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津渡

1. 金陵津渡小山楼中的精度指的是

“金陵津渡”是指南京，小山楼即为在下关江面中的某个地点

2. 歌颂祖国的诗（用来写书法的）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原文：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译文：

北方的风光，千里冰封冻，万里雪花飘。

望长城内外，只剩下无边无际白茫茫一片。

整条黄河，立刻失去了波涛滚滚的水势。

群山好像一条条银蛇在舞动，高原上的丘陵好像许多白象在奔跑。

它们都想试着和老天爷比一下谁更高。

等到晴天的时候，看红日和白雪交相辉映，格外娇艳美好。

江山是如此的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相倾倒。

可惜秦始皇、汉武帝，略差文治功劳；

唐太宗、宋太祖，稍逊文学才华。

称雄一世的英雄人物，成吉思汗，只知道拉弓射大雕。

这些人物都已经过去了，称得上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还要看今天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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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作背景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36年2月所作。“沁园春”为词牌名，“雪”为词名。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红军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为了视察地形，毛泽东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

当“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和这白雪皑皑的塬地展现在他眼前时，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欣然提笔，写下了这一首豪放之词。《沁园春·雪》最早发表于1945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后正式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

二、作品鉴赏

《沁园春·雪》突出体现了毛泽东词风的雄健、大气。作为领袖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和抱负，与广阔雄奇的北国雪景发生同构，作者目接“千里”“万里”，“欲与天公试比高”；视通几千年，指点江山主沉浮。充分展示了雄阔豪放、气势磅礴的风格。

全词用字遣词，设喻用典，明快有力，挥洒自如，辞义畅达，一泻千里。全词合律入韵，似无意而为之。虽属旧体却给读者以面貌一新之感。不单是从词境中表达出的新的精神世界，而首先是意象表达系统的词语，鲜活生动，凝练通俗，易诵易唱易记。

3. 《金陵津渡小山楼》这首诗是谁写的

这首诗是唐朝诗人张祜写的，题为《题金陵渡》。

原诗：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

译文：

夜宿金陵渡口的小山楼，辗转难眠心中满怀旅愁。斜月朦胧江潮正在下落，对岸星火闪闪便是瓜洲。

诗歌赏析

这是诗人漫游江南时写的一首小诗。张祜夜宿镇江渡口时，面对长江夜景，以此诗抒写了在旅途中的愁思，表现了自己心中的寂寞凄凉。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把美妙如画的江上夜景描写得宁静凄迷，淡雅清新。

这首诗前两句交代诗人夜宿的地点，点出诗人的心情；后两句实写长江金陵渡口美好的夜景，借此衬托出诗人孤独落寞的羁旅情怀。全诗紧扣江（落潮、夜江）、月（落月、斜月）、灯火（渔火、星火）等景，以一“愁”字贯穿全篇，诗旨甚明，神韵悠远，在艺术结构方面更是独具匠心。

