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与完善
⑴ 禁毒知识
一、什么是毒品?
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内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二、什么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和国际有关禁毒法律、法规，破坏毒品管制活动，应该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有哪些？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47条)；
2、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48条)；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349条)；
4、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第349条)；
5、走私制毒物品罪(第350条)；
6、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第350条)；
7、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351条)；
8、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第352条)；
9、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第353条)；
10、强迫他人吸毒罪(第353条)；
11、容留他人吸毒罪(第354条)；
12、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355条)。
四、毒品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毒品的危害可以概括为：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
1、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
2、毒品问题诱发其他违法犯罪，破坏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
3、毒品问题渗透和腐蚀政权机构，加强腐败现象；
4、毒品问题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五、染上毒瘾的人一般有哪些迹象?
1、在家中或单位偷窃钱财、物品，或突然频频地向父母或朋友索要或借钱；
2、长时间躲在自己房间内，或远离家人、他人，不愿见人；
3、外出行动表现神秘鬼祟：
4、藏有毒品及吸毒工具；
5、遮掩收缩的瞳孔，在不适当的场合佩戴太阳镜；
6、面色灰暗、眼睛无神、食欲不振、身体消瘦；
7、为掩盖手臂上的注射针孔，夏季穿着长袖衬衣；
8、情绪不稳定、异常的发怒、发脾气、坐立不安、睡眠差；
9、经常无故出入偏僻的地方与吸毒者交往。
六、导致吸毒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导致吸毒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是：
1、好奇心驱使，逐渐发展成瘾；
2、思想空虚，寻找刺激；
3、不相信吸毒上瘾后戒不了，结果不能自拔；
4、因不知情被欺骗、引诱吸毒；
5、亲友间的相互影响；
6、精神苦闷，情绪低落，以吸毒麻醉自己，解脱苦恼；
7、因治疗疾病，长期服用某种产生依赖性的药物而成瘾。
七、怎样正确对待吸毒者?
吸毒者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违法者，义是受害者。从医学的角度看，吸毒者也是病人。因此，吸毒者具有双重身份。要正确地对待吸毒者，既不要把吸毒者当作犯罪分子歧视他们，又要区别于一般病人，严格管理，依法科学戒毒。
八、为什么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预防教育的重点？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时期.好奇心重，判别是非能力不强，抵制毒品侵袭的心理防线薄弱，加之对毒品的危害性和吸毒的违法性缺乏认识，最容易受到毒品的侵袭。我省的吸毒者中，80%以上是青少年。因此，对青少年进行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的教育是禁毒预防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九、“无毒社区”的定位是什么?
以城乡社区(城市一般是街道内的社区，农村一般是乡镇)为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社区党政组织统一领导，把禁吸、禁贩、禁种、禁制各方面的工作分解量化，分阶段提出明确的目标任务和落实措施，建立覆盖整个辖区的禁毒管理机制和工作责任机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定期进行检查评比，努力实现“四无”目标，最终达到“无毒社区”。
警示语：
1、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2、吸毒害人害己害社会：
3、一日吸毒、一生戒毒、终生想毒；
4、敲开了毒品的门，挖好了自己的坟；
5、吸毒一口，掉入虎口。
十、我国有关禁毒的刑事法律有哪些？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新《刑法》,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的有关禁毒的刑事立法部分作了较为详细的规范,成为我国目前现行的惩治毒品犯罪最完善的刑事立法。除《刑法》第3章第4节第191条,专门规定了有关反洗钱的内容外,第6章第7节共11条27款专门规定了有关毒品犯罪的罪名和处罚。?
十一、什么是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和国际有关禁毒法律、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规定：毒品犯罪是指非法生产、制造、提炼、配制、兜售、分销、出售、交售、经纪、发送、过境发送、运输、进口或出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种植毒品原植物以及进行上述活动的预备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危害行为。
十二、毒品犯罪有哪些特征？
毒品犯罪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毒品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2)毒品犯罪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3)毒品犯罪是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处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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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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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法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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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论隐私及其立法保护
11.论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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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论中国的领海制度
16.论契约自由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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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论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37.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
38.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9.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思考
40.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41.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42.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43.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
44.网络立法研究
45.网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46.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47.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
48.论正当防卫
49.试论侵权著作权的犯罪
50.论刑法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时的关系
51.论刑法的效力
52.论数罪并罚
53.论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54.论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55.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56。论诉讼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57.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58。论公司的法律人格
59.论律师的诉讼地位
60.反垄断立法的几个问题
61.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
62.论我国的物权体系
63.制定民法典若干问题浅论
64.我国反倾销制度评析
65.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66.执行难原因探析与对策研究
67.论刑事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68.论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完善
69.论夫妻忠诚义务与我国婚姻法完善
70.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
71.关于新时期我国军事法体系建构的设想
72.中国军事法的历史演进
73.论我国军事法治的现代化
74.中国近代军事法文化的若干特征
75.我国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
76.中外军事法律文化比较
77.论军事法的价值构造
78.维护军事秩序与军人合法权益
79.论我国军事刑法体系的构造
80.我国军事法的本土资源探析
81.试论军队律师队伍制度的特点及其体系构造
82.论新《立法法》对军事立法秩序的优化
83论军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84.国防动员立法研究
85.论我国军事行政执法的特点
86.新时期完善军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87.论军事执法中武装冲突法的地位和作用
88.对台军事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89.现代战争与战争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90.论对台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据
91.从国际法看台湾的主权归属
92.论战时军事刑事诉讼制度
93.论战时军事审判制度
94.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研究
95.提高依法治军水平的法理思考
96.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
97.国防监查法律制度研究
98.论法制教育与依法治军
99.军事法人才培养与改革
100.论我国军事法制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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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我国法律是如何打击毒品犯罪的
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的有关规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有哪些？
（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第347条）；
（2）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48条）；
（3）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第349条）；
（4）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第349条）；
（5）走私制毒物品罪（第350条）；
（6）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第350条）；
（7）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第351条）；
（8）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第352条）；
（9）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第353条）；
（10）强迫他人吸毒罪（第354条）；
（11）容留他人吸毒罪（第354条）；
（12）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第355条）。
