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立法者是

① 谁能帮我找一下《古代罗马功绩》，赏分

《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又称《对传》（Parallel lives），简称《名人传》或《传记集》。它是罗马帝国早期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的传世之作，也是西方纪传体历史著作之滥觞。
一，普鲁塔克以历史传记名垂于世，但他却没有给后世留下本人的传记或自述材料。正像对于很多古代史学家、文学家一样，我们关于普鲁塔克的生平事迹大多是从散见在他本人著作中的叙谈插话推断而来。普鲁塔克约于公元46年生于希腊中部贝奥提亚地区的克罗涅亚小镇。他的家境富裕而有文化素养，父亲阿里斯托布洛斯就是一位有名的传记作家并对哲学很有研究。普鲁塔克幼承庭训，早就养成了对学问的爱好，渴求知识，孜孜不倦。青年时代游学雅典，师从阿莫尼乌斯研习数学、哲学、修辞学、历史学和医学。他曾广泛游历希腊本土的历史名城，如底比斯、科林斯、佩雷斯等；遍访爱琴海诸岛，并到过埃及、小亚细亚、意大利。所到之处，普鲁塔克总是留心研究当地的宗教、政治问题，同时注意搜集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说、趣闻佚事、谚语格言，他甚至还收集各种碑刻、绘画、图表等等。所有与历史有关的一切，只要是他感兴趣的，就无所遗漏。这就为他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通晓当时的多种学间，并能关心世道人心，成为当时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人道精神的饱学之士。
大约从公元69年至公元79年，普鲁塔克因公务被派往罗马，并在那里讲授哲学。其间结识了很多名人，他也游历了意大利的其他地方。这使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罗马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普鲁塔克深知自己是来自僻壤小镇的外乡人，所以十分重视亲临大城市，博览群书，广交社会有识之士，搜集材料。尽管他获得了罗马公民权，他还是从罗马回到了家乡克罗涅亚。他一边潜心著述，一边担任了许多公务职位，热心公益事业。他曾多次担任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祭司。德尔菲位于克罗涅亚以西约20英里，被称为普鲁塔克的第M故乡。普鲁塔克于公元120年去世后，德尔菲人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公民。
普鲁塔克性情温良敦厚，和善而豁达，恬静而不慕虚荣。文如其人，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充分了解到他的性格，尤其被后世史家乐于称道的是他以孝涕友爱为立身之道。家庭生活和睦美满，他的妻子提摩泽娜贤慧朴素，夫妻相爱甚笃。这一点在他女儿4岁夭折时他写给妻子的安慰信中得以充分的表露。他的父亲和兄弟也时常在家宴上露面，这种家宴的席间漫谈也成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普鲁塔克在家的生活平静而顺遂，朋友们也常来探访，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他也常在作品中提到他朋友的名字。
普鲁塔克生平著作宏富，被称为古代罕见的多产作家之一。根据现存的《兰普利亚目录》，普鲁塔克著述共达277种，其中大部分已经亡佚。保存至今的100多种，由后人辑为两集，一为包括50篇传记的《名人传》，一为包括六七十篇论文和语录的《道德论集》。虽然普鲁塔克享有盛誉的传世之作是《名人传》而非《道德论集》，但后者探讨了伦理、宗教、哲学、科学、政治、文学等问题，内容极为广泛，反映了作者的伦理思想、宗教观、世界观以及所处的时代的背景、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是了解普鲁塔克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普鲁塔克的伦理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论，兼取亚里上多德、斯多葛派以及毕达哥拉斯派各家之长。从哲学观点上看，他是一个以柏拉图学说为基础的折衷主义者，并特别注重道德实践。因此，他的哲学思想的重心是伦理道德问题。他为古希腊“圣贤”们的思想文化成就而感到自豪。他对柏拉图更是景仰有加，可以称得上是柏拉图忠实的信徒。
《名人传》历来被称为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是一部融历史。文学和人生哲学于一炉的宏篇巨制。古代希腊、罗马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都是有赖于《名人传》中绘声绘色的叙述而流传下来的。近2000年来，《名人传》以丰富多彩的史料。朴素生动的叙述以及渗透其间的伦理思想，一直为人们喜爱称道。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专著，但因作者以其独特的风格，以古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详尽地描述了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保存了许多已散件的文献材料和难得的传说佚事，至今仍是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典籍。另一方面，普鲁塔克也是西方传记文学的鼻祖，因而又被称为西方“现代心理传记作家”的先驱。他的笔调和文体风格对欧美散文、传记、历史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普鲁塔克在西方史学、文学和伦理哲学方面都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二，现存的《名人传》共有50篇，其中46篇以类相从，是名符其实的对传。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其余四篇则为单独的传记，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原书各传的先后顺序只有部分可以确定下来，如第一对传记是希腊英雄伊巴密地达（Epaminonda）和罗马名将西比阿（ScipioAfricanus）及其合论（现已佚失）；第二对姊妹篇在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中大败薛西斯、战功赫赫的雅典军人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传（Themistocles）与五次被选为独裁官、四次因战功而举行凯旋式庆祝大典、被授予“罗马第二奠基人”称号的卡十卢斯传（Camilius）；第三对是一生戎马倥?、驰骋疆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客蒙（Cimon）与能征善战、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中功绩辉煌的罗马军事家卢库卢斯（Lucullus）及其合论；第四对分别是作为希腊和罗马的立法者、奠基人的吕库古（Lycurgus）与努马（Numa Porpilius）传及其合论；第五对是古希腊卓越的演说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与罗马共和国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西塞罗（Cicero）的传记以及合论…第十对是伯里克利（Pericles）与费边（Fabius）的传记及其合论。
根据诺斯爵士最早的英译本，17世纪后半叶英国大文豪德莱顿的重译本以及法文和欧美其他的版本，这些传记一般都是按照时代先后的原则排列。这样做也更符合历史传记的通例。现在的《名人传》一般从古希腊、罗马的开国君主忒修斯（Theseus）和罗慕洛（Romulus）的传记开始，以下分别是吕库古――努马，梭伦（Solon）――普布利科拉（Puplicola），地米斯托克利――卡米卢斯，伯里克利――费边，亚基比德（Alcibiades）――克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提摩勒昂（Timoleon）――伊米尼乌斯（Aemilius Paulus），佩洛皮达斯（Pelopias）――马克卢斯（Mancelius），阿里斯提德（Aristides）――马可?伽图（Maxcus Cato）,菲洛佩门（Philopoemen）――弗拉弥尼乌斯（Flaminius），皮洛士（Pyrrhus）――马略（Caius Marius），吕山德（Lysander）――苏拉（Sylla），客蒙――卢库卢斯，尼基亚斯（Nicias）――克拉苏（Crassus），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尤蒙尼斯（Eumenes），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庞培（Pompey），亚历山大（Alexander）――凯撒（Caesar），福基昂（Phocion）――小林图（Cato，the younger），阿基斯（Agis）――克利奥十尼（Cleomenus）虚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盖约?格拉古（Caius Gracchus），德莫斯提尼――西塞罗，德米特里（Demetrius）――安东尼（Antony），狄翁（Dion）――布鲁图（Brutus）。最后是4个单独的传记：阿拉图传（Aratus）、阿塔薛西斯传（Artaxerxes）、伽尔巴传（Galba）、奥托传（Otho ）。
《名人传》以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对传的形式，普鲁塔克认为，若要更好地了解各种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或相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他们的生活和行动相互对照比较，就好像艺术馆陈列的肖像画一样。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虽然他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在《名人传》中，我们不时可以体会到。例如，在伯里克利与费边的合论中，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曾以庙宇和殿堂等宏伟的公共建筑装点了雅典城邦。对比之下，从开国直到几代大帝统治期间，罗马人所追求的辉煌壮丽都显得黯然失色。进一步说，无论是气度恢宏的设计，还是美奂绝伦的建筑艺术，希腊的成就高耸人云，远远凌驾于罗马之上，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塔克一方面具有泛希腊主义的爱国情绪，为古希腊过去的辉煌和成就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拥护罗马帝国，赞扬罗马自建国以来的文治武功。他的《名人传》原是献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宠臣索西乌斯?塞涅基奥，用以增进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和睦和友谊。为了证明古代希腊也像罗马一样拥有自己杰出的立法家、军事家、演说家，普鲁塔克把一位希腊的杰出人物与他认为属于同一领域的罗马著名人物放在一起，分别列传叙述并殿之以合论。
