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道德法
『壹』 被治与自治的规范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道德呼呼大睡之际正是它生气盎然之时
——尼采：人性，太人性了
道德与法的源头都可以溯及到原始社会的习惯风俗，在拉丁文中，道德即为风俗解，而法则蜕变于古代习惯法，可以说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因此在法作为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最终弃道德而去时，早期的法哲学家们多惋惜不已，于是往往在自己的文章中把道德标准当作法的最高标准，把道德观念当作法的最高原则，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使法与道德合二为一。然而他们最终发觉，把法与道德混为一谈不仅没起什么大的作用，反而增加了实践操作的难度，臂如一个人出于道德观念而违法后怎么解决。于是许多法学家开始重视实证精神，甚至像凯尔森一类的学者提出“纯粹法学”，“纯粹”就是指研究法学时，不掺杂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把道德和法律完全的分开。
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之后才开始有了改变，如同中国历经千年的道德人治后开始把目标转向法治一样，西方法学又开始更多的从伦理性角度对当代法治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可以预见，法与道德在很长时间内都会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国在实施法治的同时，注重对道德的建设，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在法治没有完全“具体化”时，道德的约束力对维持人们之间的均衡秩序显得尤为重要。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道德的作用不能被无限夸大，不能“泛道德化”。在当前中国法治最紧迫需要探讨的权力制约问题上，如何处理法与道德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我国法与道德关系发展的思考方向。
从两个比较熟悉的词语说起：一是反腐倡廉，一是职业道德。反腐倡廉的口号喊了多年，可是却陷入了越腐越喊，越喊越腐的怪圈，其中自然免不了形式主义的因素，但就其实质在于它反映了一种法律道德化的思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是由他力约束转向自我约束，由法律约束转向道德约束。腐败与廉洁本身是一对反义词，不腐即廉，不廉即腐，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中间的模糊地带，既然腐是不允许的那么廉怎么只能是提倡呢，它应该成为对各级官员的基本要求。在法律上，提倡意味着不强制，倡廉就如同提倡晚婚一样，含义就是不晚婚也可以。换句话说，廉洁已经从法律的强制要求下降为个人的道德义务。这也难怪许多善良的老百姓把自己应有的权利当成一种恩赐；而政府官员则把应尽的义务当作一种施舍，在不经意间主仆的地位调换了。
另一种思路是道德的法律化，也就是将道德里的一部分基本要求制定成明确的法律法规，成为一种“职业道德”。在各个行业都有这种道德法律的现象，教师有教师法、医生有医生职业道德法、律师有律师法，这样将道德要求融入具体的法则之后，变得明朗且易于操作。把这种职业道德立法的思考扩展开来，我们发现，许多现实中的道德标准都能在法律中得到体现：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还有不能损人利已，也成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进入法律明文之中。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将政府官员的政治道德法律化，这要求我们转变对政府官员是否道德的评判标准，一个恪尽职责、遵纪守法的官员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即使是天天穿补丁衣服，天天粗茶淡饭的清官，一旦他轻视法律，突破了法律对他的权限设定或是没有按法律规定程序行事，他就是一个没有道德，起码是没有政治道德的人。当然，这里的法是包含了道德约束的法，克林顿的绯闻移到中国，顶多是个人作风问题，可能涉及党纪，却不牵动国法。但美国人却抓住不放，不在于中国人的宽容和美国人的斤斤计较，而在于美国早在1978年就通过了《从政道德法》。其他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有《道德法典》、德国有《官员法》、法国有《公务员总章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把每个官员都不看作完人，都看作没有自制力的人，依靠法律而不是其他人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一来，变成了“必须道德”，法治的底线被大大抬高了。
道德与法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试图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划分但都未能成功。康德有一个著名的“康氏定理”，认为道德主内，管内心思想，法律主外，管外部关系。这样划分过于机械，法律也可以担起引导思想的责任，但道德深埋于心难以用之以为法治社会的根本治理模式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最终选择法治，是因为我们相信稳定明朗的法律比虚幻莫测的道德可靠得多；以法律的他治也远比以道德的自治管用得多。
近世大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有句名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原以为此话只是针对诗词创作说的，现在忽然发觉还有更深广的寓意。原来道德话语和法律话语也存在着“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分别。道德话语一定要在有我之境时，才能收喻人之效，法律话语一定要在无我之境时，方能公平。道德话语不可无条件地当作法律话语来说，法律话语也不能随意地拿到道德语境下去说。也就是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不可随意混淆，二者一旦错乱，便可能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后果，甚至酿成祸患，贻害无穷。
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会记得贾蓉转述的那句民谚“脏唐臭汉”。这“脏唐”之脏，第一个脏在李渊身上，第二个就脏在唐太宗身上，而且是子过其父，脏乎其脏。接下去的20个皇帝，又有哪个洁净呢？
或问，《贞观政要》是正牌史家撰述的正经史书，不是野史小说，怎会与史实有那么大的反差呢？平心而论，这倒不能全怪吴兢。李世民不比庸常之君，他并不满足于打天下，坐江山，还有救世匡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壮志雄心。你看他登基伊始，便信誓旦旦地宣告要“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做臣子的，哪个不期盼遇上个圣明的君父呢？吴兢绝非阿谀邀宠的小人，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原是要为后来的人君树立效法的榜样，碰巧李世民确有其英雄光彩的一面，于是便刻意将另一面给忽略了。
做民众的道德老师
李世民和吴兢大概都没有料到，无论从道德语境还是法律语境上说，由官府做民众的道德老师，不特起不到惩恶劝善的作用，恐怕还会适得其反。
儒家经典《大学》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段话，李世民本人也很熟悉，但还是明知而故为。他声言要拯救道德，仪范天下，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他身上，道德瑕疵实在是太多了，做个反面教员绰绰有余。后人非要让他担负起那样的重任，也是“爱之适所以害之”。
用纯正的儒家价值标尺衡量一下，唐太宗不要说是“圣”了，连“仁”都算不上。宋代大儒张载就说过：“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这话还是很客气的。史书上飘忽闪烁的“玄武门之变”，若站在儒家道德立场上看将去，活脱脱就是一出逼父、弑兄、屠弟，抢班夺权的连台大戏。老实不客气地说，李世民不是什么圣王英主，而是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
若说李世民内心中一点善端都没有，那也不合实情。你看他在夺权当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招贤纳谏，广事宣讲仁义诚信之道。《贞观政要》收录的这方面的言行很多，不可能全是无中生有，虚捏出来的；也不能说，他只是唱唱高调，故作姿态。探其用心，未必不是想弥补逼父弑兄的道德亏缺，扭转玄武门之变给臣民留下的负面印象，期望李唐王朝在他身后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李世民特别注意教育子孙尽忠尽孝，这也是预警效尤，严防自己的身影在后代重现。
李世民的“报应”
可他没有料到，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又发生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悲剧。他的两个儿子，先立为太子的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硬是不遵教诲，偏偏要学他的榜样，争夺储位，被他或废或贬，幽愤而死。第三子吴王恪“有文武才”，号称是太宗诸子中最贤者之一，也在他死后不久被冤杀。
有学者说：“这又好像是‘自然’对他从前谋杀一哥一弟的报应。”更有甚者，他后立的太子，第九子李治，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向称“仁懦”，没承想坐上皇帝宝座后未久，便娶了他曾经宠幸过的武则天，后竟立其为皇后，险些断送了大唐江山。这或许又是对他纳弟妇、收同宗兄弟妻的报应。若再看得远一些，武氏之乱、天宝之祸，恐怕也与他自己的样板效应不无关联。清人赵翼说：
