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立法

⑴ 民法典的实用版和实用问题版有什么区别

民法定实用版本比较适合法律专业类人事，实用问题版以案例形式居多，解决实际问题，

⑵ 对反腐新常态的分析和对待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
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
裂。

坚持惩防并举、
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
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
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
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
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
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
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
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
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
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
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
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
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
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
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
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
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
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
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
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
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
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
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
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
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
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
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
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
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
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
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
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
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
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
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
“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
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
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
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
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
“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

⑶ 加强立法兴奋剂问题“零容忍”，对于反兴奋剂有什么意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XI)》，增加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兴奋剂相关违法行为被正式“处罚”，这是中国反兴奋剂斗争的历史性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执行主任陈志宇认为，这项规定对于提高反兴奋剂工作的法制化水平，全面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对兴奋剂的监禁取得了很大进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1998年起正式实施。在浙江，反兴奋剂立场始终坚定一致，反兴奋剂工作系统全面。省体育局党组和省政协纪检监察组今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省运动队反兴奋剂工作“两长制”的意见(试行)》，成为全国首个加强兴奋剂风险防控的。

体育强省、廉洁浙江、廉洁体育，为促进浙江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对兴奋剂的监禁会对有意使用兴奋剂的人产生很大的威慑作用，但陈志宇指出，这项规定并不是针对运动员的，而是针对运动员背后的黑手。因为国际反兴奋剂界普遍认为运动员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往往与辅助人员密切相关。将于2021年实施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指出，“参与兴奋剂或掩盖兴奋剂的人应受到比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更严厉的处罚，因此通过向主管部门通报这些辅助人员(从而给予更严厉的处罚)是遏制兴奋剂的重要措施”。这一精神体现在本次《刑法修正案》关于兴奋剂犯罪的规定中。

⑷ 材料作文对公务人员贪腐行为零容忍怎么写

今年2月，新加坡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林清和因欺骗罪被判入狱15个月。这名曾受表彰的资深官员，因虚报海外礼宾开销8万多新元(约合37.5万元人民币)而在年届退休之际锒铛入狱，令人唏嘘。

这起案件彰显了新加坡对贪腐“零容忍”的原则。事实上，由于制度健全、执法严格，新加坡很少发生贪腐案件，清廉在这里已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新加坡的绝大多数公务员十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是否合规，办事一板一眼，不偏不倚。林清和事件并没有代表性。

新加坡反贪腐的总体思路是循着“人性逐利”的经济学逻辑，给予公务员与市场水平匹配的薪水，但同时严格约束。从制度层面来说，一方面以明晰立法和严格执法打击腐败，增加犯罪成本，让人不敢贪；另一方面也通过制度设计减少腐败的诱因，堵住可能的漏洞，让人不能贪。

在新加坡，反贪腐首要依靠的是健全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资深学者柯受田认为，新加坡反贪腐成功得益于几个因素：一，领导人的反贪腐意志；二，反贪腐机构独立于警察部门，也不受政治因素干扰；三，反贪腐机构自身经得起考验；四，通过制度设计减少贪腐的诱因和机会。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上台执政之后大力肃贪，思路是一方面抓“大鱼”，增强威慑力；另一方面加强规则的明确性，减少公务人员便宜行事的空间，从而减少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为打击贪腐，新加坡增强了贪污调查局的独立性，赋予它更大的调查权限，由它负责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反贪腐调查。此外，帮助评估和改进制度也是该局的一项重要职能。

新加坡还修订法律，加大对贪腐的惩罚，并对贪腐控罪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如生活奢侈程度与其收入不匹配，可以进行有罪推定，被告需要自证清白。

制度层面的严格不仅体现在法律方面，也体现在对公务员严格的纪律约束。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资料，公务员守则有五条主要原则：一，要与民选政府配合施政；二，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正直和清誉；三，保证公职与个人利益之间没有冲突；四，执行公务时不偏不倚，不腐败，也避免给人腐败印象；五，管理公共资源时审慎处理。

新加坡公务员守则的一些细节规定也令人印象深刻，如公务员每年要申报财务状况，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因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务员更容易出事。虽然申报的财务状况并不公开，但此举也有效果，因为如果提交虚假资料，意味着严重的诚信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此外，新加坡对公务员执行公务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内审、岗位轮换和职责分离等，以减少风险。一般来说，一项交易不会由一人负责所有流程，审批合同和批准付款一般会分由不同的人处理。招标采购则一般需由至少3人的小组批准，而非一个人单独拍板。

