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文化对依法治国的
① 现如今,儒家思想对我们的法制还有无意义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几千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和国人的思维模式.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而在法制上表现了儒家的思维模式.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对立而产生,并始终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秦的建立、兴盛和灭亡,秦的全部政治实践、法制实践都以法家思想为导向.随着朝代的更替,法制的衍进,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渐由对立走向了融合,共同指导中华法制.本文拟从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特点出发,进行比较,旨在探索两种思想的切合点及它们与中华封建法制的切合点,进而联系现代法制建设,为现代法制建设提供参考.
儒家思想和现代法治尽管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理论,但它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仍然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经过适当的疏理、转化,能够成为支持中国法治的精神力量,至少是精神力量之一.
儒家法律思想的局限,1、礼、法、仁的矛盾:礼和仁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基本范畴。礼是社会规范，仁是众德之总。它们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两块基石，与法既相并存，同时又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具体而言，礼是差别性规则，而法是同一性规则。二者本来格格不入，但在传统社会中却和谐地并列着。《中庸》中说：“亲亲之杀，尊尊之等，礼所生也。盖儒家之论差等，一曰亲疏之别，一日贵贱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别，是儒家以礼为法也。”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仁是讲人的全体的，所有异于禽兽者不分阶级、种族、贵贱、君子、小人，都是“人”。中国文化是把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人格自然平等，但是礼与仁的结合，败坏了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平等几乎殆尽，也使法的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从谈起。2．人情的泛滥:儒家法律思想强调礼治、德治，使法律充满了人情味，却失去了应有的威信。自孔子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以来，儒家法律思想就蕴藏着私情与国法的冲突。人情就像腐蚀剂，大大败坏了法。在人情的掩护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将家族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有法不依，成为情有可原之举，法律在“人情网”中被扭曲了。3．群体取向的负效应:儒家法律思想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一方面，强调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和谐被视为不易真理。但是，一味求和往往促成表面和谐，一旦积压的怨怒爆发，后果更无法收拾。另一方面，以群体的秩序为重，往往使弱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为群体秩序常常掌握在强者手中，强者容易假群体和谐之名压制与其发生争执的弱者，并无所谓客观的公共权力介入，法律威信难以确立，这也是民众厌讼的根源之一。4．自由裁量的滥用:中国古代受《春秋》断狱影响，司法、行政合一，司法判决常取决于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法律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思想，儒家伦理作为最高原则，与法律无异，“尊德礼而卑刑罚”，这种审判上的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
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1．宽民惠民的重民思想:儒家主张“为政以德”的德治，“德”指的是“德政”或“仁政”，含有宽惠爱民之意，强调了“顺民”、“利民”的要求，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儒家之所以具有重民思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儒家比较重视民心的向背，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在于已认识到民众是统治者的财用之源，“无野人，莫养君子”。基于这样的认识，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荀子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儒家法律思想这一精髓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立法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对于稳定民心，兴邦治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2.注重教化的教育预防思想:儒家把对民进行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通过教育，化外在的“他律”为内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内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当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封建的礼教或德教，这些内容只要我们根据当前我国社会道德的实践，赋予新的意义，加强对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准，稳定社会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礼法互补，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思想:儒家虽然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从不否定法与刑的必要性。如孔子在强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同时，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并提倡君子既要“怀德”，又要“怀刑”。怀是注重之意，可见他视德与刑为政治的两手，二者都要注重。儒家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的主张，实际上揭示了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从而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儒家法律思想中的这一合理因素，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要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同步进行，协调发展。4．“身正令行”，强调加强为政者自身建设的思想:儒家主张“为政在人”的人治，他们已认识到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法制的贯彻离不开人。如荀子说：“法不能独立”，是说法律是要由人制定出来的。孟轲进一步说：“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要靠人来贯彻实施的，否则，“虽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属无效”。儒家要求为政者不仅要品德高尚，同时还要具有治国驭民之才，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儒家人治思想中强调加强为政者自身建设这一合理因素，对我们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具有启迪的意义，当然，所谓素养高，即指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素质，还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更要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制的影响,1．传统的历史性决定了儒家法律思想的传承性: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思想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被轻易割裂的。