慊道德经

❶ 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慊其象,德不能过其覆……这句是什么意思

“慊”字的读音应该为“qiàn”，这里作“憾”的解释。
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慊其象,德不能过其覆
尝试解释：
1、地因为疆域的限制，因此地的德行也不能超出所能承载的物事；
2、以天的德行也不能无限覆盖所有的事物，也因为天的形象的限制而为遗憾。
天地并非无限，所谓德行有多大多广，就可以承载德行所对应的事物，都不能承载德行所能承载以外的事物。

❷ 这句话是是什么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此句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五章。仁在这里的意思是仁爱，仁慈，对百姓的仁义。刍狗就是草扎的狗，以前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的狗作为祭品，祭祀完如同废物，随意丢弃。整句话意思是，天地没有好恶的意识，也不怜悯万物，任其生长，自生自灭。

本篇文以解析“刍狗”为出发点，坚持以老解老的立场，提出释“刍狗”为“刍豢”的观点；并以之返回观照文本意义本身，对《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做印证性探讨

《老子》，又名《道德经》，上下八十一章，在我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均毋庸置疑。然其语义艰涩，所指抽象，其中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更是理解不一，莫衷一是。由论文题目可知，对句中“刍狗”一义寻找一个合理解析是本论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论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1、2、3、4节）集中于“刍狗”一义的辨析与解释。第二板块（5、6、7节）以第一板块的释义为基础，对“刍狗”一句句义、以及所涉及《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等做初步探讨。

一

先将通行本《老子》（非通行本的问题后面谈）第五章抄录如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由于《老子》文本的特殊关系，一章中上句与下句未必有必然联系（帛书本《老子》证明早期《老子》章节与传世本不同，很可能祖本《老子》不分章）；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头一句上。显然，“刍狗”是理解句意的肯綮之一。历来对“刍狗”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将“刍”、“狗”拆开，分别释义。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河上公的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礼意”。 其后，魏晋时王弼采纳了这种说法，“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无施，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哉！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无为然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称这种释义为河上公注。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阐发河上公注，“……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
显而易见，主张拆词的根据主要来源于文字学。刍的古字是“刍”，甲骨文字形从手从草，故《说文》释：刍，刈草也。又，李文仲字鉴曰：“‘刍’，说文：‘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从二屮，即‘草’字也。”“刍”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普遍用来指代草，如《周礼•太宰》：“七曰刍粖之式”。《左传•昭公十三年》：“淫刍荛者”。《左传•昭公六年》：“禁刍牧采樵”。这是当时的大语境，以“刍”为“草”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公注的释义隐约将“草”放大，有相当于今天“植物”一词的外延。同理，“狗”被放大为“兽”，借指一切动物，于是有“兽食草，人食狗”之说。

另一种释义主张将“刍狗”理解成偏正式的合成词，即“用草扎成的狗”。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其中讲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由于庄子学派于老子学术体系的特殊关系，有不少后人偏信此说。 宋王安石指出：“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及其祭祀之后，行者践其首迹，樵者焚其肢体。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

王雱（王安石之子）则注道：“刍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礼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则弃而捐之，等于粪壤。其隆礼致敬之时，非不以至诚也，然而束刍为狗耳，实何足礼敬乎？准不足礼敬而加礼敬者，又非以为也。夫万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坏，理有适然，而天地独为之父母，故不得无爱。而原天地之心，亦何系累哉！故方其爱时，虽以至诚，而万物自遂，实无足爱者。反要其终，则粪壤同归而已，岂留情乎?” 后又如元代吴澄注：“刍狗，缚草为狗之形，祷雨所用也。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惜之意。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刍狗为喻”。

以上两说为主流，几乎左右了从古至今整个“刍狗”释义的思维路线。有意思的是，《唐明皇道德真经注》 自己无法裁夺，只好兼收并蓄，在解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援河上公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其报也。”而在解释“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又援《庄子•天运》里的说法：“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

两种释义方式导致对句意的不同理解更是五花八门，主流也是两种。主张拆词的多认为“刍狗”乃废弃之物，无需珍惜，并引此句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联系，认为“任由自生自灭”，一切要回复自然；援庄子说的多主张“不仁至仁”，或“至仁无亲”，如唐明皇道德真经注：……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乎？

到底以上说法是否真正领悟了“刍狗”一句的真实含义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论。恐怕还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刍狗”上，仔细探究一番。

二

事实上，河上公注将“刍狗”简单地分成草和狗，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例如，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指出，说“譬如结刍为狗以祭祀，此说是也；王弼河上注以刍草狗畜二物说之，非是。” 余不一一。

而笔者亦同样认为，“刍狗”不宜简单地拆开解。理由有二：

首先，从句式上来看，句中包含另外几个关键词：天地、万物、圣人、百姓。这四个词在此均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天地”对“圣人”，“万物”对“百姓”，故“刍狗”在形式上宜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在句式中。

其次，从逻辑上说，如果“刍”是“草”，“狗”是“兽”的话，那么如河上公、王弼注的“将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便有偷换概念之嫌。为什么不说“狗食刍，人食狗”呢？关键就在于狗不吃草。因而与“刍”相联系时，不得不说“狗”代表了“兽”，尔后单说“狗”时，就承认“狗”就是“狗”。但是“狗”之单字意思明确，《说文》指出：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礼记•曲礼上》谓：效犬者左牵之。《尔雅》中也明确指出：(犬)未成豪，狗。郝懿行义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今亦通名犬为狗矣。”狗没有指代兽的义项，而以狗扩大到代指所有兽类的先例，笔者尚未见到。那么，剩下来的唯一解释就是，这里的狗如果分拆开来，就不能简单地释为兽。

又，如果说“刍狗”是出于音韵上的需求，则不合道理。正如朱谦之在整理《老子》韵读24例后所说：“由上所举韵例，有前人所认为无韵者，而实皆自然协韵。如以叠字为韵，老子之例甚多也……由此知五千言以道、道为韵，名、名为韵，以仁、仁为韵，狗、狗为韵者，又何足异？” 可见，此句“狗”“狗”迭韵，无论在“刍狗”的位置上换成哪一个词，总能构成韵读，不会有其它影响。同时，第五章第二句的结束词为“橐龠”，第三句的结束词为“中”，依照王力整理的古韵三十部，“狗”（侯部字）与“屈”、“出”韵（脂部字）、“中” （中部字）相去甚远，都不能构成有效韵读。因而笔者不认为以“刍狗”标榜它义是出于音韵上的考虑。

作进一步观，河上公注为什么要将“刍狗”拆开来解释成这个样子呢？笔者认为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本身的价值判断分不开。在道家以及道教典籍的发展体系中，《老子河上公章句》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王明在《<老子河上公章句>考》中指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间尚无定论（王明认为“似当东京中叶迄末年间感染养生风尚下之制作”），但万变不离其宗，大抵上反映的是由“治国经世”向“治身养性”发展的情况。从而，书中身国兼顾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治国者布施惠德，无令下知也。

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时也。

除此，《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多种养气的办法，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上升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主体。所以，“刍狗”亦演化成了一条生物链：兽食刍，人食狗。“人”处于生物链的最高层，其地位与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所谓“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明言提倡养生修身的思维模式相吻合。事实上，《老子》五千言，并没有直接论及养生、修身；《老子》只提倡“为道”，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这种思路一直被后来人刻意地继承下去，便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包括胎息吐纳、气功丹药；一直到葛洪的《抱扑子内篇》，蔚为大观，成为“金丹大药”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如此说来，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作者尚未有定论，姑且称之）不过借《老子》之言阐发自家论调而已。那么，把“刍狗”解释成“兽食刍，人食狗”的生物链也在情理之中了；否则便失去一个可供趁机阐发的舞台。

三

那么，“刍狗”既然不能循河上公注，可否就依照《庄子•天运篇》释为“草扎之狗”呢？笔者不敢苟同。

一、释“刍狗”为“草扎之狗”不见得文义畅通。

《庄子•天运篇》为述孔子守周礼不放而引“刍狗”一例，文中人物师金在解释完“刍狗”以后，更重要的还是后面一段话：

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

可以看到，庄子借师金这段话主要评述孔子守古之礼法不变，不得变通。其中：

（1）“刍狗”在此隐约含有神魔怪力之意。所谓“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也就是说，如果在祭祀完后，还有人将草扎之狗细心珍藏，形影不离地带着，那么即使不招来恶梦，也会为神魔所吓。这种天马行空略带诡异的行文色彩与庄子整部书的风格相吻合。

（2）师金指出：对待“刍狗”的一般态度是用完后践踏之，抛弃之，但有的人不是这样，对“刍狗”看得很宝贵。重点就放在后半句，换句话说，孔子将周礼看得很重，他就相当于师金讽刺的那位在祭祀完以后还悉心珍藏“刍狗”的人。那么，到底用后即弃的态度可以称为“以……为刍狗”，还是用后珍藏的态度才叫做“以……为刍狗”呢？庄子没有明说。依前者，孔子不以周礼为“刍狗”，依后者，孔子以周礼为“刍狗”。

带着以上两点，我们回到《老子》那句话，可以发现二者迥异。首先，《老子》阐述的是自己对天地、圣人的看法，没有必要染上浓厚的神力色彩。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载老子做过史官，所谓“周守藏室之史 （相当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长）”；而在周以致更早的时候，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相通。那么，老子作为巫祝文化背景下的一个言语者，他的用词遣句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相应的痕迹；“刍狗”作为祭祀的物品，就是老子随口拈来的绝佳比拟。

这种意见有道理，《老子》书中也的确体现了很多史巫文化氛围的思维方式。不过，是否就能因此一锤定音呢？笔者认为不妥：一则按照通行本的分章模式，第五章第二句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众所周知，“橐龠”就是“风箱”，不但形象而且容易理解，并没有艰涩之感。“风箱”与史巫文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关联。另外，《老子》第十一章言“三十辐共一毂”、“埏埴以为器”、“凿户牖以为室”，均是日用之常物，为大众所熟识；第六十四章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日常之理，为大众所接受。难道这些精妙的例子都与史巫文化相关吗？可见，从词句中看出史巫文化气息是正常，但不能反过来仅凭史巫文化就硬将《老子》中的词义解释成相应的模样。二则《老子》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只。五千言中论及神（出现“神”字的仅八处，分别在第六、二十九、三十九、六十章）的时候，多为泛指。如第三十九章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天、地、神与谷都是一个范畴，并非所指。神谷第六章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也不是某个具体神灵（具体释义有争议，不过公认体现了原始的生殖器崇拜）。进一步说，在《老子》构筑的体系下，行为规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自然以下，分别是道、天、地、人。而鬼、神或者仙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所以，《老子》似乎没有必要将“刍狗”越说越远，附上神力色彩。

其次，我们看一下（2）。《淮南子•齐俗训》提到“刍狗”，与《庄子•天运篇》相通：譬如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剟而已，夫有孰贵之？

也就是说，按照上述逻辑，“刍狗”可以囊括三个含义：

a、敬而用之。所谓“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也就是说，“刍狗土龙”在未经使用前的阶段，是深为所重的；它相当于某件贵重物品，蕴涵着相应得价值功能。

b、弃而贱之。所谓“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则壤土草剟而已”。此时，“刍狗”相当于完全无用之物。

c、先敬而后弃。也就是包括了a与b两个阶段，成为一个总体观照。此时的“刍狗”相当于一个先顺时而后背时的概念。

《庄子•天运篇》所言的“刍狗”，描述具体明晰，应该指义项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运篇》并没有指出也没有迹象表明，此处“刍狗”一义引自《老子》；何况，在文本中与颜渊探讨“刍狗”问题的不是老聃，而是师金。那么，将c义项直接套用到《老子》中的“刍狗”上，即使可以解释得通，也未免差强人意。怎能证明《老子》中的“刍狗”不是a义项，不是b义项，就是c义项？

