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立法准则

1.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破产立法采取的立法准则是什么

【1】企业,《破产法》第一条
为规范企业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制定本法。
【2】属于A，清算主义。（尽管说的“主义”二字不恰当）

2. 宣告企业破产的法定条件有哪些

宣告企业破产的法定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章第一节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第八条 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

破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目的；申请的事实和理由；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债务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申请。

拓展资料：

破产，是指债务人因不能偿债或者资不抵债时，由债权人或债务人诉请法院宣告破产并依破产程序偿还债务的一种法律制度。狭义的破产制度仅指破产清算制度，广义的破产制度还包括重整与和解制度。破产多数情况下都指一种公司行为和经济行为。但人们有时也习惯把个人或者公司停止继续经营亦叫做破产。

3. 破产法的基本原则

破产立法应当贯彻以下基本原则：
1．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原则
《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破产程序属于广义的民事诉讼程序的范围，其性质属于司法程序，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处理也是在行使国家的司法权。如同人民法院处理其他民事案件应当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一样，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处理也应贯彻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这一原则落实到破产程序之中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破产程序中的当事人，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其他程序关系人，都应有独立的程序权利，包括独立的申请破产权和被申请破产的资格；独立的程序决定权和选择权；独立的和解与重整决定权；等等。这些重要的程序权利，当事人应当能够独立行使而不受干预。二是人民法院应当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包括：对是否受理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独立的决定权；破产程序的进行，应由人民法院行使指挥权和监督权；对破产清算组等程序机构的组建应当实现社会化和专业化；和解与重整程序的开展应当实现司法化和规范化等等。用这些要求来衡量我国现行破产立法中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的破产程序中，行政干预司法、破产司法权独立性不够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企业破产法 (试行))第8条规定，债务人只有经其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才享有申请破产的权利；该法第17条规定，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享有对该企业的申请整顿权，企业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该法第24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等等。这些规定都明显地带有行政权渗透司法权、司法权受行政权制约的浓重色彩，并妨碍着破产司法机制的正常形成。我国将来的破产立法无疑应当撇除这些行政性因素，确保破产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2．债权人自治原则
破产事件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概括解决民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的非诉讼事件；破产程序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指在人民法院的指挥和监督下，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整理债权债务关系的活动和过程。所以，破产案件具有私权纠纷的性质和特点，它尽管往往关涉到众多的民事主体，但一般与社会公益或国家利益无关。基于破产程序的非讼性质以及破产案件的私权内容，破产法应当实行债权人自治的原则。所谓债权人自治，实际上是一种由债权人对破产程序中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的自我管理形式。实行债权人自治的主体形式主要是由全体债权人构成的债权人会议以及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当然，每一个债权人都是债权人自治得以发挥作用的原始单元，他们的意思表示不受破产法以外的制约或限制。债权人自治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实体自治和程序自治两个方面。实体自治主要表现在对债权数额及其性质的调查和讨论、对是否与债务人达成和解的讨论和决定、对是否同意债务人进入重整程序的讨论决定以及破产分配方案的讨论决定等等方面。程序自治主要表现在对破产清算组成员的选任与委派、对破产程序的实施进行监督以及对各种性质破产程序之间相互转化作出决定等等方面。债权人自治这个原则的贯彻落实，要求破产立法应当始终从债权人如何利用破产程序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视角予以设计和规制，而不是从人民法院如何行使对破产案件的审判权这个角度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的审判权集中体现在它的监督权和指挥权上，其目的主要在于对债权人自治权予以限缩和制约，从而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债权人对债务人滥用破产程序权。
3．公平原则
