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案围观法治中国
① 法治中国读后感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站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本清源，厘清法治要义，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
一是着力制定善法，实现善法之治。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善法是法治的根基。如果法律是恶法，如同源头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无从谈起。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集权统治时期，法律在形式上较为完备，并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执行，实现了“形式法治”，却偏离了“实质法治”轨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判断法之善恶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因为，人权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权。只有人权得到法律的足够尊重和保障，才具备了现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实质法治”的基本精神。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把人权作为一把标尺，重新审视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确保我国现有和即将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设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实现“实质法治”。
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健全法律格局。通常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内，法律“定纷止争”的目的能够在社会很大范围内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快速发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因为，社会立法较为薄弱，民生立法相对落后，法律冲突比较普遍，法律滞后现象较为明显、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齐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会基础。美国学者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地深入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由于内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约、违法惩戒机制相对不完善，衍生了诸多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因强拆引发的血案，有因宝马撞人后的殴打，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无忌惮，有弱势群体的求救无门，等等，已数不清有多少这样血淋淋的个案在刺痛世人逐渐麻木的神经，法律信仰到了丧失的边缘。放任这种现象，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变成一纸空文，法治就会更加遥远。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着力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绝不能遇到问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通过不法手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是强化法律实施，保障法律权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其价值得不到落实，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无意义可言。公民自觉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着力把法律推定为人格化的存在，无论法律本身或其执行公正与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不但推迟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给政府威信带来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做到违法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加大违法成本，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动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也就没有现代法治国家。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决定，不可能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特别是要限制官员、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妄加干涉，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② 十大个案看中国法治进程中有哪些进步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③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宣传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司法案例是人民法院依法治国实践的生动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载体。个案的公正审判更是让人民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抽象的法”无处不在，是一堂堂珍贵的法治公开课。1月22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正式对外公布，获评的十例案件用司法温度凝结人民法院智慧，用司法力量回应社会公众关切，用司法权威坚守法律红线，用司法故事讲述法治中国进程。这些“小缩影”蕴含着“大能量”，唱响了新征程中国法治声音的新诗篇。
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每一个司法案例都是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情感纽带。正义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判决要经得起人民和时间的检验。“百香果女童被害案”“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的公正审理，正是司法机关勇于亮剑，严明底线，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回应社会公众朴素的正义观是非观的有力体现。
顺应时代新要求，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党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人民法院通过个案的审理，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回应，主动拥抱新形势、新任务，准确释法说理，切实发挥“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关键作用。“人脸识别第一案”“民法典‘自甘风险’适用第一案”的及时审理，顺应了新时代要求，切实实现了人民群众诉求有回应，需求有落实，期待有反馈，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牢记“国之大者”，服务大局步履坚实。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司法案件的公正审判，是中国新时代发展征程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人民法院通过个案的审判，主动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保障“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赖小民贪污、受贿、重婚案”“‘10.18’特大电信诈骗案”“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的依法审理，凝聚起强大的司法力量和司法智慧，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让人民群众体会到稳稳的幸福。
点滴小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航行道路上的微微星光，是推动“中国号”巨轮巍巍前行的不竭动力。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群众才能有信心、有遵循、有保障。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民司法要及时有力地介入社会热点、痛点、难点，让法治与人心同频共振，共同唱响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春之赞歌。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朱琳