总体上来看，《名人传》中的每一个传记都有一定的写作模式。普鲁塔克总是首先交代人物的家世、家庭教养、少年时代的成长和遭遇，然后传记的重点就是主人公如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或则力挽狂澜，救大厦于将倾；或则忍辱负重，救民于水火；最后以死时的情景及身后的影响为终结。由于每一个人物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相貌各有特点，因此在作者笔下必然呈现为同中有异、共性中见个性的描述。尽管每一十传记都在一般模式下写成，由于作者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其间镶嵌以绘声绘色的轶事趣闻，杂糅以伦理思想和评论，使得每一位历史人物都各具特性，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更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塔克善于从所记人物的生平经历及诸多事件中提炼出一两件能反映出其性格的小事，作点睛之笔，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格拉古兄弟传》中对提比略和盖约兄弟在性情上的差异以及作演讲时的不同姿态的描述，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伯里克利传》中，普鲁塔克一开始就着重描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伯利克里的形体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惟独头颅较长，不成比例，他的外貌长得像那个僭主庇西斯特拉图。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他们二人这样相像都感到惊讶。但这样描写作者仍嫌不够，还要从各种喜剧台同中来加强读者对于伯利克里的“海葱头”的印象。对于伯利克里的相貌特征，凡是读过《伯里克利传》的人，恐怕是忘记都很难：这就是普鲁塔克历史的叙述中所表现的艺术魅力。
三，《阿基斯传》是《名人传》中作者着重渲染道德理想的代表传记之一。阿基斯虽然生长于富裕和奢侈的环境中，但他早己反对享乐，摒弃了一切奢侈；在风气普遍堕落的时代他仍崇尚克己、朴素。乐善好施；他信仰神谕，要让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按吕库古所制定的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他率领的军队士气高昂，军纪严明，英勇善战。阿基斯简直就成了普鲁塔克道德理想的化身。由于他保全了李奥尼达的性命，自己为人最温良、最仁厚，又相信了他的敌人，结果成了被监政官处死的第一位斯巴达国王。作者的结语是：这就使爱他的人比仇视他的人更应当责备他了、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杰出人物在性格或行为上的道德瑕疵，普鲁塔克也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写传记就好像是画肖像画。如果这些杰出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画家们既不应该完全忽视，也不应该加以夸大。因为后者使肖像变丑而前者使肖像失真。历史学家不应该热衷于描绘这些缺点，而应当小心谨慎地对待。他之所以要指出这些缺点，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本性不可能没有缺陷。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人是没有的。《名人传》中的英雄们的美德方面并不个个都是完美无缺的。譬如客蒙和卢库卢斯两人款待宾客的豪华奢靡以及私生活上的放纵无度，阿基斯则对他的敌人过于温良仁厚、盖约有时则过于鲁莽冲动等等。
《伯里克利传》最好地体现了普鲁塔克的写作信条。他认为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人们的美德和恶行，往往一件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话却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他要专心致志于展示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将他们的赫赫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在《帕里克利传》中，普鲁塔克一开始就做了一番伦理的探讨，最后的结论是：美德是有吸引力的，它能使人立即产生身体力行的冲动，不仅模仿它能使观看者的性格得以形成，就连研究它也能提供行动的准则。普鲁塔克也忘不了告诉读者这是他写的第十个传记。接着就对伯里克利的大头颅议论了一番，然后就是对伯里克利性格特点的描述：举止庄重文雅，表情沉着严肃，说话声调柔和。紧接着就介绍了第一段趣闻轶事：有一次，伯里克利被一个毫无教养的人整天辱骂，他竟然忍耐着，一声不吭。到了傍晚，他从容不迫地走回家，那家伙仍在他后头，辱骂不休。他进屋时，大已经黑下来了，他就吩咐一个仆人打起火把，让他送那人回家去休息。只要我们读到这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伯里克利的形象就初见端倪了。在整个传记中，普鲁塔克对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的描述相当少，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他远征克索涅索一役和征对萨摩斯人的情形，而对其在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则很少提及。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伯里克利的文治武功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雅典所实行的民主政治改革有所偏见，而对斯巴达的军事民主制则有所偏爱。但是他对于伯里克利的其他优点，还是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如不谋私利，富有领导才能，能言善辩，机智过人，以及给雅典所带来的无人能及的建筑艺术成就。伯里克利去世以后，人们对他的功业相当怀念，常常谈起他的品德和才于，历数他的功绩。作为一个为城邦屡建战功的将领，他一共建立过9座纪功柱。总之，普鲁塔克对于伯里克利生平的描述时所用的史料不同于一般史学家，体现了他着重描写能体现人物内心的小事的写作原则。我们也从他的笔下见到了伯里克利的另一面。这也是普鲁塔克为我们所提供的历史的另一面――关于人物心灵的历史。
在《费边传》中，普鲁塔克又回到了以人物生平主要事迹为线索的常用传记方法。它体现了普鲁塔克灵活多变的写作手法。费边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其著名的拖延战术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周旋，解救了处于危机中的罗马，并因此而名垂史册。费边出生于罗马声名显赫的大家庭，据说其祖先曾以设置陷阱猎取野兽为生，其家族因此而得名。幼年时，费边性情温和，沉默寡言，行动迟缓，被认为是“驯良如羔羊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几分痴呆，简直是蠢材。但是普鲁塔克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觉察到他灵魂深处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磊落大方、勇如雄师的素质。以后，费边在苦练演讲术并以征战来锻炼体魄。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期间，费边就取得了大破南高卢和利古里人的胜利。此后他临危受命，被推选为独裁官、面对汉尼拔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费边采取了著名的拖延战术，即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而是避其锋芒，联合意大利各城邦与其周旋，听任汉尼拔处于巅峰状态的锐气减弱，直到“就像从微少的薪柴燃起的火焰必将自行熄灭一样”。费边首先极力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后经卡西努姆战役、坎奈大战，费边的声誉也是几起几落，并连续担任了三届执政官。每一次战役，罗马军队屡战屡败，而每次失败都是由于当时的骑兵长官未能执行费边的拖延战略。这一方面反映了汉尼拔的足智多谋和英勇善战，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的形势下费边的拖延战略是明智之举。虽然作者描述的重点是几次战役的过程，如对卡西努姆战役中汉尼拔使用的著名的“火牛阵”，坎奈战役中汉尼拔大获全胜的战术阵形，但是普鲁塔克总是在战争过程后描写费边是如何地忍辱负重，面对嘲讽而泰然处之，如何保持他不骄不躁的美德。例如，卡西努姆战役后由费边和米努基乌斯共同指挥军队。米努基乌斯不满费边的拖延战略，率领军队独自安营扎寨。汉尼拔利用米努基乌斯好战的弱点，布置埋伏，大败米努基乌斯指挥的军队。费边及时赶到，才免于全军覆没。米努基乌斯及其部下对费达感恩戴德，对他的仁慈和智慧心悦诚服。费边第四次任执政官时取得了塔伦同战役的彻底胜利。是役，他与汉尼拔斗智斗勇，最后汉尼拔不得不私下里承认说：看来罗马人也有一个汉尼拔，以他们目前的兵力要占领全部意大利是不可能的。大约在汉尼拔从意大利扬帆遁离时，费边一病不起，长辞人世了。普鲁塔克对费边以坚韧精神战胜年轻、高傲的汉尼拔大加赞赏，认为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不让危难拂乱其心，也不因此而放弃他所信守的行为准则，显示出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人格。
