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安区法治

『壹』 全国十佳法制栏目是哪几个

全国十佳法抄制栏目：

一、中央电视台《大家看法》；

二、山东电视台《说事拉理》；

三、北京电视台《大家说法》；

四、天津电视台《今日开庭》；

五、长沙电视台《政法报道》；

六、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咵天》；

七、杭州电视台《警界41》；

八、成都广播电视台《真相30分》；

九、贵州电视台《法治第一线》；

十、秦皇岛电视台《法制民生》。

(1)潮安区法治扩展阅读

正法报道以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例为切入点进行普法宣传，作为社会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讲述者，这个讲述者根据一定的叙述方式给观众“讲法律故事”，并且穿插情景再现和采访目击者或知情人的画面来把观众牢牢吸引住。

从“讲故事”的方式来看它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多为倒叙或是作铺垫，在节目开头设置悬念，抛出疑问等，使电视叙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让观众不再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

节目最后的专家点评也是亮点，从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对案情条分缕析，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贰』 什么是法治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抄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2)潮安区法治扩展阅读

必要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设推进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会成倍放大。政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执法司法力量，

行使的是国家权力，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

『叁』 如何根据“法治”精神 推进“三改一拆”

有法可依、有案可循、有力可借，秀洲区在法治建设的轨道上有序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既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取得实效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之举。
截至9月26日，秀洲区已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45.4339万平方米，拆除违法猪棚面积51.7788万平方米。前8个月，全区6进6出交接断面水质考核为合格，截至6月30日，全区176条186.64公里垃圾河全面完成整治，170条196.252公里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90%，截至目前，黑臭河完成公里数年度目标任务的117.33%。
在秀洲区持续深入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背后，延伸着一条条凝聚共识的依法治理工作路径，涌动着一股股砥砺前行的法治力量。
有理有据 法制宣传深入人心
“现在正在印制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单页，将在法制副河（道）长走访沿河企业、居民时分发。”随着秀洲区法制副河（道）长队伍的成立，秀洲区、镇两级346河道都将有“私人定制”的法制宣传计划和活动，遇到法律问题也将有专人解答。
按照规定，这些法制副河（道）长们将通过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推进“法律进农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企业”活动。法制副河（道）长们不仅是河道治理的参谋员、也是上传下达的情报员、政策法规的宣传员，更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为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战营造法律氛围。