法国哲学家丹纳曾说过：“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它们的出生到现在逐一考察……在最初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便是原始的花岗岩，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那是一个底层，让以后的时代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也就是说，传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传统它扎根于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儒家法律思想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仍能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的气息，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内在的秩序规范仍在某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铸就了其现代法制价值: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是适应特定的历史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会的特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带有一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冲突。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蕴含的合理内核。比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等等，这些对于社会的统一与稳定以及环境保护立法与自然资源立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而且，对于儒家法律思想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品格——“仁”，其蕴含着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对人的重视和关注。一位美国学者就曾这样评价：“中华帝国的法律比起同时代的西方法律来，更人道，更理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应该重视这一思想理念，这样才更人性化，更体现对人的关怀。
我们知道西方法律自身也存在其不足，而我们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儒家法律思想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富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并且传承下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中国进行法制建设，对于儒家法律思想，我们必须纠正以前“一棒子打死”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重新审视，辩证地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与冲突中发展，适应着时代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对儒家法律思想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当前的法制建设是很有价值的。
② 请问谁能帮我回答下“儒家思想对依法治国的意义”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③ 儒家，墨家思想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影响
墨家法律观的核心价值
墨子，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另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左右。墨家是先秦时期最早反对儒家的一个学派，同时也是战国初期代表小生产者利益和唯一一个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派。创始人是墨翟。墨家著作仅存《墨子》一书，是研究墨家思想的重要材料。相传墨子原为宋国人。在公元前5世纪初，据相关考证可能是出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后长期住在鲁国。由于当时技艺世袭的传统，因此从小就承袭了木匠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成语“墨守成规”反映的就是墨子反对兼并战争的事例。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法律观主要集中在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墨子主张“以天为法”的“天志”法律观。其在《法仪篇》中强调以“交相利”为内容的“天志”，乃至于天之的权力都要受到“天义”限制。墨子认为在现实的礼法之上有一个有意志、有权威的“天”。其最公正无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并且毫无偏袒。任何人都要接受天的监督，服从其制裁；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 《墨子·天志》]，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天志”是衡量天下万物乃至人们言行的唯一标准。一切国家制度都应依“天志”而成。天志与法律的关系是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它是法律的来源与基础，同时也确定了“国王之上还有法律”的法学理念。
尚同，尚贤思想是墨子在有关于国家行政政治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方面的核心理念。尚同是一种强调统一的政治管理方法。要保证中央权力的绝对领导，并逐级的建立起一个从中央至地方的有效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国家统一和统治者权力约束的目的。墨子一方面，通过“天志”的至高无上之“义”来约束天子，防止独断专行。同时认为下一级人有权对上一级统治者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在战国特定的动荡历史条件下，通过 “天”来反映人民对稳定统一的向往和呼声。而尚贤制度主要讨论的是国家官员派任和优秀人才的选用，其体现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传统宗法贵族的世袭，实现人才的“唯才是举”。墨子认为，如果不能 “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彗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否则“天灾尤未止也”。[ 《墨子·尚贤》]只要是有才之人，哪怕是平民，都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运行，合理的分享国家权力。
巨子制度是极具典型墨家色彩的独特制度。这是一个有严格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其成员叫“墨者”，他们大多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成员出身小生产者，特别是小手工业者，经常过着极端刻苦的生活，节俭自励；一般又都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自我牺牲精神，被儒家骂为“役夫之道”。 墨家将 “墨家之法”定为纪律，以“兼爱”和“非攻”为基本精神，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为主要原则。“墨家之法”还规定：墨家弟子如果到其他诸侯国做官，应当将其所得俸禄的一部分贡献给墨家团体；弟子在外必须宣传墨家学说，遵守墨家纪律，如果背弃墨家基本精神，墨家领袖有权随时把他招回。这种墨家之法与当今社会团体章程有诸多相似之处。
墨子认为，社会的动荡和频繁的战乱源于人们彼此不相爱，同时他发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故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主张。最早提出了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法律准则。与此同时，“兼相爱”还包含着一种朴素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并借助兼爱理论阐述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政治主张。墨子主张：“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法仪》]
针对人民在战乱中痛苦不堪的状况，墨子又提出了“交相利”的和谐共处观念。这一思想主要是反对新兴封建主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而相互频繁发动战争，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共处，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得利。这与当代求和平谋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化成三派，亦称“三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秦汉以后，墨学本身日渐式微，几乎成为“绝学”。但墨学的许多珍贵思想，却为儒、法各家所吸收，融进了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化之中。
儒家法律观的核心价值
