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治2变迁

❶ 依法治税的基本内涵

一、改革与完善税源监控措施及税收计划的制定和分配办法，提高其科学性、版准确性
二、加强教育培训力权度，全面提高全系统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素质
三、继续落实“四垂直”，深化征管改革，为依法治税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
四、加大稽查力度，增强执法刚性
五、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六、加强税法宣传，优化依法治税环境
七、要紧紧依靠各级党政人大支持，建立完善的协税护税网络

❷ 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有何意义 专家：推进税收法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将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是此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内容。根据改革方案，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利民利企利税利国的好方案，坚决拥护、完全赞同。”
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有何重要意义、将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法制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机构合并符合法治政府目标
根据改革方案，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这意味着国税、地税“分家”24年后，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再“联姻”。
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介绍，现行税收征管体制肇始于1994年。当时，中央进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分设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征管体制。20多年来，这一税收征管体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十几年税收体制有两个较大的变化：一是营改增，地方政府最大的税种被增值税合并，地税负责征收税额大幅降低；二是税收征管系统的完善与电子化，增值税等税种完全实施税控开票，尤其是金税三期的实施，可以完成全部税收、非税收入、社保等征缴，通过一套系统掌握绝大多数税收信息，消除了信息不对称。”聂日明说，因此，从技术上讲，地税已经没有设立之初的作用了。这个时候，在税种上，中央和地方依然可以保持目前的分税制格局，但征管上不再需要国税地税两套系统，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水到渠成。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顺应国家机构改革的潮流，符合法治政府建立的目标，是基于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来推动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
“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刘剑文说，两个机构的合作实际上早已开始，“在执行基准方面，国税地税之间联合制定统一的标准，也力争做到同样情形同等对待。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推出了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方案后，国税地税合作越发深入。申报、缴税的检查逐渐一体化，这充分说明通过消除国税地税的分立所带来的不利是社会的共识。不过，合作只是治标不能治本，唯有合并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此次明确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顺理成章”。
配合税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在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看来，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我国新时代税收征管体制一项根本性改革。
“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是配套进行的，征管体制改革是为了让税法得到更好地实施。”施正文向记者介绍说，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税制经过了几次改革，直至今日确立了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目标，以直接税为主。那么，相应的征管体制也需要调整。
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利于法律统一实施、征税效率提高。
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施正文向记者举例说：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办理登记、报税、缴税、税务稽查，从原来跑两家变成跑一家，程序简化、效率提高、成本降低。
对此表示认同的刘剑文说，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有利于整合资源、统一执法标准、共享社会信息、提升征税能力。在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分立的情况下，两个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征税信息系统，也掌握着不同的执法标准。本应统一的资源被人为分割，导致征管资源浪费，这与我国的税种变动和税制改革是不相适应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认为，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可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和成本。之前很多纳税人要同时缴国税、地税，存在“多头跑”等问题。同时，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资源重置。在现行制度体系下，实行一套机构对提高征管效率也有好处。
“合并之后的一大推动便是便利纳税人。我国税收征管法对国税地税的征管程序是一体规定的，并没有因为税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纳税人保护方面来看，无论是权利内容还是保障的程序，税种的差异都不具有决定性。”刘剑文向记者介绍说，在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分立的情况下，同一纳税人要分别针对不同的税种，由两个机构来办理税务登记、申报纳税、接受税务检查。通过合并，可以减轻纳税人在程序上的负担，向纳税人释放改革红利，对促进经济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推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在刘剑文看来，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税收立法工作将产生积极影响。
这种积极影响首先表现在利于加快各税种立法，实现税收法定的目标。“税收法定原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项任务。目前还有一部分实体税存在于行政法规的层级，这两年有关机关加大了力度，但由于过去长期以来是地方政府为了地方财政的需要制定了各种税收性文件，各个地方标准不同，差别较大。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有利于在统一机构的背景下理顺各税种征收的范围，统一征收防止重复征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刘剑文说。
“另一个积极影响表现在，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也能推动一些实体税种立法的整合。”刘剑文说，在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明确提出，今年的立法工作已经将耕地占用税、资源税、消费税、契税等6部税法列入立法计划中，敦促有关部门加快立法进程。
刘剑文进一步分析说，以房地产税为例，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有利于解决房地产行业重复征税的问题。房地产涉及很多税种，有时候信息沟通不畅，国地税合作有些困难。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就不会存在一个行业重复征税的问题，相关税种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和优化。

