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旦和法学

⑴ 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昨酒，反应了汉代的什么法律制度及问题

⒈律（基本法律）：即法典，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主要调整重要和基本的法律关系。汉律六十篇指的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九篇），叔孙通所定《傍章律》（十八篇），张汤所定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的《朝律》（六篇），加在一起共六十篇。汉律还有一个名称，“三尺法”，因为汉律是用三尺竹简书写的。
⒉令（临时发面的诏令）：又叫做“诏”，是皇帝根据形式变化及时发布的。“令”可以用于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甚至可以代替法律，“令”往往又可以成为以后修订法律的根据。
⒊科（单行刑事条例）：又叫做“科条”或“事条”，是从秦朝的“课”发展而来的，据刘熙的《释名》记载：“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科是关于考核，以及处刑标准的具体的法律形式。据《后汉书》记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可见，汉朝的“科”作为法律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
⒋比（决事比，又叫决事比，即可以用来比照判案的典型判例。作为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比”可以补充法、令的不足，在汉朝的时候被广泛使用。可以比照的断案成例。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条文或同类型案件）。
.⒌《春秋》经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⑵ 我国现行物权变动模式的研究

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历史比较考察

吴天

发布时间：200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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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法的选择关键在于与社会演进、观念转变相暗合，超出社会现实，与文化背景和民众观念相脱离的法律，只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法律文本，不能作为融入现实社会的规范，难以发挥实效。本文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总结法、德立法经验，考察我国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取舍。

[关键词]物权变动 意思主义 形式主义 法律继受

一、概说
物权变动模式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进行法律调整的具体方式。当今大陆法系主要存在法国意思主义和德国形式主义两大物权变动模式立法例。

（一）大陆法系两大物权变动模式

法国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否定物权行为的独立存在。其民法典并未明文意思主义，但从如下法条可判断其主旨是交付义务的产生使债权人成为所有人：①第938条：“适法的承诺赠与，仅以当事人的合意完成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无需任何交付而转移给受赠人” ；②第1138条“交付物的债务仅以契约当事人的单纯合意而履行，即使标的物未交付，自应交付时起，债权人为所有权人，风险随之转移，但债务人迟延交付者不在此限” ；③第1583条“即使标的物未交付、价金未支付，只要就物及价金成立合意，买卖在当事人间即告完成，所有权为买方取得” ；④第1703条：“交换以和买卖相同的方式仅以合意而完成” 。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在物权变动立法上的方针，即物权变动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既不需有物权行为，也不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动产的交付、不动产的登记只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即使标的物尚未现实交付，只要合意形成，债权人即被视为所有人，就承担标的物意外受损的风险。依债权合同设立、转让物权时，物权变动是债权效力的当然结果，不承认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赋予契约具有债权发生和所有权转移的双重效果。

与法国式意思主义相对立的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德国形式主义，它肯定债权行为之外有物权行为的存在，物权的变动须符合法定形式。其民法典接受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区分说，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定、让与和内容的变更，以物权合意和土地登记簿登记为原则。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规定：“为转让一项地产所有权，为在地产上设立一项物权以及转让该项物权或者在其上再设立他物权，如法律未另行规定，必须有权利人和因该权利变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以及权利变更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第875条第1款：“为放弃一项地产的权利，如法律未另行规定，必须有权利人放弃其权利的意思表示，以及该权利在不动产登记簿的注销登记”。第929条：“为转让动产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其交付给取得人，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转移的合意。取得人已占有该物的，只需所有权合意即可。”从法律条文可见，依债权合同设定、转让物权时，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原因行为，原因行为不发生物权变动，只在另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时，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物权行为是债权行为的履行行为。故不动产物权变动依登记而生效，动产物权变动依交付而生效。

（二）物权变动模式问题的研究方法

过去中国学者对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大多集中在介绍和评价一国的法律制度，且着重对德国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探讨，分析其利弊，并在理论上建议立法对此理论的取舍。但是法学研究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制度的选择不能轻易地因主观判断而做出。每一项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逐渐适应现实社会的完善过程，对他国法律制度的研究不能流于表面化，要深入其法律制度的内部，全面了解其历史发展概况，动态把握物权变动制度在该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有全面把握才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选择。

