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限制立法权
① 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的禁止性规定有哪些
“立法法确立了我国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年会上，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高绍林表示，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集中行使立法权的前提下，为使法律制度既能统一，又能适应各地方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
地方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经济特区立法构成。
从我国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历史变化情况看，经历了从立法权分散，到集中立法，再到适当分权的过程。二十多年的地方立法实践充分证明了在立法权上保证国家统一行使的前提下，给地方以适当分权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地方立法空间不可避免地受到挤压，地方立法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地方立法权限问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行政法规处处长何晓明坦言，在立法法修改时，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权限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何晓明指出，地方立法权限问题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权限有所收紧，特别明显的表现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这三部行政法对地方立法权的限制；第二个层面是地方立法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问题，包括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划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权限划分，省级人大与较大市人大的立法权限划分等。
② 法治的实体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别是什么
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国家是需要一些观念和精神来支撑的;二是"实体要件",实体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国原则;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实现制度的时候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支撑。
③ 形式的罪行法定与实质的罪行法定的区别发生冲突吗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正是为了寻求刑法的实质合理性。要求刑法的明确性，是因为含混的刑法必然导致司法机关扩大处罚范围;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是为了防止立法者过度地侵害国民的自由;禁止残虐的刑罚，是为了防止立法者过度地侵害犯罪人的自由;禁止不均衡的刑法是为了实现公正、平等。
④ 中国的法律现状如何
我想稍微懂点法律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法律不少，但是真正实施的却不多回，实施起来取得了好的效答果的更不多。中国的立法立了很多，但是实际操作中却被省掉了不少。 我国的法学界就不多谈，现在的法学界分为几大派系，相互争斗、相互拍砖，彼此之间都在明争暗斗。从现在的国家司法体系来看，着实不大完善，最高院在违背宪法行使着变相的立法权（本应该是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委会）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太大，限制性规定太少，现在我国采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兼和的法官制度，有的本有告知义务的却没有法律硬性规定告知，本不能追问的却在审判中咄咄逼人，这必然造成司法的不统一，影响司法的进程，真需要改进，我国的法治社会开始了很多年了，但是取得的成就却不是很多，为什么呢？现在的人民还不理解法律，还在比传统的观念支配着“杀人偿命”还是社会的的主流观点，认为私力救济比公力救济更有效，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那样的后果。 我们的法律现状不容乐观，现在的法学专业就业在中国倒数第二，这真是很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法律进程还得慢慢走下去。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绝无挑起争议之意图，望读者慎重。
⑤ 罪刑法定原则,限制了司法权、行政权、立法权中的哪几项权力
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三权分立制度就是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以美国为例，行政权指政府，立法权指国会的上下议院制度，司法权指法院。三权分立很好的实行了“宪政”的主旨思想，实现了依宪治国的目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反对封建势力复辟、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三权分立制度为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制度。但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政治体制上根本否定并排斥三权分立制度，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制。
立法权：国家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立法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制定和修改宪法的权力；第二类是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的权力。一方面，立法机关自己制定法律，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条例、决议和命令等，它们都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司法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通过开展依其法定职权和一定程序，由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化活动而享有的权力。通说认为，人们提到的“司法权”多指狭义司法权，即虽包括检察权在内、但却明显偏重于审判权，或仅仅指审判权（即以法院为相应机关）而言。
行政权是依照法律规定，组织和管理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或认可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对公共事务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政权和社会治理权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立法权，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存在实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土壤。
