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法治人

A. 论人治、法制、法治的相互关系

“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1）

一、“法制”的三种含义
“法制”一词在我国古代就已出现。“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2）但在解放前，法制一词较少使用。解放后、“文革”前，一般称“革命法制”或“人民民主法制”。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通称“社会主义法制”。近年来，“法制”一词，大体指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法律和制度，也有的仅指法律制度。这里应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与中世纪不同，重要的制度通常都有相应法律规定或都在相应法律范围内发生作用，就这一意义上讲，“法律和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两个词组可以说基本上是同义的。但另一方面，“制度化、法律化”二词有时是有区别的，法律化固然是一种制度化，反过来，并不是所有制度化都是法律化。例如体现党内民主或社会组织、企事业民主管理的制度，并不属于或不一定属于法律范畴。再有，这里讲的法律和制度一般是指静态意义上的，主要指有关法律和制度的条文规定，少数是习惯法或其他惯例。
第二，动态意义上的法律，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个环节构成的一个系统。类似西方社会学法学家所讲的法律概念。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R. Pound）就将法律称为“社会工程”（3），并对法律的概念作了很广泛的解释。近年来，我国有些中青年法学工作者将系统论引入法学，往往将法制称为“法制系统”或“法制系统工程”等。
第三，指“依法办事”的原则，也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讲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就词义而言，相当于17、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所讲的“法治”、“法治国”等原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上三种含义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依不同情况而定。例如当我们讲应有“完备的法制”，通常指第一种意义上的法制，即应制定齐全的法律、法规。当我们讲“法制建设”时，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法制系统工程，即对从立法到监督法律实施各个环节都 要建设。当我们讲应“遵循法制”主要指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制，即根据“依法办事”的原则。有时也可以兼指以上三种含义，例如当我们在讲“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等用语时，就可以将法制的三种含义都包括在内。
这里还应注意，以上第三种含义，即“依法办事”原则这一意义上的“法制”，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表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在不同场合下分别使用过“法治”、“法治国”、“法制”三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论是对苏维埃政权还是对资产阶级国家，都用法制一词。苏联法学著作一般也是这样用法。我国解放初期，“法制”和“法治”二词在报刊上都曾使用过。但直到粉碎“四人帮”止这一长时期内，一般仅用“法制”而不用“法治”。这一现象看来也是受苏联法学影响所致。
二、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主要指以下三次。第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法家主张法治。第二次指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前者主张人治，后者主张法治。第三次指17、18世纪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有关法治的观点。
在这三次争论中，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是怎样理解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了解双方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就了解法治和人治的词义而论，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个主要分歧是；国家治理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
中国古代儒法双方的不同观点就体现了上述分歧。例如儒家认为，“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反过来，法家则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就“不务德而务法”（6）。
在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中也体现了上述分歧。柏拉图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并主张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7）。他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8）。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之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称为“第二位最好的”（second best），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9）在西方历史上，这是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这里还应注意，亚里士多德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是：“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10）他主张法治优于人治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法治等于神和理智的统治，而人治则使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11）同时他还主张，即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12）再次，他为法治作辩护的论据中还涉及到本文下面将讨论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歧。
第二个主要分歧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引，主要依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还是依靠针对具体情况的具体指引？人治论强调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一般性规则。
这一分歧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人治、法治之争中有所体现，特别是一些法家强调法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尺寸、绳墨、规矩等，即能作为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性指引的准则。但总的来说，儒法双方并未就一般性指引和具体指引的分歧展开明显争论。
与此不同，在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突出。柏拉图反对法治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法律就像一个愚蠢的医生，不顾病人的病情而机械地开药方。然而，人类个性不同，人的行为纷繁复杂，人事变化无常，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每一特殊情况的规则。所以“对一切人最好的事情不是法律的全权而是了解君主之术和有智慧的人的全权。”（13）亚里士多德在反驳上述观点时指出，“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14）他在《尼可玛可伦理学》一书中也进一步探讨了一般性规则和具体情况之间的关系，“法律总是一般规定，但实际情况中又有一般规定中不可能包括的事。”（15）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纠正法律因一般性而造成缺陷的衡平手段，例如修改法律，执法者根据法律精神来解释法律，容许法官离开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等。
第三个主要分歧是：在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法治论者主张民主、共和（包括君主立宪），人治论者主张君主制、君主专制或寡头政治。
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和哲学家国王，在政治制度上讲就是维护君主制和寡头政治。亚里士多德在主张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时，也提出了拥护民主和共和制的观点。他认为，“群众比任何一个可能作较好的裁断”，“多数群众也比少数人不易腐败。”（16）在平民政体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也不适宜了；在君主政体下，如果继任的后嗣是一个庸才，就必然会危害全邦，而在实行法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这一问题（17）；同时，平民政体意味实行轮番制度，即同等的人互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也就是“以法律为治”（18）。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将法治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直接联系起来。
法治论和人治论在政治制度上的分歧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中。在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中从未涉及民主与专制的分歧。因为儒法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是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的（法家更主张严刑峻法）。因此，我们不能把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论同17、18世纪西方国家反封建专制的法治论相提并论或者把前者错误地解释为反对君主专制的君主立宪论。
还应指出，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人治和法治之争中都直接、明确地提出人治和法治二词。与此不同，西方国家17、18世纪关于人治和法治之争主要体现在当时一些先进思想家在抨击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并鼓吹建立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国等政制的同时要求法治和反对人治，而当时维护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之类的口号。
17、18世纪先进思想家提倡法治也都是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纲领密切联系的。例如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英国的洛克（Locke, 1632年~1704年）认为，立法权是最高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但它也不能危害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等自由权利。国家立法机关“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19）。鼓吹民主共和国的法国卢梭（Rousseau, 1712年~1778年）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不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只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20）美国独立前夕猛烈抨击英国君主专制的潘恩（Paine, 1737年~1809年）提出，“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21）。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继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之后，第一个直接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是英国17世纪思想家哈林顿（Harrington，1611年~1673年）。他也倾向共和制。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大洋国》一书中一开始就指出，通过法律这一艺术，人类的世俗社会才能在共同权利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根据亚里士多德和李维（22）的说法，“这就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23）