公平是破产程序应当实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是破产程序应当贯穿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对债权人而言，公平原则一方面要求对在实体法上具有相同性质的债权人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从而体现破产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要求对在实体法上具有不同性质的债权人做到区别对待，形成先后次序，从而体现实体法的原则精神和价值追求。作为前一方面的具体表现，破产法应当就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申报权、成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权、表决权、异议权、监督权、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权、对破产财产的按比例分配权等等重要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作出明文规定。作为后一方面的具体表现，破产法需要将各种性质的债权或权益区别开来，分别就诸如破产费用、共益债权、劳动者工资与其他费用、国家税款、别除权、取回权、抵销权、普通债权以及劣后债权等等的实体权利的构成要件以及实现途径、先后顺序作出明文规定。对债务人而言，公平原则要求破产法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对债务人合法权益以及再生能力的维护。这具体体现在债务人所享有的破产申请权、强制和解权、破产重整权、自由财产权、破产免责权、复权申请权等等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方面。此外，破产立法还应注意对破产程序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债权人代表、破产清算人、和解监督人、重整
执行人等等这些特殊破产机构或人员的权限和报酬作出合理规定，也是公平原则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具体表现。可见，公平原则是破产法律关系主体享有各种权利的理念基础，破产法就其本质内容来说无非是对这种种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具体规定而已。
4．效率原则
现代司法程序的重要价值指标之一便是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化解案件的能力与比率。这就是所谓的效率价值或效率原则。效率原则也是我国破产立法所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原则。效率不仅指办案速度，而且还指处理案件所换取的效益，效益内含于效率当中。办案效率变低，意味着当事人发动和利用破产程序所耗费的成本增大。当这种成本之和大于可能得到的效益时，当事人自然不会积极地诉诸并利用破产程序。可见，立法者对效率原则的重视程度在一定的意义上决定破产程序的完善程度。
效率原则对破产程序的建构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一，破产司法的公正性。破产司法如果失去了起码的公正性，效率原则便无从谈起。司法的公正性是破产立法实现效率原则的前提条件。其二，破产程序的合理性。效率原则要求破产立法在破产程序的设计和构筑上符合科学性、合理性和经济性的要求。破产法虽然在内容上是由实体法和程序法共同组合而成的，但主要是程序法。程序合理性的要求应当贯穿始终，比如破产程序的入口程序、破产程序的转换程序以及破产程序的出口程序，都应当符合程序原理的内在要求和一般规律。这要求破产立法应当以处理破产案件的逻辑顺序为基本线索，以破产程序中出现的各种方法、手续、阶段、过程和环节为程序单元，建构出科学合理的破产程序。程序合理性是程序效率性的基本保证。其三，破产程序行为的期间性和失权效。期间制度是程序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立法也应当体现和落实破产法律关系主体实施破产程序活动的各种期间或期限要求。这既是破产程序立法的应有之义，也是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破产立法正是通过各种期间制度的规定，使各种破产程序行为有机地、内在地连接起来，构成了统一的、具有内在协调性和紧凑性的整体。与期间制度紧密相联的是失权效制度。破产程序中的失权效制度是指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破产程序关系人不实施某种破产程序行为就失去再次实施该行为的权利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破产立法应当规定逾期申报债权、逾期申请和解或重整、以及逾期完成和解程序或者重整程序等等方面的失权效果。此外，破产案件的审限制度也是期间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四，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人民法院审理简单、小额的破产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这在国际惯例中称“小破产”②。简易程序显然是效率原则的体现，我国破产立法中有必要规定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应当体现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审判组织的独任制。普通的破产案件应当采用合议制，而简单破产案件则可采用独任制。这同诉讼案件的审判组织建构原理是一致的。二是通知方式的简便性。在简易破产程序中，除诸如破产案件的受理、破产宣告、债权申报以及破产案件的中止、终结等重大程序事项外，人民法院仅需向有关当事人及程序关系人发出书面或口头通知即可，而无需如同普通破产案件那样发出公告。三是行为期间的短暂性。比如人民法院审查、受理破产案件的期间、申报债权的期间、审理期间、整顿及和解期间等等，均可相对普通破产案件来得短暂。四是程序机构的精简性。在简单的破产案件中，是否有必要组成债权人会议，可由人民法院视情形斟酌决定，而不必像普通破产；件那样当然地组成债权人会议。人民法院决定不组建债权人会议的，应当指派或者选任债权人代表参加破产程序。此外，诸如破产清算组、和解监督组、重整委员会的成员人数也可相应减少，甚至可以是单独一人。五是程序类型之间的易转型。简单破产案件也同样可以适用清算、和解与重整程序。但人民法院审理简单的破产案件，可以灵活地适用破产程序中的三大分支程序。在清算程序中，人民法院只要认为有此必要，即可在当事人的申请下随时转变为和解或重整程序；在和解或重整程序中，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转变为清算程序。此外，在和解与重整程序相互之间也，可以灵活地转变，不必像普通破产案件那样依严格的程序进行。

