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新时期

A. 如何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新时期法制宣传中的作用

一、法治文化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载体
法治文化是一种以弘扬法治精神和传播法治理念为宗旨的法律实践活动。一方面，它培养形成了人有关法的理念、心理和习惯；另一方面，它给大家灌输了对法的崇尚和信仰意识。大量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法治文化，这是一种看得见的文化。以往的普法宣传重点就是放在了“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宣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上，这在客观上给人们造成普法就是“学法”、“知法”和“懂法”的印象。但普法的实质，应当是传播先进文化精神和文明理念的过程，仅仅机械、教条地讲法条、说法言法语，这不是法制宣传的根本目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这一概念，标志着我们党对“法”的理解与追求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层面，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建设将走入一个新时代。而法治文化所蕴涵的法治观念意识、价值取向，正是宣传法治理念、法治心理和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工具，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制宣传中“弘扬法治精神”的有效载体，必将促进法治文化氛围的形成和法治精神的崇尚，提高法治建设的“软实力”。
二、法治文化是传播现代法治理念的重要途径
1、法治文化在宣传的效用上有着巨大潜力。文化是宣传工具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在文化上的成就，较之于经济和政治，往往具有更持久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的力量渗透其间，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建设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无论是影响力、渗透力，文化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建设法治文化，就是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与魅力，通过倡导和组织各种法治文化活动，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活动中，自觉接受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法治思想、法治习惯的熏陶，享受着法治文明带来的身心愉悦，在自觉自愿的学习中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2、法治文化在宣传的形式上体现了以人为本。在以往的普法工作中，我们更多运用的宣传方法是政治教育的模式，集中大课学习、小课宣讲，板报宣传，条文灌输，重形式轻效果，重知识轻理念,这种宣传模式很难激发起自觉自愿的学习兴趣，更不要说法治理念的传播与渗透了。法治文化则不同，它的形式可以活泼，它的内容可以多样，可以涉及到道德与法律、情感与法律等方方面面。它能将理性与感性、刚性与柔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更能适应普通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需求。近几年在全国各大电视传媒开辟的一些法治栏目，都在进行着这些方面的实践，力图用观众最易接受的方式传播着现代社会的法制文明，其实就是法治文化的一种表达。在今天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宣传方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3、法治文化在传播的功能上有着突出的优势。首先，从传播的范围来看，文化传播覆盖面是一般工作所无法比拟的，发展法治文化，就是要通过增强覆盖面，将法治理念传播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让每个公民都能接触到、感知到；其次，从传播的主体来说，法治文化的传播主体更加广泛，有法制宣传工作者、专家学者、学生、甚至是文艺工作者，只要有热情，就可以参与到法治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充当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再次，从传播内容来看，法治文化内容比较宽泛，只要与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法律习惯法律内容等有所关联，都可以成为文化的内容。同时，法治文化也有助于将法与其它文化的融合，从而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与创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文化发展与交融的成果。最后，从传播的方式来看，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丰富，不同的现代媒体，文艺阵地、宣传阵地都可成为传播载体，多渠道、多平面、多视角的传播模式必将帮助大家获取更多的法律信息与资讯，对法也将会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三、法治文化是推动当前法制宣传工作的重要动力
1、法治文化与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结合。当前法制宣传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驾护航。法治文化建设有助于将法治思想渗透到文化的传播中。因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适应和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先进文化，是实践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先进文化。它将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为已任，培育和发扬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观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参政议政的水平与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的理念。
2、法治文化与推进基层的普法宣传紧密结合。任何文化要富有生命力，必须来源于社会，贴近广大群众，才能发挥它的感染力，得到社会的共鸣。法治文化容易扎根基层，增强文化与群众的互动，扩大群众的参与渠道，提高群众的参与深度。如今年镇江市组织开展了“律师送法进村入户”活动，就是一项增强群众与法律互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举措，各行政村与律师结对，向每家农户发放便民联系卡，律师定期到各村、各农户家中宣讲法律，传播法治理念、解决群众生活中的法律难题、帮助村委会解决管理中的法律问题，而农民也可以通过联系卡，随时解决身边的法律问题。这种形式的推广，得到了基层群众的普遍欢迎，让法律知识的传输、法律思想的熏陶始终保持在自己的身边，权利始终得到保障，法律也显得不再那么神秘、高不可攀。同时，这项活动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矛盾纠纷随时得到解决，大家的心情舒畅了，社会文明的风气与氛围自然就形成了。
3、法治文化与解决群众的精神需求紧密结合。文化从来都不是悬空和抽象的，它总是积存于人们的观念内，又反映在人的行为中。因此，法治文化的作用发挥，可以帮助解决人们内心对法、法治的精神需求。如句容市在平时的普法工作中，发现句容的广大农民在近阶段最想了解的法律知识是农村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相关法律法规，因此，运用普法讲师团巡回宣讲、司法所干警业务培训、村务公开栏、电视栏目、开展法律咨询、组织法制文艺等多种形式开展不同层面的土地拆迁相关政策、法律等的宣传，让大家了解立法的目的、社会的权利义务、个人的权利义务，无论是政府、企业家、群众个人，通过这些法律文化与内容的熏陶，都学会了更加理性地处理这些问题，有助于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方利益的维护。
4、法治文化与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紧密结合。宣传教育注重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对实现其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明意识、审美观念以及鉴赏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法治文化可以使人们在参加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中，自觉接受法律知识和法治思想的熏陶。如我市普法办在2003年与市电视台联合主办了一档电视栏目《法治12分》，采用发生在镇江的案例进行以案说法，节目播出后，收到非常好的普法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广大市民的认可。前不久，我市举办了大型的法治文艺汇报演出活动，全部采用基层选报上的节目，表现了各地、各部门的法治工作情况，节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些来源于生活的第一素材的表演，正是基层社会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而朴素的表现形式让所有的观众受到了感动并产生了共鸣，演出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而我市润州区举办的“法治文化节”系列活动，包括了十个子活动：举办群众自发演出的法治文艺演出、举办了“环保杯”法律知识竞赛、“检察杯”法治论坛、开展了法治文化书画摄影展、以案释法巡回报告会、法治讲座、法律知识图片巡回展、开辟了法治文化街（社区、广场、市场）、评选10件法治新人新事、开展学法读书征文活动。该系列活动采取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并让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营造了非常好的传播法治观念、法治文明的良好氛围。
人类文明的方向是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而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就是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的方向。今后的中国是沿着依法治国的道路不断前行，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必然离不开法治文化的传播与推动，因此，立足文化的视角，创新观念、创新载体、创新形式，从人民需要出发，从人民满意出发，从宣传效果出发，增强法治文化在法制宣传中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法制宣传工作一定会大有作为，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进程谱写出新的篇章。