法制宣传贯穿始终，法制保障全程跟进，这正是秀洲区“清三河”、“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自今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开展以来，秀洲区以法制宣传为先导，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先后参与了秀洲区喷水织机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洪合镇综合整治提升行动、秀洲区高照街道象贤村、陶泾村违法建筑整治专项行动等中心工作，为“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在法制宣传工作中，秀洲区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带头作用，带头学习宣传“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有关政策，带头支持拆违工作，带头做好家属亲戚朋友工作，带头拆除违法建筑，带头履行拆迁协议。镇村干部的亲力亲为，带动了一大批违章户主动加入拆除队伍。
法制宣传不是一时一地的事，秀洲区组织起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农技人员和农村基层环保监督员组成法宣联合小组，依托专用的法制宣传车，开展广泛走访和重点区域针对性走访，进村入企，答疑释惑。
十分钟一堂法制课，短小精悍，但内容都紧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法制主题……今年以来，秀洲区不少农村文化礼堂内都上起了这样的微型法制课，来自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联系实际讲解法律，普法的同时不耽误工作生产，高效紧凑的微型法制课深受村民的喜爱。以微型法制课为代表，秀洲区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扩大法制宣传覆盖，还利用微博、微信、微电影等新型媒体，加大法制宣传渗透力。
依法依规 工作推进有章有序
“十一”长假，高德玉的拆房队一直忙碌在清泰桥村以及周边几个村的“一户多宅”拆除现场。“这几天天气好，工班就开足马力，加快点速度。”高德玉说，“拆除之前，村干部都会带我们看现场、做标记，不会拆错，拆除过程也很顺利。”
“一户多宅”是指农村村民违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户占用两处及两处以上住宅的情况。“在认定‘一户多宅’之前，要经过拍照、丈量、村委核实、镇土管所确认等一系列步骤。”花鸟港村党支部书记徐新荣说，“我们村第一次排摸了29户，最后认定了22户，认定工作都是根据相关规定来的，如果村民有疑问，我们也能做好解释，村民们也信服。”
“村干部和联村干部可没少来，第一次来讲了法律法规，拍了照片，第二次带着人来测量面积，第三次又讲了一遍相关法律规定。”钱永民是花鸟港村第一户同意拆除的村民，“搬完屋子里的东西，我就把钥匙交了。”
一条条法律法规解释到位，一幢幢一户多宅核实认定，一把把钥匙主动上交，一支支工班进驻助拆……在秀洲区迅速推进“一户多宅”等“三改一拆”工作的背后，是依法依规让“三改一拆”等工作有章有序。
在洪合镇，村民搭建的违章彩钢棚一时成为影响城乡面貌的顽疾。自从启动“两违”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通过前期全面的动员宣传，大多数村民都开展了自行拆除。“有一些违章建筑比较牢固，单凭一二个人确实很难拆除，集中助拆降低了村民自行拆除的安全隐患，拆除效果也更加理想。”洪合镇党委副书记邱沈华说，对于一些在规定期限内仍不愿意拆除的农户，洪合镇按照调查取证、事实认定、处罚决定、告知送达等步骤，对相关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拆。
记者从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秀洲区在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中，深入推行一次告知鼓励自拆、二次催告明确自拆时限、三次帮拆助拆的“三次催告拆除制”，对反复做工作仍未能自觉整改拆除或自己无力拆除的，由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力量帮助拆除或实行强拆。村民自拆、政府助拆、集中拆除，一套链式工作法正成为秀洲区违章建筑拆除工作的推进思路。
王店镇推进“一户多宅”专项整治、洪合镇实施综合整治提升行动、高照街道开展违法建筑综合整治……以“三改一拆”为主线，结合自身特点定制的各项专项行动也在秀洲区其他乡镇、街道全面实施。
“在下一步拆违工作中，还要继续坚持先讨论公示、后动员拆除，鉴定清楚的先拆、有疑义的后拆，党员干部先拆、普通群众后拆，先自拆、后助拆集中拆除的‘四先四后’工作法，坚持公平公正，阳光操作，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区“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来源： 嘉 兴 日 报 《秀洲持续深入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背后的法治力量》