4. 日本这个国家到底靠什么强大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国家与社会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其快速的成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一种组织上及实力上高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凡被波及之国家，连日本在内，都已付出相当代价。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觉得自负种族优越或无端予人以自卑感，同有导致战祸的危险。而且从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史实看来，上段所述的三种发展，同有对这运动赋予有利条件的趋势。确实能掌握此种有利的条件而将之发扬光大，是日本人民之成就。但这不足以支持人种优越说。我们与其赞扬日本人生理上之特长，不如归功于日本之地理环境。在检讨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本书采取如是立场。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可以1868年作分水岭。可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已在几百年前产生。日本三井财系的原始组织，开始于17世纪初期，事在中国明朝末年，最初以酿酒起家，于德川时代开始“吴服店”（绸缎铺），1680年间开始经营银行业，早于英伦银行之成立（1694）约10年。兹后专替幕府担任出纳汇款事务，维新时参加倒幕运动，放贷于帝国之新政府，与三菱、住友、安田同为“财阀”中的台柱。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使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中占有特殊比重，则日本财阀在明治维新前后已将这种特性充分发挥；而且源远流长，不待外间示范，早已在历史上长期立足。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则日本财团如三井者不能说没有在幕后产生牵制的作用，而且维新志士中的佼佼者，如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同出于长州藩，日后被指责代表三井利益。如此说来，要是资本主义可以“萌芽”，则理想上培植嫩苗之暖房不在西欧，尤其不可能在官僚主义充塞的中国，而只有在“锁国”江户时代的日本，才算最为适切。
日本的封建时代，经过三个阶段：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这三个段落之间也各有过渡时期，每一段落由一家系继承“征夷大将军”的名号。其所辖“幕府”，为实际中央政府。幕府之组织，在各世纪中大同小异，只是这三个阶段日本的社会却有大距离之差别。每一阶段历时约两个半世纪，有似中国之朝代。此时日本天皇驻跸于京都，不仅毫无实权，而且与其公卿同样生活艰苦。一位现代学者曾指出：“天皇实在是一个贫弱的小大名。”（大名的意义下详。）中国明朝接受室町幕府进贡时，即称其将军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后来万历帝拟与丰臣秀吉言和时，也准备封之为“日本国王”（可是秀吉只称“关白”，有摄政之意，而未就将军职），因其为实际的政治首脑。
江户即今日之东京，其幕府创始人及第一任将军为德川家康。他继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之后，以武力统一日本，于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之职，及至明治维新，第15任将军庆喜“大政奉还”，德川一家统治日本达265年。
德川氏之封建组织以幕府直接掌握日本中心地带，占全国约1／5的地区，是为“天领”，包括所有重要城市如江户、京都、大贩、长崎。其他地区，划分为“藩”，配给封建诸侯，其爵禄以境内产米计，凡10000石以上者称为“大名”，最大之大名前田氏，领地逾100万石。江户幕府初创时，共有大名295人，（以后减至265），各大名之职位世袭。幕府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削藩、新增大名、增减领地，也可以命令大名迁徙，但是这种情形只及于中枢之藩。德川家康统一全国时，有一部分大名早已存在，他们迫于环境，称臣纳贡，但是意态犹离，这些持观望态度之藩主，被认为有敌视态度，多配于边区远处。日后倒幕运动展开时，出力最多之藩为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均在西南。
江户幕府对日本历史最大的贡献，为其保持长期和平。自1636年施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人不许航海外渡，在海外之日本人不许回国，违者判死刑。外来船只仅限中国及荷兰籍（日本此时禁基督教，荷兰人承允不作传教工作），交易限于长崎，日人在港内筑有人造岛屿，称为“出岛”，荷兰人只许居留岛上。葡萄牙人曾两次派员与幕府交涉，希望稍宽成命，但是使节团61人随即被拘禁斩首，只有少数人被遣返报告经过。
幕府成立之后，各藩不得擅自筑城。自1635年实行所谓“参勤交代”。所有藩主都要亲至江户，参加将军近旁的各种仪节，并且在名义上担任防卫工作。基本上各大名分为两批，每年轮流驻扎于江户，并自备府寓，凡随从人员、经行道路、器具装备，都有极详细的规定，而且期满藩主回藩，其家属仍留江户，所以有些历史家指之为一种人质制度。此外也有一批大名，被派半年轮值，而远处之藩主稍有例外，轮值较稀。以经济方面而言，参勤交代制在日后之东京造成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使财富集中，刺激金融经济的发展。加以幕府规定各藩剩余之谷米，只许在江户及大皈发卖，更促成都市之繁荣。
江户政权既为封建制，则诸藩财政上自给自足，各大名除有不定期及不定量之“献金”外，不向幕府缴纳赋税，其内部之开支亦由诸藩自理。幕府军事行动或大兴土木时，诸藩供应人员，并且担任后勤。平时则各藩自理其境内治安，自理其诉讼事件。德川幕府只颁布一般法治之原则，如“武家诸法度”，各藩各自颁行“家法”，大概仿效江户之饬令，法律带有儒家伦理之气息，如奖励向学，严禁骄奢淫佚等等。
“幕藩之关系”至今未有定论。理论上有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事实上有相当程度的地方分权。世界史中无相似事例能与之相互印证。又如堵藩内部之管理，亦非全国一律。大凡封建（feudalism）则有“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大名之下，各陪臣（real vassal）本应层层节制，并且各有采邑（fi6f，日人称为“知行”），土地也不能买卖，封建才与庄园制度（manorialsystem）互为表里。日本封建制度初创立时，大体也都保持这种形态。武士称“侍”（中国字之“侍”，读音samurai，日本人也企图将之与“士农工商”之“士”等量齐观），传统习惯，其髡发与旁人不同，身带二刀，长刀战斗，短刀准备战败自裁，上自将军属下之大名及“大老”（正副首相）、“年寄”（高级顾问）、各种“奉行”（特派经理人员），下至“御家人”（下士官）同属于待，不得与一般平民通婚，对一般平民有无限权威，可以“斩舍御免”（kirisute gomun，对抗命之平民可以宰割，虽杀人无罪），也都配有土地。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一成不变的制度难于维持。即在德川氏统一全国之前，封建制实已变质，逐渐带有官僚组织成分。江户幕府又将各大名移植。各大名率领所辖陪臣履新，所在之藩常有前代遗留之侍，因之武士阶级人员重叠，造成藩内侍之成员与全人口的比例高低不等。有如隆摩及土佐，其侍之人数特高。是以经理上也无法采取同一方式，而只能迁就于各地之习惯法。
