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政先立法

『壹』 为什么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1、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是党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执政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这预示着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一个新的体系将建立起来——— 法治体系。

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客观要求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适应经济发展的变革。

继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力点之一。

中国虽然以东方文明古国著称，但是封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人治的观念在治政的过程中总是挥之不去，民众的法治观念也比较淡薄，致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几经波折。这就意味着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将会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

3、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意味着中国三十年就走过了许多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过程——— 法治建设的重点也从“有法可依”转向如何真正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法治发展的主要方向将从形成“法律体系”向形成“法治体系”转变。

所谓“法治体系”就是包括民主、人权、宪政等价值评价标准在内的制度运行过程。“法治体系”排在第一位的是执政党的依法执政，然后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社会共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体系”的追求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义在于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提升公共决策绩效、建设和谐社会、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1)理政先立法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第一，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贰』 我国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是怎样的

行政立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 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废止具有法律效力的 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行政立法程序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立法权过程中所应遵 循的方式、步骤、时限等的总称，而行政立法过程就是该 程序的展开。
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基本上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行政立法准备阶段。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行政立法 预测。第二，立法规划。第三，立法决策。在前两项工作基础上，由相关立法主体 决定立法项目。
（二）草案的拟定与预告。行政主体在决定进行某项行政立法后，必须拟定行政立法 的草案。行政立法草案拟定有两个途径：其一是行政立法主体 所属职能部门组织拟定。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拟定人熟悉行政立 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事务，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可行性。其二是 通过课题招标组织行政体制外的专家拟定行政立法草案。我国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9 定：“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
（三）听取意见的阶段 听证。听证原本是司法审判的方式，后经过适当改造后引入立 法、行政领域。
（四）审查审议阶段。行政立法草案在听取公民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后，就进入审 查审议阶段了，该阶段是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阶段。《立法法》第 60 条规定：“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第75 条规定“部门规章应当经 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 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
（五）公布行政法律阶段 公布系行政立法正式程序的最后一个程序。行政立法的公 布涉及到公布主体、公布时间、公布方式等问题。 首长签署公布。行政立法都须由行政首长签署公 布，《立法法》第61 条规定：“行政法规由总理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第76 条规定：“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 以公布。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署命 令予以公布。”

『叁』 四中全会指出什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律分析：法治成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

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强调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主要议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肆』 党的十八大如何体现了科学立法原则

科学立法不仅包含了对立法质量的要求，也包含了完善立法、为执法司法守法提供法律依据的意蕴。科学立法本身也要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修改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法律体系，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 努力使每一项立法符合宪法精神。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这是对立法工作的重大要求。立法符合宪法精神，主要是要做到：（1） 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我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在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具有最大的权威性、稳定性，是制定、修改法律法规的基础和依据。（3） 制定、修改法律法规要体现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但要落到实处，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出进一步具体规定。完善宪法相关法，健全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是完善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2 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法的功能和作用一般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规范功能，二是社会作用。法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之分的观点，是由英国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首先提出的。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更多或者主要体现在法的社会作用上。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法对行为方式的养成和社会生活的引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相当繁重，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压力非常大，法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更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引领改革，推动发展。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相同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先立法、后行动，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规则，真正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3 切实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按照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当重点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文化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保护生态环境等领域，着力研究和推进立法工作。建议重点加快制定基本医疗卫生法、慈善事业法、公共图书馆法，制定、修改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引领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加强财政税收立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在2020年前，全部将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的税收方面的行政法规制定法律；制定行政机构编制法、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修改立法法、有关组织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完善国家机构设置、运行监督程序和反贪污腐败等方面法律制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文化产业发展；制定社会组织法、社区矫正法、社会救助法、电信法，修改刑法、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4 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它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立法工作要把握改革要求、发展变化，统筹做好立、改、废、释工作。及时对现有法律法规修改完善，是完善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法律法规修改、废止和立法的解释等方式，及时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努力使法律制度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要建立法律法规定期清理工作制度，适时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

5 积极探索法的编纂工作。法的编纂又称法律编纂、法典编纂，是指“将现存同类法或同一部门法加以研究审查，从统一的原则出发，决定它们的存废，对它们加以修改、补充，最终形成集中统一的、系统的法”。法的编纂有助于推动法制统一，促进法的体系完善，有助于实现法的科学化、系统化。在中国古代，唐朝《永徽律》就是在《武德律》、《贞观律》两部法典的基础上编纂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经过编纂而成的法典；在美国，有经过编纂而成的统一的联邦刑法典、商法典等。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改造、统一、简化有关同类法的基础上，编纂《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法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典编纂的时代已经来临。