在《梭伦传》中，普鲁塔克主要塑造了梭伦作为雅典立法者的形象。梭伦出生于雅典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乐善好施。到梭伦年轻的时候，已是家道中落。梭伦一面外出经商，一面游历。普鲁塔克认为梭伦出外旅行，主要是为了获取经验和学问，并不是为了赚钱。在此过程中，梭伦认识了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泰勒斯等人，并获得了古希腊“七贤'”之一的美名，也显示出了杰出的诗歌才能。普鲁塔克在此传中保存了梭伦许多著名的诗句，如：“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僭主政治是一个可爱的地位，可是没有一条路可以由那里走下台。”公元前600年梭伦率领雅典人通过智取从麦枷拉人手中夺回了萨拉米斯岛，从而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并使他一举成名。此后，雅典发生山区派、平原派和海洋派之间关于政治制度的纷争。梭伦在平民的支持下被选为执政宫，并被指定为当时危机的调处者和立法者。梭伦从此开始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普鲁塔克记述的内容主要是梭伦所制定的法律和这些法律在当时的实施情况以及所产生的反响，梭伦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解负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的各种债务一律废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废除债务奴隶制；由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的人。梭伦还对公民的财产进行了一次调查分等，并按照财产等级规定相应的政治权利。这些新的法令还包括：设立四百人会议；禁止买卖婚姻，保障妇女孤儿的利益；修改死刑法；其他鼓励手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措施。梭伦的法律一开始实施，每天都有人到他那里去，称赞或是指责那些法律，或建议加上某些条文，或删除某些条文，还有很多人去询问有关条文的目的和意义。梭伦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借口到国外考察，乘船出国旅行去了。他希望这段时间内，人们会习惯他所订立的法律。等到梭伦结束游历回国时，雅典发生了以庇西斯特拉图准备实行僭主政治而引发的冲突。梭伦晚年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他死后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经为之战斗过的萨拉米斯岛上。
《地米斯托克刊传》记述了这位希腊军人政治家辉煌而悲剧的一生。普鲁塔克首先点出了地米斯托克利虽出生寒微，但自幼性情刚烈，天资聪慧，立志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的老师也曾预言，不管是好是坏，他长大后都将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公元前449年）处于决定意义的阶段，这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为他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之后，所有的雅典人都为这次空前巨大的胜利所陶醉，但地米斯托克利却夜不成寐。他敏锐地觉察到波斯人在马拉松的失败并不是希波战争的结束，而是更加严重的战斗的开端。他认为要拯救雅典，必须大力发展海军。他利用劳里昂地方银矿的收人建成了100多艘战舰。在他任执政官期间，雅典海军力量的发展对其政治、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前480年，波斯军队从海陆两面大举进犯雅典，地米斯托克利在危急关头充分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首先颁布一道法令，让他的政敌、遭陶片放逐的阿里斯提德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又主动地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了斯巴达将军欧律比亚德斯，以增强波斯同盟内部的团结。他还通过巧妙地解释神渝的办法，说服了大部分雅典公民撤出雅典，同时他施展计谋诱使波斯人在最有利于希腊人的萨拉米斯湾展开海战。正是由于地十斯托克利的审时度势、高风亮节和运筹帷幄，希腊人赢得了萨拉米斯海战的辉煌胜利。这场胜利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使他一度成为希腊最显赫的人物。此后，他与斯巴达人在防卫城墙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他的政敌，包括呵里斯拉德和客蒙等人，对他施用陶片放逐法来剥夺他的尊严和杰出成就。被逐出城以后，他最初在亚哥斯漂泊。后又遭诬陷，被指责私通波斯而遭到追捕。他断定回雅典受审必将凶多吉少，因而辗转逃避，屡经艰险，最后到达波斯，投奔了波斯国王。后来，当波斯王命其为进攻雅典出谋效力时，他烙守自己的诺言，决不做有损于希腊的事，最后服毒自杀，客死异乡，终年“岁。
四，《名人传》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首先在于它开创了纪传体历史著作的先河。在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杰出人物树碑立传已颇为流行，而《名人传》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种体例所奠定的模式一直到中世纪都非常盛行。就史料而言，《名人传》的取材来源十分广泛，有前人的历史著作，当时存留的典籍和文献以及作者亲身了解的传闻轶事。在历史著作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普鲁塔克引证的重要来源，李维的《罗马史》也是他从中汲取教益的重要文献。虽然普鲁塔克在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常常糅杂以主观的评价和道德说教，《名人传》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否认的。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引用了古代历史、哲学、诗歌中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很多早已佚失，还有些后世无法见到的材料，就是靠他独家保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普鲁塔克酷爱趣闻轶事和隽语名言，这也是《名人传》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正如他在《忒修斯》传的开头所说的那样：“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具有历史的容貌。但是，如果有荒诞无稽之处，实在难以更动，毫不足信，那就只有请求宽厚的读者诸君，对古人的故事姑妄听之了。”
《名人传》在普鲁塔克的有生之年大受欢迎，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学说的信徒，普鲁塔克常在罗马宣读论文和讲学。希腊语是当时罗马文人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凡是有文化教养的希腊人，特别是哲学家，在那里都是受欢迎的。作为一代宗师，普鲁塔克在当时就得到尊敬，他的著作也一直传诵不衰。即使在中世纪时期，拜占廷帝国有教养的人对他的著作也十分熟悉。
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的著作通过拜占廷学者传人意大利，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译成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在这一时期；《名人传》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人们开始大量仿效这种体例作传，歌颂世俗统治者和名人英雄业绩的传记作品层出不穷。当时一些名闻遐迩的传记作品有彼德拉克的《名人传》、蒲伽丘的《但丁传》、维拉尼的《佛罗伦萨名人传》等。这种传记体的盛行既是对普鲁塔克等人的写作传统的复兴，又反映了当时社会重视人的价值，以人取代中世纪神的位置，符合人文主义者的需要。特别是《名人传》的法文译本和英文译本问世以后，普鲁塔克的作品在西欧各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几乎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爱读的经典著作了。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柏拉图，居第二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拉伯雷和蒙田都对普鲁塔克作品爱不释手，他们的作品也受到普鲁塔克写作风格的直接影响。在英国，普鲁塔克也影响了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和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和《科里奥拉努斯》就是直接取材于诺斯爵士的《名人传》英译本。19世纪以后，普鲁塔克的直接影响开始减弱。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浪漫主义的兴起，人们强调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反对古典主义的克制。但是德意志“狂飚运动”的代表人物哥德和席勒、音乐家贝多芬都嗜读普鲁塔克的著作。马克思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名人传》。直到19世纪中叶，美国超验主义作家爱默生还对普鲁塔克推崇备至，对其道德文章追慕不已。
尽管《希腊罗马名人传》算不上是严格意义的历史专著，普鲁塔克也无意成为严谨的历史学家，但是作为一部西方古典名著，它无疑会长久地为人们所传诵喜爱，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发掘它与众不同的价值。