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抽象，都以其特定的法律传统为前提和基础。因此，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业已形成的法律传统，通常会构成特定时代法律规范据以形成的前见。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有选择的亲和性”。（1）在此点上，无论是作为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代表的《法国民法典》，还是作为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代表的《德国民法典》都不例外。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法德两国物权变动立法背景、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进行解析，对其做出确切评价，以期对我国的物权变动制度选择提供参考。

二、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意思对抗主义

（一）法国的意思主义的立法历史背景

1804年《法国民法典》展现给人们的社会景观更多的是农村风景，而非都市风景。（2）法典起草者们几乎未考虑即将诞生的工业社会，所以里珀特才把《法国民法典》称为18世纪规范农业经营的法。（3）法典制定时，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手工业者，雇佣少数工匠的小业主和小作坊主。此时的商品生产，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水平较低。该法典就物权变动所确立的意思主义模式，就着眼于此时与特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依然盛行的特定物交易。

就时代精神而言，法国大革命前夕，批判封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伏尔泰从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好政府应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国家任务就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说，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不仅要分离，而且还要使三权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以权力约束权力”；（4）卢梭认为，按照自然法原则，人们要在完全平等基础上，自愿联合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以保护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自由、生命和财产。启蒙运动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好了思想和舆论准备。大革命时代，自由精神高于一切，契约被作为当事人自己立法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自由和摆脱等级身份制的手段，因此当时法国出现了民法典立法与高涨的革命热情相结合的情形。（5）《法国民法典》在自由精神的渲染下颁布并实施，以自由思想为基础，主张个人意思及自由的绝对权威，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从而实现了市民阶层追求自由、平等的要求。

（二）法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1．法国意思主义的确立

继受罗马法的法国古法承认各种假装交付，以书面交付和占有改定代替交付，同时在契约公证书中加入已交付条款（实际上未交付），到16、17世纪已成为法国的交易习惯，即罗马法上交付的观念化。在物的二重转让时，第一买主是假装交付，第二买主是现实交付，时间在先的假装交付优先，在事实上承认以意思表示转移所有权。

法国古法法系的重要部分之一的教会法也间接影响了意思主义的形成。随着商业发展，法国法原则上坚持契约要式性，但在一定范围内也承认诺成契约。自17世纪起单纯合意产生诉权已成为教会法的原则，同时合意必须遵守的法谚也逐步渗透到法国法基础中。虽教会法推动了契约诺成主义形成，但所有权仅以合意而转移的理论仍未完全确立，其形成还得到了自然法学派的进步完善。

法国的自然法学派学者戈罗乌斯从自然法则出发，认为所有权是与客体占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存在，所有权转让无需交付，自契约成立时所有权转移乃是最单纯的形式，从只以当事人间的合意发生所有权转移的观念出发，批判罗马法交付主义，并在自然法中为不要交付观点寻找理论依据。
可见法国古法传统、教会法的影响以及私法学者的理论贡献都为法国意思主义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

法国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意思主义原则与法国民法典总体精神相一致，是大革命个人主义自由思想的产物。法国民法典首次确立契约自由原则，尊重个人意思自由，个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完全取决于个人自由意思。契约之内容、方式、成立以及契约当事人之选择，听凭当事人自由，国家不作干预。（6）法国民法典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至，将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契约视为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法律，那么自当事人就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发生转移便成为自然之理。

2．法国意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

1848年法国第二帝国开始时，法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大工业生产已占主导地位，机械化飞跃发展，商业发展促成借贷业发展，到1850年法国已有长期借贷银行，但借贷机构无法在不动产秘密转让情况下保证抵押权的安全，故公示制度的呼声开始高涨。于是1855年对民法典进行补充，规定所有权、抵押权要公示，将不为抵押权标的的权利如不动产质权、地役权、使用权、居住权、18年以上租赁权等纳入公示权利范围，但法定抵押权仍不以登记为必要。这次修订在保持意思主义原则不变的基础上，确立了大多数所有权及其他不动产物权设定、移转，以登记为第三人对抗要件，扩大登记范围，为公示制度在法国最终确立迈出了决定性一步。其后法国对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如1935年对登记事项作出很大修正，首次规定了几乎所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都应登记，扩大了登记事项。1955年1月4日《土地公示制度改革统令》及同年10月14日《关于土地公示制度改革之1955年1月4日适用的统令》在以往公示制度原则下进行整体重编，规定法律行为及判决产生的权利，登记以前不能对抗依法律规定保有不动产上权利的第三人，登记成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从而构成法国现行公示制度。

