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道德改造论

⑴ 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国民性的改造有什么现实意义

最近一些年来，弘扬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倡导国学、宣传传统文化的热潮，风靡了整个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出版界。但是，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到底有多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究竟应该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实在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抛开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的每一进步和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扎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它也正是我们主张对祖国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根据。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价值做出尽可能科学的估价，从而将其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却是一个直接影响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
我们现在所谈的传统文化，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创生于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自夏以来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以周代的分封制达到成熟的阶段，这一社会形态的国家政体是典型的贵族制。以中央王朝的国君即天子为一权力主体，以公卿大夫即贵族为另一权力主体，世袭国君和世袭贵族通过宗亲和姻亲血缘纽带而组成一个统治网络，代代相传、永恒不变地占据着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这样一个贵族制社会从有夏开始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终于迎来了它的衰落和蜕变。周平王东迁，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那就是春秋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到来。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历史表面的混乱局面掩盖着深层的历史潜流，人们往往用“春秋无义战”来描述这个时代；但历史一进入战国时期，其演变的本质便显示出来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主流揭示，从春秋开始的这场历史的大动荡，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一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中国历史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历史过渡。
大凡历史剧烈动荡的岁月，给人们的启迪也都特别的丰富和深刻。历史的大动荡，亵渎了一切传统的神圣的东西，传统的政治体制逐渐坍塌，传统的意识形态、社会观念、思想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国君、人臣与百姓的关系，道德、伦理与权力、利益的关系，政治治理与思想教化的关系，世袭权力与功德才能的关系，历史何以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革和动荡，在动荡中崩溃的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模式重新塑造等等，这一系列带有世界观、历史观、社会观性质的大问题，逼迫着人们去思考，去回答。于是，伴随着大动荡的历史进程，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长达300年的百家争鸣。正是在这场反省历史、总结以往、描绘未来的思想运动中，古圣先贤们为我们提供了一批支配后来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华元典。这批中华元典，是夏商周以来古典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又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启迪；它既积累了中华先民两千年文明史的卓越智慧，又是对一个新的历史进程的揭示和预见，充当了一个新时代的号角和先声。
我们现在所承袭的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国社会的第一个大变革时代所产生的《周易》、《老子》、《论语》等这批文化元典著作所奠定的。这批文化元典，既是为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制造理论根据，是新生的封建时代的号角和先声，当然也就决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中华元典的基本精神是确立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定的是封建文化的基础，它所培育的文化精神，是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体制相联系的。因此，从基本点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和我们要建设高度民主的现代法治社会不相兼容的。但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从空中进行，不能脱离我们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在传统文化土壤上所形成的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一句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筑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上，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不能被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所蒙蔽，不能简单地认为，既然不能离开传统文化，就应该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它的重要地位，将其看作现代化的起点和支柱，是走向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量。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抛弃，也能不过分推崇，要用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它，审查它，将其放到一个现代文化建设的恰当的位置上。
话便成了概括现代日本劳动道德的一个口号，一个公式。可以说，涩泽荣一所提倡的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原型，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儒家学说，而是由他改造过的完全符合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儒学”。最重要的是，他改造了儒家的义利观，把道德上的“义”和经济的“利”结合起来，以寻找儒家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点，将经过他解释的儒学，变成资本主义思想形态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所爆发的自由民权运动（1874~1888），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专制主义封建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与改造。
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在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在社会上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思想家植木枝盛在《民权自由论》一书中说：“现在谈一谈国家除非由人民的自主自由和公共宪法这两个东西来加以保护就不能巩固和安全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宪法，也叫做国宪或根本法律，是国家最大的基本规则，先由人民与君主共同协商，规定君主有多少权利义务，人民有多少权利义务，记其大要，至于一切政治方针，则举其纲领，虽国王、政府亦当时常遵循，视为自己应尽之职分，不能任意更改。”[4]他所起草的自由党的《国约宪法》中说：“政府如擅自违背国法，残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妨碍建国宗旨，日本人民可以把它推翻，重建新政府。”立志社成立之初的“发起书”中说：“我们同是我日本帝国的人民，就是说，三千多万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应各享有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存生命，维护自主，努力业务，增长福利，而为独立不羁的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权利不是威权所能夺取，不是富贵所能压制，这是上天平等地赋予人民的，也是人民所愿意保有的，所以人民应该为它勤勉奋斗。”[5]这些鲜明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儒学的彻底否定。
其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成立了众多代表各阶层人民意愿的政党，显示了人民的独立的意志力量。如自由党成立之前的团体“国会开设期成同盟”，其盟约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政治纲领：
第一条：我党是所有希望扩充我日本人民自由、伸张人民权利、并加以保障的人士集结起来而组织的。
第二条：我党致力于促进国家进步，增进人民福利。
第三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民应由同等权利。
第四条：我党相信我日本国家适合立宪政体。[6]
像这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党组织的产生，无疑对传统的社会政治观念是极大的瓦解或冲击，它宣布了专制主义体制的过时或末日。
最后，自由民权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强大的冲击，是它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思想运动，将人民主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广泛地宣传到基层人民中间，将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深入到人民的心理层次。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开始了自己的结社运动。其中有政治结社、学习结社、产业结社等，而各种结社都带有政治色彩。如学习结社著名实例高知县的立志学舍、岩手县的行余学舍、福岛县的石阳馆、京都府的天桥义塾等，他们学习的课程多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自由民权思想读本，如穆勒的《自由之理》、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等。天桥义塾在他们的学习活动中，还提出了对国民权利和保障人权给予充分重视的《五日市宪法草案》。可以说，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已经造成了近代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西方著作的译本，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像1881年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平权论》，竟出现了来不及装订的惊人的畅销情况。一时间，在整个社会上，“自由”、“平等”、“民主”、“民约”等字眼，成了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日本《自由党史》中谈到那个时代：“浴池有自由澡堂、自由温泉，点心有自由糖，药店有自由丸，饭店有自由亭，其他自由评书、自由跳舞、自由帽子”等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成为一种强大的时尚和潮流。虽然，自由民权运动只持续了十多年,但它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却达到了无法估量的程度。可以说，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儒学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
