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的进程

1. 中国的反腐什么时候开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强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大贪小贪均不放过。古籍上记载的三大特例，堪称古代反腐的“非常”之举

1.反腐从官员选拔开始

贪赃枉法，受贿藏污的腐败行为，是一种官场寄生现象。可以说，从官场诞生那天起，就出现了。西周穆王时编修的刑法《吕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种执法受贿行为，即所谓“五过之疵”，可见上古三代时官场腐败已成社会问题。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历代都曾采取不少措施和手段，从用人角度来看，首先是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场“准入”制度，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注重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古人称之为“吏治”。

什么样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标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为本。“清”，即廉洁，是官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廉洁的官员被古代史家称为“循吏”。为了选到循吏这样高素质的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一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到两汉时，举贤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察举”也有严格的法规，先秦时的秦国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

此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层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是科举制度，最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这些常规选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还结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员选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便出现了一种另类绝招 “阉割”。

此手段真可谓天下奇闻。实施这种另类选官制度是南汉，地域在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当时的南汉皇帝叫刘鋹（后主），相当荒淫，政事全权委托当时的龚澄枢、陈延寿一班人处理。龚澄枢等人便根据刘鋹的意思，规定拟用官员均须阉割，此即史书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记载。

如此选拔官员的理论依据何在？刘鋹有这样一番解释：“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没了生殖器的官员就不为子孙着想，不贪，忠心？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宦官腐败一直是官场重灾区，从秦二世时的宦官赵高，到明武宗时的掌印太监刘瑾，都以敛财弄权，祸害朝政出名。

据明王鏊《震泽长语·杂论》所记，刘瑾出事后，从其家里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他大量财宝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史书上称刘鋹“尤愚”。

但让官员“净身”后上岗，也不能说对反腐没一点用处，起码在防止官员生活腐化、乱搞两性关系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励民间参与。

汉武帝刘彻设立“刺史”提倡“打小报告”

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是，不论古代选拔官员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官场腐败仍层出不穷。于是古人在注重选拔高素质官员的同时，也想到预防腐败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当于今反贪局或监察部这样的中央监察机构。

秦朝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建立完备监察机构的朝代，此机构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级别，其下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也都配备了相应的监察官员。

汉代时，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级别。刘恒（汉文帝）当皇帝时，鉴于当时御史监察不力的情况，临时调派身边可信人员到下面核查，此行为称为“刺”。刘恒孙子刘彻（汉武帝）当皇帝后，觉得这做法好，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设立“刺史”，成为中国古代反贪史一种新型的“反腐办”。

在常规监察机构反腐外，古代还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动员民间参与反腐，在“举贤”的同时，鼓励民间积极“举报”。其具体操作办法是，鼓励越级上访。刘彻在位时曾专门下诏，保障吏民的言论自由，即建立所谓“言事变”制度，鼓励基层官员、民间人士越级上书、诣阙言事。这种在非正规渠道外反映情况的行为，叫“言事变”，其实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小报告”。

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提倡“打小报告”。《北史·魏本纪第一》记载，拓跋嗣（魏明元帝）当皇帝时，于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专门下诏，鼓励民众举告贪官：“守宰不如法，听百姓诣阙告之”。

“打小报告”这种上书行为，又叫“上奏折”。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备受重视，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给皇帝写过很多这样反腐奏折。《包孝肃公奏议》一书几乎全是揭露、举报官员腐败的，全书187篇，有55篇直接举报贪官污吏，当时的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报告”推到了极致。朱元璋除了允许越级告状、鼓励实名举报外，还支持民间进京上访。据朱元璋组织编撰的《大诰·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不论大小官员，只要发现“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老百姓可以联名写举报信，到京城上访。

老百姓甚至可以将贪官直接“绑缚赴京治罪”。《大诰三编·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中记载，押贪官进京途中，即使身上没有证明信，官员也不得阻拦，关卡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如果有人敢阻挡进京，“其家族诛”。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官员一旦被查出是贪官，是别想挪个地方做官的，连其儿、孙都将被“株连”，失去当官机会。

3.反腐重在立法严惩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 “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举贤”与“举报”，虽然可以减少官员腐败现象，但腐败仍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于是， “制度反腐”成为一种探索。所谓“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贪用重典”。中国反腐立法时间相当早，在《吕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说法，即官员贪赃枉法，与犯人同罪。