④ 关于依法治国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赣南某贫困县，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亿元。十五年里，换了四任书记县长，新城开发的位置依次从北至南，再从南至北，改动了三次，光规划费用就花费了两千余万。至今南北两处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内怨声载道。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制观念、学会法治思维，带头遵守法律。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王朝来看，比较繁荣的治世，诸如文景、贞观、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们能够俭约自爱、奉公守法为先决条件，才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天下较为太平；反过来，众多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又无不以统治者放纵私欲、践踏法律、蔑视公理为滥觞。古今一理，建国60多年来，在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稳健发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来，靠得就是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严于自律、模范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央全会上进行研究讨论，并加以重大完善和改进，特别是提出依法决策五个程序，还有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就是为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树立法治思维。而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是为了有力地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决策和施政当中，善于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学会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决策，坚决避免“领导批示就是法”、“领导拍板就是法”“领导支持就是法“的错误意识和违法行为。要始终以法律容许不容许、法律追究不追究来考量问题，最大限度杜绝“一个将军一道令”“新官不理旧账”等唯我独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径，从源头上避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习惯于一任接着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础工程，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案例二、山西吕梁某县，2003年7月。青年刘某酒后闯到与其有情感纠葛的王某家闹事。110赶到后，刘某不听劝告，对穿便衣的副队长，推搡了一下。110队员当即刘某押回县公安局，将其双臂拷在暖气管上，一顿暴打，导致刘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声道歉，赔偿更无从谈起。
依法治国，其次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模范执行法律。政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载体和具体执行部门，理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职权。然而，当下的许多乱像表明，为数甚多的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注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罚待法的案例时有发生，霸气干警糊涂法官和刁横执法人员时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部门的形象，滋长了黑恶社会的蔓延坐大。一些执法执纪部门，则是围着当地主要领导和部门利益转，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公然知法犯法，深为群众所诟病。“打铁必须本身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理应深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觉学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甘于淡泊、恪守原则，不搞潜规则，不越雷池一步，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身的形象，让法纪观念蔚然风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县孙某带着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妇产医院做无痛人流手术后，闯进手术室，质问护士长：为什么有男的（医生）在？护士长解释，“他是麻醉师，为了患者安全，麻醉师必须在场观察。”孙某不由分说，对麻醉师拳脚相加，随后拿出刀子刺到高医生右侧腰部，李强当场倒下，孙某立即逃离。（腾讯网）
依法治国，更主要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学法守法，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参与和自律。在过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社会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为。社会上各种权大于法、拳头大于法、家法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相当常见，遇事每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意气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逊，乃至拳脚交加、拔刀相向的场面，不止在深受网络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间经常发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间，也多次上演着。依法治国，就是需要广大公民，都有明确的法制观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会道德底线，不钻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强凌弱、穷凶极恶的霸王，也不怕胡搅蛮缠、没理强占三分的赖皮，更要避免口无遮拦、动手动脚的粗野行径，要相信法律，牢固树立“任何事情只要是违法的，不管做成什么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识，遇到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一看，习惯于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大环境。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参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⑤ 小羽的案例如何体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正"法治安天下,德治润民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把其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使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崇敬宪法法律；同时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要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使全体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要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
