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法治思想

1. 唐朝法律思想根源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朝廷人才济济，形成一个较为开明的统治集团。唐初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有所发展。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表现如下：
（1）以“安人宁国”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者过于贪婪，人民负担过重。他们“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在制定政策时以“安人宁国”为指导，施行“无为”政治。魏征以为“以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学，将尧舜之道、孔孟之书作为为政掼，又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宁国”方针指导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礼法融合，德主刑辅，立法宽简，执法严明等特点。
（2）立法公平，务求宽简
李世民君臣认为，要安邦治国，必须重视立法，而立法应以礼为指导，以“宽简”为核心。这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其一，既制礼，又立刑。唐初统治者认为，治国必须礼法兼用，“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强调礼法统一，主张失礼则入刑，不忠、不孝皆为犯罪行为，《贞观律》条款处处体现了礼刑结合的思想，它为永徽时律疏奠定了基础。其二，立法必须公平。唐初统治者认为，法是国家的权衡，人君立法应“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魏征言：“圣人之于法也，公矣。”唐初统治者所说的“公”，当然是指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为了能保护地主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唐初统治集团主张立法要从公而弃私，不能以这个人好恶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须稳定，“不可数变”。李世民君臣认为，法律固然应随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却不可多变，法律多变害处甚多，官吏不能尽记，前后条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权威而难以实行。其四，“国家法令，惟须简约”。在强调立法公平、法律稳定的同时，唐初统治者格外强调律文的简约，认为只有简约，才能使律文前后一致，公平合理。贞观年修律，便“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贯彻了这一原则。
（3）慎狱恤刑，务求其“实”
为贯彻正统法律思想“德主刑辅”的主张，李世民统治集团不仅在立法上强调变简，执法上也强调慎狱恤刑，务求其实。其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慎狱恤刑。李世民认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为能，利在杀人，因此造成冤狱。他明令，司法官员须慎刑慎杀，依法断罪，或重或轻，均依定制。其二，创立九卿议刑制度。唐初统治者对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其三，完善死刑审批程序。唐太宗将死刑三复奏变为“五复奏”，京城中两天内复奏五次，给皇帝以充分的时间考虑生杀予夺，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对严讯，务求其实。李世民君臣以隋严讯逼供为戒，强调审讯中要注重事实，并规定了“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的原则，以防止滥刑滥罚。
（4）明正赏罚，一断于律
唐太宗赞扬诸葛亮罚不避亲，赏不遗仇，要求官吏审狱断案“一断以律”。他自己还带头守法，在司法判决与自己的敕令有所违背时，克已从法，使司法人员敢于维护法律，犯颜直谏。（5）纳谏与执法相结合唐太宗从谏如流，当其敕令与律相矛盾时，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机构的观谏，忍个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权对司法的干涉相对减少，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统治集团在总结了历代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更为严密、更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巩固统治的法制思想。他们在"公平"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出现了中国社会罕见的、为人称道的"法治"局面。

2.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唐太宗强调自己颁布的诏敕不能有违国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论或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他也能够身体力行。

2、唐太宗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条文复杂，严酷执行。

3、为保障唐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认为必须杜绝执法混乱，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要求“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强调执法务必公正，坚决不徇私情。

4、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5、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3. 论唐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一）“德本刑用”，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强调法律宽简、稳定、划一，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三）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4. 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到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从《唐律疏议》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奉行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

礼刑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经过两汉的充实和发展，至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确定治国方略时，曾在李世民主持下进行过激烈的辨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则主张以仁义治天下，魏征等人认为“仁义，礼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因为他看到隋文帝“不说儒术，专任刑名”，常因小过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别是隋炀帝“益肆淫刑”，召致“败亡亦促”的悲剧。他用许多笔墨论证礼与法的本、用关系，以及二者的统一性，主张以德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

