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立法现状

『壹』 中国安乐死的现状认识错误的是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死亡的思考逐渐深入, 有关安乐死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在社会上。人民对安乐死的需求有着来自个人和社会的原因, 而这需求也是合理的。面对社会现实, 安乐死的相关立法的讨论也应该开始进行。本文建议可参考外国已成熟的相关法律, 也可以先从易被接受的临终关怀着手。
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临终关怀;

我国关于安乐死态度的现状及立法思考

1、 安乐死概述
在日本, 安乐死一般被定义为“应患者诚挚的要求, 帮助即将死亡的患者缓和或去除剧烈的肉体疼痛, 让患者安详地迎接死亡的行为”。对某些即将面临死亡而同时忍受病痛带来的肉体疼痛的病人而言, 死亡并不是违法的剥夺生命的行为反而是一种解脱。从人道主义上看来, 这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针对我国社会思想发展, 人们对于死亡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 及时对安乐死的相关法律的完善, 可以缓解大众对死亡的恐惧, 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适应, 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对于安乐死的法律探究的必要性, 本文有以下看法:
1.1、 个人因素
从个人的生理情况来看, 某些病人在痊愈无望的情况下依然要忍受无尽的病痛和治疗过程带来的痛苦, 对于患者本人而言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人生的目标是追求价值, 其中包括了生命的质量,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能在医疗器械和疼痛下苟延残喘, 医生却要坚持延续他的生命, 这反而是不人道的行为, 可以说是对患者的虐待。
从人的尊严角度考虑, 人无法选择自己死亡的原因, 但有权利选择死亡得更加体面, 以保留自己的尊严。安乐死的合法性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 (包括生存权和死亡权) 的尊重。生命到最后总要面对生活无法自理等困境, 当一个人一生积攒下来的尊严在生命的最后必须要被人击溃, 那人生最后阶段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到那时我们自己的意志如果已经不能起到作用了, 那我们还能算是人吗?某种程度上来说, 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 而是帮助其摆脱痛苦的煎熬, 维护其生命尊严。
1.2、 社会因素
笔者认为, 在看见病人为无望痊愈的疾病承受无谓的痛苦时, 出于人性的同理心, 旁观者多数会对其产生同情。而在病人自愿放弃生命的前提下, 旁人帮助其完成安乐死, 既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又帮助了患者完成解脱, 从社会道德层面来看, 这似乎是无伤大雅的。例如1962年12月22日名古屋高等裁判所判决的案例, 被告人因父亲不堪病痛而将有机磷杀虫剂倒入牛奶中, 使父亲喝下身亡。日本的孝道与我国的孝文化有相似之处, 尽管事件本身有些极端, 但这种尽最后孝心的思想, 在我国民间也是普遍存在。我国的法律要与符合道德观念的民情结合, 体现人民的正确意愿。如果是在患者本人和旁观者都无法忍受的残忍的情况下, 对安乐死的允许, 使当事人可以合理合法地解脱而不为帮助者带来烦恼, 也体现了我国法律对于人民意愿的认识的完善。
再者, 也要考虑医疗资料的配置和家庭的负担。对于某些身患绝症的患者, 除了肉体上承受的痛苦以外, 内心的愧疚感也是不能忽视的。多数绝症到晚期需要消耗的医疗资料和人力都是高额的, 制度的建设不仅仅要为临终之人考虑, 也要为继续活下去的人考虑。一来有些家庭的经济情况不足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但由于对老人的亲情而无法残忍地抛弃老人, 这是对孝子的折磨也是对老人的折磨;二来大量的医疗资料的投入, 如果患者本人都放弃继续生存的意愿, 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治疗也变得没有意义。从这两点出发, 对患者造成的精神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同时也影响家庭生活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有了加深, 死亡不再是一个无法拿到台面上来探讨的话题。再者说, 在过去就会有老人在生前为自己攒棺材本, 我国民间对死亡的容忍度正在提高。而在这时, 相关的法律就应该完善起来, 从一个更高更专业的水平帮助人民思考死亡, 使人民有尊严地离去, 不因自己的离去给家庭与社会带来的麻烦感到愧疚, 使死亡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 而是一件可以平静探讨的事。
2、 我国关于安乐死态度的现状
2.1、 法律层面
无论是安乐死合法化或非法化, 在我国均没有相关立法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所以现实中存在私自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且实践中都有司法案例, 这些案例均有如下特征: (1) 患者身患绝症, 饱受病痛折磨, 经济上难以负担; (2) 安乐死的实施者自称是出于对患者的关怀与爱而采取这一行为; (3) 司法裁决往往减轻处罚。当前我国关于消极安乐死的法律条文仍未成稿, 所以放弃治疗尚未被允许。消极安乐死可以被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然而, 现实中由于受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资源以及经济能力等限制, 我国民间安乐死的案例依旧屡屡发生。出于人道主义, 合法化安乐死符合民意。但另一方面, 草率的决定也会使这一关怀政策成为不法分子达成目的却又不受法律惩罚的武器。
2.2、 民间情况
