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不明

⑴ 授权立法的不足

由于中国授权立法理论的欠缺和立法的技术不成熟，导致授权立法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授权主体不明：
中国现行的法律没有明确地规定授权主体，这一主体包括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主体，但中国的法律对两者均无准确界定，中国对被授权方规定的不明确，在法条授权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经常用“国务院有关部门”这样模糊语言来规定被授权方，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享有某种立法权的机关，都在进行授权立法，导致了我国的立法授权的混乱。另外，对于被授权主体的范围也不明确，如我国被授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大，但是否可以扩大到除立法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群众性组织，时下在我国还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被授权机关也具有随意性。
授权事项范围不明：
我国的授权立法事项既没有宪法的原则规定，也缺乏具体的法律限制条件。实践中，一般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情势需要”原则来确定，以致授权立法事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授权条款不规范、程序不完善：
通常授权标准由授权的目的、范围、内容、期限、程序等因素构成。而我国的法律规范授权中缺乏这种明确的规定。因而授权条款出现内容不完整、目的不明确、更没有严格的授权立法的期限和监督程序规定。这些为授权立法的良好实施和运行埋下了隐患。例如，行政机关的立法一般要求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举行听证。但是《立法法》第58条只是规定了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意见。行政机关在进行授权立法的时候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现实的行政立法实践中，虽然行政机关通过咨询、协商、征求意见等形式收集民意，进行利益协调，但真正参与行政立法过程，并影响行政立法结果的往往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和财团，听证程序适用的很少，导致行政立法的偏私，不利于增加法律的可接受性。
授权立法监督制度不完善：
从现有的授权立法监督形式来看，我国的监督形式主要是批准和备案。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过程中并未进行有效审查，时下还没有行使过一次不予备案的权力，对于备案的时间、形式等条件，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以致一些机关立法后长时间没有向有关机关备案。批准的标准不具体、不明确，使批准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是否批准完全由批准机关自己掌握，并无须作出解释。从已有的监督方式看，大部分是事后监督，应有必要的事前监督作为互补。监督程序没有基本的统一规定，给监督实践造成一定的操作困难。

⑵ 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是什么意思

你好，
作为威严的存在如不强势，那便只能自取灭亡；设立的法规如果不明确，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⑶ 我国立法关于用益物权规定的缺陷！

尽管我国现行立法中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用益物权制度还是比较杂乱的，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立法概念不准确。我国的民事立法，一直没有使用过物权及用益物权的用语。《民法通则》使用的“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学者们通常认为指的就是用益物权。〔16〕历史已经证明，用益物权是一个既准确，又严谨的概念，为各国物权法所通用。用“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这一中国独有、但却极不准确的非法律概念来代替用益物权，明显违反了立法的技术要求，导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规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关典权的司法解释中，典权都被典当所取代。而实际上，典权与典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为物权，一为债权。
其二，立法内容不完整。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涉及用益物权的规定少得可怜，被认为是用益物权规定的条文只有4条。区区几个条文，怎能容纳下用益物权的丰富内容！尽管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规定，但这毕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往往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种规定的结果，不仅使用益物权的立法内容过于简单、原则、分散，留下许多空白点，而且往往使民事权利无形中带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锁，给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带来不便。
其三，立法体系不科学。从罗马法，一直到《德国民法典》，尽管各国设置的用益物权种类不尽相同，但各国民法无不都有自己完备的用益物权体系，以涵盖本国所有权与其权能相分离的各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一些用益物权，司法解释中也确认了某些用益物权，但我国的用益物权尚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体系。有学者认为，最典型的用益物权体系，应当包括地上权、地役权、永佃权、德国和瑞士法中规定的用益权和我国古代法固有的典权。我们姑且不论这种主张正确与否，单就这些用益物权而言，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规定，更不用说完善的用益物权体系了。
我国用益物权立法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用益物权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解决资产闲置和资源缺乏的矛盾，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

