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保障立法不完善的原因

⑴ 王立春案件反应出我国选法对公民选举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选举权不是宪法"认可"的权利，而是人民通过宪法"创造"的权利，是与人民主权联系最密切的权利。选举权是权利也是权力，其权利属性表现为它具有可放弃性、利益性、意志性;其权力属性表现在它能够决定他人(候选人)的利益和命运，但选举权的权利属性和权力属性都是不完整的。选举权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权利。选举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间接的，它与国家权力"人"的关系才是直接的(产生他们)--通过产生权力人来影响权力。
如果说中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与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形式上并无太大区别的话，那么由于两者在是否存在物质保障问题上有着重大差别，因而决定了二者在政治实践中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客观影响也就迥然不同。我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对劳动人民来说是虚假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物质保障。然而，我国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这样，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保障了整个选举活动能够正常、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则可使每一个选民和候选人能够不致因财产占有的悬殊而在选举中受到任何限制或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可避免一些入利用经济实力来控制和操纵选举。

不仅如此，中国对公民的选举权还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选举法和其他有关选举的法律文件规定了我国选举的原则、组织、程序和方法，使我国选举制度得以法律化、条文化，因而不仅对选举权的剥夺、选民资格争议的申诉及破坏选举行为的诉讼与制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了规定，而且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选举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有关选举的实施细则，以保证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制裁上。中国选举法以专章规定，对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一是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二是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三是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压制、报复的。这些规定，不仅从法律上保证了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也保证了选举工作的正常进行。

⑵ 如何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宪法是在人类不断认识、运用根本法则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维权意识也随之提高，但是经过诸多的司法实践，诸多对程序性辩护的不重视，对证据收集的不完整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或是违宪案件都证明我国相应的国家权力机关及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
“法无禁止即自由”，在构建完善的公民权利体系方面应明确列举性规定对公民的权利，以明确的标题来对某一权利及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同时完善宪法在这一方面的结构，增强其内在要素的完整性。人权是道德意义上的个人抽象的权利主张，而基本权利才是法律所认可的。宪法以高度的概括性规定了我国法律的基本框架，提纲挈领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它规定的有关公民权利的内容过少，权利内容也太过抽象，而相对具体的，必要的法律保障性条文，违法强制性惩治措施却较少，差的可操作性使得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与宪法的初衷稍有差池，所以我们应通过宪法修正案及其解释我们应不断完善和改进相关法律制度及其规定。
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是宪法的宗旨和精髓所在，虽然宪法有待完善，但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我们在享受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要积极自觉地履行义务，为我国的法制建设贡献力量。

⑶ 法律实施的阻碍因素有哪些怎样促进法律更好的执行

阻碍律实施的因素有：
1、不符合大多数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2、不利于统治阶级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3、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军队、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的具体职能的部门和权力行使人实施表现出来。而由于现实的人际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多部本的一个或多个执行环节出问题，就阻碍了法律的实施。
4、法律明确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依法制裁侵权行为和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才能使人们享有的法定权利得以切实履行，免遭非法拒绝。
5、行政的执行性、法治进程背景、执法体制这些都关系到行政执法困境与法律实施目标的实现。
6、某些方面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7、法律实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还需立法保障法律的实施。
8、法律实施成本、法律实施效益等问题。
9、民众的法律意识、素养等；
10、某些特殊的因素。
在解决了上述的这些问题以及未列出的相关的阻碍因素之后，就能促进法律更好的执行。

