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的立法理念

1. 票据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简述下 谢谢

票据法作为商法的组成部分，遵循商法的基本原理，同时，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票据法也与民亭法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票据的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有许多相通之处。票据抗辩以民法上的抗辩为基础，但又明显不同于民法上的抗辩。在民法中，出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特别规定了抗辩权的继续。依照民法抗辩权的原理，即使债权转让，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对新债权人仍然有效，并且随债务本身而始终存在。而在票据法中;为了维护票据的流通性，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票据法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规定了“人的抗辩的切断”原理，即票据受让人在从前手受让票据权利时，并不同时受让该票据权利存在的抗辩事由，除法定特别事由以外，票据债务人不得拒绝履行其义务。因此，票据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性质不同，其不同点在于：民法上的抗辩辫属于完全抗辩、继续抗辩，而票据抗辩则属于不完全抗辩、切断的抗辩、限制的抗辩。票据抗辩限制是票据抗辩中最突出的特点。
(二)票据抗辩限制原理的原因
票据抗辩的限制是保证票据流通的必然要求，是标据无因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像民法上的抗辩权那样，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任何票据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不论此票据被转让了多少次，那就意味着任何取得票据权利的当事人都将面临被拒付的危险，而且，票据流通次数越多，这种被抗辩的可能性就越大。票据债权人时时处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状态，显然不利于票据的流通性。同时，票据的无因性原理表明，票据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既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也独立于其他法律关系，正是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才保障了票据的流通。票据债权人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票据，考虑的是票据本身所包含的权利，而不是持票人尤其是持票人前手的权利是否有瑕疵。他要取得的是票据上的权利，而不是非票据本身导致的争议，乃至诉讼纠纷。因此，票据理论与实务的需要，要求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对债务人的票据抗辩予以限制。
(三)对我国《票据法》票据抗辩限制的质疑
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戊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一规定无疑是票据抗辩在我国票据立法中的充分体现。
但是，在实务中，票据抗辩限制的效力要大打折扣，不利于保护票据债权人的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票据立法的缺陷所致。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从此规定可以看出：票据的流通依赖于真实的交易关系，依赖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票据的流通要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这一点既不符合票据的基本原理，也实质上阻碍票据抗辩效力的发挥，导致票据债务人既可以自己与出票人存在不真实的交易关系、不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拒绝承兑、拒绝付款，也可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对抗持票人现象的出现。因为票据债务人完全可以依《票据法》第 10条的规定，主张自己与发票人或与持票人的前手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对抗持票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理，票据债务人通过毫无时间限制的调查取证，证明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甚至可以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来拖延履行义务，从而实际上达到拒绝承兑、拒付票据金额的目的。简言之，票据的债务人完全以《票据法》第10条为借口，采取拖的战术以达到拒绝履行票据义务的目的。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违背。
此外，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从中亦可以看出：汇票的流通要依赖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法律关系，换言之，汇票的流通依赖于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依此规定，则付款人拒绝承兑、拒绝付款须证明自己与出票人无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因为法律没有相应的举证时间的约束，票据持有人的权利的实现就会长期处于未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际上，无论出票人与付款人是否存在这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持票人权利的实现。当票据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时，持票人完全可以立即做成拒绝证书而向包括出票人在内的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权，从而实现票据权利。因此，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规定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显属多余，甚至对票据的流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总之，票据抗辩限制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对票据抗辩不加限制，必然与票据的无因性这一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相左，与票据的流通性背道而驰。因此，票据抗辩的限制是票据抗辩的基本原则。但是，任何原则都有例外，票据抗辩限制同样也有例外。
二、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
(一)恶意抗辩
1、恶意抗辩的含义
恶意抗辩系指对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的债务人即承兑人或付款人可主张抗辩。我国《票据法》第 13条但书规定：“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即对明知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债务人仍可以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存在的抗辩事由给以对抗;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了恶意抗辩，该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2、恶意抗辩的原因
如首所述，各国法律之所以规定票据抗辩的限制，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的票据债权人，与此同时也保障了票据的流通。如果票据债务人不是依据票据本身字面含义的瑕疵来行使抗辩，而是依据此以外的理由采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那么，票据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但是，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忽略票据债务人的。权益，就会有违法律的公正性。当票据持票人取得票据是出于恶意，而不能允许票据债务人行使抗辩权，这无疑会纵容恶意而有失法律的公允。因此，各国法律都规定恶意抗辩制度。因此，为了追求法律的公正性，票据法赋予票据债务人对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可以行使抗辩权。
3、对我国《票据法》恶意抗辩的质疑
从以上各国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各国对票据流通中的“恶意”含义的规定有所不同：有的认为恶意系指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是明知的，即故意而为之;有的认为恶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重大过失。而我国则采取了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态度。我国《票据法》第10条的但书之规定显然以故意为恶意的主观标准，而在该法13条却可以看出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都作为恶意的主观标准。
笔者认为：不论行为人获得票据是出于偷盗、欺诈、胁迫等故意的行为，还是出于未遵守印章使用管理的规章制度以至于导致票据被伪造或被无权代理的后果等重大过失，行为人主观上都存在过错，他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应当承担票据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的法律后果。换言之，相对于票据债务人而言，他可依此为抗辩理由，主张抗辩。
(二)无对价抗辩
1、无对价抗辩的含义
无对价抗辩系指对没有支付相应对价的票据持有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主张抗辩，行使抗辩权。对价本为英美法系的概念，但随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融合，对价的概念为大陆法系所吸收，如我国《票据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可见，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这是票据流通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民商法要求的等价有偿原则在票据法上的体现。
对支付了对价的持票人无疑不得行使抗辩权，那么，对没有支付对价的持栗人能否行使呢?对此，我国 《票据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因此，依法而无偿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在其前手的票据权利中如果存在有抗辩事由，票据债务人将仍能用来对抗持票人。这显然是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
2、无对价抗辩的原因
无对价抗辩与恶意抗辩一样，也是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当票据取得无对价，极有可能损害票据债务人的利益，而且无对价取得票据难免存在恶意，可能会损害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为对此予以防范，法律设置了无对价取得票据不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的制度。这样既可以充分保障了票据债务人的权益，又不至于损害票据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在保障票据的流通与法律的公平上找到了平衡点。
3、对我国《票据法》无对价抗辩的质疑
从我国《票据法》第ll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无对价立法例上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原则，并且采取了列举的立法例，即无对价抗辩仅适用于税收、继承和赠与受让的情形，别无他路。但在实践中无对价获得票据的情形显然不是这三种类型所能全都包容的，如公司合并取得票据债权等情形。如果一公司非法获取一票据，为了防范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那读公司完全可以通过采取与其他公司合并的方式来实现，这显然对票据债务人极不公平。因此，我国《票据法》对无对价抗辩采取列举的的立法例不够妥当。
三、立法建议
鉴于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在票据抗辩限制及其例外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立法修改意见：
(一》删除《票据法》第10条第1款中“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文句，仅保留“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的文句。
(二》将《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修改为：“因税收、继承、赠与以及其他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三》修改《票据法》第13条第1款为：“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或应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
(四》修改《票据法》第21务第1款为：“汇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