走私毒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走私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走私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走私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走私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走私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依照《刑法》第347条规定，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贩卖、运输、制造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依照《刑法》第350条之规定，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或买卖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麻醉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分别论处。单位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除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外，并对单位判处罚金或者予以罚款。
（5）依照《刑法》第355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向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按《刑法》第347条规定的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单位有上述违法犯罪行为的，除对其直接责任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贩卖毒品罪处罚外，并对单位判处罚金或者予以罚款。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根据《刑法》第348条之规定，非法持有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根据《刑法》第349条规定，犯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依照前款从重处罚；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依照《刑法》第349条的规定，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走私制毒物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依照《刑法》第350条之规定，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明知他人制造毒品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单位犯该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同一规定处罚，对单位判处罚金或予以罚款。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依照《刑法》第350条之规定，犯买卖制毒物品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单位犯该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同一规定处罚，对单位判处罚金或予以罚款。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依照《刑法》第353条之规定，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引诱、教唆、欺骗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依照《刑法》第356条之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强迫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根据《刑法》第353条第2、3款的规定，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2）依照《刑法》第356条之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的，有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根据《刑法》第354条的规定，犯本罪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2）对于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应当区别以下三种不同的犯罪行为，分别予以从轻到重的处罚：对单纯容留行为的，应当处以相对较轻的刑罚；对以牟利为目的容留行为，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对以贩卖毒品为目的容留行为的，应当以容留他人吸毒罪从重处罚，并在此基础上与贩卖毒品罪进行数罪并罚。
（3）依照《刑法》第356条之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的刑事责任是怎样规定的？
（1）依照《刑法》第355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麻醉品、精神药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34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非法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毒品的单位，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2）依照《刑法》第356条之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有犯本罪的，从重处罚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遭受着毒品的严重侵蚀，禁毒形势十分严峻：全国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为114．04万人，现有吸毒人员为79．1万，涉毒地区已发展到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占全国总县数的3／4以上，我国已由毒品过境国转变为毒品过境与毒品消费并存的毒品受害国。
首部《禁毒法》年内有望通过
针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现状，国家禁毒委员会决定自今年在全国开展为期三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但法学专家们指出，在积极开展禁毒人民战争的同时，禁毒立法工作刻不容缓。
首都师范大学法学副教授房慧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我国从1990年就陆续颁布了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但现在依旧缺乏一部统一、完备的关于禁毒工作的专门法律。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存在着弹性较大、缺乏量化规定等问题，而地方条例对打击串联式的毒品犯罪也有局限性。迄今，中国没有一部法律对自愿戒毒的性质、方式、法律行为等作出明确规定。她特别指出，《立法法》出台后，各法律法规还存在相互矛盾和抵触，不利于禁毒行动的开展。因此，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禁毒法》十分必要。
据悉，《禁毒法》草案正在进行紧张地完善。5月，国家禁毒委员会公开表示将推动《禁毒法》年内颁布实施，并通过立法把禁毒明确为基本国策。
这部法律起草过程中，对吸毒的合理定性问题成了专家们争论的焦点。“吸毒行为应不应该被定为犯罪”，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争议。
吸毒没被定罪，会导致执法困难？
北京市公安机关的一名缉毒警官告诉记者，一般认为毒品犯罪包括毒品种植、加工制作、运输走私、窝藏携带、吸食注射等诸多环节，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将吸毒规定为犯罪，使得大量的吸毒人员游离在刑罚的边缘而无须承担任何刑事法律责任。
许多在一线参加戒毒工作的人员指出，许多吸毒者靠以贩养吸、以贩促吸，既是吸毒者，又是贩毒分子，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
一些法学专家还表示，我国《刑法》历来主张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如果不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吸毒行为定为犯罪，就失去了刑事法律规范的内部协调统一，会造成打击不力，更无法阻止更多的人吸食毒品。
而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则在接受采访中明确告诉本网记者，我国法律对吸毒者的处罚已经适当，没有必要加强。
“吸毒是吸毒者自己的个人消费行为，单纯的吸毒行为仅仅危害到吸毒者自身，并没有直接危害到他人和社会。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吸毒、贩毒和制毒的规定很明确，不应该会导致执法困难。”曲新久说。
吸毒被定罪，能切断毒品供应链？
接受采访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记者，吸毒、贩毒、制毒是一个整体的链条，从宏观上讲，将吸毒定为犯罪有利于缩小毒品的需求市场，从根源上切断毒品的供应链。
“采取法律手段严厉惩罚吸毒者，对没有尝试过毒品的人也会起到震慑作用，可减少毒品的市场。”夏学銮强调，在用重典治毒的同时，还要给予吸毒者和容易尝试毒品的高危人群以人文关怀，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毒品转移到正常的事务上来。
曲新久则表示，将吸毒规定为犯罪行为没有震慑力，吸毒者不会因为吸毒是犯罪行为而停止吸毒。他说，即便将吸毒行为定为犯罪，正常情况下，判处的刑期最多二三年，“这样的法律处罚结果对于吸毒成瘾的人来说，其震慑力是非常有限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将吸毒定为犯罪，不利于吸毒者到医院或者是戒毒所治疗，因为没有人敢承认自己的吸毒史。
曲新久还认为，将吸毒定为犯罪，作一些不可能太重的刑事处罚，根本不可能遏制毒品犯罪发生乃至增多情况的出现，根本无法切断毒品犯罪链条，“因为毒品犯罪的出现是由于非法暴利的刺激，这个根子除不掉，毒品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相反，只有通过人性关怀的措施，减少吸毒者，减少社会对毒品的总体需求，才有可能减少毒品犯罪。
6月22日，在北京安康医院，本网记者见到了长年和戒毒者一起生活的向日葵社区医生王志强。他十分赞同曲新久教授的观点，“吸毒者需要的是治疗和关爱，而不是惩罚”。
王志强说，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已经被列为精神病范畴，毒瘾也被定义为一种慢性脑病，不是靠惩罚能够威慑和控制的。吸毒者都希望戒毒，但是戒毒却不容易。吸毒者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疗。只有当他们为了吸毒侵犯到他人或者社会的利益而且侵犯到一定程度时才可以依法处罚。
吸毒行为最后的定性如何，也许只有等到《禁毒法》最后颁布才能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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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毒品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发布日期：2009-02-25 文章来源： 互联网 一、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意义
刑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应当被限定在对法益的加害行为（侵害法法益或者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1].法益的确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在《法益初论》一书中对法益的机能进行了很详细的论述[2].
张教授在书中对法益的机能重点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论述，包括法益的刑事政策机能、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法益的解释论机能、法益的分类机能。具体说来，法益的刑事政策机能表现为：使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的机能；使刑法的处罚界限具有明确性的机能。违法性评价机能表现为：行为是否违法是根据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来评价的；法益概念还揭示违法阻却事由的实质；法益概念还说明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法益的解释机能是指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对某个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的解释不同，就必然导致对犯罪构成要件理解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不同。法益的分类技能表现为：我们可以根据法益的内容对犯罪进行分类，我们也可以根据法益的主体对犯罪进行分类，我们还可以根据法益的侵害形态进行分类。
依据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上面的所说的法益属于大前提，我们本文要讨论的毒品犯罪法益属于小前提，上面所说的法益的机能同样适应于毒品犯罪的法益[3].毒品犯罪法益研究同样具有对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机能，具体来说就是使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具有合理目的性的机能；使毒品犯罪的刑法处罚范围具有合理性的机能；使毒品犯罪的刑法处罚界限具有明确性的机能。毒品犯罪法益研究同样具有对毒品犯罪的违法性解释的机能，具体来说就是行为是否构成毒品犯罪的违法是根据毒品犯罪的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来评价的；毒品犯罪法益概念还揭示毒品犯罪违法阻却事由的实质；毒品犯罪法益概念还说明毒品犯罪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以此类推，毒品犯罪法益的解释机能和分类机能也同样一目了然，这样，我们进行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意义就非常清楚和明朗。
