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发法学家

❶ 求关于三鹿奶粉事件的法律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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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法学界有哪些名人多介绍！

1、江平：
中国著名法学家，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是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至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教授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并被收入中国多种版本的著名学者、著名法学家名录。
2、陈光中
浙江永嘉县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30年4月23日生，浙江永嘉人。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2001年，被中国政法大学授予终身教授称号。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他长期致力于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的研究，为培养法学高级人才，发展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改革和健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开展国内外诉讼法学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贺卫方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4、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4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党委原副书记、原副校长（兼）王利明接任常务副校长。
5、梁慧星
1944年1月16日生，四川青神人。中国著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2008年担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民法硕士学位。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曾担任职务：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合同法》起草委员会组长、《物权法》、《侵权法》、《民法通则》起草组核心成员。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起担任第四届及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200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届特邀咨询员、公安部第二届特邀监督员，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200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物权法》专题讲座主讲人。主要著作包括：独著：《民法》、《民法总论》、《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研究》、《民法学判例与立法研究》、《民法解释学》、《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等；合著：《合同法》、《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民法债权》、《物权法》、《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民法典草案附理由》等；主编：《民商法论丛》、《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从书》等。

❸ 互联网的发明者是谁属于哪家公司

博纳斯-李被认为是是世界互联网的发明者。博纳斯．李于1990年在欧洲核研究所任职期间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络使得数以亿计的人能够利用浩瀚的网络资源。博纳斯．李并没有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或是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公众公开了他的发明成果，从而使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发展。如果没有博纳斯．李的发明，也就没有今天的「WWW」网址。因特网可能还只是少数几个计算机专家的特有领域。
芬兰技术基金会奖励他1百万欧元（120万美元）作为他为互联网作出的贡献

❹ 法家的代表人中的集大成者是谁其主张是什么

法家：
代表人物：
管仲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李悝

李悝，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人（今河南濮阳）。约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卒于周安王七年(前395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文侯时任丞相，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慎到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申不害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另有资料认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商鞅

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魏国人。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韩非子

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理论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最后自杀于秦狱中。韩非虽然一生都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著成了流传千古的《韩非子》。
李斯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
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桑弘羊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汉法家人物、理财家。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与权臣霍光政见不和被杀。
主张：
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和韩非。在政治制度上，法家主张郡县制。在统治思想上，法家主张以刑罚，和权术治国。

❺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哪些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

1、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2、士匄

士匄（？－前548年），中国春秋时代晋国法家先驱、军事人物、政治人物。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讳匄（范匄），谥号宣。范文子士燮之子。又称范宣子。

前570年，范宣子出使齐国，劝说齐灵公继续和晋国结盟，齐灵公派太子光参加鸡泽之盟。前563年，他和中行偃建议晋悼公消灭妘姓小国逼阳（今山东峄县南）。

3、吴起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说菏泽市定陶区）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后因变法得罪贵族，遭其杀害。有《吴子兵法》传世。

4、乐毅

乐毅，生卒年不详，子姓，乐氏，名毅，字永霸。中山灵寿人，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魏将乐羊后裔，拜燕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

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报了强齐伐燕之仇。后因受燕惠王猜忌，投奔赵国，被封于观津，号为望诸君。

5、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❻ 李开发的北京市教委民办教育处处长

现任北京市教委民办教育处处长
拟任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副局级)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副局级)社长(试用期一年)
男，44岁(1969年6月生)，汉族，山东掖县人，1994年6月入党，1994年7月参加工作，黑龙江大学历史专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大学毕业，历史学学士、法学学士，法学硕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北京市委教工委、市教委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副处长。2007年12月任现职。