美国政治家、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年~1826年），将哈林顿关于法治的思想写进1780年马萨诸塞的宪法中，它规定该州实行三权分立，“旨在实现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24）
从三个主要分歧中可以看出，那时法治论者和人治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赋予多种含义。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法治则是指主要依靠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争中，人治和法治的含义比较复杂。人治不仅指主要依靠道德高尚的人以道德感化手段来治理国家，而且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应依靠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具体指引，也还指君主或少数寡头的统治。法治则不仅指主要依靠由不受人的感情支配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还指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主要通过一般性的规则的指引，也指民主、共和政制。在17、18世纪反封建斗争中所讲的法治主要指民主、共和制、人治则代表君主专制、等级特权等。
三、80年代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和人治之争中对有关词义的不同理解
在西方国家，自17、18世纪起，民主、共和制意义上的法治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法律至上”等用语已成了西方流行的用语。但西方法学家对法治的具体内容或原则始终众说不一。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 V. Dicey，1835年~1922年）曾以英国政制和法律传统为基础，提出了法治的三个著名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因从事法律不禁止行为而受罚；任何人的法律权利和责任都应由普通法院审理；每个人的个人权利不是宪法的产物而是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但这些原则以后不断遭到反对，被认为已不符合20世纪的现实（25）。50、60年代，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随着“福利国家”方案的兴起，国家权力日益扩大，西方法学家中一度展开了“福利国家”与“法治”是否矛盾的争论。但这已不是“法治”和“人治”之争，因为争论双方都主张法治，分歧主要在于一方认为福利国家意味着国家权力加强，从而危害个人自由和法治。另一方则认为福利国家、个人自由和法治三者可以相互结合（26）。
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争论（27），不同于上述三次争论。首先，这一争论中一方固可称为“法治论”，另一方似可称为“法治与人治结合论”（以下简称“结合论”）而不能称为“人治论”。即80年代中国法学界存在“法治论”和“结合论”之 争，但不存在“法治论”和“人治论”之争。其次，这一争论同各自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有不同理解有关。为说明这点，不妨将双方基本论点简化如下：
法治论者：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与人治是对立的；法治指以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法律为准，人治则指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准。换一句话说，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独裁。
结合论者：法治与人治不可分，二者必须结合；法律是由人制定并由人实行的，没有人的作用，还有什么法治？换句话说，法治指依法办事，人治指要由人来制定和实施法律，必须重视人的作用。
本文作者相信，双方都主张我国应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都主张我们应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法律为准而不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为准；都会主张法律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如果没有人的作用，是谈不到法治的作用的。如果以上结论能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歧主要在于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的词义持有不同的理解。
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双方对法治和人治二词词义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又根据什么？法治论者认为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这种理解显然直接间接来自西方17、18世纪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身心健康仍在西方流行。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的理解，看来是与我国古代儒法两家争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有联系的。如上所述，当时儒法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治理国家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主要依靠法律，根据我们现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二者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可偏废，因而也就可以推论出法治和人治应该结合。而且当时儒家还强调“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28）加上秦汉以来，儒法合流、法治与人治合流的思想和实际也更容易使人引申出法治与人治不可分或二者必须结合的结论。
但这里也应着重指出，80年代结合论者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理解，仅从词义讲，也不同于古代儒家对人治的理解。至少，儒家强调的是人治，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首要作用，而结合论者强调的是法治和人治的结合，强调法律规则和人的作用的结合，就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妨认为80年代结合论者提出了他们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历史上对法治和人治词义的各种理解之外的一种理解，即：法治指的是领先法律规则治理国家；人治指的是依靠人来制定和实行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和人治必须结合。
本文作者早在1980年北京市法学会组织的一次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曾提出，当时法治论者和结合论者“争论之点似乎不在法治与人治应否结合或应否只要法治而不要人治，而却在于到底什么是法治和人治”。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讲到无论历史上先秦思想家或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治、法治的理解都有不科学的地方，特别是后一种解释显然是与资产阶级的“法学世界观”密切联系的，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将‘法治’和‘人治’作为一种口号来提倡。在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又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提倡几个口号，包括像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能起什么推动作用我是有怀疑的。”同时，我在发言中也反对当时有些人主张法治人治两个概念都不科学，因而都不适宜用的简单否定态度（29）。现在回顾这一发言，我觉得它表达的基本思想与本文还是一致的，但当时自己认为我们不必将法治与人治作为口号来提倡这一观点应该修正。近十年来，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口号无论在我国法学界或一般舆论界已广为传播。社会上多数人已接受了这种理解：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我们要法治而不要人治。
对于词的选择，一般地说，除非是特别不科学或不合适的，我们应尊重社会上多数人的理解，这也就是尊重“约定俗成”的原则。对法治、人治二词词义的理解，就像对作何词义的理解一样，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四、“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中的有关词义
“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之类的命题可以引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必须要从人治转向法治？“过去”存在（甚至“现在”还存在）人治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对这种现象（包括对过去或现在实行“人治”的人）又作何评价？现在为什么不能立即实现转变，为什么需要逐步转变，甚至还要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等等。当然，我们可以从上面所讲的法治论的理解出来来回答：法治代表民主，人治代表专制，因而我们要“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但这里应注意，对我们目前来说，“要法治不要人治”可以理解为一个抽象的原理，而现在“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至少包括了以下具体含义：我国在“过去”以至现在还存在着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而这里讲的“过去”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时期，甚至还可能指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国内战争时期。显然我们在讲“过去”（三中全会以前时期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以至现在还存在“人治”（或某种程度的“人治”）时，对这里讲的“人治”的词义又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了。
就提出“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这一命题的人来说，他们所讲的“人治”可能指以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有的领导人由于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专横、独断等不民主的思想作风。对人治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对17、18世纪关于人治、法治词义的引申。另一种是指：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制，或者是由于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不重视法制，因而使各级领导人不得不就各种具体问题作出决定。当然也可能是以上两种情况的交错并存。当我们在讲“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时，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情况。前一种情况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对后一种情况，或者不宜称为“人治”，如果要称之为“人治”，那就需要赋予另一种特定的含义，即在法制不完备或法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不得不由领导人作出决定。这种意义上的“人治”既不同于古代儒家所讲的人治，也不同于80年代结合论者所讲的人的作用，更不能理解为专制或专横独断等。