⑥ 国王无权废止法律是指限制立法权还是司法权
是立法权。
立法权不仅体现在法律的确立，还有法律的废除。我国人大的司法解释，也是立法。
⑦ 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是如何规定的
《宪法》说得比较笼统，《立法法》才是规定立法权的专门法律。我都给你摘录一些吧，法律条文有点多，如果你不愿看，可以就某一具体事项问我。
《宪法》
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四）解释法律；
《立法法》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一）国家主权的事项；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罚；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
（八）民事基本制度；
（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
（十）诉讼和仲裁制度；
（十一）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二十六条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会议。
第二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调整事项较为单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三十一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三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四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五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律案有关问题专业性较强，需要进行可行性评价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方面的意见。论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法律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情况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三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委员长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三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九条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案，在法律委员会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法律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律出台时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评估。评估情况由法律委员会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第四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十一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委员长会议根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单独表决。
单独表决的条款经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后，委员长会议根据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律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十二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三条对多部法律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律案的，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分别表决。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第四节 法律解释
第四十五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第四十六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八条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九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⑧ 什么是立法权，什么是决定权
谈到立法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立法。“立法”一词早见于我国古代典籍《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律书》和《汉书·刑法志》，但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立法不同于近现代立法一词的含义，它主要指制法设刑。《汉书·刑法志》说：“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史记·律书》中说 ：“王者制事立法”。
国外学者对立法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美国《大网络全书》认为“立法是指国家机关为了规范社会行为，而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牛津法律指南》对立法的定义是“立法通常指有权的个人或由法律确认的机关有意识地制定或改变法律的过程，是一种意志的表达。”《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立法“指通过具有特别法律制度赋予的有效地公布法律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或机构的意志制定或修改法律的过程。”日本末川博所编《全订法字词典》则解释为：“立法，是与行政、司法相对应的概念。从形式意义上讲，不论法律名称如何，是指制定一般抽象的法规的工作。”
中国法学界目前对立法概念的解释不下十余种，其中最普遍的有所谓广义立法、狭义立法、和介乎广义狭义之间的立法等观点。而由于对广狭范围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对立法概念的最普遍解释至少有四种：第一，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从中央到地方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规范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 文件的活动。第四，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法规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法规的活动。本人认为立法就是国家机关依法创制、修改、废止法律的一种活动。国家统治者可基于不同的需要设计不同的立法体制，对立法权限进行不同的配置。