然后，我们还需要探讨一下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现状。可以说，现有的关于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存在如下几方面的缺陷。首先，讨论毒品犯罪法益的现有文献的数量非常少。很多文献讨论到相关问题时也只是对毒品犯罪的客体进行论述[4].可以说很多的人还是没有意识到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重要意义，诸多需这天天在接触毒品犯罪的研究材料，诸多刑事审判的法官天天在进行毒品犯罪的审判，但是并没有对毒品犯罪的法益表示应有的关注，更没有形成研究性的文字。第二，对毒品犯罪法益的基本概念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就像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面说的那样，不管是法学大家还是一般的法学研究者，或者是普通的实务工作者，对毒品犯罪的基本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点。学术上的复杂性和理论上的争论性在这里显得尤其的突出和明显。几乎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说法（下面的具体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存在多大的分歧和差异），那些没有自己的说法的人很多也就是人云亦云地把别人的观点变为自己的文字。可以说，如果对同一个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太多，我们可以肯定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更加细致。没有解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第三，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对毒品犯罪法益的自觉研究。很多的时候仅仅是附带地对毒品犯罪的法益或者客体进行解释，更多的时候就是顺便带一笔，就是对毒品犯罪进行详细研究的高魏先生在《贩卖毒品罪研究》一文中也没有形成完全的自觉，虽然作者对贩卖毒品罪的本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但是我认为就从对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来看，作者的研究还只是一种附带的研究，从他的角度和使用概念可以看出来他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其他观点的自圆其说才对贩卖毒品罪的深层本质进行了讨论[5].然后需要说明的是，上面三个方面的现象是紧密相联的，研究的材料少就很难以把问题认识清楚，没有把问题认识清楚就很难以形成统一的观点，也就影响自觉性的形成。反过来说，自觉性不足就不会有很多的人来研究，也就很难以形成大量的文献数量，因此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点。总的说来，我们现在对毒品犯罪法益的研究还处在很初级很粗浅的阶段，还有加深研究的必要和可能。
此外，我们平时也讨论过，在我们多年的审判实践当中，我们接触的最多就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和贩卖毒品罪，而在这些犯罪之间，毒品犯罪是最复杂的，其原因就是因为其他几种犯罪都是自然犯罪，传统犯罪，人们对他们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对故意杀人罪的危害就是一个小孩也知道，对故意杀人罪的法益基本上也没有看到过争论，对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标准有统一的认识。可以说人们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诸多传统型犯罪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是成熟的统一的。但是毒品犯罪就不一样，它属于一种现代性犯罪，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法定犯罪，是社会和国家依据社会的现时需要而拟制出来的一种犯罪，因此人们对毒品犯罪的认识就不统一，各有各的说法和看法。人们对毒品犯罪的法益、毒品犯罪的构成、毒品犯罪的停止形态、毒品犯罪的共犯与从犯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什么是毒品犯罪，毒品犯罪危害了什么，为什么要惩罚毒品犯罪等常识性的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有必要加深对毒品犯罪的研究和讨论，而毒品犯罪的法益研究又处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核心位置。因此，毒品犯罪的法益研究的重要性又凸显一层。
基于上面所说的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重大意义和我国目前对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境况，我们认为本文找到了毒品犯罪法益研究的实践的和学术的意义。
在接下里的文字里面，我们首先对现有的错误观点进行评析，主要对“人的身体健康说”和“毒品管制秩序说”进行分析和批判[6]，然后分析得出本文认为正确的观点——毒品犯罪的法益是社会有机体的公共健康，并对公共健康的概念进行解释和阐明这种提法的理由。
二、毒品犯罪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
在论及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看普通的文字对毒品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描述。“吸毒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它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吸毒会产生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减慢呼吸频率，降低肺功能，导致人体缺氧，产生肺水肿，最终因呼吸衰竭致人死亡；吸毒会影响植物神经功能，引起脑部化学物质改变、神经功能紊乱、智能减退、血液循环障碍、胃肠功能紊乱等，从而导致头痛、抽搐、胃肠绞痛等毒副作用；吸毒可直接损害人体免疫功能，使人容易感染疾病；女性吸毒者有闭经、痛经和排卵停止，妊娠妇女可导致早产、畸胎或胎儿死亡，若胎儿幸存也已成为毒品间接依赖者。同时，由于一些吸毒者采用静脉注射方式，他们共用未经消毒处理的注射器和针头，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下面就是一些活生生的列子。
“吸毒加速死亡：吸毒者为满足毒瘾易造成吸食（注射）过量毒品导致呼吸中枢衰竭而死亡或毒品中混杂有毒、有害物质出现过敏性休克及各种复杂的并发症，严重者导致死亡。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电影演员朱洁1997年因吸毒过量死亡，年仅28岁。梁蓓丽，21岁，贵州人，一个聪慧、漂亮的女孩，染上毒瘾后，靠卖淫维持吸毒，因注射毒品过量死于南宁市街头。”“吸毒对后代贻害无穷。或是母婴垂直传播成为爱滋病受害者，或是一出生就染上了毒瘾成为小小的”瘾君子“，有的成为了吸毒父母亲毒瘾发作时发泄的对象。南宁市一名妇女怀孕期间吸食毒品，胎儿在母体中深受其害，一出世就呈现窒息、痉挛状态，此后，母亲哺乳前必须吸食毒品，婴儿才肯进食，否则哭闹不止，严重危及生命。[7] ”
上面的描述就是吸毒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的案例，也正是这样，人们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毒品犯罪是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的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的观点具体表现多种多样，有些是认为侵害了单个人的身体健康，有些是笼统地认为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有的是认为侵害了其他的法益和身体健康，有的则明确地认为是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在概念表述上也多种多样，有表述为“人的身体健康”，有表述为“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有表述为“人民健康”，有表述为“公众健康”，等等。但是这些观点的共同点就是毒品犯罪的客体或者说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
比如，对毒品犯罪进行了专门研究的高巍先生就认为毒品犯罪的本质在于其危害了人民健康，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8].（我在后文要对作者的论述进行批判。）
张明楷先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毒品是危害公共健康的物品，制造毒品罪的法益就是公众健康。[9]”然后，张教授在该书的分则部分坚持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是引用了日本刑法学者的观点[10].
下面也还要提到的观点就是认为毒品犯罪侵害的是多种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和国家对毒品的管制。一种表述为：“该犯罪的客体，是多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经营的管理制度和人的身体健康。”
一种表述为：[11]“贩卖毒品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和人民的身心健康。”[12]
还有的表述为：“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复杂客体，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包括国家对毒品的管管理制度，同时也侵害了公民的身心健康。”
[13]还有的表述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14]”
然后还可以列举国外关于人的身体健康的说法。如日本刑法采用法益三分法，把法益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一般把贩卖毒品的侵害法益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这种法益。[15]德国还认为：使用毒品行为在刑法评价上为自伤行为的一种，而提供毒品行为，如贩卖、运输、制造、交付或是转让毒品给他人的行为，本质上应该评价为使他人使用毒品有所可能的帮助行为。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自伤加工行为[16].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有其他诸多说法。但是我不再例举，因为我认为讨论一个国家的一个个罪的法益不能离开这个国家的语境进行讨论，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认识和国家的特殊情况，每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认识也不一样，因此每一个国家对犯罪的认识也不一样，这样，不同的国家也就具有不同的法益界定[17]，对于毒品犯罪来说也一样，不同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对毒品犯罪的法益做出不同于别国的界定。因此，国外的说法也就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如果初略来看，我们能好像觉得上面的描述和上面的诸多学者的论点是一致的，描述的是吸毒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的生动现象，学者们的论点是毒品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但是我们进行一下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学者的表述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第一，我们从上面的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不是毒品犯罪造成的，而是吸毒的行为造成的。“吸毒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它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吸毒会产生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减慢呼吸频率，降低肺功能，导致人体缺氧，产生肺水肿毒品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我加着重号的地方是我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文字，那就是这些危害行为的主语是“吸毒”二不是毒品犯罪，是吸毒而不是贩毒和运输毒品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是吸毒加速人的死亡而不是毒品犯罪加速人的死亡，是吸毒是给人们的后代造成身体上的残害而不是毒品犯罪给人的后代造成身体残害。是吸毒者本身才造成了自己的身体的危害，而本身的这种吸毒行为反倒不是受到惩罚的行为。这就使得人的身体健康的说法很难以站住脚。从法感情的角度来认识，我们难以说是贩毒的行为造成了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也很难以说是运输毒品的行为造成了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当然，有学者借助抽像危险犯的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抽象危险犯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用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来证明这里的话题就更加存在问题，我们下面还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
第二，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办法完全涵括毒品犯罪所侵害的的所有法益。退一步来说，就算人的身体健康可以算作毒品犯罪的法益，但是毒品犯罪的危害也是很多的，不仅仅包括人的身体健康，还包括诸多其他的危害。至少包括如下的危害： （1）对家庭的危害。家庭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家便不成其为家了。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破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2） 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吸毒首先导致身体疾病，影响生产，其次是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同时毒品活动还造成环境恶化， 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3） 毒品犯罪诱发犯罪扰乱社会治安[18]. 毒品活动加剧诱发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扰乱了社会治安， 给社会安定带来巨大威胁。（4）败坏社会风气，等等。有学者就指出“毒品犯罪是寄生于现代社会的”毒瘤“之一，他不仅直接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而且还使吸毒者在心理上产生对毒品的依赖性，将家庭、事业、道德、责任等统统抛诸脑后，并以获得毒品和享受毒品为自己生存、生活的唯一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毒品犯罪还是诱发其他犯罪的重要因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惜从事盗窃、抢劫、诈骗等其他犯罪活动，毒品犯罪分子未了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还经常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司法工作人员拉下水，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的稳定。[19]”对于毒品与犯罪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毒品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毒品引起的社会犯罪不断增加。[20]”还有学者描述了诱发犯罪的路径和模式：“首先，诱发吸毒者为了获得毒资而进行犯罪。其次，加强犯罪倾向。再次，犯罪的巨额利润刺激更多的人从事犯罪。最后，经常使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拉拢而进行共同犯罪。[21]”从某一些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健康之外的其他危害反而是我们所更加关注的和为我们所更加切身感受到的。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把毒品犯罪的法益界定为人的身体健康是存在问题和理论障碍的，而且根本就没有实践当中的支撑。