4. 破产法51条的疑问

这个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破产法51条立法意旨及合法性；第二、合同的相对性；第三、保证人权利的其它保护。

第一、首先，破产法第五十一条与《担保法》三十二条，担保法解释44条，是一脉相承的，立法意旨相同：但主债权人怠于向主债务人主张债权时，赋予保证人以预先追偿的权利，避免因债权人不参加破产分配而给保证人带来额外的损失。因为债权可以再债务人破产的情况下根据破产法及担保法享有要求债务人或保证人履行清偿责任的选择权，但是保证人确没有选择是否履行的权利。如果不赋予保证人预先的追偿权，债权人坚持要求保证人履行担保责任，而放弃对债务人的债权，随着破产程序的推进，保证人的追偿权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直至清算结束后完全无法追偿。

其次、赋予保证人追偿权但是加以主债权人没有申报这一条件是破产程序的内在要求。因为如果允许两者同时申报无异于重复清偿，与破产法公平清偿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

第二、合同的相对性
2是主债务人，他与3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主债权债务关系，独立于1与3的保证关系，这是合同相对性的内在要求；当然，1与3的保证关系也是独立的合同关系，且是单务合同，在这层关系中1不求回报，只承担2不能对3履行债务时履行债务的责任。所以，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3要求1承担保证责任，1没有法律依据拒绝承担，这是合同相对性理论运用在本案中的必然的结果。
第三、保证人权利的其它保护

1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1会通过其他关系来谋取回报及交易安全。 一般而言1会通过与2缔结其它协议谋取回报，或者是报酬、或者是其他利益，比如比较常见的互保，并且可以为担保行为设定反担保以增加“交易”的安全性，根据这层法律关系1是可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如果1没有采取这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所以也不可能强加给当事人以保护。

5. 我国现行法律对金融机构破产有哪些特殊规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由于市场变化以及管理团队经营能力的差别，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经营困难、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既有可能通过重整或和解方式走出困境，起死回生，也有可能从此陷入破产，最后走向清算注销。

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国家投资设立，而且是作为事业单位运行，因此对于金融机构不论因何种原因出现的经营困境，均由国家出面解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与完善，对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问题要逐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即要通过重整或和解使其缓解纠纷走出困境，或者通过破产清算走向“死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起草过程中，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有人主张纳入《企业破产法》，使金融机构的重整破产完全按市场规律办事；也有人主张不纳入《企业破产法》，直接针对金融机构破产制定专门法律。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通过的《企业破产法》作出了将其纳入该法的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及国外立法概况

金融机构，即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从事某种金融业务的企业机构。由于国家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分别制定有若干不同的法律，金融机构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此外，金融机构还包括依法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如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关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其市场经营中由于市场变化或经营方面的原因，也会发生一般企业一样的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或者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情况，需要依法终止经营，解散机构，清理清偿债权债务并消灭法人资格，即需要依法进行破产。

在破产过程中，金融机构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点：第一，金融机构所从事经营的资产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公司的自有资本或者固有财产，包括企业设立时由股东投入的出资与经营所形成的资产，为公司资本与权益；二是由金融机构管理的客户财产，包括吸收客户的存款，接受委托的投资，吸收的保费，管理的保证金等。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要以两部分财产来进行，他们既不能只管理客户财产而放弃管理自己的财产，也不能只经营自己的财产而将客户的财产弃之不理。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将其自有资产与管理的客户财产严格分离，甚至进行物理分离，严禁将两种财产进行混淆经营，特别禁止侵占客户的利益。金融机构破产时，能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只限于其自有财产，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第二，由于上述特点，一旦市场变化或出现经营失误，造成的损失就不仅是金融机构自己的损失，也势必同时造成客户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金融机构不能拿客户的财产清偿债务，也往往会导致不能“完璧归赵”地归还客户财产。第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关闭涉及人数众多，关系到社会稳定，如果启动破产程序，必须经监管机关批准。

对于金融机构破产问题，国外通常采取参加保险或建立基金的做法，即在有关金融机构开业时，就要参加保险或者参与相关基金，向其投入一定的费用，一旦这类金融机构破产，就可将破产事务移交保险公司或有关机构进行处理。

世界各国破产法对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定也各有不同，有的直接适用破产法，也有的由专门法或特别法加以规定。德国是在破产方面针对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德国通过立法建立了金融机构破产的预警机制，设立了专门的联邦银行贷款监督管理局，各类银行每年须向监督管理局上报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监督管理局对银行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对风险较大的银行实行以下措施：进行放贷限额管制；必要时冻结银行资金；重新选择银行主管；禁止银行向其股东分红；派员进驻银行以改善其工作。二是对危机严重的银行从严处理，措施包括：全面冻结银行资产(即停业)；积极寻求新股东注入资金以挽救危机(最长不能超过六个月)；申请银行破产(只有监督管理局才有此权力)。三是注重预警机制，实行银行再保险基金制度。即要求所有银行在开业时按业务额自动交纳一定会费形成基金，一旦银行破产，以此基金支付储户。美国的破产法适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该法规定国内保险公司、银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住房贷款协会、信贷协会或工业银行、股票经纪人和商品经纪人、投保银行等类似机构都属于该法规定的破产主体。俄罗斯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和特殊主体破产规定得比较详细，除在该法第九章对金融机构，包括信贷组织、保险组织、证券公司等的破产作出规定外，又制定了单行法，如适用于俄罗斯银行业的《关于“信用机构破产”的联邦法》，作为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的支持法。

我国《企业破产法》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规定

金融机构破产总体上属于企业破产，要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则与程序，但金融机构有自己的特点，也不能完全依照该法的所有条文来执行。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点，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这一规定要求：