② 古罗马的执政官一人还是多人

执政官（Consul）统帅军队，指挥作战。有人把执政官看作是共和国时代的国王，可见其权力之大。罗马人对执政官的权力做了一定的限制。执政官一共有两位，互相可以牵制。而且其任期只有一年，造成“兵无长帅，帅无长师”的局面，执政官和士兵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私人的关系。孟德斯鸠对此有过评论：“一切官职，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多半的立法者把任期规定为一年。长于一年，便有危险；短于一年，便和事务的性质相违背”。
执政官的每年更换确实给指挥作战带来了麻烦。如果战争一时结束不得，为了防止胜利的果实落入下一任执政官之手，现任的执政官就往往抢在选举前，给敌人一个比较优惠的条件，匆匆结束战争。不过，但是罗马每年都能推出两位执政官，而且一般还都是那么优秀，实在让人惊叹。起初，执政官只能能由贵族担任，后来向平民开放，可供选择的人才就更多了。
最初，罗马只在意大利本土进行战争，一年的时间足够打完一场战争，这个时候这个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但是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大，战线空前的扩大，一场战争一两年内不一定打得完，指挥官的任期渐渐延长，再加上募兵制的改革，到了马略与苏拉的时代，军队沦为了将领的私人工具，共和制的衰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的一次选举中，百人团推选T. Manlius Torquatus与T. Otacilius为执政官，Manlius被人们簇拥着进入了会场，人们纷纷向他道喜，可是他却恳请人们重新投票。因为罗马正处于命运攸关的时刻，在执政官的人选上来不得半点马虎，而他自问不是汉尼拔的对手。人们为其坦荡胸怀所打动，在征求了长者意见后，重新进行了选举。由此李维感慨到，即便是柏拉图等人设想的智者居住的理想国，也不可能比罗马有更高的道德水准，更能有节制的使用权力

③ 罗马法的法律渊源是什么

法律渊源也即法的制定形式，罗马法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四大部分：自然法（习惯法）、制定法、执政官告示和法学家解释。
（一） 习惯法（自然法）
罗马法的产生是由罗马部落的产生而开始的，最初罗马是由七个王相继执政也即王政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该时期主要的矛盾是阶级分化和财产不平等产生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法律关系也即是为了调节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过度的矛盾，同时涉及宗教仪式和氏族习惯如祭祀家长权等。罗马第六代王对原有的根据血缘关系而调节的财产和户口关系进行了改革，同时确立的新的权力和义务。相传他还颁布过契约和侵权行为的法律，但没有真实文献可据。因此该时期主要渊源是不成文的习惯法。
（二） 制定法
狭义的制定法通常是指立法者或者立法机构颁布的一般法律，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同时存在三个名义上的立法机构：百人团民会议、部落民众会议和平民议会。上诉三个民众会议所制定的规制都属于“法律（lex）”，同时元老院的决议和帝国时期皇帝的谕令也属于罗马制定法的渊源。

④ 如何对罗马法进行分类罗马法在人类社会中的价值有哪些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罗马法的分类
罗马法学家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标准将罗马法划分为下列四类：
1、公法和私法；
2、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3、市民法长官法（裁判官法）。
4、万民法和自然法；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 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分；自然法、万民祛和市民法。自然法被界定为：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由自然法产生了男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做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的确我们看到，除人而外，其它一切动物都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6]

在罗马法文本中，这种直接赋予自然法以显明的力量的情形并不多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罗马法受自然法精神的浸润的结论。因为罗马法学家把自然法哲学注入法律决不是采取机械的、教条的方式进行的。“如果我们只计算那些肯定归属于斯多葛派教条的法律条文的数目来衡量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发生的影响，这将是一个严重虽然是报普通的错误”。[7]斯多葛派对于罗马法的贡献，“并不在于它们提供给罗马法的特殊论点的数量，在于它们给予它的单一的基本假设”。[8]这个基本假设被后人冠以“不言而喻的真理”——那就是：人是生面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生命、自由、财产和幸福的自然权利——法律的—切规定都必须以此为最高原则。

到此为止，我已经初步阐述了自然法渗透入罗马法这—事实。与此同时，有关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内涵还未及说明，而这二者对于把握自然法精神是颇有助益的。

前已述及优氏《法学阶梯》对自然法的界定，但这仅仅是诸多版本中之一种而已。实际上，人们对自然法的理解从来就投有取得过共识；他们把它或者理解为某种物质、行为或概念的性格和品质；或者认为是宇宙的天然秩序及其体现的特征；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天然缘由，例如血缘关系；或者是人类的善良感情和普遍的道德意识；或者是理性。[9]透过这纷纷扰扰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

首先，自然法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并且同公正和正义永远相符合。因此，自然法总是正义的衡量标准和保护伞。在现实中，某件事物或行为是否公正、正义，不局限于拿它和实定法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于自然。与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此明显区别于实定法。一般而言，实定法“表现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法”，[10]因而它是否公正、正义则是有待进—步确证——一般的说法是，它并不总是如此。

其次，与上述相联系，由于自然法的正义化身的形象以及自然普遍存在的理论，导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结论。从空间效力、对人效力而言，实定法只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如罗马市民法只适用于共和国境内的罗马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分种族、性别、财富、智力而适用于所有人，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人亦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是。在自然法慈祥的目光下，现实中的种种差异都已被自然法所过滤，剩下的都是同样赤裸的平等灵魂。

再次，由于自然法并不体现立法者的意志，人们可能会问：它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照例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自然法产生于自然，有人认为其来源于上帝，亦有人认为其源自于人之本性，不一而足。但不管歧义是如何之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来源上的先验性。先验性赋予自然法以神秘性，而神秘性又往往与神圣性有着莫名其妙的关联。

历史地看，自然法观念虽历经数千年，其间命运多舛，但迄今仍有着重要意义。

首要的意义在于它为人们批评社会安排提供了参考坐标。

现代社会愈来愈趋向于认为实定法是唯一的法的渊源，从而导致法律沦为肆意统治的合法根据。这与罗马法是相违背的。在罗马法中，自然法与市民法二者是不一样的，市民法只是自然法抽象指令的具体化。自然法高于市民法，市民法必须以自然法为坐标和准绳。“法学家显明地把‘自然法’想象为一种应该逐渐吸收各种民事法律的制度”，[11]因为自然法是正义的化身。

自然法描绘的公正、正义的美丽图景，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灯塔。在它的指引下，人类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从野蛮走向文明。自然法是一种理想，一个座标，虽然并不能够（很快）实现，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国家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普遍性的准则”[12]；并且，“幸亏由于自然法观念的发明，对社会安排进行激烈批评才第—次了可能”。[13]所以梅因说：“这个概念的所以有其价值和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接近于它的希望。”[14]

其次，自然法有助于确立法律信仰精神。

伯尔曼有言曰，“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化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15]这样的声音现在听起来仍震聋发馈。一个人没有信仰会导致狂妄，一个社会没有信仰会导致混乱。非法治国家自不待言，因为那里从来就没有法律信仰。法律只不过是治理的工具，必要时用一用，但不用也无妨。所以在那里，法律总是沦为人们的笑柄。即使是在法治国家，受各种现代思潮以及行政权力扩张的事实影响，法律信仰也正遭受严重的危机。因此，当前的形势与未来的目标要求我们确立法律信仰的精神，而自然法恰有志于此。