⑷ 为什么立法有一定滞后现象

有关立法滞后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理念的偏差
我国立法的被动性首先体现在立法理念的偏差上。马克思主义立法观以立法与社会物质基础相互关系作为我国立法的总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立法观认为，立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而仅仅是在表述法的观点等。它强调物质的决定性和立法的客观性，但是理论和实践中曲解了它的内涵，在理念上产生了偏差：一方面认为一切立法行为都是因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存在而发展，形成经济基础决定法的观点，片面看待立法，以至于一切与立法有关的行为都围绕经济展开，忽视了与社会管理紧密相关的立法，以至于社会生活中悲剧频发而相关立法却少之又少；另一方面认为立法就是对社会物质的刻板写照，否定了立法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于社会的积极反作用。这就反映在一种具体的指导思想上，即先改革后立法的指导思想――以政策引导改革实践，积累改革经验，最后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从立法工作看，过去着重考虑法律确认改革成果的作用较多，而对法律指导和推动改革的作用认识不足，由此造成：一是立法不适应改革的要求，许多在改革中产生的新事物，得不到立法的及时确认；二是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改革，仍习惯运用软约束的政策性文件。产生这种格局的原因是政策灵活多变，在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无法可依的时候，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飞速发展，政策治标不治本的弊病逐渐凸显，尤其是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特点，亟待法律的引导和监督。“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滞后立法观对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管理情形已经捉襟见肘。因此这种旧的立法思想已经妨碍了社会管理相关法律的创新与完善，从而使得改革中出现的新矛盾找不到法律途径来化解，政策思想得不到真正贯彻实施。
（二）立法运用的被动
特定时代的法只能是对特定阶段法律关系一般性、普遍性的反映，那么希望立法事无巨细，涵盖一切法律关系，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而面对社会高速的转轨，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这个论断毋庸置疑。我国法律体系具有成文法系的特点，注重法律的稳定性，所立之法一经公布确立并且生效实施，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变动。而我国的社会体制正由封闭向多元开放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大量推陈出新，而法律的稳定性面对这样多变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是任何一个快速转轨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尴尬。社会关系迅速发展，由此提出的繁重的立法任务，对我国立法者们来说也压力不小。
（三）立法预测的轻视
社会变革与立法息息相关，也是立法的强大推动力。党中央提出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这与我国社会所反映的重要问题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急迫程度有密切关系。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基层社会，当它们能够引起党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时候，证明其影响范围较大又急需解决了。其中与立法相关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立法，亟待我们认真梳理、制定和完善。但是这些热点民生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存在多时，并且引发了不小的社会矛盾，直至出现重大悲剧性后果才引起立法者们的思考和关注。以食品安全为例，近年来，毒奶粉、“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特别是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事件”，直接推动了当时正在三审中的《食品安全法（草案）》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道理说，该制定中的法案应该将这些社会频发的重大食品安全问题考虑进去，为什么却又在悲剧发生后才进行所谓的调整和修改呢？立法如此滞后于社会需求，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论是立法学研究还是立法实践以及立法制度的法律规定中，对立法预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考察和测算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状况，这就是立法预测。立法预测的主要任务是探寻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应当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的社会关系，同时对该社会关系进行立法预期达到的社会效果、可能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评估。它的存在主要保证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有利于立法者作出科学适时的制定、修改、废除和完善法律法规的决策。因此，立法预测是立法准备阶段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管理活动的发展，一些重大社会矛盾应成为立法活动的重点，由于这些问题在社会管理中本来就很难解决，通过立法对这些事项进行利益博弈，自然也会给立法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因此需要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通过严谨的立法准备工作，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保证立法质量，使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尽可能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然而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立法预测非常落后，缺乏对其理论、方法、技术、条件的研究，没有立法预测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在立法实践中，很少有人涉猎立法预测问题，因此法案起草者在立法技术、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立法理论和方法论上缺乏适当的训练。正是由于对立法预测的忽视，导致立法者不能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一线问题，形成了两种负面的立法态度和方法：（1）盲目的、随意性的态度和方法，想到什么法就立什么法，喜欢立什么法就立什么法；（2）消极的、被动的态度和方法，哪方面出了问题就立哪方面的法，哪方面需要应付就立哪方面的法。综上所述，一些法律的出台缺乏主动性、科学性，而令社会管理活动无法同步进行，甚至就算颁布了却因缺乏现实性而无法执行，坐等社会矛盾的激烈爆发，以悲剧收场。可见，滞后立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要求不相适应。
（四）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
立法是国家重大的政治活动，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立法行为不会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而是通过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把各种利益诉求融入立法中。然而，就是因为两者互动不够，造成立法者盲目、被动。从一方面来看，立法的行为过程本应该就是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立法预测。但是在立法实践过程中，由于经常遇到一些复杂艰深的专业问题，所以法律草案起草者大多是专门的学者和专家，从法案到法的过程几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立法的公开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的可能性较小，过多的依赖于“精英”立法，导致各种利益群体少有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在相互交流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最大化。
近年来，我国立法学界已经认识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公民参与立法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为了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群体、不同阶层民意对立法的愿望和要求，立法不论在制度上和还是实践中都有所考虑，并开通了多种渠道吸引公民参与，直接体现民主立法，但是发展相当缓慢，成效不明显。这些都表明了立法机关和民众之间并没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和直接的互动机制，这种良性循环的缺失，直接导致立法没有以一定的科学方式和手段对民主内容进行必要的集中，也没有从广泛的、宏观的、甚至是零散的和盲目的话语中提炼出能够真正反映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立法与民众意愿出现鸿沟，自然容易形成立法滞后。