什么是立法权，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认识，并形成明显不同的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权是指以国家名义制定法律的权力，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有权力；[1]立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而分离的权力，是最高国家权力和整体权力，地方并不享有独立的完整的立法权。它们在立法上的权力宜称为“立法规权”，而不宜笼统称为“立法权”。[2]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的是“国家立法权”，不能将国家立法权等同于立法权。立法包括国家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委托立法权等，是各种立法权的总和。[3]我以为要正确界定立法权，必须正确处理 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立法权和制宪权的关系。所谓制宪权是指制定宪法的权力。按照现代民主理论，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制宪除由人民行使外，还可委托人民的代表行使。依照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西耶士的主张，制定宪法的权力和由宪法创立的权力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权力。前者是指制宪权，后者是指依宪法而成立的国家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立法权只能制定一般的法律，其地位低于制宪权。但在各国立法权和制宪权具体行使的实践中，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⑴制宪权和立法权并无严格的区分，都由立法机关行使，如英国的议会既制定宪法性文件也制定普通法律；⑵将制宪权和立法权明确加以划分，制宪由特别的制宪机关行使，立法权由代议机关行使，如美国宪法便是由专门的制宪会议制定的；⑶制宪权和立法权都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但两者适用范围和制定程序有明显的不同，如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只需要二分之一的多数，而制定和修改宪法则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第二 ，正确认识立法权的性质。立法权是近代分权理论与实践的产物，是国家权力体系中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是具有政治性质的一种重要国家权力。所谓立法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权力，是指这种权力较之行政权、司法权而言，在适用范围、运作特点、合法性基础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虽然近些年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三权之间相互渗透的情形，如委托立法，行政司法等，但上述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三种权力划分的根基。之所以说立法权是一种具有政治性质的权力，是因为立法权通常与国家的最高权力相联系，体现或代表国家主权或人民主权，并且管辖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在这方面，许多思想家都有过重要论述。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说：“立法权是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 力量保障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4]他还说：“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因为它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为的准则”，而“谁能够对另一个人 订定法律就必须在他之上”。同时，立法权也是其它一切权力物的渊源，“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其它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5]孟德斯鸠从分权制衡的角度主张立法权不是绝对的，也应该受其它权力的制约；但他认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并由人民的代表通过议会来行使。[6]卢梭从其人民主权的理论出发，强调“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权力，属于主权者；而不像行政权那样只限于个别性的行为。[7]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对法的问题作过深入地研究。他认为立法就是“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他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立法权是组织普遍事物的权力”，“凡是立法权真正成为统治基础的地方，它就完成了伟大的根本的普遍的革命。正因为立法权当时代表着人民，代表着类意志，所以它反对的不是一般的国家制度，而是特殊的老朽的国家制度。”“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正是“立法权完成了法国革命”。[8]
第三，现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和人类所面临事务的日趋复杂，要求立法权的理论与实践也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因为法律本身是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立法和立法权的多样化发展，本身就是人类迈向自由王国的进步表现。另外，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立法权的配置固然与国家结构有密切联系，但是国家结构形式并不是立法权配置的决定因素。单一制国家也可以出现多元立法形态，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好反映了现代两种不同国家结构形式的国家相互借鉴和吸取治国经验的趋势。
⑨ 授权立法的限制
在西方，有句格言：被授予的权力不得再委任。因为代议制本身就是人民的授权，所以，在美国不奉行“人民或制宪者赋予国会议员以制定法律的权力，且该权力不得再委托他人行使”的观念。由此，便严格禁止授权立法，“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拥有的权力是人民授给它们的。既然这三个部门是人民所授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接受者，那么它们就必须是这种权力的唯一所有者”[2]。而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早期是不承认授权立法的，一再宣布国会授权立法是违宪的、无效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陆续承认了授权立法。二战之后，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制定的宪法也都对此予以承认并加以规范。