事实上，退一步来讲，c义项并不能地让人信服地释义。分析如下：《庄子•天运篇》中的文本具体含意有两个：1）师金认为，周礼就像刍狗一样，是先顺时而后背时的东西；现在它已经过时，不必再念念不忘。2）师金认为，孔子守着周礼不放，就像守着刍狗不放一样，念念不忘。

但是，以上两种行为，到底哪种可以等同于“以……为刍狗”这个句式呢？《庄子•天运篇》中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1）可以说称之为“以……为刍狗”，要达到“不必念念不忘”，必须先使之价值破灭，成为废弃无用之物。那么天地是否曾经“敬”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敬”过百姓呢？或者，天地是否曾经“用”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用”过百姓呢？显然费解。有人主张在此基础引申为“任由自生自灭”，比如苏辙认为：“结刍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适时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但是，“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两个行为的主体明显不等。“用过即弃”的主体是作用于对象的事件参与者，“任由自生自灭”的主体是一名旁观者。“结刍为狗”不是自生，是人造之以生；不是自灭，是人捐之以灭。“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二者相距甚远，况且，无论用过是否放弃，后者都可以笼统概之为“任由自生自灭”。从“用过即弃”推至“任由自生自灭”亦难以说服人。

如果是2）可以称之为“以……为刍狗”，释为“念念不忘”，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是否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天地悉心珍藏万物，爱不释手，圣人爱惜黎民，念念不放呢？既然如此爱惜，何必声称“不仁”，让多少后来者久不得其要领？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将“刍狗”释为“草扎之狗”，于《庄子》文本中可通，于《老子》则不通。庄子学派也有借老子之言阐发“至仁不仁”或者“至仁无亲”的嫌疑，此“刍狗”非彼“刍狗”。

四

那么，“刍狗”到底作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将“刍狗”释为“刍豢”较为恰当。

刍豢，当指牛羊犬豕。《说文》指出：“豢，以谷圈养豕也。”《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朱熹注曰：“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有言：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豢”与“犬”关系之密切历来为人所道，《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郑玄注：养牛羊曰刍，犬豕为豢。孔颖达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又《周礼•地官•槁人》：掌豢祭祀之犬。郑玄注：养犬豕为豢。商承祚先生在《殷墟文字类编》谈到：今卜辞有字囗（上“豕”下“廾”）、囗（上“犬”下“廾”），象以手奉豕，疑即豢之初字。篆字从采，殆后世所增。牛羊曰刍，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

可见，若以“刍豢”释“刍狗”，语义上可通。同时，刍豢还泛指祭祀用的牺牲（其实就是牛羊犬豕的另一用途），但没有“草扎之狗”的神力色彩。设“草扎之狗”之义为a，“刍豢”之义为b，比较二者可知至少有以下区别：

1、a是人造之物，依人而生。b是自然界的生物，有灵能动。

2、a与天地之关系是单向的：a作为道具祭祀天地，但天地对a没有任何既定义务。b与天地的关系是双向的，b依天地而生，天地有权干涉b，但是它不干涉。

3、a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既定对象。b是自然之物，本无其使命可言；若非要言其之于人的功用，那么它的功用呈发散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为人所奴役，作劳力、作菜肴、作牺牲，亦可以自生自灭。
4、a是单数，b是复数。

由此分析：

据1，“草扎之狗”不能自生，为则有，不为则无。而b可以自生，与人的存在无任何关系。

据2，对于“草扎之狗”，天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是在语境之外的，因为天地对“草扎之狗”无任何义务，如果“草扎之狗”对天地有作用、有左右，那才是稀罕的事情。对于“刍豢”，天地是成就牛羊犬豕的其中一个条件，但天地对自己的所为“麻木不仁”。同样地，圣人之于百姓，也应该遵循。这与《老子》提倡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甚至“道生之、蓄之……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谓玄德”等极其吻合。

据3，“草扎之狗”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神灵，企盼得到佑护。用之于天地尚可，但用之于圣人则不当。难道万千百姓、芸芸众生需要取悦圣人，从而得到圣人的佑护吗？可惜，《老子》从未提及，老子只提倡“邻里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圣人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给予百姓帮助，不正像天地之于刍狗万物么？钱锺书在《管锥编•老子》谈到：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钱锺书不独言刍狗，独言万物，而将刍狗万物并列，实乃明智之举。

据4，因为万物、百姓皆是复数，故“刍狗”宜释为复数。否则，天地将万物看成是一个“草扎之狗”呢，还是将万物看作是一堆“草扎之狗”呢？

可见，“刍豢”比“草扎之狗”更符合句意。那么为何不直接使用“刍豢”一词呢？一则“刍豢”比不上“刍狗”简单易识，求通俗而已，不然为何又不用“刍犬”以代“刍狗”呢？二则“豢”字已经发展出引申义，即收养，或曰以利收买。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是豢吴也乎。杜预注：豢，养也。又如《荀子•棨辱》：豢之而俞瘠者，交也。同时，《老子》喜言通俗之物，以平凡事平凡物作喻。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同理，“刍狗”易通俗不易延远，“牛羊犬豕”则是。

另外，《易•说卦传》说：艮为狗（稍后，汉代人以马喻乾卦，以牛喻坤卦）。由此，该章节包含有“天”（乾）、“地”（坤）、“风”（巽）、“狗”（艮）等重要的卦象，老子是否另寓深意，亦不可知。但狗素来被人所格外看重是毋庸置疑的。狗为六畜之一，除了有预兆吉凶灾异的象征作用以外，还有除灾的作用。根据《礼论》的说法，狗属于“至阳之畜”，在东方烹狗，可以使阳气勃发，从而蓄养万物。又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天子所居住的城市一共有十二门，东方的三门是生气之门，为了不使死物在生门出现，所以在另外的九门前杀狗去灾。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狗与五行中的金相配合，又与方位中的西方对应，而与东方木相克，杀狗有毕止春天的阴湿疫气，使万物复苏成长的作用。狗能够去邪免灾，这并非是什么奇谈怪论，就连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也认可狗的这一特殊功能，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术家认为狗能够禳辟一切邪魅妖术。《史记》中指出：秦国在城池的东、南、西、北四门前披裂肢解狗以抵御灾害。同时，用白狗的血涂在门上来驱逐不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风俗。可见，凭狗的地位与影响，以“狗”代“犬豕”，极有可能。

以上从词汇本身分析“刍狗”的释义，以下结合《老子》体系，阐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之含义，兼证余以上释义之可行。

五

由于“刍狗”一句涉及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更直言不讳“圣人不仁”，因此显得充满火药味，甚至一度演化成儒、道两家论战的口实之一。

首先，笔者对“仁”的传统解析无任何异议。《说文》指出：仁，亲也。儒家将之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并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相当于英语中的benevolence。不过，“仁”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其具体含义会有所变通。那么，此句的“圣人不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引一些较为经典的意见：

吴澄认为：“圣人是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

范应元认为：“圣人体此道以博爱，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于百姓，亦如天地之于万物，辅其自然而不害之，使养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于我哉!”

萧天石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其以百姓为刍狗者，乃一任百姓之自为刍狗也。死生得丧无与焉，当如是则不得不如是也。当生即生，当杀即杀；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当用即用，当舍即舍；当成即成，当毁即毁；此当然而然，实即自然而然，纯为一道之流行，与一气之流行。圣人之用心，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由上可以看到，以上几家释“圣人不仁”时，终究受制于“结刍之狗”这一义项的引导。其中的共同点在于：

1、“刍狗”为卑贱之物。

2、强调“天地”与“圣人”不亲近任何事物（没有任何感情）。

3、“天地”与“圣人”完全不作为，任由自生自灭（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三项放回《老子》的文本当中考察，发现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1，《辞海》在解释“刍狗”一义时，列举了河上公注与《庄子•天运篇》释两个说法，然后指出：两说不同，皆以喻轻贱无用之的东西。 也就是说，“刍狗”卑贱不堪，“天地”与“圣人”完全摆出一幅的冷面孔，对任何东西都不放在心上。但是，《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果圣人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又何必以百姓之心为心？岂不是自作聪明？显然相悖。当“刍狗”被理解成“刍豢”时，无卑贱之义。万物有万物的生息，百姓有百姓的生息，仅此而已。

对于2，《老子》第二章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另外《老子》第四十五章有“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言语。又《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可见，《老子》的体系强调取消对立，不欣赏极端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仁”并非刻意强调“无所亲爱”，而是强调说，圣人对待百姓与天地对待万物的方式是一视同仁，公

❸ 《刘子》明谦篇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

PS找到了些校注，希望有所帮助
【概况】
《刘子》一书，一名《新论》，又名《刘子新论》、《流子》、《德言》。现有文献记载，最初引录其书的是隋代虞世南《北堂书抄》。其后历代公私书籍著录渐多，但对该书作者自南宋则发生了分歧。
《刘子》作者，两《唐书》和郑樵《通志》皆著录为刘勰，从南宋开始出现作者分歧，或谓刘勰、或谓刘昼等人。今对历代学人研究结论进行梳理，可以初步认为刘昼之说，可能是南宋时的一种伪说。
【原文】
刘子——明谦 笫三十五

天道下济而光明，江湖善下而为王。故山在地中成谦，王侯以孤寡为损。谦则荣而逾高，损则显而弥贵。高必以下为基，贵则以贱为本。在贵而忘贵，故能以贵下民；处高而遗高，故能以高就卑。是以大壮则往复，天地之谦也；极升必降，阴阳之谦也；满终则亏，日月之谦也；道盈体中，圣人之谦也。 Qs4<}o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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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称：“谦尊而弥光。”《老子》云：“不伐故有功。”谦者，在于降己，以高下卑，以圣从鄙。不伐在于有功，不矜在于有德，不言归于冲退，谦挹之流也。好盈自贤，矜功伐善者，俗之常情，圣人之恶也。必矜其功，虽赏之而称劳，情犹不足；苟伐其善，虽与之赏多，必怨其少；则慊望之情生，躁竞之色见，矜伐之路开，患难之衅作矣。君子则不然，在荣以挹损为基，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遗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情恒存善，故能以善胜人。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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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谦也；口虚托谦，岂非矫乎？以善胜物，心遗功善，非矜伐也，口及其善，岂非实乎？故心存功善，非心谦也，口虽不言，未免矜伐；心舍功善，口虽明言，无伤于谦。故夏禹昌言，明称伐功；咎繇陈谟，云说我惠；岂其矜功而存惠哉！ do?-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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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称其能；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圣人知人情尚贤而好伐，故发言裁典，多由谦退；所以弃其骄姱，竞垂世则也。
【校注】
天道下济而光明〔一〕，江湖善下而为王〔二〕。故山在地中成谦，王侯
以孤寡为损〔三〕。谦则荣而逾高，损则显而弥贵〔四〕。高必以下为基，贵
则以贱为本〔五〕。在贵而忘贵，故能以贵下民；处高而遗高，故能高而就卑
〔六〕。是以大壮往则复〔七〕，天地之谦也；极升必降，阴阳之谦也；满终
则亏，日月之谦也；道盈体冲〔八〕，圣人之谦也。

《易》称：「谦尊而弥光〔九〕，《老子》云：「不伐故有功〔十〕。」
谦者在於降己，以高从卑〔十一〕，以圣从鄙。不伐在於有功不矜，有德不
言，归於冲退〔十二〕，谦挹之流也。好盈自贤，矜功伐善者，俗之恒情〔十
三〕，圣人之恶也。必矜其功，虽赏之而称劳，情犹不足；苟伐其善，虽与之
赏多，必怨其少，则慊望之情生〔十四〕，躁竞之色见，矜伐之路开，患难之
衅作矣。君子则不然，在荣以挹损为基〔十五〕，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
遗其功而功常存，忘其善而善自全〔十六〕。情常忘善，故能以善下物〔十
七〕，情恒存善，故欲以善胜人〔十八〕。