自然法是正义的法、理性的法，是与人的本性、自然本性相协调的法，因而自然法是神圣的法。在自然法面前，单个人是卑微的但是平等的。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对自然法的信仰，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复兴自然法学派的兴起即为明证。自然法与实定法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皆为正义的绳索而捆绑——毕竟实定法是自然法抽象原则的具体化。因此，人们对自然法的信仰移情为对法律的信仰；信仰实定法是因为其中蕴涵的自然的正义，是对正义的顶礼膜拜。

再次，自然法为法律全球化提供了理论上的一个脚注。

当前法律发展的—个显明特征乃是法律的全球化运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立法过程中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成功的范例，两大法系之间也逐渐开始了其相互融合的实践。此种现象的成因或许很复杂，自然法也许能成为其中的一个脚注。

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宣称：凡依靠法律和习惯统治的国家……，部分地运用了为整个人类共有的法律……。而自然理性在整个人类中确立的东西则是为全人类平等遵守的，它被称之为万民法（jus gentium），因为它是万国适用的法律。[16]在盖斯看来：由于万民法是一个普遍的或者极为普遍的规则体系，所以万民法就是自然法（jus natural）。

既然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全球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趋同现象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事实上，自然取得中的先占原则、男女关系中的自然婚姻以及贸易制度中的让与、买卖等，各国法律规定皆大同小异。因为它们都是与自然相—致的。相反，那些各国法律规定大不相同的原则是否都与“自然”相一致倒是值得认真探究的。

二、私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讨论罗马法的私法精神，也许应从公、私法的划分开始。《法学阶梯》第1卷第1篇第4段：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在罗马法文本中，《法学阶梯》只论述私法，附加一些刑法和程序法的媒介性主题；《学说汇纂》也是如此，但在第1卷不成系系统地论了一些官员的职责；《法典》十二卷只有最后三卷涉及公法。[17]因此，仅从数量而言，罗马法大量篇幅皆为有关私法之规定。“事实上，仅仅私法才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认真注意的对象，公法仿佛是个徒有其名的、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对象。罗马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宪法或行政法。刑法也只是在私法周围发展，因而它基本上似乎是有关私人（犯法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的事务，刑法实际上从未成为公法部分，从未达到私法那样的发展程度。”[18]

私法条文的多寡只是从侧面说明了罗马人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还不能必然推论出罗马人已经具有了现代人的私权意识。但是在自然法精神的沐浴下，罗马人做到了这一点，其私法精神迄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那么什么是私法精神呢？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19]此即为私法精神的真义。私法精神主要表现为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20]

体现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个理念为平等。假如说罗马法制度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个结沦几乎不需要论证，因为罗马法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不平等。既然如此，那我们缘何说罗马私法精神体现了平等观念、原则呢？因为尽管罗马社会是奴隶社会，但罗马法的制度安排却蕴含了平等性的因子，蕴含了对平等的朴素追求，不平等的瑕疵不应该掩盖平等的光辉。

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但并非一切人均为罗马社会的权利主体。除了是人以外，还需具备其它基本条件：是自由的，而且就市民关系而言，还应当是市民。因此，凡是合乎上述三个条件的就可以成为罗马法上的平等主体。奴隶，一般不是权利主体而是权利客体，但是在取得自由人身份以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变成为自由人和罗马市民。即使是未出生的婴儿，也处于同新生儿完全同等的地位。[21]所以保罗说：“当涉及胎儿的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象活人一样被看待，尽管在它出生以前这对他人毫无裨益”。[22]

从行为能力而言，在罗马法中，精神病人和幼儿没有行为能力，未适婚人包括“近幼儿”只有限制行为能力，他们未经监护人准可不能履行某些可能使其财产减少的行为，而且在新法中，未成年人受到保佐。被禁治产的浪费人被等同于未适婚人。奴隶虽然没有权利能力，但他拥有为主人的利益并以其名义履行适法行为的能力。除上述人以外，所有人皆可以因一定的法律事实或适法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财产。并且在此财产流转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在罗马法中，“在作为其核心的债务法里面基本上从当事人平等情况出发，不大考虑不平等人之间的合同”。[23]所以任何意思瑕疵包括障碍性错误、诈欺、胁迫、非法行为等有违平等原则的行为都为法律所否弃。

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发展到后来逐步侵蚀了奴隶制度和家庭制度。奴隶在罗马帝国后期地位已大大改善；罗马的已婚妇女在帝国时期实际上己独立于其丈夫，妻子可以自由地很容易地同丈夫离婚。家子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如军功特有产；甚至帝国后期还规定了父亲在抚养子女方面的义务。[24]总体而言，罗马法体现了朴素的平等精神。如果要追究这一现状的原因，那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历史上的每一发展都是由许多同时发生的相互影响的因素决定的，而且要衡量其中某个具体因素所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困难的。

罗马私法精神的第二个体现为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意味着法律主体能够依己的意志独立地作为或不作为，不受外部其它人的干涉。但这种作为或不作为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罗马法的原则“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25]即为意思自治的外部制约的表现之一。所以在《法学阶梯》中，自由的定义是；做一切想做之事的自然权利，以受法律禁止或强力阻碍为限。[26]

在罗马的法律制度中，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较为广泛。例如，胁迫行为往往会导致其在法律上的无效、主体拥有一定程度上的遗嘱自由等。但能够较为成功地说明罗马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有关债的转移、变更以及契约制度。在罗马法中，最初债权同债务一样也向继承人转移，而且产生于私犯的债最可能也是可向继承人转移的。但是，它们不能以其它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相互转移，这是罗马法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罗马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贸易的需要作出让步。既然债具有财产制度的明显特点，就不可能迟迟地不变为贸易的手段。因此后来，“任何债权均可转让，无论产生于契约、私犯或其它债因。”[27]

债可以转让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更。无论是为了减少、增加，还是为了根据各种原因改变其初始的效力，或者是为了在主债上附加配有自己的诉权但仍具有附属性的债。当事人可以通过“无形式简约”或要式口约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债加以变更。[28]更能体现意思自治原则的也许是契约。在罗马法中，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如在口头契约中的誓约、嫁资口约中，只要当事人作出允诺后，债即产生。在更为普遍采用的要式口约中，未来债权人独立地提出问题，未来的债务人自主地对应回答。比如：“你给吗？”“我给”：“你答应吗？”“我答应”：“你承保吗？”“我承保”：“你担保吗？”“我担保”：“你做吗？”“我做”。只要这些公式般的问答相互完全吻合，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告成立。在合意契约、实物契约、简约和协议中，无处不能发现当事人独立自主地设权行为。

平等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作为私法精神的体现，一直以来就没有被人们所遗忘。相反，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重提私法精神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被历代学者所传唱的私法精神的彰显隐含了—个共识性的前提，即对把法律两分为公法与私法表示认同，而这种法律的划分方法至今仍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对法律进行分类是学者们乐此不疲的事情。公、私法的划分引导人们在法律学习、法律研究中对复杂的法律现象有较为清晰的全面把握；同时，它还揭示出法律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其一指向“公”即国家，其二指向“私”即个体，这种二分法的利益功能指向有助益于人们认识法律。