二战以后，日本实行民主化运动的昭和现代化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制度都仿效欧美，大力引进和发展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腾飞，最后形成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主流文化。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二战前后日本的两部宪法。
战前日本明治宪法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依靠我们祖先的荣耀，我们已经把万世一系之王位继承上升为永世不变
的法律，希望增进我们敬爱的臣民们的福利，提高他们道德和知识的水平与能力……为此，我们颁布
两条途径。
应该说，从维新派开始，近代中国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是把中国文化、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的，然而，他们或者无力走通这条道路；或者生不逢时，无法实现这一使命；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肩负的使命，所以使得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改造，直到今天都未能完成。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活跃于当时的思想家们，是认识到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问题的，但是，他们却无力将这种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改造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所以就造成了鲁迅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虽然经过了革命，而这革命和广大的人民却毫不相干，对民众的心理没有产生任何触动，丝毫没有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投入了最集中的火力，但它是民族危机的产物，情绪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有极端化的倾向，所以它的批判，就很难为社会和民众所认同，当然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危机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民族问题和政权问题的迫切性，使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无暇旁顾，所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能算是彻底的，完整的；我们仅仅是从政治上、随后也逐渐在经济上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或革命，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进行，还没有开始。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将政治、经济方面革命的成功，误认为是革命的彻底胜利，使封建主义从我们身边悄悄滑了过去，自然而然地、甚至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人们过于天真或简单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任务，以为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口号、祭起了一面人民大众的旗帜，就算是完成了改造旧文化的任务，就将封建主义驱逐出了意识形态领域。
当然，堂而皇之地说，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一切生活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实现了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了思想革命的任务。这种说法在表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人们很少想过，当我们还没有对封建主义文化进行过彻底的批判和改造的时候，我们能真正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吗？在封建文化的基础之上去接受、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否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误解或扭曲呢？事实证明，我们不少人是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去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意义，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涵。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人们把“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混淆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平均主义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的区别，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事实证明，我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扭曲的。一切传统都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如此。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众多的社会思潮，没有不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同化的，它们或被拒绝，或被纳入中华文化的系统之中，几乎没有例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进行过多少次政治运动，却很少进行过反封建的运动，而总是把矛头指向那个似乎并不存在的虚幻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可以说，我们恰恰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诲之下，找错了斗争的主要对象，放过了封建主义这个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更凶恶的敌人，使它安然无恙，继续肆虐，终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可以说，在完成对封建文化的革命或改造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上，中国的思想家们，是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的。
对传统文化改造的这一途径，在我们中国没有走通。至于文化改造的第二条道路，社会经济变革对文化面貌的自然改造，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历史经历一场全社会性的资本主义改造；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个体经济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但农业经济的这个基本点没有改变，特别是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且受到抑制，适应传统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自然很融洽地附着在这种经济模式上而没有受到丝毫触动。文化变革的两条基本途径，我们都不具备，所以，直到如今，我们所承袭的基本上仍是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虽然它的具体内涵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发展，譬如已经溶进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近代西方文化观念，但其实质、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由它所奠定的民族心理基础，却仍是传统的，是属于应该成为历史的那个时代的。
分析表明，如果中日两国同谈弘扬传统文化的问题，其性质和意义则并不相同。譬如日本现在对儒学的肯定与提倡，是在完成了对儒学的批判和否定之后，在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来吸收儒学的精华，是在确立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
含的诸多真理性因素，则有可能被分解为无数碎片，被当代社会所吸收和借鉴，作为构筑现代文化大厦的一砖一石。这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只能被我们从现代社会的基点上去进行选择性吸收，而不能作为一个文化形态的整体来支配现代的文化建设。而笼统地讲弘扬民族文化，就有可能使人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把传统文化本身直接当做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因素，而忘记或忽视对它的封建内核进行批判和摒弃。
对于建设新型现代文化，培养新型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是有益的，有用的。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基点，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吸收进来，将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用传统文化来整合现代的思想因素，仅仅只是让传统文化改头换面，而保持其基本特质。这是处理文化传统继承问题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民族文化，基本途径就是我们前边所讲的两条。首先，我们的思想家们、文化学者，要肩负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的历史使命，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传统进行分析、杷梳、整理，批判、摒弃其封建的内核，提取其合理的具有科学性的文化因子，并将其转化到以公民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法治意识为主体的现代文化体系之中，成为新文化的有益补充。其次，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及现代新文化的建设，我们衷心期待着改革大业的成功，期待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走向成熟。任何文化形态，都只是特定的社会形态的精神产物，没有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确立，旧文化形态的改造和转型，新文化形态的形成和确立，都只是一句空话。而在一种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起来的时候，对传统文化的一味提倡，特别是不加分析的提倡和弘扬，不仅不会对新文化的建设有益，而且还会阻碍新的经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对待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需要有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需要有历史的辩证的思想方法，不要贬抑它、鄙弃它，也不要过分推崇它、渲染它，给它一个应有的恰当的合理的位置。