是以情存功善，非心谦也；口虚托谦，岂非矫乎〔二十〕？心遗功善，非
矜伐也；口及其善〔二一〕，岂非实乎？故心存功善〔二二〕，口虽不言，未
免矜伐；心舍功善，口虽明言，无伤於谦〔二三〕。故夏禹昌言，明称我功
〔二四〕；咎繇陈谟，云说我惠〔二五〕。岂其矜功而存惠哉！

夫言善非伐，而伐善者每称其善〔二六〕；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圣
人知人情尚贤而好伐，故发言裁典〔二七〕，多由谦退，所以弃其骄夸〔二
八〕，竞垂世则也〔二九〕。

校释

〔一〕杨明照曰：「易谦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

［二］杨明照曰：「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庶按：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为百谷王」，即为百谷所归
往。

［三］杨明照曰：「『损』，疑当作『称』。老子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恶，
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王叔岷曰：「杨氏引老子『而王公以为称』
下云：『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即此『损』字所本。且『损』与上
文『谦』对言，下文又紧承『谦』、『损』言之，则『损』非误字明矣，杨说
未审。」庶按：王说是。老子三十九章：「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
以贱为本耶？非乎？」吕氏春秋士容篇高诱注：「孤、寡，谦称也。」淮南道
应篇：「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高诱注：「贵者，谓王公侯伯，称孤、寡、
不谷，故曰以贱为号。」颜氏家训风操篇：「昔者，王侯自称孤、寡、不
谷。」王利器集解曰：「古天子诸侯，即位未终丧，自称曰孤，既终丧，自称
曰寡人。」

［四］「损」，原作「谦」，宋本、明钞本、景道藏本、子汇本、吉府本、程
荣本、龙川钞本并作「损」，是，据改。「谦」乃承上而误。

［五］杨明照曰：「老子第三＋九章：『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王叔岷曰：「『必』、『则』互文，『则』犹『必』也。诫盈章：『四时之
序，节满即谢；五行之性，功成必退。』『即』、『必』互文，亦同此例。国
策齐策：『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淮南道应
篇：『故老子曰：「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则』并作『必』，是
二字同义之证。」

［六］「以高就卑」原作「高而就卑」，王叔岷曰；「程荣本、王谟本、几

辅
本『高而就卑』并作『以高就卑』与上文『以贵下民』相对，是也。」庶按：
王说是，据改。宋本作「以高而就卑」，「而」字虽衍，然足证王说之确。

［七］卢文弨曰：「『往则复』疑当作『无往不复』。」杨明照曰：「易泰象
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庶按：「往则复」，义自通，可不必改。

［八］王叔岷曰：「『冲』借为『盅』，老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说
文引『冲』作『盅』，云：『盅，器虚也。』」庶按：「冲」同「冲」。段玉
裁曰：「凡用冲虚字者，皆盅之假借。」「体冲」谓内心空虚。

［九］杨明照曰：「易谦彖曰：『谦尊而光。』」

［十］杨明照曰：「老子第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庶按：王弼注：
「伐，取也。」谓自称其能。

［十一］原本「以」下无「高」字，景道藏本、子汇本、吉府本、程荣本於
「以」下并有「高」字，是，据增。卢文弨曰：「（程荣本）『从』，俗

『下』。」

［十二］卢文弨曰：「『不伐在於有功不矜』句，下衍『在於』二字。『有德
不言』句，上文以谦承易词，此『不伐』亦承老子语而申明之。」林其锬以
「不矜」、「不言」属下为句。庶按：林说非，卢说是，据删。「有功不矜」
不可分，下文「必矜其功」、「有功而不矜」是其证。

［十三］「俗」字原在「情」下，宋本、明钞本、景道藏本、吉府本、程荣
本、龙川钞本於「之」上并有「俗」字，「情」下无「俗」字，是，据改。

［十四］王叔岷曰：「『慊』借为『嫌』。说文：『嫌』，不平於心也。」

『望』借为『

』。说文：『
，责望也。』」庶按：王说是。锐汶陋训定声
日：「怨望字，史传皆以望为之。」

［十五］孙楷第曰：「『在荣以挹损为基』，疑当作『在劳以挹损为吉』。下
文『有功而不矜，有善而不伐』，正承『劳』字言之。若作『荣』，则与下文
义不相属矣。易系辞云：『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王叔岷曰：「『在荣以挹损为基』，与上文『高必以下为基，贵则以
贱为本』句法同。『有功』、『有善』，并承『荣』字言之，『不矜』、『不
伐』并承『绝损』言之，文义粲然，无烦从易系辞强为改字。」庶按：王说
是。

［十六］王叔岷曰：「庄子外物篇：『去善而自善矣。』」

［十七］「下」原作「卜」，宋本、明钞本、景道藏本、子汇本、程荣本、龙
川钞本并作「下」，是，据改。

［十八］卢文弨曰：「（程荣本）『欲』误『能』。」

［十九］「托」，宋本、王谟本并作「托」。「托」、「托」古今字。

［二十］子汇本，吉府本，顾云程本、龙溪本「岂非矫乎」下并无「以善胜
物」四字。王叔岷曰：「『以善胜物』四字，疑涉上文而衍。」庶按：王说
是，据删。下文「心遗功善」，亦承上文「情存功善」而言，删此四字，与上
文例同。

［二一］依文意，「及」疑当作「言」，下文「夫言善非伐」是其证。

［二二］原本「功善」下有「非心谦也」四字。孙楷第曰：『非心谦也』四字
各本皆误衍，吉府本无此四字，是也。以下文例之。」王叔岷曰：「四字涉上
文而衍。」庶按：孙、王说并是，据删。
［二三］「谦」原作「廉」，王谟本作「谦」，是，据改。下文「多由谦退」
亦其证。

［二四］原本「我」作「伐」。卢文弨曰：「『伐』当作『我』。」杨明照
曰：「书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
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
海，濬畎浍，距川，暨稷播奏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
乂。」』」

庶按：卢说是，据改。

［二五］卢文弨曰：「（程荣本）『咎』误『启』。」杨明照曰：「书皐陶
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庶按：「咎繇」即「皐陶」。书皐陶谟伪
孔传：「谟，谋也。皐陶为帝舜谋。」

［二六］原本「善」作「能」，依文意，「能」当为「善」。「言善非伐而伐
善者每称其善」，与下文「言惠非矜而矜惠者常存其惠」对言，今改。

［二七］「裁」原作「载」，宋本、明钞本、景道藏本、子汇本、吉府本、程
荣本、龙川钞本并作「裁」。林其锬曰：「『载』字较胜。」王叔岷曰：
「『裁典』犹言著书。庶按：王说是，据改。

［二八］「夸」，宋本、程荣本并作「姱」。王叔岷曰：「『夸』作『姱』，
古通。」

［二九］「竞」疑「镜」之声误。广韵「竞」属羣母映韵，「镜」属见母映
韵。「镜垂世则」，谓如明镜高悬，以为世人之准则。
【翻译】

❹ 现代人的健康养生活动对于传统养生文化有怎样的传承与发展

易道，《周易》之道。是基于中华几千年传承遗留下来“易”文化，以伏羲、老子、孔子思想学说为基础，融中华“道、儒、释、武、医等传统文化中“易学思想”于一体的易学文化体系，是中华特有的文化遗产。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1·儒家养生思想
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孔子。孔子不但博学多才，精通六艺，而且也长于养生之道。从《论语·乡党》中可以看出，孔子在饮食起居方面的清规戒律很多，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饣壹而饣曷。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除了讲究饮食卫生之外，孔子还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因此“知者乐，仁者寿。”(《颜渊》)。《论语·李氏》这就表明孔子已经注意到从少、壮、老三阶段不同身心状况出发，提出相应的养生之道，堪称开创阶段养生理论之先河。

至于被后世儒家称为“亚圣”的孟子，他在养生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孟子·公孙丑上》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从而颇富创见地提出，一个人要想做到身心健康，那就只有“善养吾浩然之气”。至于如何才能养“气”，孟子也提出了两点带有鲜明儒家色彩的独到方法：其一是“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儒家的所谓道义出发，理直气壮，从而使个体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状况;其二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意思是说养“气”必须培养良好的心理状态，心地要光明坦荡，不能邪念存心。总之，孟子的养生思想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色彩，堪称后世强调通过陶冶道德情操以养生流派的鼻祖

2·道家养生思想
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养生思想最丰富深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
老子，姓李，名聃，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养生理论家和实践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老子之所以能够活到160余岁，这首先得力于他本人主观上十分重视“长生久视之道”，甚至把养生治身置于治国平天下之上。老子一方面是“修道而养寿”的身体力行者，另一方面又在长期的养生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带有道教色彩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他所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思想，既反映了道家的处世哲学，也体现了“清静无为”、“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观。特别是老子提出的“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十章)更是涉及到了气功养生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步骤。老子所倡导的上述锻炼原则，在先秦以降的两千多年气功养生史上，曾经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中期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与老子相比，庄子的养生思想和养生方法更为具体、深邃。他不但直接继承了老子“归真返朴”、“清静无为”的养生理论，而且编制了一整套导引、吐纳的养生方法。《庄子·刻意》说：“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导)引之土，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在先秦诸子中堪称是最早对气功导引方法的一种具体而形象的描绘。

在庄子开创的诸多养生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大概莫过于“心斋”和“坐忘”二法，可以说它们已经涉及到了我国静功养生学的核心问题。

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具体是什么意思

一直以来，《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受到“刍狗”一义的左右而众说纷纭。本篇论文以解析“刍狗”为出发点，坚持以老解老的立场，提出释“刍狗”为“刍豢”的观点；并以之返回观照文本意义本身，对《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做印证性探讨

《老子》，又名《道德经》，上下八十一章，在我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均毋庸置疑。然其语义艰涩，所指抽象，其中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更是理解不一，莫衷一是。由论文题目可知，对句中“刍狗”一义寻找一个合理解析是本论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论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1、2、3、4节）集中于“刍狗”一义的辨析与解释。第二板块（5、6、7节）以第一板块的释义为基础，对“刍狗”一句句义、以及所涉及《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等做初步探讨。

一

先将通行本《老子》（非通行本的问题后面谈）第五章抄录如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由于《老子》文本的特殊关系，一章中上句与下句未必有必然联系（帛书本《老子》证明早期《老子》章节与传世本不同，很可能祖本《老子》不分章）；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头一句上。显然，“刍狗”是理解句意的肯綮之一。历来对“刍狗”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将“刍”、“狗”拆开，分别释义。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河上公的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礼意”。 其后，魏晋时王弼采纳了这种说法，“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无施，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哉！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无为然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 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称这种释义为河上公注。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阐发河上公注，“……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
显而易见，主张拆词的根据主要来源于文字学。刍的古字是“刍”，甲骨文字形从手从草，故《说文》释：刍，刈草也。又，李文仲字鉴曰：“‘刍’，说文：‘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从二屮，即‘草’字也。”“刍”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普遍用来指代草，如《周礼?太宰》：“七曰刍粖之式”。《左传?昭公十三年》：“淫刍荛者”。《左传?昭公六年》：“禁刍牧采樵”。这是当时的大语境，以“刍”为“草”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公注的释义隐约将“草”放大，有相当于今天“植物”一词的外延。同理，“狗”被放大为“兽”，借指一切动物，于是有“兽食草，人食狗”之说。

另一种释义主张将“刍狗”理解成偏正式的合成词，即“用草扎成的狗”。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其中讲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 由于庄子学派于老子学术体系的特殊关系，有不少后人偏信此说。 宋王安石指出：“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及其祭祀之后，行者践其首迹，樵者焚其肢体。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

