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两难铁轨

㈠ 心理学助你解开【有轨电车难题】

小友说：李安执导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提到，在遇难船只的救生艇上，生还者迫于饥饿，会有人吃掉更孱弱的他人的现象，尽管骇人听闻，但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真实事件。要么违反习俗活下去，要么一起饿死，这怎么办？这类问题怎么剖析才对？

开始前，请思考两个非常短的问题。不感兴趣请随意跳过这两行，么么哒。

1. 道德是啥？（此处省略一万字哲学论证）

2. 我们为啥要研究道德？

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1、是否贴近实际生活

在一项道德两难判断中，当被问及“喝酒后如果你没醉，你会驾车吗”时，正在酒吧喝酒的大学生更容易选择“可以驾车”，而当时没在喝酒的被试更容易选择“不可以驾车”。

显然，更当下实际生活更接近的道德两难事件，更容易让被试产生利己的判断。

2、主人翁是不是自己

对于前文提及“小明为找房插队”的故事，研究者还发现：主人公是“你”，比起主人公是“某个人”时，更多人倾向于选择“可以插队”。人称的变化可以让被试涉入情境之中，也即让他们的情境卷入程度更高，做出功利主义判断。

3、情境身份的熟悉度

对于“用公家车送孩子上学”的事情，政府管理人员的卷入程度就比高校教师更深，作出功利主义判断的可能性就更高。而对于“帮同学考试作弊”的情况，大学生的卷入程度要远远高于教师。

也就是说，当呈现的道德情境是被试当前正经历的生活事件，和ta利益相关，情境卷入程度就越高。

4、种族

人们会对本民族的人更为关注和敏感，种族偏见或纳粹主义是影响道德直觉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关系对认知的影响深远，在此不详述。

5、血缘关系

我们我们更倾向于给自己喜欢的亲属、朋友或同事提供帮助，对于他们的同理心也更强，而不愿意帮助不喜欢的人。我们会认为自己亲近的人比其它人有更多积极正面的人格品质，相应地，也对他们更为宽容和同情。

在是否救助不同人的道德两难情境中，我们对于直系亲属需救助情境的卷入程度更高，对其境遇更为关心和敏感，表现出了显著的偏见效应。而旁系亲属获得分配的认知资源（如关注度）相对减少，需救助的陌生人则是获得认知资源最少的（唉……）。

6、时间长度

Renata 和 Ralph 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考虑时间更充足（3分钟），人们会比时间有限时（8秒内）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选择。

7、权力大小

在没有情境卷入，即发生的事件和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没啥关系时，高权力者倾向于用基于规则的方式（道义主义）进行道德判断，低权力者则倾向于用基于结果的方式（功利主义）进行道德判断。

然而研究表明，当情境卷入程度高，事件越能贴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高权力者越会转向低权力者的选择，也即功利主义倾向增高。

（弹幕小友：这是在说……道德判断最终都取决于和自己利益相关程度吗？）

大家也看到了，情感和理智难以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起码在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对于电车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正确答案。但深入思考“电车难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生活中的两难情境（不仅仅是女朋友和妈掉水里救谁的问题）。

我们的道德判断，往往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客观。同样，他人也是。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少说别人“两套标准”，因为那确实取决于对方的卷入程度高低；我们也该避免站在道德制高点批斗他人是非，因为，总有一个两难情境也会令你犹豫，甚至作出看似“迫不得已”的功利主义选择。

对此，你怎么看呢？

— 友心任务 —

思考题

说到道德两难，砍妹不得不推荐一个世界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作品——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作为一只心理学狗，第一次看到这部戏，便意识到它主要戏剧冲突的内核正是大名鼎鼎的“道德两难问题”！

在后台回复 “道德” 就能获取这个震撼人心的戏剧故事梗概啦~ 简直完美融会贯通了本文所阐述的内容，将各种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刻画得淋漓尽致。

感兴趣的话，不妨一读，看看哪里写得符合科学研究、哪里写得不太合理吧！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想，或是安利其他类似的作品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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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砍妹

武汉大学心理学学士，知乎专栏@文艺的哺乳动物。

引用文献：

1.谢熹瑶，罗跃嘉，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09，Vol.17, No.6,1250-1256;

2.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2008,107, 1144–1154.

