走向昏庸。 孔子：我明白了，您认为，我们在根本上要效忠的不是任何统治者，而是天道。对任何统治者的效忠不应该高于对天道的效忠。 老子：完全正确。在违反天道的政体之下，说极端点，忠臣奸臣都是奸臣，只是程度的差异。因为他们都是只忠于暴君而不忠于天道。忠臣是忠于昏君、暴君之臣的简称，不是指忠于天道之臣。君与道不发生冲突的时候，对忠臣来说，无所谓是忠君还是忠道。君与道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有忠于君的臣才是忠臣。所以，我根本就主张取消君王，除非是虚君。我向往的是共和。只有实质性共和的政体，才可能是合乎天道的。 要是我界定的话，忠诚的终极对象只能是天道，而不能是政府、政党或政治人物，甚至不能是民意。我认为，忠诚的最高境界是：“忠诚的反对。”即忠诚于天道，反对一切违反天道之人、事和制度，尤其反对暴政。 天道章句之十八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统治者背弃天道欺压百姓， 当局才提倡仁义； 统治者智诈欺世巧取豪夺， 官场才流行虚伪； 家中六亲不和睦， 当局才号召孝慈； 专制者昏庸乱来， 暴君才亟需忠臣。

⑥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细说老子·不出户，知天下》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第四十七章

译文：

不出大门，可以知道天下事理；

不望窗外，可以明白自然规律。

走出户外愈远，领悟道理愈少。

因此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不必亲见就明白，不必去做就成功。

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理

「不出户，知天下」，意即不出大门，可以知道天下事理。这点在今天不是难事，打开报纸、电视就知道。但在没有报纸、电视的时代，如何不出大门而知道天下事理呢？答案很简单，人与人相处的困难从家庭开始，家庭里的人际关系是最复杂的。以前的大家庭，常见三、四代同堂，如何与众多亲人相处和谐，是一大挑战。

这句话是针对人间而言，因此，若是留意自己与家人相处的情况，推到天下去看也是大同小异，因为可以由近观远，不必到外头，就能知道人间应该如何相处。甚至可以说：真正了解自己，就会了解人类，然后知道天下事理。

「不窥牖，见天道」，意即不望窗外，可以明白自然规律。这句话是针对自然界而言。

现代人要如此了解宇宙规律并不容易，因为日常用品大多是科技产品。古时候的人则不然，即使待在屋子里，他们也有一些自然物可供观察，像是用木头做成的桌椅，上面都会有年轮，一看就可以推估原树的年龄与成长过程；从年轮的疏密，看出哪一边是向阳面等等。宇宙的自然规律可以反映在一棵树上面，换句话说，把一棵树研究透彻，可以知道几百年前发生的事，包括曾发生的水灾、旱灾，以及人为的自然污染，只不过没有那么精密的仪器与时间去做长期的研究而已。所以说「一粒细沙看世界」，绝不是诗人的幻想，而是事实。

人的「知」，以内向自省为原则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意即走出户外愈远，领悟道理愈少。「出」是指向外追逐，走马看花，反而无法领悟。譬如，如果想了解莱茵河，亲眼去看，甚至泛舟河上，花的时间不说，也不见得可以看见全貌，反而不如在家看电视就足够了，电视上还可以从空中、水面、水底做全方位的拍摄与解说。

我要去一个地方之前，一定会先研究它的历史与详细介绍，等全部弄懂了之后再去。这样一来虽然少了惊奇和美感，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去了也只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而已。换句话说，人的「知」以向内自省为前提，若是没有「自知」，其它一切实在是可有可无。

圣人的「三不」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意即因此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不必亲见就明白，不必去做就成功。他不用有所作为，就可以让一切自行展现，这才是根本的办法。与其向外追逐，不如向内觉悟自己，需要努力的是对内的修养。