王雱（王安石之子）则注道：“刍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礼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则弃而捐之，等于粪壤。其隆礼致敬之时，非不以至诚也，然而束刍为狗耳，实何足礼敬乎？准不足礼敬而加礼敬者，又非以为也。夫万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坏，理有适然，而天地独为之父母，故不得无爱。而原天地之心，亦何系累哉！故方其爱时，虽以至诚，而万物自遂，实无足爱者。反要其终，则粪壤同归而已，岂留情乎?” 后又如元代吴澄注：“刍狗，缚草为狗之形，祷雨所用也。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惜之意。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刍狗为喻”。

以上两说为主流，几乎左右了从古至今整个“刍狗”释义的思维路线。有意思的是，《唐明皇道德真经注》 自己无法裁夺，只好兼收并蓄，在解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援河上公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其报也。”而在解释“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又援《庄子?天运》里的说法：“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

两种释义方式导致对句意的不同理解更是五花八门，主流也是两种。主张拆词的多认为“刍狗”乃废弃之物，无需珍惜，并引此句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联系，认为“任由自生自灭”，一切要回复自然；援庄子说的多主张“不仁至仁”，或“至仁无亲”，如唐明皇道德真经注：……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乎？

到底以上说法是否真正领悟了“刍狗”一句的真实含义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论。恐怕还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刍狗”上，仔细探究一番。

二

事实上，河上公注将“刍狗”简单地分成草和狗，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例如，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指出，说“譬如结刍为狗以祭祀，此说是也；王弼河上注以刍草狗畜二物说之，非是。” 余不一一。

而笔者亦同样认为，“刍狗”不宜简单地拆开解。理由有二：

首先，从句式上来看，句中包含另外几个关键词：天地、万物、圣人、百姓。这四个词在此均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天地”对“圣人”，“万物”对“百姓”，故“刍狗”在形式上宜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在句式中。

其次，从逻辑上说，如果“刍”是“草”，“狗”是“兽”的话，那么如河上公、王弼注的“将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便有偷换概念之嫌。为什么不说“狗食刍，人食狗”呢？关键就在于狗不吃草。因而与“刍”相联系时，不得不说“狗”代表了“兽”，尔后单说“狗”时，就承认“狗”就是“狗”。但是“狗”之单字意思明确，《说文》指出：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礼记?曲礼上》谓：效犬者左牵之。《尔雅》中也明确指出：(犬)未成豪，狗。郝懿行义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今亦通名犬为狗矣。”狗没有指代兽的义项，而以狗扩大到代指所有兽类的先例，笔者尚未见到。那么，剩下来的唯一解释就是，这里的狗如果分拆开来，就不能简单地释为兽。

又，如果说“刍狗”是出于音韵上的需求，则不合道理。正如朱谦之在整理《老子》韵读24例后所说：“由上所举韵例，有前人所认为无韵者，而实皆自然协韵。如以叠字为韵，老子之例甚多也……由此知五千言以道、道为韵，名、名为韵，以仁、仁为韵，狗、狗为韵者，又何足异？” 可见，此句“狗”“狗”迭韵，无论在“刍狗”的位置上换成哪一个词，总能构成韵读，不会有其它影响。同时，第五章第二句的结束词为“橐龠”，第三句的结束词为“中”，依照王力整理的古韵三十部，“狗”（侯部字）与“屈”、“出”韵（脂部字）、“中” （中部字）相去甚远，都不能构成有效韵读。因而笔者不认为以“刍狗”标榜它义是出于音韵上的考虑。

作进一步观，河上公注为什么要将“刍狗”拆开来解释成这个样子呢？笔者认为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本身的价值判断分不开。在道家以及道教典籍的发展体系中，《老子河上公章句》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王明在《<老子河上公章句>考》中指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间尚无定论（王明认为“似当东京中叶迄末年间感染养生风尚下之制作”），但万变不离其宗，大抵上反映的是由“治国经世”向“治身养性”发展的情况。从而，书中身国兼顾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治国者布施惠德，无令下知也。

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时也。

除此，《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多种养气的办法，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上升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主体。所以，“刍狗”亦演化成了一条生物链：兽食刍，人食狗。“人”处于生物链的最高层，其地位与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所谓“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明言提倡养生修身的思维模式相吻合。事实上，《老子》五千言，并没有直接论及养生、修身；《老子》只提倡“为道”，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这种思路一直被后来人刻意地继承下去，便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包括胎息吐纳、气功丹药；一直到葛洪的《抱扑子内篇》，蔚为大观，成为“金丹大药”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如此说来，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作者尚未有定论，姑且称之）不过借《老子》之言阐发自家论调而已。那么，把“刍狗”解释成“兽食刍，人食狗”的生物链也在情理之中了；否则便失去一个可供趁机阐发的舞台。

三

那么，“刍狗”既然不能循河上公注，可否就依照《庄子?天运篇》释为“草扎之狗”呢？笔者不敢苟同。

一、释“刍狗”为“草扎之狗”不见得文义畅通。

《庄子?天运篇》为述孔子守周礼不放而引“刍狗”一例，文中人物师金在解释完“刍狗”以后，更重要的还是后面一段话：

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

可以看到，庄子借师金这段话主要评述孔子守古之礼法不变，不得变通。其中：

（1）“刍狗”在此隐约含有神魔怪力之意。所谓“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也就是说，如果在祭祀完后，还有人将草扎之狗细心珍藏，形影不离地带着，那么即使不招来恶梦，也会为神魔所吓。这种天马行空略带诡异的行文色彩与庄子整部书的风格相吻合。

（2）师金指出：对待“刍狗”的一般态度是用完后践踏之，抛弃之，但有的人不是这样，对“刍狗”看得很宝贵。重点就放在后半句，换句话说，孔子将周礼看得很重，他就相当于师金讽刺的那位在祭祀完以后还悉心珍藏“刍狗”的人。那么，到底用后即弃的态度可以称为“以……为刍狗”，还是用后珍藏的态度才叫做“以……为刍狗”呢？庄子没有明说。依前者，孔子不以周礼为“刍狗”，依后者，孔子以周礼为“刍狗”。

带着以上两点，我们回到《老子》那句话，可以发现二者迥异。首先，《老子》阐述的是自己对天地、圣人的看法，没有必要染上浓厚的神力色彩。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载老子做过史官，所谓“周守藏室之史 （相当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长）”；而在周以致更早的时候，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相通。那么，老子作为巫祝文化背景下的一个言语者，他的用词遣句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相应的痕迹；“刍狗”作为祭祀的物品，就是老子随口拈来的绝佳比拟。

这种意见有道理，《老子》书中也的确体现了很多史巫文化氛围的思维方式。不过，是否就能因此一锤定音呢？笔者认为不妥：一则按照通行本的分章模式，第五章第二句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众所周知，“橐龠”就是“风箱”，不但形象而且容易理解，并没有艰涩之感。“风箱”与史巫文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关联。另外，《老子》第十一章言“三十辐共一毂”、“埏埴以为器”、“凿户牖以为室”，均是日用之常物，为大众所熟识；第六十四章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日常之理，为大众所接受。难道这些精妙的例子都与史巫文化相关吗？可见，从词句中看出史巫文化气息是正常，但不能反过来仅凭史巫文化就硬将《老子》中的词义解释成相应的模样。二则《老子》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只。五千言中论及神（出现“神”字的仅八处，分别在第六、二十九、三十九、六十章）的时候，多为泛指。如第三十九章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天、地、神与谷都是一个范畴，并非所指。神谷第六章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也不是某个具体神灵（具体释义有争议，不过公认体现了原始的生殖器崇拜）。进一步说，在《老子》构筑的体系下，行为规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自然以下，分别是道、天、地、人。而鬼、神或者仙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所以，《老子》似乎没有必要将“刍狗”越说越远，附上神力色彩。

其次，我们看一下（2）。《淮南子?齐俗训》提到“刍狗”，与《庄子?天运篇》相通：譬如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剟而已，夫有孰贵之？

也就是说，按照上述逻辑，“刍狗”可以囊括三个含义：

a、敬而用之。所谓“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也就是说，“刍狗土龙”在未经使用前的阶段，是深为所重的；它相当于某件贵重物品，蕴涵着相应得价值功能。

b、弃而贱之。所谓“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则壤土草剟而已”。此时，“刍狗”相当于完全无用之物。

c、先敬而后弃。也就是包括了a与b两个阶段，成为一个总体观照。此时的“刍狗”相当于一个先顺时而后背时的概念。

《庄子?天运篇》所言的“刍狗”，描述具体明晰，应该指义项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运篇》并没有指出也没有迹象表明，此处“刍狗”一义引自《老子》；何况，在文本中与颜渊探讨“刍狗”问题的不是老聃，而是师金。那么，将c义项直接套用到《老子》中的“刍狗”上，即使可以解释得通，也未免差强人意。怎能证明《老子》中的“刍狗”不是a义项，不是b义项，就是c义项？

事实上，退一步来讲，c义项并不能地让人信服地释义。分析如下：《庄子?天运篇》中的文本具体含意有两个：1）师金认为，周礼就像刍狗一样，是先顺时而后背时的东西；现在它已经过时，不必再念念不忘。2）师金认为，孔子守着周礼不放，就像守着刍狗不放一样，念念不忘。

但是，以上两种行为，到底哪种可以等同于“以……为刍狗”这个句式呢？《庄子?天运篇》中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1）可以说称之为“以……为刍狗”，要达到“不必念念不忘”，必须先使之价值破灭，成为废弃无用之物。那么天地是否曾经“敬”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敬”过百姓呢？或者，天地是否曾经“用”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用”过百姓呢？显然费解。有人主张在此基础引申为“任由自生自灭”，比如苏辙认为：“结刍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适时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但是，“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两个行为的主体明显不等。“用过即弃”的主体是作用于对象的事件参与者，“任由自生自灭”的主体是一名旁观者。“结刍为狗”不是自生，是人造之以生；不是自灭，是人捐之以灭。“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二者相距甚远，况且，无论用过是否放弃，后者都可以笼统概之为“任由自生自灭”。从“用过即弃”推至“任由自生自灭”亦难以说服人。

如果是2）可以称之为“以……为刍狗”，释为“念念不忘”，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是否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天地悉心珍藏万物，爱不释手，圣人爱惜黎民，念念不放呢？既然如此爱惜，何必声称“不仁”，让多少后来者久不得其要领？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将“刍狗”释为“草扎之狗”，于《庄子》文本中可通，于《老子》则不通。庄子学派也有借老子之言阐发“至仁不仁”或者“至仁无亲”的嫌疑，此“刍狗”非彼“刍狗”。

四

那么，“刍狗”到底作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将“刍狗”释为“刍豢”较为恰当。

刍豢，当指牛羊犬豕。《说文》指出：“豢，以谷圈养豕也。”《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朱熹注曰：“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有言：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豢”与“犬”关系之密切历来为人所道，《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郑玄注：养牛羊曰刍，犬豕为豢。孔颖达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又《周礼?地官?槁人》：掌豢祭祀之犬。郑玄注：养犬豕为豢。商承祚先生在《殷墟文字类编》谈到：今卜辞有字囗（上“豕”下“廾”）、囗（上“犬”下“廾”），象以手奉豕，疑即豢之初字。篆字从采，殆后世所增。牛羊曰刍，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

可见，若以“刍豢”释“刍狗”，语义上可通。同时，刍豢还泛指祭祀用的牺牲（其实就是牛羊犬豕的另一用途），但没有“草扎之狗”的神力色彩。设“草扎之狗”之义为a，“刍豢”之义为b，比较二者可知至少有以下区别：