罗马法高扬的私法精神还造就了这样一种信念；私权不应为国家公权任意粗暴干涉。某种意义上此限制了国家公权力的误用与滥用。虽然在罗马法中私人的合意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样国家强制力也不应蛮横地干涉公民之间的合意以及隶属于公民自身的基本权利。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到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皆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性、侵略性表示了怀疑和担心，并分别从理论上和制度上给予了切实地制约。现代社会全球性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国家广泛运用立法、司法、行政手段规制和调节社会生活，司法管辖权的法律体系的多元化日益被单独的中央立法和行政法规取代，法与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私权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更显弱不禁风。因此，重提私法精神，再塑私人品格在当代社会尤显必要。

不惟如是，罗马私法精神的全球传播也激发了社会主体的独立意识，为主体摆脱各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平等原则的深入人心不但影响了罗马法律制度，在当代社会也激励着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它是人类摆脱依附的前提与基础；意思自治原则给予了主体自我行为的自由，主体有权利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何做、和谁做等，此为主体摆脱依附性创造了现实可能性或提供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句话，私法精神不会因时间而褪色。相反，在文明过程中它愈来愈为人们所珍重。

三、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罗马法包含丰富的理性，这是中世纪与现代人的共识。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我们罗马法是理性化身。盖伊。柯克雉尔认为：

罗马法不是我们的普通法，在法国不具有强制力，但它因被看成是理性。……“求助于罗马法”，我们这个意思是说，求助于罗马法的灵活性和罗马法的性，而不是我们迫于无可奈何。……德。杜则认为法兰西习惯法和成文法才是我们的普同法，他把罗马法仅仅看成是写下来的理性。[29]

这样一种理性的罗马法给予后人的并不仅仅是一些可资参考和凭吊残章段句，相反，“罗马法的敕令和解答，无论是单个的或整体的，都构成了在罗马法学家自己心目中绝没有构成的一种书面自然法，一种书面理性，他们将罗马法连同《圣经》、教父著述以及教会的法律—起视为神圣的典籍。”[30]

罗马法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推理与研究的方法、模范的法律制度、法律的分类模式和法典化倾向及成就。就法律方法而言，尽管罗马法学家在他们对法律的探索过程中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他们将规则仅仅视为是“对事情的简要陈述”。但是，他们在公元2世纪和1世纪引进了希腊辩证推理方法，[31]同时对一般的法律制度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其导致的结果是——正象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所说——“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抽象的权利，抽象的人格权利。”“罗马入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

模范的法律制度是罗马人值得骄傲的一面。罗马法中债的制度、物权制度、人格权制度历经二千年依然颠扑不破，为后人所亲睐。确实，罗马法为后世提供了基本的术语体系，这从当代民法学的经典文本与古罗马经典文本之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量的证据。另一“方面，罗马法有关法律体系的分类也浸淫了理性的光辉。首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分类方法乃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次要的则为自然法、市民法和自然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分类模式。人们很难想象这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分类模式不是理性指引的结果。

也许最为突显的理性的表现为法典化倾向及成就。一般而言，“法典自身是高度理性的体现”[32].事实上，罗马法开始于一部法典（十二表法），也结束于一部法典（优士丁尼民法大全）。法典化来源于对法律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的追求的冲动，这种追求的成功实现的前提在于人们承认人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依据它人类能够认识、解决法律中的问题，从而最终获致法律的完美状态。因此，任何——部法典都散发出程度不等的理性气息，罗马法文本亦如是——近现代以来的法典编纂逃不脱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事实即为此—观点的例证。

当然，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和现代相比。它在概念上属于一种自然理性，而在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辩理性。尽管如此，罗马法的理性精神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马人事实上还是比较关注对实际问题的探讨，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抹杀罗马人非凡的抽象思维与逻辑能力。理性的力量尽管并不是无穷的，但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是以理性为先导还是以经验为先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在立法中全部遵循“摸着石头过河”或“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思路而不充分利用理性的超前性、预见性，有可能导致法律体系的互相矛盾、混乱并且可能产生立法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颇为不利。

重视理性的作用，在某程度上亦有助于法律专业化的目标实现。罗马时代法学家的作用空前高涨，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被写进教科书和法典中。一般而言，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所受的训练足以使他们摆脱各种偶然性的支配，他们更多时候是依赖于他们所受训练，运用分析推理、辩证推理的方法来运作法律；并且，高瞻远瞩是他们区别于非法学家职业群体的标志之一。他们也重视经验，但他们不是用直觉去体验，而是理性地去分析、归纳、推理这些经验。总之，尽管他们的理性有限，但他们会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并且其结果总是大多符合于理性。

结 语

⑤ 罗马为实现民主政治进行了哪两次改革分别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出任人民保民官。就任后，提出土地改革法案。法案规定每一个土地占有者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500犹格，最大的两个成年儿子可以各占有250犹格，这样就限定每家占有土地只1000犹格（约250公顷）。凡超过的全部交还国库，然后分30犹格的小块土地，分配给贫穷农民世袭使用，但禁止出售和转让，防止农民再度破产。法案提出后，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支持。
这个法案，触犯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用种种手段阻止法案的实施。他们一方面隐瞒土地数额，并一方面唆使另一保民官运用否决权，使法案不得通过。为了使法案得到贯彻，提比略违例提出连任下界保民官。然后就在选举大会上，贵族派人扰乱会场，选举被迫解散。次日清晨，提比略的拥护者占领了公民会议的集合地点。贵族唆使大批流氓无赖武装袭击会场，提比略及其拥护者30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的尸体被抛入第伯河。

10年后即公元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当选为保民官，他在新形势下把土地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盖约提出了以下一些改革法案：一是土地法，基本上是提比略土地法的继续；二是粮食法，规定从国库中拿出粮食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贫困的居民；三是修筑道路法，使城市贫民得到工作的机会；四是亚细亚行省法，把新设的亚细亚行省交给骑士承包税收，以满足骑士阶层的要求；五是审判法，在原来由元老担任的300名法官外，另增加300名骑士出身的法官。所有这些措施，使盖约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者。在城市平民和骑士的支持下他连任下一年的保民官，提出了两项更为激进的新法——殖民法和公民权法。拟以开辟殖民地作为保证土地法实施的补充措施。盖约又提议给拉丁人和意大利同盟者以罗马公民权，但罗马公民不论哪个阶层都不愿让非罗马人分享公民权，因为引起普遍的不满。他在竞选第三任保民官时落选了。盖约卸任后，元老贵族和一部分骑士对他进行公开的攻击。在讨论废除盖约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提案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大规模的械斗。盖约派的3000多人被杀害，盖约也在被迫中不甘被俘自杀了。

格拉古兄弟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打击了元老贵族派，揭开了内战时代的序幕。特别是盖约改革中，注意发展骑士利益，以及注意消除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政治差别的“同盟者”公民权问题，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李锡尼法：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绥克斯图担任平民保民官，提出该法案。

主要内容为：1、平民所负的债务一律停止付息，已付的利息作为偿还本金计算。2、占有公有地的最高额定为500犹格（每犹格约合四分之一公顷）。3、在两名执政官中，一名应由平民担任。

该法案遭到贵族的反对，但平民坚持斗争，两位立法者连续十年都被选举为保民官，他们每年都提出这些法案。

公元前367年，全部法案终于被通过。

这是平民对贵族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

⑥ 罗马法的起源发展完善

罗马法，是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罗马法的历史开始于东罗马帝国时期，于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

体系特点

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的“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在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与罗马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适用普通法系统的国家和地区，罗马法的影响比较小。

罗马法的起源是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449年）。在此之后，罗马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经过几个世纪，其形成了今天许多国家的法律的基石。

