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孝顺父母

① 关于孝顺父母的法律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专子女对父母有属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② 立法孝顺父母能实现吗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绝大多数夫妻都有自己的孩子，上行下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那么这个人的人品一定不怎么样，这个人也一定成不了什么大气。

每个人都会老，在作为父母子女的同时，绝大多数都可能成为孩子的父母，如果自己都不能做到孝顺父母，孩子长大后能孝顺自己吗？然而这么简单的道理说起来很容易，说起来谁都懂，但是做起来确实非常困难的。

当然，这其中，国家没有很好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是最大的难题。人们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收入不稳定，物价急剧上涨等因素是罪魁祸首之一。由此造成的心里不安定因素迫使人们不敢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还有就是，最近几十年一直抓经济建设，国家忽视了最根本的道德教育。虽然从小学课本上已经出现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帮助别人等道德教育内容，但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一切向钱看的心里无法摆脱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诱惑，包括老师和家长都是这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送礼和收礼是司空见惯的。这些行为无形中影响到从小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书本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和压力，总想少承担一些责任。而受害者往往是自己的父母而非自己的孩子。

再说了，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爱心和孝心，即使是立法也是无法满足父母的需要的。因为孝顺本是爱，如果没有了对父母的爱，那么这个被子女抛弃的父母又怎能会得到真正的孝顺呢？

所以，要想使更多的父母得到子女的孝顺和真正的爱，国家的对经济发展和做人方面的教育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孝顺自己的父母！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年老体弱时都能被自己的孩子孝顺！

③ 孝顺父母非要立法吗

他希望四川省能为孝立法，让子女尽社会主义亲情孝敬、奉养义务，要求国家、社会继续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维护父母不受子女不敬、暴力行为的侵犯。根据这部《孝法》建议稿，对于谩骂、冻饿、凌辱、殴打、遗弃父母的，将终身不得录用和晋升。已改正并表现优秀的，需父母推荐，方可予以考虑录用、晋升，但不得优先录用、晋升。 ［争论］ ■中国青年报 “孝法”绕不过三陷阱 在日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而经济却尚欠发达的我国现阶段，讨论这个问题——或干脆说，延续或重振孝道——是极其急迫而现实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需要立法呢？笔者认为不妥。该设想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只怕也绕不过下面三个可能的误区——甚至是陷阱。 首先，设立《孝法》可能导致法律的低质化。不难看出，当今“孝”的内容更多只是属于礼仪方面的内容。即便一些好的风俗习惯正在逝去，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言：要改变风俗和习惯，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而且，假如真的设立了“孝法”，由于孝与不孝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有言道“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自古无孝子”，“孝法”肯定会经常面临难以判断、无法表态的窘境。如此，或将使法律失却其精准性，最终走向低质化。 其次会导致公民权利受损，甚至导致社会文明的退步。旧礼教之中将孝道与法律融为一体，因其操作性上的天然难度，实际上经常会混淆私权和公权的界限，不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精神。 再次，设立“孝法”，有可能掩盖住真实的社会问题。总体上分析当前的“孝道”衰落问题，除了礼教影响日渐式微以外，毋庸讳言，也与经济发展的模式、水平和分配制度等有一定关系———为“孝”立法，有可能掩盖这些回避不了的矛盾。 ■燕赵都市报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对“不孝”有一些规定，但往往只有性质特别恶劣的才构成犯罪，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很难得到现有法律的有效保障，需要专门的法律进行强制保护。公务员的言行对公众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公务员录用、晋升以“孝”为先，对保证公务员以及带动社会恪守孝道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有鉴于当前子女不孝行为的增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国家尚无统一的法律强制解决的情况下，建议为孝进行地方立法，并将重点放在公务员这样特殊的职业，对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不但必要，而且可行，不失为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北京青年报 法律万能的误区 主张为孝道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法律完全应该在孝道问题上管得更多、更严，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把这些散见于多项法律的规定集中起来，他们也希望能“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显示国家和社会对孝道的高度重视。 一遇到问题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防范和惩罚，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治是一种进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不宜动不动就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解放日报 拿陈腐当新鲜 在笔者看来，这个为孝立法的“立法草案”，看似忧国忧民，实则会误导民众，看似新鲜，实则陈腐。因为以孝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实行，如汉代的“举孝廉”制度。但孝廉制并不能改变汉朝腐败盛行的状况。如今，又有人提议以孝为先来录用公务员，显然是不了解历史，拿“新瓶”装“旧药”。 一个小家中的大孝子，未必会是一个大家中的好公仆，为敛聚在小家中“尽孝”的本钱而不惜损公肥私的，古今均大有人在。比如，狂贪国库白银九亿两的清朝大贪官和 在当时就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当今，大贪官胡长清在家里也是一个大孝子；还有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口碑”也极好，是一个出名的“大孝子”。

④ 关于孝敬父母的法律条约内容

一、《宪法》第四十九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二、《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

（一）虐待家庭成员，被虐待人要求处理的；

（二）遗弃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的。

四、《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虐待罪】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百六十一条【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立法孝顺父母扩展阅读：