B. 到底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对比中西方现在以及历史结论，当然是人治好，法治不人性。西方体系特别是西方现代政治，都是偏向人治型的法治，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法治，不人性。秦朝因法而强，也因法而亡，因为秦法太繁复太具体，汉高祖入关中废除一切秦法，只和百姓约法三章，这就是一种拨乱反正，重新回到人治的一面。但是中国自战国确立法家思想以来，政治统治者为了方便御下，都喜欢严肃法律偏爱法治，这使自上而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共识，这种中国特色的偏激的认识，现在仍然在毒害我们，一旦发生某些因为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事件，就会认为是法律不完善，需要继续加强补充更多的法律条款，并继续强调要法治，岂不知这种不断加码的法律，最后不过是秦法的翻版，最后必然是祸国殃民。
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明明一直是偏法治，却还要加强法律呢？这就牵扯到中国法治的另一个特点愚民了，是法家都会推行愚民，读过韩非子商君书就会发现，除了大量的以法治国的部分，其余的中心思想就是愚民，只有百姓们变的愚蠢了，才会听话更有利于统治者。所以让你以为一切都是没有法治的结果，为了让你们生活的更好，需要更多的法律里加强法治，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真的需要那些与自己日常只有一点关系，甚至毫无半点关系的法律么？答案是不要需要，那么就给你灌输不法治的坏处，人治的危害，借具体的事件增强这类刺激，以为所以的错都是人治造成的，却闭口不提人因何能治人，因为有法的存在，权实际无法制约人，能制约人必然是一个法，国王想杀人也得造个借口，无端杀人就会被指责，那个借口就是法，谋反啊不敬啊什么的。所以人治没有法治的杀伤力大，但凡极端法治的社会，必然是愚民的，民众普遍自愿要求法治，把不法治认为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人治的社会不会这样关注个别人有没有遵守法律，有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亦如人治的欧洲中世纪绝不会出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种论调，因为贵族特权是常识，一律平等才奇怪？但是法治的中国就会很痛恨，因为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人不遵法就会被指责，这也是偏重法治的一种现象，但是归根结底法治，治的根本就是底层百姓，上层阶级才是收益者，法律条款都是有利于上层阶级，而奴役驱使下层民众的，于是极端法治社会才会出现权大于法的现象，这不是人治造成的，恰恰是法治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法的根本就是统治管理百姓，由制权者解释法律，人治不会让法律违法人性，只有法治才会这样，中国一直以来就是重法治，统治者鼓吹法治的好处，诽谤人治的不好。好好理解这个吧，不要被政治导向牵着走，继续被驱使为愚民。
再完善的法律，也会有它的漏洞，会被刻意钻盈变相发挥，法律再完善也解决不了现实中不断增加偶发的问题，这就是个最简单的熵增课题。
中国偏法治，法律太多太繁复，轻视人性化，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反过来看西方的法治，他们是偏人性化，也就是更趋向于人治。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执政者是民选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上台可以实现这部法律，下一个上台的或许就废除了它。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就绝对不会发生，能否萧规曹随成了现任领导，考核下任接班者的必要科目，所以中国就是这种所谓的法治，法律条款只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繁琐，不重人性。不法官员钻法律漏洞，借助刻板的法律做事。到头来再被歪曲成是这个官员人为的错解法律，是人为的施政过失，同时也是法律出了问题，不完善。于是把这一结果以为是人治的不好，继续增强完善法治，殊不知却恰恰是刻板的法治导致的结果，这根本就是恶心循环。
所以，就我的观点来看，人治好于法治。