实现法律实效的立法对策
要使法律实效得到充分的实现，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如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加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执法、司法人员队伍；完善法律实施的监督体系和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等等。要使法律实效获得充分的实现，当然也应完善法律自身，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法律体系。就立法工作而言，应采取如下对策：
1、立法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立法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立法工作中的运用。立法工作者应当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科学的论证，去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和社会客观现实需要，将其反映到法律上来。同时，当制定法律的现实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对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时，应及时地对法律进行修改、补充或制定颁布新的法律。当然，法律并不总是被动地反映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立法活动是一种能动的活动，体现了立法者的主观的能动的创造。法律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体，法律的客观性是指法律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其调整对象是客观的，并且一经制定出来就独立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法律的主观性是指法律由人们依据其意志和愿望以及他们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把握而制定出来的。为使法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因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而朝令夕改，立法活动应有一定的科学的创见和预见。这就要求立法者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把现时虽尚未明朗，客观现实尚未提出立法需要的问题事先在法律中加以规定。立法活动中，应辩证地处理好反映客观现实需要和适度的超前性、预见性的关系。
2、立法要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为了使法律能够符合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立法工作走群众路线，不仅仅由我国政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同时也是保证立法科学性的必然要求。立法工作只有体现民主精神和原则，走群众路线，才能真正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意志，法律才能深得人心、深入人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和维护。也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吸取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使法律符合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立法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征求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要求和意见。
3、建立严格的完善的立法程序。立法活动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立法活动从立法动议的提起到法律文件最终通过颁布往往要经过一系列的环节，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一方面使法律的制定经过充分的酝酿和斟酌，使法律的规定具体、详细、完整，并切实反映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程序的机制，让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讨论，协调他们的意见，避免法律体现部门利益的偏面规定，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民主精神的原则。因此，严格而完善的立法程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立法的科学性。
4、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法律结构的科学化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具体、严谨、完整；二是要求法律规定之间、法律文件之间协调一致；三是要求法律文件互相衔接、互相配套。近二十年来，我国制定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不可否认，法律规定交叉重复，法律文件间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从而影响了法律整体实效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法律文件进行清理、修订，消除其中的重复规定以及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内容，按照法律自身严密的逻辑结构，形成完善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律文件间的衔接配套的问题也值得重视，法律一般只规定和解决基本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和解决细小的问题。因此，在法律公布之后，需要适时地制定和公布有关的实施细则，各地也可根据立法权限，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或补充规定，同时就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应另外制定配套的法律文件，从而使各种法律文件间互相衔接和配套，形成统一有机的整体，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实用效果。
5、重视立法监督。我国的各种立法机构有其各自的立法权限，只能在其立法权限内制定有关的法律文件。由于立法机构不同，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也不同，低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不得与高效力层次的法律文件相抵触。但在实践中，越权立法，低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与高效力层次法律文件的内容相抵触的情况也往往有之。因此应重视立法监督工作，下一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应按法定的程序报上一级立法机构备案或批准，由上一级立法机构对立法权限、法律文件的内容等方面问题加以审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文件有权要求解释、责令修正甚至予以撤销，以保证法制的统一。
6、加强法律解释。法律规定虽然应当具有明确性，应当具体、肯定、完整，但抽象性、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有时也往往在所难免。这一方面源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有时也是立法技术方面的要求。因法律文件应避免庞杂繁琐，法律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事理，模糊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则留有一定的余地，以利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实现个别正义。但法律的模糊性、原则性的规定往往又给法律的实施造成困难，并有令法官肆意，妨碍法的安全的危险。为此，法律解释实属必要。同时，客观现实总是变动不居，而法律制定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保持稳定，这就有可能造成法律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味强调严格执法，无异于削足适履。法律要适应变化的社会情势而保持原有的形式和结构，可以采用解释的方式。解释就是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 通过解释，赋予法律条文以新的含义，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实现法律之实效。应当说明的是，法律解释不仅仅是立法机构的工作，司法机关作为立法者的助手，对法律进行司法解释，即所谓“法官造法”，是立法活动的延伸，对于充分实现法律的实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⑷ 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具体体现在哪里

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具体体现在：

1、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来讲，司法机关不同于其他行政机关，它不存在绝对的上级领导下级，下级要服从听命于上级。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院的上下级之间就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司法机关与党的领导关系上，却并非如此，司法机关也要接受党的领导。

现实情况也是，基层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的任免要由地方党委考核、提名，法院、检察院的重大事务要向地方党委请示汇报，那么这样的话，法院、检察院独立地行使职权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2、司法机关在财政上难以脱离束缚的问题。司法机关在人事与财政上与地方政府脱离，这样才是保证其能够独立行使职权的前提条件。但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工资福利、办案经费等都是归属于地方财政管，而有一些法官、检察官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这样司法机关不管是在财政上还是人员上都与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一种暧昧的关系下，要求司法人员完全不顾自身的利益、不受地方财政与人事关系的影响是难以办到的。

中国的法治建设措施：

1、完善法制是基础

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是基础。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个原则的关系中，有法可依显然是前提条件，而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制，国家的执法、司法，公民的守法、护法也就无从谈起，法治也就失去了制度引导，实现法治建设也就只是成为空谈。

因此，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法治建设的重要前提。

2、依法行政是关键

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使权力，在法治建设中显得至关重要。在我国，一半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可以说，行政机关能否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是实现法治建设的关键。所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求一切行政机关都必须严格执法，依法行政。

在一切的行政活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确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

3、司法公正是保障

司法是正义的蒙眼布，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是很大程度上通过司法来显现的，人们公民对于法律的认可程度，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通过司法来衡量的。司法能体现法律的公正、维护法律正义，则人们就认可它，并且愿意接受它的规范。