（三）法国物权变动模式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法国物权变动的发展过程是意思主义形成流程和公示主义相互影响与排斥的互动过程，并最终妥协与调和，合流为意思对抗主义。总体而言，法国法对物权变动发生依据的规定还是较完备，通过法律自身的解释和补充使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交易安全的要求，因此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意思对抗主义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争议的地方。

虽当今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同法国意思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并提出各种批评，许多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立法也不主张选择法国模式，但法国采用的意思对抗主义历时二百多年漫长历程，其市场经济发展良好，不动产交易秩序也并未因此陷入混乱，这就足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法国启蒙思想对自由主义的过分渲染，因此《法国民法典》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原则推向极端。这种物权变动模式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在关于第三人保护上却显得较苍白，但通过强制公示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最终还是在总体上实现了当事人间的利益平衡，基本维护了第三人交易安全。

三、德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形式要件主义

（一）德国形式主义的立法历史背景

19世纪末期，德国工业化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都有很高水平，经济活动重点从农业向商业、工业转移，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在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市民阶层。故《德国民法典》起草者心中的民事主体形象是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家和农场主。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着眼对信用型契约的规制。它明显与《法国民法典》将特定物买卖作为规范的一般对象不同，是将种类物及未来物的买卖作为规范的一般对象。（7）这反映出《德国民法典》制定时，信用交易的发展使债权与物权在成立时间和职能上发生分离，并由此引发物权和债权在近代的对立，从而使交易界出现了对于形式主义的要求。（8）

就时代精神而言，《德国民法典》制定时，新社会经济思想，即国家义务在于有规律地干预各种力量的自由放任，保护经济弱者。遗憾的是新经济思想仍未深入私法观念之中。受新社会经济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确立的物权形式主义兼具罗马个人主义法律思想和新社会经济思想。一方面，物权变动的基础仍建立在当事人物权合意之上，体现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求物权变动具备一定外部形式，以响应保护交易安全的社会政策要求。立法将观念所有权通过交付和登记公示有形化。《德国民法典》将当事人间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转换成对第三者的公示手段，统一了物权变动中当事人的对内对外关系。

（二）德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1．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确立

1872 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对德国近现代民法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该法率先规定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借以摒弃登记实质审查主义。这直接成为1896年德国民法典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的立法基础。为排除土地（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实质审查主义，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采物权契约无因性。此前，登记官既审查当事人申请书的法律形式，又审查申请书背后的事实关系。使得交易时间延长，成本增加，效率降低。故除旧立新，改采形式主义登记制度成为众望所归。依物权契约无因性，物权变动效力应与基础关系的债权行为相分离，使登记审查仅限于物权契约本身。此后约霍夫起草的德国民法典物权编及1896年德国民法典均继承了1872年《普鲁士土地所有权取得法》。

1874年德国联邦议会成立民法典编纂委员会，起草民法典。民法典第一草案（物权编）第828条规定：“（1）依法律行为移转所有权、设定或移转其他权利及设定担保，如法律未特别规定，依登记权利人与取得人缔结的契约，并在土地登记簿进行登记而发生；（2）第一项所称契约，须由同意在土地登记簿册登记权利变动的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与另一方对该同意的承诺的意思表示构成……”依该条规定，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把物权契约纳入民法典条文中，无庸置疑，是对萨维尼、温德沙特等人的物权契约及其无因性理论的忠实法律条文化。（9）

民法典第一草案于1888年1月31日公布，不久受到许多批判，但对采物权合意及其无因性基本上未有批评意见。此后第二委员会总体上维持了第一草案所规定的物权合意和登记形式审查主义，并用“物权合意”代替“物权契约”。两稿审议后，第三草案经帝国国会讨论通过，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最终确立——不动产权的设定、让与、变更，原则上以物权合意和土地登记簿登记进行；动产物权的设定、让与原则上以物权合意和交付进行。

2．德国对形式要件主义不足的自我完善

每一项制度都有相应的分工、制度界限和内在局限，都不可能或不能完全通过该制度本身解决其自身的缺憾。德国形式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不例外。