C. 法治法律名人名言

关于法治的名言名句汇总如下

1、法律一多，公正就少。——托·富勒

2、警察是法庭的仆人。——英美法谚

3、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

4、法不禁止即自由。——法谚

5、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

6、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英国奥古斯丁

7、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

8、极端的法规，就是极端的不公。——西塞罗

9、战鼓一响，法律无声。——英国

10、法小弛则是非驳。――刘禹锡

11、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奥古斯丁

12、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貌。——歌德

13、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社会契约论》

14、法律的基本意图是让公民尽可能的幸福。――柏拉图

15、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者基础。——庞德

16、国因法律而昌，法律因人而贵。——日莲《立正安国论》

17、法律是社会习俗和思想的结晶。——美国总统威尔逊w

18、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貌。――歌德

19、弱者比强者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威·厄尔

20、一个国家如果纲纪不正，其国风必须颓败。——塞内加

21、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刘禹锡

22、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贞观政要·公平》

23、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菲力普斯

24、陛下虽在万人之上，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英国法谚

25、法律解释者都期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拉伦茨

D. 2007十大法制人物颁奖词

2007十大法制人物颁奖词

1、王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
一个人的品质，
塑造着133平方公里的风气；
一个地域的风气，
又在无数人中复制着这个人的品质。
王江，
如同一束个体渺小的满天星，
其强大源于内在的精神张力，
原野因它生机漫延，
平凡因它感染传奇。