浅析票据法上的拒绝证明
吴万群
拒绝证明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外在形式不是单一的，具有多样性。在持票人直接取得拒绝证明困难时，一些机关的文件也起着拒绝证明的替代作用。在法定的条件下，持票人可以免除提供拒绝证明而行使追索权。
所谓拒绝证明是指票据法规定的，对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或无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这一事实具有证据效力的文字证明，可分为拒绝承兑证明和拒绝付款证明。[1](P229)作成拒绝证明是追索权程序的重要手续之一，同时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重要程序之一。这是因为，追索权的行使虽然必须以持票人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的发生为前提，即如果持票人未向付款人或承兑人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的话，就不得行使追索权。但是追索权是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的，而其前手若要得知持票人已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并确定持票人已享有合法的追索权，就是需要持票人向其前手提供拒绝证明。这样持票人的前手才能相信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权并向其履行债务。因此，拒绝证明在保全持票人的享有的票据权利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
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是指能承担拒绝证明内容任务的载体。拒绝证明的外在形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证据的作用与价值。一个国家的票据所规定的拒绝证明的形式具有多样简便的特性，就能更好的保全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反之，则使持票人的行使追索权时会遇到更大障碍和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长期以来，大多数国家将由一定的机关作成的拒绝证书作为唯一的法定的证明形式。但是，随着票据交易的日益发展，拒绝证书也因其手续繁琐而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式。于是，拒绝证明多样性势在必行。因此，虽然当今各国的票据法对拒绝证明的形式有着不同的规定，但是多数国家除规定拒绝证书这一主要的拒绝证明的形式外，还规定了其他一些简便易行的证明形式。
(一)拒绝证书
拒绝证书是传统的法定证明形式，它是用以证明持票人曾经依法行使票据权利，但未达目的或无从行使票据权利的要式公证书。由此可见拒绝证书应具有这些特点：(1)，拒绝证书只能有特定机关制作。拒绝证书是要式的公证书而非不要式的私证书，所以只能有一定机关作成而不能由私人作成。如《日本拒绝证书令》第一条规定：“票据或支票的拒绝证书，由公证人或执行官作成。”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第106条规定：“拒绝证书，由持票人请求拒绝承兑地或拒绝付款地之法院公证处、商会或银行公会作成之。”但事实上仍只有公正机关制作。[2](P193)英国的《票据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如果国内汇票遭到退票，只要持票人认为合适，得视具体情况或对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作成公证记录。”[3](2)，拒绝证书是法定的要式证明文书。拒绝证书作为要式的证明文件一方面可以为保护持票人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持票人易于获得赔偿;另一方面对被追索人亦有益处，要求持票人作成拒绝证书而后赔偿，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从而能更好的防止诈欺行为。[4](p295)(3)拒绝证书是证明持票人曾依法行使票据权利或无从行使票据权利的书面证明材料。因此，拒绝证书不具有证券的特点，它仅是为了证明一种法律事实的存在，而不表示权利[4](p295)。
我国的票据法虽然规定了略式拒绝证明形式，但是对于拒绝证书未作规定，这不能说不是立法方面的一个缺憾。在我国当前的《票据法》现有的规定下，虽然持票人在无拒绝证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其他形式来证明持票人已依法行使票据权利而被拒绝或无法行使票据权利。但是，拒绝证书作为拒绝证明最有证明力的形式，则更为适合面额较大和流通性较强的票据。另外，拒绝证书形式的拒绝证明是各国普遍存在的，而其他的拒绝证明形式是在各国规定的极不统一。因此，无论从对内完善票据制度还是从对外便利经济交流来看，我国《票据法》都应对于拒绝证书予以明确规定。
(二)拒绝证明的其他形式
拒绝证明的其他形式是指除拒绝证书之外的，能证明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绝的事实的法律文书。相对于手续繁琐的拒绝证书来说，其可被称为略式拒绝证明形式，主要包括退票理由书以及承兑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票据上记明提示日期、拒绝事由、拒绝日期并签章。
退票理由书，一般是指在持票人向承兑人或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遭到拒绝后，由付款人委托的代理银行出具的，记载银行不承兑或不付款理由的书面证明文件。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里，随着银行业的发展，银行作为社会活动的中介机构作用的增强，通过银行办理票据结算和转帐结算，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法人或公民进行资金清算的主要形式。通过银行办理票据结算时，付款人应在发票前或票据到期日届满前，将资金存入其委托的付款银行，持票人可直接向付款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也可以委托其开户银行向付款银行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如果付款人在发票后或票据到期日届满时，其帐户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票据金额，或有其他原因使持票人未获承兑或未获付款时，付款银行应填具退票理由书，直接退给持票人，或退回收款银行转交持票人。退票理由书是持票人已经行使票据权利而未获结果的证明，和拒绝证书一样是拒绝证明的一种形式，持票人持退票理由书行使追索权和持拒绝证书一样能够行使追索权。我国的《票据法》就规定了这种略式拒绝证明形式，并且将出具退票理由书规定为承兑人或付款人的一项义务。《票据法》第62条第二款规定：“未出具拒绝证明或者退票理由书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①
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或者向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提示付款时，如果被拒绝承兑或付款的，持票人可以要求承兑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的票据上记明提示日期、拒绝事由并签章。这种签章式的拒绝证明形式比退票理由书更简便易行且有更广的适用范围。因此，不仅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对此也都有规定，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510条就规定：“下列事项应允许作为证据，并构成对拒绝证书和上述任何退票通知的推定：(一)前条规定的正规格式文件，其意图是作成拒绝证书的;(二)则付款人、付款银行或提示银行在票据上或伴同票据所的专门盖章或局面记载，载明承兑或付款因符合拒绝事由而遭拒绝的;(三)付款人，付款银行，或任何托收银行，在其通常业务过程中所作的任何簿册或记录，显示拒绝的，即使由谁作的这种记录没有证明亦然。”[3]
二、拒绝证明的替代
