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疫情
A.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B. 陈微抗击疫情的故事
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第八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抗击非典、埃博拉、炭疽等传染病的杰出科学家，新冠疫情中的＂逆行者”。1966年，陈薇出生在浙江兰溪，被亲切地称为“兰江女儿”。
1984年，陈薇从兰溪一中毕业，1988年从浙江大学本科毕业，1991年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同年4月特招入伍，1998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毕业，2002年被破格评为教授。2015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9年11月，陈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现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不少朋友和同事问过陈薇，“怎 么总喜欢搞些魔鬼性的课题研究”， 陈薇回答说:“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我愿这一生都能和致命病毒短兵相接,为受困疫区的生命打开希望之门”。
1月25日大年初二，陈薇院士带领军队专家组驰援武汉，至今仍奋战在武汉救治一线，开展疫情传播流行规律调查研究，为疫情防控提供应对策略和科学依据。1月30日上午，移动检测实验室开始运行后，陈薇和她的同事们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
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大大缩短核酸检测时间，加快了确诊速度，有力推进了疫情防控工作。这是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组深入疫区进行科研攻关取得的一项重要应用成果。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前提下，康复患者的血浆是临床特异性治疗最可及的资源。
陈薇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大病之后重在休养，过去很多康复者不愿意捐献自己的血浆。1月31日，拿着科技部下发的《关于请协助采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康复者血液样本的函》，22名康复患者表示愿意让专家检测血液标本是否符合献浆标准。
其中有的人身体依旧十分虚弱，连采血都很困难。感动之余，陈薇表示，应当从立法层面要求康复者在知情同意符合伦理、身体情况允许的前提下捐献宝贵的血浆，用于他人的急救。“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希望我的家人健康，同样希望全天下的人都健康。
陈薇曾在1月30日在金银潭医院，见到了张定宇院长。张院长本身是一个渐冻症患者，自己的妻子也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还夜以继日奋战在一线。陈薇对他说：＂你的事迹上我非常感动。”张定宇回答：“彼此彼此。
C.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疫情期间如何体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学立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体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编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改进机构编制管理方式。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完善机构和编制方面的党内法规。协调发挥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在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作用，把党政机构统筹起来考虑、设置，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要完善党政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和编制，充分发挥法律引领、推动、保障机构改革的作用，保障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法定，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奠定制度基础。
深化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做到职责明确；在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整合办事机构，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发挥法治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同步双赢，要求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要求，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制定的制定，为机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为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设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事项，应当及时启动法律修改和废止程序，确保在法治的框架内推动改革。只有将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改革，以刚性的制度管权限权，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用一节五条的篇幅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性质、组成、体制、权限和程序等重大问题，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源、于法有据，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D. 如何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
1、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2、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
3、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
4、要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5、要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
6、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7、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E. 1、结合2020年中国抗疫取得的显著成果,分析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根据抗疫结果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团结，管理严格，劣势是个性化程度低，全盘端，一刀切！
F. 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党为什么要提高疫情防控法制化水平
只有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更有效，更科学地应对这种灾害
G. 疫情过后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哪些？
一、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他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二、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三、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疫情发生前即已基本完备，相关文件可能达数近千件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通常分为三个方面，即刑事方面、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就刑事方面来说，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数量可达上百件。
四、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的主要法律文件
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主要的法律文件有二个，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20年2月24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法发〔2020〕7号，2020年2月10日发布）。
五、二个刑事法律所涉及的刑事犯罪
笔者对上述二个刑事法律方面的文件所涉及的刑事犯罪的罪名、立案标准、定罪标准、处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整理。已在《今日头条》上陆续发表，题主如有需要可以查阅。主要有：
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一）
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
3、妨害公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
4、故意伤害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四）
5、寻衅滋事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五）
6、侮辱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六）
7、非法拘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七）
8、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八）
9、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九）
10、生产、销售劣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
11、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一）
12、非法经营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二）
13、诈骗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三）
14、虚假广告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四）
15、聚众哄抢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五）
16、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六）
17、煽动分裂国家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七）
18、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八）
19、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九）
20、滥用职权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
21、玩忽职守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一）
22、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二）
23、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三）
24、贪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四）
25、职务侵占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五）
26、挪用公款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六）
27、挪用资金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七）
28、挪用特定款物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八）
29、破坏交通设施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九）
30、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
31、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一）
32、非法狩猎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二）
3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三）