但是，本文所说的对授权立法的限制，是指允许代议机关(国会或议会)授权给行政机关等，以制定法律，只是这种授权要受一定限制。就是说，不是议会(或国会)所享有的全部立法权都可委任，而只能就特定事项(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事项)进行授权。由于各国所保留的立法权有所不同，所以，不得授权的范围大小不一。但通常包括：宪法和法律有明文规定，要由法律加以规定的事项；涉及三权分立原则，即授权立法不得破坏这一原则，并不得逃避来自议会、法院等的监督；涉及人民主权；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到国家机关的组织；以及其他应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事情。以下着重谈谈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作法。 英国作为议会主权国家，立法权只属于议会，议会以外的其他组织(包括内阁)要立法，须有议会的授权。“英国行政机关不像法国那样不需要法律的授权就享有制定自主的条例和补充的条例的权力，因此，英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权力主要是根据议会授权的委任立法”[3]。但是，英国议会在授权时，并不仅仅以行政机关为限，有关法院、教会(如英国教会全国代表大会)、社会团体(如全国名胜古迹保护协会)依据议会授权制定法规的活动，也属于授权立法。
在英国授权立法的发展史上，陆续制定了规范授权立法的法律。早在1539年议会通过公告法，授权国王为了治理国家和维持秩序所发布的公告，与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有相同的效力。1893年议会制定了行政规章公布法，赋予大部分授权立法以法律文件的名称；认定授权立法是具有立法权性质的，而非行政权性质，特别是由政府部门制定的条例具有立法权性质；还规定法定的行政管理法规的公布方式等。英国的行政管理法规不仅名称很多、很乱(主要有命令、条例、规划、计划、指示等)，而且制定的程序和公布的方式也很混乱。而行政规章公布法只是规定了一些重要的授权立法的公布方式。所以，议会于1946年制定了法定条规法(Statutory Instruments Act，又译行政法规法)，于1948年1月实施。虽然该法也只调整行政法规和重要的行政规章，并未规范所有的授权立法，但它的调整范围毕竟扩大了；而且对制定程序、法规公布和议会监督也作了一些规定。总之，议会对授权立法的限制主要有：必须根据法律并为了执行法律而制定法规，授权立法应符合授权法所要求的目的和内容，法规必须在各该行政机关的权限内颁行；法规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和形式制定等。
同时，英国舆论界还对如下特殊类型的委任立法进行了批评：决定原则(法律有时授予行政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重要的原则事项)、征税权力(这本是议会控制行政机关的一种手段，必须由议会掌握，不能由行政机关决定，却交由行政机关决定)、次级授权立法(即再委任)、溯及既往的权力、排除法院的监督、修改法律的权力。[4]这些特殊类型的授权立法是不能也不应随意使用的。 在实行三权分立的美国，授权立法受到三种观念的阻碍。这三种观念便是：授予行政机关立法权，怎样才能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协调一致；被授予的权力不得再委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曾多次作出判决，国会的立法权不得授予。[5]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逐渐转变禁止授权立法的观念。“宪法从不否认国会可以采取必要的、灵活而又实际的措施，以使它能够完成制定政策、规定标准的任务，同时委托指定的机关在规定的范围内制定从属的规章，认定事实并据此事实裁定适用立法机关宣布的政策。”[6]就是说，美国逐步地承认了授权立法，一部法律不能仅因其授出立法权而无效。但是，为了巩固国会作为主要立法者的地位，授权立法就不能不有所节制。
这种制约表现为必须对国会所要授出的立法权规定明确的限度。授权立法权本身必须受到制约，或者受法定的目的、方式甚至细节的制约，或者受授权范围的制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巴拿马炼油公司诉瑞安一案时，就以授权法中没有规定适当标准为由，宣布一项授权立法无效。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之权，行政机关则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适当标准”的解释愈益朝着放宽“授权标准”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允许行政机关自定标准，而在授权法中不必定出标准。在美国的授权法中，“适当标准”已被“方便公众、公共利益和公众需要”之类的模糊概念所取代，对于这种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标准，“授权法只要不放弃国会职权，即便它的唯一标准空泛得令人不可捉摸，也可以被认可”。
总之，美国的授权立法制度已较完善，它对授权立法主要有如下限制：首先，按联邦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宪法所规定的各项立法权，均属于合众国国会”，所以宪法上明确规定应由国会立法的范围，原则上不得授权。其次，国会确实无法行使其全部立法权时，就以“骨骼立法”或以偶发性事件之立法的方法，而将次要及细节部分授权行政部门以命令形式加以补充。再次，授权应有标准或制约，不得无所限制或含混其辞。第四，国会只能授权给公务员或行政机关，不得授权给私人或团体，这是与英国不同的。最后，任何违反法规的处罚都必须由国会亲自加以规定。当然，美国与英国等国家一样，有着数量巨大的授权立法。 1946年日本《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立法机关”；第五十九条规定：“法律案，除本宪法有特别规定者外，经两议院通过后即成为法律”。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明确“表示依法行政的原理，不承认行政权固有的立法权”。但是，却有例外，即国会两院可以制定各自的议事规则、最高法院也可以制定相应规则以及地方自治团体可以制定条例。就是说，只有国会把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授权内阁制定，才属于授权立法。
在日本，行政立法分为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两种。“法规命令是行政机关制定的、有关国民权利义务的、具有作为法规性质的规范”，“只有在法律(或条例)的授权之下方可制定”[9]。日本《宪法》第七十三条第六项规定：内阁“为实施本宪法及法律的规定而制定政令。但此种政令中，除法律特别授权者外，不得制定罚则”。《内阁法》第十一条规定：“政令若无法律委任，不得设立科以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规定(《国家行政组织法》第十二条第四款也同此旨趣)。”[10]日本最高法院1958年7月9日的判例就该规范的制定权指出：“正如立法权赋予行政机关这种权限一样，根据宪法第73条第6款正文及但书的规定是很清楚的。”
在日本，不允许法律对政府以一般性的空白委任，只能在可以肯定其合理的范围内得到承认。具体地说，日本在进行授权立法时，施以如下限制：(1)不允许莫视国会立法权那样的一般性、包括性的委任即所谓空白委任，而必须是个别的，具体的授权。授权法必须具体写明授权的相对人、目的、授权事项，尽可能明确规定委任的范围、程序。(2)由宪法或法律规定专门授予行政机关以制定法规，这类授权不得再授权。(3)就法规的内容而言，不许超越授权法所规定的范围，并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不得改变或废止法律本身的规定；法规的内容应有可能实现并应明确具体。(4)法规一般是登在官报上。 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统一后，以联邦德国于1949年制定的基本法为临时宪法，同时，联邦德国的其他法律也在民主德国地区有效。所以，这里只叙述原联邦德国的授权立法规定。