⑸ 我国毒品犯罪现状及分析
近年来全国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一是涉案毒品的数量增多、危害增大，即毒品犯罪大要案增多。从收案情况看，涉案毒品数量越来越大，毒品数量通常有上千克，过“吨”的案件也屡有发生；毒品犯罪有团伙化、家族化、集团化趋势；毒品犯罪再犯的比例也在增大。 二是毒品种类增多，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除海洛因外，制造、贩卖“冰毒”、“摇头丸”的毒品如氯胺酮（K粉）、美沙酮、安眠酮、三唑仑、盐酸丁丙诺啡（又名舒美啡）、普鲁卡、苯巴比妥、麻古（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卡苦（主要含鸦片成分）等犯罪案件也不断出现。 三是毒品犯罪形式多样化，呈现内外勾结态势。我国西南地区毗邻世界主要毒品产地“金三角”，国内外贩毒集团利用这种地理位置及交通网络上的便利条件，将大量毒品从“金三角”地区取道我国境内转运进入国际市场，大肆进行毒品贩卖活动。周边毒源地渗透加剧，生产、制造毒品类案件也不断增加。国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进行双向走私毒品犯罪活动，形成制造、贩卖、运输、走私毒品“一条龙”。 四是特殊群体从事毒品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近年来，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利用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殊群体贩卖、运输毒品的现象，参与人员逐年递增，并呈组织化、集团化和规模化的趋势。她们多数人受过一些反审讯训练，一旦被抓，则假报姓名、住址或以语言不通拒绝回答审讯，且以恶劣手段阻碍检查。我来评论>>相关内容•我国第一部有关毒品犯罪的法律
⑹ 贩卖毒品罪的成立
是否犯罪，要看是否符合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构成为其存在的依据。所谓犯罪构成，就是法律规定的，说明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刑法规定的每一个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有其特殊的规定，贩卖毒品犯罪也不例外。我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贩卖毒品”又明确界定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解释》等司法解释，对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标准以及司法实践中该如何准确定罪量刑作了更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当前的刑法理论界对该罪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具体内涵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也不尽一致。对此，本文拟对贩卖毒品罪的主客观要件等进行分析，并对如何理解和把握该罪的犯罪构成提出笔者拙见。
1、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客体
对贩卖毒品罪的客体，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要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权利[①]。另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对毒品购销活动的管制[②]。
正确认识贩卖毒品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笔者认为，应从该罪的社会危害本质、相关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其他构罪要件等综合分析判断。第一，贩卖毒品罪的本质特征，即最本质的社会危害，是行为人违反了毒品购销管理法规，进行“以毒换钱”“以毒换毒”等的罪恶交易，导致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第二，我国刑法设立贩卖毒品罪，是依法惩治违反毒品购销管理制度的行为，与贩卖毒品犯罪的危害本质相对应的。第三，该罪主观要件以“明知毒品而贩卖”为直接故意，而非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因此，该罪的侵犯客体应当是国家对毒品购销的管理制度这单一客体。就具体的法律制度而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法规以及我国政府参加的有关禁毒公约。
相比之下，本罪若以“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复杂客体论，则不仅不符合贩卖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与刑法价值取向相悖，造成实践中对贩毒行为的打击不力。第一，毒贩尽管明知大量吸毒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但其贩毒目的并不是危害他人的身心健康。第二，我国刑法将“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作为贩卖毒品罪惩治范围，说明对该毒品的真实用途以及是否确实对他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并无刑法上的要求。因此，以复杂客体论，无疑将贩卖毒品这一刑法上的行为犯，人为视为以行为加危害结果的实害犯，有违立法初衷。第三，从毒品自然属性而言，虽然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但无可否认毒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使用，则是正常的药品，具有缓解病痛的功效，只有在长期依赖、大量吸食后，才会造成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若将“公民身体健康权”作为该罪客体之一，则一些零星贩毒以及用于治病或其他非毒害性吸食用途而非法出售毒品的贩毒行为，均因无法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危害后果而不能以贩卖毒品犯罪定罪处罚，这显然是人为缩小了贩卖毒品罪的范围，也不利于有效遏制毒品的非法流通，也是与我国刑法规定的“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完全不符。
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毒品。从历史发展来看，毒品的外延有一个从窄到宽的过程。我国《刑法》第357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理论界一般认为，毒品是指能够使人形成瘾癖，并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具有如下三个特性：（1）依赖性或成瘾性。（2）毒害性。（3）违法性。[③]能够使人形成瘾癖是毒品的根本特征，毒品和药品的界限为是否超过了国家行政管制的范围。
现今阶段，随着化工水平的提高，以化学合成方法所生成的毒品也越来越多，从规范的角度对一些新型毒品予以界定尤为必要。如目前出现的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案件，一度曾因“无法可依”而使部分毒贩逍遥法外，直至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才解决了定罪处理与否的司法争议。然而在暴利诱惑之下，不仅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不法分子利用构效原理在地下实验室或工厂将某些已知毒品进行化学结构的改造，不断研制出依赖性更强的新毒品，而且一些未列入法定毒品名录的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也不断以非法渠道流通。如：王某在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资格的情况下，从一家制药厂以低价购买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安定注射液（以下简称安定）后，高价非法销售给个体诊所和药品贩子。又如：杨某用变造的中国药材郑州公司中西药部的营业执照及药品经营许可证，骗得青海省西宁青海制药厂的信任，取得该厂在河南郑州地区销售丁丙诺啡舌下含片的总代理资格。从该厂以每板（10粒、重1克）17元的价格购得丁丙诺啡舌下含片7300板（73000粒）后，先后以29元、30元不等的价格将7250板（72500粒）丁丙诺啡舌下含片卖给他人，从中牟利。显然，安定注射液、丁丙诺啡虽均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且2002年最高检也在《答复》中进一步明确安定注射液属于《刑法》第355条第1款规定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但是否属于《刑法》第357条所指的毒品，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此处的安定注射液、丁丙诺啡是毒品还是药品，成为能否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的关键。由此可见，由于法定毒品名录限制性与新型毒品的不确定性，使新型毒品的性质界定成为准确定罪的重要前提和关键。
笔者认为，仅由立法或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亦步亦趋的补充规定来指导司法实践，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的，还是应在严格遵循惩治贩毒罪相关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结合分析贩毒罪所侵犯的法益及刑法意义上毒品的具体内涵，准确予以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357条的规定以及理论界对毒品概念的一般理解，界定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第二，是否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前者通过检索我国卫生部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便可确知。后者则可以通过有关卫生医疗等部门提供的临床反应为依据。对于未被列入我国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可以参见国际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
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毒品管制法规，贩卖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或其他毒品，破坏国家毒品管制的行为。[④]由于我国《刑法》对“贩卖毒品”中“贩卖”的含义和范围均未作明确规定，导致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其产生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贩卖”包括行为人实施非法转手倒卖和销售自制毒品的行为，并说明“转手倒卖”是指行为人以较低价格将其他毒贩的毒品购进，再以较高价格卖给他人。[⑤]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贩卖，是指非法有偿转让，包括买卖、交换、批发和零售。[⑥]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的行为，有偿转让即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对方，并从对方获取物质利益。[⑦]司法实践所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对“贩卖”的定义：“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将“贩卖”限定为必须以有偿性和物质性利益为前提，而对刑法作了限制解释，而且就刑法惩治破坏国家对毒品购销管理制度的行为而言，在当前形形色色毒品非法交易行为泛滥的同时，仅将“贩卖”行为治罪，也有失法律的严肃性。
根据我国刑法惩处违反国家毒品购销管制制度行为的立法意图，非法交易毒品的内容应包括：一是行为人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二是行为人事实上拥有对毒品的控制权和处分权,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毒品;三是客观上有毒品的控制行为或者失控行为。因此，所谓的“贩卖”不足以涵盖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为。无论该毒品的来源是低价购进、自制自销、祖上遗留或是盗窃、诈骗等非法手段获得，也无论是否从非法流通中牟利、或谋取的是否为物质性利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毒品的非法流通行为，即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将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为均予以入罪严惩，而将是否贩卖牟利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近期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毒品交易行为，如以性非法交易、以逃避处罚或升职、调动、晋级等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等为内容向具有一定职权且非法消费毒品的人交付毒品的行为，按照现行法律自然因不属于“贩卖”而无法入罪，但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并不亚于毒品的贩卖行为，也可视为变相贩卖，若刑法能将所有毒品的非法交易行为均设定为犯罪，即可避免适法处理上的尴尬。当然，简单用司法解释将“贩卖”界定为包涵所有买卖、交换等无论谋利与否、不以经济性利益为前提的行为范畴，既可能导致对刑法的扩大解释，也有失法律规范的周密性、严肃性。因此，笔者建议以“非法流通毒品罪”或“非法交易毒品罪”取代“贩卖毒品罪”的罪名，弥补立法缺陷。