案例：老人因疏于照料独死家中四子女因遗弃罪获刑

2016年3月份以来，业友谊老人一直身体不好，生活不能自理。他的四名子女因为种种事情都不太去照顾老人，一直照顾老人的是他的一位“花友”王先生。5月的一天，当王先生去业友谊老人家看望老人时，发现老人已经死亡了，去世时77岁。经法医鉴定，业友谊老人系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2016年3月份老人曾去当地医院看过病，但因子女很少去看望老人并不知道。王先生说：“自从3月份以来，业友谊老人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有时候摔倒了自己都起不来，他的家人都不管他，因为我们是朋友，我就每天中午都去他家里给他做饭吃。”

业友谊老人有4个子女，大女儿业学梅是继子女，以老人也不需要她去赡养为由很少去看老人。三女儿业学竹因为和二哥业学民在分房子的事上有矛盾，曾被业学民威胁不能去看父亲，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不再去照顾老人。

二儿子业学民因为要照顾生病的妻子在2016年正月初十后就没有再去看望老人。小女儿业学娟偶尔去家里照顾父亲，但在老人去世前的十几天都没有去过老人家中。为了能让子女们照顾业友谊老人，王先生曾经找过律师、电视台，当地村委也曾协调过，但最终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淄博检察机关以遗弃罪对4名子女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遗弃罪分别判处业学民、业学梅、业学竹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业学娟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⑤ 中国法律中有没有要求子女孝顺父母

关于子女孝敬父母的问题，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关于子女孝敬父母的问题，属于亲子关系的范畴，而在这方面道德约束的力量大于法律的约束力量。更多的属于道德范畴。
在《继承法》里，对未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可不分或少分遗产。尽了大部分赡养义务的子女可多分遗产。这是法律在经济上对尽赡养义务的子女的保护，或者说是奖励倾向。
关于孝顺不孝顺，就算上了法庭上，举证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由父母举证的话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书面证据，子女举证的话也没有很过硬的证据。证据站不住，就无法认定事实，即使法官再偏袒也没法维护其权益，也没有可以援引的法条做依据。结果要不是法官居间调解，要不就撤诉，再不然就驳回起诉。况且中国人的思想就是不到撕破脸皮的那一步，坚决不上法庭。
孝敬这个词的诠释，每个人都不同，所以法律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所以也无法立法。光给付金钱而不给予精神关怀不一定就算孝敬；给予精神关怀，但经济实力不允许，也不能算不孝敬。再说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不在父母身边，怎么界定孝敬不孝敬。
孝敬还更多的是靠社会舆论的力量，道德约束的力量来调整的。
法律上规定更多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义务。

⑥ 只有中国法律才规定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

不是只有中国法律才规定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国外很多国家均有立法，但相对来说在经济发达地区更加侧重于精神赡养老人。

法国的现行法律不仅规定成年子女必须给无经济能力的父母提供生活资助，还必须“尊敬和关怀”老人。
不仅法国如此，对于欧洲而言，“精神赡养老人”都成为主要义务。在瑞典、芬兰等北欧福利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有关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以保证老人们晚年的幸福。
这些要求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乃至每日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连子女与父母谈话的忌语都受到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从立法上保证赡养行为的质量。
日本的子女应常回家看看“空巢老人”的问题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时凸显的。日本是一个较典型的“男子中心主义”社会，妇女一直是赡养照顾老人的重要力量，但是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猛冲击下，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了家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使家庭的护理、赡养功能弱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制定的《老年人福祉法》、《老年人保健法》、《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等，更多地强调国家、地方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养老责任，很少见到家庭养老的内容。
近年来，由于社会养老成本过高，以及难于解决精神慰藉问题，政府开始强调家庭养老的价值，并对家庭养老给予政府补贴。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家庭的“空巢”现象十分严重，伦理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概念，即子女与老人居住距离不要太远，以送过去一碗汤而不会凉为标准。这样子女既有自己的世界，又能够方便照顾长辈。
2007年，在印度南部城市海德拉巴，一个火葬场的工人正准备焚烧一具尸体时，尸体竟然“活”了过来！此人被救后哭着说：“我不想活了，为什么要救我？！”此人已75岁，来自当地一个殷实家庭，但身患癌症后，子女不愿付医疗费，于是他绝望地走向火葬场。
面对这一不断严重的社会现象，印度立法“出手挽救”。印度立法文件中写道：“大家庭系统消退，老年人目前正在被抛弃。”这部法律规定，如果孩子不照顾父母，将被关上三个月。
印度媒体大多认为这部法律出台的重要意义在于将来。
印度是个“年轻”国家，11亿总人口中51%低于25岁，2/3人口低于35岁。但与此同时，老龄人口也在快速上升，到2016年估计会增加到1.13亿，到2026年这一数字会攀升到1.79亿。
1994年，新加坡制定了《赡养父母法》，规定在新加坡，如果发现子女确实未遵守该法，法院将判决对其罚款一万新加坡元或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1996年6月根据该法，新加坡又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仲裁庭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普通公民等组成，地方法官担任主审，若调解不成再由仲裁法庭开庭审理并进行裁决。
韩国建设交通部2006年9月发布的《住房认购制度改革方案》规定，那些赡养父母、岳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庭将获得优先购房权。这项规定一方面缓解了孝顺子女的购房压力，另一方面也鼓励了赡养老人的良好风气。

