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法学家

⑴ 国际法分哪些学派、各有什么主张

由于对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同，因此形成的诸多不同的学派的统称，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旧称万国法，又称国际公法[可疑] (讨论)，简言之，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具体来说就是指处理各个国家及政府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规则和各项基本原则的总和，但有时也包括代表一定国家意志的法人和自然人等特殊主体。关于国际法的法律依据，早期西方社会是不承认的，19世纪英国法学家奥斯丁就认为其仅仅是一种实在道德，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目前就各国对国际法法律地位的承认和国际间所发生的贸易摩擦也常常被援引国际法进行解决这些迹象来看，国际法的法律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不幸的是由于国际社会中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组织独立地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因此国际法在渊源上表现为两国之间条约（或多边公约）和习惯（又叫惯例）。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名义上国际法对国家具有约束力，但事实上国际社会缺乏有效制裁违法国家的手段。
国际法的特征主要有
1、 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 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
2、国际法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来制定的， 国内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依一定程序来制定的。
3、国际法采取与国内法不同的强制方式 国际法主要是依靠有组织的国际强制机关加以维护，保证实施，而国内法的强制方式主要依靠国家的本身的行动。 但国际法仍然是法律 1、国际法为国家规定了一整套处理其对外关系的行为规则，为国家规定了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2、国际法具有强制性，只不过与国内法的强制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特殊的强制方式仍然是强制方式。

3、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都明确规定了国际法的效力。
4、国际实践证明，国际法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不仅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而 国际法
且各国也是遵守的。
战后国际关系新发展的特征：
1、自然法学派：维多利亚、苏亚利兹、普芬道夫、
社会连带法学派：狄冀、庞德 规范法学派：凯尔逊
2、实在法学派：边沁、宾刻舒刻
3、格老秀斯（折衷法学派）：格老秀斯、沃尔夫、瓦特尔
4、我们认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应该是国家之间的协议：
A、国际法是国家之间 的法律，国家是国际法的制订者，因此，只有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对各国具有拘束力
B、各国达成的协议是各国作为国际法的制订者，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共同制订的法律文件，因此，成为各国必须和应该遵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
C、各国之间的协议是各国强制执行国际法的根据。

现在西方法学理论通常将法学划分出三大经典流派，即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 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公元前六世纪
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
 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 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 古典自然法学派

 古典自然法学派形成于17-18世纪，创始人为格老秀斯（荷兰）、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国）、孟德斯鸠（法国）、卢梭（法国）、汉弥尔顿（美国）、杰弗逊（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了历史上自然法学说的某些观点，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学派。格老秀斯宣称：“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正义的标准”；他给自然法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义与古希腊的自然法学说有所不同，他把理性从天上引到了人间，即他讲的理性是指人类的理性，而不归结于神。更可贵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把正义、理性同资产阶级民主、人权、法治联系起来，并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他们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观点
 法律理性论。自然法学说的基本原则，就在于认定除国家制定的实在法（行为法）之外，还存在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们认为，自然法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的基础，是监督实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与理性联系在一起，但归宿不同。古希腊把理性归宿于自然，中世纪把理性、正义渊源于神，而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则归结于人类。他们认为人类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类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 天赋人权论。天赋人权论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来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统化，潘恩等人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把它加以规范化；其主要内容有：1）人权是天赋的，与生俱来；2）人权的基点是个人；3）人权是抽象的，超阶级的；4）人权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和财产权，而财产权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 社会契约论。这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霍布斯、洛克、卢梭都先后系统地论证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各自讲的理由不同，但结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让出一部分权利赋予国家，由国家来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权。他们的后继者又把社会契约论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 主权在民论。这是“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引伸和发展。按照卢梭的说法，由于人们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国家，并不是奉献给任何个人；他们放弃权利，因此，人民在国家中应该是自由的，国家的主权只能是属于人民，人民可以更换政府。在此基础上，卢梭提出 了“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理论，他指出：“人民主权”应包括如下原则：（1）主权不可转让；（2）主权不可分割；（3）主权不可代表；（4）主权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
 法治论。自然法学派主张建立法治国，强调法律至上，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依法办事，强调权力制约，并把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政治体制。
 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古典自然法学派是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法学流派，特别是 20世纪以来，成为了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曾一度广泛传播：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 古典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论。既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又对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谓的“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自然法学说的复兴

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阶级斗争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学派逐渐被历史法学派所取代，分析法学派也随之兴起。
 但到20世纪，自然法学派又出现“复兴”的局面，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姆勒提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学说。他认为法律在逻辑上应先与社会和经济现象而存在，不是经济决定法，而是法决定经济。他把法区分“正当的法”与“不正当的法”，并认为“正当的法”是由“不正当的法”演变与发展而成。他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不在于法的内容，而在于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与所定的标准相适当即为“正当的法”。
 “复兴自然法学派”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法学家信奉天主教义，亦称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旦，他认为私人占有财富属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之为法，是因为它是对于永恒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学家虽不公开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提倡理性服从信仰，把自然法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正义，如意大利法学家迭尔维寇。
 二次世界大战，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重视，尤其通过几次大论战：如富勒与哈克，哈克与德沃金，使自然法学派威信大增。
 自然法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致经历了自然主义自然法学、神学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四个发展阶段。
 新自然法学的特点
 自然法学的复兴严格地讲，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下列特点：
 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新自然法学派有两个支派或者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世俗的与神学的，但他们都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威玛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否认人权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他指出实证主义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他这些法律观点，德国战后审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鲁赫毕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论者，这当然应予以否定。马里旦是新自然法学神学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义改造社会。他们突出特点是强调人权，并专门写了一本《人权与自然法》的名著，认为应用人权制约国家的权力。
 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然法学派不是简单重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说教，而是保留旧的形式，赋予新内容，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虚构，直接强调法律对道德的依赖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说。德沃金认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法律规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规定而存在的。
 新实证分析学派的影响。新自然法学派开始重视法的形式因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论，认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着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内在道德，亦称法制原则，是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开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确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是事情；（7）法律稳定性；（8）官方行为与法的一致性。
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 新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拉德勃鲁赫(RadBruch),法国的马里旦美国的富勒、德沃金和罗尔斯。
 对自然法学派的评价
 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流传至今，是当今西方三大派别之一。在西方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对推翻封建专制和神权政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 自然法学派，关于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类进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推动社会的发展。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定借鉴作用，
 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的唯心史观，它所谓“人类理性”“天赋人权”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虚伪性。

