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衔接
1.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关系是什么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关系如下：
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之间的关系
1.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关系：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
2.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
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二、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1.法治国家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是法治建设的目标，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推进一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2.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3.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有助于解决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对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
以上内容参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建设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人民网-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2. 如何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律体系，实现部门法之间的有机衔接。社会法制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推行公正公平合理合法，是我们党执政行为、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改革，即使是多年形成的国家信访机制都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各项法律和地方规章，包括党内法规、党的纪律等党规党法在内，都要把法治理念的养成，思维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方式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法力制约权力、民主监督权力等方式，多措并举，才能逐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特别是在法制意识上要实现有机衔接，不能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抵触。在修改完善法律法规时要经得起科学的历史的检验，充分体现法治精神，即公平公正，适用于全体人民大众，坚决避免在执行时偏离法律底线，法律制定和执行绝不能建立在局部利益需要上，否则就谈不上对组织和个人的规范和约束。
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一步规范党的执政行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遵从党规党纪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时刻要绷紧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这“两根弦”，少一些政治“帽子”，少一些行政强迫命令，使老百姓自觉形成知法守法用法习惯，领导干部自觉形成依法行政、依法公正执法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形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围，关键在于要坚决杜绝行政干预和领导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后，不因领导干部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干部的思路改变而改变，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按着法治的节奏运行。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将利益诉求、纠纷解决纳入法治轨道，为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加大宣传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执政者的法制意识、群众的守法用法意识。各级党政要加大有关法制培训方面的投入，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及其他相关培训时，要有计划地开办行政执法培训班，丰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内容，强化案例分析，提高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能力。就目前来看，我国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规和90%的地方行政法规都是由政府机关执行的，这就必然要求领导干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规。可以通过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等工作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领导干部的法治思想，增强领导干部对法的认知，形成法制意识，提升法律修养。同时要发挥各级讲师团的作用，把法制宣传作为讲师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其独特的专业优势不断提升普法层次，为普法工作增添新的活力和生机。
将依法执政意识和理念融入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一是将依法执政能力和法律意识水平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绩效考评机制，强化一把手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提升一把手的法制意识，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以解决一把手拍脑袋说了算的问题。实践证明，一把手的法律意识强的地方，工作就不会出事。二是要建立起“德、能、勤、绩、廉、法”等六项具体考核评价指标，以形成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体系，实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长期性和常态化，并将这一过程扩展至领导干部选拔、初任培训、升职转任等各环节。三是在制度的设计上，要拓展法治教育工作内涵，既注重事前教育又注重决策执行后的效果评价，促进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形成依法思考、依法决策、依法执政的良好执政环境，以此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制意识和水平，造就一大批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依法行政干部队伍，共同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目标而努力。
3.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什么为根本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应该以党建为根本。
这句内话的原句是要容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构建以党建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3)法治衔接扩展阅读：
中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 换届后的十届全国人大提出，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工作的目标是“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立法重点将是“提高立法质量”。
法工委有关负责人称，基本形成即在初步形成的基础上。
将每个法律部门中支架性的、现实亟须的、条件成熟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完成。
法律清理是立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1954年和1979年两次作过具有法律清理性质的决议。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底制定的134件法律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宣布已经失效的有111件，继续有效或者继续有效正在研究修改的有23件。
4. 如何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相结合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5.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薛江武认为，当前造成"两法衔接"不畅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法律层级较低，制度刚性不足，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推进力度。由于相关法律中没有对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出规定，目前"两法衔接"制度框架主要为行政法规、地方规定和各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规范性文件，协调性安排多，强制性规定少。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各个参与主体思想认识不一、参与热情悬殊，往往是检察机关"一头热"，部分行政执法部门缺乏法治思维，对"两法衔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门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严重，导致一些地方行政执法机关对"两法衔接"工作消极对待、简单应付，推动"两法衔接"机制建设和制度落实的内在动力不足、外在压力不够、整体合力不强。二是监督信息缺乏、知情渠道不畅，制约了"两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别是在行政执法机关多头执法、行政处罚权力分散行使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信息整体上仍然处于情况不清、底数不明的状态，必然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及时获取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发现监督线索的能力也严重受限，立案监督无法有效实施，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果。三是职能延伸有限、监督手段乏力，无法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效果。当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主要是立足于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职能适当向前延伸监督触角，虽已涉及行政执法领域，但整体上还是一种刑事立案监督。此外，案件移送标准不明确、证据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法衔接"工作效果。
