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形式法治观

① 现在德国的政体是怎样的

个人鉴定为发贴机。。。

② 列举说明英美法德国法治思想核心关注的主要差异

“法治国”，或者说依法治国，更多强调【依法】，统治者的行动须有法律依据，被看做是从人治通向法治的一个台阶
”法治“不仅要求统治者的行动须有法律依据，更强调【法的内容、精神】，要求依照的这种法律必须合乎正义。
基于传统“法治国”的概念采矿的缺陷，战后的一些欧炉法学家岁仍在继续沿用德国“法治国”的外壳，但是换上英美“法治”的内容，对“法治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尤其是战后德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与“法治国”传统作了传递的决裂。因此，尽管“法治国”的概念被继续使用，但需要分清的是，此“法（律统）治”的国家已不是彼“（依）法（而）治”的国家。

③ 国家构建的法治原则是什么

1、法律应具有至上性：任何社会都存在法律，但未必有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版法治意权味着法律拥有至上的权威，是为所有人、组织与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

2、法律应具有普遍性与一致性：针对立法而言的，要求法律调整的对象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因人立法、因事设法。

3、法律应公开、明确和可预期：公开性是法律的一个本质要求。从纯粹规范功能的视角来说，法律公开的基本目的是使法律为人们所知晓，以指引人们的行为。然而，法律的公开性还来自其他的非功能性价值，如服务于共同体的民众对所立之法的公共审思与批判。

(3)德国形式法治观扩展阅读：

法治具有理论与实践的两种面向，具有丰富的研究意义。通过对法治概念发展历程进行概述，尤其是对法治的两种历史模式即英国普通法法治原则，以及德国“法治国”理念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可以对法治的演进脉络具备清晰的了解，并且从中抽象出法治的一般理论。

从概念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法治所遵循的是形式法治，坚持的是法治的内在价值理念。并且由此根据中国“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实际，正视中国法治曾经面临的困境以及分析中国法治的成就条件，从而试探讨中国法治国家的构建进路。

④ 什么是实质法治，什么是形式法治 回答内容全面 论述题

形式法治就是要求统治者以建立法律为法治内容的核心。

实质法治就是要求统内治者在法治框架容内必须允许人民对法律内容进行评价。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法治，都旨在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两者都区别于依靠明君或先知才能的人治和借助宗教的“神治”以及尊奉道德的德治等治略。但两者在价值取向上有明显不同。

(4)德国形式法治观扩展阅读：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⑤ 如何将依法治国与以德国治国结合起来

建设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是核心，同时也要坚持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选择。
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是核心
治国方略问题是指导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问题，它带有全局性、长远性与根本性。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法律具有高于一切的决定性作用。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以德治国是基础
以德治国就是要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其覆盖面又广于法律。道德在人类社会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他一切社会规范莫不受道德规范的制约。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道德是立法的基础。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律，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法的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
道德是执法的基础。公正执法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社会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而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僵硬性，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现实中，执法者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和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因此，能否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恰当地运用好这些权力，公正执法，就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如果执法者的素质低，滥用权力，就会出现执法不公的情况。
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外在的法律规范必须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内心自觉。当大多数人对某一法律不屑一顾时，该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在正常社会里，道德水准的高低与守法自觉性的强弱成正比。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必然选择
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紧密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总之，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重要保障，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⑥ 德国法具有哪些不同于法国法的特征，a，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法律 b，更注重