⑥ 为何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是法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公布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热议和热烈响应。一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关键词。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共涉及经济制度改革等十五个方面的内容，法治中国建设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时隔一年，法治中国建设却率先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首次全体会议的主题，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历次全体会议，多以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为主题。不过，将近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两个决定联系起来解读，可以发现，党对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的理解和判断，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例如，两个决定虽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同时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地位。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词，分别只出现了一次。与此相应，“治理方式”和“现代化”则频繁出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大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形态——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日益嵌入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进入了现代大规模人群治理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中，之前由于物质短缺、极端贫困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然而新社会结构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则凸显出来，从而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因此，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也必须相应升级，以适应和应对此种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根据人类社会现代转型的经验，法治是应对此种复杂性日益提升的现代大规模人群社会的基本手段和工具之一。由于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各种多元利益的分化与冲突，通过被纳入法律权利的框架之中，从而被转化成“权利”之间的冲突。而对权利冲突的有效化解，则是现代独立司法裁判体系的核心功能。通过司法裁判来化解权利冲突的好处在于，它并不着眼于“个案化”地化解权利冲突，而是通过个案冲突的解决，对权利进行类型化的构造，从而形成抽象的权利界限和规则，批量化和系统化地化解各种权利冲突，进而将个案纠纷的经验内化到治理结构中，变成治理结构的内化经验和知识，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和升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系统论述，正当其时。
⑦ 为什么说法治中国建设是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法治是维护人民权益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国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通过执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司法机关依法解决具体争议和冲突，才能将法治所蕴含的公平正义传输给民众，让人民切身感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只有通过公正、高效和权威的司法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才能从根本上做到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只有在每一起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增添全社会对于建设法治中国的信心和动力，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正义。
⑧ 求一篇我的法制中国梦的文章 2000字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从巨变到渐进,从革命叙事到日常话语,从革命动员回归常识理性。公共权力受到全面制约,司法权力独立运行,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不是靠唱高调就能实现的,需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们有理由期待现代中国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成熟
□丁国强
高全喜等著的《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将中国的法治变迁融入了近现代历史考察。中国近现代史既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打破治乱循环,追寻法治价值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离不开法治观念的浸染和法治价值的构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实质上也是法治对传统中国进行改造的过程。梁启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在这种功利状态下,法治注定无法在舒缓、积淀中平和发展,这显然影响了法治的成熟完善。但是,法治作为一种价值和社会理想在消解专制、抵制独裁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而产生的文明力量。
法治是难以效仿的历史过程
在革命激进主义现代性模式下,法治话语总是在呼吁人们关注权利、秩序和日常生活。实现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变,法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法治是人类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没有法治,无论是传统还是革命的成果都难以转化为现实福利。革命固然可以瓦解旧规则、旧秩序,但是,如果没有法治建设的努力,仍然难以走出静止社会。换个角度说,如果没有革命,单纯靠传统社会的缓慢变革则无法回应西方带来的现代化冲击。在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理性启蒙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法治改造社会、控制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面临着巨大风险。费孝通有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法治的成功往往不在于法条和书本知识的完美,而在于与实际生活贴切的紧密程度。如果法治只停留在表面,而无法渗透到价值、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层面,就只能是一张好看的外衣。作为一种理性之治,法治不是统治阶级的治理工具,而是整个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因此,法治是一个不可复制、难以效仿的历史过程。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是在中国与西方的权力冲突、利益冲突、文化冲突中展开的对良好社会的追求。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一书通过对晚清以来所开启的现代法治的古今之变的考察,对激进主义的中国现代性之路进行梳理和检讨,以确立一条更为健康合理的现代性之路。笔者认为,这一努力体现了法治的历史观。缺乏历史观是中国当下法学研究的通病。一些法学研究者喜欢将法学知识从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将法学知识表述嫁接到西方知识系统上,法学知识的历史性、实践性被搁置和疏淡,使得法学知识缺乏历史语境和现实考察,成为一种抽象的真理,一种无所凭依的全球化、世界化。法学本身就是民族国家政治意识生产的一部分,法学知识生产无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法治只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没有复杂的历史过程,也就无所谓“现代法治”。
邓正来先生曾经呼吁结束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旧法学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其实,追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首先要思考中国法学从哪里来。社会历史传统不仅决定了法治的源流和脉络,也深刻影响了法治的体系、方法和修辞。法治是历史的形成的,过分强调法律理性的非历史性势必会陷入自我认识缺失的误区。