1、a是人造之物，依人而生。b是自然界的生物，有灵能动。

2、a与天地之关系是单向的：a作为道具祭祀天地，但天地对a没有任何既定义务。b与天地的关系是双向的，b依天地而生，天地有权干涉b，但是它不干涉。

3、a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既定对象。b是自然之物，本无其使命可言；若非要言其之于人的功用，那么它的功用呈发散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为人所奴役，作劳力、作菜肴、作牺牲，亦可以自生自灭。
4、a是单数，b是复数。

由此分析：

据1，“草扎之狗”不能自生，为则有，不为则无。而b可以自生，与人的存在无任何关系。

据2，对于“草扎之狗”，天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是在语境之外的，因为天地对“草扎之狗”无任何义务，如果“草扎之狗”对天地有作用、有左右，那才是稀罕的事情。对于“刍豢”，天地是成就牛羊犬豕的其中一个条件，但天地对自己的所为“麻木不仁”。同样地，圣人之于百姓，也应该遵循。这与《老子》提倡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甚至“道生之、蓄之……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谓玄德”等极其吻合。

据3，“草扎之狗”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神灵，企盼得到佑护。用之于天地尚可，但用之于圣人则不当。难道万千百姓、芸芸众生需要取悦圣人，从而得到圣人的佑护吗？可惜，《老子》从未提及，老子只提倡“邻里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圣人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给予百姓帮助，不正像天地之于刍狗万物么？钱锺书在《管锥编?老子》谈到：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钱锺书不独言刍狗，独言万物，而将刍狗万物并列，实乃明智之举。

据4，因为万物、百姓皆是复数，故“刍狗”宜释为复数。否则，天地将万物看成是一个“草扎之狗”呢，还是将万物看作是一堆“草扎之狗”呢？

可见，“刍豢”比“草扎之狗”更符合句意。那么为何不直接使用“刍豢”一词呢？一则“刍豢”比不上“刍狗”简单易识，求通俗而已，不然为何又不用“刍犬”以代“刍狗”呢？二则“豢”字已经发展出引申义，即收养，或曰以利收买。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是豢吴也乎。杜预注：豢，养也。又如《荀子?棨辱》：豢之而俞瘠者，交也。同时，《老子》喜言通俗之物，以平凡事平凡物作喻。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同理，“刍狗”易通俗不易延远，“牛羊犬豕”则是。

另外，《易?说卦传》说：艮为狗（稍后，汉代人以马喻乾卦，以牛喻坤卦）。由此，该章节包含有“天”（乾）、“地”（坤）、“风”（巽）、“狗”（艮）等重要的卦象，老子是否另寓深意，亦不可知。但狗素来被人所格外看重是毋庸置疑的。狗为六畜之一，除了有预兆吉凶灾异的象征作用以外，还有除灾的作用。根据《礼论》的说法，狗属于“至阳之畜”，在东方烹狗，可以使阳气勃发，从而蓄养万物。又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天子所居住的城市一共有十二门，东方的三门是生气之门，为了不使死物在生门出现，所以在另外的九门前杀狗去灾。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狗与五行中的金相配合，又与方位中的西方对应，而与东方木相克，杀狗有毕止春天的阴湿疫气，使万物复苏成长的作用。狗能够去邪免灾，这并非是什么奇谈怪论，就连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也认可狗的这一特殊功能，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术家认为狗能够禳辟一切邪魅妖术。《史记》中指出：秦国在城池的东、南、西、北四门前披裂肢解狗以抵御灾害。同时，用白狗的血涂在门上来驱逐不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风俗。可见，凭狗的地位与影响，以“狗”代“犬豕”，极有可能。

以上从词汇本身分析“刍狗”的释义，以下结合《老子》体系，阐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之含义，兼证余以上释义之可行。

五

由于“刍狗”一句涉及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更直言不讳“圣人不仁”，因此显得充满火药味，甚至一度演化成儒、道两家论战的口实之一。

首先，笔者对“仁”的传统解析无任何异议。《说文》指出：仁，亲也。儒家将之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并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相当于英语中的benevolence。不过，“仁”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其具体含义会有所变通。那么，此句的“圣人不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引一些较为经典的意见：

吴澄认为：“圣人是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

范应元认为：“圣人体此道以博爱，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于百姓，亦如天地之于万物，辅其自然而不害之，使养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于我哉!”

萧天石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其以百姓为刍狗者，乃一任百姓之自为刍狗也。死生得丧无与焉，当如是则不得不如是也。当生即生，当杀即杀；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当用即用，当舍即舍；当成即成，当毁即毁；此当然而然，实即自然而然，纯为一道之流行，与一气之流行。圣人之用心，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由上可以看到，以上几家释“圣人不仁”时，终究受制于“结刍之狗”这一义项的引导。其中的共同点在于：

1、“刍狗”为卑贱之物。

2、强调“天地”与“圣人”不亲近任何事物（没有任何感情）。

3、“天地”与“圣人”完全不作为，任由自生自灭（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三项放回《老子》的文本当中考察，发现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1，《辞海》在解释“刍狗”一义时，列举了河上公注与《庄子?天运篇》释两个说法，然后指出：两说不同，皆以喻轻贱无用之的东西。 也就是说，“刍狗”卑贱不堪，“天地”与“圣人”完全摆出一幅的冷面孔，对任何东西都不放在心上。但是，《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果圣人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又何必以百姓之心为心？岂不是自作聪明？显然相悖。当“刍狗”被理解成“刍豢”时，无卑贱之义。万物有万物的生息，百姓有百姓的生息，仅此而已。

对于2，《老子》第二章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另外《老子》第四十五章有“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言语。又《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可见，《老子》的体系强调取消对立，不欣赏极端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仁”并非刻意强调“无所亲爱”，而是强调说，圣人对待百姓与天地对待万物的方式是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没有对其中某部分“特别亲近”；或者说，没有“偏爱袒护”。当“刍狗”释为“刍豢”时，这一点理解得更明显，而且与《老子》文本非常贴切。

对于3，《老子》第二十七章指出：“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如果“圣人”任由“百姓”自生自灭，咎由自取，何必“救人”“救物”，又何必“无弃人”“无弃物