⑸ 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变化。

刑法修正案（七）之前，395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刑法修正案（七）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主要的变化还是体现在量刑方面，相信你对比法条能发现差别。

⑹ 求：法律规则没有明文规定，用法律原则来裁判的案例。

在法学理论上，法律原则是法规范的一种；而在法律实务中，法律原则作为有效法规范被援引的合法性常常受到质疑。法律原则在法学中的尴尬地位表明，法律原则在个案中能否直接适用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笔者将以四个案例为切入点，探究法律原则适用于个案所引发的困惑及思考。
一、个案引发的困惑及思考

（一）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根据基本的法律原则、法律的内在精神受理案件并作出裁判?

“亲吻权受伤害”案：陶某被吴某驾车撞伤，车祸造成陶某上唇裂伤等多处伤害，构成十级伤残。陶某认为，由于上嘴唇残留了片状疤痕，让她每次与丈夫亲吻时都会疼痛，造成心理障碍，陶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认为，亲吻权的提出于法无据，对陶某不能亲吻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吴某侵犯了陶某的身体权、健康权，应给付500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性权利受损害”案：某环卫所驾驶员徐某，在工作时间驾车倒车时，将正在卡车后帮助关车门的张某撞伤，法医鉴定结果为：因外伤致阴茎勃起障碍。张某的妻子王某认为，丈夫因车祸丧失性功能，使自己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夫妻二人以环卫所为被告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15万元，其中包括性权利受损害的精神损失赔偿。法院认为，性权利是公民健康权的一个方面，王某作为妻子的性权利受到侵害，法院判决环卫所赔偿张某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10万余元，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两个案例中，前一个案件的诉求未得到法官的支持，因为法官认为“亲吻权”是一种推定的权利，后一个案件的诉求得到法官的支持，因为法官认为“性权利”是公民健康权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法定权利。事实上，性权利显然是中国的民事法律未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对于由它引起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仅坦然接受，而且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赔偿请求。不管审判该案的法官如何解释，其裁决的依据显然不是源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精神。而同样是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亲吻权就未得到法律的支持。