17世纪的趋向，则是各大名将藩内陪臣之采邑废除，将他们调至藩主之守城，付以俸米，派以流动之任务。兹后迄1800年，90％之藩已将下属全部采邑废除。然则这也并不是全面现代化，推演而成一个流动性的社会。不少中古以来的武士阶级以“乡士”身份出现，他们既是大地主，也是地方上的特殊威权，可能通过继承，亘世纪地掌握着乡村中政治经济的力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土地税与中国税制迥然不同。幕府及大名均不向全民直接课税，其税额是集体地课予每一村庄，因之地方威权之力量不可忽视。日本土地税额之高，为历史家经常提及。正规之土地税（“年贡”）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欠米”、“小物成”、“助乡役”），而且德川中期有土地主权集中之形势，多数小自耕农已沦为佃农，向地主纳租。种田人如何能直接地、间接地承当如此繁重的负担？
实际情形可能与上面粗浅的描绘稍有出入。17世纪中，日本全国耕地增加约80％，稻米生产自1800万石（每石通常为一人一年之消费量，较中国之石为大）增至2500万石，也约近40％。可是一般税额的增高并未照此比例。1700年之后，土地定期测量即未再举行。农业技术却日日增进。只是一般农民生活之艰难痛苦似已无可复加，加以天灾饥谨在德川时代经常有之，农民暴动（“百姓一揆”）在此时期曾前后发生1600起。日本全国人口，例如1721年，近3000万。以后近一个半世纪，即迄明治维新前夕，仍在3200万左右。有些学者认为赋税与地租多重过取，下层人民生计艰难与此人口总数之消长有关。是以日本进入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一般人民曾付出极大代价。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可以想象明治维新前，商业资本之累积及商业组织之展开，事出必然。德川幕府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又安排了一个庞大的生产力量。其政治与社会之体制又在极紧凑的组织之中留下可资活动之处，使物资在两者之间的交纳不仅合理化，而且带着强迫性。留下来的问题不外分配，亦即收集、交换与运输。其中要通过幕府之直辖地区，又事关200多个表面上合作，实际上竞争的地方单位，也只能由商人出面经手。其经手的组织成立后，必然会在内部调整，以求增进效率。于是资金流通，剩余之利润投资于生产，服务性质之事业也共同活用。日本既无外界力量之侵扰干涉，又有便利的海上交通，于是愈做越大。
江户的封建体制，将全民按农、工、商的次序排列。法制上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之滋生成长起了负作用。侍可能赖债不还，商人行止阔绰，却可能无端受罚，尚有少数的事例，记载商人欠债到期不能偿还被判死刑的情节。可是另一方面这些苛刻的待遇也强迫商人苦心经营，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一种服务。三井一家的成功，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可以顺便说及：
三井原出于藤原家系，藤原本是日本首屈一指的贵族。至16世纪末期，三井家仍在京都附近以小型封建领主的姿态出现，只因抵抗织田信长的统一运动，兵败之后流落在伊势酿酒为业。日本初期之累积资本，只能从农业产品着手，最初主要的两项商品为日本酒及酱油。家业三传至三井八郎兵卫，此人是经营能手、商业天才。他广泛地使用三井商标，利用广告宣传，提倡不讲价还价，不赊欠只求实。他也告诫子弟，不放债于侍，免除了因高利贷而产生的政治纠纷。三井兄弟间之联系，也替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体制别开门面，其中浓厚的血缘关系及家传祖训，被继承人当作世法与宗旨。佣用之经理则忠顺如家臣。
八郎兵卫开的“吴服店”，以丝棉织品为主，迎合日本农业产品专业化的趋势。其京都江户二店，开现代百货公司之先河。最重要的则是他所设的“两替屋”，经营汇兑银行业务。三井各店在江户收得之现款，经常运至京都大阪采购货物，而江户幕府又在西部收集税款东运，彼此徒劳。于是三井八郎兵卫建议幕府，表示他可以在大皈接受款项，担保于60日内将金银在江户交纳。而实际上他店中的货物只需15日到20日由西东运。因为他信用昭著，幕府允许三井汇兑款项的期间自60日延伸到150日。至此他尚可以将流通的款项作选择性的放债，他所组织传递信息的机构则替官方传递文书。这样的成功，大体由于八郎兵卫做事精确谨慎，而且他活到73岁，有机会把他的事业系统化。
企业与政府一体合作，也使它们立于不败的地位。欧洲的王室在现代法制展开之前，经常对商人赖债。日本之封建政权则惯常以“德政”的名义，一笔勾销侍级人士向商人之借款。只是在江户时代，各种企业既已与政府结不解缘，在体制上不可或缺，因之幕府为了本身利益计，也不愿商业遭受打击。所以德川时代“德政”令只颁布过两次，范围都极窄狭。非如此，初期资本之累积必受挫折。
以上三井企业只是一个特出而显明的例子，当然其业务之展开还待客商友店代理铺户和批发零售各种组织互相支援，才能构成一种运动。其实，这种组织在三井业务发展过程中也已组织就绪。1721年人口调查初举行时，江户已超过50万口，再加幕府各大名府第及其他侍之家属，总数当逾80万，至18世纪末叶，甚可能已突过100万大关。在这尚未现代化的城市，既没有工业基础，其本身也不是海港，缺乏国际贸易的支持，何以生存？所以其背后必有一个庞大的经营机构，牵连着全国政治经济的因素，担任后勤业务。
江户时代承乎既久，各大名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区农业生产的首脑。他们一般在大阪指派商业经理，称为“藏元”，其堆栈则称为“藏屋敷”，最盛时期藏屋敷超过500处，每年经手出卖之米粮达400万石，其他各地产品如木材、纸张、砂糖、麻布亦是。除供应江户、京都各处之需要外，一部分物产也送至长崎，供应对外贸易。大体上，日本已成了一个全国一体的大市场。
批发商所开店铺称“问屋”，通常为一家所有，亲身经营。最初问屋只替卖主代售物品，抽取佣金。经营既久，他们也承购大批货物，主动经营。同业公会的组织则称“仲间”，也称“株仲间”，因为每一会员单位为一“株”，这种权益为一家所有，可以世袭，不能私人转让。株仲间与传统之“座”不同。座为半官方组织，及于重要的商业，如金座、银座。仲间系在幕府禁止专利时，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发起组成，即洗澡堂、街头兜卖之负贩，也有其仲间。以后官方逐渐承认其存在，也由他们向幕府交纳年例（“冥加金”）作为代价。株仲间除了执行一般同业公会的功用，还有互助的义务。商业性的仲间，可以授权会员之间陈欠预买预卖，并且调停彼此之纠纷。幕府更使问屋及仲间构成“组”。江户即有十组间屋，大版有二十四组问屋。
银行业务并不自三井始。大皈商人鸿池新六也以酿酒起家，后来成为幕府在大贩的经纪人，同时经理32家大名的财务。鸿池于1663年为幕府指派管束大阪之“十人两替”时，其银行团已有22家，经营金银兑换及贷款业务，汇票早在彼此间流传。约20年之后，三井开始在远距离承兑幕府公款时，幕府为之另组“三人组”。各大名之物产既已储备于藏屋敷，税米又源流不断进出，藏元本人又为商人，并且与银行家来往，则买空卖空，投机生意为幕府严禁，仍照常运行。一般商人贷款于大名及侍则是普遍现象。因此除却贷款立时消耗之外，其资金进入各藩，扩大生产，也为必然趋势。鸿池新六即投资于拓殖土地。此外商业资本投资于渔业、工矿业、手工业及家庭工业，均促进日本经济逐渐多元化。
日本之道路交通网称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户之间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线达于甲府和日光，是主要藩主参勤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着眼于军事，不愿使战略要点摆在四通八达宽敞的道路网上，而有意的将其路线延长到悬崖津渡易守难攻的地方。加以陆运费用高，所以车运在日本难于展开。一般少量的货品用驮运，大宗货品用海运。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户及大阪之间举行定期的商运．但是由于海上漂没的损失，效率不高。1694年后，大阪及江户需要海运的间屋各构成“组”，实行包船，并且将漂没损失分摊于组员之间，等于一种海上保险。17世纪，船运载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竞争之樽回船（以载酒樽为专长）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标准的脚费。至此，正规的海上运输已有近于150年的历史。至于“东回航线”之及于荒滨及平泻，“西回航线”通周下关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则在幕府指导之下，于17世纪后期由河村瑞贤规划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终成为日本历史上少数运输专家之一。
