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缓则
Ⅰ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Ⅱ 关于网络法学的介绍
网络时代呼唤网络法学
作者：董炳和 主题类号：C1/社会科学总论 【 文献号 】1-970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72～93
【分 类 号】C1
【分 类 名】社会科学总论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网络时代呼唤网络法学
【 作 者 】董炳和
【作者简介】董炳和，1960年生，现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正 文 】
《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用“垂死的鱼”来描述我们现在的法律面对“数字世界”时出现的窘境。他说，“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尼葛洛庞帝著：《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虽然尼氏的这段话未免过于夸张， 但它的确反映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网络时代需要新的法律规则。
一、网络时代对传统法律的挑战
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及融合产生了计算机网络，并使人类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到网络时代。计算机网络作为新技术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进步所无法比拟的。计算机网络不但为人类提供了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它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网络空间（cyberspace）。在网络时代，传统法律面临着两个不同层次的挑战：来自网络传播技术的挑战和来自网络空间自身的挑战。
网络传播技术提高了人类处理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从而使传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与网络出现之前的信息传播技术相比较，网络传播具有四大优势：一是速度快，以光速传播；二是质量高，复制件与原件在质量上没有任何区别；三是成本低，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付出时间，而不需要任何资金的投入；四是范围广，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这些优势使任何一个进入网络的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使网络成为真正的“大众传媒”：既面向大众，又来自大众。传统媒体垄断信息传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法律中信息传播规范的主要功能是对信息传播行为的控制。不论是大众传播法还是版权法，其核心都是对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的对象则主要集中在具有营业性质的传播上，个人性质的传播通常被容忍或忽略，因为它们造成的后果或者影响比较轻微。在网络时代，虽然营业性传播的影响并不会减低，但个人性质的传播却可产生与营业性传播相同的后果和影响，因此，对个人性质的传播进行控制成为必要。但是，这种控制不但要影响信息社会对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而且还会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宪法权利问题。美国数个有关网络传播控制的法案迟迟未能得到国会的通过，以及已通过的法案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网络空间是新技术条件下形成的与我们现实的生活空间完全不同的“空间”，虚拟性是其本质特征。网络空间并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而是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只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想象中，只是逻辑上的存在。也就是说，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网络空间”，但是，一旦我们进入计算机网络，就能够感觉到网络空间的存在，我们可以在其中获取或发布各种信息，就像它真实存在一样。在网络空间中，既没有任何物质形式的存在，也没有任何地理坐标和时间坐标，任何用来描述和确定物理空间的因素在网络空间中都将失去意义。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一切法律都是为了解决物理空间中的问题，它们所指向的都是处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之下的人、行为或者物。而网络空间既无空间也无时间，适用于物理空间的法律根本无法在虚拟空间内立足。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在开篇时引用的尼氏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传统法律在网络时代所面临的这两种挑战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网络传播技术对传统法律的这种挑战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因此，通过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或补充基本上能够解决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努力从事这项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网络空间自身对传统法律的挑战则具根本性。其中不但要涉及到许多技术性问题，而且还要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理念性问题，甚至会完全改变我们现今所熟悉的法律的基本概念。仅仅将适用于物理空间中的法律照搬到网络空间中去，或者对其进行修修补补后适用于网络空间，将不会具有多大的效力。尼氏坦言，“电脑空间究竟在哪里呢？如果你不喜欢美国的银行法，那么就把机器设在美国境外的小岛上。你不喜欢美国的著作权法？把机器设在中国就是了。”（前引尼氏著书，第278页。 ）这是在为网络空间制订规则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网络时代引发的法律变革
面对计算机网络的这些挑战，法律作为一种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社会机制必然会做出一定的反应。