3、贩卖毒品罪的主体
贩卖毒品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14周岁以上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据我国修订《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对贩卖毒品罪承担刑事责任，从而否定了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⑧]，将规定死刑的走私、制造、运输毒品排除于未成年人犯毒品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种之外。尽管新刑法典对此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一度出现的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的争议得到解决，但笔者认为，该规定的合理性尚存一定质疑。第一，同一条文中规定同样法定刑的情况下，同一类主体仅对其中一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对另一类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有失立法的科学性、严密性。根据新《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情节严重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和贩卖毒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最低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这不仅表明符合上述法定情节的该四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是相当的，而且应当与故意杀人、抢劫等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上述四种犯罪行为，法律却只规定对毒品贩卖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失立法的公允。第二，无论犯罪情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贩毒行为，一律定罪处罚，也有违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当前对未成年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如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偶尔零星贩毒，若也无一例外地承担刑事责任，既不能达到刑罚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更无从体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不能仅限于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而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涵括为“情节严重，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或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毒品犯罪”，以显示法律的公正性。
4、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
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贩卖毒品的行为会发生毒品在社会上非法流通和蔓延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贩卖毒品通常是一种高利润的犯罪活动，贩毒者大都具有追求暴利的目的。但是，《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贩卖毒品罪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因此，对“以牟利为目的”是否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理论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除了是出于明知是毒品而贩卖的直接故意之外，还必须具有牟利目的，即贩毒者希望通过非法销售毒品来牟取暴利；不具有牟利目的，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贩卖通常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尽然。例如，某甲为了吸食而买进大量毒品，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戒毒，戒毒后低价将剩余毒品出卖。显然难以认定某甲具有营利目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贩卖毒品罪”[⑨]。
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首先，从本罪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分析，不论是否以牟利为目的，只要所实施的贩卖毒品行为直接破坏了我国对毒品购销活动的严格管制，造成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刺激了整个毒品犯罪的恶性膨胀，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至于是否追求暴利，获取违法所得的多少，都只是贩毒主观恶性程度的一种表现和反映，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其次，牟利在此只是一种行为动机的体现，而并非所有毒贩所追求的一致结果。如上所述将剩余毒品低价销售的行为。第三，从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来看 ,贩卖毒品罪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行为人以转让的方式致毒品非法流通和蔓延，危害社会。这表明贩卖毒品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的方式和危害性所具有的特性，而非主观上是否以牟利为目的。第四，人为增加构成要件内容，不仅缩小打击面，更不利于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不排除这样的情形，在开发了一种新型毒品之后，由于其效果尚不为人熟悉，故由毒贩免费将其在特殊人群中予以品尝，以期打开新型毒品的销售市场，在其免费发放毒品后即被抓获，对这一行为能否定罪?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贩卖同样数量的传统毒品而言更为严重，因为它又使国家面临着一种新的犯罪危机。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赠与毒品行为同样可以依据现行法律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理由之一：为有效控制毒品，防止立法漏洞出现，故应予以刑法打击。理由之二：贩卖行为的多样性使本罪无需牟利性。理由之三：国际公约与各国的立法中，对毒品“提供”行为要求予以犯罪化都有明确的立法精神。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三条“犯罪和制裁”第一款规定:“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确定为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a)(一)违反《1961年公约》、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或《197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提供、兜售、分销、出售……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其中,“提供”行为是公约要求予以犯罪化的一个行为。各缔约国的刑事立法也应反映这一要求，如英国刑法“给与毒品罪”是“非法地……给与或者引起被给与或者由其他任何人取走任何毒品,或者其他有害有毒性物品。”[⑩]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不乏可取之处，但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明确规定仅对毒品的贩卖行为予以惩处的立法背景下，对无偿赠与毒品以贩卖毒品罪惩处，于法无据。理由是：第一，贩卖通说认为，贩卖应当是有偿的买卖。“贩卖”的刑法释义为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的非法收买。显然，“贩卖”的内涵与“无偿赠与”有明显不同。其次，“贩卖”无须以牟利为要件，并不意味着对贩卖行为在构罪要件中的必然性的否定。第三，对于国际公约和某些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对于“提供”“给予”毒品予以犯罪化，显然有其完善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体系所支撑，而在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下，自然不能简单照搬盲目适用，否则不仅扩大打击面，而且造成执法不公。但若刑法增设了“非法流通毒品罪”，则该赠于行为同样可以纳入刑事追究的范畴。而目前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的规定，按照“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处以相应的拘留和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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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想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5页。
[②] 陈兴良：《案例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③]郦毓贝主编：《毒品犯罪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5页。
[④]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758页。
[⑤]崔庆生、陈宝树主编：《中国毒品犯罪透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⑥]赵秉志主编：《毒品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⑦]⑨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页。
[⑧]最高人民法院给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指出：“《禁毒决定》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⑩]史密斯·霍根著，李贵方编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⑺ 给个硕士论文刑法类的题目
论“严打”刑事政策
刑事法中推定原则的探究
伪造货币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及其处罚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武汉大学）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
量刑平衡论
交通肇事罪研究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抢劫罪加重情节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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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9条第2款探微
罪刑法定原则未来走向初探——以对单位犯罪范围的思考为基础
毒品犯罪及禁毒立法问题研究
论侵犯著作权罪
上海合作组织刑事法律机制的构建
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论伪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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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欺诈犯罪及相关立法的完善
间接正犯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人权两公约与我国刑事法律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郭东林等盗伐林木罪案研究
论刑罚宽和化
侵犯商业秘密罪研究
信用证诈骗罪研究
我国缓刑制度研究
违法性认识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客体及定义研究
关于现行刑法典的经济分析
刑法的道德限制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中国死刑的正当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研究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一国两制”下跨法域的累犯问题研究
论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原罪的法思想解读
动用募集资金罪研究
论减刑制度
非法行医罪疑难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研究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优化
毒品犯罪基本问题探析
恢复性司法问题研究
论不作为犯罪
持有型犯罪研究
论疏忽大意过失
共同犯罪中有关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中国刑事政策的现代化思考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研究
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
论资格刑
婚内强奸问题研究
关于斡旋受贿犯罪争议问题的思考
我国死刑限制问题研究
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研究
经济犯罪违法性问题研究
存留养亲制度流变探析
中韩正当防卫制度比较研究
虚拟财产犯罪研究
罪刑均衡原则的确立与实现——基于罪刑互动关系的论述
恐怖主义与中外刑事立法
银行卡犯罪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出罪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受贿罪若干问题评析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评判与重构