❸ 税收法治的内涵

税收法治的内涵是指:
1、税收活动要体现法治理念,即税法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征税人专还是纳税人,都必属须尊重税法的权威。
2、税收法治的核心是在保障国家行使其税收权力的同时,限制国家的任意征税权,有效保障公民权利。
3、税收法治有其特定的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它既包含了什么是“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实体价值判断,也包含了对如何制订和执行“值得尊重的好税法”的原则和程序要求的形式价值。只有通过一套良好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及执法和救济程序的形式价值的运行,才能保证税收法治实体价值的实现。
4、税收法治要求税收活动达到税收立法科学、合理、合乎程序;税收执法严格、规范,纳税人依法纳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税收司法客观、公正的状态。

❹ 税收法治基础工作总体评价怎么写

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的现代化，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要求的现代税收管理体系，具体包括：
1、实现税收管理体系整体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包括税收管理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在于税收管理体系整体功能的现代化，与社会整体现代化及其它社会结构体系现代化相协调，满足现代社会所赋予税收管理体系的各种现代结构功能需求。
2、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结构要素的现代化，如，管理机构、管理技术、管理人员、管理法制等主要要素的现代化。
一、形成现代税收管理的多元价值目标体系。
现代社会对税收管理体系结构功能需求的多元化决定了现代税收管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多元化。作为税收行政执法过程，税收管理体系的基本价值目标在于充分保障、准确实施税收实体法律制度，即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使颁布的税收法律和规章尽可能地得到完全的贯彻，从而使法定的字面上的税制与实际运行的税制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
不仅如此，税收管理体系所提供的税收管理程序还具有许多相对独立于税收实体价值目标之外的现代税收管理程序价值目标，包括纳税人民主参与价值、税收管理和平秩序价值、税收管理权利保障价值、税收管理公平分配正义价值、税收管理程序制衡价值等。税务机关内部，形成以共同价值观为引领，建立员工成长与组织发展进步相协调的，协调、协作、和谐、共赢的组织文化。在征纳之间，积极倡导信赖合作主义理念，建立起基于互信的，合作、配合、遵从、共赢的组织文化。
二、建立现代税收管理结构形式。
根据现代税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与纳税人自主评定制度(Self-Assessment System 简称SAS[i])相适应的现代税收管理格局，即，以依法治税为原则，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专业化人才队伍为保障，建立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为基础，优化服务，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税收评定为重点，以税收违法调查为震慑，规范执法，促进遵从的现代税收管理新格局。
其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税收管理中心内容包括税收服务和税收执法，根本目标是促进税收遵从。以纳税人自主申报为基础建立现代税收服务体系。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建立现代税收执法体系。以依法治税为准绳，建立法治化现代税收管理新秩序。以信息技术深化应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等为重点，为促进税收遵从提供支持保障。
三、实现税收管理体系的运行管理现代化。
税收管理体系本身成为符合现代管理科学要求的现代管理系统。根据税收管理体系的运行特点，现代管理理论的最新成果被科学地运用于税收管理体系的管理实践中，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税收管理管理理论体系。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源的分布特点，建立与现代征管需求相适应的、集约化和扁平化的税收管理组织机构体系。
根据现代法治原则和现代管理原则，对征管体系中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保障税收管理体系价值目标的有效实现;建立比较完备的税收管理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的测控体系。根据现代管理要求，税收管理业务流程结构、征管职能配置科学合理，体系各层面之间、各层面的不同环节之间衔接流畅、运行高效。
四、实现税收管理法制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是法律;国家机关不仅仅适用法律，而且其本身也为法律所支配;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实现税收管理法制现代化，要求形成完整、严密、简明、和谐的现代税收实体法律体系和现代税收管理程序法律体系，税收法律解释具有严格的合法性;
税收管理体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税收执法体系，税收法律在税收管理体系中处于至上地位，以法定主义为内容的现代法治原则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的灵魂，税收法律制度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的核心机制;税收管理的程序合法性成为税收法律权威的确证机制，税收管理活动全面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之中，能够充分确证税收法律自身的价值，并且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高度认同;