西周以来，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张和学说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日趋重视人、重视人事。对天命鬼神虽然仍有重视，但作为统治手段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所以，无论前驱阶段的“礼治”、“法治”，以至老子的“无为而治”，无不是从人事角度，即都是从加强对人的统治着眼的。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论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强调的就是人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 孔子则更进一步把人的地位、人的活动、人与人间的关系，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他把德提高到包括仁、礼、忠、孝、智、勇、信等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并使之与政刑紧密结合又高于政刑的治国方略。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德是一个总括，仁、礼、忠、孝等则是德的内容和体现。 具体而言，儒家法律观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礼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如同孔子对仁的态度一样。孔子也十分重视“礼”的功用与作用。孔子之 “仁”与“礼”学说共同构成了其人道思想的两条主要脉络。西周未年以来，礼治遭到破坏，“礼崩乐坏”，要挽救“礼治”，就要求统治阶级成员确定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论语•子路》）]在管理方面，则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孔子认为礼治的关键在于“正名”。要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在现代多解释为端正名份，或名物相符。 “正名”指向应有两个，一个要“正”的“名”。首先是伦理的，即正伦理规范，如仁义之名。另一个要“正”的“名”，才是政治的，即政治规则，如天子、诸侯、陪臣、庶民的行为规范（礼），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符其名各行其事。季康子问政，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孔子也认为应该对周礼有所扬弃，于是提出 “举贤才”以扩大选拔统治人才的范围，主张实行德治教化和政令刑罚相结合，主张对民“齐之以礼”， 使礼下到庶人，以及提出“仁”作为礼的基础和内容，使已经流于形式的礼重新发挥作用等都是孔子对礼治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其次，儒家提倡德治。 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德治，把礼让和正名作为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只要对劳动者实行宽惠，也是实行德政的表现。德政既包括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也包括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需要惠民，使人民丰足。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需要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末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要推行轻徭薄赋，省法轻刑，宽惠使民的政策，二是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齐之以礼”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通过遵守礼法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道德。这样，德化与孔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他视重德与刑为为政治德两手，两手都要重视。他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后来纠正；政治严历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孔子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教化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教化与刑罚相比，首先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其次教化可以预防犯罪，再次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从而达到“以德去刑”的目的。这与现代刑法理论中利用道德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思想异曲同工。
第三，儒家主张“人治”。孔子和孟子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因此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实际上是“礼治”和“德治”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宗法等级是“礼治”的原则和特征，级别愈高，特权越大，权力越大，则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所以“礼治”必然导出“人治”。同时，统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而且“德治”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实行（真正的实行），所以“德治”必然导致“人治”。孔子主张“圣贤决定礼法”。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祀作乐，才有立法的权力。”因此，天子维护着国家的命运，既一言兴邦，一言废国。”当鲁哀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故为政在人。因此，孔子主张天子要用其德行来维系国家的生存。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认为在用人上要亲贵又要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直接参与政事。提倡“近不失亲，”“远不失举”的原则选贤纳才。
孔子的伦理道德体系，宽猛相济，一张一弛、文武并用的统治方法，德刑相辅，刑罚适中，先教后诛的法治思想是完全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的。孔子的法制思想占据历史舞台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之久。
现代法学视野下墨家儒家法律观的扬弃
当代法学的特点是法律追求秩序、平等、人权、自由、效率和正义，在现代法学视野下审视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墨家儒家法律思想，无疑对今天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社会当下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即道德的普遍缺失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正确认识传统学说中的积极因素，辨别消极不利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墨子的思想中，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价值核心。，尽管当前社会状况与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着很大不同，但是稳定仍然是我们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国家建设的头等大事仍然是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在当今提倡建立科学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观点，反对铺张浪费和保护环境资源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墨子在尚同篇中就说“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说要为大家的共同利益着想，而不能为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墨子时代氏族经济的生产力逐步发展，共同财富增长也助长了小集团的贪欲，为了医治这种思想墨子提出了上同的主张，如果大家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墨子的尚同其实就是大家都以公共利益为重从而保障个人利益。
儒家的加强道德教化力量的思想，对当前社会上普遍道德感缺失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的是法对国家的治理，但是社会的调整光靠法律时无法实现的，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许多青少年犯罪和重大经济性犯罪都不是简单的法律漏洞所导致的，而是道德的缺失造成了守法意识的淡薄。