秦国有《置吏律》、《军爵律》、《内史律》等专门针对官员的立法，严惩“不廉洁”的“恶吏”。特别是经济问题的犯罪，决不手软：“通一钱，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贿一个钱，都要被判处在脸上刺字，再罚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汉代的量刑标准是：“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主政官员“盗直十金”，即判死刑“弃市”。250钱在当时还买不到一件像样的衬衫，可见处罚之重。

隋唐时，反腐的相关立法更为缜密、规范。《唐律疏议·职制》“受人财而为请求者”条规定：一般官吏受贿，“坐赃论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实权大权的“监临势要”，则加重处罚，“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两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诏，官吏盗公物，据为己有的，与其他盗窃一样，“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什么概念？当时的县令月俸料钱在10至20贯（千钱），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资就要处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后来酷刑著称的《大明律》中，官员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仅“免绞充军”。

但在事实上，明朝惩治腐败比宋朝厉害多了，因为明朝常设“法外之法”。据清赵冀《二十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诏， “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一般贪官罚到京师“筑城”；贪污银子60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

60两银子，在当时算是笔小财。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当时1两银子可以买到1石米，也就是说，60两银子可以买60石米；这等于当时最低一个级别、从九品官的年薪（俸禄）。

为了便于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广场左边，设立一座土地庙，将腐败官员剥皮的刑场就放在这里，民间因此称此庙为“皮场庙”。皮剥下来后，用草填空，制成“贪官标本”并悬挂起来，“使之触目惊心”，以此警示官员要廉洁自律。

实际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谓无不用其极，凌迟、枭首、弃市、族诛……当时仅“空印案”、“郭桓案”两案，朱元璋就杀了8万多贪官，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战国时的齐威王能与之相比。齐威王是狠君，曾将腐败官员“一锅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此事：齐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比并烹之”。
在这点上，历朝历代莫过于制定采用严刑峻法了。法家的创始人管子就认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严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贫民出身的皇帝历经寒苦，对世间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体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引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为震慑官吏的腐败行为，朱元璋“刑用重典”，颁布《大明律》，之后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酷的刑律。据史记载，明代仅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诸如族诛、凌迟、挑筋以及宫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极刑。可见，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决。当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过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以重典为手段，其目的还是教育各级官吏和百姓民众，使全国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政权。

反腐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官吏的严密监察了。

最早的监察专员应该是刺史了。西汉武帝时，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汉武帝为每州亲自指派一名刺史，并给于他们相当大的权力，以对所辖地区的地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武则天、朱元璋都曾鼓励民众赴京告奸，鼓励打小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承认民众拥有监督制约官官府的权力，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还有唐代的魏征犯颜直谏，明代中后期的东西厂特务机构，这些都是各个朝代对官吏监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监察制度建设上，做得成绩突出的还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设置了与六部品秩相齐的都察院，这可是一个集组织、纪检、公安、司法于一身的特设机构，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正是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监察官吏成为明朝政坛上一支活跃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来说说“倡廉”。儒家历来推崇廉政，所谓“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晋书》曰：“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所以，中国古代的吏治中，特别强调“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丰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乱兴衰与最高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唐末的罗隐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标准。第一，仁德的标准。罗隐认为，君主之所以高贵，不仅在于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代表，而且应该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与俭的标准。他认为，只有节俭的君主才能节制私欲，实行德政。第三，敬与慢的标准。“以敬理国则人和，以慢理国则人殆'。第四，用贤的标准。君主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须依赖贤臣的辅佐才能致治。从根本上讲，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国家廉政建设的保证。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对官吏的廉政教育尤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选任上，各个朝代都很重视考核内容和选士的标准。从察举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举贤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强调官吏的廉政素质的培养。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选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选任的一大创举。在这种考核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始终都在给官吏灌输着为官廉洁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又如廉洁守正，淡泊物欲；再如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历史上不乏清正廉洁的官吏。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清代廉吏于成龙，三国淡泊宁静的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由其专制主义的制度本身决定的。“人求多闻善败，以鉴戒也”，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党新时期严惩腐败行为，倡导廉政文化提供借鉴，内外兼治，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加强民主监督，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围。