这样，唐初综合了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并以最高执政者——皇帝的权威身份，宣传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这对当时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原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从汉初以来流行七百年的“春秋决狱”，也由于唐律完满地体现了礼与刑的结合而终于被废止。以继承李世民遗训著称的高宗李治，在他执政以后制订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正法宽简稳定，保持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后，明确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缓”。他又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重人罪即重条。数受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时，基本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贞观律及其后的永微律，都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刑罚较为宽简的法典。

唐初的统冶者不仅要求法律简约易见，还强调保持稳定，变更法律一定要“详慎而行之”，否则宽简之法也将流于苛烦。唐太宗对大臣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而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因此“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是不轻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令。太宗时自房玄龄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后，一直没有大变动。高宗永微年间修定律疏，对贞观律的律文本身，也没有作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撰修了一个解释律文的疏议，对《贞观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议》中郑重声明，可见唐朝的后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决不轻易改变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则大执政与安史之乱遭到两次较大的破坏以外，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与稳定性。

（三）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执法审慎

法律适用是国家实现法律调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环节，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个法制。因此，唐初统治者强调审判案件、执行法律的严肃慎重。唐初不仅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执行情况也是较好的。

这种思想贯彻到法律规定中，就是对于重刑与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复核制度。死刑案件须经过九对会审，并且还要经“三复奏”、“五复奏”才能执行。史书说：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从执法审慎的思想出发，要求司法官重视证据，对于证据不足者，不得轻易判决。执法审慎还表现为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既有较好的法治，又有较好的吏治，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

5. 唐朝初统治阶级的主要法律思想有哪些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又提出了“安 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要表现为：
一、奉行“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二、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
三、注意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唐朝的立法概况
1．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 12 篇 500 条

2． 《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仍为 12 篇 500 条，以隋开皇律 令为蓝本作了较大改动，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3．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以《贞观律》 为基础 编纂出《永徽律》共 12 篇 500 条。此后又对 500 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后人将律疏附于每条律文之后，合在一起称为《唐律疏议》 《唐六典》。
4． 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
内容涉及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掌， 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大 5．
中刑律统类》--唐宣宗时张戣（kuí）编定。所谓刑律统类即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混合编在一起的法 典形式。

●唐朝的法律形式

1．律--是“正刑定罪”的刑法典。违反令、格、式法律形式，要以律论罪定刑。
2．令--是关
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3．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4．式--是国家 机关的公文程式。

唐律的刑法原则： ；
●唐律的刑法原则：划分公罪和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犯区分首从；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合并论罪） 累犯加重；同居相隐；比况类推；老小废疾减免刑罚；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同罪异罚；区分故意和过失。

．唐律的主要特点
（1）规范详备、科条简要
（2）中典治国、用刑持平
（3）诸法合体、以刑为主
（4）依礼 制刑、礼法合一
唐律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思想；其法律条
文皆“一准乎礼”。 2．唐律的历史地位 ．唐律的历史地位（1）唐律是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
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2）唐律对东亚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唐律关于物权和债权的规定
1．关于物权--唐律严格保护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严格禁止
他人侵犯；规定物权取得的条件。2．关于债权--唐律规定了买卖、借贷、赁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规定债务 担保制度。

●唐朝的司法制度 1
司法机关
（1）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中央最高司法机关)、御史台(中央最高监察 机关)。

（2）三司推事--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长官共同审理的制度。 （3）地方司法机关--行政 长官兼理司法。

2．诉讼制度
（1）管辖--根据犯罪发生区域、罪行轻重、被告身份，划分了各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
（2）起 诉--举劾、告发、告诉三种方式。
（3）审判--以原告诉状为准；采取“五听”的审判方式，同时也以众证定罪；
（4）执行--徒流刑应送配所，死刑的执行须奏报皇帝批准 。 3．监狱管理
4．监察机关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御史台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国家各级官吏是否遵守法律。其下设台院、殿院、 察院。台院和殿院的御史主要纠察中央及京城的各级官吏；察院御史则巡察州县，纠察地方官吏的违法失职 行为。