6. 法治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联系与衔接
自20世纪源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步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方式的发展。在政府治理方式的发展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化则是核心步骤。在政府职能转化目标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构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既是对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既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与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从政府规制与服务型政府的契合出发，服务型政府应当有相应的法治理念，呼唤开放的、公开的治理模式和公众参与制度。
7.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什么为根本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应该以党建为根本。这句内话的原句是要完善党内容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建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党建是指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纯洁性建设等，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实践性，指导党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的工作与活动。
拓展资料:
党建，即党的建设的简称。党的建设即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党的建设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应用。党的建设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党的建设的理论科学；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所进行的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三是作为理论原则与实际行动两者中介的约法规章。
8. 如何在依法治区进程中做到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一、加强道德建设 强化示范引领作用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区文明办负责人表示，法治与道德具有一致性、兼容性和互补性。
要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在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同时，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公序良俗，培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充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区工作过程中，要加强道德建设，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社会层面中“法治”的宣传教育，使之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增添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二、大力宣扬法治文化 推动法治文明建设
“法治的生命在执行，短期的执行靠奖罚，长期的遵守靠教化。”全委会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全民普法守法，进一步强化全民法治观念。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区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加强法治宣教，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引导全区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要大力宣扬法治文化，推动依法治区与以德治区相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推动形成全民守法的良好氛围。要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法治文化。要将法治文化宣传教育作为区级文明单位、文明镇街、文明细胞创建的重要内容，推动法治文明建设。
结合依法治区工作，文明办将着力引导社会诚信建设，深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以窗口行业为重点，以依法行政、文明守信为核心，着力推动行风建设，在各行各业建立一批严格执法、优质服务的示范点。
三、将依法治区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要将法律服务纳入全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法律顾问、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依托文化馆、站、中心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依托三级服务中心体系，同步建设区司法行政服务中心、镇街法律服务工作站、村（社区）法律服务点，切实方便群众办事。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建立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多渠道、多方式为群众提供法律帮助。
结合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区文明办将把依法治区融入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把法治宣传教育、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市民创建全过程；推动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引导法律服务志愿者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
9. 两法衔接的“两法”衔接工作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衔接规范立法位阶低，执行的约束力不强
现行“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高检院发布的《规定》、《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试行)》等。前者属于行政法规，虽然对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条件、基本程序及工作时限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无法涉及刑事司法领域，没有解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后的法律地位及证明规则问题：后者属于检察机关内部规定，对行政执法机关如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缺乏规定，而且对其怠于移送案件的情况缺乏有效、可操作的监督制约机制。因此，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活动的监督与制约，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极其梗概，作出具体监督权规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解释、司法解释或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各种“意见”等的法律位阶又较低，这种“立法”现状的存在，导致种种规定之间各自为政，造成法制不和谐、不统一的局面。因此，要构建“两法”衔接机制，仅有行政规章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提高立法位阶，将其纳入法治体系内来考虑。
(二)多种原因造成行政层面配合的局限
当前，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法律规定不明确，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和监督制约，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交刑事案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虽然很多部门法都作了诸如“如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规定，但却无具体的操作细则，更无相应的罚则配套。某些行政执法部门从狭隘的地方主义或部门利益出发，对某些刑事案件作降格处理，以罚代刑，以行政罚款消化刑事案件。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相互沟通渠道不畅，在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执法体制下，各行政执法部门通常是各司其职，缺少相互沟通的渠道，而一个经济犯罪案件的查处往往涉及多个执法部门，也给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造成困难。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不足
由于经济犯罪案件的复杂性和行政执法的相对封闭性，公安、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领域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缺乏信息来源，是否有应当移送的案件线索未移交无从得知，从而无法真正介入监督。即使某些行政执法部门移送了部分案件线索，也往往因案发时取证不及时、证据未固定或灭失等原因，造成无法立案、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等问题。公安机关出于办案警力不足等因素考虑，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往往要求其查清全部案件事实及证据后再移交。同时，公安机关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已作处罚的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按照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一股不予立案查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