人的生命确实奇妙，即使看得再多，走遍全世界，到最后依旧觉得茫然。这是为什么？因为漂亮的地方太多，但都不是自己的家乡，反而易生怅然之感。如果充分了解自己，就会知道到处都是人类的家乡，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又何必一定要执著于个人生长的地方？

由全章可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里，「天下」是指人间，「天道」是指自然界，一个人能够以静制动，在屋里就可以了解天下，如果深入观察，就可以想象自然界的运作规则。圣人的「不行、不见、不为」，都是正确的方法，足以达成合宜的目的：「知、明、成」。

⑦ 孔子主张中庸庸有三义，平常 不易 用 这些指什么

孔子的中庸继承于老子的守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句话还是符合老子守中的本意的内。中的意思就是容中正、朴，那什么是中正和朴呢？就是一种原初的自然无为的状态，不要有任何人为的造作，是一种无智无欲的状态（这个智指的是以物为事、以果作实的俗智，网络上有个叫熊逸的说老子是反智的，显然是错的），道德经里讲见素抱朴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原始社会结绳记事相对于现代人的科技发展而言，原始社会为朴为中；不以物为事为朴为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就是朴就是中。
而孔门的中庸已经世俗化了，他们看到的是事物的末端，把世界和表象当作是事物的本质，依个人的主观见解去折两取中，这和老子的守中恰恰是相反的方向，严格说这经不是中了，他们所说的不偏本身就是建立在主观偏见的基础上的，一切事物都存在辩证的关系，站在这个角度认为这是中可是换到另外角度就偏了，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自然也不可能存在永恒不变的中庸。要避免偏见首先那就要弄清“大中至正，全体大用"的真正含义，要懂得“道通为一”的真正含义，不带任何个人立场的以忘我的角度去照见事物的本来状态。

⑧ 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译文：不出门户，就能够推知天下的事理；不望窗外，就可以认识日月星辰运行的自然规律。他向外奔逐得越远，他感知自己不足就越多。所以，有“道”的圣人不出行却能够推知事理，不窥见而能明了“天道”，不妄为而可以有所成就。

解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否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也就是不通过实践，就能知天下，知天道，反而是行的越远，知道的越少，否认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⑨ 道家、儒学的演变 各阶段特点 原因 影响

一、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战国时期兴起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黄指黄老指老子。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流行，象征五行之主一土德并同时又是华夏始祖的黄帝，成为兵家、法家、医阴阳家、神仙家乃至儒家崇拜和依托的对象。《庄子》书中多处以黄帝为寓言中的高人。战国末年，楚文化的老学与北方中原的黄帝崇拜相结合而形成黄老之学，它标志着道家思潮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时期。它是借黄帝之名，宗老子之学，兼取儒、法、阴阳各家而建立起来的。从广义上讲，凡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潮，皆可称为黄老之学；从狭义上讲，只有正式托名于黄帝、老子的学说，才是黄老之学。司马迁认为，狭义上的黄老之学的传授世系确实存在。他在《史记•乐毅列传》中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和《黄帝君臣》。它们是战国时人假托黄帝所写的，内容与《老子》相近，但后来都失传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佚书，是黄老学派的重要著作。书中思想属于道家，也兼采了部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