6. 李世民法治思想包括

宽仁慎刑、以身作则，以道德为约束，审慎周详，是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

1、“宽仁慎刑”的立法宗旨
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听从以封德彝为代表的老臣建议采用“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式的治理方法，而是采用了魏征以宽仁教化治天下的主张。魏征认为，“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若国家选用了这样一条治国道路，就应该“慎刑恤典”。
贞观元年正月，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本着“意在宽平”的原则厘改法律。他们以隋代《开皇律》为蓝本进行损益，使问世的唐律较之前代简约许多。贞观十一年正月，新律诏颁全国，是为《贞观律》。《贞观律》集众律之大成，经诸名流裁酌损益，可谓“审慎周详”。唐太宗还注意到之前律文互出，使“执法之官，缘此舞弄”，极易形成司法漏洞，遂告诫立法者，“宜令审细，毋使互文”，使法令整齐划一；又修订了一系列的法令，有令、格、式三种类型，与《贞观律》相辅而行：“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规物程事”（见《唐六典•刑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唐太宗多次指示，如“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可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这是强调若法不稳定，律文多变，使人心多惑，无所适从，所以立法者要审慎而行，不可轻立，既立之后，“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唐太宗对死罪的处理尤为慎重，除了坚持三覆奏的程序外，还要求处决死囚时，要和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这样，由于《唐律》中较之前代大幅度减少了死刑的条文，议决时又无比慎重，到贞观四年，全国断死刑者仅二十九人。尽管这样，唐太宗还不满足，到了贞观五年颁布诏令：“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对于不遵守覆奏程序规定的执行者，给予流刑和徒刑，体现了《贞观律》的仁义精神。
2、克制己欲自觉守法
皇帝“朕即天下”，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都集于其手，依自己的喜怒行刑是很常见的。唐太宗固然也有肆意的时候，但能很快返回正路，认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自觉地将自己的皇权归入国法规范之中。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某县令裴仁轨犯了轻罪，但唐太宗盛怒之下要处以斩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上疏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尊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昼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殿中侍御史系御史台殿院从七品官员，却敢于直言“法令者……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这份勇气委实可嘉，善于纳谏的唐太宗最终收回成命。
唐太宗非为圣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但他勇于纳谏，手下又有一帮守正善谏的臣工，所以能够克制己欲，按照国家法律办事，成为君王的守法楷模。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初年良吏辈出且执法公平，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局面，《旧唐书•良吏传序》赞道：“太宗皇帝削平乱迹，以是人知耻格，苏尚贞修，太平之基，率由兹道。”
历朝历代，许多皇帝蔑视国法，极力放大皇权，对皇族或外戚徇情枉法。唐太宗认真地总结了前隋的教训，严于律己，也不放纵皇族亲戚。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其中，按律当死。赵节是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长广公主含泪向唐太宗求情，希望能够赦免儿子的死罪。唐太宗摇头不许，说道：“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
唐太宗自己守法，并告诫群臣道：“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可见唐太宗的守法目的并不十分高尚，即盼望如此做可使李家政权长治久安，于是整个统治集团可以“长守富贵”。虽如是，立法宽仁、执法公平毕竟可以使“百姓安宁”，客观上促使了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这也正是贞观法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效卓著的根本原因。
3、追求道德约束的境界
唐太宗通过弘文殿辩论，采用了魏征等人建言的“教化治国”主张，即全面按照儒家的“王道”理想社会进行实践。为此尊儒崇经，刊定《五经正本》；偃武修文，营造安静社会以利农事；大兴礼乐，将儒学思想散入乡约族训，形成以礼制律、刑外礼内的局面等等。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们能够自觉地用“近君子、远小人”的儒家规范来约束自己，即是强制性地按律令条文被动执行的更高级形式。
唐太宗在立法过程中，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将儒家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颁布的《贞观律》中的大多数篇章皆是按礼定律的。后世的《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具体执法过程中，唐太宗善于从儒家“教化”的角度来深耕，力求突破相对刻板的律令条文，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深化人们自觉地按儒家规范行事的观念。