2. 十八大后党和国家反腐败的新思路新举措有哪些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 中 央 领 导 集体在反 腐 败 上发实招、出重拳，一连串“虎贪”、“蝇贪”落网，民心为之一振、风气为之一新。透明反腐、责任反腐、节日反腐、治奢反腐、法治反腐、网络反腐、国际追逃、老虎苍蝇一起打……一系列举措诠释出十八 大 以来反腐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凸显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是一句空话！“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是一句口号！

3. 反腐败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你好！
1.应当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处于快速的发展期，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讲，就是官员腐败所获得的收益与之后受到惩罚的不对等，不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因此加快法律的完善是有必要的，让法律有足够的威慑力，减少因腐败而产生的损失。
2.应当加快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完善，减少乃至避免权力寻租的出现
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市场主体—企业会出现通过向政府官员贿赂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进行公平竞争，官员也会为了实现权力效益的最大化而与此类企业合作。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展市场经济，也要通过成立证监会等机构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如中科创业的K先生吕梁与官员相互勾结，在股市上覆雨翻云，导致股市的混乱。最后，公安机关介入，才结束了这个闹剧。因此，可以看出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使腐败的途径得以减少。
3.加强官员自身的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和道德素质
由于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员有着“官本位”思想，在古代，官员更是以“父母官”自居。因此，要减少腐败还要从改变官员的思想开始。例如，可以让官员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学习优秀官员的先进事迹，同时，在教育上，要更加广泛、深入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如央视播出的反腐倡廉的公益广告，不仅让官员受到感染，也会让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即官员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信赖的关系。官员能做好本职工作，不会伸手要钱；群众也不会有不给钱，官员不给办事的想法。也许这样，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会更快，腐败这一问题也会变得更少。
4.加快完善监督机制，建立更为强力的反腐机构，并赋予它们更大的权力，减少其所受掣肘
在反腐的过程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反腐官员在监察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扰，导致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在我国，地方司法机关除了要对上级机关负责以外，还要被地方政府限制，因为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来源得自地方财政的支持。这就让司法机关进行工作时会受到除法律以外的阻碍，同时，纪委虽然可以对官员进行调查，但往往会使调查行动暴露，使犯罪分子逃之夭夭。所以，为避免因权力不够而导致监督机构无法很好的履行职责，就要加强它们的权力，同时还要改变传统的办案方式，加强各机构间的合作。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CPIB），这两个机构的成立使香港和新加坡的腐败现象大为减少，使两地得到安宁。这两个机构都有极大的权力，大到政府首脑，小到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它们都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查。同时，它们还具有“秘密调查权”，对官员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其他机构或个人之手，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的现象，使腐败不能被隐藏。香港便是在反腐败多次失败后，于1974年通过《廉政公署条例》，成立了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有大多数的警察腐败，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这之后，新机构的成立不仅纠出了一大批腐败分子，还形成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机制，使香港社会得到稳定。
5.反腐败的成功还需要领导者的政治决心
领导者掌握着国家和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有着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顽疾，而解决腐败，同样也需要领导者的关注和决心。新加坡的腐败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早期，而其反腐败历史也是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然而一直没有太大成效，直到1959年自治及人民行动党执政，才得以改变，这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则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坚强决心。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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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反腐，完善法律，快速的实现了法治，并且成立CPIB。保护调查局的独立性，不受任何人干涉，对于举报的市民也有保密条例，并且犯罪嫌疑人也有进行告知自己所知的义务。同时，为了防止公务员包庇或是参与腐败，公务员也有进行检举的义务，否则知情不报也是犯罪行为。正是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一扫腐败的乌云，维持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新加坡成为和香港一样的“亚洲四小龙”。
6.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高薪养廉制度
为防止官员腐败，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还必须是官员的个人财产也透明。公众了解了官员的财产状况，才可在平常的监督活动中判断了解官员是否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成本—效益角度，建立高薪养廉制度，可以增加官员腐败的后顾之忧。在建立此制度的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即总理的薪水在2010年为230万美元，是世界薪水最高的领导人。同时，颁布了《行为与纪律》准则，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和选拔。这样，官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受贿，面对腐败的高风险，一旁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可以预料的，官员必定不会涉足腐败，而腐败现象也必然减少。
7.反腐败还应重视外部监督，应得到更多人民大众的支持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反腐败成功的重要的条件。如2012年下马的诸多高官中有陕西原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广州市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