日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熟，幕府也铸造金银货币、开采矿产。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显增进。可是从进入资本主义的程序上讲，日本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从现代西方的眼光看来，以上的表现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没有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衬物质生活的进展。法制上也没有私人财产权与人身自由同样不能侵犯的观念。更缺乏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机会，无法体会经济结构之紧凑立即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生活奢侈，则必糜烂。商高于农、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颠倒。有了这样的离奇背景，使其无法看清新体制之来临，只认为是现有组织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无法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完全代替金融经济中法制之不足。而这时候江户最大弱点则是缺乏全面性的对外贸易。专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费市场，生产技术无法有突破性的增进，而使发展不能继续。
此后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物价涨跌，也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无从全面推翻商业活动，恢复到理想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虽得势，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反复。传统历史学家根据儒家思想着笔，通常称“文治”之后又有“恶政”。大概所谓文治总离不开褒扬传统道德，提倡节约，励行财政及通货紧缩，使物价下跌，而恶政通常反是。新时代历史学家对此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所谓文治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而所谓恶政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能在长期间尚有裨益。这当中有历史眼光长短之不同，也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
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导之下，株仲间得到政府的承认，只要向幕府交纳年例。田沼也大规模批准商人专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透过幕府，放债于缺乏现款之大名。
田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以低级之侍（600石）风云际会成为大名，擢升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结果又在政治场合中失败，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见江户时代之封建，本身已无从保持一成不变的姿态。田沼政策所及，更显示他在对付城市经济时充满活跃性，已非中国传统经济所可比拟。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财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就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私人财产权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隐若现，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这种长时间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历史中之所仅有。
至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会。1830年到1843年中国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日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身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革”。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俭、遣返进入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强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也同称天保改革，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潮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则大抵成功。经过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为软弱，“雄藩抬头”。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组更为迫切。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压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产生长期的内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政府？或者像中国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日事实之发展，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有识之士一个很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强兵”。而且佩里（Comm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入长崎。北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日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
我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5. 秦王的死因是什么