（二）在仅有法律原则而无法律规则的情况下,法院能否直接援引该条原则裁判案件？

违反“忠诚协议”案：曾某与贾某登记结婚时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夫妻婚后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观和责任感，协议还约定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姻存续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行为，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婚后不久，贾某便发现丈夫不仅与前妻继续来往，也与其他女人有染，便起诉离婚并请求赔偿。法院认定“忠诚协议”有效，判决曾某支付原告违约金30万元。

(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法律原则而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进行裁判？

“第三者”遗赠案：已婚的黄某与张某公开以夫妻名义租房同居，后黄某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张某陪侍在黄某的病床前。黄某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将其去世后的住房补贴、公积金、抚恤金和原住房售价的一半赠给张某。黄某去世后，其合法妻子蒋某拒绝执行遗嘱，张某遂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蒋某履行遗嘱。一审法院以该遗赠协议违背“社会公德”而宣告该协议无效，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认为，尽管遗嘱形式上合法，但其内容却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另外，夫妻间的继承权是婚姻效力的一种具体体现，蒋某本应享有继承权，黄某将财产遗赠给张某，实质上剥夺了蒋某的合法继承权，违反法律，应为无效，遂判决驳回上诉。

⑺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应如何处理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应认定无罪。
法律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指《刑法》中规定的每个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都是法律事先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第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思想渊源是三权分立学说与心理强制说。但该原则的四项基础则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什么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由人民群众决定，具体表现为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来决定;尊重人权主义要求，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必须使得公民能够事先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故什么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必须在事前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要求如下：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法律必须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行政规章不得规定刑罚，习惯法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判例也不应作为刑法的渊源。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禁止绝对的不定刑与绝对的不定期刑。刑法的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必须具有合理性：只能将值得刑罚科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禁止将轻微危害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处罚程度必须适应现阶段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对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必须明确;对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⑻ 我国立法不足

胡说八道，法律法规太多啦。你不知道而已

⑼ 如何理解“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

罪行法定的基本含义是：犯罪和刑罚，必须基于国民的意思，事先予以规定。罪行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既是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罪行法定原则既有改革意义的思想渊源，更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基础，既有形式的一面，也有实质的一面。 一、认为罪行法定原则就是法律对犯罪和刑罚有明文规定而不论内容的观点，表达了罪行法定原则形式的侧面，表达了法官遵循法律的基本要求，有其合理性。罪行法定原则的现代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来制定刑法，体现人民的意志。刑法一经制定，便由司法机关适用，适用过程也是实现人民意志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对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如何处罚，完全由司法机关自行决定，就违背了民主主义原则。当然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法律主义。由于刑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司法机关不能随意解释刑法。司法机关的任务是忠实的执行法律，而不是评价或篡改法律，这反映了形式法治的要求。二、但是不关心刑法规定内容的观点本身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实质性要求，具有不合理的方面。不关心刑法内容的观点，会导致在罪行法定原则之下容忍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是法律本身规定不明确，用语含糊；二是制定具有干涉性和残酷性的刑法，即“恶法亦法”的情况。罪行法定的现代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和尊重人权，这两个思想基础也决定了罪行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因为刑法的内容是人民决定的，故立法机关不得制定违反人民意志的法律。最容易违反人民意志的，就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和制定摧残人民的“恶法”，所以罪行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规定的明确性，要求刑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含混，必须具体明确，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避免司法机关任意扩大处罚范围，违背人民意志。二是刑法规定内容的适当性，要求刑法的处罚必须适当和公平，避免立法者过度侵犯国民自由，从而促使其建立公正、平等的刑罚体系，反对恶法亦法。总之，实质侧面是为了是罪行法定成为尊重个人自由，实现社会公平，不仅限制司法权而且限制立法权的原则，是为了实现实质的法治。三、结论认为罪行法定原则就是法律对犯罪和刑罚有明文规定，而不论内容的观点是片面的，仅反映了罪行法定的形式侧面，而脱离了实质方面的要求。对罪行法定原则的理解，必须建立在现代思想基础上，进行全面的解释，使其既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又符合实质法治的要求。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满意请采纳，举手之劳，将鼓励我们继续解决更多网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