报应之说本来虚无缥缈，但也有不能不信的。李渊最初任晋阳留守时，宫监裴寂暗中送宫女供其享乐。后来李世民起兵，就让裴寂拿此事威胁李渊，说二郎举义旗，就是怕你奸占宫女事发，落个满门抄斩之罪。可见李渊的太原起兵，起因是为了女色。后来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弟弟元吉，又霸占元吉之妻为妃。庐江王李瑷以谋反被杀，他的妃子也被世民收用。这两代开国之君，都是为了女色纵欲。谁能想到，贞观末年已被太宗占有的武则天，后来当了政，差不多杀光了皇室子孙。李唐宫廷内部的性乱丑闻，传为千载笑柄。接下来的韦皇后也是秽声流闻，与她私通的武三思，更将其丑行张榜公布于天津桥。不久她又与安乐公主毒弑唐中宗，宫闱女祸，至此达到高峰。待到唐玄宗平定宫廷内乱，实现了开元之治，老百姓算是过了几天吃饱穿暖的日子，可又让杨贵妃给破坏了。虽然安史之变，不完全是宠爱女色惹的祸，但追根溯源，还是脱不开骄奢淫逸的干系。不过，以女色发迹的，还会因女色而败亡。这就叫“君以此始，亦以此终”。难道这还不是天道报应的最明显的例证嘛！
原初儒家“律己严，待人宽”的道德话语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往人们大多是从无我之境上理解这些话，因此便得出了孔子乃至儒家都主张人治的结论，自是很大的误解。其实孔子的这番话乃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并非无我之境的法律话语，其用意无非是激励那些执掌政柄的人，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当然，道德话语绝非没有治人、律他之效。但道德话语的治人和律他，是间接的、非强制性的，是通过唤起他人内心的良知共鸣，形成道德自觉，并起而在行动上响应来实现的。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因为道德的力量，归根结底不是外在的压服；而是内在的精神征服。因此只能像孟子说的那样：“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孔孟等原初儒家的话语大都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必须审慎甄别，方不致酿成淆乱。
东汉时，有个叫赵宣的人，葬亲后不封墓道，在墓道中居住二十多年服孝，博得了“乡邑称孝”的靓名，“州郡数礼请之”，他还故作推脱。郡守陈蕃亲自登门求见，方知道他在服丧期间居然养了5个儿子，戳穿了骗局。陈蕃大怒，将赵宣治了罪。这是《后汉书》里记载的一则真实故事，人们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揭露儒家礼教的虚伪，恨屋及乌，连孝悌还算不算得一种美德，似乎也令人质疑了。其实赵宣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不能全怪他本人，主要应归咎于当时官府的官吏选拔制度——举孝廉，该制度事实上将本属道德话语的服丧惯习，转化为法律话语的硬性规范。人们为了当官，便花样翻新地表演各种虚情假意的孝行闹剧。因此，与其迁怒于礼教，倒不如归责于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错乱更为恰当。
三纲之说的入律
似此由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转化为无我之境的法律话语造成的是非混淆，举不胜举，最严重的莫过于三纲之说的入律了。
汉儒发挥韩非子思想而形成的三纲学说，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是以臣、子、妻为“我”这个特定的主体说的，是臣、子、妻自律、律己的道德信条，而不是治人、律他的法律话语。贺麟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阐释。他说从五伦到三纲是必然的发展，否则社会关系就不能稳定。然而当三纲之说由道德转换为法律后，便成了掌握在君、父、夫手中的利刃，等于是单方面赋予了他们要求于臣、子、妻的法定权利。于是便形成了谭嗣同所描述的：“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
其实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男可重婚，女无再适”，都是君、父、夫的一厢情愿之词，是强加于臣、子、妻的法律话语，与孔孟“律己严，待人宽”的道德伦理思想大相径庭。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我做起”，多提高自己，少指责别人；“不要只拿马克思主义的镜子照别人，而不照自己”；“要先做、多做自我批评，后批评、少批评、最好是不批评别人”。这是儒家的修己治人纲领。依此纲领，君、父、夫根本就不应该苛责于臣、子、妻，要求臣死子亡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仁。《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程颐，也就是那个因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广遭非议的小程伊川，就反对单方面要求妇女守节。
法律的儒家化，扭曲了原初儒家的本意
不幸的是，自曹魏以后，儒家的许多道德话语被有选择地写入律典，实现了瞿同祖先生所谓的法律儒家化。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淆乱，愈演愈烈，这不仅大大扭曲了孔孟之道的本意，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逆反心理。号称“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就是其中的典型。据史书记载，阮籍是个真正的孝子。他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下棋，听到丧讯却故意不停下来。待到葬母时，他又故意“食一蒸豚，饮斗酒”，至“呕血数斗”。钱穆先生说，阮籍是真心实意的孝子，他不肯遵守儒礼，是因为“痛恶当时那些假孝子，外守丧礼，而内心不戚”。他不肯“与世同污，所以故意吃酒吃肉，不遵服制。其实他内心非常哀痛，并非凉薄不孝”。阮籍的做法显然是出于对儒礼的误解。他不知道，“儒家‘丧忌酒肉’正恐悲来伤胃。阮籍就吃了这亏，一时悲从中来，正因吃了酒肉，遂致呕出血来。此乃因不遵礼而毁身伤性……不知儒家之礼，正为大忠大孝之人而设。”
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里颜渊最好学，其表现是“不迁怒，不二过”。阮籍之辈迁怒于孔孟，看来还是学业不精所致。
道德话语不可随意转换成法律话语，并不是说道德话语不能转换为法律话语，而是说不可无条件地、随随便便地转换。转换必先满足一定的条件，法律才能显得公平，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尊重和奉行。这其中最打紧的，就是要将有我之境转换为无我之境。
『贰』 在哪有欧美国家官员工作准则
1.严密法网。在预防腐败制度建设上，国外普遍注重立法和道德约束，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这是一种最主要的预防腐败的方法。国外预防腐败的法制建设有两个特点：
一是完备。许多国家既有最高立法机构制定的反腐败总法规，又有配套的分类制度。而且这些法制大多数是预防性而非惩罚性的规定，预防腐败内容占的分量很重。这反映出他们对治理腐败的基本态度是避免腐败发生，防患于未然。如英国的《防腐化法》，美国的《从政道德法》，韩国的《防止腐败法》，新加坡的《公务准则》，俄罗斯的《国家公务员体制法》，日、法、德等国的《公务员法》等。分类法规如美国的《国务院官员责任和行为守则》，日本的《教育公务员特别法》，印度的《中央文官行为准则》，巴西的《联邦高官行为准则》，法国的《法官章程》、《议会工作人员章程》，德国的《腐败预防准则实施建议》等。这些法规制度上下衔接，构成体系。
二是细密。这些法规的预防性内容主要有：财产申报、人事任用回避、限制公务员家属从事某些营利活动、限制退休公务员从事经营活动、公务员收受礼品和接受宴请、公务接待等。法规对这些事项规定得非常具体，使每个公职人员都能“对号入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很强。如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所谓“价值较高”，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的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5美元。这样看来，如果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新加坡法律规定，接受下属人员的款待，必须报告时间和地点，款待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这些详细的、具体的、明确的行为规范严格约束了公务员的行为，较好地做到有效防范腐败。
2.开展教育。注重发挥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特殊功能。法国预防腐败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公务员，重视对公务员队伍进行职业道德、操守和行为规范教育；英国注重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如“公共生活七原则”，即无私、正直、客观、负责任、公开、诚实和发挥典范作用，这也是英国公务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吸收公众参与。公众监督属于体制外的预防。国外把公众参与当作预防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就不能形成社会对腐败的综合治理。公众被允许咨询官员的个人经济状况，查阅官员的财产申报情况，这是西方国家采取的比较普遍的公众参与反腐做法。另外，反腐败机构接受公众对官员腐败的投诉，并采取措施保护投诉人的安全，也是国外吸收公众参与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