目前我们知道的秦始皇死因，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就是病死说和谋杀说。我们先说病死说，这又有很多说法：第一，自幼有病；第二，因累致病；第三，遗传致病；第四，高温致病。我们先分析一下秦始皇是不是自幼有病，这个说法和秦始皇的长相有关。《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他手下有一个军事家叫尉缭，他第一次见秦始皇的时候，对秦始皇的外貌有一个描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蜂准，有两种解释，一是指高鼻梁，再就是说鼻子是马鞍形的；长目就是大眼睛。说秦始皇的胸是鸷鸟胸。鸷鸟是一种猛禽。鸷鸟胸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鸡胸，说明有病；再就是说秦始皇的胸，像老鹰的胸。说秦始皇的声音是豺声，有人就推测秦始皇有支气管炎。所以，根据这个外形描述，就有人说秦始皇从小就有病。这是历史文献中关于秦始皇外貌的唯一记载，可信不可信？它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我们讲过文献的记载是重要依据，但不能够全信。我估计，尉缭对秦始皇的印象并不好，他说了这个描述以后，又说了秦始皇一大堆坏话。后来他想走，秦始皇还把他挽留下来，委任他做了国尉。我认为尉缭的话不大可信，秦始皇要真是支气管炎，那荆轲一追他，气管炎早就要发了，哪还跑得动？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幼有病的说法不太可靠。第二种说法是因累致病，说秦始皇是累死的。我们说说他的累，第一是过劳，说秦始皇非常勤政，每天要看很多公文，看完以后还要在上面批字，批多少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清朝的皇帝，有时候批的字比原文还多。秦始皇大权独揽，事无巨细一切都管，所以他一生忙忙碌碌，很勤政。但是大家要注意，他的勤政是为了大权独揽，防止皇权旁落。所以秦始皇过劳了，累狠了就死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是巡游，秦始皇是个巡游皇帝，十二年间五次巡游，最后一次是从头一年的九月出发，到第二年七月，几乎在外面九个月的时间。巡游累不累取决于四个条件：路况、车况、季节、时间。秦始皇时期有当时最先进的公路驰道，但是可以肯定，绝对赶不上现在的高速公路，肯定有颠簸；秦始皇坐的车再好，也赶不上今天的奔驰宝马，车不好，路也不好，人在上面坐九个月肯定很辛苦。第三是时间，秦始皇每次巡游时间都很长。第四是季节，这个很重要，春天和秋天出去很舒适，夏天或冬天就麻烦了，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冬天赶上了，夏天也赶上了，所以巡游的劳累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第三种说法是遗传致病，说秦始皇家庭遗传不太好，曾祖父昭襄王活到七十六岁，是最高寿的；祖父安国君就不行了，五十多岁死的；父亲异人，我估计死的年龄不到四十岁，这就是说家庭遗传。第四种说法是高温致病，因为秦始皇从病发到死亡，都是在炎热的夏季，恐怕也是导致他死亡的重要原因。以上四点就是秦始皇病死说。