2、张京文
剑兰，
因为挺拔象征坚毅的品格。
在那场关系百姓健康安全的较量中，
面对身居高位、善于伪装的对手，
张京文，
从容不迫，以谋制胜。
他让侵吞国家利益的人受到法律的严惩；
他让阴暗角落处的权钱交易大白于天下。
张京文，有剑兰一样坚韧不拔的勇气，
他，维护了公平，捍卫了公正。
曾经的恩爱变得陌生和激愤时，

3、袁月全
当新人走向婚姻殿堂时，
都会收到象征着幸福美满的百合，
而当一段婚姻就要走到终点，
她，我们的袁月全法官，
充当了最后的百合，
让分手多了一份理解，
让彼此多了一份宽容。

4、王利明
君子兰，
因其高贵和丰盛，令我们仰慕。
立法者，
唯其心系于民生，情牵于百姓，
方使法律惠及于民众，守之于和谐。
王利明，
以其敏锐、学识和真诚参与了民生立法，
使“民生法治”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亮点。

5、赵玉中
火鹤，
火红跳动的颜色，
带给我们激情和温暖。
赵玉中，认真履行法律援助职责，
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温暖，
为营造“和谐之春”注入法治的力量。

6、曹大澄
兰花，
生在寂野空谷，仰看闲云野鹤，
高洁而淡雅，贤德而重义。
曹大澄，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
身心不再受到摧残，
不顾身处险境，
坚守正义，挺身而出，
让我们看到公民的责任和做人的本色。

7、武秀君
马蹄莲，
是忠诚和朴实的代言。
武秀君为亡夫还债的举动，
让我们看到了诚信为本、一诺千金的传统美德，
她用最纯朴、最真实的方式，
实现着自己对债权的尊重，
而她也用自己的行动，
为我们明晰了什么是诚信的底线、做人的本份。

8、王子英
仙人球，
代表着持之以恒、永不言弃。
王子英，
坚韧而执著，知难而更进。
他，冒着遭受非议的风险，
以一个区区百元的诉讼，
向一个行业的潜规则提出了挑战。
他的质疑，得到了成千上万消费者的响应与支持。
也许这只是一个开始，
也许在未来，类似的质疑还会不断出现，
但是，
也许正是每一个人的质疑，
会使成千上万人受益。

9、林文
林文，
坚持10年帮教戒毒，
用爱心鼓励戒毒人员持之以恒，
用细心温暖戒毒人员笑看人生。
她帮助戒毒人员走出了心理的低谷，
挽救了一个个生命和家庭，
让我们看到了坚持的力量。
已是大学生的她，
有着雏菊般的坚强和快乐。

10、京城胡同“拍记队”
向日葵，
象征着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
在城市的发展和变迁中，
失去的不仅仅是老砖瓦、老胡同、老建筑，
还有历史走过这座城市留下的有形印记。
而京城胡同“拍记队”，
用相机抢拍消逝的街区，
用行动力彰显公民精神。
为北京盘活了旧时态，
守护着文化。

E.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有哪些

关于法治的经典事例有：

1、郑宜栋

其主要事迹是1942年因家庭遭遇飞来横祸而债台高筑。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人节衣缩食，67年里三度为父还债。世界上最贵重的不是黄金，而是诚信。67年的时间偿还了父亲的债务，他用一生遵行了公序良俗。诚信，是构建法治中国的精神基石。

F. 曹操的评价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统一的。什么叫知人善任？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这些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最合适。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说我们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风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让他们去主持组织部和干部部的工作，选拔官员，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再比方说枣祗和任峻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个特点，知人善任、唯才所宜。这个特点，连最讨厌曹操的人，比方说写《容斋随笔》的洪迈，他也承认，洪迈对曹操的用人也有这么一个评价：“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地合适，都非常地称职，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是用人的一般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会用人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曹操这里有一点特殊，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曹操第一他身处乱世，乱世的特点是什么呢，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用曹操的话说这叫做“上下相疑之秋也”，大家都不信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曹操的双重角色，曹操这个人用周瑜的话说叫“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不能肯定地说那曹操到底是不是汉贼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曹操在前期他还是想把汉王朝维护下去的，他后期的个人野心膨胀，变成奸雄，想取而代之。但是即便在前期曹操也未尝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它是希望这些人才为他所用。但是这样一来，他又一个优势，他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优有劣，优势是什么呢？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大汉王朝、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这个政府的官位、爵位、俸禄来招揽人才，比刘备比孙权要方便一些；他的劣势是什么呢？就是他弄不清楚他招来的是为谁服务的，是效忠皇帝的还是效忠他的，搞不清楚，这就难免会有猜疑。第三个特点就是曹操阵营复杂，他这个阵营里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有新招聘和新选拔的官员，有曹操自己带出来的人，也有别人阵营里面的投靠曹操、投降曹操、投奔曹操的。那么这些人之间也是互相猜疑，也就是说对于曹操来说，信任和诚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格外地重要。而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宽容和诚意。