❻ 文言文《庄子 天运》翻译

原文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袑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临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而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汝故惧也。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吾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倚于槁梧而吟：‘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行流散徙，不主常声。世疑之，稽于圣人。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汝欲听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蒩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龄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囋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 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译文 天在自然运行吧？地在无心静处吧？日月交替出没是在争夺居所吧？谁在主宰张罗这些现象呢？谁在维系统带这些现象呢？是谁闲瑕无事推动运行而形成这些现象呢？揣测它们有什么主宰的机关而出于不得已呢？还是揣测它们运转而不能自己停下来呢？乌云是雨水蒸腾而成呢？还是雨水是乌云降落而成呢？是谁在行云布雨？是谁闲居无事贪求欢乐而促成了这种现象？风起于北方，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在天空中来回游动，是谁吐气或吸气造成了云彩的飘动？还是谁闲居无事煽动而造成这样的现象？我斗胆地请教是些什么缘故？”巫咸祒说：“来！我告诉你。大自然本身就存在六合和五行，帝王顺应它便能治理好国家，违背它就会招来灾祸。顺应九州聚居之人的各种事务，致使天下治理而道德完备，光辉照临人间，天下人拥戴，这就叫做‘上皇’。” 宋国的太宰荡向庄子请教仁爱的问题。庄子说：“虎和狼也具有仁爱。”太宰荡说：“这是说什么呢？”庄子说：“虎狼也能父子相互亲爱，为什么不能叫做仁呢？”太宰荡又问：“请教最高境界的仁。”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没有亲。”太宰荡说：“我听说，没有亲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可以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最高境界的仁实在值得推崇，孝本来就不足以说明它。这并不是要责备行孝的言论，而是不涉及行孝的言论。向南方走的人到了楚国都诚郢，面朝北方也看不见冥山，这是为什么呢？距离冥山越发地远了。所以说，用恭敬的态度来行孝容易，以爱的本心来行孝困难；用爱的本心来行孝容易，用虚静淡泊的态度对待双亲困难；虚静淡泊地对待双亲容易，使双亲也能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困难；使双亲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容易，能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人困难；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之人容易，使天下之人能一并忘却自我困难。盛德遗忘了尧舜因而尧舜方才能任物自得，利益和恩泽施给万世，天下人却没有谁知道，难道偏偏需要深深慨叹而大谈仁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这些都是用来劝勉自身而拘执真性的，不值得推崇。所以说，最为珍贵的，一国的爵位都可以随同忘却自我而弃除；最为富有的，一国的资财都可以随同知足的心态而弃置，最大的心愿，名声和荣誉都可以随同通适本性而泯灭。所以，大道是永恒不变的。” 北门成向黄帝问道：“你在广漠的原野上演奏咸池乐曲，我起初听起来感到惊惧，再听下去就逐步松缓下来，听到最后却又感到迷惑不解，神情恍惚无知无识，竟而不知所措。” 黄帝说：“你恐怕会有那样的感觉吧！我因循人情来演奏乐曲，取法自然的规律，用礼义加以推进，用天道来确立。最美妙最高贵的乐曲，总是用人情来顺应，用天理来因循，用五德来推演，用自然来应合，然后方才调理于四季的序列，跟天地万物同和。乐声犹如四季更迭而起，万物都遵循这一变化而栖息生长；忽而繁茂忽而衰败，春季的生机和秋季的肃杀都在有条不紊地更迭；忽而清新忽而浊重，阴阳相互调配交和，流布光辉和与之相应的声响；犹如解除冬眠的虫豸开始活动，我用雷霆使它们惊起。乐声的终结寻不到结尾，乐声的开始寻不到起头；一会儿消逝一会儿兴起，一会儿偃息一会儿亢进；变化的方式无穷无尽，全不可以有所期待。因此你会感到惊恐不安。 “我又用阴阳的交和来演奏，用日月的光辉来照临整个乐曲。于是乐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虽然遵循着一定的条理，却并不拘泥于故态和常规；流播于山谷山谷满盈，流播于坑凹坑凹充实；堵塞心灵的孔隙而使精神宁寂持守，一切用外物来度量。乐声悠扬广远，可以称作高如上天、明如日月。因此连鬼神也能持守幽暗，日月星辰也能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我时而把乐声停留在一定的境界里，而乐声的寓意却流播在无穷无尽的天地中。我想思考它却不能知晓，我观望它却不能看见，我追赶它却总不能赶上；只得无心地伫立在通达四方而无涯际的衢道上，依着几案吟咏。目光和智慧困窘于一心想要见到的事物，力气竭尽于一心想要追求的东西。我早已经赶不上了啊！形体充盈却又好像不复存在，方才能够随应变化。你随应变化，因此惊恐不安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 “我又演奏起忘情忘我的乐声，并且用自然的节奏来加以调协。因而乐声象是混同驰逐相辅相生，犹如风吹丛林自然成乐却又无有形迹；传播和振动均无外力引曳，幽幽暗暗又好象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乐声启奏于不可探测的地方，滞留于深远幽暗的境界；有时候可以说它消逝，有时候又可以说它兴起；有时候可以说它实在，有时候又可说它虚华；演进流播飘散游徙，绝不固守一调。世人往往迷惑不解，向圣人问询查考。所谓圣，就是通达事理而顺应于自然。自然的枢机没有启张而五官俱全，这就可以称之为出自本然的乐声，犹如没有说话却心里喜悦。所以有焱氏为它颂扬说：‘用耳听听不到声音，用眼看看不见形迹，充满于大地，包容了六极。’你想听却无法衔接连贯，所以你到最后终于迷惑不解。 “这样的乐章，初听时从惶惶不安的境态开始，因为恐惧而认为是祸患；我接着又演奏了使人心境松缓的乐曲，因为松缓而渐渐消除恐惧；乐声最后在迷惑不解中终结，因为迷惑不解而无知无识似的；无知无识的浑厚心态就接近大道，接近大道就可以借此而与大道融合相通了。” 孔子向西边游历到卫国。颜渊问师金道：“你认为夫子此次卫国之行怎么样？”师金说：“可惜呀，你的先生一定会遭遇困厄啊！”颜渊说：“为什么呢？” 师金说：“用草扎成的狗还没有用于祭祀，一定会用竹制的箱笼来装着，用绣有图纹的饰物来披着，祭祀主持人斋戒后迎送着。等到它已用于祭祀，行路人踩踏它的头颅和脊背，拾草的人捡回去用于烧火煮饭罢了；想要再次取来用于祭祀而拿竹筐装着它，拿绣有图纹的饰物披着它，游乐居处于主人的身旁，即使它不做恶梦，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梦魇似的压抑。如今你的先生，也是在取法先王已经用于祭祀的草扎之狗，并聚集众多弟子游乐居处于他的身边。所以在宋国大树下讲习礼法而大树被砍伐，在卫国游说而被铲掉了所有的足迹，在殷地和东周游历遭到困厄，这不就是那样的恶梦吗？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到围困，整整七天没有能生火就食，让死和生成了近邻，这又不就是那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梦魇吗？ “在水上划行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船，在陆地上行走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车，因为船可以在水中划行而奢求在陆地上推着船走，那么终身也不能行走多远。古今的不同不就象是水面和陆地的差异吗？周和鲁的差异不就象是船和车的不同吗？如今一心想在鲁国推行周王室的治理办法，这就象是在陆地上推船而行，徒劳而无功，自身也难免遭受祸殃。他们全不懂得运动变化并无限定，只能顺应事物于无穷的道理。 “况且，你没有看见那吊杆汲水的情景吗？拉起它的一端而另一端便俯身临近水面，放下它的一端而另一端就高高仰起。那吊杆，是因为人的牵引，并非它牵引了人，所以或俯或仰均不得罪人。因此说，远古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义法度，不在于相同而为人顾惜，在于治理而为人看重。拿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义法度来打比方，恐怕就像柤、梨、橘、柚四种酸甜不一的果子吧，它们的味道彼此不同然而却都很可口。 “所以，礼义法度，都是顺应时代而有所变化的东西。如今捕捉到猿猴给它穿上周公的衣服，它必定会咬碎或撕裂，直到全部剥光身上的衣服方才心满意足。观察古今的差异，就象猿猴不同于周公。从前西施心口疼痛而皱着眉头在邻里间行走，邻里的一个丑女人看见了认为皱着眉头很美，回去后也在邻里间捂着胸口皱着眉头。邻里的有钱人看见了，紧闭家门而不出；贫穷的人看见了，带着妻儿子女远远地跑开了。那个丑女人只知道皱着眉头好看却不知道皱着眉头好看的原因。可惜呀，你的先生一定会遭遇厄运啊！ 孔子活了五十一岁还没有领悟大道，于是往南去到沛地拜见老聃。老聃说：“你来了吗？我听说你是北方的贤者，你恐怕已经领悟了大道吧？”孔子说：“还未能得到。”老子说：“你是怎样寻求大道的呢？”孔子说：“我在规范、法度方面寻求大道，用了五年的功夫还未得到。”老子说：“你又怎样寻求大道呢？”孔子说：“我又从阴阳的变化来寻求，十二年了还是未能得到。” 老子说：“会是这样的。假使道可以用来进献，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向国君进献大道；假使道可以用来奉送，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向自己的双亲奉送大道；假使道可以传告他人，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告诉给他的兄弟；假使道可以给与人，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用来给与他的子孙。然而不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没有别的，内心不能自持因而大道不能停留，对外没有什么相对应因而大道不能推行。从内心发出的东西，倘若不能为外者所接受，圣人也就不会有所传教；从外部进入内心的东西，倘若心中无所领悟而不能自持，圣人也就不会有所怜惜。名声，乃是人人都可使用的器物，不可过多猎取。仁义，乃是前代帝王的馆舍，可以住上一宿而不可以久居，多次交往必然会生出许多责难。 “古代道德修养高的至人，对于仁来说只是借路，对于义来说只是暂住，而游乐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域，生活于马虎简单、无奢无华的境地，立身于从不施与的园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便是无为；马虎简单、无奢无华，就易于生存；从不施与，就不会使自己受损也无裨益于他人。古代称这种情况叫做神采真实的遨游。 “把贪图财贿看作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利禄；把追求显赫看作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名声；迷恋权势的人，不会授人权柄。掌握了利禄、名声和权势便唯恐丧失而整日战栗不安，而放弃上述东西又会悲苦不堪，而且心中全无一点鉴识，眼睛只盯住自己所无休止追逐的东西，这样的人只能算是被大自然所刑戮的人。怨恨、恩惠、获取、施与、谏诤、教化、生存、杀戮、这八种作法全是用来端正他人的工具，只有遵循自然的变化而无所阻塞滞留的人才能够运用它。所以说，所谓正，就是使人端正。内心里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心灵的门户就永远不可能打开。” 孔子拜见老聃讨论仁义。老聃说：“播扬的糠屑进入眼睛，也会颠倒天地四方，蚊虻之类的小虫叮咬皮肤，也会通宵不能入睡。仁义给人的毒害就更为惨痛乃至令人昏愦糊涂，对人的祸乱没有什么比仁义更为厉害。你要想让天下不至于丧失淳厚质朴，你就该纵任风起风落似地自然而然地行动，一切顺于自然规律行事，又何必那么卖力地去宣扬仁义，好像是敲着鼓去追赶逃亡的人似的呢？白色的天鹅不需要天天沐浴而毛色自然洁白，黑色的乌鸦不需要每天用黑色渍染而毛色自然乌黑，乌鸦的黑和天鹅的白都是出于本然，不足以分辨谁优谁劣；名声和荣誉那样的外在东西，更不足以播散张扬。泉水干涸了，鱼儿相互依偎在陆地上，大口出气来取得一点儿湿气，靠唾沫来相互得到一点儿润湿，倒不如将过去江 湖里的生活彻底忘怀。” 孔子拜见老聃回来，整整三天不讲话。弟子问道：“先生见到老聃，对他作了什么诲劝吗？”孔子说：“我直到如今才竟然在老聃那儿见到了真正的龙！龙，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整体，分散开来又成为华美的文采，乘驾云气而养息于阴阳之间。我大张着口久久不能合拢，我又哪能对老聃作出诲劝呢！”子贡说：“这样说，那么人难道有像尸体一样安稳不动而又像龙一样神情飞扬地显现，像疾雷一样震响而又像深渊那样沉寂，发生和运动犹如天地运动变化的情况吗？我也能见到他并亲自加以体察吗？”于是借助孔子的名义前去拜见老聃。 老聃正伸腿坐在堂上，轻声地应答说：“我年岁老迈，你将用什么来告诫我呢？”子贡说：“远古时代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有好的名声，唯独先生您不认为他们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老聃说：“年轻人，你稍稍近前些！你凭什么说他们各自有所不同？”子贡回答：“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禹用力治水而汤用力征伐，文王顺从商纣不敢有所背逆，武王背逆商纣而不顺服，所以说各不相同。” 老聃说：“年轻人，你再稍微靠前些！我对你说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百姓有谁死了双亲并不哭泣，人们也不会加以非议。唐尧治理天下，使百姓敬重双亲，百姓有谁为了敬重双亲依照等差而做到亲疏有别，人们同样也不会非议。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怀孕的妇女十个月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五个月就张口学话，不等长到两、三岁就开始识人问事，于是开始出现夭折短命的现象。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人人存有机变之心因而动刀动枪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杀死盗贼不算杀人，人们各自结成团伙而肆意于天下，所以天下大受惊扰，儒家、墨家都纷纷而起。他们初始时也还有伦有理，可是时至今日以女为妇，还有什么可言呢！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的心智就只是，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明，对下而言违背了山川的精粹，就中而言毁坏了四时的推移。他们的心智比蛇蝎之尾还惨毒，就连小小的兽类，也不可能使本性和真情获得安宁，可是还自以为是圣人。是不认为可耻吗，还是不知道可耻呢？”子贡听了惊惶不定，心神不安地站着。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自认为很久很久了，熟悉了旧时的各种典章制度；用违反先王之制的七十二个国君为例，论述先王（治世）的方略和彰明周公、召公的政绩，可是一个国君也没有取用我的主张。实在难啊！是人难以规劝，还是大道难以彰明呢？” 老子说：“幸运啊，你不曾遇到过治世的国君！六经，乃是先王留下的陈旧遗迹，哪里是先王遗迹的本原！如今你所谈论的东西，就好像是足迹；足迹是脚踩出来的，然而足迹难道就是脚吗！白?相互而视，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便相诱而孕；虫，雄的在上方鸣叫，雌的在下方相应而诱发生子；同一种类而自身具备雌雄两性，不待交合而生子。本性不可改变，天命不可变更，时光不会停留，大道不会壅塞。假如真正得道，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受到阻遏；失道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是此路不通。” 孔子三月闭门不出，再次见到老聃说：“我终于得道了。乌鸦喜鹊在巢里交尾孵化，鱼儿借助水里的泡沫生育，蜜蜂自化而生，生下弟弟哥哥就常常啼哭。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能跟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不能跟自然的变化相识为友，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后说：“好。孔丘得道了！”

❼ 老子为什么教了尹喜道德经却不交给孔子

作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孔子曾经求学老子，两人有过多次交往，但奇怪的是，老子为何不教孔子《道德经》，而将之传给尹喜呢？

《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孔子欲望过多，故而没有传给孔子道德经。老子是道家淡然处世的思想，孔子是儒家积极出世的思想，所以有不少学者解读这一原因时，认为孔子无法读懂道德经的精髓，于是老子就没有将之传给孔子。

然而，春秋晚期爆发的一系列政治风云，却可能颠覆大家的传统认知，当初老子不教孔子道德经，其实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

所以，老子不教或不给孔子《道德经》，可能不是观点问题，而是因为政局波云诡谲，为了自身安全考虑。至于遇到尹喜之时，老子已经逃出生天，此后周朝有何变化，已经不会波及到他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子朝之乱事件，虽然鲜为人知，但对中国历史影响却极为巨大，因为此后爆发单氏取周、三家分晋、战国时代等一系列大事件，深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

❽ 《庄子.天运》的翻译是什么

天 运

【题解】
“天运”的内容跟《天地》、《天道》差不多，仍是主要讨论无为而治。所谓“天运”，即各种自然现象无心运行而自动。
全文大体可以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至“此谓上皇”，就日、月、云、雨等自然现象提出疑问，这一切都是自身运动的结果，因而“顺之则治”、“逆之则凶”。第二部分至“是以道不渝”，写太宰荡向庄子请教，说明“至仁无亲”的道理。第三部分至“道可载而与之俱也”，写黄帝对音乐的谈论，“至乐”“听之不闻其声”，但却能“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因而给人以迷惑之感，但正是这种无知无识的浑厚心态接近于大道，保持了本真。第四部分至“而夫子其穷哉”，写师金对孔子周游列国推行礼制的评价，指出古今变异因而古法不可效法，必须“应时而变”。第五部分至“天门弗开矣”，借老聃对孔子的谈话来谈论道，指出名声和仁义都是身外的器物与馆舍，可以止宿而不可以久处，真正需要的则是“无为”。第六部分至“子贡蹴蹴然立不安”，写老聃对仁义和三皇五帝之治的批判，指出仁义对人的本性和真情的扰乱毒害至深，以至使人昏愦糊涂，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实则是“乱莫甚焉”，其毒害胜于蛇蝎之尾。余下为第七部分，写孔子得道，进一步批判先王之治，指出唯有顺应自然变化方才能够教化他人。