无论是拒绝证书还是退票理由书都表现为直接从承兑人或付款人取得有关的证明。但是，在特别情况下，持票人无法直接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处取得有关证明时，如果要行使追索权，则需要从有关机关取得相应的证明，以替代拒绝证明。
1、医院、公安机关等有关单位出具的承兑人或付款人死亡的证明。依据《票据法》第63条的规定，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死亡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证明。这里的“其他证明”一般是指医院、公安机关等出具的死亡证明。另外，“其他证明”下可以是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判决书。
2、有关机关出具的承兑人、付款人逃匿的证明。依据我国的《票据法》第63条的规定，持票人因承兑人或者付款人逃匿而不能取得拒绝证明的，可依法取得其他相关证明。《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28条将出具当事人逃匿证明的机关限定为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之外国家机关出具承兑人、付款人逃匿的证明法院也通常予以认定有效。
3、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票据法》第64条第1款规定，承兑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换句话说，在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依法破产时，即丧失了对汇票进行承兑或者付款的能力，持票人不可能取得当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绝证明。《票据法》即允许持票人无须取得其他证明，而将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文书直接作为相应的证明，此时，即认为持票人具备行使追索权的有关形式要件。
4、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票据法》第64条第2款规定：“承兑人或付款人因违法被禁令终止业务活动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具有拒绝证明的效力。”与上述情形相同，承兑人或付款人因违法被责令终止业务活动时，承兑人或付款人不可能再为付款或承兑行为，持票人同样也不可能取得当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绝证明，故《票据法》允许持票人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决定作为相应的证明。此时，也认为持票人具备行使追索权的有关形式要件。
由此可见，依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上述四种情形中持票人取得的有关合法证明都具有代替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出具的拒绝证明的效力，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可依据这些合法证明而进行。国外的票据法对拒绝证明的替代问题也有所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6款规定：“付款人不论其已否承兑，或不获承兑汇票的发票人受破产宣告时，此种情况下，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只要出具法院的裁定书即可。”[3]德国的《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6款第2项规定：“提示登载在《联合公报》上或登载在规定刊登法院公务公告的报纸上的法院裁决公告应受到与出示法院裁决同样的重视。”[3]
三、拒绝证明的免除
一般而论，作成拒绝证明是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作成拒绝证书，即发生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的后果。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免除持票人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1、在票据当事人有约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作成拒绝证明虽为持票人行使追索权的必经程序，但由于作成拒绝证明的费用必须由被追索人负担，且作成拒绝证明实际上等于向公众证明该票据信用的不足，结果对票据债务人很不利。所以，票据法允许有关票据当事人在汇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绝证明”或“退票时不承担费用”的记载。这样即节省了费用，又维护了票据债务人的信誉。[5](P120)如德国的《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2款就规定，经在汇票上加注“不负担费用”、“免于作成拒绝证明书”的批语或具有类似含义的批语并签名，出票人及任何背书人或保证人得免除持票人行使追索权而须作成拒绝证书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证明的义务。[3]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6条第1款也规定，发票人、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得在票据上记载“退票时不承担费用”或“免除作成拒绝证书”，或其他同义之文字并签名时，持票人可以不作成拒绝承兑证书或拒绝付款证书而行使其追索权。第三款规定，第一款记载，如为发票人所为，对于汇票上一切签名人均发生效力。发票人已为第一款之记载，但持票人仍作成拒绝证书时，应自负担其费用。但该记载如系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所为，而已作成拒绝证书者，其费用得向汇票上一切签名之人要求偿还。[3]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的规定与此基本相同。但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票据法第94条所规定的记载“免除作成拒绝证书”之人不包括票据保证人。我国的《票据法》对此问题未有规定，一般认为发票人或背书人或票据保证人如作此类记载的则不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2、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免除作成拒绝证明。从国际上的立法规定来看，法定免除拒绝证明的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4款规定：“如不可抗力之事由延至到期日后30日以外时，持票人得径行行使追索权，无须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3]我国的《票据法》对此也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民法的基本原理在商法未规定问题上可适用，从民法理论方面来解释可以认为：当不可抗力发生并延续一定时间时，持票人如无法提示或作成拒绝证明，则持票人应可免除请求作成拒绝证明。
3、在已作成拒绝承兑证明时对拒绝付款证明的免除。对于此规则，笔者认为不需要法律予以明文规定，这是因为付款人既然拒绝承兑，则其为付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所以能够毫无争议的认为拒绝承兑证明也可以当作拒绝付款证明。尽管如此，国际上的许多票据法都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44条第款规定：“拒绝承兑证书作成后，无须再为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付款之提示，也无须再请求作成拒绝付款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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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 赵威。票据权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 票据权利的概念及其权利内容