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包括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对张绣，对魏种，对毕谌，还有对曾经恶毒攻击他的人，比方说陈琳，对这些人这么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我是非常诚恳的，哪怕你们背叛了我，我也不在乎，也不后悔，也不计较，甚至我也不惩罚，只要你再来，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比方说于禁，于禁是曹操自己亲手从行伍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的时候，张绣不是投降了曹操然后又反叛了吗，反叛的时候就打得曹操有点落花流水了，这时曹军是很混乱的，但是唯独于禁的这个队伍非常地整齐，一路整理着自己的队伍，一路敲着鼓，有秩序地撤退。撤退的路上碰到几个其他人手下的士兵，衣衫不整狼狈不堪的样子，于禁就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被青州兵抢劫了，青州兵是什么呢？青州兵就是投降曹操的黄巾军，这个黄巾军投降曹操以后曹操把他们收编为青州兵，曹操对他们特别宽容，这些人一看曹操打败了就起来作乱，就把曹操其他的队伍抢劫了。于禁一看这还得了，既然都是曹公的队伍怎么可以这样做！然后队伍开过去把青州兵整治了一顿，再往回撤。这时候青州兵挨了于禁的整，就赶紧跑到曹操那儿告了于禁一刁状，等到于禁回到大本营的时候，上上下下已经是沸沸扬扬了，但是于禁仍然首先整顿好自己的队伍，安下营寨，没有及时去见曹操。当时就有人跟于禁说，青州兵都告了你了，你还不去向曹公说清楚，你现在在安营扎寨干这些事干什么？于禁说，敌兵在后，说来就来，我们不做好准备怎么迎敌呢？公事要放在前面，我于禁的个人的进退荣辱要放在后面，再说了，曹公是何等英明的人，他怎么会听信谗言呢？安顿好部队以后，做好了战斗准备以后，于禁才去见曹操，曹操大加表扬，说于将军你真是有古之良将的风度，太好了。这是什么？信任换忠诚。

＊曹操在对待人才上能够量才而用，并以相互信任架起了与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领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出了曹操的诚意与宽容。可是宽容只是表现了曹操的人情，有人情味的军队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吗？曹操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用人之道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的呢？

曹操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的，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且曹操还能够做到以身作则。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很熟悉，就是有一次在行军的时候曹操下达了一个命令，不得践踏农田，他要保护农民，谁的马如果踩了麦田那是杀头的罪，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全部下马步行，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用戈啊什么东西把麦子护住，小心翼翼地走。曹操自己没有下马，结果马惊了，一家伙跳到麦田里面，曹操的马践踏了麦田。曹操马上下马，把军法官叫来说，该当何罪？军法官说，杀头。曹操说那就请你行刑吧。唉呦，那怎么可以呢，反正古代有这个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不施于尊者，统帅怎么能够杀头呢。曹操说那没有办法，那就割一把头发吧，自己拔出剑来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地上，表示受过罚了。这个故事是记载在一部对曹擦很不友好的书里面，这个书的名字叫《曹瞒传》，用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虚伪，奸诈，说你下道命令说踩了麦田就要杀头，结果你弄个头发下来。其实不然啊，曹操这个也是受刑的，叫髡刑，髡刑就是把头发剃掉，因为古人认为这个身体肤发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放弃的，而且髡刑是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个刑罚，所以他还是受了刑的，还是表现了曹操的执法严明。

那么曹操罚得重，赏得也不含糊。曹操奖赏部下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我们知道军阀混战的时候会有很多所谓豪帅，一仗打下来以后，这仗打赢了，来，来，来，哥几个，分了，这个给你，这个给你，这个给你，随便拿，好像很豪爽，其实没道理。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加码，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考虑得周到，可能周到得连你自己都想不到，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不做则矣，人情一定是做得足足的。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地得到好处，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