第一，金融机构达到破产界限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这对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权力。在一般企业的破产中，能够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只有债务人与债权人，以及处于清算中的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如法定代表人、高管、股东等。而在金融机构破产中，需要破产的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通常都不会主动提出破产申请，其风险和债务会继续积累、扩大。本条授权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有关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金融监管机构对其监管的金融机构的风险既了解得比较详细，其评价也比较客观，规定金融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或重整申请对于及时防范、发现和处理这种经营风险十分必要，也有利于对出现经营困难的机构进行及时救助，使其摆脱困境，起死回生。国外很多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有的甚至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只能由金融监管机构提出。当然，本条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提出破产申请的规定，并不排除金融机构本身及其债权人依法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

第二，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或托管措施，采取必要的手段对其进行救助与 “整改”，使其摆脱困境。这是其他有关法律对监管机构的一种授权，即对于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采取的相关救助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保险公司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严重危及或者已经危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该保险公司实行接管。该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接管组织的组成和接管的实施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并予以公告。

第三，对于对有关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允许监管机构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如以商业银行为被告的经济纠纷，以信托公司为被告的商事纠纷等。这一规定是针对当前金融机构清算中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应对之策。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绝大多数是由金融监管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接管、托管等风险处置措施的。在此期间，经常发生债权人通过向各地法院提出诉讼或对诉讼结果要求强制执行，抢先取得金融机构的财产，使金融监管机构采取的行政处置措施无法正常实施的情形。为了顺利处置出现风险的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有关监管机构只能进行个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法院中止对被接管、托管的金融机构的民事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即所谓“三中止”)。但由于法院采取“三中止”措施法律依据不足，也引起一些当事人的非议，为此，上述规定为这种“三中止”措施的采取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对这样的申请进行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要求的，应裁定对该申请予以支持，待接管、托管人接管相关业务后，再依据有关法律对这种中止的程序进行恢复或采取其他形式进行处理。

金融机构实施《企业破产法》相关办法的制定

金融机构破产不同于一般企业，因为这类机构的自有资产与他们负责管理的客户财产是分离的，而他们的经营又要包括客户资产。一旦出现破产，他们只能以自有的资产清偿债务，而不能动用客户资产。加之金融机构的破产涉及众多客户的财产利益，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这种特点，有关法律对于金融机构破产规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于商业银行的破产规定为，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要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商业银行被宣告破产的，要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即对商业银行的破产，一是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二是要由有关部门参加组成清算组，三是在有关程序上也需要有一些特殊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即对信托投资公司的破产要经银行业监管机构同意。

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一些原则性要求，对这种要求的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具体措施相支撑，为此，《企业破产法》规定，国务院可以依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即对这类机构的破产，从总的原则来说要适用《企业破产法》，但就操作而言，还要由国务院依据《企业破产法》和有关专门的金融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后，按照《企业破产法》与有关实施办法的规定来执行。-

6.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

7. 求最新破产法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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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以来，新破产法草案历经多次修改。在2004年6月财经委提交人大常委会的草案中，有关企业法人治理的条文已经相当充实。大体上讲，这些条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破产程序期间对管理层行为的限制，二是对破产程序开始前行为的追究。

目前，新破产法草案已经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其间，法律委员会对破产法草案做了一些改动。本文以下的论述和引用的条文，均以2004年6月财经委提交常委会的审议稿为依据。至于法律委员会改动后的条文，不妨等到新破产法正式颁布以后再作介绍和评论。

一、破产程序期间对管理层行为的限制

1、接管制度

草案设立了管理人这一法定机构。管理人由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任命。草案第23条规定的管理人职责中，第一项就是“接管债务人的财产、账册、文书、资料、印章等”，接下来还有调查财产状况、决定内部事务和日常开支、聘用人员、决定营业、管理和处分财产、接受给付和参加诉讼等职责。为了保证这些职责的履行，草案规定了债务人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承担的一些义务。草案第18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日起，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1）妥善保管其占用和管理的所有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印章和其他物品；（2）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3）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4）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5）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经理等职务。这里所说的“有关人员”，包括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

按照国际上使用的术语，上述义务中的前两项为“合作与协助义务”，第三项为“信息提供义务”，最后两项属于“附属义务”。关于合作与协助义务，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拟订的《破产立法指南草案》（2004年稿）指出：“为确保破产程序可以有效和高效率地进行，一些就一定程度内替换或监督债务人作出规定的破产法，对债务人规定了与破产代表合作和协助破产代表履行其职责的一项一般性义务，而有些法律则规定债务人不得作出可能有害于程序进行的行为。合作义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交出资产控制权以及业务记录和帐册，从而使破产代表能够对破产财产实行有效的控制。”[8] 关于附属义务，该文件指出：“一些破产法在债务人的合作与协助义务之外，还规定了一些附属义务。例如，这些义务（适用于自然人债务人，或法人债务人的管理人员和董事）可能包括（未经法院或破产代表许可）不得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债务人提出离开或被迫离开其居住地须通知法院或破产代表，必须向破产代表或法院披露所有往来通信，以及其他一些涉及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于法人债务人，还可对法人总部的搬迁实行限制，而破产法可以要求取得法院或破产代表的同意。这些限制可能极为重要，有助于避免因在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离开营业地和董事及管理人员辞职这种通常做法而造成破产程序的中断。这些附属义务如果列入破产法，应当与其基本宗旨和给予合作的一般义务这一种宗旨相应；这些义务也可能受到上述有关人权公约和协定的限制。”[9]