德国形式要件主义，使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会出现债权契约无效而物权合意有效，买受人仍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这无疑使出卖人遭受不利益。德国立法者在确立形式要件主义时，当然考虑到了其有失交易安全与公平的一面，于是为完善这一缺憾，补救出卖人利益，在编纂法典时确立了不当得利制度。出卖人在丧失标的物所有权时，可提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来弥补损失。德国民法典第812条规定：“无合法原因而受领他人的给付，或者以其他方式由他人负担费用而受到利益的人，负有返还义务。虽有合法原因但后来消灭，或者根据法律行为的内容未发生给付目的所预期的结果时，上述义务仍成立。”
正由于德国法中采纳物权行为，使部分债权行为无因化，使因债权行为无效仍发生物权转移的不当得利情形在德国极为普遍，因此不当得利制度成为弥补无因性制度缺陷而存在的必然调整机制。德国法学家Ernbury更是强调不当得利制度乃立法者用来治疗自创的伤痕——物权行为无因性。

（三）德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总体评价

德国民法典在法国民法典颁布将近100年后公布，其立法社会背景与法国大相径庭——交易频繁化、时空化，信用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德国立法者根据现实需要，从维护交易安全角度出发，侧重保护第三人利益，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最终确立了物权变动的形式要件主义。
从萨维尼创设物权行为理论到德国民法采纳此理论至今，物权行为理论的存废问题一直都有较大争议，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赞同物权行为理论的观念在德国最终成为主流。我们可从当代德国最著名的民法学者集体编纂、并被认为是德国最权威的法典注译《慕尼黑人〈德国民法典〉注译·物权编》（第六卷）中看出来：“物权行为原则的产生并被立法所采纳，根本上不是纯粹的想象和典型的法学思维的结果，这一点不但表现在该原则所提出的一般要求和根据该原则建立的无可指责的法律技术上，而且也表现在它深刻的法理智慧上。尤其重要是，该原则建立的法律制度产生后的历史表明，它一直能顺利地实现法律功能目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分离的法律结构从来没有给法律交易制造困难。”

民法各项制度在追求自身特定制度价值时，不免存在价值上的失衡和冲突，这是“合理”的。只要通过承载相应价值的制度来解决，实现价值与制度的融合，也不失为“善”的民法制度。物权形式要件主义虽非尽善尽美，但通过不当得利制度完善了价值上的失衡，最终保护了交易安全，维护了交易公平，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一）我国当前的立法背景

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但社会化大生产仍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流通领域内，信用经济高度发展。事实表明，种类物、未来物的交易等信用交易是经济交往中的主流形式。其次，纯粹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从未在中国大陆土地上真正生根、发芽、成长。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指导下，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要求的各种社会政策，构成了民法自由原则的界线。在法律传统上，清末改制以来，取法欧陆的法律继受思想一直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使1949年以后对苏联法制的学习，也未偏离这一主线。继受过程中，中国大陆接受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主张区分物权与债权的取得根据，物权变动采公示原则，并最终将物权与债权区别的一个侧面定位在权利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上。

（二）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

我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就接受了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民国初期，就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法律制定及司法普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并加以运用。如，大理院上字第8号判决：“物权契约以直接发生物权上变动为目的，与债权契约异。契约成立同时履行，更无存留义务之可言。”上字第2359号：“不动产物权移转，其买价曾否交足及税契过割迟早皆与不动产物权移转并无关涉，……” （10）可见，民国早期民法典尚在制定时，我国司法部门就明确且准确使用了该理论。我国旧《民法》（1930年）第118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是对“区分原则”的明确肯定。其中物权法部分，都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之上的。如，不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发生变动的第758条，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变动的第761条，不论是条文设计，还是立法者编纂的立法理由，都明确地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从这些资料可以推出，采物权行为理论是我国近代以来民法传统。

新中国，我国司法部门为适应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立法之先建立了一些符合物权行为理论的规则。如，在不动产司法实践中，针对标的物交付后或权利证书交付后一方当事人反悔提出撤消并返还的问题，最高院在一些司法解释文件中规定，标的物的交付应该维持，并许可当事人补办登记手续；当事人的合同争议，可用债权关系来解决。（11）2000年底，最高院召开我国“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会议文件明确宣告，在当事人物权意思表示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的有效。（12）这一处理与《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款物权行为理论应用条款几乎没有区别。

现法工委物权法草案第二稿已出台，通观草稿可看出立法机关已部分接受物权行为理论。如草案总则中第4条采纳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制度；在不动产物权变动部分可看到区分原则的影子。如第16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仅涉及物权效力，不影响合同效力。”草案采纳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的公示原则（草案第10条和第29条）。