用法治视角审视中国近现代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一书以法治之变来总结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从戊戌变法、晚晴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政治、国民党训政到建国以后的废旧法运动、依法治国入宪,用法治视角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说到底是去普遍性之魅、去抽象法治之魅。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是在曲线中发展的。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国家,中国的法治之路呈现出“冲击—反应”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治完全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西方的现代性诱因促进了中国法治的启蒙与生长,却并不能替代中国的法治文明探索。中国的传统文明和中国人对生活秩序的理解把握依然是中国法治的基因。
法治既是一种治理技术,否定专制主义的利器,也是一种政治理想、社会价值。法治的常态是稳定的、持久的,而不是变幻的、飘忽的。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有变法而无法治,有变道而无治道。此种状态是历史的无奈。现代中国的发育是被动的,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也根本不可能在平和商谈中进行。变法所驱动的社会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变。启蒙知识分子认识到,变法是图强无法绕开的路径。只有打破王朝更迭的循环,才能建设现代政制；只有打破“夷狄”之说,才能融入世界体系。戊戌变法、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作为现代性意义的变法以激进的形式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
康梁的改革计划庞大而缺乏可行性,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只能具有宣言和号召价值。晚晴新政体现了统治者企图挽救清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努力,吸收借鉴了西方和日本的宪政经验,原本可以勾画出一副宪政蓝图,却因清王朝缺乏立宪的诚意而成为“名义性宪政”,堵塞了在旧法统下开出现代法统的道路。
辛亥革命通过革命暴力手段构建现代共和国,却因意外和早产,而造成革命制宪的脆弱,军阀混战、帝制复辟以及党制国家的出现都损耗了“把君权换成民权”的实效。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良好的政府,是中国现代法治孜孜以求的探索。革命固然可以摧毁旧的政制,但只有建立日常的宪政体制才能真正实现革命的诉求。
《临时约法》以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积累了现代国家的制宪经验。创制宪法是一个现代国家最深刻的国家记忆。清帝逊位诏书将政权禅让给中华民国,用契约的方式确立共和立宪国体的合法性,其法理得失值得琢磨。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主权者,宪政意味着人民出场,让人民来安排权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
《现代中国法治之路》一书认为,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参众两院以及众多议员还是多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是中国政治史的创举,由人民代表而不是君主厘定乾坤,是具有宪政意义的标志性举动。至于贿选事件所导致的人民制宪权的流产,袁世凯的帝制复辟等则反映出宪政道路之艰难。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宪法史不应是党派史而是制度史,不应该是斗争(过程)史,而应是结果史。斗争是暂时性的,而结果则是长久的。”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宪政构建日常政治,约束权力,制止暴力,都是让权力、秩序回到日常状态。
《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强调,迈向现代法治必须要消除革命思维、革命逻辑,从革命文化转向法治文化,从革命法治走向常态法治。该书对1975年宪法进行个案剖析和症候分析,称它是“百年中国革命激进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极端表述”。宪法不应是革命的号角,它天性是与革命相对峙的,是革命的终结。回到日常政治、常态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必然。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注定从巨变到渐进,从革命叙事到日常话语,从革命动员回归常识理性。公共权力受到全面制约,司法权力独立运行,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不是靠唱高调就能实现的,需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们有理由期待现代中国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成熟。
⑨ 谈谈你心目中的“法治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摘要 心中法治中国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个完全和谐的法治社会。
⑩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都有哪些
一、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这是金融领域一起触目惊心的腐败大案，赖小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原董事长，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从2008至2018十年时间里，赖小民收受、索取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元，是迄今为止人民法院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受贿数额最大的贪官。
赖小民不但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而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等多项依法从重情节，赖小民的绝大部分受贿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属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作案，犯罪行为的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赖小民违背国家政策，参与一些明令禁止国有金融机构涉足的项目，最终导致一些巨额投资放债业务出现问题，资金难以收回，对国有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侵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二、侵害英烈名誉、荣誉刑事第一案
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双方协定，悍然越线挑衅。陆军某边防团团长祁发宝带领几名官兵据理交涉，遭到了对方的暴力攻击。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和战友们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祁发宝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以及战士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英勇牺牲、以身殉国。
2月20日，网名“辣笔小球”的犯罪嫌疑人仇子明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以往对于此类案件大都是追究民事责任，2021年3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标志着我国在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方面民事、行政、刑事三个层级的规制措施全面建立。“辣笔小球”案成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设立后的全国首案。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 杨浩：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人民群众对于这个行为的反应非常强烈，可谓是群情激愤，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完全符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犯罪构成的。
三、“10·18”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
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冒充客服退货退款、或冒充公检法人员威吓哄骗、一次“中奖”带来了一连串陷阱、甜言蜜语背后暗藏着凶险的“杀猪盘”，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屡打不绝。电诈“毒瘤”、民之公敌；铲除公害，民之所盼。
猛药去疴、重拳生威，“10·18”系列案件审判的从严从重、依法严惩，有力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彰显了司法为民、除“骗”务尽的立场与力度。
四、百香果女童被害案
这是一起让人不忍重提却又难以释怀的侵害未成年人凶案。广西钦州灵山县小学生杨晓燕，遇害时年仅10岁，人们痛惜地把她叫做“百香果女童”。