2、营业事务

在适用重整程序的案件中，债务人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授权执行营业事务：第一，在管理人监督下的自行管理；第二，经管理人聘任负责企业营业事务。草案第70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第71条规定：“无本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管理人行使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职权。”“管理人可以聘任债务人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企业的营业事务。”

在第71条规定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在执行营业事务方面更为活跃。这比较接近美国破产法中的“占有中债务人”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破产法草案考虑到管理层 “道德风险”问题的难以避免，规定了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权，而美国破产法采用的是“要么由企业自行管理，要么由受托人（trustee）接管”的模式，所以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时并不存在这种监督。

草案中适用于管理层的强制性手段之一，就是重整程序可能终止并转为破产清算。第77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具备下列事由之一的，经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后，可以裁定终止重整程序：（一）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二）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企业财产、无理拖延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三）由于债务人的法人机关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重整计划没有被提请批准的，人民法院依职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在前二款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同时作出宣告债务人破产清算的裁定。”该条第1款所列的三种情形，都可能涉及到管理层的事务执行。而一旦重整程序终结，转入破产清算，管理层首先面临的是失去现有职位，然后是对其不法行为的追究，以及其他进一步的不利后果。

上述规定在国际上也不乏先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上述文件指出，债务人对企业经营保留控制权的做法“也可能存在弊端，其中包括将重组过程用于显然不可能获得成功结果的情形，拖延不可避免的结局，其结果是资产继续流失，而且债务人有可能在控制期间不负责任地行事，甚至采取欺骗手段，从而破坏重组和债权人的信心……。其中一些困难可通过采取某些保护措施而减轻，例如要求债务人定期向法院报告程序的进行情况，允许法院在某些情况下指定一名破产代表负责监督债务人，让债权人在监管或监督债务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或规定将程序转换为清算程序。”[10]

3、制裁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如果债务人不遵守其义务，破产法需要考虑应如何加以处理，同时要考虑到义务的不同性质和适当的制裁。例如，债务人扣留资料的，可利用某种机制强迫其提供相关资料。对于较为严重的扣留资料情况，一些国家实行刑事制裁。对于违背其他义务的，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11]

草案在第10章“法律责任”中，规定了违反上述限制的相应制裁。例如，第152条规定：“有义务列席债权人会议的债务人或者债务人代表，经人民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列席债权人会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债务人和有说明义务的其他人员拒不陈述、回答，或者作虚假陈述、回答的，人民法院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又如，第153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债务人拒不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书、债务清册、债权清册和有关财务报告的，或者提交不真实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债务人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和与财产有关的帐簿、文件、资料、印章的，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两款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破产程序前行为的追究

1、债务人经营失败的责任追究

在起草过程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调查管理层对导致企业破产的经营失败所应承担的责任。2004年6月草案有如下规定：

第一百五十一条 企业董事、经理或者其他负责人违反对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在民事责任履行完毕之前不得进行高消费和投资活动；自破产案件终结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董事、经理或者其他经营管理职务。

这与2000年草案第156条的不同之处在于：[12] 第一，将忠于职守义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作为一般行为准则写进了条文；第二，将故意和重大过失设定为加重责任的情形；第三，采用了资格限制措施。该条文也不同于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42条；后者没有采用民事责任和资格限制的制裁措施。

资格限制是破产法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早在1986年，英国在新破产通过后，随即出台了《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作为破产法的配套立法于同年12月与新破产法同时生效。我国在1993年《公司法》中也有关于资格限制的规定。[13] 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有这方面的规定。[14] 但是，《公司法》的规定只适用于依公司法登记的企业，而该司法解释赋予人民法院的仅仅是关于资格限制的建议权。新破产法草案第151条的规定适用于所有企业，并将资格限制作为一项破产法上的制裁措施，置于司法裁判权的掌握之下。当有关人员违反第151条第2款规定在法定期限内担任了被禁止担任的职务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作出确认其任职无效的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6月草案第一章“总则”中，第9条增加了一个新的语句：“依法追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15] 这表明，强化对造成企业破产的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已成为立法者的决心。