6. 一个历史问题

秦始皇死因揭密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似乎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可是将这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文字细细阅读，可发现其中有耐人寻味之处。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主要巡游云梦、会稽等地时，李斯、胡亥、赵高等随从，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为皇帝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还祷山川"。这似为越高等的计谋。因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要诛蒙氏一族。赵高是个宦官，其专管宫廷御车与印信、墨书。这次秦始皇巡游，自然少不了中车府令的事务。而且后来赵高还"行符玺事"，执掌传达皇帝命令和调兵的凭证"符"和"玺"，赵高当然随从。秦始皇这次出巡，一路劳顿，到平源津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送走，秦始皇就呜呼哀哉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北）行宫了。

为了不使秦始皇死的消息传扬出去而引起乱子，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载于车中，饮食奏请如常。一面命令车了加紧赶路，一面让赵高尽快派人把秦始皇的遗诏给扶苏送去。赵高可不愿意让扶苏继承皇位。因为扶苏为人正派，根本瞧不起阿谀奉承的赵高。秦始皇的小儿胡亥是一个昏庸的家伙，且赵高还曾受命教胡亥学习法律，二人正好臭味相投。赵高想立胡亥为皇帝，以便实现他篡权乱政的阴谋，因而他违背秦始皇的命令，扣着诏书不发。采取说动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假造秦始皇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指责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马上自杀，不得违抗。接到诏书后扶苏流着泪自杀了。蒙恬不愿这么糊里糊涂地自杀，他说皇帝巡游在外，命令我带三十万戌边，这是天下重任，怎么能见个使者就自杀呢？谁知道其中是否有诈？"主使者把他押直来关进监狱，等候处理。

胡亥、赵高、李斯听说扶苏已经自杀了，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不取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巡游的架势，从沙丘到井陉，而后抵太原，经直道回咸阳，绕了三四千里。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为了遮人耳目就买了许多鱼装在所有车上以乱其臭，迷惑大家。到咸阳后，他们马上公布了秦始皇死亡的消息，发丧出殡。紧接着，胡亥就登基做了皇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升为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赵高阴谋得逞以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向秦二世进谗言，陷害蒙氏弟兄，诛杀诸公子；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投狱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

从以上赵高篡权乱政的几个步骤就可以看出赵高是个包藏祸心，阻险毒辣的人。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体质较弱。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一百二十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生病，但是否秦始皇就因此一命呜呼，尚令人怀疑。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其中描述帮始皇在平源津渡黄河时，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宿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右耳流关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就有人怀疑秦始皇的死属于非正常的死亡。至于谋害者是谁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其实，赵高进行谋害珠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

如果要问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答案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如前所述，他对李斯讲："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而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岂能容得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而秦始皇刚愎自用，决非尽谗能奏效，只有结束这一暴君的生命，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对胡亥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使其提前结束生命，完全有此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干这弑君的勾当呢？他的言行已作出最好的回答。他对胡亥讲"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时机成熟，欲篡位称帝。他怕大臣们不服，但想设法试验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服从自己。于是，就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有一天赵高牵了一头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一听，不觉大笑起来，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说着立即问左右的官员们到底是鹿还是马。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了。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收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舆论的底细，不久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秦二世惊骇不已，阎乐历数胡亥的罪状后，逼他自杀，胡亥苦苦求免，而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说着就指挥士兵拥有向胡亥，胡亥只好自杀身亡。这时，赵高就把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不从，他无可奈何，才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得知，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然而，作恶多端的赵高最终也是自食其果，落了个被子婴刺杀的可耻下场。