论量刑中的犯罪人因素
试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协调与衔接
刑法规范结构分析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研究
刑法解释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论共同身份犯罪
论共同过失犯罪制度的选择
论作为第二次规范的刑法
论数罪并罚的司法适用及其制度完善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缓刑制度研究
不纯正不作为犯若干问题研究
管制刑的理论思考与制度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制裁体系研究
论贪污罪的犯罪形态
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洗钱犯罪研究
我国刑罚政策合理化研究
论受贿犯罪及其侦查
论结果加重犯论
违法性认识与故意
刑法司法解释体制论
论刑法谦抑性
紧急避险比较研究
从国际趋势探讨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兼论中国洗钱罪立法的调整
非犯罪化研究
刑法中生命权承诺问题研究
危险犯若干问题研究（安徽大学）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黑龙江大学）
犯罪对象的重新审视
网络虚拟财产盗窃行为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保险诈骗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与实然构建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罗）
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失及完善
犯罪中止研究
道德责任刑事化的置疑——试用“二次性违法”理论讨论中国设立“见危不救罪”的不适当
论集资诈骗罪
间接正犯概念之分析
由《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之完善
论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论单位犯罪主体
偷税罪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崔）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论单位犯罪的主体
组织犯研究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论被害人过错对量刑的影响
森林资源管理中盗伐滥伐林木的评价及定罪量型研究
论职务侵占罪的司法认定
论我国防治腐败犯罪法律制度的完善
论缓刑制度及其完善
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及完善我国立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重大急议问题与立法完善研究
犯罪故意法律问题研究
医疗事故罪的认定与法定刑配置研究
偷税罪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法律解释之评析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外经贸）
关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缺陷分析及其补足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犯罪问题研究——论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犯罪化
论罚金刑
“婚内强奸”若干问题的研究
试论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界定及完善
绑架罪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论受贿共同犯罪的构成与认定
论当前渎职犯罪刑法适用
论垄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议《反垄断法（送审稿）》刑事责任条款之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略谈
单位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视野中的单位行为
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论犯罪构成理论的多元化
论保险诈骗罪
论盗窃罪既遂的标准
刑法因果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对策研究
假释制度与社区矫正体系的研究
论洗钱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的现状与思考
我国行政刑罚研究
论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区分方法的重构及运用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
单位犯罪主体研究
保险诈骗罪研究
浅议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
论我国财产刑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探讨
论我国内地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罚的功能论——以犯罪社会学的理论为视角
组织卖淫罪研究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研究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对名誉的保护——以名誉主体为视角
论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论我国受贿罪立法之完善
论网络服务的法律规制——以防控网络犯罪为视角
罪刑均衡问题研究
婚内强奸入罪问题研究
犯罪人的生成机制与防控对策的社会学探析
试论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交通肇事罪若干问题研究
论间接正犯
论滥用职权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武汉大学）
环境犯罪论
交通肇事逃逸研究
我国追诉时效制度的若干检讨
环境犯罪刑法控制比较研究
洗钱罪比较研究
回扣问题的刑法分析——兼论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的定性
抢劫罪认定的若干问题研究
论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四川大学）
论抢夺罪
论贷款诈骗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四川大学）
论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
论滥用职权罪
准抢劫罪研究
论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玩忽职守罪及其立法完善
论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论合同诈骗罪
罚金刑研究
自首问题研究
盗窃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危害国际航空犯罪立法研究与惩治预防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法律规范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四川大学）
论走私毒品罪及其防控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研究
论挪用公款罪
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及处罚
论军婚的刑事法保护
洗钱犯罪构成要件研究
关于我国减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理论与实务若干问题研究
结果加重犯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王）
交通肇事罪逃逸问题研究
论犯罪的间接故意
不作为犯罪问题研究
自首制度研究
⑻ 有谁知道哪里有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取证问题的资料吗告诉我吧`谢谢大家啦！
[摘要]：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对其作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而毒品犯罪并未就此消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总结出毒品犯罪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毒品犯罪刑罚体系进行划分，从而达到从法律角度完善对毒品犯罪的围剿，进而完善相应的综合治理与预防措施。文章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畴。首先简述了刑法学界对毒品的几种定义，并简要分析了上述定义的不足之处，进而得出自己对毒品的定义，并分析了毒品的特征。接着简述了刑法学界对毒品犯罪的定义，并简要分析了上述定义的不足之处，进而得出自己对毒品犯罪的定义。
第二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首先简要介绍了全球毒品犯罪的现状，接着介绍了我国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各历史时期毒品犯罪的立法沿革。
第三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成因。首先从历史的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接着从现实的角度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从而得出毒品犯罪成因-经济利益的驱动性和毒品易形成的瘾癖性。
第四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类型的划分。此部分根据毒品犯罪的成因而相应的对毒品犯罪刑罚体系进行了划分，分为（1）非法生产型毒品犯罪，（2）非法经营型毒品犯罪，（3）非法消费毒品的犯罪，（4）毒品犯罪的连累犯。
第五部分题为，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与防范。此部分提出了毒品犯罪的综合治理与防范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毒品犯罪 成因 分类 治理 预防
毒品犯罪，自古有之，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能看到毒品犯罪的踪影。自从鸦片、可卡因等某些药物被人滥用成为毒品之后，人类就与毒品犯罪进行了艰苦并持久的战争，以期消灭毒品犯罪。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毒品犯罪在全人类的围剿之下，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染上这一社会疾患的人口和地区也越来越广泛，毒品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越来越大。根据不同渠道的估计，全世界的毒品交易额已经超过了石油产品的交易额，甚至高于全球食品和教育事业的总投资。毒品不仅直接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重创，而且往往与杀戮、抢劫、盗窃等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相伴随，同时还对社会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消极影响，最为可憎的是它会消磨掉一个民族的意志和精神。
中国人民对于毒品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前半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灭顶之灾和近乎亡国之恨刻骨铭心，永世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曾经令人难以置信地在短短几年之内彻底清除了这一社会顽症，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在短期内治理社会问题的一项奇迹。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毒品从我国过境，先是吸毒，继而是贩毒和制毒也在我国从初期的死灰复燃再次发展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公安机关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就达50 多万人，被截获的毒品数量成几何级增长，被抓获的制贩毒品的犯罪分子成倍增加。解决毒品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了。
一 毒品犯罪的基本范畴
在探究毒品犯罪成因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毒品，如何界定毒品。只有明确了什么是毒品，才可能探究鸦片、海洛因等物质为什么会成为毒品。
（一） 有关毒品的争议
学界对毒品的概念目前尚无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我国刑法学界对毒品的定义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列举式，如《刑事法学大辞书》中将毒品定义为长期吸食，注射后能使人逐渐成瘾的制品，如鸦片，海洛英，吗啡，高根，金丹等。①第二种是概括式，如《禁毒知识手册》认为毒品是指吸毒者非法使用的麻醉药和精神药品；②在《大禁毒》一书中，认为“毒品，是以各种方式吸收进入人体并最终给人带来危害的各种非食物的自然物品或化学合成物品。”③第三种是法条式，如《毒品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中，认为“毒品是根据我国新《刑法》第357条所规定的具有特定含义、范围和作用之物。不包括如砒霜氯化物之类可直接致人死亡的剧毒物品。”④我们认为上述三种定义方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列举式定义虽然比较具体，明确，使人一目了然，但列举定义的限定性难以反映出毒品的全部，同时这种定义没有指出毒品的实质特征，无法与其他药品或嗜好品相区别。概括式定义虽然将毒品概括为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但该种定义的法律特征不明确。法条定义虽然将列举成和概括式方法相结合，指明了我国毒品的主要种类及毒品的特征，便于司法实践中认定和操作。但是，根据法条式定义，在我国，鸦片，海洛英，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是毒品，而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和精神药品也是毒品，国际公约规定的受控制的麻醉药和精神药品也是毒品，前者是一国法律的规定，后者是国际社会的统一概念明确，内容确定，但是因其附件的内容过多，范围广泛而不易了解。为此，有学者试图从毒品的特征角度来给毒品下定义，如杨鸿先生在其的《毒品犯罪研究》中将毒品定义为：“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或禁止滥用的能够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⑤从这个定义可以归纳出毒品的三个特征，即毒品的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毒品的毒害性是其后果特征；毒品的违法性是其法律特征。杨鸿先生的这个定义，虽然涵概了毒品的三个特征，但并未突出毒品的本质特征。即毒品的易成瘾癖性。