2、程序开始前交易和转让的撤销与追回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指出：“许多破产法都载有从某一特定日期（例如破产程序申请或启动之日）开始在一规定期限（通常称为嫌疑期）内具有追溯效力的规定，其目的在于推翻破产债务人过去作为当事一方参加的交易或涉及在债务人的财产中具有某种效力的以往交易。这些效力包括减少了债务人净值（例如，通过赠予其资产或以低于公平商业价值的价格转让或出售资产），扰乱了同等级债权人之间平等分配的原则（例如，通过向无担保的债权人偿付债务，或向当其他无担保的债权人尚未得到偿付和担保时本来也属无担保的债权人给予担保）。许多破产法以外的法律也论及这些对破产范围之外的债权人有害的交易。在某些情况下，破产代表除了适用破产法的规定之外还能适用这些破产法以外的法律。”[16]

在中国的大多数破产案件中，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已经是长期处于无力偿债的状态，其经营管理人员有充分的时间为他们自己或者为关联企业的利益隐匿或转移财产。这对债权人整体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常见，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债务人在走进或被拉进破产程序的时候，人们意识到这种结果不可避免可能已有数日、数周、数月乃至数年之久。所以，在预见到破产程序的正式启动的情况下，债务人可能背离他们惯常的商业实践，试图抽逃财产以免债权人追索，包括虚假负债、给予个别债权人特殊优待，馈赠亲朋好友等等。”[17]

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设立了对程序开始前的有害债权人的转移财产实行追回的机制。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二）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三）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五）放弃自已的债权。”“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实践表明，这一规定存在两大缺陷。第一，案件受理件前六个月的时间太短。第二，程序开始前的不公平个别清偿被忽略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指出：“虽然有各种界定，但有三种大致常见类型的可撤销交易，可在大多数法律制度中找到，并被用作本指南中的讨论基础。这些交易是：旨在挫败、阻止或拖延债权人以使其无法追收债款的交易、压价贱卖交易和与某些债权人进行的可视作特惠的交易。根据每项交易的具体情况，有些交易可能具有其中一个以上不同类别的特点。例如，就看上去特惠的交易而言，当交易的目的是使债权人或潜在债权人得不到资产或在其他方面妨碍该债权人的利益时，以及如果交易是债务人无法在债务到期时偿付债务时或是在给债务人留下的资产不足以进行经营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么，这种看上去特惠的交易则更可能具有旨在挫败、阻止或拖延债权人的交易的特点。同样，压价贱卖交易当其涉及债权人时也可能是特惠的，但是当涉及第三方时，则可能并非如此，而如果明显有阻止、挫败或拖延债权人的意图，则应被归入第一类交易的范围。在此类情况下，破产代表或许能够确定应予撤销的交易属于哪一类，从而可以利用一般适用的证明和嫌疑期要求的差异。”[18]

针对这类交易，新破产法草案在第四章“债务人财产”中设立了以下条文。

第三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一年内，有关债务人财产及财产权利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一）无偿转让财产或财产权利的；

（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财产权利的；
（三）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五）放弃债权的。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已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不在此限。

第三十五条 有关债务人财产及财产权利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隐匿、转移财产的；

（二）捏造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第三十六条 因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或者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债务人财产或者财产权利的，管理人有权追回。

与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5条相比较，上述规定有如下特点：

第一，抽逃财产和虚假负债行为，为无时限地绝对无效。这样规定是为了加强对这两种严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欺诈行为的制裁力度。在1986年的试行法中，没有规定虚假负债行为，而抽逃资产的追诉时限为案件受理前6个月。

第二，其他的欺诈性破产行为，设定为可撤销，其追诉期限延长为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19] 这些行为，一般说来有害于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但在实践中，某项具体交易是否有害于全体债权人和是否需要加以撤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由管理人作出判断和决定。

第三，增加了关于案件受理前6个月内的个别清偿可撤销的规定，并设定了例外情形。就一般而言，在案件受理前6个月时，企业无力偿债的事实已经出现或者已经可以预见。在这种情况下的个别清偿有损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实践中常常有企业先以现有财产对个别债权人（包括关联企业）进行清偿，然后才申请破产的。这种行为在本质上违反了公平原则和破产法的集体清偿原则。但是，由于企业在此期间的经营并未停止，一些必要的支付，例如支付水电费、为继续生产购进原材料而支付货款等，只要符合“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条件，都不在撤销之列。

与上述规定相呼应，草案在第十章“法律责任”中设立了如下条文：

第一百五十四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五十五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第41条相比较，[20]草案的上述规定更加明确和更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在试行法第41条中，“行政处分”是由政府部门决定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对破产企业的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的案例十分罕见。由于种种原因，政府部门缺乏追究企业负责人行政责任的动机。此外，该规定只能适用于国有企业。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目前还没有针对第35条所列行为的制裁措施。鉴于由行政机关对非国有企业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缺乏法理依据，新破产法没有规定类似试行法第41条的行政责任。但是，这并不排除政府在破产法规定的制裁之外对有破产违法行为的国有企业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按照现行规定，人民法院对违反企业破产法第35条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处罚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发现这类行为，只能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处分建议或者移送涉嫌犯罪的材料。[21] 这常常使不法行为人得以逍遥法外。而在新破产法的框架下，人民法院能够及时地对违法行为人处以罚款制裁。这种制裁不仅使违法者付出经济上的代价，而且使他们不得不承受名誉和信用上的不利后果。应该说，它的威慑力是相当强大的。