一切税收管理行为以法律为依据，所有税收管理执法人员在税收管理活动中向法律负责;税收管理资源的配置以有利于税收法制目标的实现为基本价值;税收管理法律既赋予税务机关以法定的行政执法权力，同时，也对税收管理行为的进行制约;税收法律既确定纳税人应当承担的纳税义务，同时也是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税收法律得到广大纳税人的普遍遵从。在税收管理程序重点解决好以下两个方面：
1、落实纳税人自主申报制度(SAS)。在纳税人自主申报阶段，税务机关不再实施基于管户的税收执法活动，主要向纳税人提供税收服务，采集与纳税申报相关的外部涉税等。
2、以健全完善的税收评定制度(tax assessment)[ii]为主要内容实施税源管理。在受理纳税申报之后，税务机关不再按照原来的纳税评估办法实施税源监控，而是按照规范的税收评定程序实施税源管理。税收评定制度成为税源管理的主要形式和过程，税务稽查在税源管理中发挥震慑作用。
3、合理分担征纳双方的举证责任。改变税务机关在税源监控过程中不适当承担举证责任分配格局。依法赋予纳税人在税收管理活动中的举证权利和责任，从法理上提升税收管理的效率，同时，从法律上规避税收执法风险。
五、税收管理体系运行管理的现代化。
税收管理效率价值也是现代税收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税收管理效率价值在三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1、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即税收征收所支付的资源消耗和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所支付的资源消耗最小化，因履行纳税义务所支付的资源消耗最小化，或者，单位税收征收成本征收效益最大化和纳税人单位办税成本效益最大化。
2、税收管理活动中，征纳双方以最少的时间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有效办税成果，或以同样的时间消耗取得最多的有效办税成果。
3、税收管理体系运行的整体效能与社会整体对税收管理功能需求之间的重合度高。
取消基于管户的税源管理方式，全面实施税源分类管理。在受理申报前，集中由办税服务部门为纳税人提供日常的税收服务，受理申报之后，税务机关根据税收风险指向对高风险纳税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动态的风险控管。破除属地税务机关、管户的管理员与纳税人之间的固定的管理被管理关系。
按照分类管理的要求，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对纳税人实施结构化分类管理，如:确立符合大企业纳税人遵从管理要求的管理方式。
1、按照OECD提供管理方略[iii]，建立大企业公司治理和大企业税收遵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个性化税收服务工作机制;
2、在税收评定程序上，建立团队化、专业化、高频率的遵从风险控管机制;
3、全市国税系统的优质征管资源优先向大企业税收遵从管理团队倾斜。
六、实现税收管理人员现代化。
根据现代管理理念，充分发挥税收管理人员的潜能成为税收管理体系管理的主要目标;在税收管理体系内形成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独特的税收管理组织文化。造就一支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税收管理要求的税收管理队伍，即税收管理人员的现代化，是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现代化的税收管理队伍应主要由接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具有丰富的税收管理职业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的人士组成，包括，资深的会计师、经济师、律师以及资深的税收行政管理专家、资深的国际税收问题专家等各种不同类型的税务专家。
这些职业税收管理专门人士成为适应现代法治要求、市场经济要求、经济全球化要求和税收管理信息化要求的税收管理主导力量。为此，在现代税收管理体系内部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税收管理职业人员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起适应税收管理职业特点的、比较规范的税务职业人员选拔制度;建立比较稳定的税收管理职业保障制度;建立比较严明的税收管理人员惩戒制度;形成适应现代税收管理职业特点的税收管理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税收管理职业能级评价体系;建立适应税收管理人员经常性知识更新需要的教育培训机制等。
七、实现税收管理技术、手段、流程的现代化。
税收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是税收管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先进的数学、统计分析技术及方法、通讯、信息技术成为税收管理各领域、各主要环节的重要支撑，税收管理过程的数理化、智能化、自动化大幅提升。通过税收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建设，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税收管理领域和税收管理的各主要环节;信息化装备成为税收管理的基本手段;现代通讯网络传输的电子信息成为税收管理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和实现税源监控的主要渠道;满足日常税收管理需要的应用软件系统涵盖税收管理体系各个主要环节;税源、税基信息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税收管理信息获取、加工处理、分析使用成为税收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适应现代税收管理需要的其它税收管理装备、设备、工具得到有效配置和保障。
形成以税收管理流程设计及管理技术、税收管理调查技术、税收评定技术、税务稽查技术、税收法律解释及适用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现代税收管理技术体系。具体包括:以流程为导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收服务工作流体系，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税收评定为重点的税收执法工作流体系，以法定主义为导向、以依法治税为核心的税收法制工作流体系，以促进遵从为导向、以人力、技术为关键的支持保障工作流体系。
建立情报驱动的税收遵从风险管理过程逻辑和运行方式。将情报管理作为风险管理的前置步骤，作为风险分析识别和风险应对的前提，作为税源专业化技术过程的逻辑起点。将情报采集应用贯穿于风险管理全过程。工作流驱动成为税收管理专业化分工、协作、管理的主要载体。

