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论文八百字
㈠ 以依法治国为题写一篇800字作文
依法治国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我们确
立了依法治国方针;然而作为一个文明古
国，我们更要注重以德治国。
百行孝为先，华夏子女最基本的美德
就是孝顺。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雅士孝顺
的故事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汉文帝刘恒在
母亲卧病期间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
亲口尝过母亲的药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东汉
黄香夏天为父驱赶蚊子，扇凉床和枕头，
冬天为父暖被;还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等。这
些看似没什么了不起的举动在古人看来是
可以称得上孝感动天，虽说有点夸张，却
是当代青少年乃至华人应该学习典范，只
可惜现状却是截然不同。爱刘德华成痴的
杨丽娟，为了见偶像一面，不惜让其父亲
卖血捐肾，其父亲最终无能为力选择了跃
入江里自尽。愿意为只是陌生人的偶像付
出一切，却从来不回头看一眼被自己逼上
绝路的父亲，这样的女生连孝顺都做不
到，哪里还有美德可言?上海浦东机场的刺
母案同样叫人心寒，一留学生只是因为母
亲不能给予所需的生活费，竟拿出尖刀
砍、刺母亲致重伤，这样的人即使有再高
的文化修养，也弥补不了在道德上的缺
陷。
孝，贯穿千年历史，若在我们这一代
被弱化甚至丢弃，岂不是会被外国人嘲笑?
让我们拨开一点物质、资本的迷雾，拾回
第一美德——孝，人人做到孟子所言的“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构建起和谐社会，这样
的中国才能无后顾之忧地再迈向新的辉
煌。
在孝的基础上，“知节明礼”在社会生活
中越来越凸显重要。一位年轻人到一家汽
车公司应聘，眼看前几个人的学历都比自
己高，便自觉没什么希望了。当他走进董
事长的办公室时，顺手捡起了门口的那张
渍纸并扔进了垃圾桶。只因这一个小小的
举动，他就被录取了。这位年轻人就是制
造了美国汽车业一时神话的福特。能够看
得见眼前的小事，懂得如何弯下腰，这一
种谦卑的美德正是为当下不少年轻人所缺
乏。同样是应聘现场，北京某大公司的测
试却让人感叹。最后几位优秀的面试者被
请进了经理的办公室，在经理外出的二十
分钟里面，他们百无聊赖地拿起了桌面上
的文件，左掀右翻。结果可想而知——无一
被录取。随意翻看别人的东西，连尊重他
人这样基本的礼貌都不懂的人，再优秀也
难以取得成功。
人们总会忽略身边的小事，以为它无
关要紧，殊不知一个小举止就可以反映出
个人的修养美德。个人、社会乃至国家，
都需要“知节明礼”，方能和平共处。日本、
韩国等不少东南亚国家都在大力宣扬中华
传统美德，因为他们知道，文化软实力的
力量比枪支炮弹来得更为惊人。而我们
呢，几年来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强调法制
建设，落下了文化、道德，若再不重视以
德治国，恐怕只会在无形之中一步一步丧
失了最根本的内在。
当代中国，依法治国上，法律系统需
要完善，但想要真正强大，屹立于世界，
以德治国尤为迫切。
㈡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 那个好 800字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首先我要说明，道德和法律都不能相互取代。只所以说道德比法律更重要，是因为先有道德规范，后有法律规范，前者是后者的主要渊源，所以道德为本而法律为末。道德的主要作用是教化，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惩戒。道德高尚的人以违法犯罪为耻，而道德败坏的人极有可能走向犯罪。法律是道德的必要补充，是因为法律具有强制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道德失去规范作用后，我们才需要法律的强制手段。法律是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最后一种方法，也是最为下策的一种方法。一个主要靠道德进行治理的社会，是一个文明而祥和的社会，一个主要靠法律进行治理的社会是一个颓废和充满暴力的社会。
㈢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论文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也是可以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
㈣ 德治与法治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㈤ 依法治国1200字论文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 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以德治国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道德传统，继承和发扬了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发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关键所在。首先依法治国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执法、司法态度。依法治国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其次以德治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德治观”。社会主义的“德治”把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社会主义“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主义的“德治”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第三“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法治与德治，一个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来起作用，一个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都以权利和义务为调整内容，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关系。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发动群众制定和执行各种道德守则、公约，法律对这种活动则给予一定支持；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成为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和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
㈥ 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建设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是核心，同时也要坚持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
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是核心
治国方略问题是指导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它带有全局性、长远性与根本性。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
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法律具有高于一切的决定性作用。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以德治国是基础
以德治国就是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其覆盖面又广于法律。道德在人类社会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他一切社会规范莫不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具体做法
1、完善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协调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都内含着道德判断、体现着道德取向。只有符合广大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法律才能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目前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律实施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不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不仅法律的制定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法律的实施更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很重要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道德觉悟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公民道德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㈦ 儒法之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500作文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抄依法袭治国的基本方略后．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历史上的儒法之争。本文试从立法、执法、司法控制和治国四个环节来具体说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现实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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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的材料。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专尊五美，屏四恶属，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㈨ 关于社会主义道德与依法治国的论文徐玉玉
以下是我本人在博客上写的一篇有关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帖子，因字数所限，摘录重点片段，希望对你有帮助。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治”与“德治”
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法制”与“德治”或者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本质，去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要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质。
所谓法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统治工具。
所谓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如此，我们暂且抛开道德的阶级性不谈，可以简单理解为道德的基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也可以说道德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广大人民的意志体现。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所谓“法治”即“依法治国”，就是用统治阶级的意志治理国家。所谓“德治”即“以德治国”，就是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意志治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工具。”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
首先，我们任务以中国为例，按照《宪法》中“工人阶级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中国的法律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作为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意志体现，无法满足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大众意志！所以说“德治”，无疑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须！
综合以上，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依法治国”和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专题探讨）;“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国”无论从概念或内涵上都已经包括了“依法治国”的意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单纯建设所谓“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