『肆』 如何做好我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意见与建议

如何在法治新常态下探索、实践出法治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纵深开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是当前摆在各级普法主管机关和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现实问题。为此，笔者就余江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从中探寻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以供参考。
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一）高位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保障机制比较完善
我县高度重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四套班子分管和联系的副县级领导为副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普法教育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各司其职，“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机制落实到位，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普法”工作格局。完善考评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纳入了综治考核体系，把普法“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精心打造了普法讲师团、普法联络员、法制副校长和法律服务团等四支普法队伍，形成了一支由人民调解员、村“两委”干部、老教师、老干部、大学生村官等组成的庞大农村法治宣传教育队伍，覆盖全县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网络体系形成。
（二）分类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初步显现
我县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以普法重点对象为突破口，分类推进，整体推动“六五”普法规划实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升。在领导干部层面，建立健全了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和科级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知识纳入刚性学习和考试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能力。在农村群众层面，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了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在各新农村建设点建成了一批法治文化墙、法治文化路和法治文化苑，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内涵和途径。在学校学生层面，全面建立和完善了法制副校长聘任制度，为全县34所中、小学校选聘了40名法制副校长，明确要求每名法制副校长为学校师生上法制教育课每学期不少于2堂（次）。同时，把法治教育内容纳入学校文化学习课程，逐步形成了法治教育的长效机制。在企业管理及务工人员层面，定期组织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者深入企业和工厂，为广大的经营管理和务工人员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和法律咨询服务，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员依法经营和务工人员依法维权的法律意识，营造了浓厚的企业法治文化；组建了县工商联（总商会）法律服务中心，为全县各企业提供“法律体检”服务，帮助预防和规避法律风险和漏洞，为企业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突出特色，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亮点纷呈
近年来，我县以创建法治余江、平安余江为目标，结合县情和群众群众法律需求，积极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和载体，丰富法治宣传教育内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2014年被评为“全国‘六五’普法中期工作先进县”称号。全方位打造法治文化阵地，在县城精心打造了一条百米法制宣传长廊，各乡（镇）30米以上法制宣传栏普遍建成；依托县廉政文化主题公园，增添法治名言警句、古今中外法治故事宣传碑、法治雕塑和法治人物长廊，打造了集廉政、法治、休闲于一体的法治文化公园；以农村普遍建成的农民书屋为平台，积极介入、指导农民书屋设立法律图书角，强化各类法律书籍的管理和分类，法律书屋工程建设逐步推进；在《余江报》开辟法治宣传专栏，搭建普法短信平台，宣传和推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亮点和特色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采取“试点先行、培育典型、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原则，在全县树立 “法治余江”建设示范点60个，覆盖乡镇、机关单位、学校、企业、村、社区等8钟不同类型单位，培育出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推得开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单位；创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创建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1个，命名表彰第一批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6个，依法治县和民主法治创建工作初见成效。
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今年已是“六五”普法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回首近30年来的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问题也是仍然存在的，有长期以来沿袭的共性老问题，有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有思想认识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
（一）思想认识上还有偏差
历经30余年遗留下来的“重经济建设、轻法治教育”的惯性思维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少数领导在思想上不够重视，行动上缺乏自觉性，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认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了30来年，普及的法律法规已经够了，没有必要再开展下去了，再搞也是过形式，不会有什么效果；还有的学法、用法意识不强，这在普法考试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代考、替考现象普遍存在，考试纪律观念淡化；少数基层干部甚至存在错误思想倾向，认为群众学习的法律知识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学的太多，反而不利于基层工作的展开，群众工作将会越来越难做，所以送法、送政策的积极性不高，更多是敷衍了事。
（二）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
总体上来讲，在县级层面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保障机制还是比较健全完善的，但是具体到各乡镇、机关单位和部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必要的保障机制和措施普遍缺乏。比如：有的普法经费落实不到位，印发法治宣传材料都没有钱；有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具体工作无人做；有的印发文件了事，不检查、不落实，工作流于形式，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持续和深入发展。另外，法治宣传教育考评机制还不够科学，往往是以开了多少会、开展了多少活动、做了多少资料为依据，对于形式与效果是否能达到有机统一，效能最大化的问题考虑欠缺。同时，在年度综治考评总分中所占分值过小，难以引起主要领导的重视，导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够。
（三）宣传模式还比较陈旧
当前我江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方式还比较落后，主要采取制作宣传栏、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传统媒介，必要的法治宣传设施配备还不够齐全，现代化和新型的宣传方式运用还不够广泛。在法治宣传教育内容学习上，主要是学习省、市编印的普法读本，其中多为法治理论知识，条条框框，空洞单调无味，不便于记忆、理解，学法的积极性不高，从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来看，很多人甚至连“六五”普法普及哪些法律都不清楚，学习法律知识的时间少之又少；在农民工、外来务工和流动人员等特殊群众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宣传方式，盲点和死角多，因不学法、不懂法而发生上访、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全县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四）队伍力量还比较薄弱