『伍』 简述行政立法的原则

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专诚实属守信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
一、依法立法原则
1、法律优先原则

2、法律保留原则

二、民主立法原则

在我国，民主立法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护和促进公民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应当使公民充分参与
依法立法是行政立法的原则之一

『陆』 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哪些法治思维

一、规则性思维
法治是法律之治、规则之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规则性思维。
(一)先立规矩后办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规矩，规则性思维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后行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国家、推进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体系的主体应当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规等长期“代行”法律职能。《立法法》规定的只能由法律规范的财产征收、财政、税收等基本事项必须通过人大立法规范，即使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暂时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尽早纳入法律范畴。二是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不明的事项，尽可能通过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尽量减少使用层次低的规章，增强法律的刚性和约束力。三是处理好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尽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规范本属法律调整的事项，“政策定调—试点探索—总结推广—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变。
其次，规则性思维要求凡事要有规矩，“先立规矩后办事”。强调有法可依，并不是说法治社会的规则只有法律。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办事，不能动辄特事特办。
(二)立好规矩再办事
治国理政，光有规矩是不够的。规则性思维不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规矩，更强调法律可依、规则可遵循，也就是说法律和规则要求人们做的必须是其能够做的，必须让人们对法律和规则先心“服”后行“从”。而要达此目的，法律和规则就应当满足好规则的基本品质。好法律的基本品质要求是公开、明确、稳定、可预期、无内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这些法律的品质性要求也基本适用于非法律的规则。
1.公开。法律应在其影响的范围内通过各种形式公布，从而对于受其影响之人来说，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开是法律和内部规定、潜规则等的重要区别，可使法律融入人们的知识体系，进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认同法律。2.明确。法治是规则之治而不是原则之治，抽象、原则、概括是立法之大忌，应当尽可能避免。只有明确，方可给立法、执法、守法以明确指引，既便于法律的贯彻执行，同时也可有效约束立法、执法行为。3.稳定。法律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惟有稳定，法律方可约束公权，保证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有利于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法律的权威。4.可预期。可预期是法律发挥指引、规范功能的重要基础，惟有可预期，方能使人们有信心、有恒心，进而大胆交易、促进市场繁荣。5.无内在矛盾。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可给人们以明确指引、清晰预期，从而降低执法成本，减少执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学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强守法意愿的关键。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应该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释、自己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最大限度实现法律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法律要通过政府来实施。[1]
二、合法性思维
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宪法至上，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接受、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合法性思维，无论是立法、还是执行，都应当事先问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同时，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也不同，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当法律文本规定不一致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应当依据或适用的法律，也就是说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据，既要杜绝“黑头的(法规)不如红头的(文件)、红头的不如白头的(领导批示)”现象，也要避免根据个人喜好或利益选择性适用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多变，使得法律涵盖不全或者出现一些概括、模糊规定不可避免。因此，当某一领域没有法律具体规定时，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法治的精神去填补法律漏洞、适用法律，而不能为所欲为胡乱作为。同时，领导干部在面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时，也要根据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法治精神解释、适用法律，恣意解释、适用法律，“打擦边球”，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等心态都应当尽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确对待“恶法”或者“坏法”
与自然法则、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离的恶法是不是法?应不应当得到尊重和执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规与行业、当地实际不符而作出不同规定或拒绝执行?与明目张胆违法违规不同，以法为“恶法”、不符合实际为由拒不遵守、执行的现象，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比较常见，而且更容易为人们宽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讨。
从历史来看，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以死捍卫了恶法的尊严，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则宣告与人类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恶法非法，二者只不过分别是几千年“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之争的典型例子而已。“恶法亦法”所体现的是形式主义法治思维，强调规则的形式价值和普遍平等;“恶法非法”所体现的是实质主义法治思维，更多地强调规则内容和个案公正。
对领导干部来说，“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治思维与中国传统的德治、人治思维更为接近，有时会更有利于眼前问题的解决，因此也更具诱惑力。但这种“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倾向恰恰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首先，在现代法治发展演变过程中，形式主义始终是现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理论基石。[2]哈耶克认为：“甚至可以说，要使法治生效，应当有一个常常毫无例外地适用的规则，这一点比这个规则的内容为何更为重要。……重要的是，规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地预测别人的行动，而这就需要它应当适用一切情况——即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觉得它是没有道理时。”[3]
其次，“恶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必经阶段。我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法律至上、规则至上这样一个形式法治的阶段，我们的国民规则意识非常欠缺，守法还没有成为惯行，法律还没有被信仰。实践中，法律不科学、不合理已经成为一些组织、公民甚至领导干部不遵守、不执行法律的惯常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思维，无疑是赋予了执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另类的人治。因此，只有强调“恶法亦法”，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的顽固结构才有可能被触动，法律至上、规则至上才会成为国民的共识。因此，在当今中国，即使“恶法”、“坏法”，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尊重，在没有依法修改或废除之前，不能允许任意突破。因为，一旦允许随意突破一条“恶法”，在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就意味着成千上万条的“良法”将可能因此而受牵连，从而危及法律的权威和生命。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个案正义的失衡总是在所难免，法律的偶尔失当和沉默只能说是一种无奈，是人们选择法治这种社会生活方式必须付出的代价。领导干部应当力戒因看到法治的这种必要代价而丧失自己对于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攻击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制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干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绕开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或者以法律原则否定具体规定。在执法实践中，不能以公平执法替代严格执法，因为公平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对于严格依法办事确实可能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严重社会后果的，也应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解释等途径予以妥当处理。