7. 唐王朝的治国理念是什么

唐太宗的治国方针
一、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
二、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三、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四、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五、开放的民族政策

详细介绍：
唐太宗作为我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封建明君之一，历代对其赞誉史不绝书。由于他经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善于教化各级官吏，注意安民，从善施政，从而使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由于他善于纳谏，始终与下属保持宽松和谐的君臣关系，使其决有良策，政令畅通。所以出现了唐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同时也为以后的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所实施的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执政措施，对当今的执政实践仍不无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唐太宗在治国方面的主要思想方针。
一、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与民休养生息
由于唐太宗出生在隋文帝统治时期，亲眼目睹了盛世的奢华，也亲身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颠覆。他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隋朝本来是如魏征谈到的“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的统一帝国，隋炀帝继位时仍“海内殷阜”，然而为什么在十余年后土崩瓦解，二世而亡呢？这是由于“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他在吸取了这样的教训以后，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所以，贞观初，唐太宗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跃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防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百姓为之解体，怨渎言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可见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或一个政治主张，也是一个哲学命题。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割股啖腹，腹饱身毙这样极端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呢？因为隋炀帝败亡的历史和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给予他的教训太过沉重了，可以说他对君道的存亡有着太多的切肤之痛！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克洛阳，“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所以，他继位以后，以隋亡为鉴的意识日益强烈。武德九年(626)，继位不久的唐太宗与臣下讨论重法禁盗问题。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立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唐太宗得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即国家的征发必须以百姓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而生产的正常进行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条件，是这个限度的底线。所以他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失“安人之首”，“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唐太宗曾明白地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里，是唐太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
综上可以看出，唐太宗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贡献是结合治国实际，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治国方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强调“以民为本”的思想家，但像唐太宗那样，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将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并坚持贯彻到自己的施政实践中，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一显治世风貌。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以说民本主义的政治实践有史以来未有如此成功者。
二、重贤任能，虚怀纳谏
历代统治者在建国治国大业上都需要团结和使用人才以形成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在唐太宗执政的贞观时期君臣之间这样的关系便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唐太宗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知难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在他看来，为政治国的首要条件在于选贤任能；选用人才必须要看其“德行”“学识”。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真才实学，具有较高德行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用人惟才，可以不管其人过去的历史背景，不分亲疏，求真务实。他曾在《帝范》中这样写道：“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重用做过被害太子建成的顾问的魏征和王奎就是典型的实例。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对人才的重视，贯穿了唐太宗政治生活的始终，虽然他对大臣辅弼作用，人才与治乱关系的认识并未脱出前人规范，但在其为政的20多年中，能始终将人才问题置于重要位置，不时加以阐发，并努力付诸实践，这已经是唐太宗在治国方面的可贵之处。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王奎说：“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又说：“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诸多奸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己谗人罪之。”在太宗看来，凡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唐太宗一直把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充分纳谏，唐太宗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在中书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办事机关）轮换值班，听从随时召见以便及时商议大事。他将国家重要的军政事务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宰相会议，以便充分听从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委任最合适的人选。对于一般的政务，他要求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和负责复核诏书的门下省都要各负其责，认真做事，不许敷衍了事。这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也充分发挥了大家的集体智慧，有了互相牵制的制度和措施，就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产生。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
由于唐太宗对进谏、纳谏都持积极的态度，所以当时上至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直言进谏。他在位的20余年，大臣魏征一人前后所谏就有200余事。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和君王求谏纳谏的高明的领导艺术，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是罕见的。
三、君臣关系上的共治
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唐太宗多次强调“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君臣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义均一体，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
那么，君臣如何“共为治”呢？第一，他要求臣下与他肝胆相照，也要求臣下相互讲是非，否则谈不上君臣共治。第二，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也就是说，君治和臣治是有分工的，但是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双方却都负有责任。因为这种双方对国家的治理都负有责任的思想，把君和臣都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考察，所以凡是国家治理不好，总要从君臣两方面来寻找原因，这对君是一个约束。这种思想也改变了历代帝王的文过饰非的恶习，有利于政治清明，具有其进步性。从这种思想也可以看出，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比较开明的君主。
四、宽刑简法，缓和社会矛盾
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他深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是确立若干原则，实行法治。他认为国家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的法律，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一切都要以法为准。唐太宗君臣认为，法制应该宽简和谨慎。唐太宗说：“国家法令，惟需简约，不可罪作数种条。”他认为应该由取重从轻、由繁而简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在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因此应当特别慎重。他删除了法律中的多种酷刑，特别是对死刑的条律几乎减少了一半。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的法治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629)，全国被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法。
法律尽管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但它既然以凌驾于全社会的面貌出现，就不能不对特权者做出某些法权限制。然而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使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法定权利的规定，往往于法外攫取更多的财富与特权，这就出现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司法弊病，这在隋朝就有突出表现。鉴于隋朝的这些弊政，唐太宗强调守法，反对徇情枉法。贞观十七年(642)，唐太宗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扬州刺史赵节，参与承乾的谋反，按法论死，他到姐姐府第时，姐姐向他求情，他不赦免，解释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可见他较好地处理了人情干预法律的矛盾。
唐太宗还注意律令的完善。贞观十一年(637)颁行的《唐律》，根据唐太宗“按举不法，震肃权豪”[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权豪恣意横行的刑律，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一份宝贵的法学遗产。就其立法准则来说，具有往代少见的完善性能。虽然在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但唐太宗注重立法，讲求法律的简约与稳定，对于我们当今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开放的民族政策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贞观十八年(644)，东突厥向唐朝请求居处于胜、夏二州一带，许多大臣表示反对，唐太宗却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其华夷一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汉、夷被俘劳动人民同样予以赎取、给粮、给复；对汉、夷将领同样秉公赏罚；对汉、夷将领同样任人唯贤；对汉、夷伤病大将同样体恤。正是由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爱之如一”的指导思想，结果是“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极大地提高了唐朝政府的威望。
总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在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治国思想发生了蜕变，对民众和君臣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思想也就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8. 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法制史中，唐律以其形式的完备性、语言的精确性、技术的高超性占据重要地位，堪称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法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影响力不仅作用于本国，而且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唐朝法制指导思想：（一）“德本刑用”，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强调法律宽简、稳定、划一，以利于执行和遵守。（三）严明法制，一断以律。

