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荡然无存

Ⅰ 行尸走肉是僵尸剧吗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行尸走肉是一个僵尸剧，重口味小众剧。不过从第二季开始，我发现这部剧是探讨人性原罪的神剧。

本剧的大背景是僵尸疾病爆发之后的美国，整个国家所有系统陷入瘫痪，每个幸存的人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道德都荡然无存。道德在剧中成了每个人的包袱，因为这种世界，生存和道德本来就是冲突的。

Ⅱ 女人嫁豪门，嫁港台，嫁老外，笑贫不笑娼，说明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吗

我认为，这些都是网咯赋予给了我们无数的批判家（其中不乏无数想要哗众取宠的人），拿起标枪，含着性器官……，猛烈的对社会、对政府、对别人（其实这些别人也包括了自己，只是很不容易去勇敢的察觉而已），反复的攻击、攻击、再攻击……。
“道德沦丧”一词出于什么时期，暂不去考证，但也应该很久了吧，从这个词一问世，就从未间断的有人叫嚣着，“道德呀，你沦丧了哦。世风你也日下了。”果真如此的话，那把我们这个社会说成地狱，我想也会是对地狱的一种贬低。那又怎么会培养得出我们这些无数的，不但敢于，并且还可以直言不讳（通常都夹杂着生殖器）的优秀的批判家呢？
个别人的道德的确沦丧了，败坏了。但从古至今的看来，这样的世风就能算是在下行了吗？反而是一个叫“网”的和一个叫“民”的人，整天冒充着公民、老百姓，大喊着：“快出来看啊，我又骂着个人……”。“就是，就是……骂着了、骂着了”。无限的去夸大世风运行的方向。
我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反而影响到了我们的世风。（以上的这些纯属个人的观点。并且指定一些方面的人群，只是指其中一部分的人，不针对全部。如果有听着不舒服，请指出观点来，不要做一些空虚无谓的辩驳。

Ⅲ 孔子被称为什么圣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被弟子徒孙整理编成《论语》。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全国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
主要成就如下：
思想方面
①他提出“仁”的学说，“仁”包含一切美德。
②他主张“爱人”，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为政以德”。
③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④提出儒家学派的核心思维方法，行中庸之道
教育方面
①创办私学，广收门徒。
②“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③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
④它要求学生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

Ⅳ 现今社会，道德是否已经缺失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现今社会有几个能做到呢！ 我不知道在现今的社会是否有辆车就是很了不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车的人是否就可以很拽，是否就可以妄顾所有的仁义道德，像个地痞流氓似的贼喊抓贼的，自以为是。 天空会有阴霾的时候， 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谁又能预测你的下一秒会发生些什么呢。我不是一个凡事都会耿耿于怀的人，我也不是一个爱记仇的人，我自认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争执我只需一个真挚的道歉，那就一切都好。可惜世事总相违，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勇气保留那份仁义道德的底线，但我两个月内经历两次的有惊无险，却让我心有余悸。 明明就在人行道的斑马线站着等候车辆过去才过马路，有些人呢，竟然在总目睽睽之下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凶恶的说：“不要命了，小心我撞死你”。周围的人气愤的骂道，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礼让行人么，不要以为没有红绿灯你就以为自己开着车就是王了。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别的，那人在车上听着周遭的言论，狠狠瞪了一眼说：“不要在让我看见，小心我看你一次撞你一次”。周遭的人的说这人怎么怎么糟糕，有没有家教啊。 而我却不知这是怎么了嘛，我有没招谁惹谁，为什么要对着我说呢。我开始疑惑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吗。我仍记小时候那时明明是我走的太路中间，差点被车撞，车主还会向我道歉问：“有没有事，要不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没事，是我走太中间的，车主却很认真的说：这怎么行呢，也许你有错，但撞到人，我也有责任的，你以后走路也要小心点，记得没红绿灯的地方要靠右走知道吗”。儿时的那份感动 ，在此刻竟然荡然无存。我有点分不清那儿时的感动是真是假了。因为现实总是给予我太多残酷的打击了。 天空灰的像是想要把所有的不甘全给倒掉，狠狠的哭着。而我却心痛的难过在也找到可以哭泣的理由，身上痛远不及心上的痛来得深。不自觉的又想起前段时间那个因为一个停车的问题就活生生将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摔死的新闻，犯人只是被监禁入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良心上的谴责，但我却深知他们的所作所为给那个被害者的家人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 想到这些我的心便不寒而栗，我忍不住的抱住颤抖的自己。如果今天我不是幸运的有自行车给我挡住了一部分冲击，我是不是也会像那个婴儿一样死去，然后在家人心上刻上无尽的伤痛呢。我不敢去想象这一切，我害怕看见家人的泪水。 也许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又何况是人呢！忘了是谁说过：“可恨之人，不有可怜之处”。