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是全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由于其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机构，所以真正具体从事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只有县司法局法宣股工作人员，人员偏少，力量单薄，其指导、协调、检查和监督等职能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深陷“小马拉大车”的尴尬处境。另外，从乡镇来看，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点多、面广，承担该项任务的基层司法所普遍面临人员不足，在11个基层司法所中，仍然有4个1人所，7个2人所，而且兼职过多，任务重、压力大，因此往往是疲于奔波、穷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开展。从机关机关单位和部门来看，虽然大部分都有分管领导和联络员，但是基本没有专门从事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工作的人员，而且人员变动频繁，工作没有连续性，甚至少部分连分管领导和联络员都没有，遇到检查就手忙脚乱，临时抱佛脚，应付了事。从村、社区等基层组织来看，村（居）委干部室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主体，但由于基层事务繁琐，而且人数不多，精力有限，再加上自身法律素质不高，所以大部分基层干部都不愿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就是开展也只是过形式、走过场，收效甚微。
三、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转变工作理念，主动适应法治宣传教育新形势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由“法制”置换为 “法治”的这一重要表述，经历了3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将从法律知识普及向培育法治信仰迈进，法治宣传教育不仅要对法律体系和法律知识进行宣传，还要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法治教育实践进行宣传，更要加强对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培育，突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养。因此，传统的上街咨询、发放材料、设立展板等过于陈旧的“老三样”宣传手段，已经不能适应法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转变工作理念，在深刻理解法治宣传教育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责和使命，注重以人为本，从维护好、保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拓展到全县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创造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弘扬法治精神，提升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 更好地发挥法治宣传教育在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保障机制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败，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普法工作者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和保障机制，努力适应法治建设新常态。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形成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大普法”工作格局。二是要健全普法责任机制，扎实落实“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机制，推动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和律师以案释法制度。三是要明确纳入“一把手”工程，实行“一票否决”，确保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费和人员落实到位。四是要强化考核评估机制，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纳入年度个人考核内容，对普法考试连续两年未达到合格以上的不得提拔重用；建立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公务员专业法律知识考试制度，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职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三）创新方式方法，提升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当前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治观念普遍提升，现有的法治宣传教育手段和方法已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要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陈出新，打造精品、树立品牌，探索出一条适合县情实际的特色发展路子。一是要积极拓展新型载体。电视、广播、报纸和杂志是当前群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可以在这些新型媒介上开辟法制宣传专栏，办成系列、办出特色，把单向式的灌输过程变为互动式的融合过程。比如：在《余江报》开辟法治专栏，定期刊发全县各地、各单位、各部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动态；在余江电视台开办法治讲座栏目，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教育警示；开通普法手机短信平台，定期编撰法治小信息向全县广大手机用户发送，等等。二是要巩固深化基础阵地。发挥好法治宣传栏、橱窗、LED显示屏、法治文化公园和法律图书角等传统型基础阵地作用，营造出浓厚的法治氛围；创建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把法治纳入文化教育的必修课成，形成青少年法治教育长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新农村建设点总体规划，在各新农村建设点普遍建立法治文化路、法治文化墙，寓法治宣传教育于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三是要注重群众法律需求。在坚持开展各类法律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活动的同时，积极深入基层一线，注重听取群众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意见和了解群众对法律的需求，落实“菜单式普法”模式，群众需要什么法律就宣传什么法律，做到有的放矢，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要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把着力推进法治余江创建工作作为深化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途径，积极构建法治余江的综合评价体系，将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以及法治环境、法治意识和民生保障等内容纳入考核内容，开展“法治单位”、“法治乡镇”、“法治村（社区）”、“法治学校”、“诚信守法企业”等“法治细胞”创建，加快法治余江建设进程。
（四）坚持固本强基，持续强化法治宣传教育队伍建设
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性工程，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工作难度大。因此必须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不断壮大法治宣传教育队伍，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为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人才支撑。一是要打造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队伍，比如普法讲师团、普法联络元队伍、法制副校长队伍、法律服务团，等等，充分发挥这些人员的专业法律优势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法律讲座和法治培训等活动，把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运用参透到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要提升法治宣传教育队伍的创新能力和意识，创造性地把法治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执法司法和文化建设等相结合，全面占领法治宣传阵地，引导法治舆论导向，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三是要加强执法、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改善执法、司法环境，传递社会法治正能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法治阳光的温暖，自觉做到学法、守法、用法。