3.Greene, J. D., Nystrom, L. E., Engell, A. D., Darley, J. M., &Cohen, J. D.. 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moral judgment. Neuron, 2004, 44,389–400.

4.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108, 814–834

5.Koenigs, M., Young, L., Adolphs, R., Tranel, D., Cushman, F., Hauser, M., et al.. Damage to the prefrontal cortex increases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Nature, 2007,446(7138), 908–911

6.Michela Sarlo, Lorella Lotto, Andrea Manfrinati, Rino Rumiati,Germano Gallicchio, and Daniela Palomba, Temporal Dynamics of Cognitive–Emotional Interplay in Moral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2012, 24:4, pp. 1018–1029;

7.Moll,J.,&de Oliveira-Souza, R. Moral judgments, emotions and the utilitarian br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9.11(8),319-320.

8.Nancy S. Koven, Specificity of Meta-emotion Effects on Moral Decision-Making, Emotion, 2011, Vol.11,No. 5, 1255-1261;

9.Pilar Aguilar, Silvina Brussino, José-Miguel Fernández-Dol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creases uncompromising consequential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9, 449-452;

10.Renata S. Suter, Ralph Hertwig ,Time and moral judgment,Cognition, 2011, 119, 454-458;

本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

㈡ 龙族三中部某博士讲的道德两难的故事，急求！

是指：有一帮孩子抄在袭两条铁轨上玩耍，其中一条旁边插着“危险，请勿靠近”的牌子，另一条铁轨是已经废弃的铁轨。这些孩子中只有一个孩子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而其他孩子都在禁止玩耍的铁轨上玩。这时一辆火车开进，注意到孩子们的时候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列车长是应该舍弃哪边 的这个故事么？

记不太清了大概就这么个故事

㈢ 为什么疯子比常人更容易成功

因为疯子有专执的一面，有时候一根筋也是一种好事，会让一个人对一件事很专注，而对一件事专注用心付出就可能会成功。常人是因为太正常了，做事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好坏、值与不值，这样算来算去，就把时间浪费了，可能这件事也就在想来想去中放弃了。

㈣ 有四个小孩在铁轨上玩耍 其中有三个小孩要求到新铁轨道去玩 到另外一个小孩说不要去 新铁轨有

少部分是对的 大部分是错的，那是牺牲大的还是牺牲小的呢？其实这个问题 一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给出了答案。给你讲个故事，相信你也听过。一千多年前，一天大街上两个年轻人 因为生意吵了起来。甲说我是对的 如果我错了 这笔生意就白给你。乙说我是对的 如果我错了 我就把头给你。其实甲是对的。他们两人争执不下就来找孔子评断 孔子听完事情经过和赌约后 毫不犹豫的说乙是对的。甲履行赌约后很不解 问孔子 明明我是对的，您为什么说他是对的？孔子说 如果你输了 也就输了一单生意，但如果他输了 输的就是一条人命。(故事大概就是这样)楼主相信应该有答案了吧

㈤ 一根铁轨上站着一个人,一根铁轨上站着五个人,火车来了

……格林纳无意发现的一些有趣结果。比如说，同情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具有双重特性，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为理性版，一为感性版。

已故哲学家菲力帕.弗特（Philippa Foot）最先提出了下面这个道德难题（案例一）：一辆火车沿着轨道飞驰。在它将要经过的路线上，有5个人被困在轨道上无法逃脱。幸好你可以扳动铁轨，让火车驶入另一条支线，从而避开这5个人。然而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是：另一个人被困在这条支线上，他将死于非命。那么你该不该扳动道岔呢？

在这样一种场合，大多数人不费什么事就能决定怎么做。虽然扳动铁轨带来的结果算不上好，但这个实用主义的选择牺牲了一个人却保全了5个人，也算是下签中的上上签了，对不对？

现在来看看下面这个稍加改头换面的道德两难问题（案例二）它是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Judish Jarvis Thomson）提出的。同样是一辆失控的火车沿轨道飞驰而来，同样是5个人困在铁路上命悬一线。但这次，你处在轨道上方的人行天桥上，身前有一位体形魁梧的陌生人。挽救那5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陌生人推下去。他掉下去以后必死无疑，但他庞大的身躯可以挡住火车。你应该推他下去吗？