版权法是与网络传播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部门，也是受网络传播冲击最大的法律部门，因此，变革首先从版权法开始。
1995年9月， 美国克林顿政府公布了一份名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与知识产权”的报告（即著名的“NII白皮书”）， 建议对现有的美国版权法进行修正，以适应计算机网络的要求。概括地讲，白皮书所附的建议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将作品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过程定性为版权法上的复制，从而将网络传播的行为完全纳入版权法的范围；二是将版权所有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纳入版权法的范围，使版权保护的对象由传统的作品扩大到与作品没有任何联系的技术保护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白皮书及其相关法案在美国遭到强烈的批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白皮书对版权法的合理使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破坏了传统版权法中已经达成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制衡。因此，有关法案未能得到国会的通过。
继美国之后，欧盟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对版权法等法律制度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各种建议。同时，有关国际组织也在积极探讨版权制度的改革问题。版权法的变革已刻不容缓。
但是，最早制订网络规则的既不是美国，也不是欧盟，而是负责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事务的国际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了两个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这两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保护版权的《伯尔尼公约》和保护邻接权的《罗马公约》适应数字及网络环境的要求。除了对两公约的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和补充之外，两条约分别在法律上首先将网络传输正式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使版权所有人（包括邻接权人）享受了控制网络传播的权利。同时，两条约还将要求各缔约国承担义务，对技术保护措施和权利管理信息给予适当的法律保护。因此，这两个条约也经常被称为“网络条约”或“数字条约”。这两个条约目前虽然因没有达到法定批准数量而未能生效，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许多国家正在采取立法行为，以使该两条约早日生效。
1998年2月，巴西对版权法进行了修正， 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上述两条约的最低要求纳入本国法律。同年10月，以“NII 白皮书”建议为基础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在美国最终获得国会通过成为立法。许多国家也正在采取立法措施批准上述两条约，或者将两条约纳入本国法律。
除了将网络传播纳入传统版权法体系之外，有些国家将网络传播纳入了电信法或通信法的管理范围，如美国、德国等。但是，如前所述，这种管理措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除了与通信自由的宪法权利可能存在着冲突之外，国家将网络空间纳入管理的范围还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
另外，在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数据库知识产权、网络商务的法律控制等许多方面，新的法律规则正在不断产生。
总之，在网络时代真正来临之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在法律上进行准备，以迎接网络时代的挑战。与网络有关的法律规范正在不断增加，并将发展成为一个涉及宪法与行政法、知识产权法、民商法、刑法等多种法律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部门——网络法。
三、网络时代需要网络法学
随着网络法律问题的提出以及有关法律规范的产生，作为网络时代法学发展的成果之一，网络法学（cyberlaw）应运而生。
在英语国家，“cyberlaw”已成为对与网络有关的法律和法学研究的通用名词，有关cyberlaw的著作、论文和网页正在不断增加。
在我国，虽然“网络法学”这一名称尚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与网络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却已普遍展开，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法学”所面临的任务和目标并不是证明自己有资格、有能力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存在，而是要解决网络时代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虽然我国的网络建设和应用比发达国家要相对落后一些，有关网络的法律回应也晚一拍，但已出现了一些有关网络的法律规范，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将版权法扩张运用于与网络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中去的案例。因此，不论是否承认“网络法学”，对与网络有关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网络法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而存在并不重要，也不是本文要探讨和论证的问题。
根据国内外法学界的基本认识，网络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信自由与信息自由的维护与限制；（2）知识产权；（3）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4）网络空间的犯罪与刑罚；（5 ）网络商务的法律规则；（6）信息的法律保护；（7）程序与法律冲突，等等。其中，通信自由与信息自由的维护与限制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分歧的问题，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差别都很大；知识产权问题是重中之重，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多数问题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其他问题的研究则大多刚刚起步。