【原文】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1)？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2)？孰维纲是(3)？孰居无事推而行是(4)？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5)？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6)？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7)，孰嘘吸是(8)？孰居无事而披拂是(9)？敢问何故？”巫咸祒曰(10)：“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11)，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12)，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译文】
天在自然运行吧？地在无心静处吧？日月交替出没是在争夺居所吧？谁在主宰张罗这些现象呢？谁在维系统带这些现象呢？是谁闲瑕无事推动运行而形成这些现象呢？揣测它们有什么主宰的机关而出于不得已呢？还是揣测它们运转而不能自己停下来呢？乌云是雨水蒸腾而成呢？还是雨水是乌云降落而成呢？是谁在行云布雨？是谁闲居无事贪求欢乐而促成了这种现象？风起于北方，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在天空中来回游动，是谁吐气或吸气造成了云彩的飘动？还是谁闲居无事煽动而造成这样的现象？我斗胆地请教是些什么缘故？”巫咸祒说：“来！我告诉你。大自然本身就存在六合和五行，帝王顺应它便能治理好国家，违背它就会招来灾祸。顺应九州聚居之人的各种事务，致使天下治理而道德完备，光辉照临人间，天下人拥戴，这就叫做‘上皇’。”

【原文】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1)。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2)。”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
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郢(3)，北面而不见冥山(4)，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5)；以爱孝易，以忘亲难(6)；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夫德遗尧舜而不为也，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7)？夫孝悌仁义(8)，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9)，不足多也(10)。故曰，至贵(11)，国爵并焉(12)；至富(13)，国财并焉；至愿(14)，名誉并焉。是以道不渝(15)。”
【译文】
宋国的太宰荡向庄子请教仁爱的问题。庄子说：“虎和狼也具有仁爱。”太宰荡说：“这是说什么呢？”庄子说：“虎狼也能父子相互亲爱，为什么不能叫做仁呢？”太宰荡又问：“请教最高境界的仁。”庄子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没有亲。”太宰荡说：“我听说，没有亲就不会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孝，说最高境界的仁就是不孝，可以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最高境界的仁实在值得推崇，孝本来就不足以说明它。这并不是要责备行孝的言论，而是不涉及行孝的言论。向南方走的人到了楚国都诚郢，面朝北方也看不见冥山，这是为什么呢？距离冥山越发地远了。所以说，用恭敬的态度来行孝容易，以爱的本心来行孝困难；用爱的本心来行孝容易，用虚静淡泊的态度对待双亲困难；虚静淡泊地对待双亲容易，使双亲也能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困难；使双亲虚静淡泊地对待自己容易，能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人困难；一并虚静淡泊地对待天下之人容易，使天下之人能一并忘却自我困难。盛德遗忘了尧舜因而尧舜方才能任物自得，利益和恩泽施给万世，天下人却没有谁知道，难道偏偏需要深深慨叹而大谈仁孝吗！孝、悌、仁、义、忠、信、贞、廉，这些都是用来劝勉自身而拘执真性的，不值得推崇。所以说，最为珍贵的，一国的爵位都可以随同忘却自我而弃除；最为富有的，一国的资财都可以随同知足的心态而弃置，最大的心愿，名声和荣誉都可以随同通适本性而泯灭。所以，大道是永恒不变的。”

【原文】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1)：“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2)，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3)，卒闻之而惑(4)；荡荡默默(5)，乃不自得(6)。”
帝曰：“汝殆其然哉(7)！吾奏之以人(8)，徵之以天(9)，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清(10)。夫至乐者(11)，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12)，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130。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140，文武伦经(15)；一清一浊(16)，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17)，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18)；所常无穷(19)，而一不可待(20)。汝故惧也。
“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21)。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22)，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23)；涂郤守神(24)，以物为量。其声挥绰(25)，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纪(26)。吾止之于有穷(27)，流之于无止(28)。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傥然立于四虚之道(29)，倚于槁梧而吟(30)。目知穷乎所欲见(31)，力屈乎所欲逐(32)，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33)。汝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34)，调之以自然之命(35)。故若混逐丛生(36)，林乐而无形；布挥而不曳(37)，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38)，居于窈冥(39)；或谓之死，或谓之生，或谓之实，或谓之荣(40)；行流散徙，不主常声(41)。世疑之，稽于圣人(42)。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也(43)。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44)，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45)。故有焱氏为之颂曰(46)：‘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47)。汝欲听之而无接焉(48)，而故惑也。
“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49)；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50)；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惧也(51)。”
【译文】
北门成向黄帝问道：“你在广漠的原野上演奏咸池乐曲，我起初听起来感到惊惧，再听下去就逐步松缓下来，听到最后却又感到迷惑不解，神情恍惚无知无识，竟而不知所措。”
黄帝说：“你恐怕会有那样的感觉吧！我因循人情来演奏乐曲，取法自然的规律，用礼义加以推进，用天道来确立。最美妙最高贵的乐曲，总是用人情来顺应，用天理来因循，用五德来推演，用自然来应合，然后方才调理于四季的序列，跟天地万物同和。乐声犹如四季更迭而起，万物都遵循这一变化而栖息生长；忽而繁茂忽而衰败，春季的生机和秋季的肃杀都在有条不紊地更迭；忽而清新忽而浊重，阴阳相互调配交和，流布光辉和与之相应的声响；犹如解除冬眠的虫豸开始活动，我用雷霆使它们惊起。乐声的终结寻不到结尾，乐声的开始寻不到起头；一会儿消逝一会儿兴起，一会儿偃息一会儿亢进；变化的方式无穷无尽，全不可以有所期待。因此你会感到惊恐不安。
“我又用阴阳的交和来演奏，用日月的光辉来照临整个乐曲。于是乐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虽然遵循着一定的条理，却并不拘泥于故态和常规；流播于山谷山谷满盈，流播于坑凹坑凹充实；堵塞心灵的孔隙而使精神宁寂持守，一切用外物来度量。乐声悠扬广远，可以称作高如上天、明如日月。因此连鬼神也能持守幽暗，日月星辰也能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我时而把乐声停留在一定的境界里，而乐声的寓意却流播在无穷无尽的天地中。我想思考它却不能知晓，我观望它却不能看见，我追赶它却总不能赶上；只得无心地伫立在通达四方而无涯际的衢道上，依着几案吟咏。目光和智慧困窘于一心想要见到的事物，力气竭尽于一心想要追求的东西。我早已经赶不上了啊！形体充盈却又好像不复存在，方才能够随应变化。你随应变化，因此惊恐不安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
“我又演奏起忘情忘我的乐声，并且用自然的节奏来加以调协。因而乐声象是混同驰逐相辅相生，犹如风吹丛林自然成乐却又无有形迹；传播和振动均无外力引曳，幽幽暗暗又好象没有了一点儿声响。乐声启奏于不可探测的地方，滞留于深远幽暗的境界；有时候可以说它消逝，有时候又可以说它兴起；有时候可以说它实在，有时候又可说它虚华；演进流播飘散游徙，绝不固守一调。世人往往迷惑不解，向圣人问询查考。所谓圣，就是通达事理而顺应于自然。自然的枢机没有启张而五官俱全，这就可以称之为出自本然的乐声，犹如没有说话却心里喜悦。所以有焱氏为它颂扬说：‘用耳听听不到声音，用眼看看不见形迹，充满于大地，包容了六极。’你想听却无法衔接连贯，所以你到最后终于迷惑不解。
“这样的乐章，初听时从惶惶不安的境态开始，因为恐惧而认为是祸患；我接着又演奏了使人心境松缓的乐曲，因为松缓而渐渐消除恐惧；乐声最后在迷惑不解中终结，因为迷惑不解而无知无识似的；无知无识的浑厚心态就接近大道，接近大道就可以借此而与大道融合相通了。”

【原文】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1)：“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2)！”颜渊曰：“何也？”
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3)，盛以箧衍(4)，巾以文绣(5)，尸祝齐戒以将之(6)。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7)；将复取而盛以箧衍，中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8)。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9)，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10)。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11)，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12)，应物而不穷者也。
“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13)。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14)，不矜于同而矜于治(15)。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16)！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
“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17)，彼必龁齧挽裂(18)，尽去而后慊(19)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20)，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21)。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译文】
孔子向西边游历到卫国。颜渊问师金道：“你认为夫子此次卫国之行怎么样？”师金说：“可惜呀，你的先生一定会遭遇困厄啊！”颜渊说：“为什么呢？”
师金说：“用草扎成的狗还没有用于祭祀，一定会用竹制的箱笼来装着，用绣有图纹的饰物来披着，祭祀主持人斋戒后迎送着。等到它已用于祭祀，行路人踩踏它的头颅和脊背，拾草的人捡回去用于烧火煮饭罢了；想要再次取来用于祭祀而拿竹筐装着它，拿绣有图纹的饰物披着它，游乐居处于主人的身旁，即使它不做恶梦，也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梦魇似的压抑。如今你的先生，也是在取法先王已经用于祭祀的草扎之狗，并聚集众多弟子游乐居处于他的身边。所以在宋国大树下讲习礼法而大树被砍伐，在卫国游说而被铲掉了所有的足迹，在殷地和东周游历遭到困厄，这不就是那样的恶梦吗？在陈国和蔡国之间遭到围困，整整七天没有能生火就食，让死和生成了近邻，这又不就是那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梦魇吗？
“在水上划行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船，在陆地上行走没有什么比得上用车，因为船可以在水中划行而奢求在陆地上推着船走，那么终身也不能行走多远。古今的不同不就象是水面和陆地的差异吗？周和鲁的差异不就象是船和车的不同吗？如今一心想在鲁国推行周王室的治理办法，这就象是在陆地上推船而行，徒劳而无功，自身也难免遭受祸殃。他们全不懂得运动变化并无限定，只能顺应事物于无穷的道理。
“况且，你没有看见那吊杆汲水的情景吗？拉起它的一端而另一端便俯身临近水面，放下它的一端而另一端就高高仰起。那吊杆，是因为人的牵引，并非它牵引了人，所以或俯或仰均不得罪人。因此说，远古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义法度，不在于相同而为人顾惜，在于治理而为人看重。拿三皇五帝时代的礼义法度来打比方，恐怕就像柤、梨、橘、柚四种酸甜不一的果子吧，它们的味道彼此不同然而却都很可口。
“所以，礼义法度，都是顺应时代而有所变化的东西。如今捕捉到猿猴给它穿上周公的衣服，它必定会咬碎或撕裂，直到全部剥光身上的衣服方才心满意足。观察古今的差异，就象猿猴不同于周公。从前西施心口疼痛而皱着眉头在邻里间行走，邻里的一个丑女人看见了认为皱着眉头很美，回去后也在邻里间捂着胸口皱着眉头。邻里的有钱人看见了，紧闭家门而不出；贫穷的人看见了，带着妻儿子女远远地跑开了。那个丑女人只知道皱着眉头好看却不知道皱着眉头好看的原因。可惜呀，你的先生一定会遭遇厄运啊！”