 社会法学派

 概说

 社会法学派亦称社会学法学。这一学派的含义相当混乱，大体上有两种解释：一是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法律的社会效果与目的；一是指法律强调社会利益，提倡“法律社会化”。
 在20世纪初，这两种解释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第一种说法尽管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但他们仍然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律社会化”已占绝对优势，上述两种解释实际上已经趋向一致。
 本来，社会学法学、社会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个概念是一致的。当然，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法学家还社会学家，其研究的重点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讲，法律社会学是“陈述性的”而社会学法学是“规定性的”，意思是说法学家着重于法律规定，社会学家侧重于陈述有关事实。
 从社会学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 早期社会学法学。它产生于19世纪的后期，其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孔德又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早期社会学法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法律，诸如生物学、人种学或心理学等等。如英国的社会学家斯宾塞(Spencer)便以生物学为依据，认为社会与国家如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劣汰，法律的任务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一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样的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的任何活动。奥地利社会学家普洛维奇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种族斗争，国家起源于较强的原始民族，对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随着国家的出现就形成了国内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法律是统治集团通过国家权力对被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工具。还有法国的社会学家塔尔德和美国的社会学家沃德，将法律解释为心理现象，从而创立早期社会学法学中的心理学法学。
 现代社会学法学。它又分为两大派，即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法国学派又称欧洲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的社会学家埃利希，他认为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决，而社会本身，应该是“活的法律”，他不同于制定法，而是社会组织的内在秩序。美国现代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是著名法学家庞德（以后专节论述）
 早期社会学法学与现代社会学法学的重大区别有：（1）现代社会学法学不仅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别强调法律是社会效果与社会目的；（2）早期社会学法学强调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现代社会学法学强调社会利益；（3）在解释法律方面现代社会学法学不是从生物、人种、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综合各门学科加以解释。
 此外，还有一些现代西方法学派别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有一定差别，一般不称之为社会学法学，但从其基本趋向来看，仍属于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可列为社会学法学的支派。如法国的法学家狄骥创立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德国的利益法学等等。

 分析法学派

 分析法学派的由来与发展

 分析法学派是19世纪西方法学三大派别之一，曾长期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现在，它仍然被认为是西方法学“三足鼎立”的一家。
 分析法学派大致历经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以奥斯丁为创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学派阶段和以哈特为代表的新分析法学派阶段。
 分析法学派产生于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后果。奥斯丁的主要观点有：
 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并以此引伸出“义务、制裁”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在他看来，法律只有是一种命令，才能得到实行；如果仅仅是“告知”、“希望”，实际上是很难得到遵守。他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命令，只有来自主权者才有实际意义，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法律与道德没有联系，即划分实在法与理想法。在他看来。法学就是研究法，“恶法亦法”，也属于研究范围。
 他认为法律有两种，应当法和实在法，法理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实在法，从而开创法学领域实证研究和形式主义风气。
 毫无疑问，奥斯丁的观点与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是矛盾的；同时，他将法律与道德分离是荒谬的；但他提出法学应研究实在法有一定价值，在客观上促进法学的发展。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哈特（Hort）,原为出庭律师，1952年由牛津大学教师升为该校法理学讲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学和哲学论文集》（1983年）。
 新实证主义法学是在论战中形成与发展的。战后哈特与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哈特与美国法理学家富勒长达数年的论战；第二次的哈特与英国法官德夫林的论战；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的论战。
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作了一个《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之分》的报告，为法律实证主义进行了辩护，并对富勒等人进行了攻击，从而揭开了第一次论战的畜牧。富勒当即发表了《实证主义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驳。60年代，两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批驳对方。这次论战实际上是西方法理学中传统的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派之争。分析法学认为，自然法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义的，而非实在的法律。自然法学则认为，实在法，通常指国家制定的法律，应符合代表某种正义、道德的自然法。
 第二次论战的焦点仍然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问题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恋的问题。法官德夫林主张禁止，而哈特根据自由派道德观点，认为不应该禁止。在争论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 第三次论战是哈特与德沃金。德沃金对哈特的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提出异议，并阐明了原则、规则和政策的关系