法律分析：一、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它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又称第一次请求权，是指持票人对票据主债务人(如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发票人、支票的保付人等)行使请求其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追索权是指因持票人在第一次请求权没有或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对票据的其他付款义务人(如汇票、支票的发票人，汇票、本票的保证人，票据的背书人等)行使请求偿还票款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持票人，它首先应当要求票据的主债务人(付款人、承兑人)向其偿付，如果主债务人没有或无法(如账上无款支付或者破产等)偿付时，持票人才有权要求其他付款义务人(背书人、保证人、出票人)向其偿付票款。 二、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1、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 2、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 3、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 4、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三、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又称票据的善意取得，他是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权利原始取得的重要方式。所谓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指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从无票据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的制度。 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票据以其独特的支付、汇兑、信用等功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票据立法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如果在其一交易环节中发生了票据转让是由无处分权人所为的情况，在票据上原真实权利人与受让票据的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对应上，票据法明确规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日本学者长谷川雄一认为善意取得是对于取得者对转让人为权利人这样一种信赖的保护的制度，从而治愈了其前手无权利的瑕疵。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第四条 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本法所称票据权利，是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本法所称票据责任，是指票据债务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据金额的义务。

3. 票据无因性的制度变迁及内涵

(一)票据无因性

票据无因性，是对票据行为外在无因性和票据行为内在无因性的统称。(所谓票据行为的外在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的效力独立存在，持票人不负给付原因之举证责任，其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权债务的真实成立与存续，而无须证明自己及前手取得票据的原因，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所谓票据行为的内在无因性是指产生票据关系、引起票据行为的实质原因从票据行为中抽离，其不构成票据行为的自身内容，当形成票据债权债务关系时，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基础关系所生之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
改革开放以来，到我国《票据法》颁布施行的初期，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经济水平低下，人们的票据法律意识十分淡薄，在票据实际操作业务中，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发生。因此，虽然票据无因性原则早已引入我国的票据法理论中，(注：谢怀@①，《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钟凯林等编著：《票据实务》，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但我国的票据立法却坚持以维护金融秩序、保证交易安全为首要目的，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律、法规的条文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如在《票据法》颁布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于1988年发布的《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3项就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等等。1995年底至1997年底的3年中，我国《票据法》以及相关的行政法规相继出台，但仍将保障票据使用的安全性作为其首要的立法宗旨，并紧紧围绕维护市场秩序、防范票据上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一主题展开，而不注重促进票据的流通和票据功能的发挥。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票据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我国票据立法的首要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票据的流通性，而是注重规范票据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即强调票据使用的安全性。其二，《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明确地将票据基础关系引入《票据法》中，使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紧密结合，并以此作为我国票据法律制度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强调并扩大票据基础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另外，依据第10条规定，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第74条、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及第90条第2款，也将票据基础关系中的资金关系对票据关系的影响作为票据法的一般原则加以规定。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中也有类似规定。(注：如《支付结算办法》第22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务关系”。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8条、第10条、《支付结算办法》第74条、第82条等条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必须具有真实的资金关系。)