【原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1)。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2)，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佗也(3)，中无主而不止(4)，外无正而不行(5)。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6)，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7)。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8)，食于苟简之田(9)，立于不贷之圃(10)。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11)。古者谓是采真之游(12)。
“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13)，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14)，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其所不休者(15)，是天之戮民也(16)。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17)。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18)。”
【译文】
孔子活了五十一岁还没有领悟大道，于是往南去到沛地拜见老聃。老聃说：“你来了吗？我听说你是北方的贤者，你恐怕已经领悟了大道吧？”孔子说：“还未能得到。”老子说：“你是怎样寻求大道的呢？”孔子说：“我在规范、法度方面寻求大道，用了五年的功夫还未得到。”老子说：“你又怎样寻求大道呢？”孔子说：“我又从阴阳的变化来寻求，十二年了还是未能得到。”
老子说：“会是这样的。假使道可以用来进献，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向国君进献大道；假使道可以用来奉送，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向自己的双亲奉送大道；假使道可以传告他人，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告诉给他的兄弟；假使道可以给与人，那么人们没有谁不会用来给与他的子孙。然而不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没有别的，内心不能自持因而大道不能停留，对外没有什么相对应因而大道不能推行。从内心发出的东西，倘若不能为外者所接受，圣人也就不会有所传教；从外部进入内心的东西，倘若心中无所领悟而不能自持，圣人也就不会有所怜惜。名声，乃是人人都可使用的器物，不可过多猎取。仁义，乃是前代帝王的馆舍，可以住上一宿而不可以久居，多次交往必然会生出许多责难。
“古代道德修养高的至人，对于仁来说只是借路，对于义来说只是暂住，而游乐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境域，生活于马虎简单、无奢无华的境地，立身于从不施与的园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便是无为；马虎简单、无奢无华，就易于生存；从不施与，就不会使自己受损也无裨益于他人。古代称这种情况叫做神采真实的遨游。
“把贪图财贿看作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利禄；把追求显赫看作正确的人，不会让人名声；迷恋权势的人，不会授人权柄。掌握了利禄、名声和权势便唯恐丧失而整日战栗不安，而放弃上述东西又会悲苦不堪，而且心中全无一点鉴识，眼睛只盯住自己所无休止追逐的东西，这样的人只能算是被大自然所刑戮的人。怨恨、恩惠、获取、施与、谏诤、教化、生存、杀戮、这八种作法全是用来端正他人的工具，只有遵循自然的变化而无所阻塞滞留的人才能够运用它。所以说，所谓正，就是使人端正。内心里认为不是这样，那么心灵的门户就永远不可能打开。”

【原文】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穅眯目(1)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2)，则通昔不寐矣(3)。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4)，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5)，总德而立矣(6)，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7)？夫鹄不日浴而白(8)，乌不日黔而黑(9)。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10)，名誉之观(11)，不足以为广(12)。泉涸(13)，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14)，相濡以沫(15)，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16)？”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17)，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18)，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19)，雷声而渊默(20)，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21)？”遂以孔子声见老聃(22)。
老聃方将倨堂而应(23)，微曰：“予年运而往矣(24)；子将何以戒我乎(25)？”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26)，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进(27)！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28)，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29)。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30)。舜之治天，使民心竞(31)，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32)，则人始有夭矣(33)。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34)，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35)，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36)，而今乎妇女(37)，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38)，下睽山川之精(39)，中堕四时之施(40)。其知憯于蛎虿之尾(41)，鲜规之兽(42)，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43)。
【译文】
孔子拜见老聃讨论仁义。老聃说：“播扬的糠屑进入眼睛，也会颠倒天地四方，蚊虻之类的小虫叮咬皮肤，也会通宵不能入睡。仁义给人的毒害就更为惨痛乃至令人昏愦糊涂，对人的祸乱没有什么比仁义更为厉害。你要想让天下不至于丧失淳厚质朴，你就该纵任风起风落似地自然而然地行动，一切顺于自然规律行事，又何必那么卖力地去宣扬仁义，好像是敲着鼓去追赶逃亡的人似的呢？白色的天鹅不需要天天沐浴而毛色自然洁白，黑色的乌鸦不需要每天用黑色渍染而毛色自然乌黑，乌鸦的黑和天鹅的白都是出于本然，不足以分辨谁优谁劣；名声和荣誉那样的外在东西，更不足以播散张扬。泉水干涸了，鱼儿相互依偎在陆地上，大口出气来取得一点儿湿气，靠唾沫来相互得到一点儿润湿，倒不如将过去江湖里的生活彻底忘怀。”
孔子拜见老聃回来，整整三天不讲话。弟子问道：“先生见到老聃，对他作了什么诲劝吗？”孔子说：“我直到如今才竟然在老聃那儿见到了真正的龙！龙，合在一起便成为一个整体，分散开来又成为华美的文采，乘驾云气而养息于阴阳之间。我大张着口久久不能合拢，我又哪能对老聃作出诲劝呢！”子贡说：“这样说，那么人难道有像尸体一样安稳不动而又像龙一样神情飞扬地显现，像疾雷一样震响而又像深渊那样沉寂，发生和运动犹如天地运动变化的情况吗？我也能见到他并亲自加以体察吗？”于是借助孔子的名义前去拜见老聃。
老聃正伸腿坐在堂上，轻声地应答说：“我年岁老迈，你将用什么来告诫我呢？”子贡说：“远古时代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有好的名声，唯独先生您不认为他们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老聃说：“年轻人，你稍稍近前些！你凭什么说他们各自有所不同？”子贡回答：“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禹用力治水而汤用力征伐，文王顺从商纣不敢有所背逆，武王背逆商纣而不顺服，所以说各不相同。”
老聃说：“年轻人，你再稍微靠前些！我对你说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百姓有谁死了双亲并不哭泣，人们也不会加以非议。唐尧治理天下，使百姓敬重双亲，百姓有谁为了敬重双亲依照等差而做到亲疏有别，人们同样也不会非议。虞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怀孕的妇女十个月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五个月就张口学话，不等长到两、三岁就开始识人问事，于是开始出现夭折短命的现象。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人人存有机变之心因而动刀动枪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杀死盗贼不算杀人，人们各自结成团伙而肆意于天下，所以天下大受惊扰，儒家、墨家都纷纷而起。他们初始时也还有伦有理，可是时至今日以女为妇，还有什么可言呢！我告诉你。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叫做治理，而扰乱人性和真情没有什么比他们更严重的了。三皇的心智就只是，对上而言遮掩了日月的光明，对下而言违背了山川的精粹，就中而言毁坏了四时的推移。他们的心智比蛇蝎之尾还惨毒，就连小小的兽类，也不可能使本性和真情获得安宁，可是还自以为是圣人。是不认为可耻吗，还是不知道可耻呢？”子贡听了惊惶不定，心神不安地站着。

【原文】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1)：以奸者七十二君(2)，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3)，一君无所钩用(4)。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5)！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6)，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7)，眸子不运而风化(8)；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9)，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10)，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11)，鱼傅沫(12)，细要者化(13)，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14)！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译文】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修《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书，自认为很久很久了，熟悉了旧时的各种典章制度；用违反先王之制的七十二个国君为例，论述先王（治世）的方略和彰明周公、召公的政绩，可是一个国君也没有取用我的主张。实在难啊！是人难以规劝，还是大道难以彰明呢？”
老子说：“幸运啊，你不曾遇到过治世的国君！六经，乃是先王留下的陈旧遗迹，哪里是先王遗迹的本原！如今你所谈论的东西，就好像是足迹；足迹是脚踩出来的，然而足迹难道就是脚吗！白相互而视，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便相诱而孕；虫，雄的在上方鸣叫，雌的在下方相应而诱发生子；同一种类而自身具备雌雄两性，不待交合而生子。本性不可改变，天命不可变更，时光不会停留，大道不会壅塞。假如真正得道，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受到阻遏；失道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是此路不通。”
孔子三月闭门不出，再次见到老聃说：“我终于得道了。乌鸦喜鹊在巢里交尾孵化，鱼儿借助水里的泡沫生育，蜜蜂自化而生，生下弟弟哥哥就常常啼哭。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能跟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不能跟自然的变化相识为友，又怎么能教化他人！”老子听了后说：“好。孔丘得道了！”

❾ 古文翻译

六十六、夏峰学派

〖夏峰学派〗创始人孙奇逢（1584—1675）。奇逢，字启泰，一字钟元，号夏峰先生。清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此学派因其号而名。奇逢之学，原本陆象山、王守仁，晚而倾慕程、朱理学，“不欲制程朱陆王为二途”，故具有调和两派的特点。他曾选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薛□、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人为理学大宗。奇逢与黄宗羲、李□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其门徒甚众，著名者有孙博雅、王余佑、汤斌、耿介、魏一□、耿极、张果中、薛风祚、马尔楹、高□、王之徵、陈□、申涵光、崔蔚林、赵御众等。此学派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该派认为，“毋自欺”即是“致知”之首，唯毋自欺才能用好恶之实以至“自慊”，这便是“知至诚意”，“诚意工夫只一毋自欺便了”。慎独即毋自欺。独，不仅指此心初动之几，凡事物交集时、事物应酬后也有独。初动之独有严防法，交动之独有密证法，既动之独有挽回法。总之，慎独一于自慊，而诚意则为“梦觉关”。该派因注乍慎独，强调道德修养，故多有以节行著者。如，孙奇峰曾率领容城人民抗御清兵围攻。明亡后，隐居不仕。他还不避危难，竭力营救过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其一生自律，老而弥笃，尝自谓：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奇逢弟子张果中是白沟一带的剧孟一流侠义之士，为“范阳三烈士”之一。该派提出，学当以圣人为归，无论在上在下，皆须一衷于理。理乃乾之元，天之命，人之性。人得志则放之家国天下，而理未尝有所增；人不得志则敛之于身心意知而理未尝有所损。故见之于行事与寄之于空言，“原不作歧视之。舍此则天不属其心，人不必其命。故圣学本天。道之太原出于天，故道横豆六合，竖贯古今，大无不包，细无不入”。道不可离，可离非道。因此，戒惧慎独便成为须央不可离之功。此性在不睹不闻中自有睹闻，未见形而见心，未闻响而闻寂，是“吾心”之睹闻；此性在睹闻内却有不睹不闻，形声接而寂若不为之动，此为睹闻中之不睹闻。戒慎恐惧即是不睹不闻之“惺体”，此际著力不得，只有默默检点工夫，所以工夫即是本体。此兼动静而言，是在“根尘不及处打醒此心，见天于天，又见人于天”。这样才能谤视天命光景。人通过慎独，“养成后复还得个天命之性”，此“乃率性之能事，而修道至此极矣”。心性天命四字，只是一样，人具之为心，心之灵为性，性出于天，天之一定为命。只要人从本来处探讨得真切进行存养，并且将存养工夫做到尽头，“静时默存，动时惺存”，便做到了存心。静是寂养，动是顺养，此便是养性。心性合而成身，存养合而成修。寿则心性与身惧存，天则心性不与身俱灭。“天命之性完全于心之结果处”，知天是知自心之天，事天是事自心之天，立命是立自心之命。总之，心生天生命。此种观点，显然源于王守仁的心学。该派又从这种观点出发来阐释“格物致知”，同时又力图将王守仁与朱熹的思想调合起来，认为“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孙奇逢说：“今就格物而论，朱子谓穷理，阳明谓为善去恶，是格物。某尝思之：朱子谓理有末明，则知有未尽，若偏以穷理属知也；又曰‘凡物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于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岂如后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徐世昌《清儒学桌力》该派认为，“时中不离日用”，“大知只是百姓日用”，“眼前天地，心上鸢鱼．室中夫妇，无一处不是道”，“道理只在眼前，眼前有相对之人、相对之物、静对之我，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突离也。能尽人性尽物性皆是眼前事，舍眼前而求谐远且难，不知道者也。学而时习之，智及之，乞能守之，知之，好之．乐之，皆指眼前说，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因为强调日用伦常，放此派中多有务实学者。其代表著作主要有孙奇峰《四书近指》、《读易大旨》、《理学宗传》、《书缠，近指》，王余佑《认理说》，魏一□《四书偶录》，耿极《周易浅义》，薛风祚《圣学心传》，申涵光《荆园小语八崔蔚林《四书讲义》，‘赵御众《传信录》等。夏峰学派为清初重要学派之一，其影响很大，“传衍甚远”，’奇逢弟子汤斌后来又成为潜魔学派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