尽管在法律上没有相关安乐死的明文规定, 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在民间方兴未艾。《成都市民对安乐死态度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138名成都市民对安乐死态度的赞成率为58.7%,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 社会价值中的生死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 不仅要求“优生”, 也希望“优死”。而且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 年轻人对于安乐死的接受程度普遍较高。总体而言, 社会对安乐死的关注度和需求不断提高, 相关的声音也不断涌现出来。安乐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路程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
3、 外国法对我国安乐死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
鉴于我国法律建设在安乐死方面的不成熟, 在讨论相关立法时可以适当参考他国情况。安乐死合法化国家目前主要有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加拿大和日本。其中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有明确允许安乐死, 而日本和瑞士则有所不同。瑞士的法律将辅助自然及被动安乐死合法化, 而主动安乐死和积极安乐死尚未合法。日本虽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可以实施安乐死, 但司法实践中认可了积极安乐死合法性, 其限制条件也是极其严格。而作为世界上首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国家的荷兰, 经过长达20年的讨论与酝酿, 终于在2001年4月通过了《关于终结生命与自杀帮助的法律》。根据这一成文法, 当情况同时满足六个条件时, 医生就可以对患者实行积极安乐死而不被刑法处罚。由此可见, 在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尽管允许的程度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法律规定都是同样严谨, 其法律条文中所注意到的问题, 我国在立法时也应该考虑。
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 各个地区社会情况不同, 可考虑不同省份和地区实行不同的安乐死立法。联邦制国家多采用这种立法形式, 其中最为典型的为美国。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中积极安乐死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但患者有权拒绝治疗, 若患者要求, 医院可以给予其适当的疼痛管理, 即使患者的死亡会因为他们的选择而急速, 即概念上的被动安乐死。此外, 无效的治疗方法 (如生命支持仪器) , 根据联邦法律和大多数州的法律, 只有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或在病人无行为能力, 让他的监护人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撤除, 这也使患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对自己死亡的掌控权。而在俄勒冈州、佛蒙特州、华盛顿、新墨西哥州和蒙大拿州, 协助自杀也是合法行为。但鉴于美国联邦制度与我国制度的区别, 以及两国在行政方面成熟程度的差异, 我国对该立法类型的移用需结合我国国情。
4、 关于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设想
安乐死合法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荷兰能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并非偶然。其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因素:第一, 实用、开放、宽容的价值观念;第二, 宗教观念的淡泊;第三,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第四, 和谐的医患关系;第五, 安乐死的历史传统。这些因素多数都是我国目前所不具备的, 甚至有些是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见贸然地在我国实施与荷兰相仿的安乐死立法是不可行的。
人们对于安乐死的顾虑主要在于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成为杀人合法的武器, 一些对患者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利用相关法律的漏洞达到杀害患者而不受法律惩罚的目的。与此同时, 一些“物权高于人权”的反人权主义也会随之出现, 为了“节约社会资源”, 一些残疾人、精神疾病患者和带有先天疾病的婴儿也会在没有取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安乐死”, 只是因为在大众眼里他们没有社会价值。正如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借口减轻国家的负担而杀死20多万“无法医治的病人、有生理缺陷和身体畸形的儿童、及精神不正常的成人”制造的那起惨绝人寰的噩梦。这启示我们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严格规定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的标准, 并且对实施的步骤进行严格把关。在立法过程中, 始终将人权放在第一位。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 我国可以先从更易被接受、更适合我国现状的临终关怀入手。因为安乐死的话题的敏感性, 作为对其补充发展的临终关怀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它比安乐死更接近“幸福、快乐地死亡”的宗旨, 也更易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所接受。与我国国情及社会价值相契合。
现今有许多慈善机构捐资解决临终关怀面临的问题, 但由于地区发展差异等因素, 临终关怀在我国的发展依然只局限于个别省区, 较多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仍然无法享受这种服务。即使享有这些服务,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生理疼痛, 但心理层面上病痛带来的痛苦目前依然没有有效的处理方法。
由此可见, 尽管看似合适, 但临终关怀始终只是安乐死法律进程中过渡期的一项措施, 最终, 我国仍然需要直面对于安乐死的相关法律的讨论。