由于票据立法的上述规定，加之我国票据法理论界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局面，主要表现为有因说和绝对无因说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公布的一则案例中，原审判决的判理为：“航空公司和实业公司以帮助企业从外地拆借资金为诱饵，通过签订经济合同骗取银行承兑汇票，已构成欺诈行为。航空公司违反规定将汇票背书转让给工贸公司，工贸公司又将此汇票到乙银行贴现。乙银行明知汇票是航空公司欺诈得来的，没有合法商品交易基础，仍违反法律及有关规定办理贴现，其贴现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进出口公司是根据其与实业公司签订的联营协议而成为汇票收款人的，由于联营协议无效，进出口公司依据无效合同所取得的汇票应予返还。另外，进出口公司在收取了实业公司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后，没有付出相应对价，且在明知汇票是实业公司通过欺诈手段得来的情况下，仍拒绝将汇票退还给甲银行，属恶意占有”，故依据《银行结算办法》的前述规定判决确认两被告“非法持有甲银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两被告所持上述汇票均不予承兑，全部退还甲银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法经提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1期，第30页。) 该判理内容明显反映出有因说观点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原审案件进行了提审，并经审理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结算办法》虽然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但这并不是对汇票效力的规定。票据关系的存在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成立和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与其原因关系相对独立。甲银行以其签发承兑汇票无合法商品交易基础且属受骗为由主张汇票无效，缺乏法律根据。虽然甲银行与钢管厂约定甲银行签发的汇票不得转让和贴现，但该约定对签约人之外的汇票收款人不产生约束力。……乙银行作为合法的持票人，有权向甲银行主张汇票上的权利。进出口公司收到承兑汇票后，为实业公司支付了款项，故应认定进出口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已付出相应对价，是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故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甲银行的诉讼请求”。(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法经提字第1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1期，第30页。) 从而纠正了原审判决中有因说观念的错误认识，明确提出要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

一方面，有因说占主导地位的票据立法和司法实践，引起了我国票据法理论界的激烈争论，特别是招致了诸多持绝对无因说观点人士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判例形式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予以充分肯定。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又逐渐出现了盲目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滥用票据权利，无原则地保护持票人利益的带有绝对无因说色彩的倾向。如北京市某基层法院于1998年对一起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双方约定乙公司承建甲公司的一座办公楼，工程款项于工程完工并经甲公司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合格后全部结清。一年后，该工程完工，甲公司未经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就签发了一张以乙公司为收款人的全部票据事项记载清晰的支票交给乙公司，作为对工程款的结算。次日，甲公司在对工程质量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不合格之处，遂立即将付款银行帐户中的款项转移。当乙公司向银行兑付票款项时，被银行以支票空头拒付。乙公司遂向法院起诉票据纠纷，要求甲公司支付支票款项。甲公司以工程质量不合格为由进行抗辩，并经法院审理后查证属实。于是，审判人员对于本案应如何处理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票据无因性原则，票据关系应与基础关系完全分离，本案支票为有效票据，基础关系的瑕疵对票据关系不产生任何影响，且乙公司为正当持票人，因此，甲公司应向乙公司支付全部票款。至于工程质量不合格给甲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甲公司可另行以基础关系主张赔偿，票据法律不应予以保护。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存在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债务人相互重合，即票据关系的当事人甲公司和乙公司又是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情形，《票据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据此，甲公司的抗辩理由成立，此案应将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合并审理，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最终，此案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以第二种意见予以审结。而第一种意见，反映出绝对无因说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试想此案如果依第一种意见进行处理，则势必导致因片面强调保护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与持票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债务人(票据基础关系的直接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结果。

虽然上述两案中体现有因说和绝对无因说的错误认识均已得到纠正，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问题已有所意识，但是，这种意识仍过于具体化和浅表化，并未真正触及此问题的实质内容，可以说，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处于初步认识阶段。而如果我国票据立法中与票据无因性原则相背离的立法宗旨及其法律规定不予以矫正，票据法理论研究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仍不予以关注并及时加以明确，则对我国票据法律制度、票据法司法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所起的负面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二)当前我国票据法理论与实务对适用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再认识

1.对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理念的提出与认同

随着票据法理论界的不断探索，以及对司法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深入考察，许多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性质及适用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逐步形成了应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和有关人士继而又对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发生牵连的特殊情形进行探讨，但结果过于模糊和分散，至今尚未见对此有完整、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更未对票据无因性原则之射程距离和例外情况加以明确。(注：上述分析，参见张旭娟：“也谈对《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兼与林毅同志商榷”，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第115页；刘晓阳：“论票据的票据关系及其基础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04页；李幼明、宋志国：“对我国票据立法中无因性限制的探讨”，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但根据我国票据法理论界的探讨结果，以及部分学者已将此作为目前我国票据法理论和实务对票据无因性原则的认识写入票据法教程的情况，(注：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3页。)可以看出，近年来，相对坚持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理念已为我国票据法理论界所接受和共识，并逐步趋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4. 票据无因性与票据法第十条是否矛盾