现在你或许会说，我们碰到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了。虽然这个例子中的生死帐算起来与案例一完全相同（都是牺牲1条生命挽救5条生命），但这次抉择我们更谨慎紧张。原因何在？格林纳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答案。答案与大脑中的不同区域有关。

他认为，案例一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涉及的是大脑、前额叶与后顶叶皮质（特别是前额扣带回皮质、颞额和颞上沟）中那些主要与冷静客观体验有关的部位，也就是与推理和理性思维有关的部位。而案例二则属于所谓“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道德两难问题，它猛烈冲击大脑的感情中心大门——杏仁核，在这个部位掀起轩然大波。

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精神变态者遇到案例一的道德两难问题时，都相当干脆利落。然而，重点在于，对待案例二的问题，精神变态者与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丝毫犹豫，会泰然自若地把那个胖子扔下桥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令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这一行为上的差异也在大脑中相当清晰地反映出来。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时，精神变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的两难困境，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了。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核磁共振成像仪，然后向你提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觉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然而对于精神变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有关时，精神变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杀人狂与领导者：个性相似 命运不同》

㈥ 道德冲突的事例

有一部外国电影《丛林兄弟情》，通过讲述主人公如何完成一项艰难的救助，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道德冲突的场景。

影片的主人公是一只可爱的小狗。这只小狗为一富豪所豢养，一天，当富豪在山野游玩时，小狗不慎与主人失散。在流落中，小狗目睹了一只生育不久的母狮被猎人打死的景象。猎人将母狮的尸体扛走了，但没有发现不远处还有六只嗷嗷待哺的幼狮。小狗萌发了为幼狮觅食的想法。它先试图抓捕兔子,但当它将一只兔子逼到绝路时，兔子绝望的眼神使它于心不忍，于是放弃了捕杀兔子。它只好去偷猎人挂在房外的烤肉。后来，它发现有一只母虎刚生下幼崽，奶水充足，于是它想方设法带领幼狮去母虎那儿。在此过程中，它受到一头狼的追杀，有几次被狼追逼到绝境，几乎丧命。最后它巧妙设计，使狼摔下悬崖。它还要时时提防老鹰的捕食。在与老鹰的搏斗中，出于无奈，它舍弃了一只幼狮的生命。它的主人好几次就在它的近旁急切地呼唤它，但考虑到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狠下心来没有应答。历经艰难险阻，它终于成功地把幼狮交托给了母虎。当主人又一次寻找它时，它怀着欣慰的心情与主人相见。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个道德冲突：（1）为救助幼狮，去偷盗食物。（2）为救助幼狮，企图杀死无辜的兔子。（3）为完成救助，让主人饱受寻找之苦。（4）为摆脱纠缠，毅然杀死了狼。（5）为保全更多的幼狮，只好让其中一只幼狮被老鹰吃掉。在这些道德冲突中，有大善与小善的冲突，也有善的目的与恶的手段的冲突。主人公为了解决这些冲突，作出了各种道德妥协。虽然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但透过故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编导的价值趋向，看到了许多属于人之常情的东西。它以一种新颖别致的形式昭示我们，当面对道德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道德冲突并不是指道德要求本身的冲突，而是指行为者在具体情境下难以同时践履多种道德要求时出现的困境，这种困境又可以称为“准则冲突”。所谓“准则”是主观化了的原则。当道德原则被个体认可、接受了之后，就会转化成他的准则。一个人总会形成各种准则，在具体情境下，不同准则的要求会令他无所适从，出现了准则冲突。但正是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个体的道德能力得到锻炼，道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种行为符合某种准则，可同时又违反了另一准则。这就要求道德主体在相互冲突的准则之间进行自主的选择，亦即选取其中一个准则，舍弃另一个准则，从而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某种道德目的。当几种道德价值不可兼得而又必须作出选择时,道德主体往往处于一种非常为难的窘境。人一方面可以自主选择，另一方面又必须对选择负责，这样，伴随着道德冲突中的自主选择，道德主体的内心常常会体验到种种难言的孤独、焦虑、不安和痛苦。道德主体若要避免这些孤独、焦虑、不安和痛苦，就要放弃选择，放弃道德上的自由，而听凭别人、权威或社会集团对冲突所作的裁决。但这样一来，主体的实践就丧失了道德的本质特性，就不能确立自己存在的道德价值。因此，真正独立的主体必然不会放弃自主解决冲突的机会，从而也就注定要忍受痛苦的折磨。其实，行为者的道德能力也正是在这种两难的矛盾过程中经受磨练、得到升华的，个体道德的实现过程因为准则冲突而大大丰富了。