对于新破产草案第33、34和35条规定的行为，管理人拥有撤销、主张无效和追回被转让财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一般的私权，而是一种法定职权。因此，管理人负有行使这些权利以便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义务。草案第25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管理人违反前款规定给债务人财产或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如果管理人应当和能够行使权利追回被非法转让的财产而不作为，债权人会议可以提出异议或者予以撤换，债权人委员会也可以行使监督权。如果管理人因违反勤勉义务或忠实义务而导致这些财产不能追回，可以按照第25条的规定追究其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以按照草案第161条的规定追究进一步的法律责任。[22]

3、对企业负责人非正常收入和挥霍浪费的追究

在新破产法起草过程中，一些人士指出，企业负责人非正常获取的财产，尤其是在企业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获取非正常收入（如高额年薪、奖金、津贴、高档住房等）和挥霍浪费、侵占企业财产的现象，实践中比较常见（在国有企业中尤其常见），危害很大，需要加以规制。有鉴于此，草案设立了如下规定：

第三十八条 破产企业的董事、经理及其他负责人利用职权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

第一百五十六条 债务人已知或者应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仍然不合理地开支费用，或者挥霍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我国规范企业破产的法律与法规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六届第4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1986年12月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6年12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86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五号公布 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第三条 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
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宣告破产：
（一）公用企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资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清偿债务的；
（二）取得担保，自破产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清偿债务的。
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整顿并且经企业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的，中止破产程序。
第四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五条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 破产案件的诉讼程序，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
第二章 破产申请的提出和受理
第七条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当提供关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以及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
第八条 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当说明企业亏损的情况，提交有关的会计报表、债务清册和债权清册。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并且发布公告。人民法院在收到债务人提交的债务清册后十日内，应当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公告和通知中应当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人民法院对有财产担保债权和无财产担保债权的申报，应当分别登记。
第十条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债务人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本法第八条第二款所列有关材料。
债务人为其他单位担任保证人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五日内转告有关当事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必须中止。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债务人对部分债权人的清偿无效，但是债务人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除外。
第三章 债权人会议
第十三条 所有债权人均为债权人会议成员。债权人会议成员享有表决权，但是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除外。债务人的保证人，在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可以作为债权人，享有表决权。
债权人会议主席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
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列席债权人会议，回答债权人的询问。
第十四条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应当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召开。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或者会议主席认为必要时召开，也可以在清算组或者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要求时召开。
第十五条 债权人会议的职权是：
（一）审查有关债权的证明材料，确认债权有无财产担保及其数额；
（二）讨论通过和解协议草案；
（三）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
第十六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半数以上，但是通过和解协议草案的决议，必须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在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后七日内提请人民法院裁定。
第四章 和解和整顿
第十七条 企业由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三个月内，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申请对该企业进行整顿，整顿的期限不超过两年。
第十八条 整顿申请提出后，企业应当向债权人会议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和解协议应当规定企业清偿债务的期限。
第十九条 企业和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发布公告，中止破产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企业的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
企业整顿方案应当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向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并听取意见。
企业整顿的情况应当定期向债权人会议报告。
第二十一条 整顿期间，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该企业的整顿，宣告其破产：
（一）不执行和解协议的；
（二）财务状况继续恶化，债权人会议申请终结整顿的；
（三）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第二十二条 经过整顿，企业能够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终结对该企业的破产程序并且予以公告。
整顿期满，企业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该企业破产，并且按照本法第九条的规定重新登记债权。第五章 破产宣告和破产清算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宣告企业破产：
（一）依照本法第三条的规定应当宣告破产的；
（二）依照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终结整顿的；
（三）整顿期满，不能按照和解协议清偿债务的。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清算组成员由人民法院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中指定。清算组可以聘任必要的工作人员。
清算组对人民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处理破产企业的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和印章等。
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只能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第二十六条 对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清算组可以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
清算组决定解除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因合同解除受到损害的，其损害赔偿额作为破产债权。
第二十七条 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向清算组办理移交手续前，负责保管本企业的财产、帐册、文书、资料和印章等。
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破产程序终结以前，根据人民法院或者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不得擅离职守。
第二十八条 破产财产由下列财产构成：
（一）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
（二）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财产；
（三）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
已作为担保物的财产不属于破产财产；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财产。
第二十九条 破产企业内属于他人的财产，由该财产的权利人通过清算组取回。
第三十条 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无财产担保的债权和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为破产债权。
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的费用不得作为破产债权。
第三十一条 破产宣告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债权，但是应当减去未到期的利息。
第三十二条 破产宣告前成立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债权人享有就该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
有财产担保的债权，其数额超过担保物的价款的，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依照破产程序受偿。
第三十三条 债权人对破产企业负有债务的，可以在破产清算前抵销。
第三十四条 下列破产费用，应当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
（一）破产财产的管理、变卖和分配所需要的费用，包括聘任工作人员的费用；
（二）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三）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在破产程序中支付的其他费用。
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破产程序终结。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六个月至破产宣告之日的期间内，破产企业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隐匿、私分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二）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
（三）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
（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
（五）放弃自己的债权。
破产企业有前款所列行为的，清算组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回财产。追回的财产，并入破产财产。
第三十六条 破产财产中的成套设备，应当整体出售；不能整体出售的，可以分散出售。
第三十七条 清算组提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后执行。
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三）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三十八条 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由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
第三十九条 破产程序终结后，由清算组向破产企业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第四十条 破产企业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一年内被查出的，由人民法院追回财产，依照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清偿。
第四十一条 破产企业有本法第三十五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企业被宣告破产后，由政府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负责查明企业破产的责任。
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给予行政处分。
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破产负有主要责任的，对该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人，给予行政处分。
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破产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因玩忽职守造成企业破产，致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法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实施满三个月之日起试行，试行的具体部署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9. 企业破产法如何从立法上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