（二）总结——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态度

法德两国物权变动模式的制度设计和选择，无疑各具历史的合理因素。法国依大革命时已扎根的自由主义思想，确立意思主义，后为适应现实经济需要进行修正，并最终确立意思对抗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法国民法典制定后将近二百多年时间里发挥着巨大作用。德国受萨维尼的影响，将物权行为理论运用到民法典中，开创性地确立形式要件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其确立既满足德国交易安全的客观需求，又符合信用经济的发展需要，实现了交易公正。可见，每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有其历史因素和社会现实，孰优孰劣需在各自法律制度中去评判。

各民族的法律发展史表明，一些法律进化模式会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或在相似的历史情势下不断重复出现。从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很类似于德国制定民法典时所处的历史状态——交易频繁，信用经济急速扩张，对维护交易安全的呼声日益增长。鉴于我国早有采物权行为理论的法传统，加之我国正建设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势，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采德国立法例，是切实可行，也有现实客观需要。

[注释]：
（1）郑戈 著《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第49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卡勃尼埃语 转引[日]大木雅夫著 范愉译《比较法》第180页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里珀特语 转引《月旦民商法研究2》第10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孟德斯鸠 著《论法的精神》上册 第154页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德]茨威格特和H·克茨 著《比较民法总论》潘汉典等译 第162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梁慧星 著 《民法总论》第36页 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7）朱岩 编译 《德国新债法》 第59页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8）[日]稻本洋之助 著 《民法Ⅱ物权》 第95页 青林书院新社1983年版
（9）参见[日]广濑捻《无因性理论的考察》载《法学论丛》第72卷
（10）杨洪烈 著《中国法律发达史》第1202页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
（1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参考书目]：
（1） 于海涌 著 《法国不动产担保物权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 王 茵 著 《不动产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 田士永 著 《物权行为理论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孙宪忠 著 《中国物权法原理》 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文杰 主编 《变动中的物权法》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美]E·博登海默 著《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吴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级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⑶ 有关法学专业的研究都有哪些，我在什么平台上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献

那可多了，一般的民法，行政法，商法，刑法国际法，经济法，劳动法，还有民事诉讼法专，行政诉属讼法，刑事诉讼法这样的比较重要的都是必修的，像物权法，债权法，证券法，公司法，竞争法，侵权法，婚姻继承法，海商法，等等都是选修的，看你的兴趣修就好。法学和时政很有联系的，还没上学前可以多看看报纸，关心下比较热门的政策还有和法学有关的社会新闻，主要是培养兴趣，可以看看一些法学名家的法学著作。还有一些法学的杂志也可以看看。

⑷ 网络安全法原论的作者简介

皮勇，男，1974年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1991年考入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学院，1995年毕业并取得电子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律师资格，并考入中山大学电子系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并取得计算机图像传输与处理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攻读刑法博士学位，师从赵廷光教授。2001年7月毕业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2003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做刑事诉讼法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何家弘教授，2004年获全国博士后基金资助，2005年6月顺利出站。2005年8月受武汉大学党委委派，作为中组部、教育部第五批援疆干部到新疆工作，任新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2006年8月完成任期回武汉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公安局特聘法律顾问、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特聘法律顾问，兼任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社区矫正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网络安全法学，已出版专著《计算机犯罪的定罪量刑》(合著)、《电子商务领域犯罪研究》、《网络犯罪比较研究》、《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研究》4部，参与撰写专著2部，在《中国法学》、台湾《月旦法学》、《法学评论》、《法学家》、《法商研究》等法学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⑸ 卞建林的论文年表