B. 中国进入建设法治化社会的新时期，是以哪一事件作为

中国进入建设法治化社会的新时期，是以 1999年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 作为标志。

C. 新时代如何建设法治中国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立完善的社会法制体系，厉行法治，全力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制度，发展自己的文化思想，以让社会运转让人民生活好为目标。

D. 说出你期待的法治新时代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新”在中华抄民族的伟袭大复兴，“新”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同时也有了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代要求依法治国，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有效实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点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E. 中国进入建设法治化社会的新时期，是以哪一事件作为标志： [ ] A．党的“十五大”的召开

F. 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

摘要 亲 新时代中国法制建设的三个阶段是指：刚开始建国时期法制刚刚建立的阶段、法制逐步完善的阶段、现在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的阶段。

G. 新时期为什么高度强调依法治国

新时期高度强调依法治国原因如下：
1、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形势下发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的要义是,通过反腐治权、依法治官和监督制约公权力,通过尊重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实现人民民主。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体的政治地位和主权权利,必然是依法治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要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
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需要。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分工、公平竞争和自由等价交换,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法治价值的崇高追求,是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工作法治化的实践过程,是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治理社会、配置资源、保障人权、驯化权力的良法善治。
6、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公平正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但却见仁见智,没有共识性的最大公约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们不宜抽象地主张公平正义,而应当通过法律和法治来表达和实现可操作的公平正义。
7、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反腐治权的治本之道。权力腐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死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障碍。应当更加重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放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反腐治权,切实从体制、机制和法治上遏制并解决权力腐败问题。