应当进一步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合理的配置司法权，理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及同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因素，确保司法机关能够独立的行使职权；改革司法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优先入用高素质的本法律人才，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⑸ 求立法学论文_论中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楼主，可以参考：

我国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的《立法法》是一部规定立法规则、确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权限”、“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级”和“法律监督”四大问题。立法立法必须严格执行《立法法》的规定，坚决克服“立法不法”的现象。
立法是法治的关键和核心，其目的在于合理配置立法权力，有效规范行
政权力的运作，从而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实现公平、正义、自由、
秩序等价值目标。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要求法的权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价值，而且强调立法对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内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实
质理性。法治已经演进为一个综合概念，它融汇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诸
多价值观念，包含着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立法等丰
富的制度意蕴，其核心则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几个世纪以来，法治理论与实践
对政府权力予以高度关注，这与立法权力作用范围的广泛性、与人们生活联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立法权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极度扩张的事
实，不断提醒人们，对立法权力的制约是国家权力制约的重中之重。
在我国，立法尚处在初级阶段，立法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
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因此，立法是一场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
度变革。当前，我国立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在思想意识方面，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
领导干部的观念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律传
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
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
又重新滋长。”由于我国缺乏依法治国、立法的传统，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
淡薄，特别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观念或思想，严重阻碍着立法的实现。它们是：
第一，人治观念。有些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对立法重要性
的认识还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视，总认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办事太麻
烦。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立法还多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真
正落实到行动上；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置法律于不
顾。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观念。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自己摆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总习惯地认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记了自己同样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从
而无视法律的规定。第三，法律工具主义观念。将法律仅视为一种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标价值观念。甚至认为，当对自己有利时就拿来适用，对自己
不利时就不执行。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立法观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实行立法必须要大力培养和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重点是抓好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立法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地进行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观念更新。
1．树立法治观念。为此，必须明确：第一，宪法至上。法治的实质是宪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灵魂。
第二，法律具有极大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三，法大于权。任何人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
法、以权废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树立权力制约观念。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被滥用，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人类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3．树立人权观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的执政党，必须把保护人民的权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
最讲公平、最重视保护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人权，高举人权的旗
帜。
4．矫正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树立法律工具主义与法律目标主义并重的观念。
将法律视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时，结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国
的重心转向人民权利的保障及正义的实现，应是我国实行立法、依法治国的
策略选择。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关立法立法空白
较多，所立之法缺陷较大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国家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与改
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立法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突出表现在现存的
法律、法规与规章之间缺乏协调和统一，使立法执法者难以适从；有些法律、法
规的一些条款太原则，不便操作和畸轻畸重；还有一些法律、法规对某些立法机
关设置的职权过大，尤其对自由裁量权，往往规定的幅度过大，并且没有顾及到
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后的法律责任，容易造成少数立法执法人员毫无顾忌地滥
用立法权；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没有实现立法程序法律化，严重影响了
立法机关的立法。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为立法创
造法律条件。
首先，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当前，
特别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市场经济秩序、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救济、
规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在建立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金融、资
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执法依据不足的状况；改变实施细则滞
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
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
其次，注重立法质量，纠正片面追求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的倾向。法律、法
规的生命力在于其质量。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许多法律文件修改过于频繁，并
且有些在实践中难以施行，问题的要害在于立法时，立法者对该法所调整的社会
关系缺乏科学而精细的调查研究，或者着力于通过立法解决本部门的编制、级别、
经费及其他种种具体问题。应当看到，一个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与否以至于最终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是否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调整的那部分社会事务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立
法必须提高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使法律充分体现民意，与社会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防止立法中渗入局部利益和部门利益而影响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时，避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调整社会事务时发生重复、冲突
或疏漏，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再次，抓紧制定立法程序法，改变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规范的现状。可以说，
离开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立法。
最后，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执法方面，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
影响了法律、法规与规章的执行效果
现存的立法执法体制不顺。具体表现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从法
理上说，执法主体只能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企事业单位不
能拥有执法权，然而目前立法执法主体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并不少见。以
政企不分为例，工商部门管市场，又办市场；城建部门管理城市建设，自己也搞
城市建设，并进行自我质量监督；种子公司既是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又是种子生
产经营的管理监督者，等等。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人为形成监督
不力。第二，立法执法部门纵向集权，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相互之间缺乏协调
配合，结果造成执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办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统交叉过多，职责不清。如对个体户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
多家执法部门，由于对同种法律行为有多种不同执法依据的交叉，客观造成立法
执法者不作为、乱作为或难作为。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执法队伍建设虽然经过多
年努力，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体素质仍然不高。目前立法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
少，如越权执法、不作为违法、随意执法、乱施处罚等问题的出现，既有不懂法
而出错的，也有滥用权力而违法的。
因此，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按照条块结合、适当分权、便于执法、
讲求实效的原则，走综合执法之路。要积极推行立法执法责任制。1997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
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立法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通过明确政府机关法定
立法执法职责，健全立法执法评议考核体系，落实立法责任追究机制，实现规范
立法执法行为的目的。立法执法责任制，要力求做到实际、简明、准确、可操作
性强。具体推行时，关键要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清理立法执法主体，明确执法依
据和执法权限，切实减少立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的推诿扯皮现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确定执法岗位，分解执法职责，严密执法程序，细化执法标准，切实
改变过去那种执法岗位不清，职责不明，权力行使层级之间“上侵”、“下夺”、
“左挤”、“右占”，相互扯皮、揽功诿过的现象，有效地规范立法机关内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构执法评考体系，突出执法效能评估，完善立法
责任追究机制，将立法职权的行使与执法人员的年度考核奖惩紧密挂钩，实现行
政权的规范运作。
同时，要提高立法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其关键是要坚持“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健全对立法执法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奖惩、辞职、辞
退等具体制度，突出严字，严格管理，严明纪律，赏罚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机制。
四、在立法监督方面，现行立法执法
监督体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国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权力机
关的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立法机关自身的监督、党的监督
以及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的社会监督。应该说，我国
的监督体系是比较全面和严密的，它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践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权力监督乏力和监督体系存在缺陷。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监督机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监督的法律规定，以致使人民群众等一些社会监
督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监督机制上，主要表现为有些监督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直接影响其监督作用的发挥。例如，作为立法系统内的专门监督的立法监察，由
于它与立法机关有着立法隶属关系，使得这种监督在实践中很难真正履行其监督
职责，以致弱监、虚监、失监现象相当严重。还有，立法复议也存在着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烦、推诿等不愿受理立法复议申请的情况还在
相当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复议决定上，还存在该撤销或者变更而维持的情况，上
下级之间“官官相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等等。
因此，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严格、公正执法。首先，
加强权力机关对立法执法工作的监督。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尽快
制定《人大监督法》。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选举和任免干部时，应该把是否具
备必要的法律知识，是否依法办事作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在听取他
们的述职报告时，应把他们领导的地区或部门的执法状况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通过听取和审议所在政府和单位实施法律、法规工作报告以及
组织代表检查、视察、评议执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机关做好执法工作。其次，
民主党派的监督、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也必须努力落到实处，
使它们共同服务于人大监督这个中心，并形成监督合力。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立法，必须革除一切与立法的要求不相适应
的旧观念，必须进一步完善立法法律体系，必须理顺现行立法执法体制，提高执
法队伍素质，必须强化和完善立法执法监督机制。惟其如此，才能为解决我国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创造条件，不断推进立法的进程，实现依法治国的
宏伟方略。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⑹ 谈谈目前我国法律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目前我国法律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现行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有的立法违宪，立法空白不少；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不力，执法犯法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状况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目标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现行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