4.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2期；
5. 《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变革》，载《月旦法学》第14期（1996年6月版）；
7. 《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载《法学家》1996年第2期；
8. 《国外规范律师辩护行为的立法与实践》，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
9. 《起诉制度的重大变革》，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
10. 《集中审理与延期审理之研究》，载《两岸比较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9月版；
11. 《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问题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反贪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
12. 《更新律师执业观念，完善律师执业制度》，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14. 《保障〈刑事诉讼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举措——试议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载《中国法律》1998年第2期；
15. 《略论刑事简易审判程序中的若干问题》，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
16. 《公诉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
17. 《西方六国刑事诉讼制度》，载《法制日报》1998年4月25日；
18. 《依法治国与刑事诉讼》，载《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9. 《关于建立我国证据规则的思考》，《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20. 《英国对沉默权的限制》，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6月版；
21. 《沉默的权利》，载《南方周末》1999年7月30日、8月6日； 22.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3.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24. 《起诉效力与审判范围》，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7期；
25. 《美最高法院重申“米兰达警告”》，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8版；
26. 《如实陈述与抗拒从严》，载《广州日报》2000年8月；
27. 《诉讼证明概念辨析》，载《检察日报》2000年8月31日第3版；
28. 《提起公诉实施问题研究》，载《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29. 《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载《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
30. 《从起诉效力看刑事审判中的罪名变更》，载《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1. 《司法鉴定及其规范运作》，载《刑事司法指南》（2001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
32.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33. 《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5日第3版；
34. 《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比较》，载《检察日报》2001年4月9日第3版；
35. 《罪刑法定的程序价值》，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8日第3版；
36. 《为司法改革切脉》，载《检察日报》2001年6月5日第3版；
37. 《诉讼证明：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8. 《举证责任的承担》，载《检察日报》2001年11月29日第3版；
39. 《主张责任与量刑建议的关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3日第3版；
40. 《主张责任的实现》，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6日第3版；
41. 《关于举证规则》，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0日第3版；
42. 《举证责任的转移、倒置及免证》，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17日第3版；
43. 《控方应否承担通知证人出庭责任》，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0日第3版；
44. 《证明标准的若干问题》，载《检察日报》2001年12月24日第3版； 45.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
46.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法律适用（国家法官学院学报）》2002年1月刊；
47. 《查明 证明 判明》，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10日第3版；
48. 《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3期；
49. 《个案监督研究——兼论人大审判监督的合理取向》，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50.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2年第4期；
51.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
52. 《综合各种力量解决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1日第3版；
53. 《个案监督与审判公正》，载《公正与效率的法理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版；
54. 《困境与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现象分析》，载《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
55.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5月版；
56.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转移》，载《诉讼法学研究》（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7月版；
57. 《关于公诉制度的讨论》，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58. 《论刑事证明的相对性》，载《诉讼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版；
59. 《罪刑法定的程序性要素》，载《刑事法评论》（第1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60. 《证据法学三人谈（一）》，《证据学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61. 《解析“辩诉交易”》，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7日第3版；
62. 《“证据展示”面面观》，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
63. 《如何看待公诉中的检察一体化》，载《检察日报》2002年11月21日第3版；
64. 《如何看待被告人有罪答辩：辩诉交易的一点启示》，载《政法论坛》2002年12期； 65.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6. 《刑事证明主体新论——基于证明责任的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1期；
67. 《司法鉴定的基本属性与制度定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4期；
68. 《应审慎推进沉默权》，载《检察日报》2003年3月7日第3版；
69. 《证据法学三人谈（二）》，载《证据学论坛》（第6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5月版；
70. 《中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图景——兼论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普遍性》，载《四川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71. 《刑事犯罪的证明标准》，载《法学家眼中的中国法治》，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72. 《人民才是法律监督的源头活水》，载《检察日报》2003年12月22日第3版； 73. 《证据法学三人谈（三）》，载《证据学论坛》（第7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版；
74. 《中国刑事辩护的困境与出路》，载《“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
75. 《从我国刑事法庭设置看刑事审判构造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76.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影响》，载《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3期；
77. 《“证据法的基础理论”笔谈》，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78. 《检察官：司法品性和职业素养同等重要》，载《检察日报》2004年10月29日第1版；
79. 《执正义权杖 护法制尊严》，载《检察日报》2004年11月7日第1版； 80.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1. 《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之立法势在必行》，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4期；
82. 《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思考》，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3期；
83. 《再论诉讼模式转型与证明观念更新》，载《证据学论坛》（第10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84. 《建构诉讼证明标准是“乌托邦”吗》，载《检察日报》2005年11月29日第3版； 85. 《See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trial structure from China’s criminal courtroom arrangements (tribunal design)》，载《Frontier of Law in China》2006?Volume1?Number2?April；
86. 《无罪推定与举证责任问题》，载《山西检察》2006年第2期；
87. 《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
88. 《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和职权的改革与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89. 《诉审关系论辩——兼论对诉审关系异化的程序性抑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90. 《检察机关没有理由不介入死刑程序》，载《检察日报》2006年4月6日第3版；
91. 《公诉案件终有证据标准可资参考》，载《检察日报》2006年6月11日第3版；
92. 《保持特色不断创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93. 《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5期；
94. 《重构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载《检察日报》2006年10月16日第3版； 95.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展望》，载《中国法律》2007年10月号；
96. 《被追诉人主体性权利构成论要》，载《金陵法律评论》2007年春季卷；
97.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98. 《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期；
99. 《迈向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00. 《鉴定机构性质辨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2期；
101. 《刑事诉讼中“诉”之辨析》，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8期；
102. 《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比较与借鉴——从各国经验看中国刑事诉讼改革路径》，法律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03.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和热点难点问题》，载《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年第12期；
104. 《点评“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28日第1版；
105. 《人物专访：刑事诉讼中如何实现权力和谐化》，载《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1日第3版；
106.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载《法制日报》2007年10月14日第2版；
107. 《以死刑案件为切入点建立程序制裁机制》，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108. 《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1期；
109. 《刑事程序中“诉”的功能思考》，载《刑事法前沿》（第4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版；
110. 《西方司法证明科学的新发展》，载《证据科学》2008年第2期；
111. 《行进中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关键词展开——2007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
112. 《优化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载《检察日报》2008年2月22日第3版；
113. 《抓住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契机 推进我国刑事程序法治建设》，载《诉讼法学研究》2008年6月第13卷；
114. 《媒体监督与审判公开》，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4期；
115.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权的配置》，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116.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4期；
117. 《陈光中：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领军人》，载《中国审判》2008年第5期；
118.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论要》，载《法学》2008年第6期；
119. 《论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载《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与前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120. 《对话：侦押分离，打开律师会见之门》，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6月29日第3版；
12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回顾与展望》，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3版；
122.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载《东方财经》2008年11月；
123. 《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以刑事谅解为基础》，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6期；
124. 《诉讼模式视角下的证明责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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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王洪亮的学术成果