从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网络法学都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论题也集中在与网络应用有关的具体问题上。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网络时代，网络法学将会蓬勃发展。
Ⅲ 有哪些「给法学界出难题」的案件
1、有人把你人肉搜索出所有的身份信息，然后发到网上让网民对你网暴，你去法院要怎么起诉？
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开始，就有了“人肉搜索”这个词。但我国的“人肉搜索第一案”是姜岩自杀事件引起的王菲（不是王靖雯）被人肉搜索后维权案。
北京女白领姜岩怀疑丈夫王菲有外遇，在自杀前两个月，她通过“北飞的候鸟”个人博客以日记形式在博客上连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认为王菲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自己的婚姻很失败，等等。
姜岩自杀前，把博客密码告诉了一个网友；自杀后，该网友将其博客的密码告诉了其姐姐姜红，后姜岩的博客被打开。
再之后，大旗网、天涯社区以及“北飞的候鸟”博客上都出现了该事件的相关专题文章，甚至有声讨王菲的文章，相关文章里披露了王菲的详细个人信息。广大网民通过网络辱骂王菲，甚至前往现实中王菲的信息进行骚扰。
2008年3月18日，王菲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起诉至法院。但此时就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王菲的个人信息被披露，其隐私权被侵犯。但是翻开法律，“隐私”这个词，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精神卫生法》、《执业医师法》、《律师法》等几十部法律里都有使用，但是偏偏就是最重要的《民法通则》里面没有。
这个问题，司法实务中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把隐私权解释为名誉权的一部分，所以最后这个案件，是以“名誉权”纠纷来审理的。
一直到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才正式确立了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并且规定，利用网络实施的侵害行为，规定网络用户和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侵权责任。而后，在2017年的《民法总则》里面，也正式把隐私权与名誉权并列为公民的权利之一。
在去年公布、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中，才正式、完整地对隐私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作了相关的规定。
#民法典宣传# 1/1
2、“蛋壳脑袋”案怎么处理？
所谓“蛋壳脑袋”，即被害人的身体有异于常人，脑袋像蛋壳一样脆弱，在遭受同等外力伤害时，可能一般人不会受太严重的伤害，但“蛋壳脑袋者”却可能重伤甚至死亡。
这种轻微暴力致异常体质者死亡的案件要如何处理，法学界至今也没有明确、无争议的答案。
这类案例非常多，不去详细列举某一例了。而且随便一搜就有大量的相关文章。简单来说，实务做法首先还是考虑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次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最后才有极少数案件认
Ⅳ 求法学界论文高手指点！赐我一个毕业论文题目
你的法学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
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
（一）选题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本科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长，选择适当的论文题目，但所写论文要与本专业所学课程有关。
（二）查阅资料、列出论文提纲
题目选定后，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调研和进行实验，搜集、查阅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然后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
（三）完成初稿
根据所列提纲，按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完成初稿。
（四）定稿
初稿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按其意见和要求进行修改，然后定稿。
一般毕业论文题目的选择最好不要太泛，越具体越好，而且老师希望学生能结合自己学过的知识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不知道你是否确定了选题，
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
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
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
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
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
你如果需要什么参考资料和范文我可以提供给你。
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问我，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
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一、尽快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毕业论文工作布置后,每个人都应遵循选题的基本原则,在
较短的时间内把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从毕业论文题目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另一类是专业学科本身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范
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尽快从上述两大类中确定一个方向。
二、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毕业论文的具体题目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