⑵ 1、下面哪一个人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五大法学家

1.五大法学家： 乌尔比安、帕比尼安、保罗、盖尤斯、莫迪斯蒂努斯 选D 2 A 3 C 4 D 5 C1999年宪法修正案

⑶ 谁知道法学家哈特的论文

哈特（H.L.A.Hart），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杰出代表，是当代西方分析法学家中影响和声望最大的一个。他的代表作《法律的概念》发表于1961年，该书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只是一本简短的小册子，但是它却引发了大量的论述，被公认为20世纪法理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是从事法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人们的必读书目。
《法律的概念》尽管篇幅不长，但思想深邃，可谓微言大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反复研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能把握哈特教授的思想。笔者不敢奢谈对该书有何深刻的认识，只是在拜读该书时有所心得，尽管未必中肯，但作为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认识，有必要做一些总结，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一篇读书笔记。
一。两次论战与“中间道路”
本文主要谈及的是该书的第九章“法律与道德”这一部分，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要对该书做一个整体的解读似乎比较困难，所以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简短的部分做一些自己的阐释。另外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的重要分歧之处，作为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必然要论证自己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同时，关于该问题的论述正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最明显的理论特色。深刻理解这一问题，必然有利于真正把握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精髓。
要理解哈特的思想，不可忽略的问题是上世纪50—60年代与哈特有关的两次理论论战。第一次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这次是西方法理学传统中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两大派之争，论战的核心内容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二次是在哈特教授与德夫林法官之间展开的，该论战尽管不是两大派之争，但是争论的焦点依然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同这两次论战是分不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哈特逐渐发展了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想体系。
哈特的新分析法学是在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是哈特学说思想的一个主要渊源。这就决定了哈特的法理学具有分析实证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发展了奥斯丁的分析法学，哈特在《法律的概念》前三章集中讨论了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缺陷，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同时提出了他的“规则说”，他认为法律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构成，这些思想都是分析实证主义的表现。但哈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具有向自然法学靠拢的明显特征，或者，有如西方法学家所讲的那样，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实证主义者“退却的第一个重要的一步”，或者说哈特的法学是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的前提下走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是哈特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样，他在论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时同样走了这样一条“中间道路”。这里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他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具有向自然法妥协的特征，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引入语义分析哲学的同时也把社会学方法引入他的法理学，并谨慎地吸收自然法哲学的一些方法和观点。尽管如此，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中间道路”性均没有导致他对规则及其结构的描述性分析在他自己学说中核心地位的动摇，在哈特那里，法律与道德的界分被明确地表述为“二者无必然联系”，规则在来源上与社会的联系被表述为“一个有关事实的外在陈述”。也就是说，哈特在走他的“中间道路”——一方面向自然法妥协，一方面积极地与社会法学沟通——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掉他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理论信仰，不仅使他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新”字变成一个大杂烩，反而使其更具鲜明的个性和理论魅力。
在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述上，哈特一方面坚持了分析法学的传统，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然法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承认“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所以在哈特那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兼有两大法学派的特征，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的问题，分别说明哈特观点的这种“两面性”。
二。法律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
对于一个在法定形式下制定的，但在道德上却是邪恶的法律，哈特认为持自然法理论的人可能会认为它根本不是法律，但在法律实证主义那里却认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法律的好坏是另一回事，“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致不应适用和服从”。哈特认为这两种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法律观：前者采用的是狭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效力与道德上的善恶内在地联系起来，恶法非法；后者采用的是广义的法律概念，把法律视为规则体系，良法恶法均包括在内。持狭义法律概念的人讲法律的效力与道德性混为一谈，持广义法律概念的人则将法律的效力性与法律的道德性区分开来，进而将对法律的效力和对法律的评价与抵抗相分离。广义的法律概念优越于狭义的法律概念，因为广义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狭义的法律概念却使我们对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视而不见。
从哈特在宣扬广义的法律概念的优越性来看，他是站在分析实证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上。接下来哈特分析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他认为对于一个不道德的法律是否应该服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恶法亦法，应该坚决服从；二是对于过去生效的不道德的法律所容许的邪恶行为，是否应加以惩罚的问题，第三个是他认为在革命或者社会发生剧变后，狭义的法律概念就颇具吸引力，比如二战后，西德司法部门在处理纳粹政府垮台后所遗留的一个尖锐问题时，“就在这种形式下复活了自然法的论据”。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说明了哈特并没有在坚持他的广义法律概念时陷入极端，一方面，他看到了广义法律概念所不得不面临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狭义法律概念的某些优点，这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法学家对自然法学所持的全面否定的态度。
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它作为一门科学，摒弃一切形而上学，仅应研究实在法，并主张法律与道德是无关的，至少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自然法学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的。而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性质不同，联系在于相互影响。他认为任何法律都会受到一定社会集团传统道德的深刻影响，也会受到个人所提出的开明的道德批评的影响，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某种道德或正义；或一个法律制度必须依靠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或一定法律制度的法律效力的根据必须包括某种道德和正义原则。总之法律和道德是有联系的，但并无必然联系。哈特还对法律实证主义这一概念做了一个新的解释：“这里我们说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思，是指这样一个简明的观点：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他的这种观点已然不同于奥斯丁，后者认为，实在法和理想法（或道德）必须严格分开，“法律科学研究的是实在法或严格地说的法律，而不管这种法律的好坏与否。”哈特的观点与凯尔逊的观点就离得更远了，凯尔逊认为不仅要严格地划分法学和正义论（即道德或自然法学说），而且正义问题是根本不能科学地回答的。
同时，哈特还为奥斯丁和边沁辩护，他指出奥斯丁和边沁强调应然法与实然法之分或者是法律与道德之分，其原意并不是否认法律和道德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他们只是为了指出一下两点：第一，在没有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时，不能仅从违反道德标准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不是法律规则。其次，反过来，也不能仅从合乎道德要求这一事实出发，就认为某一规则是一个法律规则。也就是说，区分这两种法律，有助于我们看出两种危险：一种是可能将法律及其权力溶化在人们关于法律是什么的概念之中；另一种是将现行法律代替道德作为衡量行为的最终标准。
四。“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第五章“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中指出，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结合。这是“法律制度的中心”，“是法律科学的关键”。接下来，他详细论述了他的法律规则体系，并在第六章“法律制度的基础”种论证了承认规则是法律制度的基石，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哈特是典型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
另一方面，哈特在承认法律和道德无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的观点，这是他的法理学向自然法靠拢的最集中的表现。哈特认为，人的目的是生存。“我们关心的是为继续生存进行社会安排，而不是为自杀俱乐部进行安排。”因此，根据人性以及人类生存世界的事实的明显判断，也即公理必须又某些行为规则，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中的共同因素，这些行为规则就是哈特所说的“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接着他就列举了对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这种事实的五个公理：
一。人的脆弱性。由于人类的肉体容易被攻击，人类也会攻击他人的肉体，这就是人的脆弱性。所以就需要以否定形式要求人们克制，限制使用暴力杀人或对他人施加肉体伤害。
二。大体上的平等。人们尽管在体力和智力等各方面不同，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强到这种程度，以致没有相互合作还能较长时期统治别人，这一大体平等的事实就说明法律和道德两种义务的基础是一种相互克制和妥协的制度；
三。有限的利他主义。人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者，人的利他主义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律和道德规则的控制，就不可能有社会；
四。有限的资源。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不是无限丰富，唾手可得的，这个事实说明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制度来约束人们，“在利他主义并非无限的地方，需要有一种规定自我约束的常备程序，以便创造一种对他人未来行为的最低限度的信心，以及保证进行合作所必要的可预测性”；
五。有限的理解力和意志力。尽管社会生活中有尊重人身财产和承诺的规则，大部分人也都能服从，但由于人的理解力和意志力的差异，有些人会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以身试法，所以，理性的要求就是“在一个强制制度中的自愿合作”。
以上“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实质上仍旧是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些内容，但被哈特巧妙地揉和在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中了。（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⑷ 现代分析法学家是谁

哈特，
是奥斯丁之后分析法学的最高成就者，没有他的理论，后现代专法学也许没有一属个生长的起点。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被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所追寻乃至追随。