最终让腐败减少的是“只要伸手就必被抓”的威慑力。新加坡一直保持对贪污腐败的高压态势。总理李显龙说，不会因为怕丢丑而遮掩，以免腐败蔓延。他曾在公开场合说，不断完善制度确有必要，但再严密的制度也不能完全消除贪腐，更重要的是保持对贪腐的“零容忍”。(记者陈济朋)

⑸ 俄罗斯的反腐败机制主要由什么内容组成反腐败立法设立国家反腐败坚持机关

①反腐败立法 ②设立国家反腐败监督机关 ③制定反腐败措施 ④加强腐败惩处

⑹ <新消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立法依据是什么

【解读】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对网络购物等非现场购物进行创新性的规定，即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而在网络购物等新兴消费纠纷解决过程中发现，经营者以各种手段及借口规避新《消法》的“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如私设购物规定、以商品被拆封等理由拒绝消费者的退货申请，针对这一问题，《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做了更为细化的规定。
如《办法》第九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无理由退货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超过十五日的，视为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一)对于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自收到消费者退货要求之日起未办理退货手续……(四)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无正当理由未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即将施行的《办法》细化了新《消法》的“无因退换货”规定，且规定经营者不依法履行“七日无理由退货”并超过15日的，视为故意拖延和无理拒绝，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因此，案例中王先生遇到的问题在《办法》中有了明确规定，即经营者以商品被拆封、查验影响商品完好为由拒绝退货的，超过十五日，即视为经营者存在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的行为，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依法予以惩处。
解读二：《办法》实施后，“预付款消费”不再退费难
观点：预付款消费有保障，违约经营者将受严惩

【案例】
日前，消费者张先生在一家健身房办理了一张健身卡，并存入5000元钱。之后，健身房竟贴出“装修通知”，装修几个月一直不恢复营业。后张先生听说健身房早已停业，可卡内还存有几千元预付款，便找经营者退款。但经营者让张先生回家“等信儿”，一直拖延张先生，不予退款，张先生就此事多处投诉。
【解读】
预付卡消费投诉是近些年消费纠纷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对于预付款问题，新《消法》第五十三条仅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即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只对经营者应该履行退回预付款的责任及义务进行了规定，但对于经营者拒绝履行退费等义务的情形，新《消法》未明确规定，而《办法》对此进行了具体补充。
即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明确约定责任义务等内容；针对预收款消费方式中的退款难，专门规定了对退款无约定的，要按照有利于消费者的计算方式折算退款金额。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退款的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超过15日未退款的，视为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这既是对经营者拒绝履行预付款退费等义务的更为细致的规定，也是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际且具体的保护。
解读三：《办法》实施后，可以对“霸王条款”坚决说“NO”
观点：对“霸王条款”零容忍，加强惩治力度
【案例】
小王约朋友周末聚会，特意将家中藏酒拿到饭店，谁知被饭店方告知：“本店严禁自带酒水，如自带酒水需加收开瓶费”。小王认为饭店如此规定极不公平，故到消协投诉。
【解读】
近年来，“霸王条款”一直是新闻媒体、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热点，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新《消法》将经营者的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与格式条款一起作并列表述，《办法》则将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细化，也加强了惩治力度。
《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一)免除或者部分免除经营者对其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承担的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等责任……(四)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或者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消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者服务，或者提高收费标准；(五)规定经营者有权任意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限制消费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权利；(六)规定经营者单方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
实际上，以往的消费活动中，绝大部分经营者提供的是格式条款合同，使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将不必要的责任强加于消费者，遏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办法》对于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地位上的平衡，体现了我国市场经济鼓励自由平等的价值体现，对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
解读四：《办法》实施后，可能遭遇的“种种欺诈”都列明在内
观点：明确欺诈情形，严惩欺诈行为
【案例】
消费者张女士在一家服装店以2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件“清仓甩卖”的衣服。几天后，张女士再去这家服装店时发现，店内在售的同款大衣，价格是1300元，但已经没有“清仓甩卖”的标志了。张女士认为，她当时购买这个大衣是因为当时是“清仓价”肯定便宜才购买的，谁知后期更便宜了。张女士觉得自己被商家欺骗了，故投诉到消协。
【解读】
新《消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新《消法》虽对欺诈行为赔偿数额进行了规定，但却缺乏对欺诈种类明确界定。
《办法》在注重对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对服务欺诈的认定。不仅在多项条款里提到了服务，还在第十三条新增了对装修、家政服务、房屋租赁等服务领域欺诈行为的认定。
解读五：《办法》实施后，个人信息范围更明确
观点：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动真格
【案例】
消费者李先生近期计划买房结婚，在看过几个楼盘后，他经常会接到一些其他楼盘，甚至是装修公司、房产中介等打来的营销电话，有的甚至把卖房信息贴到其目前居住房子的门上。种种迹象表明李先生的个人信息已被泄露，但这些个人信息是怎么被透露出去的？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解读】
消费者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是去年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但缺乏较为细致、明确的规定，此问题在《办法》中进行了补充，并对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二)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三)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消费者个人信息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活动中收集的消费者姓名、性别、职业、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消费情况等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
由此可知，无论是新《消法》还是即将施行的《办法》，也与国际上相关立法是一致的，适应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个人信息使用条件。
解读六：《办法》实施后，买卖货品将不再被骗
观点：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公示处罚信息、记入经营者信用档案
【案例】
李先生欲购一批货物，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王先生，在李先生签字、付款后，发现已经找不到王先生本人，后经调查得知，王先生在与李先生签字之前，就已经负债累累，并多次被当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但由于李先生并不知晓王先生被处罚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签订了合同。
【解读】
新《消法》和《办法》强调加强社会诚信建设，要求经营者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增加经营者义务、责任的同时，强化有关行政保护力度。
《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单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规定对经营者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记入经营者的信用档案，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
《办法》施行后，如果李先生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王先生的处罚信息及信用档案，再决定是否与其签订合同，将有利于预防合同风险，减少经济损失。因此，《办法》明确将行政处罚案件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向社会公布，有利于通过信用的约束，用社会的力量惩戒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者。