Ⅳ 孔子被称为什么

孔子被称为什么
圣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排行老二故又称孔二.后世尊称：“孔夫子”、“文圣”、“圣人”等等.
从汉代开始,汉平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以后历代都有封号.如“文圣尼父”、“先师尼父”、“太师”、“隆道公”、“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等等.

Ⅵ 个人道德与职业道德如何取舍

我认为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都不能舍弃个人道德，能够让你这个人，变得更优秀，而职业道德能够让你在你职业道路上越走越宽

Ⅶ 小悦悦事件和《十七届六中全会》引发的关于道德问题。

① 广东佛山的小悦悦走了，此时此刻，我们心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亦不知道那十八个路人现在有一种怎样的心理感受，如果还有最起码的一点良心的话，就用你们的下半生赎罪吧！
小悦悦事件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也不能说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既然事件发生了，我以为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我爸是李刚到李双江之子打人，从对喊出救命的人讨价还价到广受关注的彭宇案，从曾经的范跑跑事件到后来的药家鑫杀人，整个社会被冷漠、无情所覆盖，社会的良知被一点点摧残，仅有的道德感顷刻间似乎荡然无存，这不得不让人发问：中国是怎么了？中国社会是怎么了？ 前段时间，中央某部门发言说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道德大滑坡，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当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慌忙的去掩饰还是去勇敢地去面对，去反思，这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思考，而不是在去说一些自欺欺人的话，试图去掩盖一些事实。鲁迅先生曾经讲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必须要认清的事实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如果说一个单独的事件发生的话，那是个案，可以特殊对待，而当一系列的事情向我们无情地袭来时，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就事论事了，而应该从宏观的层面去理性的看待，认真地分析，追本溯源，用“中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些“西药”，治标不治本。其实，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个时代人们的整体面貌的集中体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把所有的这些事件串联起来，把这一个个个体连成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把握，真正地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好问题。据环球网的调查，面对小悦悦事件，会有86%的人愿意出手相救，有14%的人袖手旁观，这还只是个调查，现实中，由于种种的不安与担心，这个数字的准确性也还值得怀疑，毕竟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十八个路人若无其事地走了，而只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去救人了，十八比一，多么令人震惊的比例，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再大的愤怒也挽救不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了，她就那么的走了，那么的不甘心。
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的确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绩，但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些年走的道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有的甚至已经是沦丧，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办得到的，在这里，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少年来，我们只谈GDP，而漠视了人活着的尊严，忽视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精神文明的引导，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所精心构建出来的价值体系在一点点打破，也完全没有把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放在心上，致使社会整体道德一步步下滑，道德文化领域一片空白，人们的有价值有尊严的精神生活更是天方夜谭，面对这一切，我们怎能不痛心？
近日，有部分人提出，从法律上来对见死不救者予以惩罚，暂且不论这个观点的可行性，就单从这个角度来想下，我们就该多么的难过。一个本该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一个本该是最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如今要通过法律层面来约束，可见，我们的道德已经下沉到什么地步了。试想一下，如果事事都以法律来约束的话，那么以后什么才是道德呢？毕竟道德，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我想，即使盛行丛林法则的动物界，当它们看到自己的同伴受伤时，也会出手相救吧,更何况我们是有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民反思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还要沦落到什么地步？难道这个世界就只剩下物质这一块了吗？
三十年来，我们是无限地鼓励个人主义，任个人私欲无限膨胀，以至于各种丑恶现象全部暴露出来。我们一点点地离开了原来所一直坚持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步步地跟着西方的脚步，把个人主义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任心灵的肮脏之地肆意蔓延，毫不掩盖，不知羞耻，反以为荣，我们已经可怜可悲到了动物界的边缘，剩下的我们就是披了一张皮的动物，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个性张扬，自由民主。唯今之计，我们要挽救曾经一起构建的集体主义，重建精神文明高地，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将传统美德继承下去，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统一，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努力做好道德重建的各项工作。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不是看你的GDP是多少，而是整个文明的全面发展，不是看所谓的花花世界，而是全民综合素质的显著提高，不是吹嘘的面子工程，而是心灵的纯洁高尚。
当前，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舆论的导向作用，在把部分媒体推向市场的同时，必须牢牢抓住宣传部门的主管作用，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香花和杂草同时存在，甚至允许一本分毒草存在，但必须在可控范围之内，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方向，绝不能让西方腐朽思想继续侵蚀我们的心灵，绝不能允许道德高地和文化高地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步步占领，绝不能让邪恶毒瘤在中国生根泛滥。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犹豫地坚持集体主义原则，稳住阵脚，从容应对各种个人主义，努力做到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充分协调起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毫不动摇，紧紧抓住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一系列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坚决取缔低俗、丑陋的垃圾文化活动。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要在全社会确立一个惩恶扬善的机制。号召全国人民向一系列先进模范学习，继续把雷锋精神发扬下去，把好人好事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上进行表彰示范，对于侵害集体利益的人，对于一些被动消极的人，对于一些见死不救的人，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从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社会到道德水平进行引导。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的广泛参与，用道德的准绳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正像一首歌所唱的“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Ⅷ 为什么 现在人为了利益而忽略道德呢