哈特全名为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生于1907年，系约克郡的第二代犹太移民。英国著名法哲学家、新分析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哈特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法理学教授，长期从事法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新分析法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二次大战后西方法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哈特凭一已之力彻底改造了法哲学，并且影响了英国社会对于堕胎与同性恋的法制化思考，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废除死刑的观念。他汲取奥斯丁和边沁的洞见，并结合J.L.奥斯汀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新语言分析哲学，致力于阐明一种可适用于所有法律形式的法律概念，无论这些法律出现在什么时期或什么地方。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在世界各地已经畅销了数十万册。

⑸ 法学流派被称为什么

法学流派即法律学派，是法学界对法学的一种分类方法，较常见的法学流派有：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实证主义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等，其中以自然法学派当今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法学学派。代表人物为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等。

⑹ H.L.A.哈特哈特的简介

曾长期任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1961）、《法、自由和道德》（1963）和《刑法的道德性》（1965）等。他的学说和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构成了20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的两派。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法学界，以哈特与L.L.富勒、德富林、德沃金为中心，开展了战后实证主义法学和新自然法学的长期论战。除哈特外，其他代表人物有美国法学家R.L.萨默斯等人。随着新分析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实证主义法学又有重振旗鼓之势。哈特是在战后“复兴自然法”的条件下提出自己的新分析法学的，因此，他的学说中具有向自然法学靠近的特征。他不仅接受了J.奥斯丁的基本观点，而且吸引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派别——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和语言分析法（通称牛津哲学），作为其学说的一个思想基础。他认为，应放弃分析法学派用以分析法律概念的传统方法，即为词典下定义式的方法。他在50年代发表的几篇论文，如《责任和权利的归属》（1951）和《法理学中的定义和理论》（1953），就以上述方法着重分析了契约和权利等法律概念。

⑺ 西方社会学对社会的解释有哪两大派

在现代西方主要国家中，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通称为“法理学”（英语jurisprudence的一义）或“法律哲学”。这里讲的“现代”泛指自20世纪开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现代西方法理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法律思想；另一个是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因此，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其专业而论，除主要是法学家外，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等。就阶级性来说，现代西方法理学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法理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进行辩护的。

一、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特征

1．派别繁多。在西方法理学史上，17~18世纪时自然法学占主导地位。19世纪时以历史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哲理法学三派为主。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派别逐渐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更为增多。这种派别繁多的特征不仅体现在各派之间或同一派别内部纷乱杂陈的理论观点，而且还体现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术语等方面。这一特征之所以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或这一阶级中特定集团在特定时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学家的不同政治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响。当然，派别繁多也体现了一般资产阶级国家在其统治还比较稳定时的一个方针，学术自由以不危害其统治为限，超过这一限度是不容许的。

2．自然法学在战后的复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崩溃和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倾向法西斯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法学迅速消失，对正义等道德准则持有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实证主义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也有所动摇，强调道德准则的新自然法学或与此类似的价值论法学则迅速复兴或兴起。同时它们的复兴或兴起也适应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后对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学家在论述资产阶级人权学说时是以新自然法学和价值论法学为理论基础的。

3．三大派鼎立。现代西方法理学虽然派别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学、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法律社会学三大派为主。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60年代，分别以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富勒为首的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两大派法学家展开了热烈的、长期的论战。哈特在这一过程中对原先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作了重大修改，创立了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从而与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学相抗衡。早在20世纪初就已兴起的社会学法学战后继续存在，在基本理论上也无甚大的变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趋向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应用法学，其名称也通称为法律社会学。这里应注意的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以三大派为主，但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种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学中有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和非神学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学说（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德沃金的权利论、拉斯威尔的政策论等），虽然不讲自然法，但却都以某种价值作为核心，因而在理论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学的。又如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中既有凯尔森首创的纯粹法学，又有哈特新创立的新分析法学；新一代的分析法学家中又有拉兹的渊源论法学、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等。在社会学法学或法律社会学中，既有战前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斯堪的纳维亚法学、欧洲自由法学、利益法学等等；战后又有强调价值的法律社会学和以行为科学、系统论为特征的法律社会学。此外，也还有些较难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别，例如战前就有的新康德主义法学、新黑格尔主义法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批判法学、新修辞学法学等。

4．三大派相互靠拢。现代西方法理学以三大派为主，形成鼎立之势，但三派又相互靠拢，相互吸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有少数西方法理学家提倡综合法学（或称统一法学）。他们主张，这三大派分别以研究法的价值（自然法学）、法律规则（分析法学）和法的社会实际（社会学法学）为主，但这三种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应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他们的主张并未被普遍接受。我们认为，三大派不仅对法的本质的解释是错误的，而且在研究对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规则可以说是法本身的结构，法的价值和法的社会实际都涉及到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既应研究法本身的内容和结构，也应研究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划分不是偶然的，它们相互靠拢是为了取长补短，加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让位于综合法学。

5．非学法学思潮的影响。西方法理学历来就受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影响。在20世纪，特别是战后，非法学思潮的影响更为扩展。其中较新的影响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对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渗入；新修辞学推动了对法律推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对个别法理学家虽有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很小。功能结构主义、系统论和行为科学对法理学也仅稍有影响。近年来，主要来自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法学也促进了以资源、成本、效用等经济学术语来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来自各种社会学新思想的批判法学更掀起了批判传统法学的运动。

二、现代西方法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1．社会和人性。现代西方法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社会和人性，但他们在论述自己的学说时往往会涉及到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往往会以对社会和人性的某种假设作为立论的基础。例如早在20世纪初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创始人狄骥就提出，社会连带关系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相互促进共同的需要并交换服务；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体现这种连带关系的客观法。社会连带关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还是相当流行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是近年来在西方思想领域中包括法理学中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人物。他在《正义论》一书中认为，社会是人们为实现相互利益而进行合作的事业，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冲突，因此必须要有一批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即社会正义的原则，法治即形式主义。

与这种抽象的社会概念密切联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认为，构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关人性和人类生存世界事实的一些公理，其中一个是人的无限的利己主义与有限的利他主义，再一个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因而没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会。又如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的创始人波斯纳提出，构成他的学说的一个假设是：人是对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现代西方法理学家所宣扬的人性论，一般来源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等人关于人性和私有财产的学说。奥裔社会学家海克在论证“福利国家”与自由、法治对立时就是直接以休谟的人性论作为论据的。