你好，票据无因性与票据法第十条不矛盾。 票据属于无因证券，票据法虽没明确票据无因性，票据法第十条规定限制了票据无因性，实为票据相对无因性。另外可参考1995年2月2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的说明。
附：票据法第十条 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
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5. 票据法的立法宗旨

票据法的立法宗旨
1、规范票据行为。
2、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4、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6. 伦票据法原则

我国票据法的基本原则：
1．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为了充分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首先有必要具体地分析和把握票据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票据关系是指当事人因发票人发出票据，收款人取得票据而形成的关系。至于当事人之所以授受票据，亦即授受票据的原因或实质，不属于票据关系的范围。这种授受票据的原因或前提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已存在，而票据关系则只能发生在票据授受之后。票据基础关系就是指这种作为票据授受前提而发生的关系。它包括票据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等三种形式。
票据原因关系又称票据原因，即当事人间授受票据的原因。发票人之所以发出票据，将之交付与受款人，受款人之所以接受票据，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必有一定原因。例如；A向B购入货物，需支付价金给B，因而出具汇票一张，委托另一人向B付款，或者出具本票一张，约定自己付款，或者开出支票一张，使B向银行取款，A、B之间发生票据关系。其原因也就是A与B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票据原因关系可以是等价的，也可以是不等价的；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可以是合同给付，也可以是非合同给付；可以是无因管理付给，也可以是侵权给付。票据原因种类很多，即使是赌博金钱给付等不法原因，也可视为票据原因。
票据资金关系存在于汇票发票人与付款人之间，支票发票人与银行之间，汇票与支票的发票人之所以委托付款人付款，付款人之所以愿意付款（或承兑），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资金关系，或者是发票人在付款人处存有资金，或是发票人又与付款人之间订有信用合同，付款人答应为发票人垫付资金，或者付款人对发票人已有债务，借此为清偿，或者付款人愿为发票人付款，或是付款人付款后，再向发票人请求补偿。在资金关系中，借给资金的人为资金义务人，通常是发票人，资金关系必然在于汇票和本票之中，本票因为是付票据，不存在资金关系问题。
票据预约是指票据当事人之间有了原因关系之后，在发出票据之前，就票据的种类、金额、付款地等事项达成的合意。它不仅存在于发票人与付款人之间，而且存在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之间。
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有效与否，对票据关系并无影响，特别是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存在于不同的当事人之间时，尤其如是。就原因关系而言，票据债权人只须持有票据，即可行使票据权利。而不必说明取得票据的原因，更勿需证明其原因关系的有效。例如，甲乙间的买卖合同解除，甲方发出的本票即为有效，乙方仍有权向甲请求付款，乙仍是本票上的权利人（至于甲可以提出抗辩，则是另一回事）。若乙将本票转让于善良第三人，该第三人持票向甲请求付款，甲更不能以甲乙之间的原因关系来影响甲与丙之间的票据关系。同时，乙亦不能凭甲交给自己本票来证明自己已履行了交货义务。
资金关系是否存在或有效对票据法律关系也不发生影响，持票人对付款人的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是来自其持有票据，与发票人（资金义务人）提供资金与否并无关系。资金之有无不影响持票人的权利，发票人在不存在资金关系时发出票据，其票据仍有效。汇票付款人虽受资金，却无承兑和付款的义务。但如已承兑，即使未受到资金，也不能脱卸承兑人应负的责任。同时，发票人不得以已供给资金于付款人为由而对持票人的追索不负责任。从票据预约看，发票人即使违反预约发出票据，其票据仍为有效。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分离并非绝对的分立，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首先，票据基础关系构成票据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先有基础关系后有票据关系。其次，在原因关系中，如果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存在于同一当事人之间时，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对抗票据关系。如甲因向乙购货而交付本票于乙，以后甲乙间的买卖关系解除，乙持票向甲请求付款时，甲可以其原因不复存在而拒绝付款。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知，票据关系一经形成即与基础关系相分离。它与原因关系虽有牵连，但是，票据债权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权利时，就其取得票据的原因，不另外负举证责任，此即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内涵。它也充分地体现了票据法的主要特征。
确立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确保正常而迅速的流通，但也可能诱发票据的滥用。因此，在票据立法上，我们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原则的问题。首先，我国票据法原则应当肯定无因性原则。票据一经签发，就产生独立的票据法律关系，并与签发该票据的原因关系相分离，票据原因关系遵循有关的法律规定，后者遵循票据法的规定。流通中的票据即使它原来的票据原因有瑕疵，付款人在承兑或付款时，不得以自己与发票人及执票人的前手之间的票据原因上的纠纷向执票人抗辩。其次，我们要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签发商业汇票和本票必须以合法商品交易为基础，票据行为的合法性势必受制于原因关系的合法性。凡是违反国家计划、政策、法律而签发的无商品交易为基础的虚拟票据均为无效，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因此，我国票据法有必要对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加以适当限制。这样，不仅可以坚持传统票据法的无因性特点，同时，又可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合理运用。
2．流通转让原则。作为流通证券，票据可以依背书而辗转流通，美国甚至将票据法称为流通证券法或流通票据法。流通性原则在票据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货币流通的作用，从而可以加速资金周转，节约现金流量，灵活资金调度，从而促进票据市场的发展。我国现行《商业汇票承兑贴现办法》中规定汇票可以贴现，但并未规定流通。《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尽管规定了票据可以流通，但实际上还是一种有限制的流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金融市场的纵深开拓，对票据流通的限制将被打破。两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票据法规定，票据在到期日到来之前可以自由流通。我国票据立法借鉴这一原则无疑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
有人担心票据流通会出现信用货币干扰正常的货币流通的状况。其实，票据作为信用货币虽可替代现金流通，但毕竟不是法定货币，它是在特定场合经法律许可和债权人同意的条件下使用。同时，我国在制订信货计划和发行货币时，把票据流通因素考虑进去，完全可以保证货币的正常流通。
3．平等自愿，公平等价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是对票据关系主体前提条件的规定，公平等价有偿原则是关于票据关系内容的规定。
平等自愿原则主要涉及票据关系主体的能力问题，它包括票据权利能力和票据行为能力。
http://www.doc88.com/p-274339485439.html