1、准则冲突的表现

准则冲突的具体表现异常复杂，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归纳。从主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角度看，准则冲突可分为：由于社会或他人对同一角色的期待或要求不一致所引起的该角色内心的矛盾；由于个人改变角色而造成的新旧角色与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冲突；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一个人往往身兼几种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往往赋予其不同的义务，从而形成义务间的冲突。在人们的实际生活里，一个成年人往往处于多种关系中，而只要他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系中，扮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角色，那么，在他身上，各个不同角色的准则要求之间就可能形成冲突。

从行为价值目标的角度看，准则冲突可分为：其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或自身条件的限制而导致的个人在价值目标选择上的困境。自由、尊严、富足、事业、爱情、家庭、友谊等都是构成幸福人生的要素，缺少任何一项，都将带来人生的缺憾。然而它们常常不可兼得，我们不得不在这些都值得追求的目标之间作出痛苦的取舍。其二，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利益选择上的困境。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个人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也时有冲突。其三，基本道德原则之间发生尖锐冲突。如忠孝不能两全。又如，铁轨只有两条岔路，一条上有一个孩子，另一条上有三个成人，急驰而来的列车发生紧急情况，来不及刹车，这时，火车司机应该怎样选择？在“不可伤害他人”和“必须救助他人”中，哪一个是更严格的律条？其四，面对强大的邪恶势力，生命价值与自由、尊严以及其他信念之间发生尖锐冲突。这种冲突使人面临最严峻、最残酷的选择：维持信念必须以舍弃生命为代价，选择生命则必须以背弃人之为人最宝贵的东西为代价。比如在集中营里，有人逼迫你作出选择：将十个人中的一个杀死，另外九个就可以活下；否则，他们全部得死去，你作何选择？

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准则冲突分为两种情形：目的正当手段不正当；目的不正当手段正当。对于以正当的手段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这种道德现象，人们一般较易作出道德判断，因为能使不正当目的得以实现的所谓正当手段，实际上是靠钻社会规则的空子，不正当目的的实现必定包含着对他人或社会利益的侵占，是我们反对的。人们备感困惑的是：可否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正当的目的？或者说，一个正当的目的是否可以为其不正当的手段辩护？

2、准则冲突的解决

由主体所扮演的多种社会角色所带来的准则冲突，难以根本解决，它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层次性和多样性，个体只能以克制、奉献来缓解冲突的程度。由行为价值目标所导致的准则冲突，可以大部分解决，这主要取决主体自我调整自身的价值取向，并在做出一种决定时，尽力修补或减少因放弃另一价值目标所造成的过失。

行为方式上的准则冲突能否圆满解决，取决于是否正确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与手段之间是一种交互关系。一方面，树立正确的道德目的，是解决两者冲突的前提。目的规定和制约着手段，道德的目的通常采取正当的手段就能达到。另一方面，手段也制约着目的的实现，手段正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从长远来看，正当的手段能够促进目的的实现，而不正当的手段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会歪曲以致篡改目的的性质，妨碍目的的实现。手段的性质不仅直接影响到目的的性质，而且手段的价值也会增加、减少以至改变目的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排除生活中会出现“歪打正着”现象。要解决目的与手段造成的冲突，手段的正确选择就成为关键。在手段的选择中要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选择有效的手段，使手段具有道德上“善”的价值，手段的有效性是道德自主选择成为现实的关键。

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片面观点，即目的决定论和手段决定论。目的决定论者认为，只要目的是合乎道德的，不必考虑手段是否正当；目的决定一切，目的可以为任何手段辩护；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因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比如，为了救济穷人，可以偷扒盗窃，坑蒙拐骗；为了教训坏人，可以私设公堂，残酷殴打；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可以夸大成绩，隐瞒缺点，欺上瞒下。目的决定论往往成为当权者公开或暗中奉行的信条，同时也为各种不道德行为大开绿灯，使道德评价和法律裁决产生混乱。