一、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特征资本主义法是在封建时代的后期孕育、萌发，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最终确立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为基础，它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来自于占社会少数的资本家阶级，因此，它与古代两种历史类型的法一样，也属于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不过，由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存在和运行的，所以，它又是近、现代法律文明的一种形态，其奉行的许多原则也就明显不同于古代法律制度。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一个总体特征就是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法治国家，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下述原则之中。(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在法律史上，这一原则首次出现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上：“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后来，各国的资本主义立法都确认了这条原则。这一条原则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首要的原则，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自由地利用资本来剥削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本质的要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法律原则，那时，私有财产虽然受法律保护，但并未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因为在国家和专制王权面前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权利，国家和专制王权不受法律约束，它们对私人财产的侵犯不会引起任何法律上的责任。这一原则为交易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任何人的财产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法律表达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事实状态，即，主要的社会财富垄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他们才是这一原则的真正受益者。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近代资本主义法中具体表现为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它允许所有权人几乎可以完全任意地使用和处分自己的财产，任何人(包括政府)均不得干涉。这种绝对的所有权在后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到了20世纪初，所有权的滥用开始受到限制，这是资本主义法制发展史上现代法制区别于近代法制的重要标志。(二)契约自由原则资本主义法律制度首次把契约自由上升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它意味着承认一切人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可以在法律所界定的广阔领域中自主地处分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并在交往各方达成合意的条件下建立或改变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原则是市场经济关系本质要求在法律上的体现。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为满足本人消费、交纳地租和赋税而进行的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因此，市场经济也就是自由交换的经济，它在法律上就表现为一系列契约订立和履行的总和过程。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人身占有、人身依附、等级特权和专制王权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不相容的，也是与契约自由原则不相容的。可以说，契约自由原则不仅为重新安排和调整经济生活提供了新的准则，也由此而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新安排和调整提供了参照，从而，现代文明、现代法制的第一种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和法制才能得以确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契约自由原则在形式上给一切人都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但是，对于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它只意味着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什么人的自由，然而，在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必须接受剥削这一点上是没有自由选择余地的。因此，契约自由对于资产阶级才具有完全的意义，对于普通工人则只有部分意义，它是以契约自由的形式实现的经济强制。(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体现法国大革命之理想的《人权宣言》在第1条和第6条规定：“人们在自由上而且在权利上，生来是平等的。”“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保护或处罚都是一律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一原则同前述两条原则一样，也是由资本主义法制首先确立下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包括丰富的内容，其中最基本的精神有三点。第一，所有自然人的法律人格(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种权利能力生而具有，不以任何特定事实为条件，它实际上就是人权，即，任何人都享有的做人的权利和资格。第二，所有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基本法律地位。“公民”这一法律称呼代表着一种法律地位，它与基本权利和义务相联系。在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任何人只要具有公民资格，就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平等的基本义务。第三，法律平等地对待同样的行为。法律在对行为施加保护和惩罚时，只关注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而不关注行为人的身份。这一精神被形象化地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司法女神的眼睛总是蒙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确立，是人类社会从古代法律制度进入现代法律制度最主要的标志，是等级社会和专制国家的死亡宣告，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应看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这一原则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不同的。尽管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但法律规范中的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权利的实现离不开必要的社会条件，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实际不平等占有的情况下，平等的权利对许多普通劳动者来说，很少具有实际意义。虽然在法律上，一个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也与他的雇主一样有投资厂的权利，也与他一样有竞选总统和议员的权利，然而，这些平等的权利丝毫也不能改变资源的实际不平等占有的阶级差别。除了上述讨论的三条原则之外，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还有人民主权、法律至；上(或宪法至上)、有限政府、分权制衡、普选代议等许多重要原则，不过，相对而言，这些原则都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保障商品生产与交换在契约形式下进行，为了保障权利、义务的平等分配而被确立下来的。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资产阶级以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方式实施自己的统治，其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在其“法治国家”的稳定状态下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

⑦ 名词解释：法治人生观

形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

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讨论了法治问题，并在其报告的第一条中指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条件，这种尊严不仅要求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且要求促成对于充分发展其人格乃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这份报告被看成是实质法治观的代表，因为它不但坚持依法行使权力的原则，肯定个人自由的价值，而且对实现这些原则和价值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条件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要求。相比之下，形式或者程序法治论者便显得不够“进步”，因为他们只强调法律应当具有的形式特征，比如法律应具有一般性和公开性，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法律规定应当清晰明了、前后一致，法律不得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应具有稳定性，官员之所为应与公布的规则相一致，等等。

对形式或者程序法治论最常见的指责，是说它不分善恶，容忍恶法；说它不合我们时代的精神。难道我们追求法治竟包括了接受恶法之治？难道我们时代的法律不应以保护人权为其宗旨？倘若不辨善恶，法治又有什么价值？这些批评听上去很有力，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形式的法治论不一定那么糟糕，实质的法治论也未必那么高明。的确，要不要服从“恶法”，可不可以抵制“恶法”，发现法律与良知相冲突时如何自处，这些都是法理学思考的重要问题。然而，这种讨论的一个背景是，守法本身也是一种美德。更何况，形式法治论者所谓的法并非不具有道德内涵，相反，在他们眼中，上面列举的那些法的形式特征正好表明了法的道德性。人们常常把纳粹时期的德国法律做一个例子，来说明法律不问善恶是如何可怖。但是法律史家都同意说，纳粹德国所实行的乃是所谓“实质法治国”，而非形式法治国。形式法治论者会说，坚持程序性的法治，就不会有纳粹的暴政。而在我看来，在中国今天的特定条件下，选择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法治观，还有其他几种考虑。 有点擦边