⑺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投入

摘要 确保食品安全，应强化如下措施：

⑻ 如今的社会法制精神深入人心，对于家暴的立法已经足够完善了吗

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不过还在完善之中，对一些细节还不够详细

⑼ 开门立法成为我国立法工作的常态得益于哪些因素

一、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道道禁令严反“四风”，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以强化制度约束严管干部，形成了抑制腐败、惩治腐败的社会氛围和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这种高压态势不放松，坚决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加大治本力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凡发现腐败案件，都必须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查办腐败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历来是我们党治理腐败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但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仍未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反腐力度不够直接相关，难以遏制腐败势头，标本兼治状况下，治标力度不够，治本难以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明确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反腐治标的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进展之速、效果之巨，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拥护。每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心存敬畏，不应心存侥幸，谁要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裂。

坚持惩防并举、以惩促防。惩治与预防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基本要素，两者相辅相成。从总体上看，反腐败斗争是以惩治为基本特征的执纪执法活动，其内在逻辑是以惩促防，以防固惩。反腐治标与反腐治本是惩与防的关系，只有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标功能，制度建设等治本措施才能落到实处。以惩促防，就是通过执纪执法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分析犯罪成因，总结监管漏洞，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完善廉政措施，通过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及腐败个案的剖析，强化党纪国法的警示教化功能，使有犯罪动机的人及早刹车，悬崖勒马，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心灵受到洗礼，从而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的目的。

坚持自律与他律结合。“伸手必被捉”，是党员干部自律防腐的警言，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但是，当道德防线被私利的欲望冲破之后，“伸手必被捉”，就必须靠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职能部门的有力查处才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监督，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将腐败问题和有关情况提供给职能部门，极大提高了腐败的发现机率。群众监督和及时查处所产生的冲击效应，释放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正能量，营造着“伸手必被捉”的反腐氛围。提高腐败发现机率的人民监督和职能部门的有效查处，必须持之以恒、常态发力。

二、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理性的社会秩序、理性的法律精神和民主的法制模式。实践证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应具有以下特征：

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只有通过正义程序的演绎，才能有效实现实体公正。要强化依法履职的责任感，并通过改进执纪执法办案评价标准，完善执纪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强化违反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的惩戒等措施，坚决杜绝乱作为，有效防止不作为，切实规范执纪执法行为，确保查办腐败案件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完善查办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的程序措施和工作机制，转变调查、侦查、审判理念，坚持办案工作重心前移，强化案件初查工作；完善初查措施，规范初查程序，遵循调查、侦查工作规律，准确把握立案条件；完善调查、侦查手段，提高调查、侦查工作科技含量；完善侦查指挥体制，规范侦查指挥机构设置，实现线索统一管理、侦查统一指挥、资源统一调配。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协助，明晰各自的法定职责，构建纪检监察与职务犯罪侦查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法反腐运行机制。