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选题方法。
浏览捕捉法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占有的文献资料快速地、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
论文题目地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
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课
题。这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作一全面的阅读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的都
应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点看法,就到此为止,急于动笔。也不能“先入为主”,以自己头
脑中原有的观点或看了第一篇资料后得到的看法去决定取舍。而应冷静地、客观地对所有资料作
认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反复思考琢磨许多时候之后,必然会有
所发现,这是搞科学研究的人时常会碰到的情形。 浏览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
泛地浏览资料。在浏览中要注意勤作笔录,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记下资料中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
观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脑海中涌现的点滴体会。当然,手抄笔录并不等于有言必录,有文必
录,而是要做细心的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当详则详,当略则略,一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和
材料则不必重复摘录,只需记下资料来源及页码就行,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步,是将阅读
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材料可按纲目分类,如
分成: 系统介绍有关问题研究发展概况的资料; 对某一个问题研究情况的资料; 对同一问题几种
不同观点的资料; 对某一问题研究最新的资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将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与资
料分别加以比较,找出哪些体会在资料中没有或部分没有;哪些体会虽然资料已有,但自己对此有不
同看法;哪些体会和资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体会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深化和发挥等等。经过几番深
思熟虑的思考过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及时捕捉住,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选题的目
标也就会渐渐明确起来。
Ⅳ 中国法学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后）：
1、高铭暄：泰斗加学术（刑法界的祖师爷）
高铭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1951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195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毕业，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兼任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Ⅵ 8000字关于法律的论文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次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马乾龙
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
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网络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9.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18.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20.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40.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http://www.sysfw.gov.cn/sfw/shownews.asp?NewsID=9580]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3-01/21/content_699658.htm
]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Ⅶ 请法律界的人士告诉我，上诉的条件以及上诉需要提供写什么材料，谢谢！
当事人不服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或者裁定，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当事人不服民事、行政判决的上诉期间为15日，裁定为10日;不服刑事判决的上诉期间为10日，裁定为5日。
具体上诉程序规定
上诉必须在法定的时限内提出。判决书的上诉期限是送达之日起的15日内，裁定书的上诉期限是送达之日起的10日内，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裁定上诉期只有7日。这个期限自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后的第二日起算。如果各方当事人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的日期不同，上诉期限从各自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的次日起算。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
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那么，一审裁判即发生法律效力，只要有一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提出上诉就不发生效力。