不难看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弹是赵高，他总想事事处处去支配命运、支配别人，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但是，赵高要实现对诸人的支配，首先要支配秦始皇，只有假借秦始皇，才以实现自己的阴谋；对活的秦始皇支配不了，只有将他弄死后借传遗诏。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因此对秦始皇的死尚无定论，是病故还是被害？因而这个"沙丘疑案"应当存疑。

7. 秦始皇是得什么病死的如题 谢谢了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似乎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可是将这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文字细细阅读，可发现其中有耐人寻味之处。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主要巡游云梦、会稽等地时，李斯、胡亥、赵高等随从，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为皇帝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还祷山川"。这似为越高等的计谋。因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要诛蒙氏一族。赵高是个宦官，其专管宫廷御车与印信、墨书。这次秦始皇巡游，自然少不了中车府令的事务。而且后来赵高还"行符玺事"，执掌传达皇帝命令和调兵的凭证"符"和"玺"，赵高当然随从。秦始皇这次出巡，一路劳顿，到平源津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送走，秦始皇就呜呼哀哉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北）行宫了。 为了不使秦始皇死的消息传扬出去而引起乱子，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载于车中，饮食奏请如常。一面命令车了加紧赶路，一面让赵高尽快派人把秦始皇的遗诏给扶苏送去。赵高可不愿意让扶苏继承皇位。因为扶苏为人正派，根本瞧不起阿谀奉承的赵高。秦始皇的小儿胡亥是一个昏庸的家伙，且赵高还曾受命教胡亥学习法律，二人正好臭味相投。赵高想立胡亥为皇帝，以便实现他篡权乱政的阴谋，因而他违背秦始皇的命令，扣着诏书不发。采取说动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假造秦始皇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指责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马上自杀，不得违抗。接到诏书后扶苏流着泪自杀了。蒙恬不愿这么糊里糊涂地自杀，他说皇帝巡游在外，命令我带三十万戌边，这是天下重任，怎么能见个使者就自杀呢？谁知道其中是否有诈？"主使者把他押直来关进监狱，等候处理。 胡亥、赵高、李斯听说扶苏已经自杀了，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不取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巡游的架势，从沙丘到井陉，而后抵太原，经直道回咸阳，绕了三四千里。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为了遮人耳目就买了许多鱼装在所有车上以乱其臭，迷惑大家。到咸阳后，他们马上公布了秦始皇死亡的消息，发丧出殡。紧接着，胡亥就登基做了皇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升为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赵高阴谋得逞以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向秦二世进谗言，陷害蒙氏弟兄，诛杀诸公子；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投狱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 从以上赵高篡权乱政的几个步骤就可以看出赵高是个包藏祸心，阻险毒辣的人。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体质较弱。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一百二十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生病，但是否秦始皇就因此一命呜呼，尚令人怀疑。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其中描述帮始皇在平源津渡黄河时，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宿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右耳流关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就有人怀疑秦始皇的死属于非正常的死亡。至于谋害者是谁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其实，赵高进行谋害珠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 如果要问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答案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如前所述，他对李斯讲："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而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岂能容得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而秦始皇刚愎自用，决非尽谗能奏效，只有结束这一暴君的生命，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对胡亥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使其提前结束生命，完全有此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干这弑君的勾当呢？他的言行已作出最好的回答。他对胡亥讲"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时机成熟，欲篡位称帝。他怕大臣们不服，但想设法试验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服从自己。于是，就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有一天赵高牵了一头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一听，不觉大笑起来，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说着立即问左右的官员们到底是鹿还是马。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了。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收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舆论的底细，不久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秦二世惊骇不已，阎乐历数胡亥的罪状后，逼他自杀，胡亥苦苦求免，而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说着就指挥士兵拥有向胡亥，胡亥只好自杀身亡。这时，赵高就把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不从，他无可奈何，才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得知，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然而，作恶多端的赵高最终也是自食其果，落了个被子婴刺杀的可耻下场。 不难看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弹是赵高，他总想事事处处去支配命运、支配别人，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但是，赵高要实现对诸人的支配，首先要支配秦始皇，只有假借秦始皇，才以实现自己的阴谋；对活的秦始皇支配不了，只有将他弄死后借传遗诏。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因此对秦始皇的死尚无定论，是病故还是被害？因而这个"沙丘疑案"应当存疑。