我们认为，社会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在阶级社会中，又是以一定阶级关系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家所讲的社会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会和人性，是离开物质生产和阶级关系的社会和人性，实际上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阶级性当作永恒的社会和共同的人性。

2．什么是法？这是自古以来西方法律思想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在现代西方法理学中，这一争论不仅更为激烈，而且更为混乱。在讲什么是法时，首先应指出，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对法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广的理解。例如美国社会学法学首创人庞德认为法的概念包括三种意义：（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决定的根据；（3）司法、行政过程。以上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种成分：（1）律令；（2）技术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种形式：（1）规则；（2）原则；（3）概念；（4）标准。但有的法理学家，特别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往往将法这个词的范围主要指法律规则（或规范）。此外，他们还根据各自的学说，对法本身作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划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实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马斯主义法学中还有上帝的永恒法），在现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观法和实在法之分；活法和国家法之分；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之分；应当是这样的法和实际上是这样的法之分，等等。由于对法这个词的范围以及划分如此众多，就必然使什么是法的解释更为复杂化。

在众多的解释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义是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从这一定义中，很难看出法的本质是什么。但从他的整个学说来看，他主张法“饮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这也就是说，法的本质是道德。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哈特认为，法是设定义务的第一位规则和授予权利或权力的第二位规则的结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终承认规则，其他规则的效力都来源于它。实际上他所讲的最终承认规则是指国家的立法权，也就意味法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社会学法学派庞德，如上所述，对法这个词的范围作了很广的解释，并将它称为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实际上将法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社会。美国另一个著名法学家、大法官霍姆斯认为，“法是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的预言”。法院将做什么是指法院怎样判决，这种判决又是怎样作出的呢？按照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的解释，判决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法官的个性，这实际上是将法的本质归结为某种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从以上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关于法的概念或定义中可以看出，尽管他们对法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却都否认法的阶级性，否认法最终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因而同马克思主义对法的解释是根本对立的。正因此，他们对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务的解释也都是从超阶级的概念出发，例如：预防或鼓励行为、调节利益冲突、促进合作、维护和平、解决争端、为私人事务提供便利、发挥人的创造性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等等。

3．“应有”和“现实”；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学史中，在19世纪就出现了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之间的争论。其中一个重大的哲学争论是“应有”（英语中的ought）和“现实”（英语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关系。具体到法学中，就有“应当是这样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实际上是这样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关系。战后，随着自然法学的复兴，这一争论也更趋势烈。实证主义法学家认为，“应有”和“现实”是截然分开的，法学家仅研究“实际上的法”。有的更认为，“应有”只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只有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法律学说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应当是这样的法。他们主张应有和现实截然分开的根据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即“应有”是不可认识的，一个“应有”只能来自另一个“应有”，而不可能来自“现实”。与此相反，新自然法学家则反对“应有”和“现实”之分，认为这种划分模糊了对法的本质的认识，甚至导致对专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们对这一争论又怎样认识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 时就评论过这一争论，他在1837年致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讲到，他在学习法律哲学时的一个使他感到是严重障碍的问题是“应有”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就哲学上讲，他当时还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已明确指出，“应有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的对立“是唯心主义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他主张，在研究法、国家等哲学方面，“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2）。我们也认为，在研究法的过程中，会存在对法的价值判断（即它应当怎样）和法的现实（即它实际上怎样）这两种认识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不应将它们截然割裂开来。法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使现实的符合这一阶级的理想或价值判断自然会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但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求得二者之间的一致。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往往将“应有”和“现实”之间的对立同道德和法之间的对立等同起来。他们主张，法与道德无关，至少并无必然的联系，因而法学仅研究法律，而不问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们主张广义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恶法都是法。狭义的法律概念则主张只有良法才是法。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错误也在于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法和道德。问题的关键是：这是指哪一阶级的法，哪一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的法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一般来说，当然是对立的。统治阶级的法和道德则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毕竟是有区别的。将法和道德等同起来或将法的本质归结为道德都是错误的。

4．什么是法制或法治？这也是现代西方法理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主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和争论。这里应注意，英语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词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词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这一提法连用。

有的思想家、法学家从19世纪流行的自由个人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法治旨在保护个人自由、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因而在战后，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所谓“福利国家”政策并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时，在法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法治与“福利国家”是否对立的争论。少数人认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规则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这种了解安排个人的事务。因而政府扩大经济职能必然会侵犯个人自由、权利以及保护他们的法治。但大多数人认为，在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必须扩大，要倒退到19世纪的最小限度国家职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因而个人自由、权利、法治同“福利国家”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适应的。但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法学家中，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法治仅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自20世纪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项原则，即法的一般性、公开性、不溯既往、明确性、没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后，法制或法治原则已成为法理学著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一般都在以上八个原则上加以修改、扩充。例如主张应补充司法独立、司法审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开审理、律师咨询、防止警察机构滥用机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学家还论述法治的价值有对专横地行使权力实行制约，为人们选择生活目标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严等。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则，但他们反对富勒将这些原则称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内在道德”。结果在法制原则问题上又展开了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传统争论。有的实证主义法学家认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价值，但这种价值是消极的，即限制专横地行使权力，而且这种专横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认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实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务于邪恶的目的。总之，对法制的作用不应夸大，因为法治本身毕竟不是一个最终目的。

一般法学家认为，在希特勒统治下，法制极端败坏，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实行秘密法，在审判中根本不顾法律，甚至不顾纳粹党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时，干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个别法学家主张，法治仅代表一种“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会，包括法西斯统治的国家，都处于法治之下。

我们认为，现代西方法学家在法制、法治问题上，就像什么是法一样，形式上是讲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实质上只是讲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们对法制原则等问题的分析，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法制的运行机制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每个国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学家所讲的什么先验观念的体现，也不是像实证主义法学家所宣称的单纯的现实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5．正义、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这些词在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是常见的。在西方法理学中，也充斥着关于法与正义、自由等关系的论述。根据唯物史观，我们应该在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这一基础上来分析法与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关系，从而就会发现这些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但很多现代西方法理学家却将正义、自由等观念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