4.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并简述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成就】
2003年至2011年近10年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共计72人。而十八大至今，在省部级官员防腐这一项上的成绩已超过过去十年的70%。
数据说明了一切，并且从数据中我们不光光看到的是落马的“苍蝇“，“老虎”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而且能够看到这种高严态势对国家的各个领域取的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
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坚决查处严重违法乱纪的一批“大老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铲除了一批危害社会、危害党的蛀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深刻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让党员干部们认识到了党中央对于违法乱纪行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从根本上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意义】
依法治国的意义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国家能够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各项制度和方针、政策能够符合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条件。实行依法治国，能够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是有人类社会以来最高类型的民主，这种优越的民主要真正成为现实，这要靠法制来保障，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其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式，一切经济活动和行为者都要遵循价值规律，各种生产要素都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的作用，实现各主体之间的平等、自由的交易和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经济产权的明晰化、运行机制的竞争化、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宏观调控的科学化是它的主要特征。这种具有自主、平等、诚信、竞争等属性的经济形态，除了依赖经济规律来运作，同时又主要依赖法律手段来维系，它必然从客观上要求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和服务。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其三、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中外历史上，从字源上看，“法”字一出现就具有正义、公正等含义。
其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了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它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基本国策和根本保障。

5.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研究 论文

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dbname=CJFD2008&filename=GXDS200814010

6.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的特点和成就有哪些

特点成就一：
高层亲自推动。
特点成就二：
密集出拳①查办②约谈③巡视④清退会员卡⑤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十八大以来，中纪委频频出手,打出一套查办、约谈、巡视、清退会员卡等环环相扣的密集组合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特点成就三：
群众参与，形成反腐的人民战争。网络反腐成效显著。情妇反腐成为利器。实名举报不断涌现。
依法治国的意义：
1. 依法治国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全一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法律与人民意志的统一。这样就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了。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式的重大发展，也是党更加成熟的表现。
2. 实行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法制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并确保其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损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保证全国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3. 实现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体系的维系，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法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实行依法治国，就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
4. 实现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看，从封建专制国家，到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国家，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迈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5. 实现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会稳定、人民安定团结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需要几代人艰苦奋斗才能实现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还有不少矛盾和困难。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就必须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各种破坏、犯罪活动能受到有力打击和有效控制，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能得到正确有效地处理。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最靠得住的办法就是实行依法治国。

7. 为什么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法治反腐新篇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主题，提出许多遏制贪腐的措施，开启了反腐工作进一步朝着法治化、制度化方向迈进的新篇章。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党对于反腐败的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们党多年反腐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又清晰地呈现出从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的前进轨迹。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法治反腐突显的手段和目标就是“治权”，法治反腐是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设计了一个宏大蓝图,蓝图的核心就是约束、制约、监督权力，并为遏制和预防腐败构建出路线图。从法律层面提到法制建设，设计出由上到下的一系列法律和相关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腐败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以法治权将腐败真正斩草除根的治本之道。涉及权力产生、运行、监督和问责的系统化过程，需要让权力的产生、运行每个环节、各个层次都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并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系，使权力运作具有可控性。以法治权，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行，需把握和落实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依法产生权力。权力产生时充分体现权为民所赋，尊重民众的选举监督，在民众选举中实现权力的让渡，形成监督权力的主体。使公共权力的使用者真切地感受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真实地“向下”负责。同时，民众选举的过程就是选择群众信任的、有责任心的代表者的过程。这就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尊重健全民主制度，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制度和工作机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形成党内选举与人民选举的互动，着力开发民主选举建设的空间。
二是依法保证运行。对公权力而言，行使职权的行为自始至终须有法律依据，法无规定即禁止。要加快制定权力标准和运行规范。针对当前权力边界不够明晰的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领导机关及职务类别的权力需求，对权力的内容、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以及超越职务权限用权或违规用权应受的惩处等，从制度上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解释。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三是依法保障监督。有权就必须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法律可以对权力加以限制,并且落实到国家制度设计和公权力配置上,建立对公权力和公权力行使者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压缩腐败活动可以利用的“灰色空间”。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要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完善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现公权力全过程的公开。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管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四是依法规范问责。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对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有效机制。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五是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约束制度，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还要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因为权力是不具自律性的，有了法律制度不等于权力会自动钻进制度的“笼子”。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种制约机制应当是“自动化”的机制，是制度不执行不行的机制，是责任明确、有错必究的机制，是破解“谁监督监督者”死结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让每一项涉及人民、国家、党的利益的重大决策，都不可以由一项权力独自完整地作出。要寓制衡于各权力之中，使每一项重大权力都是在规定的程序下、在约束的机制下行使，都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