❺ 如何理解和应对税收法治的新常态

像经济“新常态”一样，税收“新常态”尚未完全成为一种稳固的形态。所谓税收“新常态”指在现代税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的基础上构建的较稳固和可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笔者认为，税收工作转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思维惯性正从“管理纳税人”向“服务纳税人”的“新常态”转变。制度变迁往往由新理念引领，而改革的本质就是改掉传统的不良习惯或思维惯性。自200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服务型政府”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广泛开展了创建服务型、企业型以及顾客导向型税务机关活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良性互动的新型和谐征纳服务关系已在建立。事实上，传统的税收工作思维以纳税人有罪判定为假设前提，以管理和监督纳税人为惯性思维，习惯于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税收执法中的问题，把打击逃税作为税收执法工作的全部内容或主要方面。现在，在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引导纳税人，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遵从度，将是不可逆转的税收工作“新常态”之一。

二、在收多少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行为惯性正从“任务至上”向“税收法定”的“新常态”转变。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决定财政（即支出），是财税活动的基本规律。但在现实财税实践中，“任务至上”、“唯税收任务马首是瞻”的导向问题长期存在，任务和税法孰轻孰重或谁大谁小的争议一直不断。不难发现，在不择手段确保完成各种税收任务的行为惯性下，必然出现两种不良现象：1.是经济不景气或衰退时，为确保年度税收任务的完成，税收机关往往倾向于收“过头税”或“刮地皮”；2.是经济景气或繁荣时，为确保以逐年递增为特征的下年税收任务的完成，税务机关往往倾向于“有税不收”或“留有后手”。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严重地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从税法的角度来讲，“有税收税、无税不收”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告别税收增长的“速度情结”，强化税收的颗粒归仓原则，则是税收法定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8月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预算法的决定, 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即“经济宪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不得向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和单位下达收入指标。这条前所未有的法律规定和限定显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税收任务时代的淡出以及税收长期“超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税收法定时代的到来。