中国人为什么变得缺少道德了？
中国一向自认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究竟怎么样呢？自[url=]改革开放[/url]以来，随着时间推移，国人渐渐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时间来，各种传播媒介，针对各种个案讨论道德，具体地说是在讨论道德底线。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url=]中国[/url]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二、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三、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时期：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四、应回归道德[url=]传统[/url]：现在中国的道德肯定应该回归中国的传统，不提升道德观念不行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我们宁愿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事实上是，为什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呢，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是站不脚的。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众所周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url=]发展[/url]了几百年，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经济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典故：据说，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呢，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由于思想理论界对《道德情操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据笔者考证，中国最早《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96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因为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url=]人类[/url]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我国研究亚当·斯密学说的专家李非教授，曾将斯密的市场道德理论称为“道德人假设”，其要点列举如下：
1、利己心是[url=]人类[/url]的本能，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
2、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
3、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url=]自然[/url]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
4、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5、从长期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将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成为有德之国。这是因为市场社会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无形之手的伦理学涵义正在于此。
1831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url=]民主[/url]》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url=]商业[/url]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但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长期以来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了解甚少，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商业道德哲学能否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新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尚是个未知数。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虚伪性，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原有的任何一种道德哲学也无法解释商业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的论点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url=]时代[/url]，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商业道德伦理而种下的恶果。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如果取消了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则商人阶层亦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从封建遗制看，诸如限制劳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法律（居住法、学徒法等等）皆妨碍人们的勤勉、正直。诸多封建性特权（如长子继承法、永久所有权等）皆妨害人之本能—节俭。显然这样的制度一旦废除，则依人之本性，自然会勤奋工作，节俭为生。
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从这一点上来看，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而这些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准也不尽人意。可见，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作者并不主张完全模仿西方的东西，特别在国人最重视和引以自豪的伦理道德方面，如果传统的道德理论能够解决现有道德危机问题，则无需画蛇添足地学习西方。理论无国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几百年，除了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尚没有任何其它理论能够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不实行拿来主义，借鉴经过西方社会几百年检验的商业道德哲学，中国很难避免国民“缺德”和“文明古国”世风日下的道德尴尬。
用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看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物质富裕与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并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就可以双丰收，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理想社会也就会早一点到来。
唉~~~~~~~道德啊~~~~~~~~

Ⅸ 如今的世界 人们没有了伦理道德的约束 ，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荡然无存。 请问，人们还会越来越好吗

反克隆人”究竟反对的是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反对克隆人，实际上并不是去反对那个虚拟的、名词意义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动词意义上反对以人为实验对象的技术操作，继而反对从事这种实验的研究者。虽然我们无法确认所有与克隆人相关的新闻报道是否完全属实，但我们应该相信，与克隆人相关的技术实践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着。