手段决定论者主张,手段就是一切,手段是因，目的是果，手段是脱离目的而独立存在的。他们往往不分目的的是与非、正义与不正义,单纯评判手段的善恶性质，甚至对于手段要达到什么目的都不予考虑。在这种观点看来，对社会邪恶势力，对犯罪分子的种种不法行为，不应该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只能采取人道、和平的教育手段来对待，否则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这种“勿以暴力来抗恶”的观点，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容易造成对恶势力的让步和纵容。在现实生活中，以道德和劝善的方式去对待恶势力，其效果往往是软弱无力的。

准则冲突的真正解决，取决于道德主体如何确定自身的道德价值。但有时道德价值也难以取舍，为此，有必要引入“道德妥协”概念。所谓道德妥协，是指主体在选择中有意识地放弃某些道德规范和准则，牺牲某些道德价值，以保持其他道德原则和规范，维护更高的道德价值。为了“最大的善的目的”，在较低程度上对“恶”的妥协、对“善”的牺牲是允许的，也将被认为是道德的。所以，妥协性道德手段的选择在道德行为实践过程中是允许的，但这种选择又必须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是诸种决定中带来“最小恶果”的，否则，任何对“恶”的妥协都是不道德的。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一个道德价值的取舍，如果它是为了达到更高道德目的所必要的，而且本身又是道德的，那么就是合理的；如果当下的取舍迫不得已地带有不道德的性质，那么只要它与最高目的不矛盾，并且不改变目的的道德性，那么这种取舍也应被认为是合理的。