H. 从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视角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同时，要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实公民宪法权利，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然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组织人才工作，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性，往往暴露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治理中的各种漏洞导致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指向发展价值导向的偏差与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类缺乏节制的欲望扩张和运用利润尺度对世间万物的无尽索取是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人类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拒止与反侵入。各种反常的火灾地震、物种灭绝、气候巨变、病毒肆虐都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发展成果从外观上看是日益现代化的高速交通与完善的公共设施、日益丰富的消费产品与不断进步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壮大的城市圈与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但深层次中潜藏着分配不公平、服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社会不安全等多种问题，使重大流行病疫情获得了潜滋暗长的各种必备条件。要有效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人类必须确立发展的边界与限度，以自然生态完全修复为标准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善为自然立法的各种治理制度，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点;在人类文明自身，则需要以包容性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全面完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必备制度体系，“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为了人、服务于人、服从于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扩散迅速性，需要整个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疾病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发生突然、传染迅速、迅疾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系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应对不及时、决策不科学、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导致事件迅速_化，产生群体性心理恐惧、情绪焦虑、行为改变、人格变异等恶果;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不能及时有效加以干预控制，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往往迅速扩大升级，从局部的原始疫区向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扩散，从卫生医疗秩序的失序向整个经济秩序的失序、市场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失稳扩散。面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只有完全的信息公开、科学民主的应急决策、高效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才能占据先机、赢得主动。（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响深远性和危害严重性，需要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协同高效应对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时间内造成感染人群大量发病和不治身亡，特别是致病人群大量向医疗机构集聚形成对卫生资源的挤兑，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就有可能对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及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全球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1998年登革热大流行使世界56个国家的120多万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过160万人确诊;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等等。显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重大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传播的明显趋势。但是，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还停留在国内常态化治理的水平，远远难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趋势。2019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显示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这一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显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备完全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平均得分仅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平均得分也不超过50。为有效应对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态化多样化的危机事件，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要进行应对全球传染病风险的压力测试，从结构和功能上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应对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体能力与水平。二、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整体危机管理能力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非典”以后，我国不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染病防控体系，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等，基本构建了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与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的实践过程中，从体制到机制等各方面却暴露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体制。即使在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之后，自然灾害、生产安全、社会危机事件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但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依然由卫生部门管理。一方面，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危机事件的主管部门没有卫生应急管理的各方面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承担着对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沉重管理责任，难以有效承担起卫生应急管理责任。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职责分割管理的体制，使具有丰富应急管理经验的应急部门难以第一时间介入启动应急响应，卫生部门沉重的日常医疗管理工作也导致了其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麻木和反应迟缓。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I. 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有哪些
第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防御重大生物风险的能力将会获得新的突破。疫情的爆发，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实战检验，既显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和成绩，也暴露了其中的不足和缺陷，为未来加快完善和改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供了活生生的数据和资料，并为数字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等现代科学技术在危机管理、风险防控中的运用和作用发挥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中国化危为机、化险为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是SARS之后再一次向中国敲响了生物风险危机的警钟，促使中国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
第二，人们的价值观念将出现新的变化。危急时刻最能显现人性的弱点和光辉。新冠肺炎病毒引发于野生动物的结论已经得到证实，长期以来人们奉行“万物皆为人食”观念，贪食野生动物而导致SA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各种病毒传染于人类，这次疫情后，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动物伦理、价值观念上，都将有大的改善，人们将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善待野生动物。这次疫情防控阻击的实战，不但凸显了人的诚实、善良、正直、公正、爱心、勇敢的人性光辉，而且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将有一个新的升华，人们发自内心崇敬那些不怕牺牲、舍小我为大家的奋战在全国各地平凡的医护人员、战士、农民、工人，以及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的战斗者、志愿者、捐赠者，他们无欲无求、默默无闻所作的一切，显示出了人与人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人们的注意力焦点从权力、财富、名气转向了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第三，新业态、新零售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疫情防控期间，人员隔离、商场、批发等人与人能够直接接触的服务停止、交通不畅，但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人心稳定，商品供应充分，粮食、蔬菜、水果等事关人民民生的商品价格平稳，新业态、新零售居功至伟。疫情防控期间，线上线下形成一体，几乎覆盖了粮食、蔬菜、水果以及其他一切生活物品100%的需求，精彩地体现了在非常时期新业态、新零售的有效性和优越性。政府机关通过线上进行协调、指挥和调配，保障政府以及各地援助到疫区的物质源源不绝地供应，同时通过线上保障生产和消费的精准对接、高效调配；在疫情稍有缓解之际，又适时启动线上办公模式，那些不需要到现场的业态，诸如网红、自媒体等，大量人群开始在家办公。疫情防控期间得到检验并且行之有效的新业态、新零售，疫情过后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种线上能够实现个体协同的办公软件将会加速盛行、加速普及，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一个具有活力的个体中国、在线中国将会迅速崛起，中国将成为引领全球在线办公、新型办公的标杆。
第四，生物医药技术将得到大发展，中医中药的重要性将得到提升，以健康为中心的产业将成为第一大产业。疫情爆发后，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面对这种尚未认识的新型冠状病毒，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症施治，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尤其是中医在治疗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古老的中医中药是保障人们健康、维护人民生命的宝藏，也警醒人们要珍惜生命、保持健康。此次疫情作为一次生物危机管理的实战演习，促使人们提升对病毒的识别、判断、应对的能力，同时也检验了中医中药在这种突发的生物风险危机爆发后的效果，推动政府和科技界、医药界加大投入，加强对医药、医疗技术的攻关。因此，未来中国将会出现一批高品质的疫苗，生产出一批像青蒿素、盘尼西林等应对疾病的医药。
第五，中国的协同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场与时间竞争、与速度赛跑的实战演习，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协作、大调度、大运转。中国人曾长期被诟病“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缺乏合作精神和协调能力。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以事实粉碎了外人对中国人“缺乏合作精神”“不善于协调”的诟病。14亿中国人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自我隔离，而生产、生活、交通有序管控，社会秩序不乱，线上线下、人流、物流、信息流高效运转，没有合作精神、缺乏高水平的协调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疫情过后，人们总结这场疫情阻击战的成功，必然不会缺席中国合作精神提高、协调能力提升这一话题，同时再一次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的速度和自信。可以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成功，将会是中国人的自信能力乃至中国文明水平的转折点，世界一定会对中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