二战后，联邦德国成了联邦制国家，在基本法中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这一点与美国宪法类似。需要说明的是，同时，在德国，只有议会授予行政机关等制定的法律才属于委任立法。而“行政机关及其机构制定的两种规范不需要议会的委任：一是命令，它是行政机关用来调整行政内部事务的规范；二是特别法规，它指特定行政机关制定的与国防、中小学、大学和公共事业等部门相连的规范。上述规范的制定，不属于委任立法。”[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八十条规定，法律可以授权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各州政府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授权立法应符合授权法的内容、目的和范围等要求；依据授权而制定的法规必须引证授权法(因为行政机关和自治组织并不能直接依据《基本法》的授权而进行授权立法)；行政机关只能制定执行、施行或补充法律的法规；行政机关可在其内部再授权；法规应经有权限的机关签署；原则上均应公布并注明生效日期。在德国，授权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自治组织，这与英国是一样的。因为《基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各镇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自己负责规定一切地方公众事务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联合乡也应按照法律并在法律赋予它们的职能的限度内拥有自治的权利。”德国的自治机关行使立法，必须由议会用法律具体授权。 相对来说，法国的授权立法不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国1958年《宪法》没有规定议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三十四条只是以列举的方式规定议会的立法权限；第三十七条则规定，议会不得就第三十四条规定以外的立法事项进行立法，而是由行政部门以条例形式进行规定，从而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立法权限。就此而论，议会可以授权立法的范围相对较小。
在法国，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和进行行政管理，依据法律规定有权制定行政条例，而这种行政条例的地位“比英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美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高得多”。凡属于1958年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议会以法律规定的事项，由于议会的授权，行政机关可用法令条例(属行政条例中的一种，也是法国的授权立法)加以规定。法令条例和议会制定的法律其效力相等，可以变更或修改法律。
在法国，“负有执行公务使命的私人团体，特别是同业公会，根据法律的授权也有制定条例的权力。这种条例是内部规则，只对团体的成员适用，而且不能和法律以及上级条例抵触，不能超越它所执行的公务范围。”[16]
在法国，议会授权立法要有明确期限。“议会的授权必须目的性明确，同时规定一个条例有效的期限，通常比授权的期间长。政府在期限届满前，可以请求议会批准已经颁布的法令，使它成为法律。政府不在期限内提出请求，法令因期限届满而失效。在政府提出请求后，议会未作决定的，法令继续有效。法令经议会批准后，政府不能再以条例更改议会所批准的法令。” 意大利宪法第七十条规定：“立法职能由两院集体实现之”。在第七十六条、七十七条中对授权立法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只有当确定了原则和领导性指示，在被限定的时间内，并就一定范围内之问题始得将立法权交给政府实行。”这是对授权立法的限制。而“政府未经两院委任(授权)，不得颁布具有普通法律效力之法令”。实际上，意大利有着大量的法令。
⑩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问题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无须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并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对我国地方立法权的丰富和发展 它不仅在根本性质上区别于目前港英政制下的立法权，同时也区别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地方立法权 它是具有新的内容，体现“一国两制”，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的政治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的地方自治的立法权。 ?
Ⅰ 立法权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 在近代国家，哪些国家机关有权立法，以及享有多大的立法权，即立法权的划分，一般都是由该国宪法加以确定的 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它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及其它因素的影响，一国立法权限的划分也是不同的。 ??
有人认为，1997年后可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或类似的其他法律，以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与内地法院之间的司法关系或两地的冲突问题，这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一）香港基本法并未规定要制定这样的法律 如果制定一个两地司法机关都要遵守的法律，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了要遵守香港基本法和普通法之外，还要遵守一个驾凌其上的全国的区际冲突法或其他类似的法律，这与基本法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二）全国性法律按香港基本法的，如附件三列明的适用于香港，但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这样的法律；（三）香港基本法第18条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可对列于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减 但它又规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 显然，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不是这样的法律；（四）香港基本法第95条专门为解决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联系包括解决法律冲突，作出了规定，就是通过协商来进行 应当充分认识香港基本法第95条的基本精神和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这一精神，而不能在香港基本法第95条之外再另找原则；（五）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院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地的法律冲突，都是“一国两制”下的问题，它既不能采用两个国家之间订立司法互助协定和国际冲突法的方式来解决，也不能采用一个国家内一种统一的解决法律，制定两地法院都遵守的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内统一解决的模式 这与香港基本法第95条的精神是不一致的，第95条强调的是平等协商，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里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尊重“两制”，因为两种司法制度、法律制度不同，所以香港基本法第95条没有规定统一的全国性的法律，1997年后也不能再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