㈦ 什么使我们道德

疯狂并不在于人类心灵的愤怒与蒙昧——尽管它确实可能是黑暗与愤怒之地。可以确信的是，它也并不在于人类心灵的超验美德——它如此崇高，我们用更大“灵魂”将之笼罩其中。癫狂却实际在于“野蛮”与“高尚”的两种特质，它们常常刹那间存在于一个生命、一个人那里。 我们是一个拥有令人惊奇的慈爱的物种。我们相互照料、彼此追求、相拥而泣。自从科学教会我们怎样去做，我们就欣然地将我们的身体器官给予别人。而在与此同时，我们却彼此杀戮。人类历史过去的15年，如同加速器里被创造出来的亚原子颗粒在万亿分之一秒内消失一样，弹指一挥间，但是在那短暂的一瞬间里，我们却见识到了我们自己难以形容的恐怖——在摩加迪沙、卢旺达、车臣、达尔富尔、别斯兰、巴格达、巴基斯坦、伦敦、马德里、黎巴嫩、以色列，纽约市、阿布格莱布、俄克拉何马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学校——所有的罪行皆由这个星球上最为高等、明智、最为有操守的物种所一手炮制。我们为之羞愧，亦为之矛盾——我们同样是最为卑劣、残暴、最为血腥的物种。 科学越是钻研到行为模式的深处，就越难保持我们在地球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自负。我们自言是唯一会使用语言的物种——直到大猩猩和黑猩猩掌握了符号语言。我们又自言是唯一会使用工具的——但是除非你不把水獭用石头打碎软体动物或类人猿用从小树枝上拔下来的叶子捕捉白蚁算在内。 将我们同其它物种区分来的是或应当是我们异常成熟的道德感，对好与坏、是与非的最根本理解，意味着不但我们会理解自己的疼痛——这些是最低级的神经系统就可以做到的——而且，还会理解别人的疼痛。此特性乃是何谓人类的本质所在。而为什么如此本质又经常被糟蹋，没人能说明白。 道德可能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但是我们获得它却很迅速。一个学龄前儿童会认识到在教室里吃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老师说这样是不对的。如果这条规定被取消了，吃东西被认可了，孩子会很高兴地遵守。但是，如果同一个老师说把其他同学从椅子上推下来也是没问题的话，他们就会迟疑了。“他们会回应说‘不，老师不该那样说’，”心理学家、《培养一个讲道德的孩子》合作者之一迈克·舒尔曼如是说。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某人教给孩子一条规定，但是，不准推搡之规定有一种“粘滞性”，一个人不遵守它也会遭到失败，即使某位权威人士支持推搡行为。这便是一个道德问题与一个纯粹的社会公约之间的区别，舒尔曼和其他人相信孩子们会与生俱来地感觉到这些。 当然，事实是，孩子有时会说对了，而且不会特别地对此感觉不好——除非，他理解了。而这对行窃之人或施行屠戮的暴君同样是正确的。“道德判断在人们当中是相当一致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道德思维》的作者马克.豪瑟尔如是说。“但是道德行为却分散在曲线图的每个角落。”我们知道、甚至直观地感觉到的准则，绝对不是我们经常遵守的那些。 那些直觉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对遵守如此不一致？科学家还没能回答那些问题，但他们一直关注来自脑部扫描所提供的线索。动物研究与种族行为研究就提供了一些线索。这项研究至少没有马上使我们表现得更好。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许是脱离野蛮的一小步，但却是重要的一步。 讲道德的类人猿 道德确立的最深刻基础是“移情”现象，即认识到伤害我的东西会以同样的方式被你感知。尽管人类是自负的，但这却是一种人类与其它物种所共有的品质。 毫不奇怪，比起动物，我们要远远复杂得多，就像“移情”那样，我们会表现出慷慨的特质，尤其你若认为动物并没有心灵，就更是这样。行为主义者经常使我们所称的“移情”变为一种商业事物，而被称为“互惠的利他主义”。今天所做的一项善举——提供食物、给予庇护——明天就带来一个回报。倘若一群动物很好地实行互谅互让，那么这个群体便会繁荣兴旺。 但是甚至在动物当中，也有一些颇为丰富的例证。其中一项最重要且最深刻的对非人类移情的观察是由俄罗斯灵长类动物学家纳迪亚·柯茨所做的，她在20世纪前半叶研究非人类认知能力并在她家中饲养了一只年轻的黑猩猩。当小猩猩用他的方式到房顶上时，让他下来的通常方式——呼喊、斥责、给食物——很少奏效。但是倘若柯茨坐下来假装哭泣，小猩猩就会立刻跑到她身边来。“他绕着我跑，就像在寻找侵犯者，”她写道。“他体贴地将我的下巴放在他的手心……就像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似的。” 你很难回到上个世纪的早期再去发现这样的记述。甚至玩世不恭者也会在宾塔·朱利卡的故事面前变得平和温情。这只大猩猩在1996年营救了一个跌进她的动物园围栏当中3岁的男孩，她轻轻地摇晃在她臂弯里的孩子并把他放在驯兽师能进来接走他的门口。“移情能力具有多层次性，”灵长类动物学家、《猿形毕露》（采台湾译法）的作者、埃默里大学的弗兰斯·德·瓦尔说，“我们与许多动物共有一个核心。” 然而不可能由此直接判定在动物当中的移情，人类的移情是另一回事儿。豪瑟尔引用了一项研究，夫妻或未婚配偶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他们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在每次引起疼痛的刺激实施之前都会提醒他们，其大脑便以特有的方式发出轻微惧怕的信号。然后，他们被告知他们并不会感到不舒服，但他们的同伴会不舒服。于是，甚至当他们并没有去看他们的同伴时，试验者的大脑准确地发出了信号，就像他们自己将要经历疼痛一样。 当威胁变得越复杂时，大脑运转就越困难。道德研究者最喜欢研究的一个场景是“列车困境”。你正站在铁道旁，一辆失控的火车向五个毫无防备的人猛冲而去。转辙器就在旁边，它可以使你让火车改道到岔线去。你会这样做么？当然，你救了这个五条性命并不需要代价。那么假设有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正好站在岔线上呢？现在死亡率的比数的5比1。你会杀了他而去救其他人么？如果一个无辜的人站在火车上的桥上，你会将他推倒在铁轨上来阻止火车么？ 当人们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中时，将这些两难的选择摆在他们面前，脑部扫描图便会变得混乱了。使用转辙器让火车冲向一个人，而避免冲向五个人，这会增加大脑的后侧前额叶皮层的活动——这个部分会作出冷静的、功利的选择。复杂的事情，推无辜的受害者的想法，大脑的内侧额叶皮质区——与情感有关的一个区域——便会启动。当这两个部位相冲突时，我们就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在一份最近的调查报告中，当被问到有关“列车场景”时，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到铁轨上——即便他们清楚这样会让五个人在他们的假设中死去。“在我们的脑袋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哈佛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约瑟华·格林纳问道。“为什么我们在一种情况下会对用一条命换五条命说没问题，而在别的情况下就说不行了呢？”