❼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兴起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兴起的原因：
1、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2、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冲击、批判，“礼”思想、“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阶层出现，私学大兴。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他们的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
法家代表人物：
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姬侨（？—公元前522年），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号成子，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郑国贵族，郑国国都（今河南郑州新郑）人。他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公孙侨、郑子产。他自郑简公时（前554）被立为卿，公元前543年到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子产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子产的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提出“以宽服民”、“以猛服民”的主张。
李悝，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人（今河南濮阳）。约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卒于周安王七年(前395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在魏文侯时任丞相，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申不害（公元前385－前337，另有资料认为在前420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商鞅，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
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剧辛（公元前？～前243年），赵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燕国将领。在战国历史上，剧辛不是一般人物，当年在赵国也出仕过赵武灵王。剧辛是战国后期法家的重要代表，著有著名的《剧子》，亦称《处子》九篇。
韩非，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理论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最后自杀于秦狱中。韩非虽然一生都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著成了流传千古的《韩非子》。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统一六国之前，有一次，他读了韩非写的书，十分佩服的说:我想和这个人交流，即使死也没遗憾了。统一的，秦始皇开始将早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根据韩非子的中央集权理论开始强化国家机器。在中央，确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官僚体制，使皇帝总揽国家一切大权；在地方，废除了所有的分封诸侯国，将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权；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桑弘羊（公元前152年——公元前80年），西汉法家人物、理财家。出生于洛阳，父亲为当地商人。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人物，专长为财政。桑弘羊13岁时“以心计”入赀为侍中，因能“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汉武帝赏识，被委以重任，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之久。终武帝一代，桑弘羊忠心耿耿，聚敛资财以增强国力，为武帝屡败匈奴，多次出巡耀武扬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等奠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公元前80年桑弘羊因与权臣霍光政见不和被杀。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前770年-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❽ 用法律谈谈你对聂树斌案件观点

聂树斌案有一大堆疑点，任意找出一个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来。

第一，从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七日，聂树斌是被抓了以后，公安部门没闲着，肯定的紧锣密鼓地审查询问，录下口供。可惜，四天的审讯记录都没有了。四天以后，公安部门人员在审讯中说，“那你前几天为什么不说实话？”这证明前四天是审讯的，也应当有记录，按通常的惯例来说，就是每天上下午分两次询问，也有八份询问笔录，怎么可能丢了？这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说法。说实在话，这四天是关键的四天，你说他不说真话也好，你说诱供也好，你说刑讯逼供也好，屈打成招也好，我们横竖查无对证，这是丢失了呢，还是隐匿了呢，丢失要有说明，隐匿也有交待。这不能轻松说一句丢失了结束的。要知道，案件的绝大多数可疑之处在此有交待，只可惜公安部门把本本丢了。要知道丢本本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

第二，正如聂树斌案的几任律师均说，从最初起意、到跟踪被害人、两人对话，拳击受害人，实施强奸、掩藏衣物，一是极不连贯，交待前后矛盾之处很多，例如，交待性交时，没有脱下裤衩就上了，强奸后，掩藏衣物时，才把裤衩脱下，和连衣裙一道带出去。我们知道，没有脱裤衩仅就褪下来是没有办法强奸得逞的。

第三，花上衣究竟有没有？这是一个关键点。据聂案前代理律师披露，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遗体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职工焦瑞生和李国平，在描述现场情形时，提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鞋子，脸部、牙齿、头发、袜子、手臂、下身等诸多细节，却都没有提到过被害人的脖子上“花衬衣”，莫非就没有所谓的“花衬衣”，否则她们瞪大眼睛，介绍从头到脚，就独独把“花衬衣”遗漏了？不可能。为何让张焕枝辨认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衣服？

第四，据康孟东（受害者之父亲）陈述，他有多处疑点，聂的供述的现场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现场痕迹的均不相吻合。

相反，王书金的供述则准确得多。

第一，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穿着紫红色的鞋子，而且是高跟鞋，这与现场完全吻合。

第二，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所骑的自行车是“一种弯梁的车，什么型号记不清了，把是翘起来的”，则和现场完全吻合。（王书金卷52页）

第三，王书金当时就在邻近厂子安装管道，从事体力活，身体健壮，他供述作案当天很热，作案时没有下雨，作案后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气也很闷热，没有下雨，过了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完全于当地的天气情况相吻合。

根据鹿泉市气象局1994年8月份的气象资料，8月5日夜间有0.7毫米的降水，8月6日无降水，8月7日有23.6毫米的降水，这证明了王书金的供述作案的时间的准确性。

