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结构立法分配正义

① 法制的法律的思想

一、正义论与人治论
（一）正义之国与人的类型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两部分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根源，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摹本世界，则是有形的，虚假的，变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于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便分别具有了金、银、铜铁的三种不同的性质，人也就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品质：金→哲学家→智慧银→勇士→勇敢铜铁→生产劳动者→节制然而，节制的品质不仅应当为生产劳动者所拥有，也应当成为所有三种人的品质，因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和谐协调，只有当人们各尽其职、各守其位时，国家才可能产生“正义”的品德，成为正义之国。当个人的三种品质（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中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这意味着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一种道德正义。
（二）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三）哲学王与人治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统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法律远不如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因为：(1)哲学家所掌握的是一种真理，它比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强者之所好”，而现实中的法律并不必然体现正义，而恶法并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学家的知识可以随机应变；(4)一切社会都需要和谐，而这只有哲学家通过智慧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二、法制论：立法与守法思想
（一）立法过程论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清刷”的过程，即必须对原来的旧制度和人们的品质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时，先应当确定宪法大纲，然后是制定法律和规章。柏拉图重视成文法，而认为习惯是来源于普通人的习俗。
（二）立法原则论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并应依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依据。就立法的重点而言，着重于培养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论柏拉图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国家形成于契约。而契约的核心就是对法律的遵守，这就意味着，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国家的本性的。[1]柏拉图认为，对于有意志的公民来讲，法律的统治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善愿望。他认为：“如果法律能完全导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应该执行。”对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导他们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须拥有权威，国家官员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所谓良法须由良吏来执。
三、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要评价第一，法治主义思想是西方法律传统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对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罗马法的重要思想基础；第二，概括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这就是，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统治。第三，关于“混合政体”的研究以及“分权原则”的论述，被学者誉为三权分立的原型。第四，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开创了后世以集体为单位研究国家、法律学说的先河，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个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四、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母亲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的后代。由于出身高贵，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受教于苏格拉底，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愿望。后流亡国外，40岁后回雅典并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学园中，柏拉图一边讲学，培养人才；一边著述，宣讲其哲学和政治哲学，前后达41年之久。该学园在历史上延续了900年，是全希腊文化知识的中心。柏拉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后共著对话25篇。有关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成于壮年）、《政治家篇》（成于中晚年）、《法律篇》（绝笔）。一般说来，《理想国》代表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则是面对现实所写成的有关法治的著作。 一、法律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涵与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两种——“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义论的延伸：平等与中庸1.平等。一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2.中庸。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亚氏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分为极富者（常逞强放肆以致犯罪）、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和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阶级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产阶级最适宜担任统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二、法律的定义、作用、分类
（一）关于法律的定义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又是一个合同式的契约。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变性，法律允许变革，当然这个变革需要慎重；(3)必须遵守性。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它。
（二）关于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于为了城邦的“善业”，为了“善德”，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进人类的道德。
（三）关于法律的分类1.自然法与制定法。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则，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实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制定法；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实际上也就是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治理形式，规定统治者的人数及产生的办法，规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3.良法与恶法。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凡是在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恶法；4.成文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即希腊城邦中长期存在的习俗或称礼仪。
三、法治主义理论
（一）法治的涵义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二）法治的具体体现1.立法方面：亚氏强调立法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情况；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三）法治的优越性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四）法治缺陷的弥补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四、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点第一，与柏拉图一样，均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第二，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第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考察现实，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即通过分析、比较，然后得出结论。所以有人称，柏拉图给予后人以更多的激情与理想，而亚氏则留下较成熟的体系与逻辑；[1]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作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网络全书式的大思想家，曾师从柏拉图。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研究158个国家城邦政治制度的总结之一），此外，《伦理学》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资料。国内苗力田教授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有十卷之多。综上所述，某些人过分强调“人”在其中的作用，纯粹是在混淆概念。我们探讨人治与法制的区别，是说二者最根本区别在于实际运作的客观载体依据不同。而不是在探讨事件的运作主体是什么。法制之所以强于人治，正是因为法制的内涵是，以容易验证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以透明的程序为载体。以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为制约。还有人说，如果“领导”不允许---即不是人治的话，法制何来？这就是更深一层的问题了，是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的不同“行为结果”。专制体制下，“领导”是“主人”。民主体制下，“领导”是“仆人”。也就是说，要探讨这个问题，就要先划定一个论域：专制体制还是民主体制。但我们常用的是“民主体制”，而别有用心者或逻辑混乱者，却是在有意无意的混淆这两个论域。