唐初统治者为了稳固王朝的封建统治，认真地总结了隋朝迅速来亡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指导思想。综观唐初的律典来看，它强调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根本，法律作为一个阶级的上层建筑，但在其当时的社会中，刑罚仅仅作为辅助手段。同时，从唐律的内容来看，其以封建礼教为内容，法律仅是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

唐朝统治者在制定律法时，充分考虑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因此，它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社会的更大支持，使社会早日恢复稳定；另一方面出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对隋末的暴政予以废止。“宽简、稳定、划一”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使唐初的律法环境相对宽松一些，统治阶级的压迫使被统治阶级相对还可以承受，二者的矛盾冲突还有缓和的余地。另外唐律的“划一”，即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也对唐初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封建社会中，唐朝律典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还要在客观分析后，从中发现其不足之处。封建社会的阶级政治意识、小农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结合，才形成了和前几朝代相比较为宽简、稳定、划一的法律。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求它必须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与之相适应。因为经济的发展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而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响，特别是当前我国的经济在这二十几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律更新较快，不仅使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显得相应滞后，不能适应现今社会，同时使刑事犯罪中的新类型经济犯罪增加，以致有权机关的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因此，“宽简、稳定、划一”的立法指导思想它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如果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社会环境，这种粗线条、一成不变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不适应的。