附记：本文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的文化氛围而写的一篇演讲稿。由于是出于演讲而不是发表的需要，所以，写得很不规范，只是重在表达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观点。适值高敏先生80大寿，手边一时没有合适的稿子可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而这篇讲稿多少还有一点思想，再加上如今的文化氛围与当年仍十分相似，国学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之景况，于是，文化批判的工作由于弘扬的原因而又显得特别需要，所以，就将此作敬献，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敬贺之情。

[1]
转自[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1页。
[2]
关于涩泽荣一的资料，取自虞祖尧《从涩泽荣一的〈论语和算盘〉中得到的启示》一文，见《历史与企业家对话》第463～464页，改革出版社1992年。
[3]
转引自程伟礼《从“儒家资本主义“看中体西用之争》一文，见《断裂与继承》第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79页。
[5]《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6]《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一卷），第65页。
（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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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可以分几个阶段

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被学术界认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鲁迅小说有三十三篇，其中二十五篇是近现代题材，收集在《呐喊》、《彷徨》两个集子里。内容主要是反封建——彻底地反封建，揭露人吃人的封建社会。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主题和新形式的创造，实现了中国小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赋予了小说的现代的内容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完成了由旧小说向现代新小说的转变。他继承传统，借鉴外国，把传统的手法和外国的良规融合再造，创作出崭新的现代新小说，把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推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阶段。为改良人生，为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而创作“遵命文学”，是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鲁迅的深刻就在于他的为人生，先是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来又是与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是同他对历史的深邃观察，对现实的锐利透视、敏感的反映和严密的分析紧密相联的，这就使鲁迅的小说把握了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具有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度，熔铸了博大精深的作品内涵，真实反映了中国人们的愿望、要求和历史命运。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一一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

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

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①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②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③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 昆仑出版社, 2001

④.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⑶ 急！！！ 国民性改造与社会改造孰轻孰重结合《现代史纲要》论述