有的西方法理学家主张正义是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应将它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但大多数人认为法与正义的关系是法学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问题。但他们对正义的含义，却众说纷纭。较多的人强调平等，也有的强调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张这些含义的综合。他们对什么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现代西方法理学家一般都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既保护个个自由、权利，但也对滥用自由、权利的行为实行制约。但在这一问题上，经常出现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他们一般认为国家主权与个人自由或人权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因此主权与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国家主权和人权这两种观念都是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市民阶级的发展而兴起的，在历史上都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现代，对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人权都是不可少的。关键问题是，必须注意这是指哪一阶级的主权和人权，这是在什么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关系，现代西方法理学鼓吹主权和人权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动机的。

三、怎样评价现代西方法理学

从以上所介绍的主要理论观点看，现代西方法理学在论述社会、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义、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是：在形式上讲的是抽象的社会、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实质上都是指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性。并且对它们加以肯定和颂扬。这种理论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这里体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法理学，从而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对现代西方法理学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绍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错误的。当然，这也不是说对现代西方法理学应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从总体上讲，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还是可以批判地借鉴的，有些知识性的东西固然有参考价值，有些理论观点也是有启发意

⑻ 新自然法学是以下哪一位法学家的重要观点

第一节 多重视角的法律观
站在不同的角度，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解和认识是多种多样的。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多角度的观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法律观。
一、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1）命令说。这一理论始于法国人博丹。博丹创立了主权学说，为法律命令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布斯认为，法律“对于每一个臣民说来就是国家以语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志表示命令他用来区别是非的法规。”功利主义法学的边沁说，法律是国家行使权利处罚犯罪的恐吓性命令。分析法学派的奥斯丁则将法律当成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群体必须这样或那样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而且约束或责成劣势者。”奥氏还用命令、义务和权利三个术语来解释法律的概念。（2）权力（强制）说，即将法律作为权力或强制的表现。如中国古代法家商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3）意志论。古代社会人们认为法自神或上帝出，法乃神意的体现。近代以来，法律往往被认为是人（立法者）意志的体现。如自然法学派卢梭认为，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在签定社会契约时，人们让渡全部自然权利，交给主权者群体。而人民主权就意味着执行公意，公意的所有表现形式是经由多数决策的方式达致的。因此，法律即公意的体现。（4）规则（规范）说。如中国古代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中世纪西方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切行动的行为准则或尺度。”现代西方分析实证法学派更是明确将法律当作规则或规范。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认为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秩序。英国新分析法学派哈特认为法律是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的结合。主要规则设制义务，次要规则规定权利。
二、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
跟立法者立场的法律观适成对照的是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流行于具有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正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英国法基本上是一种判例法（case law）；它的规范基本上应到英国各高级法院所做判决的判决理由（ratio decidendi）中去寻找”，相应地，“英国的legal rule是针对具体案件的，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为了解决这个案件而提出来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司法者立场的法律观在英美国家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以致英国法学家边沁试图改革英国法制，但收效甚微。司法者视角的法律观，择其要者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我所说的法律，是指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言，而绝不是其他什么空话。”美国法学家格雷说：“法只是指法院在其判决中所规定的东西，法规、判例、专家意见、习惯和道德只是法的渊源。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这种法律观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以致于法律径直被视为法院所做的判决。如美国法学家卢埃林说：“法不是本本上的官方律令，法存在于官员或平民的实际活动中，特别是存在于法官的审判活动中。官员关于争端所做的就是法律。法学家弗兰克说：“就任何具体情况而言，法或者是实际的法，即关于这一情况的一个过去的判决；或者是大概的法，即关于一个未来判决的预测。”当今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持司法视角的法律观。德氏认为法律具有解释性质，法律在解释中得以完成。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由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法律解释纯然是一种司法活动，并不存在像我们国家那样的立法解释。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观是一种典型的司法视角的观点。
三、社会学视角的法律观
社会法学派的出现，是二十世纪西方法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这给法律的概念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角。社会法学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法学，主张将法律置于社会当中，通过法律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结合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法律。社会法学侧重从法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及具体效果诸方面来界定法律的概念。这对西方传统的法律观构成一种严峻的智识挑战。如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是一项“社会工程”，是依照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目的在于以最小限度的牺牲尽可能满足全人类的需要。由此庞德还进一步分析了法律的结构，提出了律令-技术-理想这一法的模式理论。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明确主张法律发展的重心在社会本身而不在国家。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法律的概念，第一，法律由国家所创立；第二，法律是法院或其他审判机关判决的基础；第三，法律强制是判决发生效力的基础。埃利希进而把法律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另一类是社会秩序本身。法律作为社会秩序本身，埃利希称之为“活法”。埃利希认为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这种传统的法律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法律的一小部分。因而他强调对“活法”的研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卢埃林曾依照庞德关于“书本上的法律（law in book）”和“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之分的观点，区分了“纸面规则”和“实在规则”。并认为真正的法是后者，因此提出“官员们关于争端做出的就是法”。德国法学家赫克等为代表的利益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利益的冲突、矛盾和斗争。法律规范构成于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或原理。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当今美国行为主义法学派布莱克认为：“法律存在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中，而非存在于规则中”。当今西方法人类学家还提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这种法律观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影响到我国法学界，表现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理论探讨。
四、伦理学意义上的法律观
法律、道德与宗教是人类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层面上表现为应然法（自然法）与实在法（制定法）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法学史上一个基本问题。从伦理学视角去看待法律，在西方有久远的历史渊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即认为法律“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罗马法学家杰尔苏将法定义为“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则认为，暴戾的法律既然不以健全的论断为依据，严格地和真正地说来就根本不是法律，而毋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滥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是人的理性的体现，是正义的体现。自然法先于并高于实在法而存在，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必须符合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因而法律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可见自然法学派的法律观从本质上乃是一些道德标准和要求。而德国古典法哲学强调法与自由的内在联系。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是普遍的自由法则。20世纪新自然法学派依然坚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离，法律具有道德性。因此纳粹德国制定的违反人道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总之，伦理学视角的法律观贯穿于整个西方法学史。这表现为西方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论法的独特思维模式。这也是造成法（主观法）与法律（客观法）相区分、法与自由、正义与权利密不可分的内在原因。与此相反，西方分析法学坚持法律和道德相分离，主张“恶法亦法”，而将“作为正义的法”等同于“作为立法者意志的法律”。进而从本质上，跟自然法学相反，将法律归结为人的意志的体现。在西方法理学中，理性论与意志论构成两种相对立的法律观。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它所讨论的主题与西方不同，它并不侧重于法律和道德在本体意义上的关联，而注重于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只是法律和道德那一种更加适合于作为统治的工具。儒家的主张最终占据上风。伦理法构成儒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精髓，德礼优于刑政。由此中国古代法从属于礼。不仅法律的制定受伦理原则的支配，而且司法裁判也渗透者德礼的理念。这造成中国古代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沦为君主意志的统治工具。因此，中国古代法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法”。
第二节 法律的基本特征与法律思维方式
一、法律的基本特征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通常把法律的基本特征表述为：法律作为不同于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内容和强制性等属性。这种观点的根据有二：一是从法律概念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出发点与运作中心是国家和政府；二是从法律运行层面上，上述法律特征的界定暗含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法律运行模式。上述归纳的缺陷在于，将观察对象局限于国家法。这是一种立法视角的法律观的产物。尽管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属性，但是它仅仅是从一种角度所作的归纳，而忽略了其他的角度和方面。跟现代法治相对应的法律的基本特征在于：
第一，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客观性等规范属性。