反对理由:
1．克隆人研究的风险性
目前的动物体细胞克隆技术存在着难以预测和消除的技术风险，这已经成为人们在伦理学层面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科学依据。
克隆人将存在着较多的风险性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公众，始终都是从动物克隆技术发展的现况来类比克隆人研究的发展前景，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逻辑基础。也即是，目前的动物克隆实验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克隆技术还很不成熟。在动物克隆实验中出现的高失败率、高风险、使用了大量的重组卵细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发生排斥现象等问题，将会出现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仅仅通过某项动物克隆的成功个案来判断克隆技术的普遍可行性是错误的，至少是不严谨的。科学家认为，要将动物（如绵羊）克隆实验得出的技术经验，应用到人类个体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这种不成熟的技术“硬要”作用于人体时，克隆人的过程将充满各式各样的危险。例如，英国胚胎学家威尔莫特认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诺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实验将会有同样高的失败率，正如试图进行动物克隆时那样。并且，现在或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可行的技术方法去检查动物胚胎所有基因组的发育状态。因而，人们无法保证最后植入子宫内的胚胎是否能够发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儿或使代孕母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在上海召开的2002年国际人类基因组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来反对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国科学家，因为专家们最清楚，目前的技术离克隆人还远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经历了277头克隆羊实验失败的波折，怪胎、畸形层出不穷，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时重演，谁来为277条生命的夭折负责？还有，克隆动物被发现存在早衰现象，尚无法解释。不顾这一切而匆忙进行克隆人，很可能酿成大错。从陈竺院士的言论来看，他也是以动物克隆的情况来类比未来克隆人的情况。中外科学家反复以“多莉”羊的情况来观照克隆技术的发展，这说明在此领域中没有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说明问题的实质和技术风险的大小。

2．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
对于来自社会的对克隆人行为在伦理层面的指责，科学界不可能无动于衷。受此影响的科学家就发表了类似观点，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恩里克•阿科尔西在2001年8月8日发表声明指出，把克隆技术用于人类自己“有悖于人类价值、伦理和道德原则”。他代表世界医学协会坚决反对克隆人实验计划。〔5〕从另外一个角度，威尔莫特对媒体说：“试想我的妻子与我和一个复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会产生一个极不寻常的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中的每个人，尤其那个复制的‘我’都将十分尴尬。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克隆人。”〔6〕
当然，科学家不是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不可能从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层面对克隆人问题展开系统的、溯根求源式的学理分析。但是，他们作为现实的社会成员，他们在“克隆人”问题上就必然有着与其他社会成员相似的感觉。这样，科学界从社会伦理层面来反对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为违背了科学道德
（1）科学道德与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职责
道德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阶段，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们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为医师团体的职业誓约书就要求从业者：应尽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医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医疗行为，并坚守品性与道德规范。那么，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样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强大，对社会的渗透越来越广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比以前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为科学而科学”、“科学不考虑效用或利益” 等说法已经不合时宜，科技工作者必须对“应该追求何种知识”、“所追求的知识应置于何种地位”以及“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等一系列问题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这些问题早就引起科学界的重视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创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科学研究的自由永远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应对这种创新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要关心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这既是现代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一种强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的一项历史使命。其实，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两大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报道与克隆技术研究有关的科学论文外，还连续发表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不要克隆人”、“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样”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今天，关心人类前途的科学家应该关注与克隆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保证克隆知识和技术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伤害人类社会。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学家J. D. 沃森所说：“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地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学界已经形成如下一个规范：当一项技术在社会上有争议时，科技工作者要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来评价这项技术。还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要更多地考虑选题的社会价值，而不能仅仅在某种好奇心或兴趣的作用下随心所欲地从事研究，更不能从事旨在“哗众取宠”或“怪异”的研究目标，如为了“复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进行“人畜细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尔莫特强调指出，自从进行动物克隆试验之后，他从未考虑过进行克隆人试验，克隆人试验不仅会使被试验者冒着很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实验结果没有什么科学意义，不管从伦理道德上还是从医学上讲，都没有理由这样做。〔10〕
（2）盲目进行生物学实验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经常谈及的一个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相关的生物技术研究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教授人工构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学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带有重组分子的细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会在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议，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组研究。他还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学家发出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适当的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扩增实验。这些讨论导致美国政府在1976年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应用进行严格管制。后续的科学实践证明，伯格等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危险性估计过高。只要人们在研究和实验过程中严加控制，妥善管理，认真对待，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些潜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国政府在1979年就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11〕这种涉及生物技术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自觉体现，也开创了一种应对新技术未知风险的合理程序。为避免新技术可能引起的祸害，应该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以暂时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确切了解的实验。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选择科研课题的主张，既是一种科学选择，更是一种道德选择。
不少科学家认为，为了某种正当目的而进行生物学实验是没有过错的，但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只要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安全性还不确定，只要人们还未充分探讨与克隆人体相关的道德问题以及不育夫妇是否还能够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和“风险”的情况下，而执意去从事这类技术活动，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3）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不符
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关报道呢？很多科学家批评说，安蒂诺里等人的研究，不仅无视目前动物克隆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风险，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没有解释其所用的具体技术是什么，以供科学界评议。安蒂诺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宣布，这与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不相符的，却给人以“作秀”的感觉。美国《医学伦理通报》的编辑理查德•尼科尔森说：“我认为安蒂诺里从来没有考虑过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赢得个人的声望，是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进行这项极有争议的实验的。”〔12〕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安蒂诺里等人对有关消息是否属实给予切实的澄清。
事实上，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纽约一家医疗中心生殖内分泌学主任马克•索尔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13〕对于最近的“克隆人”新闻而言，身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布瓦瑟利耶却没有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学术背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与克隆技术相关的研究论文。此种情况下，她又该如何开展克隆人研究呢？试问，他们发布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们赞同我国知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过的一席话：“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15〕科学研究不应只是一种外表非常热闹的事业，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独和宁静。
（4）反对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动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关克隆人的商业化企图和潜在的巨额利润空间。目前，我们不排除那些从事克隆人实验者试图从中谋利的可能。正如世界医学协会主席阿科尔西针对安蒂诺里宣称的克隆人计划所指，现在世界上准备实验的克隆人计划涉及到许多“经济利益”，这些计划企图将克隆技术变成“大笔交易”，通过实验追求“简单的商品成果”。因此，对于打算以违背科学道德的克隆人行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则应该予以坚决反对。