⑦ 孝道该不该受法律保护

日前，成都市律师李宗发向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希望为“孝”立法，让子女尽亲情孝敬、奉养义务，要求国家、社会继续弘扬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10月6日《成都晚报》）
呼吁为孝道立法的声音，李宗发显然不是第一个发出的。一个多月前，江苏一个人大代表就疾呼惩治不孝顺父母者。再往前推，早在两千年前，人们就意识到孝道的重要性，并在选拔官吏时考查个人的尽孝情况。封建社会更有《二十四孝图》，以那个时代的“孝道”标准苛求时人遵守。“人孰能不老，百事当以孝为先”的道理被李宗发律师搬出来作为孝道立法奔走呼号，这样的理由没错。不过，笔者觉得为孝道立法既没必要也不可行。

孝道算得上道德王国中的“大哥大”了。任何时代，谁要是拿父母不当人，这人保准多行不义必自毙。自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惩罚，用我导师的一篇小说名字说，就是《良心有牙》，虐待父母的人迟早会被良心这根牙齿咬得痛苦不堪的。古人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既然几千年来包括孝道在内的道德规范一直在扮演社会警察的角色，无形中维系着“社会治安”，并且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所有被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都将继续起作用，那么，还有必要为孝道以及道德立法吗？

孝道不仅不需要立法，更重要的是，它很难以立法形式面世。孝道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是通过社会舆论形成的某些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不过，它却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我老家一个农民，幼时丧父，母亲改嫁并和继父将其养大，长大后他拒绝赡养母亲和继父。然而，乡村巨大的舆论压力，让他在村子里很难抬得起头来。后来，他不得不肩负起赡养的义务。这样的舆论惩罚，远比复杂、漫长的法庭审理、判决更奏效。既然舆论的力量可以自行纠正一般的不孝道行为，又何必要给立法增加负担？要知道，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法律解决问题。换言之，法律不是万能的。

孝道也很难变成具体的法律条文。之所以这样说，孝顺与否，法庭很难取证（特别出格的有婚姻法、刑法伺候）。有人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论孝，看心莫看行，看行天下无孝子；论色，辨行莫辨心，辨心天下无完人。”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孝顺，是否尽孝，只能看其内心里有没有孝道观念。如果对号入座，普天下是难以找到一个真正的孝子的。道理很简单，孝与不孝没有绝对的标准，每个父母只能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给子女的行为打分。标准的主观意志过强，反而使立法者望而却步，总不能强行划一，把孝道具体到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吧。不能具体量化，如何确定哪些行为是违反《孝道法》的——假如真有这么一部法律的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孝道标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孝道标准，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尽孝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将千差万别的孝道标准统一化，太不现实了。即使成文，绝大多数父母也未必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因为自己而受到法律的审判。倘若他们当庭翻供或者撤诉，尴尬的何止是法官，更是那部量刑难、定罪难、执行更难的《孝道法》啊。

观点撞击：呼吁孝道立法的现实意义(红网：陆志坚)

一个四川，一个南京，发出同样的呼声，提出同样的见解，目的就是让“孝”走上法制化轨道，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用法律手段保护传统美德，惩治不孝之徒、忤逆子女，这也说明了为“孝”立法已迫在眉睫，为公众所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子女对父母的“尊重孝敬”，已成为衡量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孔子在《论语》中就这样说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承传了千年的家庭伦理道德。韩愈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至今仍为我们所遵循的道德准则。

然而经济的发展，对利益的狂热追求正猛烈地冲击着、撕咬着人们原有的道德观，包括“孝道”在内的传统美德正渐渐地被人遗忘和遭蹂躏、践踏，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丧失殆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子女遗弃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殴打父母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什么亲情、友情、感情，都已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可见，为“孝”立法，是挽救社会道德的一种需要。

我国目前正逐步进入老年型社会，老年人日益增多已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甚至是严重滞后，“老有所养”还不尽人意，养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必须以家庭为主，这就需要用法律约束子女的行为，强制他们恪守孝道，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

同时，李宗发律师在建议稿中还郑重提出，“招收、聘用、晋升公务员、领导干部，必须审查其孝敬、赡养父母情况，并以此作为衡量审查其品行是否端正的第一前提。”将“孝”作为公务员录用的重要标准，是对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发展。《菜根谭》中曰：“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梁宇坚之者。”作为公务员，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自己父母都不能孝敬的人，何以能情为民所系？这就将为官者在家尽孝、在位尽职有机地结合起来，培育其高尚的官德。

呼吁为“孝道”立法，希望传统美德能得到法律保障，使其发扬光大，从而提升全社会的文明道德水准，这是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新探索、新理念、新创造、新要求，必定会得到社会的欢迎。
来源：http://news.qq.com/a/20041007/0001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