4.信息公开透明。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对官员公务活动和个人经济状况进行公开，表现在如下方面：反腐败机构参与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监督；官员在公务活动中对有关制度执行情况的巡查；向有关部门报告官员申报材料中的问题；向公众通报官员财产申报情况；允许公民自由查询政府资金的去向情况等。如巴西设立了政府“透明网站”，公布所有联邦政府拨款的信息，任何公民均可上网查看公共资金的去向。近期，巴西联邦政府所有物品、服务的采购和招标都在网上进行，实行电子竞价，有效预防了腐败行为发生。
5.开展舆论监督。西方国家注重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引起公众对反腐败行动的关注。同时还向媒体主动提供有关反腐败的新闻素材，鼓励媒体揭露腐败事件。如奥地利监察院每周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散发有关材料，向300多家新闻单位通报有关情况，组织电视讨论，形成压力，有利于预防腐败发生。
6.实行财产申报。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西方多国参与签署的《阳光法案》对官员的个人财产收入实行申报，予以公开化。这是西方国家预防腐败的通行做法。美国于1965年颁布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做了规定，1978年美国国会又颁布《道德法案》，对此问题进一步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堪称财产申报立法的典范。美国总统、副总统每年申报的收入和纳税数字无一例外成为新闻报道的热点。
7.加强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预防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弥补法律惩戒所遗留的空缺。在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芬兰，全国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不足10起，而且几乎没有大案。专家认为，这与其良好的社会道德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国外从道德视角设计其反腐败工作，通常有三种做法：一是不断丰富和调整道德行为规范，如美国有专司廉政文化建设的政府道德署，美国的《公务员道德法》就由最高立法机关国会通过颁布，可见其对“以德治国”的重视。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活动。三是领导的道德示范作用。典型例子是古巴。古巴政治局委员也住在普通居民区，生活轻车简从，传为佳话。
8.利用科技手段。现代科技手段具有公开性、严密性、程序性、实时交互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与预防腐败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显示着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的强大功能。在腐败犯罪形式日益多变、更加隐秘、更加国际化的形势下，利用科技手段更加专业化地预防腐败发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话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要通过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的方法，加大利用科技手段来预防腐败。如韩国针对首都房地产建设竞争过热、不正当行为普遍的问题，实行了特别顺序制规定，优先保障解决无房户项目的建设和销售，并建立了电子数据系统，避免类似问题继续发生。
『叁』 反腐倡廉的社会调查记录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领导人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肆』 旋转门的缺陷改进
（一）旋转门条款的规范体系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以《公务员法》第102条为核心的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但是该体系内外较多扞格不入，亟待协调一致。
第一，旋转门条款立法与党纪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第102条与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差异较大，缺乏立法上承继关系，就内容而言，应当为中办13号文法制化的产物，这充分地反映党的政策对立法的先导与指引功能。虽然党纪可以不同于甚至严于法律规定，但是同样受利益均衡架构中比例原则的约束，尤其党纪需要借助法律手段得以实现时，党纪与立法之间应保持协调。中办13号文与第102条文字表述略有差异，内容区别不大，但是浙江省等一些地方党委相关文件在细化中办13号文的同时，又做出一些突破中办13号文及第102条的限制性及义务性规定，实施中产生较大争议。
第二，旋转门条款立法内部的协调。2005年《公务员法》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的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第102条应是旋转门条款规范体系的基础规则。《公务员法》第2条规定，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一般认为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等七大主体。不同主体对公务员授权内容迥异，即使行政机关公务员所行使的公权力也难以概括，相应地旋转门条款的平衡点应有所区别，适用第102条进行一刀切式规范显然缺乏合理性，应由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予以具体化或者针对特殊性加以特别规定。因此，第102条应为原则性或程序性规定，并通过特别立法授权，形成法制统一的旋转门规范体系。
第三，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的协调。《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是关于特殊公务员仅有的旋转门条款立法，立法的正当性被《公务员法》第2条第2款所承认，“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官法》、《检察官法》的有关规定基本一致，却同《律师法》大相径庭。其中，《律师法》第36条规定相当于《法官法》第17条第1款和《检察官法》第20条第1款，无“不得以律师身份”的限定语，规制更为严厉；《法官法》第17条第2款与《检察官法》第20条第2款则是《律师法》所未规定的内容，“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或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具有永久性涵义，规制未免过于严苛。三部法律相互冲突的条文都是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制定的，这反映部门立法主导下，不同利益团体对旋转门条款涉及利益考量及平衡的差异，而立法过程对差异协调不力，这应为其他特殊公务员旋转门条款立法所警惕。
（二）旋转门条款的规制限度
旋转门条款是对公务员离职后从业予以规制，规制限度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对象、内容及方式的安排，《公务员法》第102条规定存在不同程度问题，应加以改进：
第一，旋转门条款的规制对象。一般而言，职务特殊和职位较高的公务员离职后不适当从业对政府公正廉洁影响较大，规制力度应更强。第102条对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与其他公务员分别设定三年与两年的冻结期，浙22号文又将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分为机关领导成员与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或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并分别设定限制范围，但这些分类还是过于笼统、粗略。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较成熟，职务分类制度比较健全，[6]旋转门条款与职务之间紧密联系，相关规制程度更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此外，2005年《公务员法》第16章专门规定“职位聘任”，在法律上正式承认公务员聘任制度。聘任制符合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倡导理念与制度的市场化、契约化、弹性化，突破公务员终身制和合理有效流动的壁垒，昭示我国组织人事管理由“制度”转向“人”，由“人员管理”转向“人才资源开发性”基本思路。但是第102条适用于聘任制公务员，则明显缺乏合理性，一方面聘用制限于专业性较强和辅助性且不涉及国家秘密的职位，旋转门条款的正面意义不大；另一方面聘任期限为一年至五年，旋转门条款对离职公务员职业自由的二或三年限制的负面效果却较为严重。笔者认为，聘任制公务员应为第102条适用的例外情形，而聘任合同是聘任制公务员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可参照《劳动合同法》，增设竞业限制条款，即公务员在解除或者终止聘任合同后，受与有关机关事先约定的范围、地域、期限的竞业限制，但是期限不得超过二年，期限内按月给予经济补偿。公务员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旋转门条款的规制方式。各国旋转门条款的规制方式有所不同：美国依据规制对象的身份和职务而异，设定不同的限制性规范；英国采取许可制，对公务员离职后特定从业予以事前审查；日本等多数国家则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方式。