第四 王书金准确供述了受害人当时所穿连衣裙、内裤的花色、款式，用杂草和砖头埋藏衣物，并准确的指认了埋藏地点，几乎没有误差。

第五，王书金供述，在受害人身旁有一串钥匙，这与聂树斌至始自终没有提钥匙不一样，不但与现场记录相符合，而且更有细节相印证。

王书金说，受害人有一串钥匙，当时就放在身边的地上，他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见广平县公安局侦察卷宗第50页），在聂树斌卷宗中，也能看到这串钥匙的存在：受害者的丈夫侯某、同事余秀琴的询问笔录中说，康出事前手上用橡皮筋套着一串钥匙。现场的勘察记录有“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

这个五点，是不在现场的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也编不起来的。

但是检方还有两项质疑。一是时间，检方认为此案发生时间为下午五点多。王书金交待的下午两点。我认为，当天是阴天，天气闷热异常，如果不是上班族可能对时间并无准确概念。王书金是一个劳力者，而不是地道的上班族，这个时间不准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项质疑是受害人的身高。受害人的尸体长1.52米，而王书金的供述是比他矮不多少。我以为，受害人生前穿着高跟鞋，高跟鞋后跟就有七八厘米的，何况是一活人，走动时也有感受不同，王书金隐蔽在路边，低下身子拦截受害人，看上去这女人的身高要显得高一些。所以，这一点是不应该刻意怀疑的，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

我的判断，对聂树斌作案一事，有四大怀疑点，并且自始自终没有直接物证，应按没有证据证实的原则，确认无罪，因为聂树斌已经死亡，应定为错杀。这是一个迟来的公正，我们要接受教训。

对于王书金作案，有五点证据证明其犯罪杀人属实，且证据确凿，交待得几乎是分毫不差。王书金作为杀人强奸案的主角是无疑的。如果山东高院要进一步把王书金跳起来跺胸腹部可能导致骨折的问题查清楚，只须开棺验尸而已。这个受害人是土葬，可以验尸，这一点细节相信可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在二十年前的环境里，我们的公安部门的办案技术、办案能力和办案水平确有严重不足的地方，强调破案率之下是会出大问题的，不要企图去补这个窟窿，我们的思维方式要转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反必雪。让我们依法办案，依法纠偏，为我们治理下的社会早日呈现和谐安定的局面而努力。

李开发，著名法学家，法学博士，研究员，从事法律研究20余年，先后经手案件百起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曾在地方党校担任法律专业教师三年多。曾与著名律师刘家辉一起推动中国交强险法规的修改，为全国私家车用户赢得了权益。曾积极推进反垄断法的研讨与公布，曾连续五年专题撰写国家住房保障法建议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一直参与各类法律案件研究。有多个代表性的大案要案纠偏的成果。2008年广州许霆案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李开发在中央台点评案件时，直言判决错误，应属于民法范畴。他用合同法、电子商务法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章程、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等十条理由证明许霆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后来在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十五所大学法学院长与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参加研讨会，取得了一致意见。广州中院二审判决五年有期徒刑，实际执行一年释放。2009年底，介入云南何鹏案，我们召开中国法学讲坛会议，中央电视台到场拍摄，全套录音录像文件递送云南高院，促使该案在无期徒刑已经入狱8年的情况下立即释放。2012年讨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 使该上市公司得到查处，为广大股民伸张正义，近亿元国有资产得到清偿。有数十件重要案件经过专家讨论得到改判和纠错。

❾ 国有企业的基本特征

在《李开发：郎咸平的“七板斧” 谬在何处》（中国改革论坛2004-9-14企业改革栏目）一文中，李开发先生认为：“我观察郎教授以前确实都很严谨，但在此次在引发讨论中也不免有失误之处， 他说顾雏军七板斧转移国有资产，我倒认为郎教授此次是七板斧诋毁国有企业改革。”

在“ 经济学家，你离实践有多远？”这一部分中，李开发先生谈到：

“有句名言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中国革命中陈独秀、张国焘都不敌毛泽东，缺就缺在对革命实践的研究。什么叫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国情。国企的情况你只有深入下去，与企业的各类人员都交朋友，把各种观点都结合起来分析，再找各类数据，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都做仔细的研究，才算有了一些了解，但也未必就是正确的。有的高谈阔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连20年国企改革中针对的国企的弊端都不清楚，不知道10年来国企攻坚问题是什么，这样的人来做经济学家，如果不是偏激，至少算是肤浅。”