目前香港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位，虽然从七十年代末英国在香港开始推行“非殖民地化”的代议政治，使香港的殖民地色彩有所减弱，但这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香港的殖民地的地位，英国仍支配和控制着对香港管治的权力 目前香港的政治架构就是奠基在英国通过英皇会同枢密院制定的香港宪法性文件-《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法律基础上 《英皇制诰》规定在香港设立由英皇任命的总督代表英皇统治香港 港督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总揽香港一切最高的权力，包括行政管理权、批准香港立法的权力、批准土地处理权、委托或罢免官员权、特赦权等 仅就香港的立法权来看，虽然在香港也设立了立法局，但它并不是具有宪制上的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它只是总督在立法方面的最高咨询机关，协助总督立法，参与法案的讨论 香港的立法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港督手中，从权力的运作上看，港督在行使立法权时，其过程大体是，首先通过由它自任主席的、为他进行咨询决策的最重要的机构行政局或布政司提出法案的动议，然后由律政署法律草拟科起草条文，法例草案完成后，再由行政局审核、批准 经过行政局这个预审程序后，才交由立法局审议进行立法 立法局在港督亲自主持下，仿效英国国会采用“三读”通过的程序，对草案进行讨论，经“三读”通过后，最后还必须经港督批准、签署同意才能成为法例，并在《宪报》上公布，正式生效 拒绝批准，法案则不能生效 所以香港的立法局，实际上是不享有完整的、独立的立法权的 它同拥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代议制的国会相比，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
从宪制上看，香港的立法权是属于总督的，但在殖民统治的制度下，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为了维护它在香港的权益，一方面赋予总督享有管治香港的全权，但另方面，对作为英皇派来管治香港的一名官员，总督的整个权力和活动又必须受到英国政府的监督和制约 总督享有的立法权也受到限制的，实际上英国仍控制着香港的立法权，并保留了对香港立法的权力 这表现在：（1）英皇对香港制定的法律享有绝对否决权 凡经香港立法局通过，港督批准的法案，仍需报请英皇审核，英皇有权驳回该法例，并自驳回通知之日起废除；（2）某些特定范围的法律，总督不能自行签署批准 如《皇室训令》中专列的十类重大问题的法律，包括土地契约、货币、金融、国际条约等，如事先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指示，总督不得予以批准；（3）英国保留为香港立法的权力 《英皇制诰》规定：“皇室及其继嗣人保留参照枢密院之意见制订本殖民地法律之当然权力” 这就是说，英国政府有权以英皇会同枢密院的名义直接为香港制定法律，并适用于香港。 ?
可见，属于总督享有的立法权，必须受到英国的监督和制约 它来源于英国，最终集于英国 它实质上是港督的独裁统治权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管治权相结合的产物和表现。 ?
Ⅱ 目前香港这种带有殖民统治或殖民地色彩的立法权，在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是绝对不应保留下来的 我国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
第6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第73条规定：“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基本法》的这一系列规定，充分说明了，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日起，我国人民可以行使主权，从法律上宣布废除港英管治下的、带有殖民色彩的旧的立法机关和立法权，建立起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广大居民的新的立法权，这个新的立法权是由新的香港的立法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来行使，它有权依照《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它与香港的立法局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它不是咨询性的机关，而是一个真正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和法定程序，都是有效的。 ?
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后，并不改变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我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 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建立起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仍是我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不是一个联邦的成员国，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必须直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 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自治权，虽比起一般联邦制国家成员国的权力还要大，但它同联邦制国家中成员国在组成联邦时，将自己的权力分出一部分交与联邦，自己仍保留一部分权力是不同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权力，它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力，其性质是一种地方自治权，这种权力是由中央授予的 对此《基本法》第2条已作出明确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其中包括授予立法权 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其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 ?
为了实行“一国两制”，体现地方高度自治，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根据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中央授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是极其广泛的 就立法权来说，香港特别行政区除了对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国防、外交以及其它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辖的事务无权立法外，它有权在不违反《基本法》的前提下，就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一切地方事务，自行制定、修改、废除法律。 ?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基本法》。
第11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 这就必然会发生如何保障和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行使立法权时不超越中央的授权并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为此，中央必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实行必要的监督和一定的限制 这种监督和限制在《基本法》第17条中已作了规定 其内容是：?