三、在怎么收税的问题层面，税收工作的制度惯性正从税收管理员“各事统管”模式向税源管理的“分级分类+专业协作”模式的“新常态”转变。为适应新的税收征纳环境，近年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不同程度地试行了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基础的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正向专业分工与协作模式过渡，从而有效提升了税源管理工作的质效。事实上，我国税收征管制度长期实行“一人盯多户”模式，税收核定征收的随意化或情绪化特征明显。随着纳税户或税源户的大幅增长以及跨行业、跨区域企业集团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虚拟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营模式蓬勃发展，税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级换代或转型升级。以信息管税为依托（包括纵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横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原则（如按规模、行业和区域相结合的科学划分原则），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大量组建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团队，重组了税收征管流程，实现了税务人员与企业类型的“专业对口”，大大提升了税收征管工作的质效或绩效。尽管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导向的税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这种税收“新常态”已然确立。

四、在收哪些税以及由谁收的问题层面，税收的体制惯性正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理论上，财税体制安排体现并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利益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处于基础性位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税制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不适应、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依然突出。例如，现行税制在应对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危机和贫富差距扩大等重大社会问题上调节作用不够明显；多年来在构建地方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降低间接税比重、开征房地产税和全面改革资源税等问题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营改增”背景下如何给予地方像样的主打、主力或主体税种，国税、地税两家之间的“责任田”如何科学划分，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呈现倒逼之势。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税制体系既迫在眉睫，也正在启动。尽管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但税收体制由“随意修补”向“成熟定型”的“新常态”转变已是改革的大方向和大趋势。

税收工作需要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但应指出的是，税收“新常态”在现实中依然存在认识不清、不深和不透问题，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出现交集或纠缠，税收“新常态”也不宜和不能加以绝对化的理解，其内涵也必然会与时俱进地发生渐变，但无论如何，我国税收工作从理念、行为、制度以及体制等方面正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并在“为什么收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以及由谁收”等方面逐渐形成不可逆转的“新常态”。

❻ 税收法制和税收法治的区别是什么，加强税收法治有什么意义

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治理工作。

❼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有什么意义

十八大提出的税收法治的意义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承上启下关键时期十八大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要严格执法。
一、要实现依法治国，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正司法。

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在当前的发展中，法治政府基本建成，所以“法治思维”的提出是对领导干部更高的要求，而最优的解决之道、发展，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官员的执政行为、尊严、手段合法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必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还是执行。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化解矛盾，保证有法必依，用“法治思维”来统领改革，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权威、权限合法性；
二、以权压法，绝不允许以言代法，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诸如依法治国，权力制约等法治观念的培训、制度。
三、“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应更加注重科学立法，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变为可操作的法律、内容合法性、执政为民、化解矛盾。
四、让权力受到约束、全民守法、执法必严，在干部的考核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的指标，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应及时主动纠偏；
法治思维是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确实还有一些社会矛盾亟待化解，无论是决策、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成为治国理政方式意味着执政者要时刻用法律标尺来考量自己的行为
五、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带头模范遵守法律，以及程序合法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维护稳定、徇私枉法”、公平正义，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执政者要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推动发展。

❽ 我国税收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政策环境方面的问题

１．税收负担缺乏公平性

税负公平是各个国家在各个时期制定税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之一，它包括税收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形成的，税收负担在当时虽存在某些不公平现象，但矛盾并不显得十分突出。随着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却未能适应这一要求作出相应调整，不公平性的矛盾日益突出。

生产型增值税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税收负担不同。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额不予抵扣，使资本有机构成越高企业税收负担也就越重，严重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内外两套所得税制度并存，使内资企业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民族工业发展受到阻碍。

个人所得税的分类课税模式及不合理的费用扣除制度，难以发挥税收的收入分配作用，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矛盾突出。

多层次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杂而乱，而且加大了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２．税收政策缺乏相对稳定性

这主要表现在税收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形势估计不足，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论证，常常是一个政策刚出台不久，不仅纳税人甚至税务机关还未见到正式的红头文件，

，政策又被重新调整，令人们措手不及，应接不暇。另一方面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比较突出。