⑧ 法治和德治的地位，作用，实现途径有哪些不同

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
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
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⑨ 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政治体形式是什么

联邦制。
《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在俾斯麦一手包办下由《北德意志邦联宪法》修改而成，共14章78条。其特点如下：
1、德意志帝国实行联邦制，由22个邦和自由城市组成。帝国中央权力极大，各邦有一些民政自治权，但是各邦地位很不平等。事实上，德意志各邦已成为联邦政府的地方自治单位，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立性。上述规定肯定了德国统一的事实，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2、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但是由普鲁士掌握全帝国最高行政权，保留了浓厚封建残余与军国主义传统，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资产阶级代议制。
3、皇帝拥有官吏任免权、立法权、军权、外交权及对议会的控制权，具有专制主义性质。
4、宪法规定帝国立法权由联邦参议会和帝国议会两院制议会行使，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完全处于从属地位。首相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议会没有实权，唯一对政府起压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预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国资产阶级在统一后的国家机构中，只获得很小一部分权力。
5、宪法以专章规定了帝国的军事制度，把普鲁士的军事法律施行于全国。这样，也就是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推行于全帝国。

⑩ 外国法制史的法国法、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历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法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持续近1000年的法兰西王国时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时间的标志，是公元843年 法兰克查理曼王国的分裂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封建制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公元9世纪至13以习惯法为主时期、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习惯法成文文化时期和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王室立法成为主要法律渊源时期，它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国法律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六法”体系。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彻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所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律指导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其他资本主要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现代法国法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连续遭到三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为了应付紧急形势，缩小了议会权力，加强了行政权利，政府的委托立法议案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同时，为缓和人民群众强烈的民主运动，于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进行了两次选举制度的改革，对原来的法典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国的法律制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继续进行变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与发展。德国原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公元919年，东法兰克王国推举萨克森公爵为国王，开创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时代的德意志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之中，后来普鲁士邦逐渐强盛，并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为统一德意志各邦扫清了障碍。在整个封建时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渊源的多元化是德国法最基本的特点。习惯法、地方法、教会法、罗马法以及帝国法令长期并存。封建时代最著名的习惯法汇编是《萨克森法典》，大约编纂于1220年，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刑事问题和诉讼规则，以及调整封建关系的采邑法。封建时代后期出现了一部以帝国名义颁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纳法典》（1532年颁布）。该法方面的内容，被多数邦国长期授用，在德国封建法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
（2）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近代德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871年，普鲁士以“铁与血”的政策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以原普鲁士邦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法院组织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又一个典型。由于德国统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国革命带有不彻底性，封建专制主义没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国法律体系也带有很强的封建君主专制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德国具有“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基础，德国法相对于19世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而言，结构更加严谨，逻辑更加严密，概念更加准确。
（3）魏玛共和国时期法律的发展。1919年，战败的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由于政体的变化和社会化思潮的影响，德国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时，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如调整社会经济的法律和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经济立法和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立法和劳工立法的先导。
（4）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法的蜕变。1933年，纳粹党头目西特勒出任总理，开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西特勒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将国家政治生活全面纳入战时轨道。在宪政方面，颁布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德国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维护西特勒个人独裁和纳粹一党专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颁布了《卡特尔变更法》、《强制卡特尔法》等法令加强对垄断组织的扶持，强化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并且颁布了《世袭农地法》、《德意志血统及名誉保护法》等单位法律，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巩固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则被彻底抛弃，代之以种族主义原则。
（5）二战后德国法的变化。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于英、美、法、三国和苏联对德国的分别军事占领，德国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实现统一。战后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了魏玛共和国的法制，并根据1949年波恩基本法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为减轻。两德统一后，基本上实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据情况对新问题进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从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内容及法律观念均受到中国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
（2）近代日本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改革纲领，着手进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随之，围绕着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广泛开展起来，为建立西方化的资产阶级法制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法开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为模式相继编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3）现代日本法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间，日本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以1932年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为标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经过不断改革，法制建设趋于完备化；后一阶段则与军事独裁统治统治相适应，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战后，日本法律制度较多接受美国法的影响，法律风格有所变化，并建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赋予公民较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
日本法以善于吸取外来发达的法律制度见长，体现了东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二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在当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