社会规范的种类很多。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风俗礼仪、规章纪律和乡规民约等。法律只不过是社会规范中的一种。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相区别的地方在于，法律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因而法律并不涉入对人的思想的调整。而道德规范是通过思想控制来规范社会关系，习惯是通过社会思想观念来调整社会关系。马克思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因而法律是经由规范和调整人的行为而发生作用的。
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这具体表现为：(1)普遍性。不同于那种个别性调整，法律本身即预设了规则（规范）的存在，而规范（norm）这一术语源出于拉丁文norma一词，它意指规则、标准或尺度。所以法律具有一般性、抽象性、概括性。它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或事，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因而可以反复加以适用。从法律效力层面上，法律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对人及对事等方面具有普遍约束力。从深层次上看，这种反复适用和普遍被遵守的法律具有内在普适的道德性。这也是西方法律往往跟公平、正义、权利等相联系的重要原因。法律的这种普遍性甚至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当今法律移植和法律全球化、统一化之所以可能，即在于此。(2)确定性。法律是对以往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确认，并以法律规则为主要构成要素。而法律规则又具有较高的明确性、具体性和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法律是社会中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司法过程端赖于法律规则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进行法律推理，由此保证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的立法活动和法学研究中实证分析法学的兴起都促使人们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法律的确定性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3)客观性、合理性。现代法治的另一根基在于法律是接受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的规则，具有消除和限制人的恣意行为的功能，因而现代法律具有一定的客观属性。德国著名的思想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要求法律可以理性地算计，西方法律由此表现为一种形式合理性。法律的功能即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能够大致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便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交往。法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即源于人们行为关系中的合目的性、可预期性，由此限制和消除人类行为的盲目性、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的客观性具体表现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表现为对法律解释唯一正确解释的探求。现代法治理论之根基端在于此。因为法治乃规则之治，是用客观的外部规则限制人的主观恣意。
第二，法律是出自于国家并植根于社会基础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规范。
这是从法律的本体来源进行的界定。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表明，法律是多元的，既来自于国家，也出自于社会。就前者而言，法律通常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行为规范。有人认为，制定、认可和解释是法律创制的三种主要方式。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法律解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司法活动，应该归属于司法的范畴。但是将法律等同于立法的法律观在我国极为盛行，而立法概念的外延往往又被扩及容纳解释法律。这是上述观点的内在逻辑。事实上，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是国家制定和认可。制定是通过立法活动产生法律规范，而认可则是国家对既有社会规则予以承认并赋予其法律效力。这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认可：一是赋予某些道德、宗教、风俗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规范以法律效力；二是承认、签定或加入国际条约，认可国际法规范使之在国内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在具体案件中通过司法裁判形成某种规则和原则并使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律解释不是法律创制的方式。
第三，法律具有功能上的强制性和本体上的正当性。
强制性是之将强权、压制、强迫和制裁作为法律的标志和特征。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国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地位的提高甚至于达到垄断，法律的强制观念渐趋凸显。这一观念在西方法学史上经历了由法国人博丹到英国的霍布斯最终到分析法学派奥斯丁的学说发展。强制论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法律基本模式上，视法律为主权者的命令。在权利和权力关系中，视统治者权力至上。自20世纪以来，西方法理学各派不约而同表现出淡化乃至消解传统的强制性观念，即在承认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基本特征的地位。这标志着当今西方法理学在法律概念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
第四，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
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法学界明确将权利和义务概括为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确实是表征法律进而使之区别于道德、宗教、习惯和纪律等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的一切部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并且全面表征和体现法律的价值。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与权利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拉丁文jus同时具有权利、法律和正当几种含义。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往往称为主观法（权利）。从法哲学上，当法律规则设定权利和义务时，亦即当法律用于表示立法者意志时，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体现出的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立法者“意志”。在这里，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则所表达的是：某个人“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而不意味着任何人真正“要”他那样行为。从此意义上，法律属于“应然”的范畴，而不属于“实然”的范畴。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法学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可量化性。法律通过规则或规范以授权、命令或禁止的形式规定权利和义务，调整人们的行为，进而调节一定的社会关系。当然，按照唯物论，一切社会关系的背后无不包含某种利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正是将各种社会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利益，以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从法律作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进一步派生出的特征。
二、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在对法律的概念有个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再来探讨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于以法学为业的学生而言，培养和形成专业法律思维是今后从事法律职业的关键一环。
所谓法律思维，是指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专门的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论证和解释等活动的一种职业过程。而法律思维方式就是运用法律思维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在人类长期频繁、反复的法律职业活动中逐渐会形成特定的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形成，便保持和延续下去，并以特有的思维定式依附于法律共同体。因此法律思维方式伴随着法律的职业化而出现，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日本学者田中成明将法律思维方式的特征概括为教义学的性质、过去导向性、个别性、结论的一刀两断性及其推论的原理性、统一性、类型性和一般性。季卫东先生将其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断论推理为基础这三个方面。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是一种重形式正义、重程序、重形式意义的合法性思维。总结各种观点，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尽量按照普遍性的形式规则和法律程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处。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运用法律语言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法律语言不同于一般大众语言，它具有一套独特的概念和术语，即法言法语。一般说来，法律语言用词较为准确、表达力求平实、简练和明了。语词运用注重规范和统一，强调语义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崇尚法治，那么法律语言就会成为广受推崇的语言，几乎可以成为普通语言。托克维尔说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迟早要变成法律问题。当今中国法治建设就应当培育法治的公共话语，让全社会接受法治观念、意识、精神及思维逻辑。确立法律至上和权威性的观念。法律家首先应当能够运用法律语言进行思考、表达和处理问题。
其次，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思维方式。法律活动并不单纯以实体公正为唯一目标。而且追求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对某些疑难案件来说，“实体公正总是招致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法治只能维护有限度的正义。而程序是一种相对自治的、在国家设定的严格制度的空间里进行运作。正如季卫东所说：“法的推论是实践性议论的高度制度化和形式化的特殊类型。法的推论是在一定的组织、制度和程序里进行的，必须严格遵守证据和辩论的规则；其论证技术也经过特殊的训练，侧重于寻求公平而合理的决定的适当理由。”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自于法律活动（特别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被动性、中立性、公正性、公开性和裁断性等。因此，程序化的思维也是实现法官忠诚于法律的重要一维。正是在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空间里，法律的客观性的理性价值才得到充分的体现，恣意因素得以摈除到最小化。
再次，法律思维方式遵循一套严格缜密的逻辑。思维均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的。法律家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是坚持三段论推理方法。解释学上使用的一个基本概念是subsumption即涵摄或归摄，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诸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之下，以获得特定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过程。亦即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判决的过程。由此将法律规范与事实、普遍与特殊、过去与将来的缝隙织补起来。因此法律思维专业逻辑不同于其他政治思维、道德思维及大众思维的逻辑。法律思维逻辑在严格的制度和程序空间里表现出高超的形式理性与技术理性。现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即在于此。相比之下，其他思维逻辑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情感性趋向。
最后，法律思维方式所追求的结论只能是尽可能的令人接受，而不可能达到绝对必然的“真”。因此注重对做出的决定出具正当化的理由以保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在审判活动中这表现为确定性和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来判断事实只能做出是或否的判断，而不能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在陈述许多问题时，只作客观描述而不带价值评判。法律家只能根据符合设定的程序构件的当事人的主张和举证重构案件的事实。不能大胆设想而只能小心求证。在此基础上做出决断。并且做出的结论是明朗的、非此即彼的，而不能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尽管有时候其妥当与否还有待探讨。法律思维不同于政治和行政思维，后者具有“权衡”、“妥协”的特点。正因如此，法律思维方式要求具备一套高超的证据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原理和技术，在司法过程中要求法官给出充分的判决理由。
三、法学教育与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
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如柯克所说：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无独有偶，美国法官波斯纳亦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他认为实践理性是一个“杂货袋”，其中包括轶事、内省、想象、常识、移情、非难动机、说话者的权威性、隐喻、类比等等。总之，这是一门职业性很强的活动。但是中国历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家，法官从未形成一种专门的职业。历来的传统是“县令兼理司法”，法官与行政官员身份合一。现今中国司法依然被严重行政化。法院往往被视为体系严密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司法的职业化程度与专业化程度甚低。具有成熟的法律思维方式的真正法律家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
培育中国的法律家阶层，无疑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一环。这不仅需要科学地对待法律家，给予其更多的理解与尊重，为形成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也对中国法学