因为再好的科隆技术也会有可能失败，这也是科学研究者公认的。而进行科隆人的技术就是对这种失败可能性的放任，如果失败了，就是对科隆人的伤害，而科学研究者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要负刑事责任。

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的科学家理查德·费恩曼说过，科学是一把能够打开天堂的钥匙，但是它同样也会将地狱打开。
主要观点：克隆人具有自然人的法律主体资格 克隆人给社会带来法律主体上的混乱 克隆人研究行为是违法行为 克隆人研究者涉嫌故意杀人及伤害罪 克隆人的受监护权被抚养权得不到保护 克隆人的生命健康权和人格权结婚权得不到保护 克隆人研究是对于进一步犯罪的引诱 克隆人的研究违背人类不变的伦理道德并且也是人类的陷阱

最近世界上一邪教组织头目甩出一个令世人惊讶的消息，公开宣称他们已经制造出了克隆人。此外2001年5月30日《南方周末》报科学版登载了一篇关于克隆人的文章，文中表达了我国的某些科学界人士支持克隆人的言论，近一年来，克隆人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在众说纷纭的时候，我想由于知识所限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们并不了解克隆人的产生在法律方面存在着什么顽疾。时到今日，长期沉积在我思索之中关于克隆人的看法，一刻也不能沉默。我想如果不以法律的名义向克隆人说不，也许好多人还会对克隆人报有迷茫、幼稚甚至无知的幻想，成为别有用心的科学狂人的被欺骗对象。就象《指环王》中魔鬼就要复活一样，当恐怖即将袭来时，村民们却在忘怀地喧闹和狂欢。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从法律角度看，支持克隆人研究就是一个走向危险的方向，法律反对克隆人！
本文所述是从法律角度剖析克隆人研究行为的违法性、犯罪性，以及克隆人如果出现的话，其主体性质、民事法律地位是如何的状态。由于学识浅薄，未免有疏漏不足之处，但我希望以此来唤醒那些为克隆人研究摇旗呐喊的“无知”知识分子的灵魂，望广大法律界同行为此深思，为此与我共同做出抵制克隆人研究的有益努力。