② 如何理解分配正义

社会正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分配正义，穆勒在《功利主义》中写道：“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应当绝对平等地获得这种平等待遇的人。这就是社会的和分配的正义所具有的最高的抽象标准；应当使所有的社会制度以及所有有道德的公民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聚合在一起，以达致这一标准。”[1]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人们都使用分配正义来代替社会正义，以致分配正义历来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课题。按照罗默的看法，分配正义理论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都谈论过这个问题。[2]例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如果在孤立的交换中出现有关具体利益分配的争执，适当的分配份额将必须由行政当局决定，行政当局要考虑普遍公平的规则和国家的福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优良政体的制度安排应该围绕正义展开，公平正义应是优良政体的核心原则。而且，为了给优良政体的公平正义作出准确的界定，亚里士多德又区分了两种正义的类型：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其中，分配正义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地位、财产、能力或者贡献等因素给予不同的待遇，而矫正正义则是指无差别地给予一切人以均等的对待。当然，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分配正义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在古希腊时代，由于还没有关于支配财富分配的理性分配的观念，学者们研究人的行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人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经济问题常常与哲学伦理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柏拉图认为价格应该与商品自身的价值属性是一致的，他说：“一个人从事某项劳作，法律对他的忠告同对卖者的忠告是一样的，即他不要试图抬高价格，而只问价值；这条法律对契约双方都是有效的，因为工匠无疑知道他的劳作的价值”。[3]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区分了自愿的和非自愿的交易，认为在自愿交易情况下，交易往往是公平的，而公正的定价原则就是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特别是将两个极端之间的平均看成是最好的伦理和行为之间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谴责“以钱生钱”的高利贷。显然，古希腊的公平价格思想在西方一直影响了上千年，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都不区分伦理和经济，并用伦理来解释经济。同时，公平价格思想也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到了中世纪早期，由于市场是分散的，市场价格主要是一种因袭的价格，因而缺少讨价还价的余地；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也没有稳定的联系，结果，时常遭遇的歉收或运输中断往往就促使商人高抬价格。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当时的封建主迫切希望教会来规定各种商品的价格，因此，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正当价格”的观念以及借鉴了奥古斯丁的“公正价格”的术语，认为贵卖和贱买都是非正义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奎那也考虑了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认为公平价格并没有一个准确点，而是由某种估计来决定，它根据不同的地点、时间、风险、运费、劳动以及物质成本来决定；同时，在封建等级制度下，价格的制定要考虑各个等级的利益，只有当人们的收入与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居的地位相符时，才是公平的，否则就犯了贪婪的罪恶。当时制定的公平价格的标准：小生产者的商品价格，按劳动耗费量计算，以卖者不受到损失为限；商人贩卖的商品，则把商业利润作为价格附加额；封建诸侯在他自己的市场出卖商品，则按等级加上不同的生活费。所以，粟本慎一郎指出，最初的等价是由传承与权威来决定的。[4]然而，现代社会却强调，任何个体在交换中的社会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交换主体，从而不能存在地位等级上的价格差异。进一步地，现代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下的生产都是在边际贡献等于边际成本处生产，因而产品分配的结果符合应得权利的正义和效率原则；同时，市场经济下的交换都是在需求等于供给处交换，因而产品交换的结果符合帕累托的正义和效率原则。正因如此，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市场经济下的初始分配和自由交换的收入都是正义，市场原则也就等同于正义原则。问题是，果真如此吗？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承认，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和交换结果都取决于供求关系，而供求关系本身又受社会认知、文化价值、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势力和社会地位等的影响，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影响供求关系，从而也就会影响分配或交换均衡。显然，从这个角度上说，市场经济中的收入不是取决于贡献或应得的常量，而是取决于社会性因素的变量；进一步地，如果法律制度是不完全的、市场机制是不健全的，那么市场经济下的所得也就是不正义的。因此，现实收入根本上是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决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往往又是社会力量博弈的产物，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对比，从而往往有利于强势者。一者，市场体制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市场交换机制也主要是由那些拥有更大权力的群体制定；显然，在劳资力量悬殊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而双向的劳资谈判所实现的收入分配均衡必然不是公正的，会产生远远有利于雇主的利益分配。[5]二者，一个社会的力量结构越不平均，收入分配的决策权就越集中，实际的收入分配也就越不平等；显然，在现代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往往拥有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决策权力，从而在收入分配中也就占有巨大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拉大实际上就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公正性。正因如此，要保障初始分配收入的正义性，就要保障分配规则的合理性，而这又要从改变社会力量结构尤其是壮大弱势者力量方面入手。当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收入分配机制上还是存在差异的：民营企业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而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还涉及到社会大众的利益。

③ 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1、通过民主科学立法把公平正义的道德诉求法律化

立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和法定程序，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分配权利与义务、明确权力与责任等实体性利益安排，通过立法规定相关程序、制定行为规则、划定行为界限、明确行为方式等等，实现通过立法分配正义的目的。

2、通过实施法律实现公平正义

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从以立法为中心转向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全面有效实施法律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工作。