例如，罗马法提出了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不同之处。而在此之前（如古代希腊法），契约的不履行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侵权。另外，罗马法也提出了占有（一种事实状态：某人拥有某种物体）与所有权（一种权利：某人可以对物体做任何行为）的区别。还有，现代的契约概念就来源于罗马法中的合意规定。

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所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

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

编纂过程

狄奥多西一世皇帝于公元438年将帝国的法律汇编成《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这部汇编只是把君士坦丁大帝（306年-337年）之后的历任皇帝所签署的宪令进行汇集。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大帝对大部分罗马法进行了重新整理汇总，编纂成一部有四部分构成的《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译作“国法大全”）。该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第一部分为《法典》（Codex），收集了自哈德良皇帝（117年-138年）以后的各代皇帝敕令。第二部分为《学说汇纂》（Digesta或Pandectae），收集了罗马帝政时代被赋予“解答权”的法律学者们的学说。这一部分共有50卷，费时3年，于533年完成。皇帝也同时命令编辑了一本法学入门教材《法学阶梯》（Iustiniani Institutiones），这部教材非常经典，以至于到今天仍然作为法学学生的使用书籍。该书有四卷构成，旨在对学习罗马法的学生提供一个概览。与普通教科书不同，该书的内容被赋予了法律的效力。这部教材也是《民法大全》的第三部分。查士丁尼死后，法学家们整理其在位期间颁布的宪令，定为一编，名为《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新律》共收有百余条，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本行世，流传至今的有152条。1583年，法国法学家丹尼斯·高第弗洛依首次使用《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来指称包括《新律》在内的查士丁尼编纂的全部法典。

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

罗马法的发展被分成三个历史时期：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第一个时期即法律诉讼（legis actiones）时期包括王国及共和国的初期。公元前3世纪罗马法进入程式诉讼（formulas）时期。从元首制罗马帝国早期开始，罗马法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法律认知（cognition）时期。

后世影响

在此之后的1500年间，《民法大全》被列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学生必读书目之中，成为了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学著作之一。19世纪德国法学家耶林，说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头一次以武力，再一次以宗教，末一次以法律。

⑦ 什么叫罗马法的理性精神

罗马法，一般泛指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存在于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

理性主义指哲学中崇尚理性、强调理性作用的理论观点或思潮，理性精神应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纯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是出于对知性的追求，对完美和绝对的追求，出于创造的冲动。 二是实践理性，是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在追求对人有利的结果。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觉地区分主体与客体，并与之拉开距离，加以客观观照的过程。四是实证精神，指在认识、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视理论的验证与实践，重视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从。

罗马法的理性精神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

1、私法精神

罗马法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创造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公法一般调整的是国家利益的法律，而私法是调整个人利益的法。每个人的私权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并不需要法律赋予。公私法划算的思想，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明确了。公园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说：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公法和私法。之所以会有这样先进思想的产生，与罗马社会所经历的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根据罗马社会的特殊性，加上罗马人政府的城邦不断扩张，进一步促进了不同城邦间的商品交往，从而实现了罗马城市中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罗马人对司法的贡献就在于他们对私法权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思维。

2、自然法精神

自然法就是关于大自然界的法律，也就是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法是与实在法相对的，它是一个虚幻的理论层面的法律精神。自然法所表达的是一种自然理性，市一中建立在无差别的基础上。自然法预示的是正义、平等、公平、爱。 罗马法中充满了有关自然法的精神，它在古希腊的哲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即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用自然来解释世界，并主张人类用自然法则来生活。随着罗马城邦的发展，自然法思想也一同进步完善。

⑧ 近代罗马法的基本特征

一、私法极为发达完善，而公法却不甚发展
罗马法学家将罗马法区分为公法和私法。相比而言，私法发达，对简单商品经济的重要关系均作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而公法却始终未发展到私法的发达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罗马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商品经济为私法的发达提供了根本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东西南北的经济贸易往来等，使当时的立法者和法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这是罗马社会独具的历史条件，也是导致其法制建设以私法为核心的主要原因。
二、立法形式灵活简便，独具特色
罗马国家的立法不完全依照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来进行，而大多是通过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实践和法学家的活动。最高裁判官审理案件时颁布的“告示”，被国家授予特权的法学家撰写的法律菱和其对法律作出的解答，均是罗马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内容构成罗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立法形式能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法律关系迅速及时地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灵活简便的立法机制，也促进了罗马法内容和体系上的不断革新与完善，使罗马法得以发展成为奠基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最完备的法律”。
三、法制建设秘法学研究紧密结合
罗马帝国时期，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法学著作琳琅满目，法学学说异彩纷呈，对罗马法的发展起了积极失去作用。罗马法取得的辉煌成就与罗马法学家的研究成果密不可分，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法学思想，进一步将法的正义学说、法治理论与自然法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使法学学科得以建立；特点是他们还将法学研究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罗马法的法制建设具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基础。例如，他们不仅积极从事法学研究，开展学术争鸣，普通法律教育，写出大量不同类型的法律著作，包括教材、学术论争、法律解答、法律汇编、法学专著等，而且量多重要的是他们琮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活动，充当立法者与裁判官的顾问，一些法学家的著述与法律解答作为罗马法的重要渊源具有法律效力。罗马法学家的地位与作用，客观上使罗马法在理论性、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等方面不断升华，也使后世立法难以对它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四、深湛的原则与制度，科学的概念和术语
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已具备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原则、制度、概念、术语。例如：私人权利平等、私有权无限制、契约自由、遗嘱自由等原则；所有与占有，他物权，时效，债权，私犯等制度；关于法和法学的定义，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人法、物法、诉讼法的分类；关于先占，添附，善意，过失，违约金，定金，特留份等一系列法律概念和术语。上述这些，均对后世法律和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卷轶浩繁、规模巨大的法律编纂
帝国时期，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统治需要，统治阶级对法制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法律编纂活动，将零散的皇帝敕令加以汇集，这些汇编被称之为“法典”。
最初几部“法典”是私人的作品，以其编纂者的名字而命名，其中第一部为《格利哥里安法典》，约公布于公元291年，主要内容包括从哈德良皇帝到戴克列先皇帝的敕令。第二部为《赫摩根尼安法典》，约公布于公元314年至公元324年间，其主要内容是从公元294年至324年包括君士坦丁和李奇安皇帝共同执政时期的敕令，实际上是《格利哥里安法典》的续编。
第一部官方法律汇编是《狄奥多西法典》。公元429年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了一个由七名官员和一名法学家组成的八人委员会，以上述两部“法典”为样板，不仅对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敕令进行汇编，而且把法学家的著作也包括在内，后来没有成功。到公元435年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仅对敕令进行汇编，结果于公元438年编成，内容包括自君士坦丁皇帝以来的敕令3000多种。
公元4世纪末和5世纪初，还出现了一些皇帝敕令和法学家著作合集。如公元1321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梵蒂冈残片”；“摩西律法和罗马法对照”，也是4世纪末，5世纪初编成的，其中包括一些皇帝的敕令和五大法学家的著作选段。此外，还有《叙利亚-罗马法汇编》，《保罗士格言》等，都是皇帝敕令和法学家著作合集。
正是在上述这些法典和合集的基础上，后来的优士丁尼皇帝才编成了集罗马法之大成的《国法大全》。