『贰』 你希望安乐死合法化吗

我希望安乐死合法化。

目前，虽然安乐死至今还没有在多数国家合法化，但人们对给予病情危重，而又无法治愈的病人以死的权力和自由，从而摆脱病魔折磨的做法，已经越来越多地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而过度治疗对于生命末期患者，是一种折磨。虽然有些国家把安乐死看成犯罪行为，但支持实行安乐死的人数仍然在不断增加。据相关媒体统计，目前，西方国家已有十余万人已立下遗嘱，表示一旦他们患了不治之症，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请医生不需要再用相关人工延长生命的措施进行抢救。目前，有的国家已对安乐死进行了立法，如2019年11月13日，新西兰国会议员投票通过安乐死合法化法案。

知识拓展：安乐死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通过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从而使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叁』 法律安乐死

安乐死的问题在中.国尚未正式讨论，但促使安乐死问题激化的那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已大量引进并推.广。1⑨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与国外大体相同。
安乐死“犹抱琵琶半遮面”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看来安乐死立法已不能回避了。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而且法.律付诸实践，就有极大的强.迫性，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就像横在病人面前的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因此，在我.国，虽然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对于其法.律后果，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另一方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安乐死是在病人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1⑨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在民间，也许是人们对医学预防死亡、延长生命的印象太深了，因此很多人认为医生的道.德责任是救死扶伤，任何安乐死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有人说，我.国的国情是，很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不是“死”的权.利，而是需要保卫“生”的神圣权.利。
法.学界人.士出言亦很谨慎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胡云腾认为，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
“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陈泽宪说，“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
但这并不能阻止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病人应有尊严死去的自主.权，这是拥护安乐死的人很充分的理由。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曾是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说，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卫生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
安乐死引起热议
“安乐死”一直是引起社.会各.界颇多争议的话题。
来自英国的Debbie Purdy，（2014年获得.法庭裁定在她将来若执行安乐死时其家人无须负上法.律责任）以视.频方式参与是次发布会，发表她对生命的看法，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生命。
香.港医学会副会长陈以诚医生则表示医生的责任是救死扶伤，安乐死的立法问题尚面.临诸多障碍。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副主.席简柏基反复强调了生命的可贵性，对生命应该始终保持希望。
法.律现状
在我.国，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无罪。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 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安乐死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但事实上没有缩短患者生命，也不成.立故意杀.人罪；
(三)是作为缩短患者生命手段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即为了免除患者的痛苦，而提前结束其生命的方法。
现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实行了非犯罪化。而我.国对于安乐死还是持反.对态度的。
立法之路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中.国尚未为之立法。
在1⑨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2003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受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2003年7月22日媒体报道称，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办本省政协委.员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有关负责人说：“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