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类似英国式许可模式，即公务员辞职后二年内到与原机关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者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任免机关批准。第102条则采美国式禁止模式。已公开的立法资料没有说明立法模式取舍的理由，笔者认为大概有以下：一是为与中办13号文的相互衔接；二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73条停留于纸上，实践中基本无有关事例；三是公务员主管部门的知识与能力难以胜任许可审查工作。美国式禁止模式需要配套极其详尽规范，第102条粗略的一刀切的规定难免伤及无辜，政府与国有企业间频繁的人事流动也屡屡挑战第102条的法律权威。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旋转门条款的规制方式应借鉴日本式原则禁止、例外许可，即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职务性范围予以明确禁止规定，而对于地域性范围则采取许可方式。此外，经过许可也允许有关公务员离职后在相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第三，旋转门条款的规制范围。规制范围决定旋转门的宽窄，是旋转门条款立法的重点，第102条规定亟待以下方面的填补修改：一是“原工作业务”的界定。旋转门条款规制离职公务员规定期限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从业，但是公务员离职前可能短期内发生工作业务变动，例如担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退休前通常的“退二线”，将原工作业务限于离职期日的现职，难以实现旋转门条款的防弊目的。原工作业务应当由公务员离职期日向前延伸规定期限内所担任过的职务，参照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及浙22号文，第102条“原工作业务”应为现职和辞职前三年内担任过的其他职务。二是禁业范围的界定。第102条以“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及“营利性活动”为限，但是营利性活动与非营利性活动区分困难，非营利性组织也可能进行营利性活动，即使离职后公务员为非营利性组织任职从事非营利性活动，也存在滥用公共资源、破坏公平竞争之虞，因此不应区分营利与非营利，一体予以限制，并加入许可方式以避免矫正过枉。三是规制行为的界定。虽然第102条规制离职公务员的任职和活动两种从业行为，但是不够具体明细，例如任职不应限于企业董事、经理等法定职务，还应包括顾问等非法定职务。此外，域外立法通常将内部消息的披露纳入旋转门条款的规制行为之列，例如1994年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和离职后行为法》规定，前政府官员进入非公共部门后不得向他们的当事人提供公众尚不知道的有关他们曾工作过的部门或在他们任职期满前一年曾有直接或实质性关系的部门的计划和政策。《公务员法》第12条规定，公务员应履行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的义务，而国家秘密受《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保障，工作中知悉其他内部消息，例如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等，目前仅有部分领域受到法律规制，例如2001年修正《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条第2款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因此第102条应当增设规制离职公务员披露内部消息的一般性规定。
（三）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责任及追究
“制裁是由法律秩序所规定以促使实现立法者认为要有的一定的人的行为”，[7]责任及追究的设计是制裁违反旋转门条款的基本途径。第102条相关规定有所创新，但是存在较大缺陷，是窒碍难行的主要因素。
第一，旋转门条款执法主体的确定。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1995年《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为许可模式，虽然缺乏责任规定，但是明确以原任免机关为许可机构。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化解离职人员数量较多及规避范围专业性产生的执法压力，缺点是公务员离职后与原任免机关已缺乏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关系，原任免机关的执法正当性不足，且如果原工作业务不限离职时的现职，还包括之前规定期限内所担任过的职务，那么可能发生多主体执法的冲突与缺位。第102条改变原立法模式，以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为首要执法主体，及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辅助处罚主体。笔者认为，立法引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旋转门条款执法主体之一，主要原因：一是原公务员主管部门，即人事部门，主管范围基本上属于内部行政，而旋转门条款的行政相对人为离职公务员及接收单位，具有外部行政的特征；二是第102条规定对离职公务员及接收单位实行双罚制，而接收单位以营利性为限，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领域存在大量重合，能够利用既有行政资源。但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无法覆盖所有营利性领域，况且旋转门条款有必要向非营利领域延伸，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整合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具备外部行政的条件，应重新确定旋转门条款执法主体。依据1978年《从政道德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美国专门在联邦人事管理局内设立联邦道德规范办公室，负责调查和指导联邦政府官员的廉洁和道德水准等工作，1989 年该机构从人事管理局脱离出来，升格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联邦道德规范局。[8]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笔者主张由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监察部门联合设立相对独立的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我国公务员伦理建设，包括对旋转门条款实施中的许可、监督，具体处罚执行机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担任。
第二，离职公务员从业情况报告义务及责任。信息不对称是旋转门条款实施的关键，有关部门无从掌握公务员离职后的动向难以实现有效地规制。浙22号文件关于辞职后从业行为的监督，即提前退休的领导干部退休后三年内，应每年年底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离职后的从业情况，对修改第102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笔者认为，立法应增加对离职公务员从业情况报告义务的要求，报告义务分为事前报告与年度报告两种，属于例外许可事项的，应在事前向公务员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经审查被许可方可从业；在规定期限内，离职公务员每年年底向公务员伦理委员会递交本年度从业情况的报告。为确保有关人员严格履行从业情况报告义务，立法应单设对应的法律责任规范，即对于延迟报告、部分报告、拒绝报告及虚假报告的，不论是否符合旋转门条款的规制情形，仅就违反从业情况报告义务，追究其行政责任。
第三，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责任类型及内容。依据第102条规定，违反旋转门条款应承担行政责任，但是离职公务员作为规制对象，仅在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情况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而接收单位却由工商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律师法》则将板子打在离职公务员身上，即第47条规定，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二者相比，《律师法》规定较为可取，而第102条存在违法主体混淆的问题，尤其当离职公务员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时，因欠缺接收单位，限于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责任明显偏轻。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第102条，规定有关部门有权没收离职公务员违反旋转门条款的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适当地降低或取消离职后的待遇。接收单位明知相关人员违反旋转门条款，仍然接受任职的，应承担一定行政责任。虽然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第388条第2款认定，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但是受贿罪处罚的证据要求较高且适用范围小于违法旋转门条款涉及的领域，因此笔者认为应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立法经验，直接规定离职公务员违反旋转门条款且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伍』 在国外,预防和杜绝公职人员腐化的根本之途是不是制度建设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领导人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陆』 美国1978年禁忌是什么
