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为重

① 法治为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

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动态意义上的法制，即指立法、执法、守法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包版括法律宣传教育权在内。“依法办事”是法制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法制与资本主义法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可能而且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法制与法律秩序关系极为密切。法律秩序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必须以实行法制为前提，而法律秩序的建立则是实行法制的重要体现。

② 民主当以什么为重法治当以什么为念

民主以公平为重，法治以公正为念。

③ 什么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顾名思义，法治就是"法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

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 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 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 不是靠掌权者的威严甚至特权, 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法治"和"依法治国"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实际就是法治的另一种表述，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要全面认识法治的内涵，必须对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与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与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民主促进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而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法治通过规范政治行为、协调政治关系、解决政治问题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参与性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法治，对于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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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

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④ 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变革有哪些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大动荡，面对现实，以“法治”闻名的法家学派提出了回变法主张。三晋是法家学派的主要答发源地，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生或活动于三晋大地。

三晋中，最先实行变法的是魏国，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魏文侯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尊重贤士，并任用有管理能力的人管理国家，各级官员各尽其职，使生产得到了发展。

面对政治和经济方面不如意的地方，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实行以法治国。

⑤ 怎样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一、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1、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

“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3、回应社会期待。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二、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应从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1、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

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

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2、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

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3、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

“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4、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

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这样，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三、尽快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支撑。

1、对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关。

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建议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国家重大课题攻关。”

2、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

“从我国的情况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咨询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大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支持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给予支持，并建议把对政策咨询机构的支持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资助的重要方面。

⑥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本次两会社科界别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尽快出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划，在强调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人大监督作用、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以及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建设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回应社会期待，以现实的经济社会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此来凝聚全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正能量。
没有总体规划，推进就容易走样
迟福林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的战略性、历史性选择。
不过，迟福林认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和政府过去也做了很多，但不成系统，比较分散和碎片化，当前，社会方方面面对此有期待。迟福林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中央尽快制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具体的“总体规划”，难免会把好事办走样。
“建议尽快出台总体规划或总体设想。”迟福林说，提出这条建议，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
首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和迫切需求。迟福林表示，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确实到了关键点，未来3-5年，如果能够发挥总体规划的导向作用，对深化全面改革、对后10年、20年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次，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下一步的国家治理转型，重要的是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法治为先、法治为重、法治为大，逐步形成以法治国的新局面。”
还有一点是回应社会期待。迟福林表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让人民满意，国家治理得好不好，让人民说了算。
在国家治理方面，迟福林认为，经过60多年的摸索，已经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国家治理体系，比如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国家制度等。不过，由于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此，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因为各种因素影响，还有很多欠缺，“因此，出台这样一个总体规划，对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有重大影响。”
国家治理总体规划要研究四大问题
那么如何设计、出台一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总体规划？迟福林认为应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建设法制化的营商环境。迟福林说，从现在的情况看，需要采取两个措施：首先，针对现在资本外流、社会资本不稳定的现实矛盾和问题，建议尽快形成合法的私人财产权、投资收益严格保护的法制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其次，是市场监管的转型与改革，即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从各个方面看，我国已进入一个消费型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全社会的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将是一个大趋势。现在突出的矛盾是投资与消费不相适应、市场监管与消费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相适应。为什么监管机构越来越多，但监管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消费不安全问题很多，主要的问题是把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合为一体。所以，法治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赋予市场监管的法律地位，尽快将监管权从审批机构中分离出来，以提高监管的综合性、统一性、权威性。
二是加快以公开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革。迟福林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去地方化，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需要把经济的审判权归中央，建立中央巡回法院，民事、刑事案件仍归地方。“我认为，这样一些方面的司法体制改革现实的需求明显加大，条件逐步成熟，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看，社会治理转型确实到了临界点，未来的一个时期，这方面的矛盾问题会越来越突出。”迟福林说，未来必须以发展各类社区公益组织和推进社区自治为重点，加快社会治理创新，积极稳妥地推进官办社会组织的转型，使其在重要时候起到关键性作用。
四是加快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利益机构调整。而关于利益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关系。迟福林认为，橄榄形的利益结构和分配结构是我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并且是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35年多，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概在25%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不能提高到40%左右，无论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建设，恐怕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近些年，我们一再呼吁尽快出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国家规划以及调整相关的政策体制。提低很重要，提低的重要目的是使其部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现在重要的是收入分配、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等方面的改革要有大的突破。这样，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达到40%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即有6亿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这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尽快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
在迟福林看来，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需要系统的理论作支撑。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对国家重大课题的攻关。迟福林认为，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理论的攻关，也需要改革研究的攻关，“建议把它作为国家重大课题。这里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等。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并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改革研究的重大课题，应该组织力量进行国家重大课题攻关。”
二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经济社会咨询研究，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因此，迟福林建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大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的支持力度，对一些重要的咨询机构给予支持，并建议把对政策咨询机构的支持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资助的重要方面。