(一)稷下黄老道家
由老子创兴、经庄子弘扬的道家，战国中晚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二世纪之交，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齐国国都临淄城的稷门之下有个学宫，这里云集了一批代表不同思潮的著名学者。他们用各自的学术观点纵论天人，“言治乱之事”，形成自由争鸣的良好学术氛围。齐宣王(公元前319一公元前300年在位)“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由此可以想象出，稷下学宫当时荟萃众贤的繁盛景象。在享受上大夫待遇的七十六人中，最有名望的邹衍、田骈、接予、慎到、环渊诸学士都是道家中人。邹衍其人不仅在齐受重，而且“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赵国的平原君燕国的昭王也都以礼待之。孔子当年周游至于陈、蔡，受困多日，面有菜色，孟子其后游于齐、梁备受冷落，终不为用，与邹衍所受的礼遇简直无法比拟。从思想上看，邹衍之前的道家似乎已超过儒家。《孟子•滕文公下》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是道家学说。的一个倡导者。战国中期杨朱之言满天下，足见道家学说在当时影响之大。
稷下黄老道家的学说，是以道家自然哲学为根柢的政治哲学或经世之学，其宗旨在“清静无为”，其实际政治意义在于政尚简易，与民休息。稷下黄老道家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帝王的统治术。“术”(或日政治权谋)在老子的思想中已有相当的流露，而到了稷下黄老道家，“术”的思想又进一得到丰富和完善。这些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他们的重视和采纳。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吕氏春秋》等古籍所载，赵国的慎到，齐国的田骈、接予，楚国的环渊，以及尹文、彭蒙等皆是稷下道家的学者，但他们的著作均没有保存下来，只能根据《庄子•天下》及其他著作中片断文字记载，来考察其中个别人的思想旨趣。

1．慎到、田骈的思想

慎到、田骈为稷下道家的另一支。道家思想同法家思想相结合是他们思想的特点。就慎到来说，他主张齐万物以为首，循自然而立法，依权势而行法，通过尚法因势达到上下相安、．清静而治的目的。《庄子•天下》载：“公而不克，易而无私． 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以智，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日‘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是故慎到弃智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在慎到看来，万物均是有所不足的，就这一点而论，它们是齐一的。即使无所不包的“大道”也有所不能。悟道人的高明之处不在于用心智去评价万物，而在于他能像大道那 样，包容一切于浑沌之中，而不去分辨它们。具备了这种大智慧，才能“因性任物”。顺应万物的本性而用之，则“莫不宜当”。在此基础上，慎到进而主张在用人上应‘‘用人之自为， 不用人之为我”，亦即“因人情”而治。而“因人情’’而治的 关键在于“法”，也就是通过法的赏善罚恶的作用，使人不得 不为我所用。为推行“法”，慎到进而贵“势”。法需要有权 势的人去执行，因此他提出了抱法处势的思想。慎到的法、势 思想正是以道家智慧为基础而提出的一种统治术。
在《吕氏春·执一》中，还记载了田骈“以道术说齐，，的情况。他向齐王鼓吹自己的学说：“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其思想也颇具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风范。
从《庄子·天下》和《吕氏春秋·执一》的记述来看，慎到、田骈等学者的思想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理解和重视。当时齐国统治者对稷下学者采取了优待政策，将包括田骈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皆命日列大夫”。但这样做主要是向天下显示齐能招纳天下贤士而已，并不能表示稷下学者的主张能被当政者所采纳。