禁止兼职和从事副业性活动的原则。美国 1978 年颁布的《从政道德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如规定“个人利益与其担任的公职不能发生冲突”。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规定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办公室制定法律文件的授权在一定时间后废止。此后，国会分别在1983年、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五次修订和重新颁布《政府道德办公室再授权法案》，给政府道德办公室再次授权。这就是典型的“日落法”，它给政府的立法权限上了一道锁，如果政府到期之后还要行使立法权，只能由国会“开锁”。
(6)从政道德法扩展阅读
由于美国现实社会的舞弊行为较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1988年10月，美国国会第100届会议上通过新的从政道德法案，意在对原《政府道德法》加以补充，加强对前联邦官员游说活动的限制。如规定国会议员离任后的一年内不得向任何国会议员或工作人员游说；国会工作人员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同他曾为其工作过的议员或该议员的工作人员接触等。但新法案提交里根政府后被否决。
1989年，布什任命总统廉政委员会，研究加强廉政问题，并于1989年4月正式向国会提出一项新的《政府道德法案》，对原《政府道德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二该法案长达97页，为美国历史上提出的最严格的政府道德法案。
『柒』 边个知道:专职化原则的名词解释 谢谢大家~!
专职化原则：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必须是专职的，禁止兼职和从事任何其他职业或行业，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规定了这个原则。西方国家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较高的服务效率，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
『捌』 国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措施（从法律的角度）
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以社会主义法律为基础，既能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模式，强化公民的道德实践，又能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促进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同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可见，法制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问题，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时代性课题。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
（一）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今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法律来促进道德建设，并取得成功经验。堪称“亚洲花园”的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加强道德立法。20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为了减少和遏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思想道德滑坡现象，政府将大量的道德规则纳入法治化轨道。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道德范畴的内容全部立法，要求人人都要遵守。比如，随地吐一口痰罚款200新元，随地丢一个烟头罚款1000新元，公共厕所便后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甚至更多。对不文明或破坏文明的行为，轻则罚款，重则起诉，法庭将依法作出判决，加以执行。新加坡政府在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制定了从公务员穿着、品行到财产申报、品德考核等一系列详尽的法律规定，保证公职人员清正廉洁。严密的道德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强大后盾。正是因为新加坡非常重视道德的法律化，才使得社会秩序、文明程度和廉政建设取得了不菲成果，为世界各国所称道。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道德的法律化，甚至把一些我们认为不属于法律调控范围的言行也用立法加以规定。美国的立法机关是国会，其下属机构中就设有道德立法委员会，并有道德法规范人们的行为。美国法律早已把某些人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的行为，定为轻罪。法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则更为严格，法国的《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个人行为，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与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德国的法律把法定或约定养护义务的人遗弃无自救力的人，定为遗弃罪，通常称无义务遗弃罪。瑞士、波兰、挪威的法律则规定，不为他人伸张正义者，均要被处监禁或罚金。因此，吸收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或移植别国的法律，并为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服务，是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需要。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强化法律实施的根本措施
《民法通则》规定有关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教师法》、《老年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规范反映了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继承法》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范，无不是道德建设法制化的表现，都为在全社会确认和传播思想道德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道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的法律体系之中。法律化的道德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而具有了明显的法律效力。明确规定道德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主体事实上做什么也有了明确制约，就是强制性的惩罚，以此使主体做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道德目标和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和准则。比如，对社会上早已存在的“包二奶”、“第三者”的不良现象，以前只能诉诸于道德的谴责力量，要不就是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在《婚姻法》修改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文被法律加以规定，对这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就有了法律规定。
（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唇齿相依，是治理国家的两把利剑。道德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根源与目的方面来说，两者都是由同一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从内容上来说，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法律规范大都来源于道德规范。从作用上来说，两者相互促进。道德对法律的促进作用有：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道德为执法、守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有：通过立法可以选择进而推动一定道德的普及，严格执法有助于弘扬一定的道德精神。道德的长处恰恰表现为法律的短处，而法律的长处又是道德的短处，两者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道德具有自发性，法律具有人为性，道德的强制手段是柔性的，而法律则是刚性的。