我觉的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民改造简单的说个体改造，社会改造是集体改造，单个的改造应微观调控，集体的改造要宏观调控，从中国近代史来看，短短的100年内经历了很多次文化道德运动，其中最为严重就是白话文运动，从白话文运动后，国人的道德就是一个分线，不是白话文运动不好而是很多人曲解的白话文运动真正意思，很多人不去看《三字经》《弟子规》等中国那些规范和教化道德的书，现社会很多人不知道礼仪廉耻，在古代那可是幼儿园就要学的，
中国近代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帝国主义矛盾，封建社会矛盾，和内部阶级矛盾，前两者已经不复存在，主要是后者，怎样去化解内部矛盾，纵观中国近代的矛盾，三种矛盾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分解一个国家的民族感和国民的道德底线，帝国的入侵-大难临头各自飞，封建的残余—各扫自家门前雪，内部矛盾—阶级之间的对立，整个中国的历史及是在封建社会阶级的矛盾是分裂国家主要原因，阶级的矛盾是的形成，打个比方就想现在的富二代在网上炫富，顺便说些龌磋的语言，另一方看不过去了，事情慢慢的白热花，这就是阶级矛盾的雏形，这也是国家为什么要提倡和谐社会的原因了，在比如如果这些个人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的话，那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在古代礼仪廉耻就像父母的名字铭刻在心，现在竟然国家主席像下圣旨一样督促去学会礼仪廉耻，马克思主义说过质的变化会引起量的变化，但是量的变化不一定引起质的变化。所以说国民改造是过程而社会改造是目标。

⑷ 如何看待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我国正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农耕社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土壤发生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现代都市的社会公德、约束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就容易造成失信、失德高收益却低风险，守护良知却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等各种不正常现象。

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而新的社会规则又不能及时完善，个人的道德焦虑也因此转变成社会性议题。道德焦虑有两个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现普遍的社会冷漠;另外就是在新社会环境下，全社会期盼建立新的道德约束和评判机制，重建社会公德良序。

从正确价值观立场、科学认识方法论和历史视野出发来分析认识当前我国的道德状况，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道德状况的主流是发展进步的。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从而使社会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利益基础。

决定道德性质的直接基础是利益关系。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全社会始终得到倡导和坚持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其利益基础正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共同利益。私有制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废除，使没落的旧道德特别是自私自利的道德原则，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本制度基础和利益基础。这是中国道德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多种经济利益得以普遍实现。不可否认，受私有经济成分发展的影响，受市场经济利润至上、等价交换等原则的影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确实有了更加顽强的表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主流道德来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仍然是中国社会道德的主旋律，其最深厚的根据，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了社会共同利益的基石。同时，过去实行单一公有制时造成的利益“大锅饭”局面和平均主义道德弊端，得到了根本改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统筹兼顾，有了更大的伸展和实现余地，按劳分配原则获得了有力的道义支撑，自私自利并没有重新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既对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也催生了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相适应的新道德观念和新道德规范。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传统的观念，激励着人们勇于变革、勇于进取、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不断破除不符合时代精神的陈规陋俗的进程中，不断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新时代的准则。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全社会打下了共同道德价值的坚实基础，使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自身进行了许多重大变革，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自身设立的最根本的道德价值目标、道德价值尺度和道德建设的核心。党的这种道德价值目标和道德价值尺度，已成为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天经地义的神圣道德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从精神道德的意义上说，在于使人民群众通过认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

通过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改造自身并升华自身的精神道德境界的客观规律，培育出对人类现实生活和未来前途充满正义、向善和光明憧憬的高尚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道德学说，本质上是以真善美的价值目标激励人们为创造和建设新社会奋斗的实践理论，帮助人们站在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层面，把人类的终极价值、至善目标和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伟大社会实践中。中国人民正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精神道德学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不断建设真善美的新社会和新生活。

第四，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

对社会整体道德质量的更高标准，对国民道德素质的更高要求，对社会向善价值追求的更紧迫期待，对社会各色各样败德行为的更严厉谴责，都深刻揭示了全社会道德状况向善前进的大趋势。对人的正当利益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个性的肯定、对人权的肯定；改革开放意识、进取竞争意识、自由民主意识、公平公正意识、和谐包容意识、生态环保意识等的增长，无不是社会主流道德舆论和主流道德观念积极、进步、向善的表现。社会道德建设领域大大拓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以及经济道德、公共道德、新闻道德、生态道德等各个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道德建设的触角，日益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延伸，道德调节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加深。

社会道德榜样的层次愈加丰富多样。道德模范的层次更加丰富多样，对人的道德评价的尺度也更加丰富多样。从雷锋到郭明义，从焦裕禄到杨善洲，这些精神道德上一脉相承的道德榜样所践履的主人翁责任意识、无私奉献精神和坚守品格，始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风貌的主流。道德理论发展进步。我国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越来越系统化、规模化和科学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指导全社会的道德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