二、税收管理环境方面的问题

１．税收征管手段落后，信息化建设水平低

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而征管水平又取决于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程度。信息化技术有助于加强税务机关与协税护税单位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形成税收管理合力，实现对税源的严密监控和管理。目前我国税收信息化建设比较落后，一是税收信息化水平低，税收征管信息化含量不高，借助信息技术进行税收管理的比例偏低；二是税收信息网络化水平低，税务与银行、工商、国土等部门普遍未实现联网，税收信息渠道单一，信息系统开放性差。

２．社会化税收监控体系不完善

严密的税收监控体系是保证税收制度实现的关键。虽然我国也很重视社会协税护税网络建设，但是很少从立法的角度明确规定各协税护税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许多部门和单位往往因自身利益需要不愿意承担协税护税义务。同时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还未建立，银行结算相对落后，司法保障体系还未形成，难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监控和制约。

３．税务代理业发展缓慢，代理行为不规范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代理是税收管理的必然延伸和有益补充，是影响和制约税收管理效能的重要外部环境。我国的税务代理业虽经过多年探讨与发展，但税务代理的市场规模仍然狭小，税务代理的行为极不规范，税务代理人员的素质也难以适应代理业务的需要。

三、税收法治环境方面的问题

１．税收立法不完善

尽管目前税收立法有了长足进步，但也应看到，现行工商税制在立法上还存在法律级次低、法律效率不高的问题。除《税收征管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外，其他的均还停留在行政法规层次上。

２．税收计划与税收考核工作制度存在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计划的编制不是根据ＧＤＰ的发展变化来确定的，而是采取按上年完成的收入基数加上计划期增长量来确定的，因此这种计划指标往往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偏差很大，而考核工作又是以税收计划完成情况论功行赏，以收入论英雄，没有把执行税法和征管质量的情况作为考核工作的重要标准，导致地方政府事实上以计划为依据进行征税活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收入任务，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收过头税，收入空转，严重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

❾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发展趋势，和说明的问题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中国古代的赋税制的情况是：

（1）春秋：“初税亩”，这是中国田赋制度的开始。

（2）秦朝：农民要把收获物的2／3交给政府作赋税。

（3）西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田租为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多次减免田租。奖励农桑，减轻自耕农的负担。昭帝和宣帝时期，继续实行休养生息。汉朝是中国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

（4）北魏、隋：租调制，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三长负责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兵役。

（5）初唐：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调法。规定：受田男子每年向国家交纳谷物2石，叫做“租”；交纳绢2丈、帛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叫做“调”；壮年男子每年服役20天，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替，叫做“庸”。国家有事增加徭役，加役15天，免去调，30天租调全免。每年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30天，遇到灾害。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减免租、庸、调。

（6）中唐：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原来的均田制被破坏。唐政府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其内容是：①取消租庸调和杂税；②不分主户和客户，一律以现在的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③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④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夏不过六月，秋不过十一月。两税法改变了税收的方式，由人丁税转向以土地财产为主要依据收税，两税法也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7）宋朝：王安石实行募役法(废除按户等轮差服役制度，由政府雇人服役，原来应该服役的民户要交免役钱，有不服役特权或因贫困孤苦不服役的也要出助役钱)、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防止偷税漏税)、青苗法(春季借钱给民户，夏秋随两税交还，加收利息两分)、保马法(令民间养马，愿者免除部分赋税)。

（8）金朝：金熙宗采取了鼓励农耕和减轻赋役等措施。

（9）明朝：工匠银制度规定，工匠有固定的服役时间，不服役时可以自行从事商品生产；后来又规定，工匠可以纳银代役，使工匠有了较多的自由。张居正改革后，重新丈量土地，清查豪强地主的隐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即将原来按户、丁摊派徭役的办法，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赋、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交纳。一条鞭法是重要的赋役制度改革，它简化了征收名目和手续，有利于防止豪强、官吏隐田逃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折银制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积极推动作用。