（二） 对毒品概念的再定义
综上所述，笔者给毒品下了如下定义，毒品：是指滥用后易形成瘾癖性因而被国家依法管制的精神药物和麻醉药品。这个定义不仅突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易成瘾癖性，同时又突出了瘾癖性的形成是因为对毒品的滥用，故毒品是要受到国家法律所管制的。所以，笔者给毒品所下的定义既涵概了毒品的三个特征，同时也突出了毒品的本质特征。下面笔者对毒品的三个特征加以分析，从而来探求毒品犯罪的成因。
首先，毒品的易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成瘾性在医学上也称为“药物依赖性”或“药瘾”是指由于反复使用某种药物而产生的躯体依赖成心理依赖。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状态，有的还产生耐药性。躯体依赖性是指反复用药使身体机能状态改变，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生理变化，生化变化，神经细胞适应了药物的存在而产生的耐受性，用药者必须连续使用，使药物在体内保持一定的浓度，以保持身体机能状态的相对稳定。而当成瘾物被停用后，就会发生撤药综合症状，表现为：头痛，烦躁不安，恶心呕吐，全身不适与神经功能障碍；严重者可引起意识障碍，昏迷，肢体抽搐，甚至虚脱而致死。而当再度用药时，撤药综合症消失。由于反复使用该类药特，其药效逐渐减低，必须不断加大使用剂量，才能抵达初次使用的效果，因此产生了耐药性。心理依赖性是指用药者心理上强烈渴望使用某类药物，使之兴奋或避免不舒服。“药物依赖性”或“成瘾性”是互毒品的特性，也是导致滥用的主要原因。但这种依赖性的产生及其中程度的大小并不完全由该药物本身决定。因为用药者的个人的生理，心理，精神状态因素也是药物依赖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样的药物或同一种毒品，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事实也证明，有的人一次用药就上瘾，而有的人却会出现恶心，呕吐现象；有的上瘾者可以戒断，而有的人不断戒又不断上瘾。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依赖性或成瘾性归于毒品本身。
其次，毒品的毒害性是毒品的后果特征。毒害性与成瘾性相联系，成瘾性导致毒品滥用者长期使用，因而就使在滥用这些药物之后出现体内慢性中毒，产生各种不适症，体力衰弱，智力减退，神经、大脑、呼吸、消化道、心血管受到明显的损害，甚至出现精神错乱，中毒死亡。毒品的心理毒性源于药物的心理依赖性，它是指毒品进入肌体后作用于大脑的精神系统，使人产生一种特殊的精神效应，并使使用者出现渴求使用药品的强烈欲望，驱使其不顾一切地寻求和使用该药物（医学上称为寻觅和摄药行为）。这种心理依赖性的危害很难消除，而且会令它的使用者难以自制，将寻觅毒品作为生存的唯一目标，以致失去理智而违法犯罪。
再次，毒品的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毒品的违法性表现在它是受国家管制或禁止滥用的特殊药品。毒品的范围包括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其医用价值、药用价值表明其属药品，这两类药品具有双重性：麻醉药品也称为镇痛药品，药用能镇痛，尤其对严重创伤的疼痛有效；精神药物是指能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或抑制。如对这两类药品使用不当或滥用，则使人产生药物依赖性，损害身体健康。国家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是判断这些药品是否滥用的依据。我国适用的药品管理规范有两类，一类是国内现行的药品管理规范，如《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等，另一类是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主要是联合国1972年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等等。根据这两类规范，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的制造，运输，销售，使用以及原植物的种植和易制这些药品的化学物品都作了严格的管制。禁止滥用。凡违反上述规范的规定，用于非医疗、科研目的而制造、运输、贩卖、走私、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时，这些药品即是毒品；反之，则是药品。所以，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在不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情况下，难以认定某一物品是药品还是毒品。毒品的违法性更表现在它是法律规范明文禁止滥用的药品。上述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对能用于毒品的药品的范围，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并列出了附表，超出法规规定范围的药品，即使有成瘾性、毒害性也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毒品。例如，烟草中的尼古丁，其成瘾和海洛因的成瘾原理是一样的，但二者的药效作用不同，法律将海洛英规定为可能用于毒品的药品，而不会因尼古丁亦易使人成瘾而禁止烟草的生产和销售。因此，毒品的违法性还表现于其有关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国际组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我国的立法，都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进行严格的管制，将非法种植，生产，制造，运输，贩卖，走私，持有，吸食此类麻醉药品和精神的药物及走私，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等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毒品的上述三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缺少任何一个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毒品。如上所述，成瘾性是毒品的本质特征，毒害性是其后果特征。违法性是毒品的法律特征。成瘾性引起危害性，带来危害后果，因而被法律规定予以管制禁止滥用；同时，只有国家有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理法规规定管制的两类药品，才是刑法意义上的毒品。
（三） 有关毒品犯罪的争议
当然，在明确什么是毒品之后，我们还要明确什么是毒品犯罪。毒品犯罪既是国际公约规定的一种国际犯罪，也是各国国内法规定的犯罪，是一个外延较广的概念。就毒品犯罪的定义而言，有学者认为，毒品犯罪既然在国际公约中被列为犯罪，那么就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的规定，凡是故意违反《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经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或《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规定的各种行为称为毒品犯罪。但有学者认为，这一条的规定没有界定什么是毒品犯罪。当我们考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和有关禁毒立法时，均未有毒品犯罪概念的界定，而只是对毒品犯罪的种类作了具体规定，同样我国1997年《刑法》分则第6章第七节虽然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但也没有对毒品犯罪下定义。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毒品犯罪的定义进行探讨。
目前，关于毒品犯罪定义的不同观点包括：第一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通常是一种跨国性的犯罪，对国际上的毒品犯罪定义，主张援用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的规定，认为，在中国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关于毒品管制法规，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①⑥第二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以及从事与上述毒品犯罪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毒品有关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论者还认为毒品犯罪也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犯罪。⑦第三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以及与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直接相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行为。⑧第四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触犯《关于禁毒的决定》，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甚至危害生命，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⑨第五种观点认为，所谓毒品犯罪，就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制造、使用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以及与此直接有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危害公民身心艰苦和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⑩第六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以毒品或者多犯罪有关的人和财物为犯罪对象，走私、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提供毒品，窝藏毒品，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以及走私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的行为。11第七种观点认为，所谓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2综观上述七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将毒品犯罪划分为国际上的毒品犯罪和中国的毒品犯罪，并将毒品犯罪的定义关键强调在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上，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概括出毒品犯罪的全部。第二种观点将毒品犯罪分为三类，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与其直接相关的犯罪，以及其他与毒品有关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这种界定，从表面上外延涵盖了所有毒品犯罪，但实际上没有周全外延，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直接相关以及其他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其范围和犯罪种类仍不能确定。例如，盗窃毒品，抢劫、抢夺毒品的犯罪，非法持有毒品是否是属于直接相关的犯罪或者与毒品有关的犯罪？以毒品犯罪行为方式出发概括毒品犯罪定义，无法周延所有毒品犯罪。第三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违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法规，并强调国内法不再是行为是否具有刑事犯罪违法性的唯一根据，其局限在于，毒品犯罪是违反了《刑法》及有关禁毒法规的刑事违法性，在定义的表述上，以列举毒品犯罪方式界定毒品犯罪显得冗长且无法包容所有毒品犯罪。第四种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反复强调所有毒品犯罪都必须触犯《关于禁毒的决定》，这将导致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我国有义务予以管辖而《关于禁毒的决定》未予规定的国际毒品犯罪被排除在毒品犯罪的范围之外。第五种观点在界定毒品犯罪时出现了一个表述失误，即“非法走私、贩卖、制造、使用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中，“非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使用毒品”是毒品犯罪的一种，显然是不妥当的。第六种观点用全部列举毒品犯罪的方法界定毒品犯罪定义，缺点在于，没有揭示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忽略了毒品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的特征。第七种观点虽然概括出毒品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特征，但概念中毒品犯罪的违法性仅指违反“禁毒法规”，这显然不能全部概括出毒品犯罪所违反的法律和法规；而且“禁毒法规”是刑事法规或者是行政法规，或是一项专门法规，它是否应包括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我国《刑法》中有关毒品犯罪的条款，及1987年、1988年我国颁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如此界定无法确定这一问题，使毒品犯罪的违法性不明确。
（四） 毒品犯罪的定义