然而即便是被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的墨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若干消极因素。拿墨学为例，墨家在反对儒家敬祖观点是，仍然坚持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这样的法律观显然与现代法律思想观念不符合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精神。但他们的“非攻”思想也有一定的问题：第一，不懂得战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而只是归罪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第二，没有看到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第三，没有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统一只有通过兼并战争才能实现。同时，一味的提倡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条件的互亲互爱，而不以国际法和国际习惯以及利益平衡为法则，也是与当今国际交往规则相违背的。
儒家学说在经过千年传承后，虽然在今天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主推手，但是也同样存在着若干缺陷。首先儒家文化在经历了千年“一家独大”的优厚地位后，无法摆脱僵化的命运，特别在以“亲亲”“尊尊”的礼制思想极端化以后，“三纲五常”的思想和等级差别已经不适合当今“由身份到契约”的时代了。其次，尽管墨家思想在汉朝后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其自身也在对道家，佛教的思想保持着兼收并蓄的态度，但是其自身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特点。对许多墨家思想仍然保持着抵触态度，而这些墨家思想往往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特点相切合。第三，人治和德治的思想中尽管具有某些政府管理的积极因素，比如说要加强领导个人素养，强调社会治理中不能缺乏道德介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中依法治理存在着冲突。现代社会法治追求的最高目的是自由，其实现方式是通过效率和公平，单纯的精英政治和道德教育不能解决我们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结论，在当今经济发展迅速和矛盾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不论是墨学还是儒学，其观点都不能拿来以偏概全的认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墨学尽管其许多观点和看法被认为与现今社会有极大切合，但是仍然存在着缺陷。儒家学说尽管作为千年正统观念需要传承，但是也必须认清其中许多不合时宜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对传统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传统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升华过程。研究比较墨学儒学法律思想，就是探求法学基本规律和基本脉络，探求和谐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重大意义所在。
④ 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儒家，法家和道家各有不同的主张。简述三家的主张并说这些主张对我们治理国家有何启
楼主提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吧
1、儒家：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
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2、法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依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3、道家：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提倡无为而治。
道家哲学首先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 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 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道家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道家尖锐批判了以天下为根本的政治观点，认为这是“悉天下奉一身”的罪恶表现，在社会制度上主张以维护私有制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大同”，这跟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私有护私有有所不一样，道家的观点是以私有来促公有。道家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整个国家才能是真正的繁荣。道家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⑤ 中国历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于先秦儒家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张:“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张晋藩先生曾撰书称，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国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以法治国，是国家管理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华。
管仲对以法治国的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认为实行以法治国可以有效地统一政令，无论施政、威下，都不过是“举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国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变动的时代产物，也是法家在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带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原有的土地国有制度逐渐为新开垦的私田所取代。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使得整个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剧变，曾经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国之间纂弑不绝。
孟子曰:“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周初设计的维护等级秩序的礼制受到破坏，诸侯之间僭号称王、僭号称公层出不穷。
在不断发生的大侵小、众暴寡的战争中，一些国家被兼并了。如，周初分封时，姬姓之国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见于年表者仅鲁、蔡、曹、卫、晋、郑、齐、楚、宋、杞、陈、吴、邾、莒、许、小邾等十余国而已。
拥有实力的诸侯国纷起争雄称霸，先是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其后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在礼乐失序的社会剧烈变动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营造理想的国家治理环境。
儒家创始人孔子怀念周初的礼乐文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而此时的“仁”，已经由“仁者爱人”发展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过“为政以德”，达到“天下归仁”的终极目标。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法家学派提出法治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以法为治的国家制度，由国家制定成文法，设置于官府，公之于百姓；君主以法作为管理国家、控驭臣僚百姓的手段；实行重刑主义，以刑辅政，以刑去刑；通过贵贱上下皆从法，实现立公废私的功用
⑥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
己复礼”，仁礼之道具体派生出家族主义，而家族又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秩序。
1、“仁”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贯彻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恕”字。
我国古代历代王君也正是意识到了仁义和宽恕的贡献，才使得当时的法制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针对商纣王乱刑无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转变为“明德慎罚”以达到保护臣民的目的。
历史的见证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义道德对中国法制发展的巨大贡献，这里的仁德思想与我们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所贯彻的以人为本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礼”对我国古代法制的作用
“礼”亦是孔子的儒家学说中极为重要的思想。