1、受教育权。虽然已出台《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一整套法律法规，但由于立法较粗，可操作性较差，所以，仍然难以保证公民的受教育权。

2、劳动权。虽已出台《劳动法》及相关法规规章，但由于立法不完善、不详尽且缺乏刚性，因此，劳动权保护方面问题较多。

3、获得国家赔偿权。虽有《国家赔偿法》，但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尽管国家机关对公民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但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却十分艰难。

4、选举权。《选举法》由于立法较粗，缺乏民主性、公开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因此难以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二、有的立法违宪，立法空白不少：

法分良恶，并非越多越好。限制公民权利、增加公民义务的法越多，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就越受到限制，甚至会化为乌有。如《选举法》规定了市民比农民有更高的政治地位。这与《宪法》确立的公民平等权相矛盾，它不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它以法律形式加深了我国二元社会的鸿沟。又如《集会游行示威法》设置了严格的行政审批程序，又缺少司法审查程序，政府主管部门不批，申请人没辙。因此，该法等于变相剥夺了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宪法权利。

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方面存在不少空白，比如平等权方面：一是农民与市民不平等。除前面提到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农民与市民不平等之外，在就业、就业前培训、获得物质帮助、社会保障等权利方面，农村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在户籍管理、担任公职等方面，农民都受到歧视。其他的如：外地人与北京人不平等。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平等。根据《宪法》，本国公民比外国人有更多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国投资的外国（境外）资本家都有比中国百姓多得多的特权。