8. 如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不断建立健全反腐倡廉制度
1.注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科学性，提高其执行的可行性。制度建设必须以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分析防治腐败中存在的不足，总结、提炼和升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符合反腐倡廉客观规律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前瞻性、预见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规范制度。既注重基本制度又注重实施细则，既注重惩戒制度又注重激励制度，既注重实体性制度又注重程序性制度，发挥制度的整体效应。

2.注重研究反腐倡廉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和完善。制度建设既要总结经验、坚持已有的好做法，更要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新思路、新办法，及时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增强主动性。制度建设必须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对现有制度该完善的要完善，该废止的要废止。当前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在反腐倡廉实践中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对策，重点围绕“用人、用钱、用权”问题和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重点领域和环节，深入研究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堵塞滋生腐败的漏洞。
3.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反腐倡廉制度。一方面，着眼于构筑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防线，适应反腐倡廉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顺应人民群众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加强研究，系统设计，科学论证，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尤其是突出抓好反腐倡廉的教育制度建设、监督制度建设、预防制度建设和惩治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另一方面，着眼于制度的落实和效用，切实提高制度制定的质量和水平，确保所定制度科学、合理、适用。坚持紧紧围绕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和热点问题来制定制度，切实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4.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发生严重违反反腐倡廉制度案件不及时查处的部门和单位，对落实反腐倡廉制度措施不得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规定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包括追究疏于教育责任、管理不善责任、督察和查纠不力责任等，确保反腐倡廉制度落到实处，发挥应有效用。继续完善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制度，做到政务上如实公开、党务上尽量公开、人事上全员公开、财务上及时公开、招标上真实公开，以公开的形式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二）进一步丰富监督形式，增强社会监督力度
社会监督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监督形式,对政府的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由于体制、法律、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目前，我国体制内权力性监督的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一些监督部门和工作人员对监督对象还不敢、不愿、不能和不善于实施有效监督，普遍存在着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用的监督难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实现“全民反腐”，增强监督的合力和实效。
1.完善信访举报机制。开通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绿色邮政”，通过采取网上举报、电话举报、领导干部下访等形式，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对党员干部道德操守和失信行为的全方位监督，鼓励保护举报人，及时发现和掌握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社会诚信建设方面存在的盲点和薄弱环节。
2.推进党务政务公开。党务政务公开是群众监督的前提，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和电子监察系统建设步伐，促进权力在阳光下高效透明运行，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简报、网络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等形式向社会发布党和政府工作信息，使群众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管理之中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3.发挥媒体监督作用。由于传播覆盖面大、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新闻舆论监督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必须善用媒体力量，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受理举报中心网站接受的举报，对网民曝光的腐败案情迅速介入调查。要广泛地听取民意，充分发挥好其耳目喉舌和智库作用???。
4. 通过设立群众意见箱，开通监督电话，开辟自由论坛，畅通诉求渠道，落实领导干部接待日制度，开展行之有效的“下评上”活动等途径，依靠群众参与监督。提倡党员干部之间将“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在干部调整、提级晋职、工程招标、重大项目开支等重要环节，早打“预防针”，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三）借助网络平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网络是人们学习和交流的良好平台，是对外宣传普及党纪法规、报道纪检监察工作动态、反映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拓宽举报渠道、深化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更是党员接受廉政教育的有效窗口，必定能有效促进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进一步优化和拓展，对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积极开展网络反腐调研。网络反腐调研即通过网络技术，互联网传媒，采取网上填写、信息反馈、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活动，并有效地掌握信息资源，形成调研报告。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同时，也能根据工作需要，了解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成效以及某项反腐倡廉教育问题的看法而展开网络调研。比如开展“你对网络反腐倡廉的看法”的调查与征询意见活动，结合每个人的情况，对了解反腐倡廉信息的渠道、屡禁不止的原因、网络举报平台的安全、局限以及个人观点看法等问题，有利于避免浪费人力、物力进行纸质调查，同时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向前发展。
2.充分利用网络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反腐倡廉离不开网络，在全社会营造反腐倡廉的氛围必须依靠网络。把握反腐倡廉网络教育的正确导向，积极发挥网络反腐面广、时效强的优势，增强了反腐倡廉网络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了网络宣传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扩大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加强了对反腐倡廉网络教育的管理和疏导。通过积极引导，使人们能正确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成果和经验。对于一些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件，要及时归纳警示意义，引以为鉴；调动各方力量，把各种资源、内容和各种形式的载体整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通过加强联系沟通，建立信息综合反馈机制，及时了解掌握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动态，协调解决反腐倡廉网络宣传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借助于网络的优势，使反腐倡廉网络的形式内容得以丰富多彩，宣传广度得以不断扩大，倡导的廉政理念随着网络得以持续发展。
3.发挥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网络媒体的公开性、透明性、快捷性、广泛性，使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如今网上举报渠道有不少，网民可以利用网络对违纪行为和腐败行为进行举报，即快捷，又方便，大大的节省了成本，简化了不少程序。网络反腐倡廉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方式和手段。因此，要高度重视网络反腐倡廉的功能，善于去挖掘、引导，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实，充分发挥网站的重要作用，拓展反腐倡廉网络“绿色通道”，加强群众监督力度，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真正为群众提供一条便捷、畅通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们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9. 从以来我国反腐取得的成效以 及为什么反腐怎样反腐等