2．《管子》中的道家思想

战国中期，稷下黄老学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管子》一书即是托管子之名，综合稷下黄老之学的文集。《管子》书中四篇(即《心术》、《内业》、《白心》、《枢言》)，学术界一般以为是稷下黄老道家的作品。书中其他篇章亦不同程度地与《老子》及《黄帝内经》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管子》的作者对《老子》的“道”作了进一步的丰富，提出了“道生法”和“以静制动”的法术思想。《老子》中讲“道”生万物，而表现在治国安邦的政治活动中，“道”便具体化为政治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即“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道”是“法”的根据，“法”是“道”的运用。“法”像“道”一样无为而无不为，只要依法而行，君主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管子》四篇从“道生法”出发，把老子的“无为”思想改造成为一套“以静制动”的统治术。
《黄老帛书》属稷下道家后学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年。它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有儒、墨、名、法的思想，是一部先秦黄老之学集大成的著作。至秦统一六国，稷下黄老学者多转而入秦依附吕不韦门下，《吕氏春秋》一书汇集了他们的思想。《吕氏春秋》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人宾客所编纂，它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原则，兼容儒、墨、阴阳各家学派之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三、隋唐及其之后的道家
玄学衰落之后，道家思想仍是余绪未绝。从隋唐及其之后注释《老子》、《庄子》者的数量之众，可窥见一斑。
隋唐五代的陆德明、魏征、傅奕、颜师古、成玄英、唐玄宗、李荣、马总、杜光庭等人以注释《老子》而出名。两宋至元的王安石、司马光、王雱、陈景元、吕惠卿、苏轼、苏辙、叶梦得、吕祖谦、林希逸、范应元、李道纯、赵孟颊、吴澄、林至坚、何道全等人；明代的明太祖、薛蕙、释德清、李贽、沈一贯、焦兹、林兆恩、归有光、钟惺等人；清代的清世祖、王夫之、傅山、纪昀、毕沅、姚鼐、汪中、严可均、王念孙、俞樾、高延第、陶鸿庆、易顺鼎、严复、孙诒让、刘师培等人；现代以来的张之纯、马其昶、杨树达、罗振玉、吴承仕、马叙伦、支伟成、奚侗、曹聚仁、陈柱、王重民、丁福保、钱基博、王力、高亨、钱穆、蒋锡昌、劳健、严灵峰、张纯一、朱谦之、任继愈、陈鼓应等人也都以注释《老子》而闻名于世。
以注释《庄子》而知名的有唐代的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宋代的吕惠卿、陈景元、林希逸等人；明代的焦竑、释德清、方以智等人；清代的王夫之、姚鼐、王念孙、王闽运、俞樾、孙诒让、陶鸿庆等人；近现代的章炳麟、郭庆藩、王先谦、马叙伦、蒋锡田、王叔岷、胡怀琛、高亨、闻一多、钱穆、严灵峰、陈鼓应等人。
以上注家中，许多都是学术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抱着研究、考察的态度，诠注《老子》、《庄子》，形成了道家的章句之学。
不过，隋唐之后，道家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主要是在道教的阵营中蓬勃发展。道教学者通过对于老庄思想的阐释和发挥来建立其宗教理论。于是，有了隋唐时期的道教重玄学和宋元明清时期的道教内丹心性学理论出现的局面。
道家的后期存在，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道家思想渗透在别家学术思想体系之中，如道家学说对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形成影响尤大。宋明时期的佛教力倡佛儒道三家合流，其中的道就是指的道家和道教。
第二，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可看到道家批判精神的影子，如晋代鲍敬言之无君论；明代李贽之童心说，何心隐之育欲说，汤显祖之至情论；清代唐甄之破崇论，袁枚之性灵论等，都与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第三，历代文论和文学艺术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道家的美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的美学思想史、绘画史、文学史、以及书法、雕塑、音乐等，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家精神。
第四，历代隐士或失意文人也援取道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如陶渊明的《桃花园记》，李白的《感兴》、《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苏轼的《水调歌头》等都受了道家思想影响。

可见，道家在中国文化上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绝不能因为道教的创立而忽视道家思想这股潜在的精神暗流的存在，或者将道家思想淹没在道教之中。