H. 如何做新时期依法治理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作为民主法制建设基础性工程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如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新型公民，这是摆在我们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回忆过去20多年的普法，对广大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无疑取得明显成效，但从现实和长远角度来看，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表现在确立工作思路上，“一个调”，科学性不够；在制定工作目标上，“一般高”，讲远近不够；在宣传教育对象上，“一锅煮”，分彼此不够；在宣传教育活动上，“一阵风”，抓经常不够；在宣传教育方法上，“一副样”，出生动不够；在宣传教育推进上，“一家忙”，搞合力不够。这些问题，既是我们现实工作的薄弱环节，也是我们今后工作改进和创新的着力点。因此，仅就XX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必须在精心打造好普法“1234”工程上狠下功夫，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要做到“一个确立”。就是要确立理念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确立一个创新的、科学的工作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指导实际工作的灵魂。从1986年至今，**县普法经历了“一五”探索、“二五”实践、“三五”重在建设、“四五”依法治理、“六五”全面建设法治县五个阶段，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深化和发展，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坚持不断创新的科学工作思路。“六五”普法初期，根据普法依法治理的形势和任务，我们**县提出了“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典型引路，分类指导；拓宽渠道，活化形式；普治并举，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实践证明，这条思路是科学的、可行的。

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抓好“两个强化”。即：强化职能定位，强化工作手段。

强化职能定位。就是根据《“六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县纲要》的要求，结合各部门、各单位工作职能的实际情况，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将各职能部门的抓普法工作职责用文件分别固定下来，达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责权明确、任务落实”的工作目的，克服过去单靠依法治县办“唱独角戏”和“小马拉大车”现象，形成强大合力，从而构成“条块结合、纵横相融”的大普法格局。

强化工作手段。就是要建立科学的工作目标管理考核评估体系，具体就是建立科学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一是要合理分类。合理分类是为了科学定标有的放矢，就**县共分七大类，即：中省市县直执法综合管理类、中省市县直社会服务类、县人大、政协及党群机关综合（事业）类、农村乡（镇）类、教育类、企业类和社区类。二是要科学定标。确立科学目标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归宿和起点，在整个法制宣传教育系统中处于指导和支配地位，对于确定公民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标的确立就是按照不同类别、实现时间和可能程度，可以分为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根本目标可分为组织领导重视程度、基础工作、普法工作、依法治理和超前工作五个方面，具体目标可分为若干条，近期目标就是当年可实现目标，长远目标就是五年可实现的综合目标，由近及远、阶梯式、；连贯性将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导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三是要严格考核。就是由县委、县政府目标考评办牵头，汇同组织、宣传、依法治理办等部门，采取平时抽查、半年检查、年终兑标相结合方式进行分类严格考核，逐项逐条兑标。四是要落实“一票否决”权。就是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部门、各单位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大目标考核体系，对年度未达标的落实“一票否决”权机制，确保普法依法法理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要强化各种监督手段。就是人大的法制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团体的群众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等手段，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六是要强化激励手段。就是要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既要制定好方案，又要组织好每年度的经验交流会、总结表彰会，大力宣传、树立、表彰和奖励先进典型，以此来带动中间，激励后进，形成“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工作浓厚氛围。

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突出“三个结合”。即：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普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突出这“三个结合”就是打破过去就普法而普法的工作做法和工作方式，跳出固步自封的工作怪圈，拓宽渠道，活化形式，寻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新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一是普法与法律服务相结合。围绕法律服务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开展法律服务中找准普法工作方位，才能使普法与法律服务互为促进，相得益彰。普法可以搞些必要形势，但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就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普法工作正要搞的。法律服务也是如此，目前要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法律服务和结合个案调解，有针对性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以案说法、以案普法、以案学法，增强当事人及周围群众的法律意识，以此达到普法与法律服务双丰收。二是普法与文化建设相结合。围绕文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只有在文化建设中找准普法切入点，才能促进普法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结合城乡文化建设正在兴起的热潮，一方面可以将文化阵地与普法阵地、文化图书与法制图书、文化学习与普法学习、文化活动与普法活动等有机结合、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繁荣地方文艺之机来开展法制文艺活动，充分发挥文化馆、文化站、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的作用，深入乡村、深入生活、创作编排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形象幽默、朗朗上口的法制方艺作品，在城乡巡回演出，使法律条文化枯燥为生动，化抽象为直观，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灵活性、趣味性和实效性。三是普法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广大农民普法一直是普法工作的“重头戏”，也是困扰普法工作的难点，因此，必须抓住广大农民对现代科技应用的积极性，结合每年度农村科普之冬、科普之春和科普下乡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其中，随之开展送法下乡活动，通过“法制讲座”、编印常用法律知识宣传资科和法治文化用语集锦等，广泛宣传与广大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推进“法律进乡村”活动顺利推进。