第四个特点是：虚怀若谷，见贤思齐。曹操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这且不说，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一定把错都揽到自己他过身上。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曹操是虚心纳谏的，这也是吸引人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作为一个人才来说他固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换取他应得的报酬，这是他的一个希望，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够施展才华，自己的建议、策划能得到采纳。我们读史书可以看到，大量的这样的记载，太祖听之，从之，善之，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也有太祖不听，如果不听而决策错误，曹操一定检讨。有一次曹操打孙权的时候，曹操就做了一个决定，就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去，当时有个叫蒋济的人就不赞成。曹操说你看上次我跟袁绍官渡之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的老百姓迁移到延津，蒋济说，曹公，现在这个情况和你跟袁绍打白马的时候不一样了，再说老百姓他都是恋土的，恋家的，谁愿意搬来搬去，不要迁移他们。曹操不听，不听以后这些老百姓一听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去，呼啦啦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所以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以后马上出门迎接，然后呵呵呵地笑着，拉着蒋济的手说，哎呀蒋济，你看你看这事我弄得，我本来是想让他们躲避一下孙贼的，谁知道把他们都赶到孙贼那去了，你看我干的这事，检讨。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总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了错误不愿意检讨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检讨也有各种感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

这就是曹操在用人方面的四个特点，根据这四个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八句话：

真心诚意，以情感人；推心置腹，以诚待人；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言行一致，以信取人；
令行禁止，依法治人；设身处地，以宽容人；扬人责己，以功归人；论功行赏，以奖励人。

＊曹操作为一个好老板，是非常会用人的，他十分清楚“争天下必先争人”。可是身处乱世，老伴选择人才，人才也选择老板，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双向选择，因此争取人才必须先征服人才的心。而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能够恩威并举，并善于自我批评和将心比心，这难道就是曹操争取人心的独家秘诀吗？那么，曹操那么多用人之术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其实重要的不是曹操怎么做，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用人之术，而是用人之道。“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他太了解人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他的将士们跟着他出生入死是为了什么，因此有“以功归人，以奖励人”。他知道人都是有弱点的，也都是有缺点的，因此有“以法治人，以宽容人”。他也知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情达理的，因此有“以理服人，以信取人”。他还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有时候感情的维系比利益的维系更重要，更起作用，因此有“以诚待人，以情感人”。所以曹操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术，那些具体的做法，而在于他的道，而在于他对人心、人性的透彻地理解和把握。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官渡之战之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就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的证据，这是背叛的证据，应该把这些信都拿出来一个一个地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把那些有二心的，把那些动摇分子，都给我揪出来，曹操没有，曹操发现有这么一堆书信以后，看都不看，立即下令全部烧毁。曹操这个事情做的是太漂亮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说，哎呀，算了吧，说老实话我和袁绍作战是以弱胜强，袁绍是强势，我是弱势，那个时候连我曹操自己老实说心里都没底，我都没有把握能不能打胜这一仗，何况大家呢？很正常嘛！曹操这手做得实在是聪明，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那么既然是那样一个情况，当时秘密和袁绍有来往的，肯定不是一个小数，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弄不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人你都清算，你清算不了，既然清算不了，不如干脆不清算，我不但不清算，我连把柄我都不拿在手里，我当着你的面我没有拆封，我没有看，我不知道有谁在勾结袁绍，我现在把证据全部烧毁，大家放心好了，只要以后你跟着我曹某人，忠心耿耿，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人情做到底了。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做得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

＊曹操能够洞察人性，洞悉人心，也就掌握了用人之道。曹操掌握了用人之道，也就知道了手下的人才最需要什么。当曹操知道了人才的需求，也就知道了他能够给予人才什么。因此说到底，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就是他的做人之道，那么曹操的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

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的人，全讲真话那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了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这叫做聪明。

第二个原因就是随和，曹操这个人性格里面有很好的一面就是他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曹操是个诗人，他身上既有军事将领的素质，他也有诗人的气质，他只要不是在正式办公、正式作战的时候，他为人是很随和的，他会跟大家说说笑话，开开玩笑，打打哈哈，这样他就有了一种亲和力。一个做领导的，太严肃了不好，太严肃了，人家觉得你不可亲近；太随便了也不好，太随便了你没有威望，最好是像曹操这样，需要威望的时候他是不怒而威，平时的时候他又亲切随和，这样就使自己的下属既尊敬他，又爱戴他，这个分寸，曹操也把握得很好。所以曹操经常把正经事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说，比方说他有一个人在他敌人那边，自己的父亲被曹操下了大狱，曹操就给他写封信说，令尊大人在我的监狱里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呢，国家也不能老掏钱替人家的爸爸养老啊，你看着办吧，非常好玩儿。