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道德考验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的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良知的底线不断被侵蚀。我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怎样，一时成了问题。道德议题的热度持续走高，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特别是各类媒体常说常新的话题。无论是赞美道德模范的感言，还是抨击败德现象的批评，似乎都在印证这样的评论：我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道德事件，勾勒出“感动与疼痛并存，谴责与反思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的图景。论辩各方对道德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和唇枪舌剑，折射了中国社会深厚的道德底蕴和中国人浓重的道德责任心结。

第一，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时段。我国道德领域出现受到普遍关注和产生广泛争论问题的时期，集中表现在改革发展的节点时期，比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实行商品经济制度的初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等。新的政策特别是新的制度体制推行的初期，常常也是新旧社会规范(法律、行政和道德等)冲突的时期，旧规范往往失范，新规范尚待建立。

第二，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领域。一是与市场经济联系紧密，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和容易受到金钱腐蚀的领域，是腐败、诚信等问题多发易发的重灾区。二是现有道德严重失范的领域，比如，公共道德领域问题多发易发，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人群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农民到城市新市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体制内的人到体制外的人；从国有制的人到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人等。

第三，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于一些人群。一是一些官员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少数官员弄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等。这些人的败德行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最大。二是一些企业和商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诚信缺失、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等。三是一些文化名人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沽名钓誉、抄袭剽窃、低俗炒作等。四是一些公民道德缺失。突出表现在不守公德、见危不救、以怨报德等。

正是这些局部的、少数社会成员的败德现象，无形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和心理暗示，很多人因此认为社会正在逐渐滑向一个低信任度和缺德的深渊，进一步加剧了人们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悲观、消极情绪。当前道德领域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相伴随，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精神风貌，城乡环境、公共秩序、文明礼貌、社会服务、旅游景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积极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构成了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的主流。

总之，道德考验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但中国人民有信心经受住这一切考验。因为社会的道德主流是进步、光明、向善的，因为社会的道德问题是发展前进中的问题，更因为中国人民从事着以真善美为价值前提和价值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资料来源——

求是理论网（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4/201202/t20120213_138403.htm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2/201201/201112/t20111228_132528.htm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6476759.html

⑸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20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什么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内容
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升旗用的口号