『肆』 求：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规定

我国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规定，但是对安乐死是持反对态度的。

法律现状：

在我国，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无罪。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4)安乐死立法现状扩展阅读：

安乐死的立法之路：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中国尚未为之立法。

1、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

2、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3、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4、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

5、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6、2003年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受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的委托，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7、2003年7月22日媒体报道称，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办本省政协委员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伍』 安乐死在中国应该实行么

第一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就连一向以立法处于前沿而著称的美国，在安乐死立法上也是保守的。安乐死立法和怎么实施是密切联系的，实施安乐死影响到能否制定这个法律。目前看来，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社会的立法需求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士呼吁安乐死立法，从我国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现行的一些法律障碍来看，都不具备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陆』 哪些国家允许可以安乐死

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有：荷兰、日本、瑞士、美国俄勒冈州、美国华盛顿州、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家。

即便是在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正常的、健康的人想要安乐死是不能的。允许安乐死的，往往是重病缠身的。

比如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但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

2、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3、向患者如实通报其病情及以后的发展情况；

4、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

5、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

6、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

7、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

荷兰规定，所有上述条件仅是对成年患者而言，对未成年的患者，需要有附加条件：16到18岁的未成年患者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

(6)安乐死立法现状扩展阅读：

我国安乐死的现状：

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的理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以多种形式对安乐死进行讨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保守拒绝转变为今天的开放和包容。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习俗的国家，忠孝礼仪是历代相传的道德准则，思想观念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种大背景下，对于安乐死的适用问题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只在学术上有许多讨论，没有形成法律草案，法律也未在这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

但随着安乐死事件的不断增多，未来法律必然会介入其中。根据我国的国情，把安乐死的法律付诸实践具有极大的强制性。

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运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生命权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

因此，对于安乐死的现实适用问题需要谨慎处理，在充分尊重病人的生命权，排除一切非病人自愿的前提下，制定严格的实施条件程序，才可以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参考资料：