第三个原因，他的真诚，曹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希望有很多人来帮助他，他确实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孤单的，是势单力薄的，这是他的真话。曹操有一首诗叫《短歌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翻译过来就是，青青的是你的衣衿啊，悠悠的是我的爱心，只是由于你的原因啊，让我思念到如今。思念着谁？不是情人，不是小蜜，是能够帮助他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这个感情是真实的，所以第三个原因是他的真诚。

G. 2010年法治人物读后感

观看法制日的专栏节目，我的确被那些法制人物所震撼，他们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做着平凡的职业，用灵魂深处的善良感动着社会，那是法，是感动，是责任。
有法天下和。
因为法律，一只钢笔承载的是几十年的公正审判；
因为法律，一盏油灯照耀的是几十年的漫漫长路；
因为法律，一个救生圈托起的是如花般的年轻生命。
“他们纵身一跃，划出了90后人生的壮丽弧线。他们的奋力一举。展现了当代最可爱人的精神高度……”。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成人祭礼。18岁，刚刚踏入社会的年纪，由青春走向成熟的过渡期，生命之花正准备开放的时刻。可是又有谁会想到，生命时候真的脆弱到不可挽留的地步。人们都说。年轻就是力量。我感慨于这些救人大学生的热血豪情，他们用自己的最后力量托起了两名落水少年的生命，两名少年获救。而其中3名大学生不幸遇难。其实，我曾为了这几名大学生感到可惜。我幼稚的想过：用三条青年的生命去换两条少年的生命到底值不值得？事实回答了我：值。曹操曾言：“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太短，如朝露一般易逝。可是历史记住了他们。，他们因此被定格永恒。人性的美好，在此沉淀。这一场用青春传承的见义勇为，一次对生命的彻底衡量。“90后”，这个同样属于我们的代名词一下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那些平凡无味的辞藻中，开始熠熠闪烁出英雄壮美的来诠释青春的价值与可畏。

如同随风飘摇的风筝，看到的是他明晃晃的招摇，终需要那一根细绳的牵制，法律亦如此，约束是为了飞的更高，贯穿古今，历史是最好的证明，同时历史是让人铭记的。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著作《罗马的精神》书中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历史看来不过是一番叹息扬起的尘埃罢了。历史一路走来，百年归尘，法律的永恒贯穿其中，这种无形的力量-法制的力量，是多么令人动容。

沉淀着痛与感动，沉淀着爱与责任，沉淀着法律的庄严与神圣，让无私的正义的法制之花开遍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信我们的生活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株的无名的小花，不因牡丹的绚丽而自卑。因为责任而默默地为春天增添一抹色彩；一脉小溪，不因江河的绵长而干涸，因为责任而默默地滋润一方土地。

法制法制，顾名思义，有法才能制。

而“法”其实是无形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它是一份责任。

责任不是甜美的字眼，他有岩石般的冷峻。它背负在你身上，无影随行地，有了责任，你便可以循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你说他是蔷薇路也好，你说他是荆棘路也好，你反正要肩负责任一直走下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法制社会，一个人需要有责任感。一个人的责任感在于他自己，他人社会和国家所负责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履行义务的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法治社会，我们应当有法制人生，应当由法制意识，更应当珍爱生命。
当生命的阳光照向你时，你便是最富有的人，因为生命宝贵。
你必须有意识，不做违法的事情，能具有一定的正义感，能明辨是非，能珍爱生命，能提高生命防范意识。
“安全重于泰山”“安全才能回家”，都离不开“法制”。
重视法制，就是重视安全，就是重视自己，就是重视亲人，就是珍爱生命，就是对社会，对国家有着一份自己的责任感。
学校组织看央视一台的《法治的力量》，里面法治人物的精神。品质也许我们永远达不到，但是却可以给我们启示，告诫我们法治的重要，让我们知道人生的路途上，法制只是一路陪伴。
门其实开着

H. 高分求古今中国的法治人物及其名言

我帮你找找。
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子产版，“民不可逞，度不权可改”。商鞅，“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威。”韩非子，“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一民之轨，莫如法”。管子，“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司马迁，“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欧阳询，“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刘禹锡，“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包拯，“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张居正，“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梁启超，“立法之业，益为政治上第一关键，觇国家之盛衰强弱者，皆于此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