⑹ 公民道德规范是什么

公民道德规范

公民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的基本要求和一系列的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公民道德规范主要由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规范、职业道德规范、家庭美德规范构成。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
[编辑本段]公民道德规范内容
公民道德基本规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它体现了道德的先进性与道德的广泛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道德的统一。 “爱国守法”是公民对国家的最首要的道德义务。公民应当热爱国家、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维护国家的尊严，保守国家的机密，敢于同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作斗争，把对国家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看成是自己的天职。“守法”是公民道德的最低层次的要求。公民应当维护法律确定的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尽法律所规定的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爱国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公民通过爱国守法去实践集体主义的道德要求。 “明礼诚信”是公民如何待人的道德规范。在我国，无论在何种场合，无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公民彼此都应该讲文明、讲礼貌、讲诚实、讲信用。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公民能否明礼，关系到世界对我们国家的形象和文明程度的评价，因此，“明礼”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诚信”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它是公民道德人格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在经济活动中要诚信，杜绝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信守诺言，忠诚待人。 “团结友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应当如何相处的基本规范。每一个公民，不论民族、年龄、职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公民之间应该彼此团结，相互友，建立起一种和睦亲爱的关系。现实中，对他人友善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他人的友善。团结是力量的源泉。能否团结、友善，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也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兴衰。要做到团结友善，就必须怀着友好的愿望，抱着彼此平等的心理相互对待，就必须对已严、对人宽，就必须将心比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团结友善必须是在正义原则之下的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是公民对待生活、对待自身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义务，应当懂得没有勤奋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道理，推崇勤劳，反对懒惰和游手好闲。公民还应该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应当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凡事尽量依靠自己而不依赖他人。 “敬业奉献”是公民对待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每一个公民都要从事一定的职业，职业是公民与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待职业或事业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益的贡献。
社会公德主要规范：
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1、文明礼貌，提倡人们互相尊重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摆脱原始野蛮的状态，人和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日益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是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由野蛮人变为越来越文明的人。所以，人类行为文明的基本规范，就成为现代社会公德的一个首要内容。 作为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人们的行为文明状况，它集中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文明教养程度，而礼貌则是这种文明程度在人际交往中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公德的一个基本规范，文明礼貌是在人际交往中的一种道德信息，它说明了一个人对别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尊重。 在人际交往中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比如要做到衣冠整洁，举止文雅，这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在社会的公共场合，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处处注意讲究礼节，这也是一个人文明程度的反映。任何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都要通过语言与对方交流思想和感情，因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对工作效率也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相联系的是，在公共场合，在集体性的活动中，每个人都应当自觉地遵守群众活动（如集会等）的秩序或规定，并且相互礼让，这对于保证集体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一个重要条件。 2、助人为乐，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作为社会公德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道德要求，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特别注意的是要求尽一切努力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敬和关怀老年人，尊重和爱护人才，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设身处地，多为他人着想，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大力帮助那些陷入困难之中的人们，在全社会以至全世界的范围里，积极维护正义的事业。具体来说，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主要应当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人格，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维护。 第二，社会和国家对每个社会成员要切实关心和爱护，每个社会成员之间都要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这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又一个显著的道德要求。 第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社会团体和每个社会成员，对那些遭到不幸和困难的人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同情，支持和切实的帮助。 第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 第五，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的文明水平越来越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那些正在接受改造的犯罪分子、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对分子，必须给予他们以人道的待遇，不准侮辱他们的人格，给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和出路；对于被改造中的犯人进行刑讯、逼供及其他残忍做法，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坚决反对的。 3、爱护公物，增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财物、集体的财产，是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性活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物质保证，也是满足劳动者个人利益和人们的当前利益的共同物质条件。所以，以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维护和珍惜国家、集体的财产，爱护公物，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既显示出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也是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如公路、铁路、水电线路、通信设备、卫生消防设施等等，能否受到妥善保护，使之发挥作用，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可想而知，这些公共设施中的任何一项遭到破坏，都会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每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或者说有良心的人，是决不应当有意去破坏这些公共设施的，相反地，应当像珍惜与爱护自己的东西一样，去精心保护这些公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常常发现，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有意或无意地给公共设施造成了破坏，即使是无意的损坏行为，也是对人民的极大不负责任。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是缺社会公德的这个“德”的。同样道理，能不能爱护这些公用设施，也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在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而损坏公物，化公为私的，这是很可耻的行为，除了要受到法律制裁之外，还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4、保护环境，强化生态伦理观念 人们遵循环境道德规范的实质，要求我们在正确处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之间关系问题上要有科学的态度。这方面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应当确立起对自然环境的正确价值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是指物质方面的，尤其是指精神方面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健康，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正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精神价值的认识，爱护自然生态环境，把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已成为现代社会环境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 环境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们应当热爱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实质上也是对人类本身的热爱，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牛命价值的重视。