三、程序性思维
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程序性思维。
(一)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权力需要程序。“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要遵守程序法，这已众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分、行政处罚，进行征收征用等，也须遵守一定的公开、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权利，提高行政效能，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赖。
程序重于实体。实体相对于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强调程序正义甚于实体正义，因为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规范约束公权力，不借助于正当程序，公权力将很难被“关进笼子里”，实质正义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程序不应等于“形式、过场”，程序要正当
近年来，在干部提拔、公务员招录等方面不断有负面新闻报道，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表态往往是“程序上没有问题”。对此种现象，有人认为“如果程序上没有问题，就是程序本身存在问题”。因此，不仅要有程序，程序还应正当，否则走程序将沦为“走形式、走过场”。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参与、自治、及时终结和公开。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参与各方不得因程序设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或享受特殊优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强调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回避原则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应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断、恣意、专横或反复无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于权力应当以一种合理的、可以通过说明、论证以及逻辑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个程序独立、依法展开后，非经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与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复与冲击。[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确、具体。5.程序平等参与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后果的各方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从程序主持者获得相关信息，并有相同的机会向程序主持者陈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决都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词”是平等参与的体现。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参与基于自愿，不得强迫。例如不得强制投票、听证等。7.程序及时终结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则，应有时限，要有终点，不能没完没了。8.程序公开要求程序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向程序参与人和社会公开。
四、权义性思维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调整社会关系。因此，领导干部树立权义性思维。
(一)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
法治社会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过权利义务建构起来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能够识别权利义务的基本类型和特点，从而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去审视、调整社会关系。以人为本本质上讲就应以权利为本，权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平等配置、一体尊重、公平保护公民、法人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工作权、文化教育权等社会权，政府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因此，领导干部应从权利、义务两个纬度分析、认识社会关系，从调整、平衡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进改革、执法司法。
(二)认真对待权利，切实履行义务
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他人权利。领导干部在行权履责过程中，几乎没有不影响他人权利的立法、决策和执法。一般情况下，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权力的边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当然，尊重权利并不意味着权利不可限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征收就应当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程序正当、公正补偿。
领导干部应切实履行义务。不仅要尊重他人权利，还应当切实履行职责，严格市场监管，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权利、义务为基本分析工具，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社会矛盾
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如果从权利义务的角度去分析，就会清晰得多、简单得多，这也是正确对待矛盾纠纷及其当事人，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有效方法。比如，面对一起事件、一个矛盾纠纷，领导干部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纠纷的性质、权利义务关系，正常的法律途径，然后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权利、义务，并以此作出决策。既要避免该为的不为、不到位，同时也要防止大包大揽、乱作为。“花钱买平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等所体现的显然不是权义性思维。
五、权责性思维
权力是应当履行的职责，与权利具有选择性、可行使、可放弃、可转让相反，权力必须行使、不可放弃、不可转让。领导干部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和责任的担当者，理应树立权责性思维。
(一)有权必有责
首先，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有权必有责。法律法规在赋予行政机关权力的同时，应当规定相应的责任保障机制，既要避免有权无责，也要防止权责错位。也就是说，谁享有权力谁就应当负有责任，只规定权力不规定责任固然不好，但权力行使者和责任承担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实践中既要保证用权当负责，也要避免无权乱负责。责任不仅应落到纸上，更应落在实践中。要切实避免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上级享受权力，下级承担责任;一把手享受权力，二把手、副职或者其他人承担责任等权责脱离的现象。当然，没有权力却乱揽责的现象也应避免。
(二)权责要相当
越是权高位重，责任就应越大。有多大权力就应当承担多重责任。责任过轻既不能纠正滥用权力行为，也不足以威慑潜在违法行为。但责任也不是越重越好，过重的责任如同过轻的责任一样不会产生应有的约束力。
从理念上讲，全能政府就应当承担无限责任，而拥有有限权力的政府只能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从责任的角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正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转变的过程。
从制度设计讲，既要注意权力与责任在类型配置方面的相当，也要注意某一责任类型中责任程度的相当。立法中要实现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同时，立法中要尽可能规定明确具体的责任，这样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
从追责实践看，一要严格执法，任何人违法犯罪，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将法律文本规定的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避免“老实人吃亏”。二要防止不问青红皂白滥施责任。任何法律责任的承担都要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不问原因、不问过错、不问真正的责任者的追责表面看来很严格，实际上往往是不妥当的。三要尊重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不同，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同，有权追责的机构也不同。对于没有追责权力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来说，要尊重有关部门依法执法，不要动辄过问、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揽责任追究过程。