⑨ 为什么说古罗马法律体系是大陆法律体系之源

现实里存在的的确有古罗马法律体系是大陆法律体系之源的说法。其实对大陆法律体系做出贡献的是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古代最先有了法律体系的国家就是古埃及和古希腊，而且当时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对来说很完善。只不过后来罗马人征讨打败了他们，然后学习了他们的法律，也就慢慢有了大陆法律体系。后人慢慢忘记了法律的起源，就干脆把起源直接称为了古罗马法律体系。而忘记了其实是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明成果。

至今为止，人们提到法律还是会想到古罗马，可见在法律方面，大陆法律体系受古罗马法律体系影响很深。

⑩ 屋大维（又名奥古斯都）和埃涅阿斯的比较 [罗马历史]

屋大维:

屋大维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又名奥古斯都 (Augustus)，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统治罗马43年。公元14年8月，当他死去时，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并且将8月称为“奥古斯都”月。

屋大维是凯撒大帝的甥孙和养子，亦正式被命名为凯撒的继承人。前43年，他与马可·安东尼 (Marcus Antonius)、雷必达 (Marcus Lepis) 结成后三头同盟，打败了刺杀凯撒大帝的共和派贵族。前36年剥夺李必达的军权，后又打败安东尼，消灭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罗马后掌握一切国家大权。前30年，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前29年获得“大元帅”称号；前28年获得“奥古斯都”（神圣、至尊的意思）称号，建立起了专制的元首政治，开创了罗马帝国。

正面评价：

1.屋大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屋大维是一个很有计谋、手腕灵活的政治人物。他知道，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必须具有军事实力。他在罗马广场上拍卖自己的财产，用所得的钱来招募凯撒过去的部下，很快就组成了一支装备相当精良的军队。公元前43年7月，他趁安东尼在北方和布鲁图余党作战的时机，带兵进入罗马胁迫元老院进行特别选举，选举他当执政官。元老院也正想利用屋大维来反对安东尼，就顺水推舟把他抬了出来。这样，屋大维在罗马的政治地位就和安东尼不相上下了。但是，屋大维清醒地看到，安东尼还有不小的实力，元老贵族也还能够左右政局，要建立他自己的独裁政权，还不到时候。于是他和安东尼、雷比达（凯撒手下的骑兵指挥官）结成了政治联盟共同执政。罗马古代史上把这三个人称为“后三雄”。

2.屋大维改进的罗马法成为西方世界的现代法律的伟大典范。

罗马法重视实践性，罗马的法学家不是哲学家，而是实际的立法者和司法者，这也成为使罗马形成成文法的重要条件。早在罗马时期，立法理论上就呈现出“公法”与“私法”并重的倾向，这与共和时期的平民运动大概有很大关系。这种公私法分立的思想后来成为西方立法中的重要原则。罗马法在以屋大维为首的“五贤帝时代”得到统一，对后世律法产生深远影响。

3.罗马建筑艺术从屋大维开始兴盛

罗马的建筑艺术成就也很突出。罗马城既是首都，又是文化名胜，也是后来欧洲各大都市建筑的标准。罗马的建筑艺术主要是从屋大维开始兴盛起来的，屋大维自掏腰包大兴土木，兴建神庙、大剧场、大浴池等有公众意义的设施，并改善了交通设施。他自豪地说“我接受的是一座砖做的城市，留下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其中著名的建筑物主要有：万神殿，修建了150年（从屋大维到哈德良），殿高43米，正门有8根大圆柱，高大的青铜门至今犹存。科罗赛姆大园形露天剧场高48米，可容纳5万人，有80个出口，剧场中心舞台的周长为524米，可以灌水成湖以表演各种海战。卡拉卡拉大浴场面积达12公顷，可容1800人同时入浴，该浴场还设有图书馆、健身厅、演讲厅、交谊厅、商店，这种浴场实际上是一个俱乐部活动中心，而这样的浴场仅罗马城就有16座。

4.屋大维开创了元首制。

开创元首制使屋大维既达到了君主制的目标，同时在名义上仍未抛弃共和制；而恺撒正是因其称帝意图过于明显才丧命的。当时的罗马虽然需要君主制，但罗马人名义上却很反感君主。公元前27年1月，屋大维接受了元老院授给他的“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有“神圣”、“至尊”的意思，这是比皇帝更光荣的称号。实际上，屋大维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第一个罗马皇帝。从此，连续了500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结束了，罗马帝国时期开始了。

5.屋大维为罗马维持了200年的和平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屋大维是罗马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77岁。从公元前30年开始独掌大权，在罗马帝国统治了40多年。他死于公元14年。罗马帝国在随后近200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局面，经济、文化都有比较大的发展，被称为“罗马的和平”时期。当时，各个行省都修筑了一些新的大道。这些大道把帝国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罗马成了这些大道的中心。另外，罗马城市广场有非常实用的空中引水道多达31条，有的高达50米，辐射形的道路有372条，总长8万公里，西方“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即由此而来，以此形容罗马帝国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景象。

负面评价：

1.镇压奴隶

屋大维是罗马所有军团的最高统帅。他建立了30万人的常备军和一支驻在罗马的近卫军，身边还有一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精锐卫队。他就是凭着这些武力镇压奴隶的反抗，维持他的奴隶主军事独裁的统治。

2.隐蔽的独裁

保民官是古罗马在人类政制历史上的伟大创新，保民官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早期权力制衡的影子，使“保民”成为“立政”的基本意识，也奠定了“主权在民”思想实践化的模型，其在政制史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保民官的职责在于维护人民的利益，早期的保民官确实起到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最后竟成为那些摧毁了自由的皇帝们的保障”。凯撒于公元前48年任终身保民官，从而获得了他个人终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屋大维于公元前36 年获得了同样的权利。这样便结束了罗马的共和国时代而开始了帝国时代。担任保民官的人违背了自己“选民”的利益，成为人民与国家契约的背叛者，使保民官官职成为谋求私利的工具，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由契约建构的“民主化”的政体、社会结构瓦解了，由此开创了帝国时代。

埃涅阿斯:

在神话里，埃涅阿斯被视作古罗马的神。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把他同传说中的赫克托耳相比较。在维吉尔所写的《埃涅阿斯纪》中，他是位英雄人物。但在《埃涅阿斯纪》成书之前，埃涅阿斯受到古罗马人的敬重．被尊称为“朱庇持”——“种族的缔造者”。

埃涅阿斯不是古罗马人，他父亲安喀塞斯是特洛伊王室的一个成员。他母亲是爱神阿佛洛狄忒。安喀塞斯发下誓言决不说出他同阿佛洛狄忒的关系，然而，当埃涅阿斯出生时，安喀塞斯向他的同伴吹牛时泄露了这一秘密，因而他受到惩罚，成为瞎子。

当特洛伊在特洛伊战争中被征服的时候，埃涅阿斯率领他的勇士，背着他那成为瞎子的父亲冲出被焚烧的特洛伊城。后来，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在地中海一带漫游好几年来寻找新的家园。他的船在迦太基险近非洲海岸遇难，迦太基女王狄多深深爱上埃涅阿斯并请求他住下来。当埃涅阿斯离开时，狄多伤心地自杀了。

埃涅阿斯和他的同伴在色雷斯、克里特和西西里岛暂留过，以后来到台伯河畔的拉丁姆，国王拉丁努斯热情款待他们。埃涅阿斯帮助国王同鲁图利人作战，后来他与国王拉丁努斯的女儿拉维尼亚结婚。拉丁努斯死后，埃涅阿斯继承了王位。幸福而卓有成效地统治着他那和睦的特洛伊人和拉丁人。他在与埃特鲁斯坎人作战中被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