“但愿经济学家们能将注意力引导到深入研究国企改革的实践中去，研究在中国这样一种国情下面如何使国有企业更有活力，研究困难的国企如何改革，那套改革措施如何具有好的操作性，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李开发先生讲得好极了。特别讲到了“研究在中国这样一种国情下面如何使国有企业更有活力”。实在是说到了点子上。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我国的国情需要产权改革吗？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个问题，郎咸平教授的错对也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国的国情需要产权改革，郎咸平教授关于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张自然就是错误的；相反，如果我国国情不需要产权改革，郎咸平教授关于停止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张也就是正确的，也就无须再争论了！

一，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它需要产权制度吗？

现在我们就顺着李开发先生的思路，来认识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在我们的通俗读本上是这样讲的：“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我国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1956年，改造了小生产者私有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这里，“改造了小生产者私有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产所有者已经被消灭了。我们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就因为在我国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

第二，意味着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已经消除了。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员，在同一种所有制面前是没有差别。也就是说，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因为没有差别而不再存在资产所有权或产权方面的要求。这就象每个地球人都有同等的呼吸空气权利，从而不会产生空气呼吸权的要求的道理是一样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既没有作为产权主体的资产所有者，又没有产生资产所有权的所有制基础，有什么改革建立产权制度呢？

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国情到底是什么？它需要产权制度吗？

在第二部分。李开发先生论述了我国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不到2.9亿人，如果把中国与美国人口掉个个，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会下降70%，社会生产率要下降60%以上，企业的竞争力也会大大下降，美国也许会成为二流国家。工业高科技的比重会大大下降，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也会是很大问题。中国如果是3亿人口，人均资源丰富，改革的效率会高得多。人均收入也会高得多，全世界的人才，尤其是美国的优秀人才也会向中国流动。”“中国的改革最大的难处在于就业，资源相对短缺，谋生的空间较小，事实上的机会不均等，最大的危机在于贫富悬殊的矛盾”。

在这里，李先生首先注重的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改革最大的难处就在于就业。但是，李先生却忽略了我国十三亿人口中，劳动力就有7亿4千万；我国的十三亿人口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即消灭了资产阶级的中国，因此，我国人口的唯一的阶级特征就是只有劳动所有者，没有资产所有者。这才是我国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真正的国情特点。而这一国情特点也决定了我国改革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什么就业问题，而是怎样发挥和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性问题。所谓解放生产力首先是解除7亿4千万劳动者的的种种束缚，使千千万万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所谓发展生产力首先是提高这7亿4千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

而要充分发挥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必须建立全面体现劳动者利益要求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劳动所有者，它的利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权利。但是，产权制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也就是否定劳动者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基本权利的企业制度。是与劳动者利益要求相对立的经济制度。

从我国作为世界唯一的人口大国的特点来看，建立产权制度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对生产力和发展是有害无益。

三，从企业的基本特点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需要产权制度吗？

国有企业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所有制形式，它是劳动者“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具体体现。而在事实上它也确实消灭了资产所有者，消除了人们在资产所有方面的差别，从而消除了产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归结起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或其它公有制企业有三大特征：只有劳动所有者，没有资产所有者；只存在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不存在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只能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不能作为独立的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而产权制度却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适合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它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或公有制企业的客观要求恰恰相反。
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基本特点看，它所需要的是劳权制度，而不是什么产权制度。

四，从企业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它需要产权制度吗？

公有制经济不仅在我国存在，就是在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是，同样的国有企业，却是有性质的区别的。谁都知道，商品是两重性的。同样生产商品的企业也是两重性的。作为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形成使用价值的自然体，企业是由市场、产品、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等要素，产、供销等多环节及生产、经营、管理等多方面构成的一个转换系统，它必须满足使用价值形成的一切条件。从这方面看，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任何企业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它总是某种生产主体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工具。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社会属性方面却有根本性的区别：