『伍』 什么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顾名思义，法治就是"法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

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 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 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 不是靠掌权者的威严甚至特权, 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法治"和"依法治国"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实际就是法治的另一种表述，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要全面认识法治的内涵，必须对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与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与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民主促进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而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法治通过规范政治行为、协调政治关系、解决政治问题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参与性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法治，对于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5)潮安区法治扩展阅读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

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陆』 谁能写一份关于潮州的解说词800字左右

参考一下，你看行不行。
在中国的南方，广东省的最东端，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潮州。
潮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资源丰富，物产丰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从公元331年东晋王朝开始，潮州历经了一千六百多年的朝代更迭，一直是郡、州、路、府的所在地，素有“海滨邹鲁”、“岭东首邑”的美誉。
广东省第二大河流韩江穿境而过；辖区内120多公里的闽粤省界，还有136公里的海岸线，构成了潮州作为广东“东大门”的地缘格局。
潮州是“潮文化”的发祥地，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特色经济、文化产品、资源优势逐步个性化、品牌化——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著名侨乡；中国瓷都；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民族民间艺术之乡；
国家重点工艺美术城市一个个区域品牌，成为潮州最具特色的名片。成为潮州活力和魅力的突出表现。
潮州，中国的瓷都。
潮州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陶器生产最早可追溯到6000年前，到了宋代陶瓷生产形成规模，产品远销海外。
今天的潮州是全国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陶瓷产区之一，陶瓷产量、品种、规模、档次、出口量都名列全国前茅，是全国最大的工艺瓷、日用瓷的生产、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卫生洁具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电子陶瓷生产基地。工艺瓷、日用瓷、卫生洁具、电子陶瓷门类齐全；仿古瓷、圣诞瓷、环保瓷、骨质瓷等风格独特，质量上乘，产品畅销世界五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潮州，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
传统的潮州刺绣、抽纱工艺以细致精巧而著称，如今潮州人将潮绣、抽纱与钉珠融入时尚，婚纱、晚礼服产品进入美国、欧洲、亚洲、南美洲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名牌产品殿堂，在欧美国家高档的社交场合，处处可见产自中国潮州的婚纱晚礼服。
潮州的婚纱、晚礼服无论其产量、品牌、设计、加工、时尚等方面，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明显的产业优势，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婚纱、晚礼服生产集聚地和出口基地。
今天的潮州，内源型经济与外源型经济互动发展，开放型经济特点明显。五万多家民营企业成为潮州经济的主力军，侨资侨力、外资外力为潮州新一轮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陶瓷，服装，食品，电子，五金，包装印刷，塑料以及新兴的IT产业成为潮州现代化工业体系中的支柱产业。
潮州的农业素有"绣花式农业"之称，全国第一个双季水稻千斤县，就出现在潮州的潮安县。目前，已形成了粮食、水果、茶叶、水产、畜牧、花卉等农业主导产业，涌现出凤凰茶单丛茶、岭头单丛茶、潮州柑、金石花卉等一批名优特产品，面积1250亩的网箱养殖基地，被誉为“海上牧场”。
历史为潮州留下了众多的文化瑰宝，风情独特的南国故郡、人文鼎盛的“海滨邹鲁”、文物众多的“岭海名邦”、古遗址、古牌坊、古府第、古井、古民居、摩崖石刻、革命遗址等不胜枚举。当你游走在古城潮州，你会觉得走进了“中原古典文化橱窗”。
潮州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支脉。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夫茶、潮菜、潮绣以及金漆木雕、石雕等不但地域特色明显，而且影响海内外。大吴泥塑、庵埠灯谜、意溪大锣鼓、金石木偶、黄冈布马舞等民间艺术兴盛。自古有“到广不到潮，枉费走一遭”的说法。
今日的潮州，交通便利，通信发达，环境优美，设施配套，服务优质，文明法治，是旅游者的乐园，投资者的福地。
新世纪新阶段，潮州将认真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强特色经济，整合文化资源，发挥侨乡优势，优化发展环境，拓宽发展空间，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建设活力潮州，文化潮州，生态潮州，法治潮州，使潮州这个广东的“东大门”成为展示特色经济的窗口，展示文化底蕴的窗口，展示旅游魅力的窗口，展示全面发展的窗口。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声”，作为著名侨乡，潮州因侨而兴，也将因侨而充满活力和富有魅力，“海内潮州”奋发有为，“海外潮州”赤子情深，合力建设新潮州，共创辉煌盛中华。

『柒』 如何加强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加强法治建设要从五个方面来思考，抓住关键，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加强法治建设。

第一：党委发挥领导作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逐步做到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领导，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确保法治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第二：人大发挥主导作用 。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级党领导下，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把法治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并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体系也应当成为法治建设的组织实施体系。在组织协调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职权时，扎扎实实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法治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一府两院”（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发挥执法主体作用 。行政机关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也是机构和人员最多的部门，大部分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占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优化经济环境、增创法治优势的关键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样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环节。应该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治建设中处于执法主体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其范围是广泛的，可以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协商讨论和批评建议进行监督，通过会议、视察、调查、提案和建议案等多种形式监督法律、法规的执行。

第五：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不论干什么工作，搞任何事情，开展何种活动，只有群众支持和参与，积极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抓法治必须广泛深入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并把如何加强法治建设总的思路交给群众，请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献计献策。

拓展资料：

为了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早日实现文明法治社会。在现阶段，必须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办法，切实加强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健全和规范法治工作机制，认真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

『捌』 地都属于那个省

地都属于中国华南广东省。
地都镇位于揭阳空港经济区东部，隶属于揭阳市榕城区，由揭阳空港经济区管辖，东接汕头市金平区莲塘，北连潮州市潮安区，南临汕头市潮阳区关埠，总面积101平方公里，是广东省石材与石材机械专业镇，也是揭阳市文化底蕴深厚的乡镇之一，同时也是广东省首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和揭阳市农业"一镇一品"重点示范单位、揭阳市最具投资热点的乡镇之一。