实施法律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环节，是实现立法公平正义宗旨和目的的具体体现，重点应当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自觉守法实现公平正义。

(3)法制结构立法分配正义扩展阅读：

法治社会追求的公正是一种相对的公正、程序的公正、规则的公正。法治社会主张事实的公正、结果的公正，但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实现这种公正；

法治社会追求权利的公正、机会的公正、规则的公正、过程的公正、程序的公正，只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切实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行、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做到良法善治和保障人权，就一定能够实现权利、机会、规则、过程和程序的公正。

法治社会追求的公正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法律依据并能够得到法律程序保障救济的公正。在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应当抽象地主张公正，不应当脱离法律规则去追求公正，更不应当以破坏法治秩序的方式或者损害他人权利的方式去寻求公正的实现。

④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实现正义主要有两种方式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平常的词汇，正义是一种象征和理想。正义，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指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从法律角度上讲，正义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正义，既正义的法制和合法性。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法律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即适用法律一律平等。
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
第一，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导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且具体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关于基本权利的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的执行通常是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进行的，因为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人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和人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国家权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的问题，成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当分配正义原则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的时候，校正的或诉讼的正义就开始起作用。这就会引起惩罚与补偿的问题。
第二，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一个方面。以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上的惩罚之基本目的不外乎报应与预防两方面。报应，也就是通过惩罚罪恶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犯罪，一般来说不仅是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是违反正义观念的邪恶行为。因此，出于正义的要求，对邪恶行为要作出否定评价，对于善意行为应该给予褒扬。这是基于道义要求所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应有内涵。在关于惩罚的理论中，包含三个基本问题，即惩罚的理由、惩罚的对象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惩罚。这些问题都表明惩罚具有伸张正义的作用。
第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如果说惩罚罪恶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则是功利的正义要求。法律在平均正义方面除了对罪恶予以惩罚外，还在合同、侵权方面表现为试图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种补偿通常只以损失大小为标准，而不考虑或过多考虑侵害者有无过错、其错误程度与赔偿额有无必然联系、赔偿费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赔偿由国家支付）。以赔偿为主的补偿性责任主要是恢复分配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⑤ 试述法律与正义的一般关系

这个要区分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分析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认为恶法非法，即正义的法才是真正意义的上的法
分析法学派认为恶法亦法，即法律与正义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⑥ 分配正义的准则为什么不能成为分配正义的原则

各种分配正义原则大都可以归约为差异性正义与同一性正义这两大基本原则。差异性与同一性是相互依存、交互竞长、相互规约地存在和发展的，相应的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交互竞秀、互相制约的张力关系。

所谓同一性原则或同一性分配正义原则，则关注人们因某些被认可的同一而得到相同的对待。尽管差异性原则与同一性原则的差异很大，前者据于人及其活动的差异性，后者据于人及其活动的同一性，但是作为分配正义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

(6)法制结构立法分配正义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一是所有制分配形式和按公权力分配两大分配格局。也即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二是不同社会人和社会利益集团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

三是分配方式。其中，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可划分为：按劳分配、按公权力分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分配方式。

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有制”的政府、企业和家庭等的组织体，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等之间是平等互助、和谐共存共处、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按劳分配和按公权力分配”主导和统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分配，“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

⑦ 社会法学派的分配正义的案例

、社会法学派的主要观点

社会法学派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引进到法学领域，在社会中研究法律，并通过法律研究社会，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真正有效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立法中的秩序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

其二，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并非一定由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所制定和实施，在没有国家的时候和地方也存在着法律。

其三，法律绝非仅仅是规则的体系，而是由规则、原则、政策多种复杂的要素构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单纯的一种规则。

其四，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体系，还是一项过程和事业。

社会法学派的观点，&127;表明了他们坚持在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以法的实际运作为对象，目的是揭示法产生于社会之中，消解彼此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而且，他们把法律置于整个社会之中，分析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诸因素对于法及其运作的作用和影响。应当说，法律社会学有助于对法的外延的理解，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⑧ 立法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异同

立法正义:
首先，就立法的基础而言，存在两个方面：立法的道德基础和理性基础。其次，就立法在整个法治系统中的价值定位与其实现正义价值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来讲，立法是整个法治系统的基础
分配正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分配正义涉及财富、荣誉、权利等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在该领域，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对待，即为正义。

⑨ 论述怎样理解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律与正义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正义对法律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

同时，法律也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法律运用国家强制性，保护社会主体的合法利益，通过裁决纠纷，惩治非正义的违法行为，以实现社会正义。

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

法律与正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以上所论述的只是对正义与法，法与正义的关系的简单理解。每个时代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因而，不同时代的立法者们对同一现象的理解也不同。

⑩ 什么是法制你是如何理解法制的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版各有不同。其一，广义权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