义在其中，义体现为礼，礼是人内心的义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方面，礼是统治者根据人民面临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是“中”的原则制定出来的，因此，礼就是“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礼，尤其是周礼，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国法律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而且许多“礼”的内容也逐渐融入其中。西周时期， 周公制礼， 吕侯制刑， 礼与刑成为当时两大部门法。礼是调整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诉讼各方面的综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6)传统儒家文化对依法治国的扩展阅读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2、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
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3、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4、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⑦ 今天我国倡导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于以德治国，我们可以从儒家传统文化中吸取哪些有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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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对儒家思想主张的理解。“仁”的思想，要求人们相互爱护，融洽相处；要求统治者以德治民，爱惜民力，取信于民，这正是当今“以德治国”需要吸取的；民本思想包含在“仁”的学说中，“有教无类”是教育思想，“天人感应”是封建迷信，故排除A、C、D三项。
⑧ 儒家的主要治国思想是什么
1.中国自古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此话虽然有些夸大，但也说明了治国之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 儒家礼治即以礼治国的主张，也就是施仁政，以德治国。总的来说儒家的治国思想有德治、仁治、礼治、孝治等，注重以德感化人，讲究人的内在修为
2.现在我们讲的是依法治国，如今，我们在实行以法治国的同时，如果大力推行以德治国，那么其适用后所产生的结果也会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伦理道德的国家。但伴随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剧烈了嬗变。过，传统道德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过程中，失去了进行自身调适的可能性，出现了道德"失范"，面临自身绵延的危机。道德立国已不可能。在当今社会，只有在法律治理不了的条件下或者在法律无法及时约束的情况下，道德才能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 当然，社会从来就不是靠法律自身就可以单枪匹马所能解决了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完全离不开良心道德的支持和辅助。
⑨ 关于儒家思想与治国之道的问题
儒家主要核心的是以德治国，法家的主要核心为依法治国
⑩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
（一）儒家法律思想“礼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儒家“礼治”思想一直以维护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亲亲尊尊”等级有序，人们都必须遵守这种封建礼仪的家族式文化，强调国家本位，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封建官僚和权贵都有着特殊的地位，更甚至是穿、行、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始终贯穿“朕即国家”的思想，树立封建等级权威，忽视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力，法律成了少部分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工具。在法律的效力上，儒家法律思想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制定出了“八辟”、“八议”，“准五服以制礼”等规章制度，因为主体不同而有相异的刑罚尺度，明显的凸显了社会阶层刑罚定罪和量刑的偏差，忽视了社会的平等正义，蕴藏着私情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须对其实施的行为负责，法律是保护全国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儒家法律思想的目的、贵贱尊卑等等级观念，公权力和私权力的不平衡，追究刑事责任因人而异的评判标准，完全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脱节，与时代相悖。
（二）儒家法律思想“德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的“德治”理念贯穿始终。首先儒家学者都提倡 “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的观点，孔子认为只要”通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把对民的道德教化摆在第一位，就可以很好的拯救一个人，更好的治理社会。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忽视刑罚的效果，与中国现代法治理念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过分偏重道德的重要性必然带来的不利效果；其次儒家法律思想中“道德”主要源于封建之“礼”，要求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人的心理合于礼，与礼相符才能与法律相同，违反礼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谓：“出礼入刑”即是如此。传统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现代法治理念中的“德”不再是以封建之“礼”为核心的，其虽然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却与古代中“德”的内涵相差甚远；第三，传统儒家法律思想治理国家更多是以“道德”去衡量是非的，可道德又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行为规则，判罚者有过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作为国家明文规定的一种强制行为规范，是司法过程中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们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中作出决策，才能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与平等，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进新的一步；最后，为缓和阶级矛盾，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也重视和谐，但从深层次的探究，一方面，其和谐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爆发矛盾，便不可调和，另一方面，由于群体的趋向效应，弱势群体在所谓的和谐中得不到合法权益的保护，儒家思想提倡的“无讼”思想更是赤裸裸的表现出了法律是强者的法律，国家维护的是强者的利益。现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由于人民的角色发生变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德”之“和谐”，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之和谐。
（三）儒家法律思想“人治”与“现代法治”的冲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人治”主张在国家的治理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圣贤是法的制定者，皇帝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认为，国家治理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于法律的完善程度，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与众也。”荀子亦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些都过分的夸大了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作用，忽视了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使法律在更多的时候不是权益保护的工具，而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实施镇压的一种工具。在现代现代法治思想中则是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倡宪法法律至上，注重司法具体实践中要符合人类的理性，体现公平正义和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注重权力的制衡，法律是所有人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