『玖』 如何在依法治区进程中做到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一、加强道德建设 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区文明办负责人表示，法治与道德具有一致性、兼容性和互补性。

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在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同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公序良俗，培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充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过程中，要加强道德建设，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中“法治”的宣传教育，使之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增添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二、大力宣扬法治文化 推动法治文明建设

“法治的生命在执行，短期的执行靠奖罚，长期的遵守靠教化。”全委会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全民普法守法，进一步强化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区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加强法治宣教，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引导全区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要大力宣扬法治文化，推动依法治区与以德治区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推动形成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要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法治文化。要将法治文化宣传教育作为区级文明单位、文明镇街、文明细胞创建的重要内容，推动法治文明建设。

结合依法治区工作，文明办将着力引导社会诚信建设，深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以窗口行业为重点，以依法行政、文明守信为核心，着力推动行风建设，在各行各业建立一批严格执法、优质服务的示范点。

三、将依法治区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要将法律服务纳入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法律顾问、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依托文化馆、站、中心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依托三级服务中心体系，同步建设区司法行政服务中心、镇街法律服务工作站、村（社区）法律服务点，切实方便群众办事。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建立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多渠道、多方式为群众提供法律帮助。

结合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区文明办将把依法治区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把法治宣传教育、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市民创建全过程；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引导法律服务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

『拾』 法治思想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内容

规则至上思维

普遍的法治思维，一切从讲规矩、讲规则开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订规则很重要，制订“良法”（合理的规则）更重要。在有规则之后，尊重规则成为第一要务。规则至上思维，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运用法律规则中的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电话举报，称其辖区内一居民正在家里播放黄色录像，遂派4名民警未带任何文书在该居民房屋外通过门窗向内窥视，之后又强行进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时，一个有法治思维的民警就应该考虑：我已经具备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据了吗？事实上，与此事有关的法律规定简单而又明晰。相关法律只规定不得“组织播放淫秽音像”，而没有规定不得在家里播放淫秽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为由搜查该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惩罚观看淫秽音像的公民。

从法律人的专业角度来讲，规则至上思维就是在严谨的概念、严格的逻辑、严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义或注释主义的思维和方法。当然，规则与规则之间是有效力高低或优先秩序的。比如，当法律与宪法相矛盾时，以宪法为准；当行政法规与法律相冲突时，以法律为准。当同等级别的老法规则与新法规则相冲突时，应当坚持“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当同一效力级别的特别法规则与一般法规则相冲突时，坚持“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所谓“法无明文不为罪”，其实就是指一切被定为犯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得类推为犯罪。当遇到复杂案件而法律不明确甚至出现漏洞时，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借助一套法律方法来对付这种规则大前提下的缺陷。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所熟练掌握的。如果党政领导干部不了解这套法律方法，可以借助于法律顾问。随着法治的深化，这类问题日益凸显，所以此次四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党委和政府也要守法，并且必须带头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这四个民警不能认为：既然自己是执法者就有理由来治安，就可以无视民权而强行进入民宅。公权力主体应当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这才是法治思维。