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检举权是《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和体制上的原因，在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谁敢批评、控告、检举官府和官员？

三、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不力，执法犯法问题突出：

1、公民财产权。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财产权遭侵犯的事俯拾即是，如各地的强拆。

2、住宅权。在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住宅权的不乏其例。如追捕犯罪嫌疑人或逃犯时，不分轻重缓急，破门而入、突闯民宅的司空见惯。

3、人格尊严权。有的“三资”企业像个监狱，工人们像囚犯。

4、人身自由权。目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法搜身。二是超期羁押。三是非法拘禁。

⑺ 为什么真正的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你好，人权的内容很多，落实到生活中的也不在少数，
如果法律体系不完善，那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能会因没有法律依据而难以维权，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实际上就是有法可依的问题。
顺便说一句，要做到真正实现权利保障，还有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权利保障的机制，法制的基本要求的四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是一个系统工程。

⑻ 我国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1]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

20世纪后半期，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趋向。《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决定书》等国际人权公约，确立了一系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国际准则，主要包括：（1）权利平等原则。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2]（2）司法补救。保证权利或自由被侵犯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3）生命权的程序保障。规定：未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死刑；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3]（4）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5）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程序保障。（6）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人格权是人权的三个资格条件之一[4]，是维持有生命的主体资格的精神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是人，他们同样享有人格，其人格同样是受人尊重的，不容任意剥夺。（7）独立公正审判（8）受刑事指控的人有辩护的权利。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程序中应当享有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讲，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就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5]（9）对未成年人给予特别保障。（10）无罪推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1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被强迫承认犯罪。目前，已有许多国家承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包括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12）刑事赔偿权。以上这些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是各国进行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应遵守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其总的精神是在国家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二）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接受先知的权利；律师帮助权；申请回避权；刑事赔偿权等。[6]

第一，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特定机关，特定程序不受逮捕。现行刑事诉讼法据此对侦查阶段一切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了具体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第二，接受先知的权利。告知犯罪嫌疑人其享有的权利是国际公认的司法准则。犯罪嫌疑人有权及时获知被指控的内容和理由，获知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告知犯罪嫌疑人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讯问，从何时起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帮助，有权委托辩护人等。

第三，律师帮助权。我国宪法保障一切受到刑事追究的人的辩护权。《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这就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第四，申请回避权。这是一项救济性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有权申请复议。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阻止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刑事赔偿权。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立法机关于1994年5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根据该法，凡是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受到错误拘留或逮捕的，最终被宣判无罪的，因有关国家官员违法采取财产措施受到侵害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依照规定的程序获得国家赔偿。

二、刑讯逼供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的冲突

现实与理论总是存在差距的，同时制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极大不足：超期羁押，刑讯逼供，妨碍律师正常执行职务仍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三大顽症，其中刑讯逼供问题尤其严重。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还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仍旧屡禁不止。

（一）刑讯逼供的涵义

美国《国际网络全书》对“刑讯”下的定义是：“刑讯是一种故意使肉体或心理上承受痛苦的体罚。”[7]我国《刑法》给“刑讯逼供”下的定义是：“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也损害了司法办案人员的形象、法律的威严，使人们丧失对法律的信仰。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在诉讼文明化、人道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各国均明文禁止刑讯逼供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严重危害社会。

首先，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是通过施以肉刑或变相肉刑来实现的，都是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一个人，即使是触犯了刑律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也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然而在“不打如何肯招”式的审讯哲学盛行的今天，对一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刑讯逼供已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了。有些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员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以为刑讯逼供只是工作方法问题，出了问题也是“工作上的失误”，是“好心办了坏事”，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刑律，也说是“因公犯罪”，千方百计地予以开脱。正因为有了这层保护伞，使得某些办案人员更加的肆无忌惮，完全不顾及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以致造成死亡、重伤的严重后果。

其次，刑讯逼供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的原则。

第一，刑讯逼供损害了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长期以来，我国都是重实体、轻程序，但长期的司法实践已暴露出了这种观念的严重弊端。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正当程序的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纳入法律的轨道，依照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进行，以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而残酷的诉讼手段，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获取证据，这与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是相背的。即使从实体真实的角度，刑讯逼供或许有时有助于发现实体真实，但牺牲了程序正当，可能导致法律丧失其威严，使人们逐渐丧失对法律的信仰，不再寻求法律的保护，从而动摇法律制度的根基。