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必须实现“四个突破”。即：人力资源、设施资源、平台资源和经费资源上有新突破。一是在人力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就**县实际重点培育和建设以普法骨干、普法联络员、普法讲师团和普法志愿者这四支队伍。全县上下普遍建立健全普法“三员”骨干队伍（宣讲员、辅导员、报告员），并分期分批进行集中轮训。全县组成普法宣讲团17个、普法宣讲组286个，定期深入机关、学校农村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全县整合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生和司法战线资深的离退休干部为主体的法制宣传人力资源，建立一支统一规范的普法志愿者队伍，经常活跃在全县城乡之间。全县各部门，各单位都设定一名普法联络员，定期汇报工作，反馈信息，真正做到普法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二是在设施资源上实现新突破。设施资源是开展法制宣传的必要条件，全县舍得投入精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一些法制宣传必要的外部设施和内部设施。全县以人口密集地、休闲场所、公园、车站、商场和主要街道等制作了固定永久性法制宣传设施，营造外部法制宣传氛围。在此基础上，加大了内部设施建设力度，具体实现了“五化”，即：（1）办公场所实现专室化，从县办到各基层依法治理办都设有专室。（2）工作运行实现图示化，从上到下统一制作工作运行图板、统一制作牌匾，各种组织、制度、指标、任务量化上墙、图文并茂，一目了然。（3）宣传器材设备实现现代化，各级依法治理办都配置了数码像机、录像机、微机等宣传器材和办公设备，县办还配装一台专用普法宣传车。（4）普法档案实现规范化，全县统一要求、统一标准、文字档案齐全、类别清楚、专室专柜。（5）是普法工作实现网络化，县办通过政府网与各乡（镇）依法治理办实行微机联网，“148”法律服务热线电话全部开通，运行良好。三是在平台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全县以“八项”宣传形式为载体，搭起具有本地特色法制宣传教育平台，并在完善中抓提高，在提高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搞突破。第一，开展常规性纪念活动。充分利用一些法律法规的纪念日、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常规性活动，由县委依法治县办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适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第二开展“法制文艺”下乡活动。以县剧团专业队和群众业余队为依据，组织创作编排一台法制文艺节目，下乡巡回演出。第三开展“法律大集”活动。以各乡（镇）集贸市场日确定为法律大集活动日，每个乡镇每年举办5次以上。第四开展“法律广场”活动。在县城设置2处“法律广场”，定期开展法制宣传。第五开设“法律橱窗”。充分利用乡村公开栏现有设施，开设乡村“法律橱窗”。乡（镇）每周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村每半月一期并轮换一次内容。第六开辟“法制专栏”节目。采取“以案说法”、“法制讲座”、和“银屏字幕”等形式，通过电视覆盖面，把法律知识传送到千家万户。第七开设小区“法制长廊”。在县城繁华小区开设2处“法制长廊”，确定专人定期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第八建立“法律农家院”。每个乡（镇）只少要建立3—5个村标准性高、运用性强的“法律农家院”，并逐步实现“村村有个法律农家院”。四是在经费资源上实现新突破。全县采取政府拨付一点，社会筹集一点，企事业单位冠名赞助一点，法律服务创收一点等措施，县办普法经费10.8万元已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为全县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实践，提出这个“1234”工程，就是从不同方面加强思路的科学性、目标的远近性、对象的彼此性、内容的针对性、方法的灵活性、推进的整体性等要素的建设，使它们更趋完善、科学。当然，仅就普法“1234”工程的提出，它不可能包罗万象、尽善尽美。但它不是孤立静止的，可以通过它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整体目标。因此，我们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的角度，以未来向度的思维，用全局全程的视野，去把握法制宣传教育的每一个方面和层次，才能在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联结中，不断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

I. 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三个阶段是哪三个阶段

新时代中国法制建设的三个阶段是指；
刚开始建国时期法制刚刚建立的阶段。版
法制逐步完权善的阶段。
和现在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的阶段。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建立完善的社会法制体系，
厉行法治，全力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自己的制度，
发展自己的文化思想，
以让社会运转让人民生活好为目标。

J.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