如果你对一审的裁判结果不满意，决定上诉。那么，不管对方有没有上诉，都要提出上诉。如果你以为对方已经上诉，我就不用上诉了，反正还要再次开庭审理，对一审判决的意见我在法庭上一块儿跟法官说就行了，那你可就错了。因为民诉法明确规定：被上诉人在二审诉讼中，要求变更第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换句话说，只要没提出上诉，法院就视为你同意原判，对你在二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可以不予考虑。因此，不管对方上诉与否，只要对一审判决不同意，要求二审法院改判，就应该上诉。
要上诉.就要先写上诉状。如果你请了律师，上诉状可以由律师帮你写;如果没请律师，自己也可以写。书写上诉状时要注意：一、在上诉请求中要首先综合叙述案情全貌，接着写明原审裁判结果，指明是对原判全部或哪一部分不服。最后写明具体诉讼请求，是要撤销原判、全部改变原判还是部分变更原判。二、上诉理由主要是针对原审裁判而言，而不是针对对方当事人。针对原审判决、裁定论证不服的理由，主要是以下方面：(1)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2)原审确定性质不当;(3)适用实体法不当;(4)违反了法定程序。
对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裁定不服提出上诉，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要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要激纳上诉费。你必须在递交上诉状的次日起7 日内，按照一审给你的缴费通知书，到指定银行交纳诉讼费用。如果交费确实有困难的，可以申请缓、减、 免交。逾期未交纳诉讼费用。没有申请缓、减、免交，或者虽然申请但未获法院批准，仍不交纳诉讼费的，法院会按照撤回上诉处理
Ⅷ 《论犯罪与刑罚》的中文译文
《论犯罪与刑罚》
前言：
外国法律文库序
外国法律文库是一套大型翻译丛书，入选书目主要是外国尤
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著作。中国法学界15名从事外国法与比较法
研究与教学的学者组成的编译委员会负责确定书目和组织翻译，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印行。受编委会之托，我将组织出版这样
一套丛书的缘起及有关情况作些说明。
我平生治学，以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为主。50年代末以后的
20多年间，我国法制建设历尽坎坷。那时，像罗马法这类洋货，不
仅是奢侈品，简直可以说是违禁品。“文革”结束后，法制建设与
法学教育都逐渐走上正轨。10多年来，在我所在的大学里，罗马
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较法等都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在立
法方面，每制定一项法律都广泛地搜集国外立法资料，博采众长，
以求既符合中国情况，又顺应国际潮流。不过，在这些过程中，有
一个困难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手脚，限制着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翻
译为中文的外国法律著作数量太少。说来难以置信，自1949年直
到今天，西方法律学术著作在大陆译为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余
种。这些著作的汉译又没有有效的组织，因此必然存在着书目安
排上缺乏系统性、选材上却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个别译本
的译者中外文修养不够，率尔操觚，致使误译多有，贻患学林。在
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期待对外国法律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了，而没有这样的认识，又怎么能希望博采众长、融合中外的借
鉴呢？
近年来，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一直是我的一个迫切的
念头。曾与法学界的一些同行谈起，他们也都对这样一项工程极
表赞成。曾对中国文化研究提供过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会也决定
对该项目提供赞助。1991年初，外国法律文库第一届编委会正式
成立。15位委员中包括了北京法学界——今后还要吸收各地学
者，使其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术事业——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
年学者。编委会确定了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的三个标准：（一）以
学术著作为主，兼顾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纪作品为主，
兼顾此前的经典著作；（三）以西方作品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代
表性作品。力求通过整套丛书反映外国法学与法律的概貌，为学
术研究提供素材，为法律教学提供辅助，为国家立法提供借镜，为
一般读者提供有益于增进法律知识和培育法治意识的读物。编委
会又聘请了4位外国著名法学家作为顾问，以更好地保证选题上
的权威性。在译校者的确定上，除语言修养外，还要求他们是相
关领域的专家，以有利于忠实地传达原意。丛书的规模，初步确
定为50种，当然，若条件许可，它完全应当成为一套不间断出版
下去的丛书；法律翻译要追随法律与法学的发展，如同译文要忠
实地追随原文。
外国法律文库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法学界的一些资深教授
的积极参与，他们有些参加了编委会，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工
作。有些虽然不是编委，却也给予文库热情的关心，他们推荐书
目与译者，有些还应邀审阅译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以其眼界、才
华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库的翻译进度与质量得到了保证。福
特基金会对文库的翻译与出版提供了宝贵的资助。所有这些都是
应该在这里深表谢意的。
声称作品“错误在所难免”已成为一些序文的套语，对于外
国法律文库一类的翻译丛书来说，这样的俗套却决非客套——完
美到无可挑剔程度的译作至今还只是一种理想。但是，重要的在
于积极的参与和认真的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此道，随
着一本本译著的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事业组成部分的法律翻译，必
将会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翻
译的技巧也会日渐成熟。我对于这样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话，诚