第二，刑讯逼供不利于实体真实。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刑讯逼供发现实体真实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它依赖于两个预设的前提和条件。第一、作为刑讯逼供对象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本案真正的犯罪行为人；第二、犯罪嫌疑人在刑讯下所作的口供必须是客观真实的。[8]从理论上讲，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有可能发现实体真实，以打击犯罪。然而，现行机制并不能确保这两个前提和条件的实现。从侦查机制看，侦查权指向的对象仅是嫌疑人，而并非一定是真正的罪犯；侦查权运作的结果既可能性是查明案情、查获罪犯，也可能性是排除嫌疑人的犯罪嫌疑，因而并不能确保犯罪嫌疑人都是真正的罪犯。在司法实践中，一旦发生犯罪嫌疑人并非真正的罪犯的情形，刑讯逼供就只能是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

第三，刑讯逼供违背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要求将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前推定为无罪，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控辩双方居于平等地位，法官中立裁判，从而设定了刑事诉讼三方主体的地位的相互关系，以及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与司法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其诉讼程序按客观和理性精神运作，公正性不言而喻。刑讯逼供与封建纠问式诉讼下的有罪推定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而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内容和精神上存在根本性冲突：刑讯逼供实质上是国家追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刑讯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这实际上是在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是将本应由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人承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责任规则强调控方举证的基本要求，违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的国际准则。

第四，刑讯逼供可能动摇法律的权威。法的价值的实现在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一部法律，即使制定得再完善，如果得不到支持与贯彻，永远只能是一堆废纸而已。法律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公民法律至上的信仰，公民对法律的极大信任。而要使公民树立这样的信仰，法律就应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出发点。法律的运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且重在执法和司法。刑讯逼供则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可能使其丧失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可能使犯罪嫌疑人周边的人也对法律能否保护自己产生怀疑，认为“信仰法律，不如奉承执法者”。一旦法律的至上地位丧失，也就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这样法律终将成为一纸空文。

（三）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现代法治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我国的法律也不例外。但是，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却仍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1、法律制度方面

第一，“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实”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是什么，又由谁来做出判断？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必须承担所谓的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据此采用极端的手段迫使犯罪嫌疑人说“实话”？

《刑事诉讼法》第93条“但书”规定：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看起来似乎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定的沉默权，是针对所谓的“如实回答”义务所享有的权利。但是法律并未对什么问题“与本案无关”做出明确的规定，亦未规定由谁确认，是侦查人员还是被讯问者？遗憾的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侦查人员总能使尽其浑身解数使其所提的问题与案件有“关联”，被讯问者仍要遵守“如实回答”义务。由此可见，此项“但书”不仅没有保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反而成为侦查人员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据之一。

第二，侦查活动监督不力。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侦查活动合法与否进行都督，但是，侦查机关的绝大多数侦查措施都是自行决定的，且法律并未规定检察院可以在侦查过程中派员在场。因此，检察机关这种所谓的监督是极其不力的。而由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其侦查权力则更为强大，对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无需经任何机关同意便可自行决定逮捕。同时，为了减少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保证侦查、起诉工作顺利进行，对于侦查活动也是不允许媒体进行报道的，即使享有特权的律师，在我国，不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要求其在场的权利，就是要会见犯罪嫌疑人也不是那么的自由。[9]所以整个讯问过程是在秘密状态下完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曾经遭到过刑讯逼供，外人根本无从而知。而遭到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法庭上以曾遭到刑讯当场翻供，他也很难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审判机关最终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认定犯罪嫌疑人曾在侦查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合法有效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从而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判决。这客观上就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实施刑讯逼供者壮足了胆。

第三，证据制度的不完善。口供具有取得容易，证明价值高等特点，历来都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份如实供述的口供，无疑是极佳的证据。在尚未获取其他重要证据的情况下，口供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大。不仅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否认犯罪的问题，侦查人员还可以从其供述中获取其他线索，并进而找到其他的证据，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正因为此，口供深得侦查人员的“喜爱”。要获取口供，而犯罪嫌疑人不肯从实招来，怎么办？“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则要啥有啥”。

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立法者希望能借此减少办案时对口供的依赖，从而减少刑讯逼供。但是，这条规定其实并不完善。口供总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并不能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到过刑讯逼供。而且，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根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因此，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口供中具体的犯罪情节，获得其他的证据材料。这样，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同样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事。

2、认识观念方面

第一，历史包袱沉重。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轻人权的道路，刑讯逼供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合法的存在着。就连包青天包拯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解放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刑讯逼供的思想依旧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生活。这种错误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程序孰轻孰重尽管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程序公正价值的评价却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说：“程序公正是司法追求的目标，程序是诉讼的游戏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