网络：安乐死-法律规定

『柒』 安乐死的社会争议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悖宪法这种言论，是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的。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从医学和法律的角度，对安乐死的论争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瑞士、挪威、波兰、德国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调查民间赞同安乐死比率很高
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中，安乐死立法问题再度引起了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有关部门曾对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民间测评赞成安乐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对200名老人问卷中，赞成安乐死占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认为安乐死是符合人道主义的，80%的人认为目前国内可以实施安乐死。 赞成安乐死符合临终病人利益
赵功名表示，伦理原则是支持安乐死的。该作法尊重了临终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相反，违反病人自主原则，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实行安乐死，把有限的资源过多地用于临终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应用的治疗，是不公正的。安乐死有利于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议，国家可在某个地区、省、市等局部性地点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作为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才逐步向全国推广。
广州市女法官协会会长毛宇峨表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她是主张安乐死的。安乐死的问题，既是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从道德伦理方面来讲，中国人儿女讲尽孝，朋友讲关爱。市民的普遍看法，总觉得活着比死了好，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敢接受安乐死。就身体健康的人群而言，他们是估计不到要求安乐死的人们群的承受能力，对于他们而言，更是很难预测得到的这种濒临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会氛围而言，社会对安乐死问题关注是不够的。
反对安乐死立法为时过早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吴若彬主任介绍，医学专家们都在呼吁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目的是为了让脑死亡者捐出活体器官救活他人。脑死亡病人从医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征，但是已没有任何的生存意义，实施脑死亡，可大大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减少医疗负担。而安乐死的病人则不同，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会伦理支持的今天，医生为满足病人的作法无异于“杀人”。因此，他认为，在《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出台之后，再来谈安乐死的立法更有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力认为，脑死亡都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层面，这些前题必须搞清楚。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安乐死立法是不现实的。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
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者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助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由于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引发了以下五个方面的伦理争议。
1、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由于西方的宗教传统，生命神圣论的观点颇为流行。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显然，生命质量论还逻辑地蕴含了另外两种被称为生命尊严说与生命自主权说的观点。因为当人由于自己的社会价值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生命时，事实上就是违背生命神圣论所认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选择，同时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2、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在被奉为医务人员操守准则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确表示“我绝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无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临死亡的患者饱受病痛与医疗手段的折磨，医生却无动于衷，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的。因而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3、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之争
在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中资源的分配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愈病症的人，或者用于维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残儿童的生命，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患有不可治愈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乐死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虽然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节约资源”为名为患有不可治愈病症者或植物人实施安乐死，则可能导致对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而每个人理当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以“节约资源”为名使不可治愈者或植物人安乐死强制性地剥夺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恰恰破坏了社会公正。
4、尊重人权与情境选择之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将自愿安乐死限于承受难以忍受痛苦、自愿谋求死亡的绝症病人，认为患者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此必须尊重他们的安乐死意愿，才能体现对患者的伦理关怀。但是也有学者出于境遇伦理学的考虑，主张人总是处于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并从这种情境或境遇出发做出自己的伦理决策，从而对患者的安乐死意愿的真实性提出诸种质疑：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活着总比死要好。
第二，自愿难以确定，一个患者在疼痛发作或因服用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郁时表示的意愿是否可以算数？
很可能在疼痛缓解或意识清醒时又放弃他的安乐死请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诊断的影响，有了某种绝望的愿望，但如果这种诊断是错误的，这又意味着什么。因此，应当谨慎对待安乐死，不可轻易肯定其价值，也不能武断地否定其价值。
5、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安乐死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乐死伦理争议的深层意蕴
安乐死引发的伦理争议一方面向安乐死实践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乐死实践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1、生与死的矛盾
安乐死中关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反映出人类主体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生与死的矛盾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直接结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获得，意味着人类能够将自我与周遭世界区分开，进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类的生与死产生分裂，人类也从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来，因此“绝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动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种动物，因为他已经脱离了自然，并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义问题（以及自然的意义问题）作为他的命运”。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追寻生命的意义超越死亡，从而解决了必然要面临的生死矛盾问题。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争论中提供了三种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学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义的方式寻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三种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达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谓信仰的方式，是指为了获得自身的意义，获得存在的依据，而将自我虔诚地献给神灵，并将此归因为神灵的恩典。