德治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进行道德的教化从而使社会正常有序地运行。法治是公平正义的法律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中创立的一套活动和生活的制度，其基本属性是强调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建设法治社会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法治是道德建设的保障和强有力的促进因素。法律是道德规范不能生效后的最后一道强制力防线。如果没有坚强的法律做后盾，道德就会变得单薄无助。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在不同的领域其功能和效力也是不一样的。当道德规范涉及经济、政治利益和国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一体性时，在调整力度和有效性上，都无法与法律功能相比。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综合了道德与法律的双重性，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的共同要求。也就是说当道德上升到国家意志时，人们不遵守它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因为如此，才使人们的整体道德素质和水平得到了提高，从而有助于德治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十分重视法律对推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在道德法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转型期引发的道德失范问题，迫切要求我们高度重视道德法律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思想道德法制化是连结德治和法治的桥梁，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有力支撑。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是提高文明程度的必然选择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可以推动道德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第一，普及道德规范。法律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和法律规范，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第二，净化社会风气。法律以国家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为人们提供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法律还要求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凭借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从而更好地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第三，提升公民素质。法律以其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维护正义等现代法治精神去培育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使人们将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融化于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觉自为的人，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
二、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基本依据
（一）1982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是各项立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行《宪法》第24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把“四有”、“五爱”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基本内容，以国家提倡的形式纳入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了它们在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另外，宪法还把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利益以及赡养父母和抚育子女作为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规定全面丰富，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独具特色。
（二）我国把思想道德建设领域基本的重要的规范上升为法律
首先，在社会公德方面，主要有:《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比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国家对公民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具有法律形式的社会公德规范。民法调整的是社会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社会公德是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诚实信用”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被视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其精神贯穿于整个民法体系中。
其次，在职业道德方面，主要有：《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教师法》、《公务员法》、《会计法》、《律师法》等。这些法律把职业道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上升为国家意志。
最后，在家庭美德方面，主要有：《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把中国相传几千年的优秀家庭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变成了法律，把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家紧密结合起来。
（三）道德与法律二者有许多共同点
其一，二者目标和价值基础相同。道德反映了一定社会对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与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公民道德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反对非正义、追求正义的过程。法律的基本特征是正义性，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和最终理想。法哲学思想的先躯----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论作为法律论的基础：“法律的实际意义都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正义和善德的制度。”①公民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内在同质性和追求目标的一致性使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具有了可能性。
其二，二者基本的逻辑相同。法律与道德对人的行为与社会秩序的调节规范有两个基本的逻辑：（1）强制性的逻辑，即“必须”如此，道德与法律均具有义务性规范，以此保障其有效性。（2）价值性的逻辑，即“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必须”与“应该”是既存在于法律之中，又存在于道德之中的两个共同逻辑。
其三，二者调节范围具有相容性。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二者调控范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前者包容后者，也就是说，道德调节范围比法律调节范围广泛。道德所作用的范围和调节的对象几乎涉及到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法律所调节的只是人们的某些特定行为，两者存在相容性。
其四，二者调节方式具有相通性。在调节方式上，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靠的是个人的自律，依赖于社会舆论的力量。在道德与法律共同调节的行为中，当道德的自律性不能发挥作用时就要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在道德和法律调节范围相重迭的领域，道德的非强制手段必须服从于法律的强制手段。
其五，二者都含有义务规范。道德义务是指“你不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道德义务是善的一种规定，它是对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要求。法律义务是法律关系主体应该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一种限制或约束。也就是说，法律积极地规定或承认人们必须这样行为，或消极的规定或承认人们不这样行为。因此，义务是思想道德法制化的中介和桥梁。