笔者认为，界定毒品犯罪，首先，应当明确该类犯罪所违反的是毒品及毒品原植物管理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而不是单指一般的刑事法律；也不能将这些法规限制在禁毒立法范围内，因为禁毒法律是毒品管理法律中的部分；更不能仅仅将其限定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范围内，它必须涵盖毒品犯罪所违反的全部法律和法规。因此，毒品犯罪所违反的法规包括了我国制定、施行的国内刑事法律和法规，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国内有关毒品及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规，如《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公安部、卫生部《关于严禁非法种植罂粟的通知》、《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暂行规定》，同时也包括我国所缔结和参加的国际上对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进行管制的公约，这些公约虽然不是我国惩治毒品犯罪时直接适用的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缔约国和参加国有履行这些国际公约规定的有关义务。此外，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对毒品犯罪违反的法律规范不局限在禁毒法规范围内，例如，法国毒品管理法包括了《公共卫生法》。其次，毒品犯罪的定义应强调其应受刑罚处罚性，因为毒品和毒品原植物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所规定的破坏其管制活动的行为并非全是犯罪行为，所以应强调毒品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最后，毒品犯罪的行为方式也不宜在概念中表述，因为毒品管理法规所规定的各类犯罪均为毒品犯罪，没有必要再刻意在定义中强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行为而明显忽略或以其概括其他种类的毒品犯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毒品犯罪的概念可表述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其特点在于：一是明确了毒品犯罪触犯了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律、法规，不区别是违反国际公约还是国内立法，是违反国内刑事法律还是行政法规；二是强调毒品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区别上述管理法律规范中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三是明确了涉及违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法律、法规所构成的犯罪和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犯罪均是毒品犯罪。
二 毒品犯罪的历史和现状
（一） 国外毒品犯罪的现实特点
首先，我们来考察世界范围内毒品犯罪的状况。目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毒品问题的情势非常严峻，跨国、跨区域以致国际化的毒品犯罪的日益加剧，严重的毒品犯罪对于国际社会的文明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996年全球毒品交易额逾7千亿美元，利润额高达4千亿美元，是仅次于军火的世界第二大贸易；至1997年，国际毒品交易额达5千亿美元，数量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9%.尤其严重的是，毒品的过境国向消费国转变的趋势明显，毒品的主要种植国和生产国吸毒的情况格外严重，世界主要毒品产地的周边国家的毒品问题急剧恶化。
目前国际社会的毒品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国际贩毒活动的有组织化和跨国犯罪严重
全球毒品问题呈严重状态的首要标志就是贩毒活动的有组织化、集团化和垄断化。目前在毒品犯罪领域有组织犯罪、跨国犯罪、武装贩毒以及利用高科技和智能手段犯罪的趋势十分突出，贩毒活动日益猖獗。贩毒组织不断扩大，新贩毒组织不断出现，毒品利润不断攀升，洗钱活动极为活跃，毒品犯罪与某些国家甚至区域的政治、贩卖武器、恐怖活动的联系更加密切。
⑼ 中国毒品犯罪的特点和打击对策
毒品犯罪特征及侦查策略
上世纪80年代毒品犯罪在我国死灰复燃后，各地禁毒专业队伍作为新的警种随毒情形势需要应运而生。随着缉毒斗争的逐步深入，毒品案件侦查的策略研究和理论化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禁毒司法实践中，笔者感到，研究毒品案件的侦查策略和方法，必须首先以毒品犯罪的特殊规律为切入点。
一、毒品犯罪的特征
贩毒犯罪活动是目前毒品犯罪的主要行为方式，属刑事犯罪的范畴，但与一般刑事犯罪相比，又具有其独特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被害人的不特定性。毒品对人体乃至社会都有极大危害，这也是我国刑法将毒品犯罪列入严重刑事犯罪的原因。但对毒品交易而言，危害的对象却不是直接的、特定的人，而是潜在的。毒品买卖行为双方在明知犯罪的前提下，秘密地自愿交易，没有一般刑事犯罪意义上的被害人。因此，毒品案件一般没有目击证人和报案人。即使有些案件是经群众举报侦破的，但群众也只能提供某些可疑情况，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这与普通刑事案件有质的区别。
危害的滞后性。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即时的，而毒品犯罪首先是跨地区将毒品大宗贩运至某地区，经批发、分销，最后零包卖到吸毒人手中。从这个意义讲，一般刑事犯罪的危害是“现在时”，而毒品犯罪的危害是“将来时”。种毒犯罪、制毒犯罪危害的滞后性就更为明显。
现场的模糊性。一般刑事案件的现场是明确的，现场会不同程度地留下某些可证实犯罪行为的证据，如血迹、指纹、脚印、毛发及其它痕迹等。贩毒犯罪的行为形式一般为“贩运”、“携带”、“交易”，是随毒品的流动和分散来实现的，没有特定有意义的现场，一般也不会留下痕迹，这就决定了毒品案件的“取证难”。
行为方式的隐蔽性。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制裁，其行为也可能是隐蔽的，如预谋杀人、盗窃、抢劫等，但其行为方式的违法性却是显而易见的。而毒品犯罪不同，它是通过毒品买卖赚取巨额差价实现的。随着打击力度加大、刑罚加重，贩毒人员利用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科技手段，又采取了钱货分付、人货分离、临时改变交易地点、汇款付账、地下钱庄洗钱等多种逃避打击的方法，其行为方式的隐蔽性更为突出。
二、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策略
毒品犯罪的特征决定了毒品案件侦查具有与一般刑事案件侦查相区别的特殊性。
侦查的主动性。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是在犯罪行为或危害结果发生后，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经立案后，随即开展侦查活动。侦查活动相对于犯罪活动而言是“过去时”，是被动的。而毒品案件一般没有特定的投案人、被害人，大多是从获取有关情报、线索开始侦查活动的，即侦查的起点是情报。侦查的目的是追踪即将实施的犯罪行为，并设法抓捕嫌疑人制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相对于犯罪活动而言，这种侦查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毒品案件的发现和侦查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主动进行的。
侦查效益的双重性。侦查效益是指通过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所达到的社会效益。一般犯罪侦查都具有打击和预防双重效益，但并不是每一种犯罪都会不断地继续和重复，所以其预防作用具有突然性。而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和周期性特点，毒品的种植、生产、制造、运输、贩卖具有连续性，只要毒品或犯罪人没有打掉，必将导致犯罪不断进行和延续，直至引发吸毒并催生其它违法犯罪。因此，及时侦破毒品案件，抓获嫌疑人，及时收缴毒品，具有直接预防后续犯罪作用。其打击和预防的双重作用较其他案件侦查更为突出。
破获案件的时机性。毒品案件侦查中破案的适时性(时机性)是指正确把握破案时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战果，争取一网打尽。由于毒品犯罪具有流程性、周期性、连续性特点，犯罪环节多，一案能否将嫌疑人和大宗毒品全部收入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尽量在毒品分销前收网，否则一旦毒品分销进入零包贩卖状态，就很难控制，会从多途径很快落到吸毒者手中，形成现实危害。
缉毒侦查的协作性。毒品案件的流程性、周期性以及跨国、跨区域的犯罪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侦查必须充分依靠协作。缉毒协作的范围十分广泛，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地区间协作，包括跨国的国际侦查协作和国内跨地区协作。二是职能部门间协作，包括公安、海关、边防以及铁路、交通、林业、民航、药监、卫生、邮政等部门的协作。三是公安机关内部各警种的协作。侦查协作是情报交流、融合与传递的有力支撑，是缉毒侦查的最有效手段。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毒品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可取证的现场，无法用因果关系排查和进行“同一认定”，实践中最有效的侦破方法就是“控制下交付”。“控制下交付”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诱惑侦查”或“警察圈套”。一般是指侦查机关在初步掌握一定的犯罪线索后，为获取充分的犯罪证据，派侦查员与犯罪嫌疑人联系，在用谋略促使犯罪嫌疑人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交易时，对其实施抓捕，达到人赃并获的目的。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允许采用这种侦查手段，但仅限于侦破走私、贩毒、贩卖军火等“无被害人犯罪”案件，且都对其合法性加以严格限制。因此，笔者认为，侦破毒品案件中，合法的“控制下交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犯罪嫌疑人的贩毒犯罪意图必须是自发的，即携有毒品，准备脱手并正在积极寻找买主，而非被诱发产生的，否则就是引诱犯罪。换言之，“假买”的前提必须是对方主动要卖。第二，“控制下交付”的执行者必须是公安机关禁毒部门。第三，“控制下交付”只能“假买”，不能拿毒品进行“假卖”，否则无异于贩毒。掌握上述原则，是保证运用“控制下交付”方法有效获取毒品犯罪证据的前提。（陈鑫 谢安业）
问题与对策�
目前在惩治毒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仍感到有关法律相对滞后，惩治手段还不够有力，难以有效遏制毒品犯罪蔓延。一是惩罚力度仍不够严厉。刑法规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毒贩往往采用多次分散销售的办法，案发时，查获的大多数量较少，法律对贩卖毒品1克以下的量刑一般都较轻，有的仅处拘役，起不到震慑作用。如新疆无业人员伊明日因贩毒判处拘役6个月，释放后仅15天，其又因重新贩毒被抓获。二是对毒品犯罪的管辖缺乏灵活性。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往往采用在闹市接洽，跨区域交货的手法。《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给查处工作带来了难度。三是对一些涉毒犯罪的定罪处罚尚未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中对有些行为如何定性尚有分歧。如犯罪嫌疑人运输毒品进行贩卖的，是定运输还是定贩卖?以贩养吸，购入毒品已部分贩出，部分吸食，尚存持有的部分定贩卖还是定持有?对有多名同案犯供述，且有“上下家”印证。但毒品已灭失的如何处理等，亟待尽快形成共识，以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堵截毒源，摧毁贩毒组织。从目前毒品流入上海市的运输渠道看，空中、海上、铁路、公路均有，而大宗成批毒品主要来自公路、铁路。近年来，铁路公安部门查处较为严密有力，上下火车及途中均有检查，据统计，1998年至1999年8月上海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批捕涉毒犯罪嫌疑人253人，占同期该类犯罪嫌疑人总数的8.8%；公路运输查堵力量相对较为薄弱。由于进入市区的道路多，且车流量大，不易查堵。一些毒贩雇佣他人采用汽车夹带方法将大量毒品千里运输来沪，有的甚至将毒品放在驾驶室内，一路过关竟无人检查。为此，应加强公路缉毒队伍力量，在进入本市的陆路关口处，加强查处，特别是对毒情严重区域进入本市的车辆进行重点检查，防止毒品进入本市。公安部门除采用“割韭菜”式的打击方式外，还应选派精悍警力，深入毒贩内部，抓获背后操纵的毒枭，给贩毒集团以致命的打击。�
2.积极开展专项打击，坚决消灭地下交易市场。对毒品犯罪活动应积极开展全市性的专项打击斗争，适时集中公诉、公判一批涉毒犯罪分子，以震慑罪犯；对有形成地下交易市场趋势的地区，要采取各种强有力措施，把毒品地下交易市场消灭在萌芽状态。�
3.公、检、法三家在缉毒工作的执法问题中，要统一思想认识，尤其是在管辖和证据的采集等方面能统一协调，并定期通报情况，使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渠道保持畅通，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对涉毒犯罪始终保持严打状态。�
4.加强禁毒宣传力度，消灭宣传工作的死角。司法部门要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禁毒法制宣传，特别是大、中、小学的校园宣传尚有盲区；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娱乐场所等宣传工作不到位，尚留有死角；外来人员及低层次的无业人员宣传工作有空白点，应强化禁毒宣传教育工作，要努力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禁毒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禁毒意识。
⑽ 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的不足的认识
1\相同法益未同复等保护立法不足制.如同样是金融诈骗,票据诈骗(对象是银行等)与保险诈骗保护力度不一.原因是银行当时比保险业强势.
2\对贩卖毒品的再犯,从重处罚立法不足.与构成累犯的从重处罚重合时,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认为适用再犯从重处罚,这样会导致毒品犯罪的再犯可能仍然被处缓刑或可以被假释(因为刑法规定,累犯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而毒品犯罪的"累犯"却有可能适用缓刑或假释)
3\对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和量刑立法不足.刑法规定,对被告人具有自首并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但对于何谓重大立功表现规定不足.这就致使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规定,告人"检举揭发可能被判处无期徒期以上刑罚的案件或一定范围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即可视为重大立功".这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重大罪犯放纵,造成量刑极轻,罪刑不相适应.如杀人后,自首并检举他人有可能判无期以上刑罚的罪,就会只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刑.
随便列举一二,理论功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