改革30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法律规则难免与改革时势不一致，甚至束缚改革。但是，当前的法治形势与过去数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们仍像过去那样认为“改革可以冲破法律禁区”，就不合时宜了，也是对法治的破坏。所以，四中全会还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当法律规则发生错误或者滞后的问题时，我们可以、也必须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及时的立、改、废、释，通过程序来解决。
权利本位思维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师手里，都必须首先考虑权利及其根据。党政官员在处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务时，也要从他们的权利角度考虑。因为，公民权利是权力的边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处黄色录像，窥视和强行搜查民宅。面对类似事件，从法治思维的要求来讲，执法者应当多考虑一个问题：公民有没有在家做某事的权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虑，民警强行进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会牵涉或影响到公民的某种权利？如果有法治思维，就会比较谨慎地处置类似的事件，也就会用法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实际上，该四名民警的搜查行为已经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权。窥视也好、强行进入也好，都构成对该公民住宅权的侵犯。如果执法者多从公民权利角度考虑，就可止步于侵权发生之前。
权利本位思维还表现为人权思维。这主要集中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直接关联或接触的领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征地农民的人权、街头商贩的人权等。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人权意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若是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护？1998年5月，四川省阆中市水观镇个体经营户李茂润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严重威胁时，多次向水观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润为了求生，被迫从二楼跳下致重伤，遂起诉派出所。这叫“行政不作为”。这种行为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上没有规定，这属于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决呢？经过5年的折腾，最后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确定本案中存在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政府也应当赔偿。因为按照权利本位思维，哪怕法律上暂时没有结论，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种权利或至少意味着一项自由，公权力就应当予以尊重。
在市场领域，法治也同样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项列出来。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法律实践中叫“负面清单”。没有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事项，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这就是所谓“法无禁止即自由”，体现的正是法治思维中的权利本位思维。
权力控制思维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会膨胀甚至腐败。因此，法治要求权力受到控制，这也就是所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公权力总是有各种正当的理由和目的，来触碰公民权利。比如民警搜查黄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会因治安的理由而触碰到公民权利，并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权利。治安的理由是正当的，可以说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行使权力的理由都会是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认为自己的理由是正当的，就可以乱来。从社会整体而言，权力不受限制的后果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
正如全国人民支持反腐败，但也都意识到“制度防腐”胜于“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只“制度笼子”该有哪些柱子呢？至少应有五方面：一是权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对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也可起诉。二是法定权限，即法无规定无权力。有些重要事项由法律保留，只能通过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规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权力列明清单，没有列入“权力清单”的，就不是你的权力，你也不能随便给自己增加任何权力。三是正当程序，通过程序来控制权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会带来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四是监督，通过本系统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对政府的监督与审查。五是裁量基准。这是个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也提到了。
现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况，要求行政执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围内，还要做到合理。这个合理的基准相当细致也比较复杂，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在情理和情节上作出规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规定，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可处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在这个范围内的处罚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处罚多少钱呢？这就需要设定行政裁量基准，按这个既定的基准来权衡裁量。比如，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应该考虑的因素，避免以不正当的动机作出行政决定，避免以恶意或不诚实行使裁量权，等等。
程序优先思维
法治思维要求重视程序，充分发挥程序的作用。遇到有争议或纠纷的问题，即使是非对错很清晰，也要善于考虑程序上的处理方式，让争议各方平等地发表意见。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决定可能无效甚至违法。比如，行政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里的“告知”就是一个程序。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个“听证”是作出处罚前的必经程序。执法者要有这个程序优先的意识。
一些西方国家的司法用正义女神作为图腾。这是一位被一块布蒙住双眼的女神。根据我的考证，这块蒙眼布就是正当程序。正当程序有两个功能。一是有意识地阻隔对法外因素的过多考虑。二是有意识地阻隔对结果过早的把握。因此，这也构成了正当程序的优势和特殊功能：把争端各方统一到程序中来。我们的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程序是冲突各方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纠纷各方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优先思维还意味着，我们对司法权的尊重和对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维要求大家不要干预司法活动，应当让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判断权。这也是各级党政干部有无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尺。
程序也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式。无论是解决纠纷，还是作出决策，都离不开程序。要相信，一切难题总可以在正当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会《决定》中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强调程序的重要性，特别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以“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技术理性思维
在法治社会，法律职业思维与大众生活思维形成鲜明对照。技术理性和专业逻辑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经法律专业训练的结果，主要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思维。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扩大到了代表政府执法的公务员甚至更广泛的范围。
自古以来，处理法与情的关系是衡量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准。原则上讲，法治思维重视逻辑但并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关注情理。大众思维多属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思维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及其逻辑，而不受大众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体到公权力主体，就是应当在注重缜密的法律逻辑的前提下，再考虑“情”的因素。
技术理性思维还表现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态度上。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其实是指“以证据为根据”。如果证据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证据灭失了，那只能放弃对事实的认定。法律思维把事实分为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两种。前者是客观真实世界的事实，比如科学家就是想探索客观事实。后者是法律意义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过证据来证明。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就构成一个法律事实。如果既有的证据证明不了，就不能作进一步认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杀人案中，关键证据缺乏，就不能认定他有罪。放弃追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远远小于冤枉一个好人。换句话说，一个错误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严重。这就是法治对于证据、犯罪、侦破率的态度，也构成了法治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
法治思维需要我们下决心转变过去的思维惯性，敢于付出必要的代价。比如，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单一化了，运用政策、动员、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权力的灵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对于“法治社会”这一全体人民的新共识和新目标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