⑩ 黄帝四经的内容简介

《黄帝四经》之《经法》篇
〔道法〕第一
〔国次〕第二
〔君正〕第三
〔六分〕第四
〔四度〕第五
〔论〕第六
〔亡论〕第七
〔论约〕第八
〔名理〕第九 《黄帝四经》之《十大经》篇
〔立命〕第一
〔观〕第二
〔五正〕第三
〔果童〕第四
〔正乱〕第五
〔姓争〕第六
〔雌雄节〕第七
〔兵容〕第八
〔成法〕第九
〔三禁〕第十
〔本伐〕第十一
〔前道〕第十二
〔行守〕第十三
〔顺道〕第十四
〔名刑〕第十五 《黄帝四经》《老子》《庄子》差别
战国之时，有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农等思想流派，而道家为其中重要一派。然而，战国道家的思想，并不是同一的。这其中，尤以《黄帝四经》、《庄子》、《老子》思想的差异为具有代表性。 《黄帝四经》《道德经》《庄子》的主要思想存在差别
《黄帝四经》一书，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经法》主要是讲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十六经》是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称》讲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原》则主要讲宇宙观。其建立学术的出发点是教导君主如何用“道法”统治百姓。
《经法》九节，其一《道法》认为，“道生法”，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强调道及法的重要性。其二《国次》强调刑罚举措的得当和遵循自然法则，其三《君正》强调收买民心及合民意，要“从其俗”，“用其德”，使“民有得”，然后可以“发号令”，“以刑正”，“民畏敬”，“可以正（征）”。“发号令”是让民“连为什伍”，“以刑正”是“罪杀不赦”，“可以正（征）”是“民节死”。要用民，必须行德杀、刚柔之道。其四强调君臣各守本分，以主强臣弱生六顺，主弱臣强生六逆，六顺则大治，六逆则大乱。其五《四度》强调不失本，不失职，不失天，不失人，反对“君臣易立（位）”之“逆”，“贤不宵（肖）并立”之“乱”，“动静不时”之“逆”，“生杀不当”之“暴”，认为“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审知四度，可以听天下，可以安一国”。其六《论》强调君主“天天”，“重地”，“顺四时之度”，察刑名，知情伪。其七《亡论》，主要讲亡国之原因，认为“一国而服六危者灭，一国而服三不辜者死，废令者亡。一国之君而服三壅者，亡地更君。一国而服三凶者，祸反也”。六危指嫡子代父行事，大臣为主，谋臣有异志，听诸侯之废置，左右亲信比周壅塞，父兄党朋不听号令。三不辜指妄杀杀贤，杀服民，刑无罪。三壅指内位胜，外位胜，内外勾结孤立君主：从中令外，从外令中，惑贼交诤；一人主擅主，蔽光重壅。三凶指好凶器，行逆德，纵心欲。其八《论约》强调顺天常，审刑名。其九《名理》强调“审其名”，“正道循理”，“虚静公正”，“重柔”而不重刚。 《黄帝四经》四篇，其内容主要是出于君主统治术总结经验的目的，因此，其思想以致治术为中心。《黄帝四经》倡导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法术思想，最突出表现在《经法》一篇中，而其余三篇，也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如《十六经》认为德与刑之间，“先德后刑，顺于天，即从天道出发，宣扬德刑统一，以德为主的刑罚观。
《黄帝四经》倡导虚柔无为之道，《经法》所谓“执道者之观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则是把无为与法术相结合，如此无为，实为有为，所以《十六经》曰：“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刑），形（刑）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又曰：“卑约主柔。”即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以卑弱守雌以实现以柔克刚之目的。
《黄帝四经》也强调民心之重要，《经法》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在有佴（耻），有佴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阖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称》曰：“宫室过度，上帝所恶。”但这并不能改变其使民听令，使民亲上的目的。其中的柔术阴道，正是其强调道法之意义所在。 概括而言，《逍遥游》是绝对自由，《齐物论》是一切平等，《养生主》是养生之道，《人间世》是处乱世之情，《德充符》是不言之教，《应帝王》是无为之治，包括了日常修养、处事、为政诸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与黄老之立足于君主不同，庄子的出发点在于普通的个人，是教导普通民众如何地处世，而能躲避君主政治的迫害。因此，其思想深处，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对民众的受奴役、受迫害地位的深刻同情；而倡导绝对自由，一切平等，自然无为，正是庄子对抗“有为”社会罪恶的方式。庄子通过对“心斋”、“坐忘”、“吾丧我”的描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出了他的“顺世”论实际是以顺世反抗社会；通过对是非、彼此、爱憎的否定，而表达了对现实价值观、是非观、道德观的否定；庄子之人生哲学，首先是为每一个个人着想，即“为我”，肯定作为一个个人生存于社会不受侵害的权利；其“绝对自由”，是肯定人在思想上具有自由的尊严，通过肉体上的忘我，摆脱现实束缚，而达到无束缚。