第二，司法工作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些人认为刑讯逼供尽管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是它有利于查明犯罪事实，挖清余罪，客观上提高了侦查的效率。然而刑事诉讼必须以公正为基础，而非一味地追求效率。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对于那些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来说，他们不但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拒不交待，对于这种人进行刑讯逼供是完全合情的，也是合理，但这种思想完全忽视了犯罪分子也具有合法权利。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固然应该如实回答，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此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话，这不但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更严重的是它将动摇法律赖以存在的规范性基础，使人们对国家的权威产生动摇。

第三，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淡薄。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权及人权保护观念淡薄。我国的人权和人权保护观念的承认和接受的时间不长，有关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宣传、教育也开展不久。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10年、20年内，由于西方强国蛮横在加以抵制和封锁，长时期地被隔离于国际社会之外，这种国际环境和外部局势特别容易激发中国人民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加上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使中国人民、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以及国家权力体系，始终对西方国家包括西方的人权价值观念保持必要的，甚至是高度的警惕。作为一种民族意识，一种法律文化，在我国缺乏历史基础的情况下，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改变，形成深厚的人权观念和人权保护格局是不可能的。

总之，刑讯逼供现象之所以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是由于人们尚未意识到它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危害性，由于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些人的感受和呼声便常常被淹没而无碍大局。但是，社会的个体权利与价值已经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法律日益成为调整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主要手段的情况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出于对法律的信任和对公正的追求，人们不仅不会漠视少数人被侵犯的权利，而且会设身处地地想到在同样遭遇时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必须看到刑讯逼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而且侵犯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根基。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今天，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破坏司法公正、侵犯人权，从而影响依法治国大局，甚至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三、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

我国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签署了一系列的有关国际公约，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10]；加强了国内立法，如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刑法》中规定“刑讯逼供罪”；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范围等；加强了执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然而，从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可以看出，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仍旧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仍需做更大的努力。从背景上分析，既有现行诉讼制度的不健全，也有传统诉讼观念的消极影响。对此，完善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机制可以从制度完善和观念更新两方面入手。

（一）制度完善

第一，确立“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立有限的“沉默权”规则。拒绝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最早源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被告人说话”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律师的介入以及辩方证人的作证都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随着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冲突的加剧，殖民地的人民开始要求享有由公正陪审团审判等普通法权利，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写入美国独立前各州的宪法或人权宣言的。[11]犯罪嫌疑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主要是为了防止这样一种危险，即一个人所说的话可能被用作刑事起诉的证据。沉默权制度则是对这一制度的延伸。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包括警察、检察人员、法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12].”在我国确立这一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是：（1）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民主和公正的需要。1997年3月17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7月1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相比，其民主和公正的内容有所增加。例如，规定定罪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中疑罪从无的内容；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律师有权在侦查阶段介入；规定庭审基本实行控、辩式等。但是，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不断深入，客观形势要求，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正性，确保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赋予他们沉默权，已经是势在必行。（2）是顺应世界诉讼民主化潮流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世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不断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其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一个重要内容。为了顺应诉讼民主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应当根据我国司法实际形势及其利弊关系，逐步确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的原则。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所以在引进“沉默权”原则的同应对此做出一些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利的一面。

第二，确立类似“米兰达规则”的警告制度。“米兰达规则”（Miranda Rules）又可称为“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s），是警察讯问嫌疑人时的一项重要程序规则，也是“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特权”的延伸适用。按照“米兰达规则”的要求，在羁押讯问之前，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1）你有权保持沉默；（2）你所说的任何事情都将并且能够被用作在法庭上反对你的证据；（3）讯问时，你有权请一名律师在场；（4）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指定一名律师，在讯问时为你提供帮助。[13]第一句话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肯定沉默权，便切断了口供与案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促使侦查人员不再一味追求口供，而积极寻求其他证据，这样便可减少类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第二句话是对犯罪嫌疑人慎言的一种警告，是对沉默权的补充。第三句话则是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并未规定讯问时律师有权在场。由于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相比，在诉讼地位和力量上的差距较大，若让犯罪嫌疑人单独面对侦查机关，就容易受到侦查机关的强制，包括刑讯逼供。而律师熟悉法律，清楚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义务，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律师与了解侦查机关的权力义务，讯问时有其在场可以对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第四句话是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补充。