（10）清朝：康熙实施“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制度。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摊入田亩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❿ 运用税收相关知识谈谈你对我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认识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综述
2014年1月1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税收法治建设研究基地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靳万军副司长、张学瑞副巡视员，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所长等政府官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武汉大学熊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等学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等地的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普华永道、华税、天驰、国枫凯文等会计师事务所或律所合伙人，共计60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论坛。《法制日报》、《法制晚报》、《中国税务报》等多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论坛开幕式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主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先后致辞。李三江司长对论坛提出三点倡导：第一，鼓励畅所欲言；第二，理论联系实践；第三，具有问题意识。刘剑文会长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在于：第一，树立法治思维。所谓税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延缓税收法定的改革进程。第二，摆正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税收立法不仅能够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够推动和引导税收改革，它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国当前诸多社会矛盾的平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与会专家就税收法定原则的准确理解达成了相当的一致意见，以期厘清当前存在的一些误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税收法定原则”，这对促进依法治国、依法理财具有历史性价值。第一，必须尽快健全、完备税法体系，提高税法的系统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第二，将税收法定原则及基本税收管理体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内容写入《宪法》。第三，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专设一章“纳税人权利保护”。第四，发挥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将现存的诸多税收行政条例上升为法律。第五，将财税法设置为一个独立的立法系统。

武汉大学法学院熊伟教授指出：第一,重视税收法定原则中“课税要素明确”的要求。若课税要素不明确，实际上构成了一把“双刃剑”，不仅不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也不利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第二，处理好各个层级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确税收实施条例、税收实施细则各自能够规定什么，确定税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税问题。税务机关应当适当转变执法思维，在征税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严格地依据法律征税。第四，促进税收执法的公开透明，以倒逼税务机关提高其执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少英教授认为：税收法定原则最深刻的内涵在于限制政府征税权、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在具体操作层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须编排税收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为一个以商品税为主的国家，我国在商品税方面的立法却非常欠缺，故在“营改增”改革中，应大力推动增值税立法，并通过“价税分离”，增强纳税人意识，从而在实现增值税的经济功能的同时实现其政治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是经过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控制国家征税权；并借助税收法律的安定性、规范性、可预测性，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生产经营自主权、人生规划自由权等。第二，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要改变立法机关力量薄弱的现状，应当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知识、年龄结构，增强立法人员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税收法律为已足，还应保证税收法律在内容上对基本课税要素等进行具体、明确、完备的规定，改善立法质量。第四，建立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和对税收法律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实质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施正文教授认为：一方面，应充分认识税收法定原则的崇高地位。它是税法领域最高原则，并对一个国家的法治、人权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应正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税收法定原则之“法”既包括对税收实体要素和基本的税收程序要素的规定，又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地实施和执行税法。在立法上，关注税法的可实施性，改变过去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在执法上，转变按照计划或任务征税的思路，以税收法律作为征税的唯一依据；在司法上，发挥税收救济的功能，改革税收司法制度。

二、我国税收立法现状的剖析和反思

与会专家基于国家治理的整体视角，解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践中的演绎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认为：《决定》中“国家治理”的提法彰显了政府运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个指导思想，即税种的法定、课税要素的法定、征收管理程序和技术的法定。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税行为的正当性，提高政府的治税能力，发挥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途径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周序中教授将《决定》中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承认视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税制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当前的改革深水区、矛盾激化期，财税法治建设突显了“法律”的价值，能够合理地划分私主体和公主体的财产界限，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欲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就一定要树立税法权威，在税法的表现形式、实行和运用上多下功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税法的笼子中。

普华永道合伙人梅杞成结合自身实务经验，把中国税法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为五个特征：一是很多领域本应当有法，却没有法。二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公平。三是很多领域有法，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执行的差别非常大。四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依法执行。五是很多领域纳税人有权利，却不敢行使这些权利，导致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扬州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李登喜教授认为：税收法治之治实际上是一种“共治”，故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一方面应当构建科学的税法解释体系、健全税法解释方法，在与纳税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规则解释上，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进行适当限制，防止税收执法裁量权的错用和乱用。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标准化案例税法，也即税法领域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税法的实践探索来引导税法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财税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从《立法法》第8条到1985年税收授权立法决定、税制改革试点模式，都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未在财税改革上多作着墨，因此，此番《决定》中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立法”等诸多财税问题的明确表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与可行路径