1、《物上请求权的功能与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Grundpfandrecht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Peter Lang, 2004。 1、 《违约金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载《法学》，2013年第5期
2、 《强制履行请求权的性质及其行使》，载《法学》，2012年第1期
3、 《非给付不当得利的构成与举证责任》，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12年9月，第37期
4、 《权利推定：实体与程序之间的构造》，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5、 《原物返还请求权构成解释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6、 《论水权许可的私法效力》，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7、Die prozessuale Realisierung von Hypothek nach chinesischem Recht, in Recht und Rechtswirklichung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2011, S. 35-48
8、《消费者撤回权的正当性基础》，载《法学》，2010年第12期
9、《交往安全义务基础上的物件致损责任》，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
10、《中国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载《名城法学（Meijo Law Review）》，日本，2010年第3、4合并号，第70页以下。
11、《论水上权力的基本结构》，载《清华法学》，2009年 第4期
12、《小产权房与集体土地利益归属论》，载《清华法学》，2009年 第5期
13、《论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 第5期
14、《动产抵押登记效力规则的独立性解析》，载《法学》，2009年 第11期
15、《企业自由与社会约束视角下的消费者集团诉讼》，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2009年北大出版社
16、《妨害排除与损害赔偿》，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17、《实体请求权与诉讼请求权之辨——从物权请求权谈起》，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2期
18、Kreditsicherheiten nach dem neuen chinesischen Sachenrechtsgesetz— Veränderungen und Tendenz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aus deutscher Sicht, 2008
19、civil pre-trail procere in China, in Cappi/Ramos ed. Oral and written proceedings: efficiency in civil procere, Universitat de Valencia, 2008
20、《试论履行障碍风险分配规则——兼评我国《合同法》上的客观责任体系》，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21、《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22、《论基于占有的物上请求权——实体与程序上的理论继受》，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3期
23、《事业单位在民法典中的定位——以学校为研究范例》，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24、《物上请求权的诉权与物权基础》，载于《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25、《物上请求权制度的理论继受》，载于《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
26、《分割所有权论》，载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7、《论所有权人与占有人关系》，载于《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1期
28、《物上瑕疵担保责任、履行障碍与缔约过失责任》，发表于《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全文转载
29、《土地债务制度上的抽象构造技术》，发表于《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
30、《缔约上过失的历史嬗变》，发表于《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
31、《从担保工具到信贷工具——德国土地债务制度》，发表于《杨振山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到第112页
32、《继受法律的理性化》，载于《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页到第14页（与杨振山教授合著）
33、《德国债权法的现代化》，载于《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3-7全文转载
34、《不动产物权登记立法研究》，载于《法律科学》，2000年2期；《中国民法学精粹》2001年卷，全文收录，独著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0-7全文转载
35、《精神损害赔偿与法官造法》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6期，李静合著，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2000年5月全文转载 1、《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担保物权部分，孙宪忠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2、《国有股权研究》，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民法总论》，崔建远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2、《物权法》，崔建远等，所有权、用益物权部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3、《物权法》，马新彦主编，担保物权部分，科学出版社，2007年 1、《合同法热点难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德私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系列出版物，已经出版8卷 1、《德国物权法（下）》，与申卫星合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欧洲司法与民主》（译文），载于《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二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页到第456页
3、《经济中的基本自由》（译文），载于《民商法论丛》，第34卷，第486页到第496页，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德国支付不能程序以外的债务人法律行为撤销法（法律翻译）》，发表于《合同法评论》，2004年第4辑，第153页到第157页
5、《法权感的产生（译文）》，耶林著，载于《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3页到117页，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2全文转载
6、《附随性与抽象性之间的不动产担保物权及其在欧洲的未来》，《清华法学》，第8辑，第232页
7、《所有权保留制度在欧洲的未来》，施塔德勒著《中德私法研究》2007年，第3期
8、《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中德私法研究》2007年，第4期
9、《德国视角下的中国新物权法》，施蒂尔纳著，《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第5期
10、《侵权行为法的变迁（下）》，克雷默尔著，《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第5期，与李静合译
11、《德国公益诉讼》，施塔德勒著，载汤欣主编《公共利益与私人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法教义学的实践功效》，维亚克尔，载《中德私法研究》第6卷，2010年
13、《国家责任法的体系》，海因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7卷，2011年
14、《失去“往日辉煌”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Fargnoli，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卷，2012年
15、情谊行为责任（判例）载《中德私法研究》第8卷，2012年
16、梅迪库斯，《请求权基础》，法律出版社2012年，合译