您好答：破产清算制度旨在利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强制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依一定程序变价及公平分配，以一次性了结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其功能重在合理分配债务人的破产财产，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保护。但是破产清算在发挥其上述积极职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固有的缺点，诸如因破产程序费时、费力，费用高昂等原因，导致债权人通过破产清算程序能够获得的实际利益并不大；由于企业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相互持股关系、互保关系以及其他关系，一个企业的破产清算往往引起相关企业的连锁反应，对社会经济交易秩序的正常流转造成重大的影响；此外，由于企业倒闭，还将导致大量劳动者下岗，影响社会的稳定等。因此，随着破产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传统破产法仅注重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价值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以挽救债务人为目的的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产生从根本上动摇了破产法的传统框架，促成了破产法律价值观的历史性变化，使之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朝着挽救债务人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应该说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尤其是重整制度，其制度设置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拯救债务人，其把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建立在债务人再生的基础上，力图在企业营运价值保留的前提下，使债权人能够得到比在破产清算的情况下更为有利的清偿结果；同时，通过债务人企业产权、资本结构、经营战略和内部管理等多方面的调整，消除破产原因，摆脱经济困境，获得重生。重整相比于和解而言，虽然二者均为破产预防制度，但因法律对于重整设置了很多区别于和解的程序和制度，调动了包括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以及战略投资者等众多利害关系人在内的主体参与到债务人的挽救中来，再加上司法强制力的干预，使得重整程序对于挽救企业而言，力度更大、效果更好。正因为如此，我国企业破产法才将该制度明确地规定到法律中来，力图使尚有挽救机会的企业通过重整程序的进行得以重生，在使债权人权利得到高于破产清算下的清偿比例的同时，实现对债务人的挽救。 鉴于和解和重整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积极作用，我们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即按照旧的破产法律规范规定，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自破产清算程序向重整或者和解程序的转化。这里体现了我们制定该司法解释时侧重对债务人拯救的价值取向，这与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本意也是一致的。由于旧的破产法律规范系狭义的破产概念，仅包括破产清算程序，其所规定的和解整顿程序是包含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的，且无重整程序的规定。而企业破产法系广义的破产概念，其包括破产清算程序及以和解和重整为内容的破产预防程序。企业破产法将破产清算、和解和重整设置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在企业法人有破产原因，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债务人可以直接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债权人可以直接提出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由于尚未审结案件的申请人，在启动破产清算程序时系基于旧的破产法律规范的规定，因制度的原因仅能提起破产清算程序，因此，在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只要尚未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应当尽可能赋予有关主体申请转入和解或者重整的机会。这里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情形下破产清算向和解或者重整程序的转化。即债权人、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第二款或者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或者和解申请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或者和解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或者和解。二是考虑到旧的破产法律规范没有重整程序的规定，而企业破产法规定了重整程序，且从现代企业破产法的发展方向看，企业的挽救受到更多的关注，企业破产法规定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等因素，对于企业破产法施行前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债权人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提出重整申请；或者企业破产法施行前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企业破产法施行后，债务人于宣告其破产前提出重整申请的，虽然并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七十条第二款关于破产清算向重整程序转化的规定，但是只要符合企业破产法关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的规定，人民法院亦应予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