2018年10月4日中午，晓燕独自在家附近售卖百香果，正当她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住了晓燕。
案发第二天，面对警方的询问，杨光毅拒不承认自己作案。案发两天后，杨光毅在其父亲的陪同下到灵山县公安局伯劳派出所自首。
2019年7月12日，钦州中院以强奸罪一审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光毅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3月25日，广西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杨光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依据是杨光毅投案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百香果女童遇害案引发公众热议，如果恶魔可以因为自首而被法律宽恕，那如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杨家共有五个孩子，晓燕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因见义勇为离世，全家六口人的生活一直靠母亲打零工勉强支撑，丧女之痛与改判结果，让晓燕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委托律师向广西高院提起申诉。
正义不可缺席，罪刑终有法定。2020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杨光毅强奸一案调卷审查，经过近6个月的依法审查，2020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指令广西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既违国法，又悖天理，更逆人情，虽有自首情节，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
五、中国证券集体诉讼第一案
2018年10月16日，一篇揭露康美药业货币资金造假的文章出现在网上，康美药业股票当天盘中触及跌停，之后连续三天跌停，市值腰斩，数万名股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的一颗“毒瘤”，严重伤害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发展。此前，对于此类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处以几十万的顶格罚款，如此恶劣的造假，违法成本却极低。
但公正不会一直缺席，这一次被割的不再是“韭菜”，财务造假者自己终于躺在了砧板之上。
2021年11月12日，随着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槌敲响，长达近三年的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当庭宣判，康美药业等相关被告承担投资者损失总金额约24.59亿元，赔偿金额之高创下了国内A股市场同类案件之最。
六、民法典“自甘冒险”适用第一案
2020年4月20日，当时70岁的宋某与其他球友在北京某公园内进行羽毛球三对三比赛，激烈较量当中，周某杀球进攻、大力暴扣，宋某伸手举拍，防守未果，当场被羽毛球击中了右眼。
2021年1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正式实施，2021年1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这是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首次在庭审实践中应用，成了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法院经审理认为，宋某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赛，应认定为“自甘风险”的行为，当庭判决，驳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民法典实施一年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成了裁判规范与行为准则，腹中的胎儿是否有继承权、高空抛物受害者如何维权、见义勇为是否会被讹诈，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彰显了民法典“民”字当头，以民为本，正在成为“百姓生活的网络全书”。
七、“人脸识别”第一案
“扫码”与“刷脸”现在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2019年4月，浙江杭州市民郭兵花费1360元，购买了一张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畅游365天”的双人卡，并确定以指纹识别方式入园游览。同年10月，园方将指纹识别升级为“刷脸”入园，并要求用户录入人脸信息，否则将无法入园。“刷脸”认证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对着手机点点头、眨眨眼的事儿，但郭兵认为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野生动物世界无权采集，不接受人脸识别，要求园方退卡。园方则认为，从指纹识别升级为人脸识别，是为了提高效率。双方协商无果，郭兵一纸诉状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
2021年4月9日，备受关注的“人脸识别第一案”二审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院判定，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以及指纹识别信息；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杭州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韩圣超：法院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消费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经营者才能收集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而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
八、吴春红申请再审无罪赔偿案
2020年4月1日是吴春红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从开始被羁押服刑到重获自由之身，已经过去了整整5612天。
2004年11月，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两名幼童食物中毒、一死一伤，同村村民吴春红被认定为凶手。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春红死缓，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8年，商丘中院第四次开庭判处吴春红无期徒刑，从此，吴春红和家人走上了多方申诉的漫漫长路。
沉冤昭雪，无罪归来，尽管无妄的牢狱之灾已经结束，但失去自由的五千多个日夜、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成为了吴春红难以愈合的创伤。2020年6月，吴春红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2020年8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吴春红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94万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68万元，并向吴春红赔礼道歉。
吴春红认为赔偿金额偏低，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复议书。在冤错案件中，受害人最大的伤害来自精神损害，在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些“特例”的出现会为前路标注下鲜明的路标。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25号国家赔偿决定，将原来的68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提高至120万元。
九、种子套牌侵权纠纷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党总书记强调，要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金地公司认为亲耕田公司的行为构成侵权，向法院诉请判令亲耕田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亲耕田公司称其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被诉侵权“金粳 818”稻种。
亲耕田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应认定亲耕田公司系交易的组织者、决策者，构成销售侵权，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帮助侵权予以纠正。亲耕田公司未获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销售“白皮袋”种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一审法院按照赔偿基数的二倍适用惩罚性赔偿正确，故判令驳回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