⑼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由（ ）最早提出的。 (5.0 分) a 哈特　 b 博登海默　 c 阿里克西　 d 乌尔比安

d 乌尔比安。

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最早起源于古代罗马国家，首次明确将罗马法划分为公法与私法的是乌尔比安。其认为：“公法是关于罗马帝国的规定，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规定”。从乌尔比安的这一理论可以看出，划分公法与私法的首要标准是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

随后罗马法学家在乌尔比安这一学说的基础上，又继续了这一划分，查士丁尼《学说汇纂》指出：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之间的协议变更，而私法规范则是任意性的，对当事人来说“协议就是法律”。

这表明，公法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当事人必须无条件遵从；而私法的规定则是任意性的，可以依照当事人的意志而更改。根据乌尔比安的学说以及后人对这一学说的发展，罗马法中的各项制度都以此为标准被分别纳入“公法”或“私法”的范畴。

罗马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其研究重心集中在私法方面：

罗马法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其研究重心集中在私法方面：

公法几乎没有涉及，因而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只是形式主义，远没有达到对一种成熟的分类体系进行宏观划分的地步。公私法的划分最终得以确立是在17、18世纪，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统治。

确立民主政治时，决定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主张制度化、法律化时，公法才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公私对峙的二元划分理论。公法发展起来后，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日益明显，公私法的分类也就最终确立了。

⑽ 世界著名法学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孟德斯鸠、杰里米·边沁、萨维尼、霍姆斯、韦伯、庞德、哈特、德沃金、波斯纳
以下是我网络的一些节选，希望对你有帮助。

格劳秀斯，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被人们同时尊称为“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曾任律师、司法官和外交官，1618年因卷入荷兰政治、宗教冲突而被监禁，1621年脱狱成功，避居法国，长期从事写作。自1634年起任瑞典驻法使节，1645年从瑞典返回时病死于途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面。在他的法学著作中，有一本是他在被监禁期间所写的关于荷兰古代法和罗马法的书，名为《荷兰法律导论》，其他三本都是关于国际法的著作。
孟德斯鸠，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萨维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 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该派首创人G.胡果(1764～1844)的学生。贵族家庭出身。1800年开始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大学任教。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他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年-193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曾加入美国联邦军参加内战，1866年成为律师，1882年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出任该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至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霍姆斯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奠基人。他在《普通法》一书中针对法律形式主义倾向，提出了著名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的法律经验论和“法律是对法院将要做什么的预测”的法律预测论，阐述了有限遵循先例原则，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和判例法提供了法理支持，揭示了美国普通法的精神，吹响了美国法哲学的号角。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1870年，庞德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Lincoln。庞德在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学习植物学，分别于1888年和188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889年，他到哈佛大学法学
院学习，一年后转到西北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读完了法律学位。他返回内布拉斯加州开业当律师，继续他的植物学研究。1898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 , 1931—— ）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批判者。
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人们从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