司法实践中很多犯罪嫌疑人对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并不清楚，甚至是一无所知，确立这样的警告制度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犯罪嫌疑人只有明白自己享有怎样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利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所以在强调依法治国，对人权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的今天，实行这种制度是必要的。

第三，确保律师的会见权、确立律师在场制度。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会见权是其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会见，律师可以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侦查机关的不当对待并能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这是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发挥辩护职能的基础。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被聘请的律师，有权在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会见犯罪嫌疑人。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也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最短的时限作了规定，而且指明“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侦查机关各自从部门的需要出发，对法律条文的含义和逻辑结构作出有违立法本意的解释。比如，法律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除涉及国家机密案件外不需要经过批准，而他们则规定必须经过批准；最短时限48小时被当作除外条款来执行等等。另外，我国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派员在场。这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更是被侦查机关淋漓尽致地扩张解释。派员在场成为律师会见的前提条件。按侦查机关内部规定，派员在场一定要派承办人员，其他人员不熟悉案情。由于派员在场的人员的特定性，会见律师须围绕承办人员转。承办人员声称“忙”，律师即无法实现会见权。而迟到的会见，实际上已无必要，律师会见形同虚设。侦查人员在百忙之中安排会见，又事前警告，事后追问，使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之间的交谈毫无保密性可言，更使犯罪嫌疑人心理负担过重，严重影响其与律师的交流沟通。

因此，建议我国立法应明确侦查人员的在场应是“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在场，这样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危险举动，又能确保其与律师安全交谈[14].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真正发挥辩护职能的一个基础性、保障性权利，是律师进行其他诉讼活动的前提。这种会见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有实质意义，而现行立法关于侦查人员会见时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及其执行状况大大削弱了律师会见所应发挥的作用。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侦查机关在不告知律师的情况下，以录音、录像方式进行秘密监控。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秘密交流权，应当明确加以禁止。简而言之，法律对会见权的限制越来越少，应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会见的保密问题，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

第四，完善证据制度，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当事人要保护自己的实体性权益就必须用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合法的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证据在程序方面维护当事人权利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证据规则的作用，即一方面通过合理的举证规则和质证规则来保障当事人能够行使收集证据、使用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一般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白只有是其自由意志的产物，是“自愿的”，就是可以接受的。而非法证据规则在美国就是“毒树之果”原则。“毒树之果”原则是1920年的西尔夫索恩诉合众国一案中确立的，在该案的判决中，法庭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应当被用来获取其他证据，因为最初非法获取的证据已经腐蚀、污染了所有随后获取的其他证据。[15]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尚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但是，作为一项基本证据原则，涉及公民的重大权益保障，由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规定，其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它与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行的程序法定原则的精神和要求根本相背离的。所以，基于诉讼规范化的要求，自白任意性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得到确立。

第五，确立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司法实践中，当被告人以曾经遭到刑讯逼供为由当庭翻供时，法官常问的一句话是：你的证据是什么？而现实中绝大多数的被告人因

⑼ 为什么“完善立法体制，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

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人民有立法权。完善立法体制才能让人民广泛参与立法，才能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立法权）的实现。

⑽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法律分析：1、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窄且难以扩大。目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单位绝大多数仍为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从人员构成看，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只占总数的8%。大量的个体、民营经济不参保或参保不缴费的现象突出。一些已参保单位采取尽可能少报工资总额的手段偷、漏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停产、改制、破产等无力缴费，造成大量参保人员的流失。

2、社保基金难以维持。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下都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规模呈逐步扩大之势。在失业保险方面，随着下岗与失业并轨，失业保险体系在财务方面呈现难以持续的情况，部分省份的失业保险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正处于增速换档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阶段，就业压力巨大，现行失业保险体系难以保持长期的收支平衡。虽然目前“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收支平衡，但由于受益范围有限、部分参保人员个人帐户资金不足、个人负担过重等因素影响，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运行存在隐患。

3、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多。在医疗保险方面，部分参保人、非参保人、医疗服务机构采取非法手段侵蚀医疗基金，而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权限不足等因素，难以进行有效管理。在失业保险方面，缺乏有效的方式甄别参保人员尤其是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就业状态，存在部分已经重新就业仍继续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现象。在养老保险方面，不合规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员死亡后由家属继续领取养老金等问题难以根治。

4、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健全。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的 80％以上，但是农业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较少。目前，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 80％在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188 位。另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最小，待遇标准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顿状态，有的地方已形同虚设。

5、社会保障法制滞后。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群众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大多是根据劳动法、民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进行仲裁或判决，法律有效性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众依法保障自身权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第三条 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

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家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险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社会保险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