⑻ 举证妨碍的参考文献

[1] 江伟：《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2]该定义参考了骆永家的观点，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并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
[3] [德]莱奥.罗森贝克著，庒敬华译：《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 [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5] 参见白绿铉著：《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
[6] 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7] [日]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8] [德]拉德布鲁赫著米健、朱林译：《法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9] 以下前三种观点参见[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10] 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1] 姜世明：《二00二年德国民事诉讼法改革》，载《月旦法学教室》创刊号。 [12]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
[13]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4]参见骆永家：《证明妨碍》，《月旦法学杂志》，第69期。
[15]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16] 本文对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设置，参考了民法中侵权责任要件构成中的一些观点和作法。
[17] 参见胡雪梅：《“过错”的死亡――中英侵权法宏观比较研究及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30页。
[18]于敏著：《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9] 参见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20] 陈界融著：《民事证据法：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1]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22] 高志强：《举证责任倒置实务研究》，人民法院报网上文章，2001年8月24日。
[23]陈界融著：《民事证据法：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4] 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58页。
[25]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8－90页。
[26] [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27]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28]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29页。
[29]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63页。
[30][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31][日]高桥宏志著林剑锋译：《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32] 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33] 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
[34] [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35]江伟：《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页。
[36] 罗筱琦、陈界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规则”若干问题评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1巻。
[37] 详见2001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38]张卫平著：《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证据学论坛》第七卷，第158页。
[39]参见许士宦：《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杂志》第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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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请问人大法学教授王轶是镇平哪里人追加50分，谢谢！！！

王轶是镇平高丘镇的！

附上简历：

王轶 民法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9年9月－1993年7月，在郑州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3年9月－1996年7月，在吉林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民商法学硕士学位
1996年9月－1999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民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7月－2001年8月，在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
2001年8月－2005年9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工作
2005年9月至今 ，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5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
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
主要著作：
1、《物权变动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王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王轶（副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合同法新论•分则》，郭明瑞、王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代表性论文：
《所有权保留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从》（第6卷，1997年）；
《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载《月旦民商法杂志》（第2卷，2003年）；
《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等。
主要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非常任委员等
1993－1995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1996－2000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
2001年至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