8. 秦始皇怎么死了

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似乎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可是将这几篇有先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文字细细阅读，可发现其中有耐人寻味之处。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主要巡游云梦、合稽等地时，李斯、胡亥、赵高等随从，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为皇帝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还祷山川”。这似为赵高等的计谋。因蒙恬领兵3O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要灭蒙氏一族。 赵高是个宦官，其专管宫廷御车与印信、墨书。这次秦始皇巡游，自然少不了中车府令的事务。而且后来赵高还“行符玺事”，执掌传达皇帝命令和调兵的凭证“符”和“玺”，赵高当然随从。秦始是这次出巡，一路劳顿，到平原津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送走，秦始皇就呜呼哀哉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北）行宫了。 为了不使秦始皇死的消息传扬出去而引起乱子，丞相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载于车中，饮食奏请如常。一面命令车队加紧赶路，一面让赵高尽快派人把秦始皇的遗诏给扶苏送去。 赵高可不愿意让扶苏继承皇位。因为扶苏为人正派，根本瞧不起阿谀奉承的赵高。秦始皇的小儿胡亥是一个昏庸的家伙，且赵高还曾受命教胡亥学习法律，二人正好臭味相投。赵高想立胡亥为皇帝，以便实现他篡权乱政的阴谋，因而他违背秦始皇的命令，扣着诏书不发。采取说动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 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就假造秦始皇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指责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马上-，不得违抗。接到诏书后扶苏流着泪-了。蒙恬不愿这么糊里糊涂地-，他说：“皇帝巡游在外，命令我带兵三十万戍边，这是天下重任，怎么能见个使者就-呢？谁知道其中是否有诈？”让使者把他押起来关进监狱，等候处理。 胡亥、赵高、李斯听说扶苏已经-了，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不取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巡游的架势，从沙丘到井陉，而后抵太原，经直道回咸阳，绕了三四干里。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了。为了遮人耳目就买了许多鱼装在所有的车上以乱其臭，迷惑人家。到咸阳后，他们马上甘布了秦始皇死亡的消息，发丧出殡。紧接着，胡亥就登基做了皇帝，是为秦二世。赵高升为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 赵高阴谋得逞以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向秦二世进谗言，陷害蒙氏弟兄，诛杀诸公子；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投狱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从以上赵高篡权乱政的几个步骤就可以看出赵高是个包藏 祸心，阴险毒辣的人。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峰准语（马鞍形鼻梁）。挚鸟膺（鸡胸），这两项均为先天或发育时落下的病症，又有豺声（支气管炎），所以体质较弱。他在生活上荒-无度，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120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主病，但是否秦始皇就因此一命呜呼，尚今人怀疑。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其中描述秦始皇在平原津渡黄河时，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宿了一夜，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己死，右耳流着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这篇小说反映出早就有人怀疑秦始皇的死属于非正常的死亡。至于谋害者是谁呢？小说中认为是胡亥。其实，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要较胡亥方便得多。 如果要问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答案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如前所述，他对李斯讲：“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少用蒙恬为丞相。”而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之入骨，岂能容得蒙氏尊宠，所以业须阻止扶苏即帝位。而秦始皇刚愎自用，决非进谗能奏效，只有结束这一暴君的主命，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对胡亥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使其提前结束生命，完全有此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干这弑君的勾当呢？他的言行已作出最好的回答。他对胡亥讲“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言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时机成熟，欲篡位称帝。他怕大臣们不服，但想设法试验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服从自己。于是，就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有一天赵高牵了一头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一听，不觉大笑起来，说丞相你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说着立即问左右的官员们到底是席还是马。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要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了。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收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舆论的底细，不久便派他的女婿咸阳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秦二世惊骇不已，阎乐历数胡亥的罪状后，逼他-，胡亥苦苦求免，而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说着就指挥士兵拥向胡亥，胡亥只好-身亡。这时，赵高就把玉皇佩在自己的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不从，他无可奈何，才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得知，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然而，作恶多端的赵高最终也是自食其果，落了个被子婴刺杀的可耻下场。 不难看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是赵高，他已想多事处处去支配命运、支配别人，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但是，赵高要实现对诸人的支配，首先要支配秦始皇，只有假借秦始皇，才能实现自己的阴谋；对活的秦始皇支配不了，只有将他弄死后借传遗诏。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因此对秦始皇的风尚无定论，是病故还是被害？因而这个“沙丘疑案”应当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