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 ”这就是说，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只要符合《基本法》，并完成其全部法律程序后，即可生效 它不需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生效，只需向人大常委会履行备案的手续。?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 ”这一规定说明：（1）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审查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时，必须事先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是必经的程序 由于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7条、第18条、第158条、第159条实施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意见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共12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内地和香港人士各6人组成，其中包括法律界人士 因此由基本法委员会事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将有利于人大常委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2）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实行监督和审查的内容，集中在是否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至于是否符合上述范围以外的基本法条款，即属于规定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的条款，则不作审查 ??〔1〕?（3）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审查对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法律，只可发回特别行政区，但不可进行修改 至于对发回的法律则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处理，可以加以修改，也可重新制定新的法律 这样，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行使了监督和审查权，又尊重和保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去行使自己的立法权。 ?
3.“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该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无溯及力 ”这是说对发回的、已失效的法律有无溯及力的问题，还要依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规定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该项法律应具有溯及力时，应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规定。 ?
从上述《基本法》的规定来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立法权的监督和限制是十分有限的，而赋予其立法权限则是又大又广泛 它体现了我国在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权限的划分上，既坚持了国家主权的原则，又考虑到实行两制的需要，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以保障“一国两制”方针在立法权上的贯彻和落实。 ?
上述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与目前香港总督享有的立法权相比，显然是根本不同的 这表现在：?
1.港督享有的立法权，其权力来源于英国，并以《英皇制诰》、《皇室训令》为法律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其权力来源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以《基本法》为法律依据。 ?
2.港督对香港立法局通过的所有法律，均享有绝对否决权；而我国人大常委会仅限于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的法律，发回特别行政区，并不作修改 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3.港督在行使立法权时，对《皇室训令》中专列的十类重大问题，要受到事先授权的限制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属于其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均可自行立法。 ?
4.英国政府享有为香港制定法律的权力，英国法律也可直接适用于香港 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者外，均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 这些列于附件三的法律，数量极少 同时，这些法律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还必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 ?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不仅在性质上与港督享有的立法权根本不同，前者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地方自治权，后者则是宗主国控制下赋予殖民地的一种管治权，而且我国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立法权，无论在独立性、完整性、广泛性上都大大超过目前港督享有的立法权。 ?
Ⅲ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同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均是我国地方的政权机关，它们所享有的立法权均同属地方立法权 但香港特别行政区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的立法权，具有不同的特点 这表现在：?
1.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必须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持一致，即必须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来制定，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任何法律必须同《基本法》保持一致，即必须在不同《基本法》相抵触的前提下来制定 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套不同于中国内地实行的制度，全国性法律除列于《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因而它在制定自治范围内的各项法律时，除必须同《基本法》保持一致外，可以不受相关的全国性法律的限制和约束，无需同其保持一致 这说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行使立法权的法律依据上还是不同的。 ?
2.根据宪法的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不能制定如民法、刑法、诉讼法、对外贸易法等应属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所制定的法律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除了不能制定有关国防、外交以及其它由中央管理的事务方面的法律外，凡属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法律都可以制定，其中包括有关民法、刑法、诉讼法、对外贸易法等内容方面的法律，都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需要自行制定 。?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并在制定单行条例时，对国家法律享有变通执行的自治权 但也不能制定如民法、刑法、诉讼法、对外贸易法等内容的法律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比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享有更为广泛的立法权〔2〕 因为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
3.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 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中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 发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虽然都同属行使其自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按照宪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只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并不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生效 “批准”与“备案”不同，备案并不影响法律的生效。
上述区别不仅表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立法程序上有所不同，而且也表明了它们的立法权虽然是中央授予的，但香港特别行政区较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权上却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4.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机关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因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并不受行政机关的制约，它不需经过政府的签署和公布 但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须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方能生效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如认为立法会通过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整体利益，可在三个月内将法案发回立法会重议，立法会如以不少于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再次通过原案，行政长官必须在一个月内签署公布 “行政长官如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的法案，经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行政长官可解散立法会 如重选的立法会仍以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所争议的原案，而行政长官仍拒绝签署，行政长官则必须辞职 《基本法》的这些规定说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时，是要受到行政权的制约的，这是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政治体制，既不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是从香港实际出发，吸取了目前香港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的部分，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方针，实行司法独立、立法与行政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 正是这种新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在行使立法权时要受到行政的制约。
《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权的规定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吸取香港政治体制中的有用部分，贯彻立法与行政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原则 这是完全符合香港实际的 它的实施，不仅可以保证香港特别区是我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而且必将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政制的建立和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