⑦ 法治的意义是什么

法治的意义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7)法治为重扩展阅读

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设推进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会成倍放大。

政法机关党领导下的执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国家权力，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⑧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什么

1、首先是中国特色，因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成果，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式，我们党选择依法治国，实际上代表我们要走一条法治的治国之路。各个国家在治国的理念上选择依法治国是理念的一种进步，但是具体方式应该结合各国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所以，我们国家要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2、第二个关键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整个依法治国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部署，实际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国家的科学立法，政府的依法执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强法律监督，这五大任务实际上在推进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次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要从问题入手，要从解决这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入手，使得依法治国更加深入。

3、第三个关键：依法治国重在治理公权力。就是要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它受约束，让它规范行使，让它受到监督。所以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重在治权。为了重在治权，我们既要强调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比如享有公权力的部门之间要互相的监督和制约。同时也要让老百姓的私权力对公权力形成制约和监督，治权应该是依法治国的根本。

4、最后一个关键体现为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负有法律监督职责，而且《宪法》对国家的检察机关也是这样定位的，它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对於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在推进依法治国的时候，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也是让依法治国之路更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

5、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创造，因为从过去重视以政治手段治理管理社会，到这次以法律手段管理社会是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转变。同时，他认为，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以法治来治理社会取得重要进展，因为中国历史上虽然也讲过依法治国，但是都是人治下的法治，现在讲全面的法治，这是历史的很大进步。

⑨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什么高度重视法治

法治建设水平和制度创设能力，是一个国家外树形象、内聚民力、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法治中国目标越是接近，党越要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对许多重大前沿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制度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针对依法治国的意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历史关口

当前，无论从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内形势看，我国依法治国进程都处在重大历史关口。

从国际进程看，文明国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离不开法治能力的彰显。当今世界上部分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大多与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关，给治国理政以警示。

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虽建国不足50年，但其凭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荷兰人口不过600万，但因创设“国际法”令世界尊重。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而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关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围的形成、法治环境的培育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我国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植制度优势和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中国强大不是要让人家害怕，而是要让人家尊重，所以必须有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国，中国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尤其是法治规则。一位资深外交人士认为，当前无论处理国际关系冲突，还是应对贸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国际上有影响的评价体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更为公平的评价体系，以摆脱在法制形象发布上受制于人的现实。

从现实挑战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面临共识难聚、诚信难立、权益难维等考验，执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综合受访专家和干部群众意见，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张文显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受访法律界人士说，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人民的期盼与需要

接受瞭望采访的专业人士，渴盼中国法治向前大步推进，在他们看来，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在于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保障人权。

李林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依然相信“权大于法”，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这对法治造成较大伤害;

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甚至信钱不信法等等，使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管住官员，切实解决公权腐败的问题，取信于民。

另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法治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进程中得到更多实惠。特别是通过法治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会将主题定为依法治国，是对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它有力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表明党中央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治国理念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封丽霞这样告诉瞭望。

⑩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什么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全面推进依法治专国，是解决党和国家属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