（四）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
从起源上来看，在法律规范出现之前，社会关系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来调整，后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将一些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可以说，法律规范是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渊源，法律只有获得道德的伦理支持才会产生实际的效力，才是一部良法。美国法学家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统一”。“徒善不足于为政，徒法不足于自行”，不具有伦理精神的法律将导致专制并缺失正义。从社会作用上来看，公民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对社会起规范作用。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和历史使命。三、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必要限度
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只能是一部分道德的法律化。如果将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法律化，就会否定道德存在的意义，不利于培养公民自律意识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因此，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要把握合理限度。
（一）处于较低层次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较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道德规范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基于个人心性和人格层面的美德伦理、基于社会实践和交往层面的规范伦理和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其中，规范伦理受制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状况并适应着特定社会关系的要求，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是任何公民都应该做到的道德要求，对任何公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违背了这些道德要求，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最基本层次的道德行为规范可以被法律化。美德伦理是个人对人生和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与规范伦理相比，是个人对过美好道德生活和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它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和实践模式，可以为社会所提倡，但不宜被法律化，如谦虚的美德，可以提倡但不能做法律的规约。基于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或信仰伦理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是对某种道德理想或人生境界的超越追求，多侧重于精神层面，而法律重在规范人们当下的行为，不宜过多涉及超现实的精神的活动。否则，容易超越现实经济社会状况，不仅多数社会成员难以做到，而且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不利于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
富勒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对人们最基本的要求，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它是维持一个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道德准则，如勿杀人、勿盗窃、勿诈骗、诚实信用等，这些规定可通过转化为法律而实现。愿望的道德则是指那些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原则，如慷慨、仁慈、博爱、无私和富有同情心等，它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不宜上升为法律义务。因此，可以把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化，而将最高限度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引导，但不强制人们做到。前者就是道德共识，大家愿意共同遵守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社会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后者是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际紧密联系的道德原则，事实上，可能有极少部分人能够有这种高尚的道德或者根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在道德法律化过程中，如果忽视大众的道德水准，过分地将愿望的道德纳人法律的范畴，那么法律主体的义务标准就会提高，不能为大众普遍认同和接受，尽管法律会施以普遍和严厉的制裁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二）与人的行为发生一定联系的道德规范可以被法律化，而不发生联系的道德规范则不宜被法律化
法律与道德在调整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的一个显著区别是，道德既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又能触及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甚至信仰等精神领域，而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层面，即使某人有着极不道德的观念，只要他不表现出来，法律就不能也不应对其进行制约和调整。“公认的社会道德能否全部上升为法律，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同行为的联系程度，且这种程度应达到一定的法律要求。”②也就是说，与行为相联系的且应该上升为法律的那部分道德要求应确定为法律，而与人的行为不发生联系和不应该上升为法律的，还应停留在道德领域，和法律保持相对距离，仍由道德规范进行调整。因此，社会道德规范能否转化为法律，一定要考察这种道德规范与人的行为相联系的程度。
四、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根本途径
（一）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重要性
有人认为，道德与法律属于不同的范畴，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就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还有人认为，道德靠教育，法律靠强制，两者不能混同。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从古至今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有三种观点：1.法律与道德不分，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这在古代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占主导地位。2.法律与道德截然不同，各有其调整对象与方法，不可混同。这是西方18、19世纪历史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看法。3.法律与道德互有差异又紧密结合，二者相互渗透，又各有分工。这是20世纪以来西方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法律不能规范人的道德观念，但可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在当代西方，道德越来越民法化。在当代东方，道德或民法化，或刑法化(如新加坡)。因此，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说，今天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法理学观点认为，法律除了强制功能外，还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不能只看到法的强制能，而看不到法的其他功能。为此，要充分认识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性，把法制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吸收借鉴我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合理的优秀的成分