克隆人是人不是物
人们愿意乐观的看待克隆人研究，很大的因素是因为有些人会把克隆人研究的基因提取对象，以及把制造产生的个体当成物的客体或是说无人权的实验体。当每一个从事克隆人研究的人对克隆人主体性质的认识轻松略过不加理会时，这种项目的研究就会显得如同在动物身上研究鼠疫疫苗一样积极。克隆人是不是人呢？我想克隆人当然是人。因为，克隆人研究只是突破了人类有性繁殖的传统，使用了无性繁殖的手段，这种研究本身是攻克无形繁殖这一手段，其目的就是创造出与人一样有智能的生命，即使其胚胎生成方式不同，但克隆人生理机能完全与人无本质差异。因此无论从一般视角还是法律视角，克隆人就是人。我们知道，即使是一个没有知觉的植物人或神志不清的精神病人，他们都是自然人主体。人的主体资格权利能力不因是否具有完整的行为能力而受到限制或剥夺，人的自然权利、社会权利、法律权利都是平等的。基于这一点，所以说克隆人都应具有象自然人同样的公民权利。即他们应当有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有性不受侵犯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甚至应有选举权和结婚权等等。
也许会有极端者要说，克隆人不是人只是一个物种，就是幻想片中的机器人，就象美国片中的终结者一样。这种回答是极为残忍的，这会使人想起日本的七三一部队，他们不是把人称做是实验品吗。把人当作实验品，杀人不叫杀人而是叫做实验，这是魔鬼逻辑。如果这样，克隆人的命运与动物在人类手中的命运还会有什么区别？克隆人将因此没有生命权、健康权。克隆人会不经法律允许被擅夺生命。克隆人将成为一种基因产品被任意交易。试想，如果这样，人类社会岂不要倒退到比奴隶社会还要残忍的境界，全人类都会陷入残杀和掠夺，电影中的可怕世界也必然会成为现实。因为，没有人会区别出克隆人与自然人的不同。只要有一个你是克隆人的借口，其随之遭受的命运就可以和被宰杀的牲畜一样可怕。
克隆人给社会带来法律主体上的混乱
法律所调整的主体有真实主体和虚拟主体之分，虚拟主体有若干个如国家、国际组织、企业法人、政党等都是，而真实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然人或者说公民。在只有一个真实主体类型的世界中，错综复杂的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已经是层出不穷，试想如果出现了克隆人，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出现了另一个真实主体，两个真实主体类型的世界，世界必将导致更为混乱。

克隆人研究目的无益于人类
克隆人的研究不会带来人类价值上的进步。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身体条件、肤色、身材，培养人的价值在于如何教育。一个自然人如果在后天的社会教育上不成功那么他必然不会有很高的社会价值。既然决定人类命运的是道德和社会的教育，那么的克隆人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克隆人研究的逻辑矛盾
克隆人不能因其胚胎方式的不同而降低或否定他不具有人的法律地位。但这样就陷入一个矛盾，不把克隆人视为人是错误的，如果把克隆人视为人，那么在克隆人的研究中，在作为一个技术手段的进步过程中，研究者必然就要残害克隆人的生命，毫无疑问这就不是研究而是犯罪。
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会支持一项以杀人为主要代价的研究吗，更可怕的是这种研究的结果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犯罪和灾难，这就是一种让人类走向灭亡的技术进步！

克隆人研究违法
克隆人的过程对于克隆人的生命健康存在着情节严重的伤害行为，这是违背宪法、刑法精神的行为。就我国而言，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人类自然生产都在限制之列，为什么还要进行另一种人口生产的实验。何况，我国人口的自然繁衍生育能力很强，绝对没有必要通过克隆方式创造人口。因此，在我国克隆人的研究是违背《计划生育法》的做法。

克隆人研究过程的危害性
从动物克隆的实验来看，克隆物种的成活率很低。在多莉羊的克隆实验中，277个胚胎融合仅仅成活了多莉一个，成功率只有0.36%。许多有幸降生的克隆小牛，有很多很快死于心脏异常、尿毒症或呼吸困难。出生后的克隆动物部分个体表现出生理或免疫缺陷。血液的含氧量和生长因子的浓度低于正常；胸腺、脾、淋巴腺发育不正常等。
现在可以看出来，同正常生殖相比，通过克隆方式产生的生命大多存在着残疾、夭折。可以想象，在制造克隆人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残疾的人类，或是残疾的胚胎或是残疾的婴儿。这时，疯狂的科学家难道会承担起养育这些人类生命的责任吗，恐怕任何人也不会相信。