以实体公正为核心。实体公正强调纪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纪律法律，都要受到纪律法律追究和惩处。要坚持查办贪污贿赂与查办渎职犯罪并重，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中的要案与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并重，查办受贿案件与行贿案件并重，查办贪贿数额大的案件与贪贿数额虽然较小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案件并重；办案活动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查办案件，尊重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证人和普通群众的界限，不能把证人和普通群众当作犯罪嫌疑人来对待；认真研究和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腐败案件，依法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和知情权，在与律师的良性互动中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增强办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以执法效能为关键。我国反腐败查办案件包括党内执纪、行政执纪、检察执法、审判司法等职能活动。其中，党内执纪和行政执纪，是党和政府对腐败的非刑罚惩治；检察与审判的执法司法，是依照国家刑事法律对腐败的刑罚惩治。提高反腐败执法效能，就是要提高反腐败非刑罚惩治和刑罚惩治的能力和水平。增强执法效能，必须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专业化执纪执法队伍，健全完善反腐败执纪执法体制机制，提高发现和证实腐败行为机率，提高惩治和防控腐败违纪违法效率。为此，要增强初核初查能力，为立案调查、立案侦查工作启动打下坚实基础；增强询问、讯问能力，注重法理情并用，注重教育感化；增强运用信息化平台全面取证能力，推进侦查信息、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共信息快速查询机制建设；增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能力，在境外取证、追逃、追赃、遣返、引渡以及预防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以强化监督为保障。要切实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执法办案不文明、不规范问题，严肃查处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切实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确保执纪执法权依法规范行使，违纪必惩，违法必究，权益得到保护，正义得到伸张。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主体地位，健全民意收集、研究与转化机制，探索建立群众投诉及时受理与查究反馈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举报，及时发现和解决执纪执法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增强执法透明度，借助互联网搭建沟通、互动和监督平台，实现办案人员网上交流、网上对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对办案工作的监督，让群众从办案中沐浴到法律公正的阳光。

三、以“零容忍”态度彻底反腐败

彻底反腐败，必须立足于查办案件，着眼于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是反腐败新常态的基本走向。

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不敢腐”的威慑力。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要将现行党委、政府、国家多元化惩治腐败制度整合为一元化反腐败国家立法，建立融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非刑事处罚与刑事处罚结合、与世界反腐败公约接轨的反腐败基本法律，切实做到让“制度的笼子”通上“高压电”。增强惩治腐败的必然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不管什么人，“出笼”必受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增强惩治腐败的及时性，对“出笼”行为露头就打，快速处理，及时纠正。增强惩治腐败的严厉性，综合运用法律、组织、经济等处罚措施，加大惩治力度，特别是对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滥用权力行为，要予以重罚，以有力的惩治保证权力规范运行。

健全防腐制度体系，强化“不能腐”的防范力。一方面，优化权力结构，合理配置公共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三者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另一方面，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笼子”。从实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当前要围绕限定权力范围、厘定权力界限、减少自由裁量、规范权力运行等建立健全制度，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特别要围绕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及时对现有制度查漏补缺，把行使权力的漏洞彻底堵死。

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强化“不想腐”的自律力。坚持警示教育与法纪监督相结合。通过“抓大”、“严小”，出重拳、下猛药，使“抓大”形成威慑，同时从小问题抓起，使“严小”成为习惯。坚持制度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每项制度规定都要明确具体，把“大力提倡”变为“硬性规定”，将“自由裁量”化为“具体标准”，不仅有要求，还要有罚则，压缩弹性空间，增强刚性制约；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注重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从公务人员日常的细微行为出发，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明确违反行为准则的严重后果，从“前端”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坚持作风教育与行权公开相结合。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司法等公开，不断扩大公开领域、内容和范围，凡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群众普遍关注事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项、易发生腐败问题领域和环节的事项，都要做到及时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公示、听证等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群众监督下运行。发挥舆论监督、网络监督作用，使权力运行“出笼”行为及时暴露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