㈧ 杀一救多怎么办

��讨论多种情况：（第1—5点是基于某一集团的内部情况分析）
��1、如果杀此人合乎人道，合乎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则欲杀人者为执法者或正当防卫等情况），则杀此人。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且道德与法律两不误，是最佳情形。例如，在具有公信力法律的环境下，法院判杀危害一方的罪犯，合情合法；又如一市民见恐怖分子准备启动爆炸装置，危害多数人的安全，如果杀此人又属于具有公信力法律下的正当防卫，则合情合法。

��2、如果杀此人合乎人道，但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杀人者不是执法者身份来杀此人或不属于正当防卫情况），则不杀。这是合情但不合理的做法，虽然不违背道德，但违背法理，所以不要去违背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例如，一市民看到一个正在熟睡的A级通辑犯，留此人必为害多人，故愤慨而杀死此人，但违背法理。因为此通辑犯还没经过审判，这个市民未被授予执法者身份，所以杀死此人就是行凶。

��3、如果杀此人合乎人道，但不符合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杀人者不是以执法者身份来杀此人，但杀此人符合具有公信力的道德信条），则杀此人。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意味着法律的法理作用失效，那么我们只好“替天行道”了。例如，对于受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保护的大恶人，人人得而诛之，不杀不足于平民愤之类的，留一个而害无数，为什么不杀？只是，怎样的人该杀，这个度不好把握。

��4、如果杀此人不符合人道，但合乎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欲杀人者是以类似执法者身份来杀此人的，但杀此人符合具有公信力的道德信条），则杀此人。一般而言，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是不违背人道的，但也有例外。如一火车司机发现有一个小孩坐在前方铁轨上不动，此时来不及刹车，但可以变轨到一条弃用的便道上，不过这会带来更多伤亡。司机只好选择“杀”轨道上的人，虽然他“罪”不致死，但为了“救”更多的人，只好做这一个无耐的选择。

��5、如果杀此人不符合人道，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则不杀。这个时候再说“天赋人权”才比较有意思。
��由上可见：具有公信力的法律＞人道＞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杀与不杀是基于以上考虑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是“人道”的提炼，是公众的标准，所以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当处于“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时，“人道”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比较含糊，如果不是大是大非，比较难于拿捏。

��6、“不符合人道，不符合具有公信力的法律”的特例。例如，古时候皇上有旨，叫甲人去杀乙，否则灭甲满门。要考虑的是皇上的“圣旨”是否具备公信力、让民众信服呢？如果这被认为是一条“不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则甲没有理由为了保护自已的族人而去杀乙，杀乙就是不符合“人道”的；当然，如果那“圣旨”被认为是“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杀乙就不是甲的过错。可见，“人道”和民众的认知能力有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中是不一样的。

��7、在涉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等方面上，问题会变得复杂。例如，日本人会把我们认为的甲级战犯当作“民族英雄”。这就与文化、种族、意识形态等扯上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了“国际法”，并以人类的道义约束，也就是常说的人道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道”来和一般的“人道”作区别。“国际法”是宽泛的，这时“天道”的作用更突出。“天道”＞国际法＞国家法。如法西斯主义是反人类的，不符合“天道”，因而应该遭到全人类的反对。再例如，剌杀敌对国的领袖人物，剌杀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等等，是否合情理？如果不符合“天道”而只是满足某一团体的利益，这太狭隘了。
��话又说回来，“天道”如何？这无法精确定义，只有类似反人类这样大是大非问题上才能明确是违“天道”的。所以，“杀一救多”在不同集体利益的冲突上，是充满争议的。这时，再由“欲杀人者”所信奉的主义起决定作用才是相对合乎情理的。

��先是客观作用，再到主观作用。

㈨ 科学上有哪些著名的悖论

一、芝诺悖论

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在他和乌龟的竞赛中，乌龟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但他不可能追上乌龟。因为在竞赛中，追者首先必须到达被追者的出发点，当阿基里斯到达乌龟在某时所处的位置时，乌龟已向前移动一些；阿基里斯再到达乌龟的那个位置时，乌龟又往前跑了一段；……因此，无论阿基里斯到达乌龟曾处的哪个位置，乌龟都会在他前面。所以，无论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永远追不上乌龟。

㈩ 道德两难的看法

平常心 不要带有嫌弃的眼神 语气温和 拿出自己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