克隆人研究者的犯罪责任
科学家创造克隆人的行为具有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行为的犯罪特征。故意犯罪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行为结果的必然并积极追求。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上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克隆人的研究存在着致人死亡或残疾的可能性后果，并且几乎是一种必然性。行为人在主观明知的情况下从事这种研究，由于其行为必然或极可能导致克隆人生命致死甚至致残，因此，这就是一种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从主观心态和对后果的预见性上看，进行克隆人研究的科学家至少是具有犯罪间接故意的。杀人犯罪的方式有多种。比如有即时持刀毙人死命的犯罪，也有通过长期的药物毒害达到杀人目的的犯罪。对于一个正常生育下来的残疾儿来讲，这种人体上的残疾不可能被归咎于某个人的犯罪行为，因为，正常的生育出现残疾儿是无法预见的。但对于研究克隆人的科学家来讲，正是因为其明知并使用了一种特别的行为方式而导致了新生儿的死亡或伤残夭折，因此其应当承担相同于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

克隆人给民事法律关系带来混乱
一、克隆人没有监护人
自然人正常降生后，一般有父母作为合法的监护人。当其父母逃避监护和抚养责任时，这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受到民事责任的追究。作为克隆人，谁是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初的克隆技术基本是有性繁殖的继续，有精子供体和卵子供体，理论上是存在父母的。但现在提供体细胞核的克隆技术已经出现，无性生殖基本成熟。克隆人基本是体细胞核提供者的基因翻版，但提供体细胞核者有可能与其年龄相当的人，因此从伦理上应当做父亲的体细胞提供者在年龄和行为能力上也许并不可以。
实质上无论是那一种技术，克隆人几乎都是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也许他们的父母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研究者的一个“研究成果”。
克隆人还有另一种可能会是被某个母体代孕后降生的。克隆人的代孕母亲是否有义务成为其监护人，这也很难。因为代孕母亲所生的孩子也许与自己并无一点血缘关系，既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要求代孕者承担监护抚养义务。由于克隆技术已经到了单性繁殖的水平，因此，克隆人甚至享受不了非婚生子的待遇，降生之后就是一个彻底的孤儿。
让我们想象，一个从身体机能上存在缺陷的人，同时在社会地位上同样存在缺陷，这不是一种残忍吗。谁来看护他，谁来教育他，他又能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呢。也许，克隆人的生命还不如真正的动物幸运。动物和小鸟出生都有母亲来哺育，喂养，而克隆人从来到世界上就是一个牺牲品，实验品。相信，克隆人的感知力与人类是一致的，他们同样惧怕疼痛，惧怕孤独，惧怕流血，惧怕死亡；他们需要亲情，需要友情，需要爱情，但这一切他们又怎能得到呢。
由于没有监护人，代孕人与研究人之间完全可以是一种商业合同关系。生完了孩子，养育到一定时间，即可交“货”。这时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些生命，他们可能是为委托人生产下一代，或者是复制品；但他们也完全可以为他们自身的犯罪目的或委托人的犯罪目的而自由地处置这些人类。这所有的一切将因克隆人没有父母监护显得更为随便。
二、克隆人的人格权和荣誉权
人都是社会性的，作为克隆人同样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克隆儿的父母毫无疑问也想有一个自立于社会的孩子。可是，由于克隆人的特殊背景，他的健康无法保证。由于健康及免疫力的先天问题，克隆人容易患有传染病、精神病，这一切使他的健康自生来就受到侵害，而这种侵害完全也是人为的。由于有疾病，周围的普通人自然很难接受克隆人，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克隆人又怎能实现一个正常人的价值呢。研究出来的克隆人如果连普通人应该享有的幸福都没有，连普通人被社会认可的水平都达不到，这种研究又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的孩子难道不更是让父母担忧和痛苦吗？一个得不到社会认可的克隆人他的人格权、荣誉权又如何得到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