西方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以资产阶级或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国有企业。由于资产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现为资产所有权的基本要求，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资产所有者满足资产所有权利益要求的工具；这一要求客观上需要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劳动力价值处于预定状态，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表现为生产资料价值量的波动，表现为剩余价值量的波动；而产权制度正是适合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建立产权制度合情合理。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国有企业。由于劳动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劳动者满足其对劳动所有权利益要求的工具；这一需要客观上需要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生产资料价值量处于预定状态，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表现为生产劳动价值量的波动，表现为消费价值量的波动；而要使企业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建立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企业制度。我国的国有企业建立产权制度恰恰是“生搬硬套，背离国情”。

由此可见，从我国国有企业的特点看，我们需要的是劳权制度，而不是什么产权制度。

五，从我国发展的历史环境来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它需要建立产权制度吗？

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自身性质和生存环境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它的历史基础也是不同的。由于我国是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未曾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因而在我国既不存在合格的资产所有者－－资本家或股东，又不存在规范的雇用劳动者，更没有成熟的经理人。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的国有企业，虽同样建立产权制度，却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那样的效率。

六、从企业经营机制的角度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特点是什么？它需要产权制度吗？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那么，什么是企业经营机制呢？

所谓机制，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某种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与作用过程。譬如市场机制，我们有很具体的了解。这市场机制就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过程，它是由市场反映系统（反映体制）把供应和需求状态表现为价格波动，通过价格波动（一个波动），作用于商品生产者（利益主体），调节社会生产过程（调节体制），不断使供应和需求状态趋向一致。

什么是企业经营机制呢？所谓企业经营机制就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过程。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机制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过程，它由按资分配体制把企业经营状况表现为剩余价值量的波动，这种波动作用于资产所有者，资产所有者再通过相应的管理体制调节企业生产过程，从而使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处于能够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状态。产权制度既然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那么，它所形成的经营机制就是按资分配机制。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不存在资产所有者，只存在劳动所有者。而劳动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现为劳动所有权。因此，在我国国有企业能够发挥作用的经营机制，应该是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以劳动收入的波动为特征的经营机制，它应该是由按劳分配体制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并形成劳动收入波动，促使劳动者调节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这种经营机制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过程。

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也建立有产权制度，为什么没有形成有效的经营机制呢？那是因为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建立也是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企业制度。由于我国公有制企业的生产主体已经是劳动所有者，不再是资产所有者，而产权制度形成的经营机制却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经营机制，并不适合国有企业的客观需要，所以这种机制处于无效状态。

由此可见，适合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需要的改革应该是建立劳权制度，而不是产权制度。

从这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建立产权制度，进行产权改革不能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

七，如果“改革中出现的丑恶现象”是由产权制度的存在造成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停止产权改革吗？

李开发曾谈到，“平心而论，郎咸平的确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他看到了国企改革中的不公开、不透明和黑箱操作，看到了不公平的一面。然而，他是看出病象，却没诊对病症，更没开对药方。改革中出现的丑恶现象，不应该成为不改革的理由，应该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动力。”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改革中出发的丑恶现象本身就是由产权制度制度的建立或产权改革造成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停止产权改革吗？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有三大特点：只有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而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只存在着劳动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不存在资产所有权的利益要求；只能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而不能作为独立的生产资料实体存在和发展。如果我们适合公有制基本特点，建立了以劳动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适合企业作为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的企业制度，那么，公有制企业就有规范的生产主体，企业每个职工都会以主人翁的身份来管理企业，企业管理者和管理行为就会处于有效约束状态，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就难以产生和持久，类似资本外逃的现象怎么会发生呢？

具体地说，如果我们也在国有企业建立类似农业生产责任制那样的生产结果分配模式－－即“补偿消耗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使国有企业和其它公有制企业在保值的前提下作为独立的生产劳动实体存在和发展，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就会通过劳动收入的波动表现出来；而劳动收入的波动必然会促使企业全体职工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关注企业管理者及其管理行为，并通过相应的管理体制来调整企业的管理者及工作状态，从而使企业经常处于正常发展状态。很显然，在建立劳权企业制度条件下，是决不会出现于志安外逃之类的现象的。