与会专家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执法、监督、遵从等多个角度，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宏观及微观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认为：站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税收法治也正是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一是树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税收法定原则蕴含着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确认和体现税收法定原则。三是落实立法规划，改进立法程序，保证税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应性。

来自各地税务部门的实务人员阐述了自己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看法。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常新友副处长认为，应提高税收立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处理好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施宏处长反思了我国税收法定实践，在立法层面，人大没有尽到税收立法授权之后的监督职责，纳税人参与税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执法层面，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未启动税法领域的司法解释，税收案例的数量较少。四川省地方税务局李青处长指出，税务机关不能将完成征税指标作为唯一的工作导向，而必须依法征收。如果不实行税收法定，就会使税务执法的随意性非常大，既导致收了不该收的税、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导致该收的税没有收、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张岳文副处长认为，我国税收领域的现状是法律理想难以与现实相衔接，引发法律的“脱节”。一方面需要考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使税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国本土的地气；另一方面需要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的相互跟进。

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专家交流了自己办理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实务经验，重点提出了关于税法解释的一些体会。天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家本认为，税法应当对课税要素进行相对明确、详细的规定，增加法律中的严格性规则，不宜给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税法解释权留有过大的余地。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天永同样认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行政解释不能适用扩大解释的方法，才能保证税法的权威性、促进税法的确定性。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指出，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应当确立“禁止扩大”以及“尊重本意”等两项解释原则。建议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分为纳税服务、涉税建设、涉税处罚三大部分，转变“轻服务、重管理”的态度，推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相互信赖，强化违反税法的责任和处罚力度。

四、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税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着税收法定入宪、税收授权立法、税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展望了我国税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进方略。

《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提出：税收法定原则并非资产阶级所固有，而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被普遍遵循和认可的基本原则，是现代国家保护人权的必由之路，故我国有必要将税收法定原则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同时，面对复杂的国情现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区分轻重缓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认为：从《决定》的布局安排看，税收法定原则被定位为民主建设中的大事情，它牵涉到人民主权、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扩大民主和加强法治。税收立法应当回应现实需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回应老百姓的愿望，还应当确立阶段性的任务，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和税情，制定具体的时间表。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傅红伟处长指出：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国际规则，也已经在我国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下一步的重点就在于如何让税收法定原则落到具体工作当中。税收法定原则的中国路径被视为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税务机关等多个机关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税务干部学校何小王教授针对我国诸多税收规范性文件突破、超越权限的现象，提出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授权依据应当具体化，并引入外部的授权立法监督机制，形成全社会的监督体系。另外，既然旨在保护人身权的刑法中明确了“禁止类推适用”原则，那么，旨在保护财产权的税法也可以考虑确立相近的原则，禁止税法领域的类推和比照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绍了德国有关税收授权立法的学理和实践，阐释了其对于我国处理税收授权立法现象的启发，提出在税收授权立法问题上，需要将立法机关的强大、行政机关的谦抑、司法机关的补足这三者密切结合。我们不能单纯地肯定或否定授权立法，税收授权立法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个必须坚持的底线是，重要的课税要素应当严格地由狭义法律进行规定。

五、闭幕总结

闭幕式上，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靳万军副司长肯定了本次论坛的成果，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不断改进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从意识与理念、体制建设与机制创新等维度着手，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协同并举，以共同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重申，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固然应考虑中国国情，但这项原则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决定》的本意上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只能指狭义的法律。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旨在于保护纳税人权利、限制公权力，落实路径是在5-1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的税收行政法规都上升为税收法律，且应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才能进步，民富国强的治国目标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