自觉遵守这样的社会公德，从根本上说，是对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维护，是对人类的生存利益的关心，也是对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有了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品质，就有助于我们自觉克服对自然界生物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态度，自觉遵守环境保护的共同行为准则。当然，我们应当把这些道德要求体现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上，比如要千方百计来节约自然资源，爱护花草树木，决不伤害国家规定要加以保护的野生动物，注意维护人文景观；按规定防治废渣、废水、废气和噪音污染；自觉维护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等等。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营造出一个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5、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公共秩序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每个公民都必须具有很强的法制意识，有必备的法律知识，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认真执行各项法令、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事实证明，在正常的情况下，自觉遵守和服从法律，有明确的法制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教养即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如果没有基本的法律知识，不遵守法律，不懂得维护宪法的尊严，那就不能说是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法律与道德的紧密结合、相互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当前的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法律与社会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一般说来，违背法律的行为同时也是违背道德的行为，在有的情况下，违背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这种情况总是反映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所以，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实质上也是在目觉地遵守社会公德。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使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自觉地维护法律的尊严，这也是提高人们社会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对于每个公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要求，即在社会公共秩序受到破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这个道德要求，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是有特殊重要现实意义的。因此，有些地区，对见义勇为的人给予奖赏，并且用法律的形式把它规定下来了。这不仅说明我国人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而且也反映了我国人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
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规定“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职业道德的这种规定，既体现了时代的鲜明特征，又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特点，所以，它适用于各行各业，是对各种职业道德的共同要求。 1、爱岗敬业 爱岗与敬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岗是敬业的前提，敬业是爱岗情感的进一步升华，是对职业责任、职业荣誉的深刻认识。不爱岗的人，很难做到敬业；不敬业的人，很难说是真正的爱岗。所以，不论做任何工作或劳动，只要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不辞辛苦，就可以说是爱岗敬业。一般说来，工作条件好、工作轻松、收入高的职业，做到爱岗敬业是比较容易的。相反，环境不好、工作艰苦、收入不高、又远离城市，要做到爱岗敬业就不那么容易。那些在环境艰苦、工作繁重、收入不高岗位上认真工作劳动的人，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职业都是社会生活所离不开的，所以总是要有人去干。 如果没有亿万农民辛勤种田，没有千百万工人在茫茫沙漠或高山峻岭上采油、采矿、修筑铁路，没有广大人民解放军在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边疆大门，没有千万清洁工人清除城市垃圾，没有几千万人民教师、科研人员埋头教学和科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吗?我们每个人和家庭能享受到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吗?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为社会、为祖国做贡献。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择业机会的增加和选择方式的多元化为人们选择自己喜爱的职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为人们爱岗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要看到，爱岗敬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一个从业人员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利地位，实现自己的职业利益，就必须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服务质量。否则，一个不履行职业责任的人，就将被职业组织所淘汰。 2、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进德修业之本”。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他把信摆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重要位置，认为国家的朝政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脚的。《纲要》把诚实守信列为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一项基本内容，真可谓顺应天意，合乎民心。 诚实就是真实无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对自己，要真心诚意地为善去恶，光明磊落；对他人，要开诚布公，不隐瞒，不欺骗。一句话，诚实就是表里如一，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守信就是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忠实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诚实和守信是统一的。守信以诚实为基础，离开诚实就无所谓守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要与他人或单位打交道，根据与他人、与单位达成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会议、学习、工作、劳动和其他活动。如果人人都不诚实，不守信，那么，人和人之间的一切交往就无法进行，一切会议、学习、工作和劳动就无法开展，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场无序、混乱之中。 3、办事公道 办事公道是指对于人和事的一种态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所称道的职业道德。它要求人们待人处世要公正、公平。公正、公平要以公心为基础，从个人的感情和利益出发，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当然，公正、公平也包括平等的内涵。 4、服务群众 服务群众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又都为他人服务。服务群众作为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首先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要求。服务群众不仅是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公务员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从业者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首先，心中时时要有群众，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其次，要充分尊重群众。要尊重群众的人格和尊严。再次，千方百计方便群众。 5、奉献社会 奉献社会就是积极自觉地为社会做贡献。奉献，就是不论从事任何职业，从业人员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家庭，也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为了有益于他人，为了有益于国家和社会。正因为如此，奉献社会就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本质特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相对立的。虽然，他们也提倡职业道德，但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少数剥削阶级的私利。社会主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必须把奉献社会作为自己重要的道德规范，作为自己根本的职业目的。 奉献社会并不意味着不要个人的正当利益，不要个人的幸福。恰恰相反，一个自觉奉献社会的人，他才真正找到了个人幸福的支撑点。个人幸福是在奉献社会的职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个人幸福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和祖国的繁荣。幸福来自劳动，幸福来自创造。当我们伟大的祖国进一步繁荣富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幸福自然就包括在其中。奉献和个人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奉献越大，收获就越多。一个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实质上是一个不受人们和社会欢迎的个人主义者。如果人人都只索取不奉献，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哪里来，社会还能进步和发展吗？
家庭美德的主要规范：
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1.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重要规范。 2.男女平等 坚持男女平等的美德，是指既要反对“大男子主义”，也不赞同“夫人专政”或“妻管严”。 3.夫妻和睦 平等对待，相敬如宾，是夫妻和睦的关键，也是建立美满幸福家庭生活的关键。 4.勤俭持家 勤俭持家是我国传统道德中传播最久的美德之一，我们提倡婚丧嫁娶要从简，并不是淡漠人情，违背道德良心，而是弘扬淳朴、善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 5.邻里团结 搞好邻里团结重要的是互相尊重。邻里之间应该以礼相待、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⑺ 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呼吁“_____”的理想人格。