我国古代社会将道德中的“忠君”、“孝悌”、“贞节”等道德规范直接引入法律条款并加以推行。《秦律》和《汉律》都将不孝看作违法犯罪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我国历史上最严密的封建法典《唐律》，推行“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唐律》的主要内容是把儒家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的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即所谓的“纳礼入律”。《唐律》中将十种罪大恶极的违法行为规定为不赦之罪，其中包括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等。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德刑观体现了道德法律化的基本精神，对后世影响较大。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事务、公共角色、公众行为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弗旧事矣夫”，孔子这里讲的“礼”就属社会公德的范畴。虽然古代的道德法律化服务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很难培养出具有平等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但它在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法促德”的做法对现在进行道德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三）通过完善立法推动思想道德建设法制化
立法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实现: 1.立法将一定的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法规，即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法规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这是道德法律化立法确立的直接模式。2.立法规定法律主体必须遵守一般的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公德)的原则，使一般的道德规则具有某种法律属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则。3.立法规定准用性道德规范，使其成为立法的有效补充。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经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禁止杀人、强奸、抢劫以及人体伤害，调整两性关系；制止在合同契约的缔结与履行过程中欺诈与失信等等，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③因此，如果不制定或制定不出符合我国国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思想道德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为此，要借鉴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大立法力度，把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推进我国的道德建设。社会公德的规范化是道德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上海倡导并施行的“七不”(不随地吐痰，不乱窜马路，不乱扔垃圾，不讲粗话脏话，不破坏绿化，不损坏公物，不在公共场所吸烟)规范，从道德立法方向发展，就是不仅为其寻找法律依据，而且把各种规范提升为具有某种法律约束的规则，并严格执法，逐渐使人们养成习惯，成为自觉的行动。笔者认为，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德方面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德立法体系包括公德“法典”以及相应配套的公德条例、公德立法执法以及相应的管理机构等。不断完善公民基本行为规范的立法；奖励公民见义勇为的社会保障条例；惩治某种场合下见危不救行为的条例；维护诸如广场、火（汽）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良好秩序的条例；公益劳动条例，即对于那些违背社会公德的人给予一定的劳役处罚。在维护职业道德方面，制定《医护人员法》、《演员法》等为社会关注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法律；还可以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道德准则，充实官德规范体系，制定《从政道德法》或《从政道德规范条例》，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律法规，促进官德建设。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第一，有的放矢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没有法律的褒善抑恶机制，就难以形成扬善惩恶、扶正祛邪的良好社会风气。法治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伸张社会正义的最有力的手段。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公民法律知识薄弱环节和公民所关注的法律焦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今日思想道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二，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利用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强制性来保证思想道德建设目标的实现。通过加大执法力度，以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通过严格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以提升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通过各级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议，以保障各级政府对思想道德建设的投入。通过适度扩大执法主体队伍，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人员保障。
（五）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相关机制
建立健全思想道德建设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制裁和打击危害社会的不道德行，历来是党和国家治理社会的方针和措施。
其一，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这套工作机制应该遵循这样一个程序：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决策由党来决定。党决定之后，人大则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并交由政府来实施。实施中，人大应予以严格监督。这套机制可概括为：党领导、人大主导、政府倡导和群众参与。有人设计，有人立法，有人执法，有人监督，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二，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当前，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要贯彻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通过制定行规、公约，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这就要发挥各行业协会的作用，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同行公约(行规)。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社区公约，乡规民约。还可以在大、中、小学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和社会志愿者中，组织一支宣传队伍，利用节假日或每年的法制宣传日上街宣传法律法规和公民行为守则。
『玖』 美国1978年颁布的什么规定“个人利益与其担任的公职不能发生冲突
禁止兼职和从事副业性活动的原则。美国 1978 年颁布的《从政道德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如规定“个人利益与其担任的公职不能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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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从政道德法》，规定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办公室制定法律文件的授权在一定时间后废止。此后，国会分别在1983年、1988年、1994年、1999年和2006年五次修订和重新颁布《政府道德办公室再授权法案》，给政府道德办公室再次授权。这就是典型的“日落法”，它给政府的立法权限上了一道锁，如果政府到期之后还要行使立法权，只能由国会“开锁”。
2、西方国家之所以有的采取相容原则，有的采取不相容原则，主要是由政府体制决定的。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实行不相容原则;实行内阁制政府的国家，绝大多数则实行相容原则，即政府成员必须是议员。
美国和日本的法律都规定了现役军人不得担任政府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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