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对策研究，高度重视新鲜经验的推广和理论研究新成果的运用。五年来，在反腐倡廉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惩治腐败和预防腐败两项工作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反腐倡廉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腐败，尽最大可能减少和消除因腐败造成损失和危害的根本目的；进一步强调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两手抓、两手硬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进一步指明了反腐倡廉建设必须立足于从体制机制制度以及思想意识等源头上消除腐败隐患和漏洞，从根本上治理和防止腐败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进一步揭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拓展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视野，确立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着力点，为进一步深化有关预防腐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机制制度改革创新敲定了调子，打开了空间，扫清了思想认识障碍。
“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5年1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纲要》要求，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党员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制度创新，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认真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全面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这是对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化，是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蓝图的科学设计和总体规划。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新概念。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业的新定位。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对全党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适应反腐败斗争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的客观地位。进一步摆正了反腐倡廉工作的位置，提升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程度，理顺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
法规制度不断出台
依法治腐，是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共识和思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迈出坚实步伐，探索出一条符合现阶段我国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一些重要的法规制度不断出台。200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的规划；200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2004年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2005年又相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关于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规定（试行）》等；2006年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2007年颁布实施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和一系列《党内监督条例》和《党纪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和办法。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共制定或修订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60多件，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40多件，地方和部门起草1000多件。这些党内条规和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填补了重要的空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空间。还有一系列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正在抓紧制定之中，将于今后陆续颁布实施。五年来，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已经或正在实现六个方面的重要转变：即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大力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成龙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转变；法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法规制度建设转变。

10. 政法系统部署反腐新任务，我国为什么要大力反腐

国家部署新的反复任务，这次主要是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的惩治力度，本次主要针对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充当“保护伞”等问题。

根据过往数据分析，从2020年7月份建立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截至2020年11月30日，试点地区处分处理2247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227人；立案审查448人；移送司法机关39人。而今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今年将在全国展开。

而咱们国家，定期的开展反腐运动，实际上也是这个作用，要知道人性是复杂的，一旦拥有了权力、地位时，必然会产生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一旦无限制的增长，那势必会导致这类人从事违法犯罪的事情。而普通人有法律制裁他们，但有些有点权力的人，本身就有一定的特殊性，他们不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开、公平性，反而利用职务之便、权力之便谋私利。

所以，国家展开反腐斗争，是有必要的，只有这样，祖国才会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