《庄子》一书，也体现了庄子的理想社会模式，《马蹄》提到“昔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在这种原始的政治状态下，人民无所为而充满了幸福。所以，庄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如赫胥氏之世一般：“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胠箧》言“至德之世”，“民结绳而用之，甘而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可以看出，庄子学派之理想虽是保守的、复古的，但此复古体现了对原始素朴、自然而平等、民众幸福的渴望，就其本质来说，蕴含着积极进步之思想。 《道德经》赞同发展科技成果而不被欲望所控制，即，不赞同通过新技术来获取利润，赞同生活被科技所主导。认为如果这样子，就会导致社会混乱，人们被智者所奴役。上篇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道德经》反对人类虚荣文明，是与主张政治的“无为”相联系的。所以，上篇又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下篇云：“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不欲而民自补’”；“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圾？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在作者看来，天下所见之美，必引来恶；众人所誉之善，必有不善。尚贤，贵难得之货，欲望，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道德经》也反对苛民之政。“闷闷”之政是所谓“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察察”之政则“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道德经》说出了人类追求与治理的根本原因，如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老百姓都是追求活得更好而已的生活而已，多税就会降低甚至剥夺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权利，所以老百姓为了活着而不怕死，这样就容易“犯法”，实属无奈之举。《道德经》批判统治者之“有为”，批判智者敢为而盗竽，批判智者误导老百姓“是贤贵于生”，“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批判以知（智）治国，“古之善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恶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就是让老百姓淳朴无忧而自在幸福。 战国道家存在黄老与庄子的不同
《汉书·艺文志》把《黄帝四经》、《庄子》、《道德经》都列入道家，这是因为他们都把“道”看作是其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最高原则。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差异却是非常大，而且，有时候有根本性的区别。《庄子·天下》评论关尹、老子的学术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无形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苟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进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侧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虽未至于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这里，作者虽然极力推崇关尹、老聃虚怀若谷，淡然神明，无为无实，曲全无福，但认为关老并未达到真正的真理之高度。庄周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庄子·天下》又曰：“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天下》的主旨在于说庄周之学是战国学术的顶峰，以关尹、老聃“博大真人”而“未至于极”，不尊崇，这说明庄子学说与老子学说，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且，庄子学说是比老子学说更趋极端的。 陈柱《诸子概论》分道家之流派为四种，即有为派，无为而无不为派，无为派，无不为派。有为派包括黄帝、伊尹、太公、鬻熊、管子等人的著作；无为而无不为派为《老子》，无不为即有为，所以黄老之学近似；庄子任天，杨朱纵欲，《战国策·燕策》所记陈仲子遁世，皆属无为派，无为派虽与《老子》同有“无为”，但《老子》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归结为有为，庄子则以“无为”为终极目的。“无不为派”是韩非子，已是法家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论庄子之学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又论老庄申韩之不同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之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檄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集解》曰：卑卑，“自勉之意也。”）太史公尊黄老，其以老子为“深远”，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为凭，但区分申不害、韩非子与庄子的差异而认为三人思想“原于道德之意”，即老子思想有自然、名实、法术之论，却是可供我们参考的。陈柱之言“庄、韩两家之学皆出于老子。……然庄则持绝对放任主义，韩则持绝对干涉主义，殆如冰炭之不相同焉。”“质而论之，老子之言多两端，而庄、韩各执其一。”（注：见陈柱《老学八篇》）也就是说，老子学说，兼有干涉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方面，而庄子则去干涉主义，独任自由主义。由于我们认为《道德经》不得早于《庄子》，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庄子》思想不是来自《道德经》，但我们不能排除《道德经》的自由主义来自《庄子》的可能性。而《韩非子》的干涉主义，与其说是来自《老子》，毋宁说更接近《黄帝四经》。《道德经》的思想，以“南面之术”为根本，而兼取《黄帝四经》及《庄子》观点，但主流在《黄帝四经》，因此有“黄老”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