然而，现在我们在公有制企业建立的不是劳权企业制度，而是产权制度。公有制企业明明只有人格化的劳动所有者，没有人格化的资产所有者，但我们建立的却偏偏是以资产所有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否定了劳动所有者当家作主的权利，解除了职工反腐败、反贪官的武装；另一方面又必然把国有企业或公有制企业变成了无主体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约束的管理者是癞痢头撑阳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携资外逃又有什么奇怪呢？
从表面来看，建立产权制度的国有企业或其它公有制企业也有股东，也有董事，也有监督者，但是，这些代表国有资产的股东、董事和监督者不过是“假洋鬼子”，当国有企业或其它公有制企业利益受损时，割的是别人身上的肉，他们感觉不到疼，怎么能够象真正的资产所有者那样去监督管理者呢？不仅如此，如果条件许可，他们完全可以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一起来损公肥私！

从这里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恰恰是由于产权制度不适合国有企业基本特点造成的，是由于产权改革与国有企业的实际不相适应造成的。试问，如果不停止产权改革，不用适合国有企业基本特点的企业制度取代产权制度，怎么能从根本上消除国有企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呢？

❿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创始人分别是谁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先贤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法家大智慧/中国经典文化书系》在线购买-《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管仲、李悝、商鞅和韩非在政治制度上主张郡县制。在统治思想上，法家主张以法制治国。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汉民族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
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出现复苏，并因其进步性而呈现出燎原之势。

儒家学说，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是一种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所以又有称为孔子学说，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学说包括：五伦 十义 四维 八德 。

儒家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学，也确实开创了易学。”儒家尊奉儒学，深谙易道。
儒家“知天文、识旱涝”（ 章太炎语），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于是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但重点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宗本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最重要开创者，道家哲学基本上也就是老庄二型而已。著有《庄子》，被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外篇是学生门人的作品，杂篇则是伪作。亦有不同说法，但《让王》、《说剑》等则被认为必定不是庄子及门人的作品。
列子，战国时人。现存有的《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 ，一般认为该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间的思想。《列子》从道家思想出发 并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 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 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王弼，三国时代人。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在动乱与不义的情境中，知识份子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王弼以其对老子哲学的深切体悟，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不但发展出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甚至还因此改变了从汉易以来言象数易学的气化宇宙论，而将易经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纯粹玄学思想 ，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一个崭新的局面。
郭象，西晋人，以《庄子注》闻名，主张“独化”理论 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维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的玄学式概念理论， 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 各顺其适之精神，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先秦还有其他代表人物以及以后也出现了大量的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之后的杨朱也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杨朱本人及其思想在历史上多被曲解了。《列子·杨朱》篇有“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
有学者认为，道家起源应为远古的隐士传统，当然也有学者说老子是清庙之守，总之，道家的起源绝不是社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从旁观察世局，认真思索宇宙的真象，使用着抽象度高且不带意识型态的执着的语言，描述天道与人事变化的法则，属于原理性研究的层次是他们的专长。当先秦的老庄二子总摄整理了道家思想的纲领之后，道家形上思想的深度立刻影响了儒家与法家的形上思想，儒家《易传》之作与韩非子《解老》之作都是在其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说。但是在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力上，老子之学要到汉初黄老之治的实施后才正式被试验着，因为在迭经春秋、战国、灭秦、楚汉之争之社会战乱终告停止之时，人们终于发现争强斗争的害处以及休养生息的重要，于是老学原理的政治哲学观点遂被重视。等到西汉强盛，君王开始好大喜功，争战的岁月再度启幕，时代的风气再度转变，然后也再度败坏，等到魏晋清谈之风起，道家哲学又开始了它的生命力。何晏、王弼首开其风，王弼更以简洁有力的注经之作，从理论上深入道家之学并予以阐发，而向秀、郭象则发展庄学的注释工作。魏晋之后，道家思想并未有鲜明的创造传统之再现，但是道家思想的理路却转为道教、易学与儒学理论的开创所藉用的重要启示，尤其是源自庄子的气化宇宙观，更被广泛且深度地再开发着。而同一时期的佛学传播，亦曾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是以道家“无”的智慧原理来表达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
道家哲学主要经过了老子原始老家、稷下学宫黄老学派、庄子学派、秦汉黄老道家、魏晋玄学新道家等发展时期。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中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兵家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齐国阿鄄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於桂陵、马陵。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