『柒』 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2．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行政立法权是一种从属性、补充性和执行性的立法权。只有享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其权限内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制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在不与宪法、法律以及上级法规相抵触的限度内，才是合法的和有约束力的。也只有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立法才能保证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正性。如前所述，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是行政立法一项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如果说，依照法定程序立法是民主原则的要求，那么，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性质所决定的。
3．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人民的意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我国立法，从宪法到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再到地方性法规、规章，都应当表达人民的共同意志。现阶段，应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其历史任务。因此，必须坚持民主立法，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听取和考虑利害相关人的意见，建立公开听证、合议制度和专家论证制度，使行政立法具有群众基础和保证立法质量。
4．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既要考虑可能性，又要考虑可行性；恰如其分地掌握立法时机，条件成熟的，应及时制定；未成熟的不能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完备化”。这样才有利于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恰当地确认公民的行政权利，正确处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益之间、以行政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5．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立法的基本原则。原则性是立法工作的本质规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目的要求。它是维护法律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立法方向，实现法制统一性的基础。

『捌』 怎样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基本方略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玖』 行政立法的原则有哪些

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有：行政合法性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实守信原则、
权责统一原则。
一、依法立法原则
1、法律优先原则

2、法律保留原则

二、民主立法原则

在我国，民主立法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护和促进公民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应当使公民充分参与
依法立法是行政立法的原则之一

『拾』 行政立法的原则

法律分析：行政立法原则如下：

(一)依法立法原则

依法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

1、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又称法律优越或法律优位，是指行政行为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实施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表现在行政立法上，就要求行政立法不得同现行法律相抵触。因为法律优先仅仅要求行政行为不抵触法律即可，并不要求所有的行政行为必须有

法律依据，所以是消极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表明，除宪法外，法律在效力上高于任何其他法律规范，法律的位阶居于其他任何法律规范之上。法律优先原则无限制和无条件地适用于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在内的一切行政领域。

2、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积极意义的依法行政原则，它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为。表现在行政立法上，也就是说，行政立法必须具有

法律依据。就立法来说，重要的事项应由法律规定，未经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不得以行政立法代为规定。法律保留的要求显然比法律优先严格。

法律保留分为绝对保留和相对保留。对于绝对保留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对于相对保留的事项原则上由法律规定，但在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有行政立法来规定。

(二)民主立法原则

在我国，民主立法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行政立法以保护和促进公民权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在内容上的涵义就是对大多数人的权益的实质代表，因此民主的行政立法在内容上必然体现为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维护。

2、行政立法在程序上，应当使公民充分参与。民主最初的含义是程序上的，即允许最广泛的参与，最广泛的意见表达。只有让利益相关者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行政立法才能在程序上说是民主的。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三条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 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 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