可谓馨香而祝之矣！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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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简介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
始人贝卡里亚的这部著作，
篇幅不大但影响却极为深
远。该书初版于1764年，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
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全
书洋溢着伟大的人道主义气
息，对刑讯逼供和死刑进行
了愤怒的谴责，鼓吹刑法改
革，力倡罪刑相适应的近代
量刑原则。本书问世后立即
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被译为多种文字，它对于俄
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等国
的刑法改革具有重大的影
响。该书被誉为刑法领域里
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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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片断：
六 关于逮捕
就社会自身的安全来说，同样违背其宗旨的一个错误是：允
许执行法律的官员任意监禁公民，允许他根据微不足道的借口剥
夺某个私敌的自由，或者无视最明显的犯罪嫌疑，使他的朋友不
受处罚。
监禁是一种特殊的刑罚，它需要在宣布犯罪之前执行。但是，
这一明显特点并不使它失去另一基本点，即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
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因而，法律应指出：应根据哪些嫌
疑而羁押罪犯，强制他接受审查和刑罚。公开的传闻、逃跑、法
庭外的供认、同伙的供述、对侵害目标的威胁和长期仇视、犯罪
的物证等类似犯罪迹象，都足以成为逮捕某个公民的证据。但是，
这些证据应该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由法官来确定。当法官的决
定不是对公共法典中基本准则的具体表述时，就是侵犯政治自由。
随着刑罚变得宽和，随着从监所中消除了凄苦和饥饿，随着
怜悯和人道吹进牢门并支配那些铁石心肠的执法吏，法律将心安
理得地根据嫌疑决定逮捕。
一个被控犯了罪的人，经监禁而获释后，不应背上什么耻辱
的名声。多少被指控犯有极严重罪行的罗马人，在被证明无罪之
后，受到人民的尊重，并登上了光荣的职位！但是，在我们这个
时代，为什么一个无辜者的结局竟如此不同呢？因为在一些人的
眼里，目前刑事制度中的强力和权威的观念似乎比公正的观念更
重要。因为受控告者和已决犯被不加区别地关在同一个秘密监狱
里；因为监狱与其说是对罪犯的看守所，不如说是一个刑场；因
为对内维护法律的力量与对外保卫主权和国家的力量，本应相互
统一，却相互分离了。前者本应依靠法律的共同支持与判断力结
合起来，而不是依靠那种直接的权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所赢
得的荣耀本可以消除耻辱感，同其他民间感情一样，与耻辱感联
系较紧的是逮捕的方式而不是该事物本身。事实上人们公认：军
事监禁并不像法庭监禁那样声名狼藉。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民众、
习俗和法律中仍保留着有辱国家现代文明的东西，仍保留着我们
北方狩猎祖先的一些野蛮的痕迹和粗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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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目录
外国法律文库序
致读者
一、引 言
二、刑罚的起源惩罚权
三、结 论
四、对法律的解释
五、法律的含混性
六、关于逮捕
七、犯罪嫌疑和审判形式
八、证 人
九、秘密控告
十、提示性讯问口供
十一、宣 誓
十二、刑 讯
十三、程序和时效
十四、犯意、共犯不予处罚
十五、刑罚的宽和
十六、关于死刑
十七、驱逐和没收财产
十八、耻 辱
十九 刑罚的及时性
二十、刑罚的确定性和必定性恩赦
二十一、庇 护
二十二、悬 赏
二十三、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二十四、衡量犯罪的标尺
二十五、犯罪的分类
二十六、叛逆罪
二十七、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暴侵
二十八、侮 辱
二十九、决 斗
三十、盗 窃
三十一、走 私
三十二、关于债务人
三十三、关于公共秩序
三十四、关于政治惰性
三十五、关于自杀和流亡
三十六、难以证明的犯罪
三十七、一类特殊的犯罪
三十八、虚伪的功利观念
三十九、关于家庭精神
四十、关于国库
四十一、如何预防犯罪
四十二 总 结
贝卡里亚传略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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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根据意大利著名刑事诉讼法学
家江·多麦尼哥·皮萨比亚（Gian Domenico Pisapia）教授1973年
编辑的意大利文版本译出的；几年来，译者又参照其他几种版本
作过数次校订。皮萨比亚教授的版本采用的是法文译者、著名
“网络全书派”学者莫雷莱编排的章节次序，即42章。贝卡里亚
本人曾认为这个经调整的次序比原作的次序（47章）“更为自然”，
因而“更为可取”。我所作的唯一调整是把一些较长的段落划分成
若干自然段，因为，贝卡里亚这本书浓缩了大量含义深刻的论点，
我想应该多留出些间隙，让读者能较为从容地品味其中的意蕴。
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原文，译者在正文边缘标出1973年意大利
文版本的对应页码。
附于译文后的《贝卡里亚传略》，是我根据收集到的各种关于
贝氏的生平介绍和评论文章整理撰写的。这些外文材料也包含不
少矛盾和歧异，就拿贝卡里亚1766年1月26日写给莫雷莱的信
来说吧，我见到的几个意大利文本相互间都有差异；我尽量采用
那些由比较专于此项研究的学者援引的材料。在写作中，我还对
几年前出版的拙作《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援引的个别译文，作
了订正。
这本书的出版使我内心中一个最大的宿愿得以实现，我一直
把《论犯罪与刑罚》作为我的第一位法学启蒙老师，今天能够把
这个译本献给全社会，真使我有一种报恩者的满足。在这里，我
应当对余叔通教授表达深切的谢意，他对照本书的英、法、日等
几种译本，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提出了许多改进译文的意
见，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简洁优雅的文笔以及提携后学的风范，
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到席殊书屋去看哦!