唐朝统治者在立法时已经深刻认识到依法办事、奉法守法的重要性，因此产生了“严明法制，一断以律”的法制思想。这一法制思想对后世的立法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的目的都是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来巩固其上层建筑，维护其统治。在立法、守法、执法等各个环节中，唐朝的统治者虽然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看待法律从拟订到实施、执行的各个环节，他仅仅因“律令虽早已颁布，但是官吏们多不依照执行”，才提出了“严明法制，一断以律”的指导思想，“有良法，不等于有良好的法制”这一观念，当时的统治者也已意识到，但由于其阶级属性，使其无法去克服。现在我们的法制已经走过了这一步，因为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过程中，如对司法有异议均可通过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获得救济。一部法律的实施是立法、守法或违法、执法几方面的统一的过程，而“严明法制，一断以律”这一法制思想就是我们经常所提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最早雏形。在一个社会中，某一行为是否犯罪，是否应受处罚以及对犯罪行为如何惩罚这些问题是法律能够得以落实的关键几步，当然法律制定是否公平、守法者的法律意识、执法者的执法水平等外部因素这些软件建设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唐朝刑罚适用原则：（一）十恶重惩原则；（二）贵族、官僚减免原则；（三）其他刑罚原则：1、刑事责任年龄及矜恤老幼、残疾的原则；2、同居相陷不为罪的原则；3、自首减免刑罚；4、共同犯罪区分首、从的原则。5、官吏犯罪，“私罪”从重，“公罪”从轻；6、数罪并罚的原则；7、累犯加重的原则；8、类推原则；9、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在唐朝刑罚的三大原则中，对原则一所谓的“十恶”，也就是十种直接威胁皇帝人身、权力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以及封建信伦常关系的行为，它体现了保护统治者利益的功能。对于原则二，它则是为了保护贵族、官僚的特殊地位，唐律并在制度上以“议、请、减、赎、官当”等形式来保证该原则的实施，以达到对于犯罪贵族、官僚给予特别减免或适用特殊审理程序的目的。其他刑罚原则中的大部分如刑事责任年龄、自首、首从犯、累犯加重等原则对后世的法制思想方面大都有着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摘得一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9. 唐朝法制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一是“德本刑用”。唐初统治者强调论理道德是治国之本，刑罚镇压为辅助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为当时立法的重要依据。
二是立法要求宽简、稳定、统一。唐朝建立时就确定了宽简的立法思想，贞观年间
根据这一思想删简了旧律，作了不少改重为轻的规定，并保持了法律的稳定与划一。
三是严格守法与执法。为维护封建法制的权威，唐朝严格了贯彻守法与执法的原则，使得内外官吏“多自清谨”，守法、执法情况较好，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唐律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l）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2）唐律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不仅作用于本国．而且超载国界，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也大都参用．可见，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0. 比较唐朝与明朝法制的异同

唐朝的法治思想为：

一是“德本刑用”。唐初统治者强调论理道德是治国版之本，刑罚镇压为辅助权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为当时立法的重要依据。二是立法要求宽简、稳定、统一。唐朝建立时就确定了宽简的立法思想，贞观年间 根据这一思想删简了旧律，作了不少改重为轻的规定，并保持了法律的稳定与划一。三是严格守法与执法。为维护封建法制的权威，唐朝严格了贯彻守法与执法的原则，使得内外官吏“多自清谨”，守法、执法情况较好，保证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与之相比明朝的法制指导思想如下：
一、刑乱国用重典。明初的统治者借鉴元朝灭亡的教训，尤其是元朝对官吏管理上的姑息养奸，导致政纲紊乱教训，在治吏上突出重典色彩，用重刑来控制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同时，重典也适用于犯上作乱的行为和盗贼犯罪。二、法贵简严。立法上的简明和严厉是明初法制的又一特点。“简”是指法律要简明易懂，条文要精简，不必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着重打击重大犯罪。“严”是指法律处罚要严厉，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使百姓尊法、守法。三、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纲常礼教是明朝政府统治国家的国策，对顺从统治的“良民”用礼教教导，对不顺从的“顽民”就用法律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