新民。

梁启超早年在《新民说》一书中大力提倡公德。古代儒家文献《大学》本有新民之说，而梁启超所说的新民则是指近代意义上的国民道德改造与更新。

他明确指出，新民之新字包含有二义：一个意义是说，锻炼激发本有的德性而使其日新之、自新之；另一个意义是说，学习采纳本来所没有的新道德而使其纳新、开新、更新之。二者不可缺一。

《新民说》中后来写的“论私德”一节，对此前的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为此，梁启超还编录了《德育鉴》，发掘儒学道德修养的文化资源。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肯定私德的重要性，而且在私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正本”“慎独”“谨小”三项主张。他所说的“正本”，就是从内心深处根除功利私欲；“慎独”，就是以良知为本体的功夫；“谨小”，是针对小节无害论提出的，就是重视小节。

(7)国民道德改造论扩展阅读：

梁启超《新民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梁启超从一开始就申明，新民说并不是要人完全抛弃传统。

然而，面对20世纪初社会变革和国家富强的迫切要求，《新民说》在1902年刚开始写作时，明显是以提倡公德为主导方向的。

梁启超在该书第五节中论述了他关于私德与公德的理解和认识，认为私德是个人的品德修养，而公德是指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德行，并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

2、一年多后，梁启超的思想有所变化。

他开始重新审视私德的意义，故而写了《新民说》的第十八节“论私德”。他指出，有些人把公德和私德对立起来，不仅没有利国利群，反而由于蔑弃私德而引起社会的不满。有鉴于此，梁启超又专门论述了私德的意义，以补充论公德的不足。

⑻ 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改造问题

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新道德分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

⑼ 国民的道德素质对国家来说有多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说你去了外面就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如果你在一个村里去了市里那么版你显得更加重要了权，道德素质直接体现一个人的好坏，内心的善良，一个人还是保持一颗善良的心态，你宽容别人饶恕别人了，别人也会真心待你，而且骂人现在也显得你土鳖。

⑽ 中国近代民主与科学讨论（一两百字）

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并非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畲、梁廷枏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说它有中国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之“遗意”。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学习西方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的必要，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不仅着力宣传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而且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提倡和介绍。特别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在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由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虽不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如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这是西方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因此，中国要实现富强，抵御外侮，就必须改弦更张。用郑观应的话说：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贫弱，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论或学说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民主思想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五四”之前，却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因为这些思想家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在宣传、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对其内容进行过修正。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不仅体现在它以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的旗帜上，也体现在它对民主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上。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来看，首先，民主是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称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而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那么，怎样才算“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呢？据陈氏的解释，要有“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意识；“纵横一世，独立不羁”的自主精神；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怀疑的独立思考；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一句话，“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个自固有之智能。”胡适又称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其次，民主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体现了平等自由的精神。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五四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谭平山在《国民道德教育改造论》一文中也强调：“今日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就是民治主义，今日所谓民治主义的根本概念，就是平等自由两大观念。”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认识和理解的科学，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思想，而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不久，他又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
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再加上这种追求和崇尚又与对封建专制主义、迷信愚昧思想以及旧伦理、旧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联系在一起，因而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民主与科学从此也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价值观念。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五四运动后，民主运动大致沿着两条轨迹向前发展：一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发动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如20世纪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等人发动的“人权运动”、30年代中宋庆龄、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人权保障同盟”和“赔偿冤狱运动”、抗战时期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抗战胜利后民主党派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和民主建国运动等。与此相一致，民主思潮的发展也分两个方向，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认为，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具有虚伪性，它虽标榜代表全体人民，但实际上代表的只是有产阶级自己，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则坚持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坚持以选举为核心、以议会为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在科学方面，则产生了经久不衰的“科学救国思潮”、30年代初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的“科学化运动”、同时期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
第二，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在教育方面，平民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启发式”、“个性化”教育方法的提倡和推广，科学知识、科学实验课程的设置和重视等；在学术研究方面，主张学术独立，要求思想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等；在文学艺术方面，揭露和鞭挞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如“启蒙主题文学”），追求文学形式的多样与自由，主张大胆地表现和张扬个性，以及30年代兴起的“大众语运动”等。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与崇尚。
第三，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由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或价值观念，因此，再没有人敢跳出来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无论北洋军阀也好，国民党蒋介石也好，虽然实行的都是专制独裁，但他们在表面上还不得不保留中华民国的“共和”招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如1923年北洋军阀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1936国民党颁布的“五五宪草”、1946年国民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不得不承认人民应享有种种民主自由的权利，而且每当他们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往往以许诺实行所谓民主或还政于民作为挽救危机的一种手段。三四十年代受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有些人鼓吹过法西斯主义，也发生过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但法西斯主义的鼓吹者和独裁论的主张者，大都只是强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环境和条件，或者说在当时实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比实行民主更能应付国际国内的挑战，而很少有人从价值上否认民主，认为民主不如法西斯主义或所谓新式独裁。至于科学，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过对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并因此而引发过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但对科学本身则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非难。就是批判唯科学主义的人在批判唯科学主义的同时，也再三声明，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布欧洲人的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但同时他又自注道：“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有些人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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