尤其在人类社会早期，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即人类还不能在观念上将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对立起来进行考虑，因此神灵处于人们生活的中心，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此时，一方面人们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灵，遵守神灵的旨意，便可以毫无疑问地找到生命的意义，并且心里感到满足、安宁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神灵在能够安慰早期人类的同时，也给他们以生的许诺，如上帝会将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灵魂带到天堂，灵魂就会不死。在这里，死亡变成了灵魂永生的一道门槛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从而死亡的形象在人们心中也变成了可接受的和带有某种美的对象，肉体则变成了受冷落的、应该被抛弃的对象，它的痛苦与消亡也就显得不那么紧要。很显然，通过信仰而得到神灵的安慰与许诺只是使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释放，因为死亡具有不可怀疑的实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科学理性的方式则是指人类对自身意义的看法从通过信奉神灵获取自身存在依据转变为通过遵循绝对精神或绝对律令而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随着近代社会理性与宗教的斗争进一步深化，理性获得了巨大发展，人们精神生活的中心随之发生改变。这种转变使得神灵顺理成章失去了对人们的吸引力，因此神灵和彼岸世界也就无法再承担安抚人们心灵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妈塌，意味着人们只得在此岸世界寻找生的命运与死的前途，即将获取支配和改变对象世界的力量作为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是这种方式直接造成了人与对象世界的绝对对立，同时取消了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主观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生的热情得不到释放，另一方面将热情地生、恐惧的亡变成了夹带着恐惧的生、不知所谓的亡，因此对死亡的恐惧和表达绝望等主题在这一时期被视为消极的生活态度。所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谓道德的方式是指通过追求某种道德信条，践行某种道德原则而获取自身存在意义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也只是表现出了一种幻想出来的超越。如中国传统式“舍生取义”，由于死者只能凭着他本人的“义”的信念而“舍生”，而不同的利益归属所要求的“义”是不同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舍生”通常都是形势所逼的“自愿”之举，并没有人真正喜欢死亡。通过对以上三种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企图通过以意义的追寻否定死亡，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再生，而这正是对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心理幻象，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3、社会公正问题
安乐死中关于资源浪费与合理分配的争论反映了各个利益相关方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博弃。各个利益相关方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另一个是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显然，一定社会的社会资源总量都是有限的，那么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所必然面临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存在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富有的人与贫穷的人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的问题。发达地区和富有的人凭借其财富优势占有占用一多半社会资源，而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则由于其财富上的劣势只能占有占用少量社会资源。由于这种对社会资源占有占用不均衡问题的存在，其必然使人产生对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能够享有足量社会资源的担忧，进而认为安乐死可能成为剥夺欠发达地区和贫穷的人享有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偶然性使得人性并不能满足任何理论上所设想的逻辑完满性。但在理性主义的背景下，出于理性的选择和行为才被视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导致了对出于非理性因素的选择和行为的忽视、曲解和否定。在关于安乐死的第四点争论“真实意愿与情境选择之争”里集中表现了对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的伦理决策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这一点。
第一，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安乐死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是因为患有不治之症并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们寻求安乐死的请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们面对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选择。而反对者给出的“活着总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将安乐死的最终结果理解为死亡这一事实。显然，在生与死相对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无法提出无理由地放弃生命的有效根据。因此，放弃生命一定出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无奈之举”。
第二，放弃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体到安乐死的支持者那里，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并且这一值得别人同情的原因更进一步肯定了“活”的善与“死”的无奈。但是在反对者看来，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与安乐死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个人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选择是否可靠的问题。
第三，前边已经确定，在安乐死的支持者看来，选择安乐死一定是出于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说别无选择或这种选择出于某种必然性，最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们的求死选择能够被道德承认。
反对者似乎对此存有疑虑，认为人的选择应该是出于纯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服药与否、疼痛加剧与否、医生的诊断正确与否、医疗水平的提高与否甚至病人的情绪正常与否等因素而发生改变。很显然，反对者的意见使得支持者最为重要的理由“自愿”变得不那么可靠和真实，但同时反对者的意见也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选择不仅仅是理性与必然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其中充满了偶然性与非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人性中潜在地存在着对社会理性规则的破坏性因素，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并不因为同情心与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时刻影响着人类理性的正常运转。
5、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
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捌』 安乐死在哪些国家是合法的

安乐死哪些国家是合法的
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

目前，积极安乐死只在荷兰和比利时合法。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的法律则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美国俄勒冈州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地方。1994年，该州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医生为只有半年存活期的绝症病人提供他们要求的致死药物。自这项法令1997年生效以来，已有200名绝症病人在该州实行了安乐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正在仿效俄勒冈州制定类似的法令。

世界上第一个将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则紧随其后。2002年9月23日，荷兰取消了对有条件安乐死实施者的刑罚。目前，比利时和荷兰都准备就婴儿和痴呆患者安乐死问题立法。

瑞士允许消极安乐死，并成立了一个帮助他人死亡的专门协会。英国上院正在审理一项允许自愿安乐死的法案。在日本，有条件的安乐死于1995年得到最高法院许可。哥伦比亚则于1997年立法确认安乐死是临终病人的一项权利。

法国青年樊尚·安贝尔的母亲曾帮助儿子安乐死，这促使法国议会于2005年通过一项法令，给予没有希望治愈或处于垂死阶段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

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曾短期承认安乐死合法。有关法令于1996年7月生效，但于1997年3月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废止。

在全球各地，有很多人为安乐死合法化奔走呼号，但也有很多人坚决反对安乐死。在反对安乐死的人看来，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他人死亡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