7. 票据权利有什么

一、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指票据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票据付款请求权，是指持票人向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支票的付款人出示票据要求付款的权刮，是第一次权利，又称主票据权利。行使付款请求权的持票人可以是票载收款人或最后的被背书人;担负付款请求权付款义务的主要是主债务人。票据追索权，是指票据当事人行使付款请求权遭到拒绝或有其他法定原因存在时，向其前手请求偿还票据金额及其他法定费用的权利，是第二次权利，又称偿还请求权利。行使追索权的当事人除票载收款人和最后被背书人外，还可能是代为清偿票据债务的保证人、背书人。二、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1、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
2、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
3、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
4、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三、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又称票据的善意取得，他是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权利原始取得的重要方式。所谓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指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从无票据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的制度。
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票据以其独特的支付、汇兑、信用等功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票据立法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如果在其一交易环节中发生了票据转让是由无处分权人所为的情况，在票据上原真实权利人与受让票据的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对应上，票据法明确规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日本学者长谷川雄一认为善意取得是对于取得者对转让人为权利人这样一种信赖的保护的制度，从而治愈了其前手无权利的瑕疵。

8. 票据法是怎么规定的

都对!

9. 票据法的特征是什么

票据就是指是出票人依票据法签发的，由自己或委托他人于到期日或见票时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一种有价证券，包括汇票（bill of exchange），本票（promissory note），和支票（cheque）。
票据的特征有：
1.设权性，即票据权利的发生，必须以票据的设立为前提。
2.无因性，票据是一种无需过问原因的证券。原因是指票据的权利和义务发生的原因。
3.要式性，票据是一种要式不要因的有价证券，票据的作成必须具备法定形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其所记载的必要项目必须合乎规范。
4.文义性，指票据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均以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为依据，不受票据所载文字范围以外的事由的影响。
5.流通转让性，票据的权利可以背书或交付而转让。并且，票据的转让不必要通知债务人，票据的受让人获得票据的同时取得票据的全部权利。
所有的特征中，特别是票据的流通转让性，无因性和要式性，强调保护了持票人的权利，促进了票据的流通，也是票据成为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工具。

10. 大陆法系中的票据法与英美法系中的不同

世界法律体系大致可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世界票据法体系也可分为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和大陆法系的票据法。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是以《英国票据法》为蓝本的。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是以《日内瓦统一法》为依据的。前者是英国的国内法，后者则是一种国际公约。

英国于1882年颁布施行票据法，美国及大部分英联邦成员国如加拿大、印度等都以此为参照制定本国的票据法。美国在1952年制订《统一商法法典》，其中第三章商业证券，即是关于票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美国的票据法，它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中也具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美国和其它英联邦国家的票据法虽在具体法律条文上与英国票据法有所不同，但总体说来，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基本上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建立在《英国票据法》基础上的。

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为主的20多个国家参加了193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票据法统一会议，签订了《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1年又签订了《日内瓦统一支票法公约》。两个公约合称为《日内瓦统一法》。众所周知，国际公约等是国际法最重要的渊源。《日内瓦统一法》是有关票据方面的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无疑，参加签字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制订或修改本国的票据法时都要依循这一国际公约。这一点合乎国际法大于国内法的原理（对参加某一国际公约的国家而言）。具体来说，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又以法国和德国的票据法最有代表性。另有一些非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也参照《日内瓦统一法》制定本国的票据法（如我国的票据法）。在实际内容上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基本趋于统一。

由于英美两国及其他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并未参加日内瓦公约，因此在当今世界上存在两大票据法体系-大陆法系（也称日内瓦法系）和英美法系。虽然198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律委员会公布了《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设想将两大票据法体系统一在一个“公约”范围内，至今因签字国过少而未果。

对两大法系的票据法进行比较研究有其重要意义。票据法作为一种国内法，主要是规范制定国票据行为，调整制定国票据法律关系。但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国际票据关系的调整，除了依据有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之外，票据关系方面的国际私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即是各国的票据法。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经济交流或其它交往中必然会发生国际票据关系，其中各种票据行为、票据方面的纠纷或争议等由于各国票据法规定的不一致而发生法律冲突时，应以哪一个国家的票据法为准，或者说应适用于哪一个国家的票据法。这个问题是国际私法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或没有精力将每一个国家的票据法都逐一进行对照、研究，但我们可以循着两条线索对世界各国票据法有一个大致的概括了解，这两条线索分别是《英国票据法》以下简称（“英国法”）和《日内瓦统一法》（以下简称“日内瓦法”）。两大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各以这两个票据法为基础，并各自基本趋于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已于1995年5月10日颁布，并于1996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一条重要的经济立法， 对调整我国国内票据关系及涉外票据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有关涉外票据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成为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票据法律适用的原则大致为：第一，有关出票及票据的合法性适用出票地法律。第二，其他票据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在我国对外经济交往中发生涉外票据关系时，既要依照我国票据法，有时也要适用别国的票据法。

1.两大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在立法体例上，表现为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票据包括主义，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票据分离主义。如“英国法”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并将本票、支票作为汇票的特殊形式加以处理（我国票据法类同于“英国法”，在体例上采取三票合一的形式，汇票一章按各种票据行为分节作了详细规定，而对本票、支票与汇票相同之处则采用“适用”的办法处理，以避免重复）。

2.在规定票据定义时，两大法系票据法有不同。如讲到票据定义时，我们就依照“英国法”来解释。因为“日内瓦法”中没有象“英国法”那样有严谨的文句对票据下定义，它只是规定票据的必要项目给票据下定义。

3.票据是一种要式证券，“日内瓦法”尤为强调票据的要式性。所谓票据的要式性是指票据的作为格式和记载事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才能产生票据效力，不依法定方式作成的票据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导致票据无效（我国的票据法也强调票据的要式性）。

在票据的必要项目方面：

（1）“日内瓦法”强调票据上要有票据名称的字样， 即标明是汇票或本票或支票（我国票据法也有此规定）。“英国法”无此要求。

（2）在票据金额方面，两法都规定如大小写不一致， 以大写金额为准（我国票据法规定，此种票据无效）。“日内瓦法”还规定，如果有两个大写不一致，以数额小的大写为准。

（3）关于票据的收款人抬头， “英国法”规定三种票据均可作记名抬头和来人抬头（我国票据法规定均不可作来人抬头）。

（4）关于出票日期， “日内瓦法”将此作为必要项目（我国票据法有相同规定）。“英国法”认为无出票日期，票据仍然成立。

在其它记载方面，两法也有一些不同规定。如“英国法”认为，出票人和背书人可用“免于追索”的文句来免除在票据被拒绝付款时受追索的责任。而“日内瓦法”认为出票人只能免除担保承兑的责任，而不能免除担保付款的责任（我国票据法认为此种责任不可免除）。

4.票据的要式性除票据的格式、内容要符合要式，票据行为也是要式的。票据法对各种票据行为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这样可以使票据纠纷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保证票据的顺利流通。

（1）“英国法”规定，限制背书的被背书人无权转让票据权利。“日内瓦法”认为不得转让背书的票据仍可由被背书人转让，转让人只对直接后手负责，对其它后手概无责任（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2）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应该包括取得票据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英国法”对是否知道前手权利缺陷是以“实际知悉”为原则的。“英国法”认为，只有出于善意并付对价的正当持票人不受对抗。“日内瓦法”不强调是否付过对价（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3）票据应在时效内提示。“日内瓦法”规定， 即期票据必须从出票日起1年内作付款提示；见票后定期汇票必须在出票日起1年内作承兑提示；远期票据必须在到期日及以后的两个营业日中作付款提示。“英国法”规定，即期汇票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付款提示；见票后定期汇票必须在合理时间内作承兑提示。远期汇票必须在到期日当天作付款提示（我国票据法规定，即期汇票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作付款提示， 远期汇票自到期日起10日内作付款提示）。如果持票人未在规定时效内提示票据，那么他就丧失对前手的追索权。然而承兑人对持票人仍有付款责任。其责任时效“日内瓦法”规定为到期日起3年， “英国法”规定为承兑日起6年（我国票据法规定为到期日起2年）。

（4）作成承兑的时效， “英国法”规定付款人须在习惯时间内（24小时）作成承兑。“日内瓦法”规定2天内作成承兑（我国票据法3日内作成承兑）。

（5）“日内瓦法”规定付款人付款时不需要认定背书真伪。 “英国法”规定付款必须认定背书真伪（我国票据法同英国票据法）。

（6）持票人遭到拒付时，根据“英国法”， 只有国际汇票才必须由公证人作成拒绝证书。“日内瓦法”允许在汇票人或付款人破产时，以法院判决代替拒绝证书（我国票据法有相似规定）。

（7）“英国法”没有“保证”规定， “日内瓦法”允许“保证”票据（我国票据法同“日内瓦统一法”）。

以上我们分析了“英国法”和“日内瓦法”规定上（主要是汇票）的一些差异，同时兼及了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在这些方面的把握和了解对准确使用涉外票据，处理涉外票据纠纷，在实际工作中适用票据方面国际惯例，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交往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